不是不知你疼痛
作者简介：张春燕，一九八一年二月生，总后驻京某部军人，上尉军衔。二○一一年二月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小说处女作《正式道别》。
脸盆牙刷洗发水,书水杯内衣，还有什么？对，卫生纸！我把已经快要装满的包往地下一扔，跑到卫生间，打开壁柜。壁柜里露出一排整齐的卫生卷纸，卷纸旁边，还有半包剩下的卫生巾。哦！还得拿卫生巾呢！我急忙扒拉下来，和卫生纸一起装进了袋子。
没想到竟然要在愚人节住院——本以为这事会拖到清明节后，因为手术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清明节前，也就是说明天之内准备完成。但是刚才，竟然接到了住院部打来的电话，要我立刻去办入院手续。虽然我也想早一点痛快下刀，让那一个可疑的东西水落石出，但是，一想到早已安排好的清明节踏青将被毫无生气的病房取代，我便有些怅然若失。
其实我们全家都很怅然若失，但他们怅然的是“正事”——按我老公李好的说法。
这“怅然”始自昨天的诊断结果。结果的主人，嗯，也就是我，一个三十岁的，风华正茂的，有一个刚刚两岁儿子的，正幸福生活的女人，被诊断为“上皮内高度病变”。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感到异样的子宫——它是有问题的。至于是多大的问题，得等锥切术后的病理结果。如果病变穿透基底膜，则可诊断为“癌”，如果没有，则可称之为“癌前病变”。是前者，我将面临二次手术，那将意味着要切除子宫，如果累及其他，还要接受卵巢输卵管全部摘除，淋巴结全扫和化疗；是后者，便可暂时为止，然后坚持复查，直到再出现新的问题。
这些知识是我拿到诊断结果后百度来的。和普通人一样，我的第一反应是否认，不，怎么会呢？怎么可能是我呢？但是紧接着，当我意识到我的反应“跟普通人一样”的时候，便迅速超越了“否认期”，也跨越了“愤怒期”和“协议期”，直接进入到癌症病人心理反应的最后一个期——“接受期”。
我即将要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了，虽然只是通过了考试，还没有接诊经验，但是这不妨碍我用心理咨询师的思维思考问题。既然知道终究需要接受，那么还否认愤怒什么呢？直奔主题就行了！况且——我也只能这么想。因为我得安抚我妈，安抚我爸，安抚李好，在他们三个人看来，这是一个天塌地陷的打击，所以，不论怎样，我都要把良好的心态传递出去。于公，是在进行角色领悟；于私，是让笑容重新回到一家人中，也包括我自己的脸上。
住院手续办理得很顺利，我住在一间双人病房。病房的一切设施，包括配餐员和保洁员都似曾相识——两年前，我就是在隔壁的产科剖腹生下儿子的。人生是多么的奇怪，在同一个地方，可以是创新，也可以是损毁。
我妈提着一大罐乌鸡甲鱼汤进门的时候，我正跟旁边的二十八床打听假发的事儿。二十八床三十二岁，正在接受子宫卵巢全切术后化疗。我说我要是需要化疗，头一件事儿就是剃个光头，我可不想眼睁睁看着自己掉成秃子。而且，我要买一长一短两种头发，一三五戴长的，二四六戴短的。见我妈进门，我赶紧闭了嘴。在她面前，我早已给自己下了“癌前”的结论，而这个阶段，是不需要化疗和假发的。
我接过饭盒，有些愧疚地说，又不是生孩子，哪需要这么补啊！我妈说，差不多，反正都要流血，多喝点肯定有好处。我只好乖乖接过来，只是少了上一次的成就感。
我妈一边把一兜水果塞进床头柜，一边说，来的时候见着麦苗她妈了。
我立刻警觉起来，你跟她说了？
说了。
说这个干嘛啊！
也没想说，但是她看见我提的饭盒就问我上哪，我又不会撒谎，这么着就说起来了。
我本来想喊，就是个门诊手术的事儿，你别让人觉得咱家跟天塌了似的。但发现我妈的眼圈又红了——从知道我的诊断结果起，我妈的眼圈就几乎都是红着。于是我缓和了口气，说就说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妈，你别老想那么复杂。我妈说，知道。又说，麦苗这两天在家呢！说回来一段时间了。我有点吃惊，她回来了？我怎么不知道！随即想喊，不要！不要让麦苗知道！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知道这不是我妈能决定的事，只好哦了一声闷头喝汤。
麦苗知道会是什么反应呢？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有点心烦气躁。
我跟麦苗，哎，怎么说呢！我们俩从五岁至今，已经整整认识二十五年了。她是我至今唯一有联系的童年伙伴。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俩如胶似漆，只意味着我爸和她爸的缘分太深——他俩从我俩五岁也就是他俩第一次共事起，就再也没有分开。一个工作变动，另一个随后便也变动到同样的地方，一直到现在进入干休所。所以我和麦苗被迫纠缠至今。
其实用“纠缠”不太准确。因为现在我们除了能够通过我们的父母知道彼此的消息外，无论空间还是情感，我们都已毫无瓜葛——空间上，初中毕业后，我们升入不同的高中，又在不同的城市读大学，直到现在，麦苗远嫁异国。我们见面的次数由星期变成月、年。这次麦苗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竟然都不知道，可见，我们的见面周期还将由一年上升为N年；而情感上，自从初中三年级豆芽的那件事后，我们的蜜月期便结束了。整个高中，我没有和麦苗说过一句话。每次见到她，我都赶紧绕开。升入大学以后，我的思维和交往方式开始向成人转换，见面时不再视而不见，而是非常礼貌地问好、微笑。但是我知道——麦苗一定也知道，这是比沉默更深的芥蒂。三年前麦苗结婚，带着先生回来请客，我本来是答应参加的。我结婚时，麦苗从万里之外寄来了我的最爱——芭比，这个限量版的佩戴纯金首饰的芭比，要比小时候我生日时她送的豪华得多。当时我想，不管现在我们的关系怎样，等她结婚，我一定也送她一份最爱的礼物。但临到眼前，我却报了旅行团飞去千里之外的西藏，将本打算精心挑选的礼物换成了毫无感情色彩的红包。
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羽毛。可我，决然无法达到秋白那样伟大纯粹的境界，因为我无数次想把那段历史从我的生命中抹去。是的，我想遗忘那段历史，所以只能回避跟那段历史有关的一切人——按照心理学概念来讲，麦苗带给我的不良情绪已经充分泛化。因为不光是她，直到现在，我仍然回避所有的小学和初中同学。他们每个人，都能让我直接或间接想起那段历史，课间操……卫生巾……天哪！一想到此，我的心便像被炙烤般疼痛。
豆芽那件事之后，我曾无数次回想起那个梦魇般的日子。
那是小学三年级，也就是我们九岁的一个中午，我和麦苗在她家厕所——原谅我无法称它为“卫生间”，因为它除了一个蹲坑外别无其它。这间不足两平方米的空间，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在这里我们可以不受打扰地探索任何我们想探索的秘密。那天，我们无意间在放手纸的袋子的最底下发现了一包卫生巾。这对于从没有见过它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东西。
卫生巾是什么？是和卫生纸一样用来擦屁股的吗？我发出疑问，麦苗反驳，不像，它又瘦又长，又软又厚，和卫生纸一点也不像。我们翻过袋子，在袋子的后面发现了有图解的使用说明。于是明白，它是放在裤衩里面的。
可是放在裤衩里面干什么呢？是不是把它放在裤子里面，就不用擦屁股了？啊！肯定是这样！我们为我们的研究成果而欢呼跳跃。欢呼之后，我们开始着手体验。
我们一人拿出一片，小心翼翼地脱下自己的裤子。麦苗说，咦，怎么还有张贴画？她指的是那条覆盖粘胶的纸。我摸了摸，胸有成竹地说，肯定是保护卫生巾“卫生”的！麦苗恍然大悟。
我们笨手笨脚地把它放进裤衩，提上，原地踏步。太舒服了！像垫着一张棉垫子！我说。麦苗也陶醉地说，真暖和！他们大人可真会享受！
于是，我们便垫着这软软的、暖暖的棉垫子走向学校，走向那个多年后我仍然无法释怀的意外。
意外发生在课间操，在做到“跳跃运动”这一节时，我的大棉垫顺着裤腿，滑到了地上。我当时站在第一排，后面男同学的一声大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啊，那是什么怪物啊！班主任走了过来，捡起卫生巾，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这是在干什么？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当时的脸红并不是这个东西本身带来的不安，而是从班主任探寻的目光中，我嗅到了请家长的气息。请家长是班主任的尚方宝剑，她的宝剑一出鞘，我的天空便要狂风大作。所以，我惶恐地低下头。这时候，麦苗跑到了我身边，她眨着她那双无比清澈的眼睛说，老师，苏果保证下次再也不这样了。真的，她下次肯定不这样了！您就原谅她吧！
老师原谅了我。尽管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是不该偷偷享受妈妈享受的东西，还是不该在做操的时候让它从裤子里面掉出来。
但是，这件事之所以让我记恨到今天，和以上发生并无关系，虽然我当时也有点抱怨麦苗：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为什么你不说你也这样了？真正让我不能释怀的是六年以后，也就是我们初三那年，跟它相关联的另外一件事。
那时候，我们俩还是一个班，还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时候的麦苗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是许多男同学目光的焦点。每天放学，麦苗都会和我一起回家，路上，她像个骄傲的小公主般目不斜视，而我，则不断提醒她谁谁在跟踪我们，谁谁藏在前面那棵大树下。当然，有时也会受人之托给他传小纸条，或者在她和某人单独说话的时候给他们“放风”，这些事让我乐此不疲。我甘愿当我这位光芒四射的女友的陪衬。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点也不嫉妒，就像我们不会嫉妒嫦娥太美一样——我一直觉得（包括现在），麦苗的美丽已经上升到无从嫉妒的程度。
但是——但是啊，麦苗同学似乎对此全无知晓。否则，她怎至于用那样的方式，跟我较劲？！哦，一想到此，我的心跳便开始加速。
较劲的事因男同学豆芽（这是麦苗给他起的外号）而起。麦苗曾不止一次地对豆芽同学表示不屑，瞧他穿得多土啊！你看他那两条腿不就是两条粉条吗？他除了会看书还会干什么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作铺垫，我才没有顾虑地向她表达了我对他的赞赏，你知道吗？他读过很多书！而且，也不吝啬借给我看！我不知道这句话触动了麦苗的哪根神经，总之从这以后，麦苗同学对豆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她也开始向他借书。但是，豆芽从不自己给她，而是通过我转交。这让麦苗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对于一个骄傲的公主来说，视而不见比拒绝更难接受。于是，麦苗做出了那个决定——告诉豆芽我三年级时掉落卫生巾的事！面对我的暴怒，麦苗仍然瞪着她那一双无辜的眼睛说，我只是想向他证明，我们是从小长大的好朋友，我们彼此知道对方的所有秘密，他不可能插进我们中间来的！
哦，你们应该能想到我那一刻的耻辱，我从来没有那样哭过，真的是嚎——啕——大——哭。我的秘密，一个少女最深的隐秘，竟然，就这样轻易地被公之于众了！
时间是治疗一切创痛的良药吗？不！这件事对我造成的创痛，历久弥新。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我一来例假，一拿卫生巾，就会想到这一幕，想到“丢脸”、“肮脏”、“龌龊”这些词。在这种感受的支配下，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自己买过卫生巾，都是蹭我妈的或让我妈帮我买。甚至连例假，我也对它充满了厌恶。我从不会像别人那样，把例假称为“好朋友”，总是痛快地说“倒霉”——哎！又倒霉了！啊！终于倒霉完了！
等等！
——倒霉？难道正是我对“倒霉”的厌恶才使得我将要面临不用“倒霉”的境况？！想到此，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清明节的三天，除了等待，别无它事。
中间麦苗打来了电话。麦苗说，怎么可能是这样，是不是搞错了？我说，对，它就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我不会真的成为癌症患者的。麦苗又说，她今天晚上的飞机，所以下午一定要来看我！我说，别来，我跟医生请假了，这就准备按原计划去踏青。
挂掉电话时，二十八床插进话来，你真的还有心思去踏青啊？
二十八床是昨天新入院的，之前那位出院了。这位病友五十来岁，子宫肌瘤，要做子宫切除手术。本来她对自己的病顾虑重重，可是一见到我，她便将顾虑全部转移到了我身上，感慨道，天哪，如果我是你那样都不知道怎么活了——真不知道我该不该把这句话也理解为同情。所以，在她面前，我被迫表现得更加无所畏惧。
有啊！当然有啊！要不怎么算过节呢！
虽然我的踏青计划早已破灭——李好要拿我的病历去肿瘤医院会诊，爸妈要坚守在厨房为我煲乌鸡甲鱼汤，就连一向生动的儿子，也在他们情绪的感染下，蜷在角落没了声息——但我仍然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肯定回答。并且，为了配合这个答案，我还拿出化妆包，对着小镜子画起眉毛。
嘿，真有你的，清明节也能当节过！
我不回答。在镜子的掩饰下，我开始回味昨天医生的宣判。
昨天，在检查椅上，女医生温柔地问，多大了？有孩子吗？我回答，三十岁，有了。她说，这么年轻！不过有孩子，还算好。我马上意识到她是在打我子宫的主意。于是小心翼翼地询问，像我这样的年龄、这样的病情，切子宫的可能性大吗？她说，嗯，这个不一定，得根据术后的病理结果。我本能地预感到，医生的“不一定”可以等同于“可能很大”，便继续试探，那根据您的经验，像我这样的，是不是病理结果出来后，基本都得切啊？她说，那可不一定，上次我做的一个，入院时和你病情差不多，最后就没切。
一阵眩晕……
我从来不是一个幸运的人。就像喝饮料从来不中“再来一瓶”一样，对这样小概率的幸运我也不该空想。只是，我多么不甘心啊！我才只有三十岁啊！这样重要的器官竟然就要离我而去？那以后，我还是我吗？这种残缺感是不是比疾病本身更值得顾虑呢？
可顾虑又能怎么样？我既不能决定病情的走势，又不能找到倾诉的对象——二十八床不行，爸妈不行，李好也不行。我昨晚试探着问李好，可他觉得，反正你不想再生了，要子宫有什么用呢？只要能保住性命，其他的“我不在乎”——多么大义凛然的话啊！可是你不在乎，我就可以不在乎了吗？谁说我在乎的只是你在不在乎！
哦！我需要一个出口！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要找到一个能够释放我的恐惧我的脆弱我的悲伤的出口！不是说做了心理咨询师内心便再也不会纠结了吗？事实上，需要倾诉和内心坚强并不冲突，心理咨询师本身也需要督导，可是我，说与谁知呢？
有一瞬，我甚至有点后悔如此不留余地地拒绝麦苗了。但仅仅是一瞬，豆芽便穿越时光，从脑海里蹦出来，用洞悉我全部秘密的眼神打量我，我便立即没有了像麦苗敞开心胸直抒胸臆的欲念。
我的手术，在难挨的三天“节日”过去之后，终于来了。
我关于手术室最后的记忆是输液器上那个小滴壶。我看到麻醉师在往里面加药，我问她，是麻药吗？她说，不是，只是让你镇定一下。之后，我便没了知觉。
这是手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李好陪在我身边。他大概以为我睡着了，因为我一直闭着眼睛。但事实上，我只是不想说话，我在不断回想进入手术室的每一个细节。
在手术间门口，我碰到了推门报信的医生。他对着等在手术室门口的一个被诊断为“肝癌”的病人家属说，知道结果了吗？家属紧张地说，不知道。他说，哦，是良性！
良性？两秒钟的沉默后，家属中的一人一拍脑门，声音哽咽了，良性？真的是良性？天哪！医生说，是的，你父亲这样的病例很罕见，术前各项检查指证都提示恶性的可能大，但术中病理回报是良性。
病人家属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我也受到感染，忍不住拍起了手。这样起死回生的结果，大概比本身没有病更让人兴奋吧！家属中的一个阿姨说，姑娘，你也不要怕，等你的肯定也是好消息！我由衷地向她道谢，不管怎样，能分享别人的幸福也算是一种幸福。
到达手术间后，被要求脱下全部的衣服，然后被护士们五花大绑地固定在手术椅上。其中一个拿来整瓶的碘伏，倒在我肚子上准备消毒。我说烫，她说，那好吧，凉一会儿。我又要求她给我盖一条被子，但她说等会儿会有很多层手术巾盖在身上。于是，我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毫无选择地乖乖就范。
这时候，我的主刀医生走进了手术间，他握了一下我的脚，说，这么凉，紧张吗？我说，是的。他说，不要紧张，子宫卵巢附件全摘我要不了半小时也能搞定，你这只是锥切，二十分钟解决问题。说完，又拍拍我的脚，刷手去了。
我的脊背一阵阵发麻。半个小时，还没有我挂号等待的时间长，可竟然就能让那些代表性征的器官完完全全消失，让一个本来完整的人面目全非。
我不觉扭动了身躯，试图感受一下我的子宫是否还在。虽然我还不至于在这一次的手术中失去它。
我的子宫怎么会有问题？它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我的例假从来都是静悄悄地来，无声息地走，它的周期从来都是准确无误，即使我加班熬夜、大量运动，它也不曾提前或者推后。痛经，这种让很多女人花容枯槁的疼痛，我从未体会过。不仅如此，任何关于女人的痛，我都没有体会过。我没有经历过流产，没有刻骨铭心的早孕反应。两年前生儿子，因为是臀位，三十九周常规入院，在没有开始宫缩，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阵痛的情况下，我就被推上了手术台。所以，生产对我来说，只意味着做了一个手术。还有比这更正常的子宫吗？是不是上苍对我太过偏爱，所以不忍心让我体验这些属于女人的疼痛，便干脆一劳永逸地剥夺我体会疼痛的资格？还是，所有关于女人的疼痛，他都只想让我通过手术来体验？
想到这里，悲从中来。这时候，电话响了，我不动，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李好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下接起来，你好……哦！麦苗，是你……哦，很顺利……她睡着了……快递……礼物……好的，好的……谢谢你……她醒了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我没有回过去，倒是麦苗，在我手术后第二天又打了过来。当时，我刚刚送走爸妈和李好，卸下笑容，站在病房的窗口，望着楼下的花园发呆。是的，从长远来说，我完全确信手术之后，我的生活还会继续，即使最坏的结果，也不会立即威胁到我的生命，所以对于生活，我不绝望。但这并不意味着眼下我也不能悲伤。昨天麦苗电话里跟李好说，快递了一份礼物给我，可礼物，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并不值得期待。我早就不是那个喜欢芭比的小女孩了。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要安静地待一会儿，想想只能属于我的悲伤——这种他们体会不了、也没法让他们体会的悲伤。于是，任铃声一直响。
窗外的花园里人来人往，午后的阳光温暖而明媚，一些工作人员正在移栽新的柳树苗，柳树刚刚抽出了碧绿的叶子，嫩嫩的。很多病人都下楼散步，有的拿着收音机，有的坐着轮椅，有的吐着烟雾……如果不是身上的病号服，他们和在公园并无二致。他们都有什么病呢？会和我一样无处倾诉吗？
石台上坐着的两个女孩，一个穿着病号服，另一个穿着裙子。穿病号服的那个女孩——哦，她应该和我年龄相仿，我见过她，我们俩是一起入科的，只是不知她住在哪一床。此时，她正和另外一个女孩一起吃一个苹果——她咬一口，另一个她再咬一口。就这么自自然然地交替着吃。
曾经，我和麦苗吃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苹果、梨，甚至带到学校去的馒头、油条，就连冰棍，也要买两根不同的，一起吃完一根再吃一根。麦苗之后，我没有和任何人再这样吃过东西，包括李好。我们也会分享，但是，我们会用刀子切开、用手掰开。实在无法分割的，就谦让着让对方去吃。是的，这种吃法只属于我和麦苗，只是，它被留在了过去，它只属于曾经。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羡慕着她们。那个女孩，她得了什么病？会和我一样吗？如果是那样，那她一定能向另一个女孩诉说所有的恐惧吧！而她也一定知道她所有的疼痛吧！
病理结果提前一天回报——病变穿透了基底膜。这不是最好的结果。但是，比起最坏的，还算幸运。因为卵巢得以保留，也不用进行化疗。
后来，我了解到，其实像我这样术后病理结果升级的不足百分之三十；又知道，第一次给我做检查的医生只是一位进修医生，经验有限。所以，当时我对病理结果的担心有些过度。但好在这一点“过度”，否则，当要面临这样的病理结果时，可能更加让人难以接受。
医生叫我去检查室。按照计划，明天我便可以进行二次手术。现在我需要取出留置的纱布，查看切口恢复的状况。
医生用一把长钳子，轻轻拿出纱布。看着切口，他满意地说，恢复得很好，伤口就像一个圆圆的小酒窝。
小酒窝？我很惊奇他这样形容那个被缝得乱七八糟的切口。哦，多可爱的小酒窝啊！一个有小酒窝的子宫，多好！
这个时候，他突然说，哎呀，你来月经了？
月经？我算了算日子，不会吧？应该还有十天……我从来都没有提前过！
肚子疼吗？
我深吸了口气，不疼……可我从来也不疼。
医生又拿了两块纱布，仔细擦拭，之后，拿出来，没错，是功血。你这两天是不是太紧张了？提前这么多！先出院吧！等月经干净了之后再手术！
下了检查椅，我浑浑噩噩地回到病房。把自己关进了卫生间。
我想哭，想大哭。
我来月经了！从来不会提前的月经竟然提前十天到来！它知道它要离我而去，所以，便在我永远地消失之前来跟我道别！
坐在马桶上，我拿着刚才换下来的卫生巾，仔细端详。
它还是那么鲜红，只有一点儿，像一朵小梅花。刚才的那一片，血量多些，像喇叭花，像几朵喇叭花叠在一起。
我把麦苗寄来的全部卫生巾都摆在眼前的洗漱台上，一一拆开，体验。
是的，这就是麦苗在电话中说的那份礼物。收到它时，李好嗷了一声，说，你们女人真行，这玩意儿都好意思送？于是，我看到了那个盒子，盒子上勾画着淡淡的牵牛花。我一眼就认出那是麦苗的手笔，想不到，这么多年，她还在画。小时候，我们俩每年过生日都会互送礼物。我喜欢娃娃，她就送我不同的芭比。她喜欢画画，我便送她颜料或者画框。我以为这一次的礼物又会是一个芭比。可是，出乎意料，竟然是卫生巾，很多种不一样的卫生巾！有薄荷味的、绿茶味的、益母草味的；有绿色的、黄色的、紫色的；有画着小女孩的、花朵的、小方格的……
说实话，我从来不知道卫生巾还有这么多的不同。我妈给我买来的卫生巾从来都是一样雪白——和我三年级用过的一样雪白。是的，我从来没有刻意关注过卫生巾，就像我从没有想到我的例假会提前十天来一样——我当初拿它只是为了应对术后的出血。
李好说，早知要受两次罪，还不如第一次就切掉算了。不不，我宁愿做两次！如果不是这样，我今生都不会有机会明白，原来来例假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
我把全部的卫生巾摆在眼前，每一张，我都凑到鼻子前仔细地闻，之后，小心地撕掉胶条，粘在裤子上，然后站起来，感受那种软软的、凉凉的滋味。除了在麦苗家的厕所里，我不记得我还有什么时候这样仔细地端详和体会过卫生巾。
在用上一张画着浅紫色小花的卫生巾后不久，我又感觉到了潮涌，它是温热的、恣意的。我坐下来，打开。这回像什么？像一片云，一片轻轻流淌的云。我把它换下来，和之前的喇叭花、梅花鹿、枫树叶、非洲地图、小鱼、草帽……放在一起。
一阵风吹来，麦苗画的那张卡片从洗脸台上飘落。我拿起来。上面画着两个扎着小辫的小女孩。一个孤零零地坐在大树底下的石头上，一个孤零零地站在远处的小河边，她们的影子都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
我不知道哪一个代表我。
因为，两个小女孩的眼睛里，都有泪滴。
（责任编辑：王倩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