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韧的不是语言，而是缠绕

　　二十多年前的大学里，“校园诗人”曾是一个魅力指数极高的文化铭牌，谁都想在自己的胸前挂上一枚。我也不例外。于是，我整天地忙着读诗和写诗，并由此熟悉了有位叫杨克的诗人。如今，我已远离诗坛差不多十几年了，而杨克还在潜心地经营着他的诗歌。几乎是每个月，我都会收到全国各地朋友赠送的各种诗集或诗刊，里面常常有杨克的诗，以及谈诗的文章。二十多年如一日，说实在的，真不容易。尤其是在广州这个充满了各种世俗欲望和诱惑的城市，杨克的行为，没有理由不让人感动。所以，当刘醒龙先生邀我推荐“汉语诗歌双年十家”的诗人时，我似乎不假思索地就想到了杨克。
　　但是，真的让我谈论杨克的诗，我又感到满怀的惆怅。因为多年对诗坛的疏离，让我早已找不到多少读诗的感觉。可是，一想到刘醒龙先生用那种非常信任的口气“赶鸭子上架”，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读杨克。此时，我手头正好有一册刚刚寄到的《诗歌月刊》第九、十期，是一册“中国新诗九十年九十家”的专号，其中的杨克专号有这样一段评价：“杨克的诗歌能及时反映时代的发展变化，将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人文思潮和社会风尚进行了准确的诗意传真，显现出鲜明的年鉴意识与诗史品格。”尽管这种评述有点语焉不详，让人不甚明了，但多少也能模糊出一些意味，尤其是在“反映时代的发展变化”方面。
　　事实上，读《杨克诗歌集》时，我感受最深的也是这一点。杨克的诗离现实很近，离生活很近。他常常将触须探入现代生活的角角落落，带着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不断地想像并复原各种独特的生存感受，审视并思考那些隐秘的存在状态。在那里，“汽车蝗虫般漫过大街/我的身体像只大跳蚤在城市的皮肤蹦达/‘忙’这条疯狗/一再追咬我的脚跟/这个年头/有谁不像一只野兔？”（《“缓慢的感觉”》）。“在没有黑夜的南方/目睹金钱和不相识的女孩虚构爱情/他的内心有一半已经陈腐。”（《杨克的当下状态》）。“想象点钞机翻动大额钞票的声响/这个年代最美妙动听的音乐，总有人能听到/总有人的欲望可以万紫千红地开花/走向珠江三角洲，无数的人就这样消失/一场暴雨被土地吸收”（《广州》）。欲望、梦想、冒险、惊奇……在奢侈淫靡的都市内部，人们总是以感官享受为第一原则，将消费时代的无深度生活打造得“万紫千红”。诗人杨克，便是以各种自嘲的方式，将自我不断地纳入纷乱的都市之中，体验着那份内心深处的孤苦和无奈。
　　那是一种灵魂没有归依的感伤。只有躯体在各种时尚的符号中流淌，只有感官紧贴着欲望的楼群在飞翔，只有金属的声音击打着每一个飘忽不定的身影。在《在商品中散步》、《天河城广场》、《花城》、《火车站》等诗作里，杨克都非常准确地击中了现代都市内部的欲望化镜像，以及一些普通个体生命在都市中的卑微处境和迷惘状态。他们为梦想而来，为命运而来，最后无一例外地被梦想戏弄，被命运抛弃，就像一场暴雨被土地吸收。因为，“再大的城市，都不是灵魂的/庇护所。飞翔的金属，不是鹰。/钢筋是城市的骨头，水泥，/是向四面八方泛滥的肉。/玻璃的边缘透着欺骗的寒冷。”（《真实的风景》）。拒绝情感、拒绝交流、拒绝真诚，是一切现代都市的真实处境，是人类自我创造的物质镜像。它既是现代性的后果，也是文明背后的某种必然性的苍凉。
　　杨克以其率性的言辞，为现代都市中的灵魂游走进行了一种祭奠性的表达。所以，读杨克的诗，在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在感受都市生存的无奈和怅惘，还不如说是在体会本雅明意义上的压抑和褫夺，即，一种被挤压成“单向度的人”的真实困顿。评论家张柠先生就认为，杨克的诗具有“城市生理学”的经验主义价值，因为它们道出了现代城市内部的荒诞和残酷，分裂与错乱，“杨克似乎要用这样一种悖谬性的词语搭配，来表达自己对城市的观察经验，来传达城市复杂暧昧的‘生理’结构。”这种分析无疑很有道理。同时，这也让我想起了布罗茨基的另一番话：“艺术是一门无后坐力炮，决定其发展的不是艺术家的个性，而是素材本身的推动力和逻辑，是材料发展的命运，这些材料每一次都需要找到（或提示出）本质上全新的美学解答。拥有自身的演变、动力、逻辑和未来，艺术便不是同义的，但在最好的情形下，与历史同步，其存在方式就是一次次新的美学现实的创造。”如果我们认同布罗茨基的判断，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认定，杨克对现代都市生存境域的执著表达，尤其是对那些被赋予了各种文明符号的“城市生理结构”的展示，在某种程度上说，意味着一种新美学的建构，即，对一种物质文明背后的错位性体验和思考。
　　杨克虽然对这种消费时代的都市生活保持着某种紧密的省察姿态，甚至在很多时候，他是以反复盘旋的方式，辗转于都市里各种复杂的部位，抒写并展示各种灵肉相互剥离的情境，以及灵魂渐行渐远的虚蹈和空洞。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他并没有完全沉迷于对那种纯粹的物质情境的敲打，而是积极地寻找人与人之间真切的情感共振。也就是说，杨克一方面带着理性的解构姿态，体验并质疑着城市的“生理结构”；另一方面，他又以柔软的语言返回到自身的情感内部，品味一种诗意的怀想。“也许一开始我的身子就被你的笔迹捆住了/柔韧的不是语言，而是缠绕本身”（《信札》）；“酒，溢出来的时候，细细的一脉/铁一样地静，这就是结局。完美/……整整一个夏天我被看不见的东西伤害。像翅膀伤害风”（《诗是写给灵魂相通的人看的》）；“你的名字只剩下蓝/世界的音讯像端坐的法律/是的，它们像血液在破晓/像玫瑰暗红”（《魅》）；“那光泽莹润肌珠饱满的粉色果肉/令我在瞬间凝固/心似水晶肤若凝脂/这般纯净明洁光彩照人”（《石榴》）……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又会发现另一个杨克，细腻、缠绵、牵肠挂肚并且心怀期盼。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内心深处的软柔，以及软柔中所拥裹的非世俗性的伦理情操。
　　这也许是杨克的一种矛盾。它不是意味着诗人内心的自我分裂，恰恰相反，它传达了诗人精神上的丰富性，即，一种生命内在的繁复性。它看似简单、对立，却从不同的维度上拓开了诗人的精神视野。记得谢冕先生曾说：“杨克能以简单表现繁复，在他冷静文字背后可以感受到深藏不露的激情。他的诗呈现的是生命中那些最为纯粹也最为智慧的部分。他在并不自由的物质世界中，不竭地寻求独立而尊严的精神价值。他把心灵的追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想，谢冕先生或许正是从杨克的这种柔软的情感质地中，发现了诗人对某种纯粹且智慧的心灵追求。
　　其实，这也是一个诗人所应该具备的艺术冲动。在我看来，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当他在直面现实生存的苦难时，当他在试图回答人类共同面临的焦灼和困顿时，他除了要告诉人们，障碍在哪里，希望在哪里，还要告诉我们，如何返回温暖的内心生活，如何安顿自己的灵魂，如何寻觅和体验某种纯粹所带来的安宁。诗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紧张的，难以协调的，这不是由于诗人永远带着一种反叛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而是因为他们的心中总是存在一份纯粹的理想，一种怀乡式的渴念。这种渴念，不一定有着清晰的载体，但会绝对永恒地盘踞在诗人的灵魂中，并让他随时一触即发。在《郎木寺朝拜》中，杨克就这样写到：“此刻被身边的雪水/抱走了尘世的色彩和声音/他们的身体里/佛光朗照/只有一只完整的经筒转动”。而在《若尔盖草原》中，他又这样说到：“远离人烟和骨感/肥美/竟如此动人心魄”。这些明静、单纯的诗句，也正凸现了杨克的另一种高迈的追求。
　　
　　二十多年的生活历练，对杨克来说，已经有了太多的精神积淀。他试图将眼光伸得更远，将思考投入更深。从他近两年发表的诗来看，杨克似乎已不满足于对身边的现实发问，而是更注重对整个历史的深度思考。这一点，在组诗《人民》中获得了非常明确的体现。在这组诗中，他分别选取了中国、伊拉克、非洲的卢旺达或苏丹、德国等几个不同的民族，对那里的“人民”生活进行了一种令人惊心动魄的、记录式的展示。它让我想起了艾青的《在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黑鳗》等诗作，其中所渗透的，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怀，而是对生命存在与社会秩序的内在拷问。
　　从表面上看，《人民》这组诗是以一种悲悯的意绪，来抒写底层人民的苦难，表达诗人对弱势群体的深切体恤，体现了诗人的某种受难意识和人道情怀。但是，杨克显然并不只是为了传达这种单一性的道德立场。当他以“人民”作为诗题时，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词语内部的歧义，或者说，它所具有的丰富不定的“所指”。于是，他深入到“人民”的背后，不断地发掘这一符号所包含的各种隐秘、诡异甚至是荒谬的历史信息。这也使我们看到，“人民”作为一个明确的能指符号，它的“所指”总是被权力随意地编排，被意识形态随意地虚构，甚至被那些所谓的文明代表者轻松地进行许诺，但最后，一切利益的分享，一切意愿的表达，甚至一切最最基本的生存尊严，都没有“人民”在场：
　　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
　　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
　　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
　　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
　　互相取暖。
　　就像肮脏的零钱
　　使用的人，皱着眉头，
　　把他们递给了，社会。
　　读着这样的诗句，我感到钻心的疼痛。真正的人民，总是被抛弃在制度所赋予的身份之外；尽管他们渴望活出尊严，活出一个伟大国家所赋予的公民应有的舒坦、从容和骄傲，活出一种主人的身姿，可是，人们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肮脏的零钱”。在写伊拉克的那首诗中，杨克同样也发掘了各种宗教霸权、政治霸权以及军事霸权如何盗用“人民”的名义，通过极其虚伪的承诺，为自己的丑恶行为进行人道主义的掩饰，并最终践踏着无数的生灵。那里的“人民”，仿佛是“被看不见的手指捏着的沙子/命运比石油更黑/忽儿左手，忽而右手/惟有信仰沙粒般饱满、坚定/一颗又一颗，在阳光下闪烁”。而在非洲，在卢旺达或者苏丹，“人民”同样只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只漂亮的道义筹码，他们的真实处境，永远在道义的关怀之外，在“成堆的尸体里/突然出现一个张大的嘴巴”中。
　　以“人民”的名义漠视人民，以“人民”的旗号泯灭人民，我想，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现代性意义上的荒谬。它折射了历史内部权力分享的诡秘，也道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被不断遮蔽的某些生存状态的尴尬。因此，在这组诗中，杨克以其敏锐的思考，展示了他对生命的尊重，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明时代的某些真相。布罗茨基说：“艺术与其说是更好的、不如说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存在，艺术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尝试，相反，它是一种赋予现实以生气的尝试。艺术是一个寻找肉体却发现了词的灵魂。”杨克的诗，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在赋予沉重的现实以“生气”，而且在这种“生气”之中，让我们每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读者，都会情不自禁地沉思。
　　对历史进行深度的发问，以便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传达诗人内心的思想和情感，这是杨克近期诗歌中非常突出的主体意识。譬如，他写大草原，写羊皮筏，写江河源，即使是写额尔古纳河的白杨，看起来都是着眼于一个个具体而微小的意象，但是它们却透示出一种极为开阔的精神视野，展示出诗人内心涌动着的广袤和苍劲。像《我在石榴中看见我的祖国》一诗，就非常鲜活地体现了诗人的这种境界：
　　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
　　硕大而饱满的天地之果
　　它怀抱着亲密无间的子民
　　裸露的肌肤护着水晶的心
　　亿万儿女手牵着手
　　在枝头上酸酸甜甜微笑
　　多汁的秋天啊是临盆的孕妇
　　我想记住十月的每一扇窗户
　　从“一颗石榴”到自己的“祖国”，诗人从一开始便气宇轩昂地展示自己的感受和想像。它抒情，但不高蹈；它豪迈，但不浮夸。它通过极为质朴的语调，将一种深沉的爱意缓缓释放而出，充满了血浓于水的情感张力。“我抚摸石榴内部微黄色的果膜/就是在抚摸我新鲜的祖国”，说实在的，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所感受到的，不只是诗人胸怀的博大，还有一种穿越空和历久弥新的深厚情感。
　　杨克曾说：“我一直相信，诗是可以独立呈现的，直指的内心的，也是诉诸每个读者艺术直觉的。”虽然在很多时候，杨克作为南方写作的代表诗人，一直被认为是“口语派”的中坚，但是，我觉得，他的口语式表达，也同样可以呈现出直击人心的力量。诗歌毕竟是语言的艺术。任何一种语言，只要浸润了诗人的独特情感和思想，只要能够获得某种智慧的传达方式，它一旦进入诗歌，就一定是诗的语言，就会呈现出诗歌的特殊魅力。杨克的诗，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作者简介：洪治纲，男，一九六五年十月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出版有《守望先锋》等个人专著八部，《国学大师经典文存》等个人编著二十部。曾获首届全国“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现供职于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