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郝思嘉形象看米切尔的女性主义思想

　　小说《飘》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浓郁的女陸主义氛围，既是传世文学经典，也是女性主义文学中的里程碑式作品。尤其是《飘》的女主人公郝思嘉，作为成功的文学人物形象，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女性主义视角下“新女性”。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郝思嘉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代背景下的文学艺术符号，必然体现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例如19世纪美国女性的生活状况；而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受自身思想状况和当时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表达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思想。后者在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界已成共识。因此，本文结合19世纪美国女性的生活状态，从人物形象郝思嘉人手分析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女性主义思想。
　　
　　19世纪美国的女性
　　
　　生存状况和女权主义
　　19世纪南北战争前，美国社会还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式的传统社会，整个社会倡导“对真正女性的崇拜”，即让中上层妇女成为“真正的女性”：虔诚、纯洁、柔顺、善持家务，坚守家庭阵地。这样的女性被赞誉为美国传统道德和文明的维护者。在这一思想的倡导下，大部分中上层妇女被禁锢在家庭中，充当贤妻良母。当时的男性既可以活动在私人领域，也可以在公共领域活动。而女性却只能在家庭这个被认为是“妇女的领域”中生活。她们很少出门，在家中养儿育女，照顾丈夫，成为男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真正的女性”、“家庭是妇女的领域”等观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美国中上层妇女的生活现实。同时，美国社会还限制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在美国第一次妇女权利运动发生之前，美国妇女没有选举权，她们被完全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已婚妇女没有财产权，她们婚后使用丈夫的姓氏，婚前财产和婚后经济收入都归丈夫所有。1848年，美国妇女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和卢克丽霞·莫特召开了美国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斯坦顿起草的《观点宣言》成为这次运动的总纲领。她呼吁妇女和男子行动起来为取消对妇女的歧视、争取妇女平等权利而斗争。在女权主义者的努力下，中上层白人妇女的生存状况有了很大改变。1860年，十四个州通过了给予已婚妇女财产权利的法案。南北战争后，美国高等教育逐渐向妇女开放。第一代大学毕业的中产阶级妇女已不再安于家庭的小圈子，她们突破“妇女领域”的藩篱，向公共领域冲击，活跃在当时的社会进步活动当中。
　　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生于20世纪初，其家庭却是典型的美国南方社会家庭。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大人们整天谈论的南北战争的旧事对她来说耳熟能详，使她具备了创作小说《飘》的原始情感素材和事实材料。此外，南北战争后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勃兴和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作为时代背景，其母作为一个为女权而战斗的英勇斗士的家庭环境，尤其是她本人从小就自由独立、置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于不顾的性格和经历……这些因素的叠加累积，使得她创作的小说《飘》先天具备了从女性视角关注女性命运的故事元素和思想元素。而从小说内容看，故事背景是南北战争，地点是美国南部，人物主角是以郝思嘉为代表的新女性——可以说是作家玛格丽特本人的思想世界的投射，尤其是主人公郝思嘉的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家本人的写照。更为重要的是，透过重大历史社会变迁，表现和思考人类的生存、命运等终极陸主题，可谓经典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但鲜有将女性作为生命主体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下探讨人与世界的两极关系，而《飘》的成功和它在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性，就在于它在宽阔的叙事背景下通过描写女主角郝思嘉在巨大历史变迁中的生命历程，反映和深思以郝思嘉为代表的女性和生命个体在社会历史巨变中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状况，从而使女性的主体性地位、自立性价值得到了彰显——这一点应该是认识《飘》在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价值作用的基本点。
　　
　　郝思嘉作为新女性的形象特点分析
　　
　　“19世纪美国的新女性”，这是郝思嘉的符号意义，也是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期冀表现塑造的人物形象。但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一样，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有那个时代所深深印下的时代烙印，其所具有的特点，也正是那个社会新女性区別于传统女性的基本特征。单纯从人物性格的内涵出发，不易把握人物形象的符号意义，这里我们从相对宏观的角度去分析郝思嘉的形象特点。
　　第一，性格形成上的发展性特点。作为特殊时代的新女陸，郝思嘉不像那些传统女性，一辈子做一个服从、附属于男性的“真正女性”、“传统淑女”，比如她的妈妈爱伦：温顺、柔婉、亲切、高尚、善良、坦诚。同时，也不像那些20世纪后半叶经历了深刻思想解放、自主意识和主体地位得以基本确立的新女性：自信、乐观、自由、独立。而是呈现出新旧交替的过渡型特征，甚至有时还不断地犹豫徘徊，但从总体上却是不断发展，向着一个新女性的标准逐步靠近。从小说的历史线索和郝思嘉的人生阶段变化角度看，她在三个不同的阶段扮演了三个不同的角色：第一阶段，南北战争爆发以前，是一个粗犷、叛逆、聪慧的富家女，性格中有少见的粗犷的豪情，率真、自然，不拘一格，表现出女性视角下新的审美观和敢于张扬的女性自我意识，同时极具叛逆陸；第二个阶段，南北战争进行中间，是一个善良、顽强而又现实的飘零妇，表现女性在现实面前不屈不挠、独立生存的状态；第三个阶段，战后，是一个自主、历练而又真情的新女性。正是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完善、丰富了郝思嘉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一个新女性成长的历程。
　　第二，发展方向上的自主性特点。郝思嘉的人物形象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变化的大方向是日益走向一个自我意识觉醒、能够自主自立的新女性。其变化的关键外因是南北战争的洗礼，战争中的一系列的事件使她的主动性代替了被动性，日益自立。从一般意义上，战争的残酷性增加了人们的平等性——在残酷的战争中大家的生命一样脆弱，在终极意义上使男女地位呈现出平等的本质，比如郝思嘉对偷他们东西的北方佬的痛击；在战争中，原本作为社会主导的男性虽然在总体上仍然处于社会的主流地位，但是在具体事件和具体个人身上，男人对女人的统领性和女人对他的依附陸，都受到巨大的削弱，甚至让女人缺少了依附的对象，进而逼迫女人寻找确立自己的存在依据和自立基础，比如郝思嘉失去父亲这个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开始自己经营塔拉农场；战争中，纷乱的社会在无暇顾及女人的同时，也解开了束缚女性的枷锁，让女人有了发挥自己作用的空间，于是女人的作用开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但是在深层次上说，还是社会的变动作为历史动因推动了女性的觉醒和自立，而非战争这一特殊社会历史事件的作用——只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动体现为战争这一具体形式。
　　第三，自我实现中的价值性特点。性格的变化完善、意识的萌发觉醒，应该说还都是主观层面上的表现，而女性自立的结果和依据，就是女性能够像男性一样向社会提供价值，像男性一样不依附于任何其他生命个体获得自己存在的物质基础。简言之，就是女性的能力和作用。不管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战争后，郝思嘉在多方面都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比如在战争中，为了生活为了生计，她独自支撑，勇敢地生活，为了让塔拉农场的每个人吃得饱、穿得暖而绞尽脑汁，甚至带着两个妹妹下大田摘棉桃——这是战前黑人仆役都不愿千的活。战后，为了生计，她开工厂，与商人打交道，曾经高傲的卫希礼为了生活不得不到她的木材厂工作。郝思嘉还不顾家人的反对，雇用犯人为她的锯木厂干活，体现了不凡的经商能力。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现实事件，郝思嘉作为新女性的价值作用得到了实现。
　　以上三个方面，是郝思嘉作为新女性的形象特点，这些形象特点确立了她作为新女性的代表的符号意义，而支撑这些符号的思想基础，则是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本人的女性主义思想，因为“人物形象是作家的精神产儿，是作家心灵感受人生的艺术结晶”。
　　
　　郝思嘉人物形象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通过纵观19世纪美国女性的生存状况，分析郝思嘉作为新女性的形象特点，我们已经能较为明晰地看到郝思嘉这个人物形象所蕴含的特殊意义，对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女性主义立场，也有了较为直接的认识。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简要分析郝思嘉这个人物形象上所体现出的女陸主义思想。
　　第一，女性真正的价值在于人格力量。应该说关于女性价值之争，是女权主义者与传统社会观念斗争的焦点之一。传统社会要么否认女性的价值，要么认为女陸的价值就是取悦男性的外貌美和服务男性的好道德。正如19世纪美国社会对“真正的女性”的界定一样：虔诚、纯洁、柔顺、善持家务，坚守家庭阵地。但是玛格丽特在郝思嘉身上颠覆了传统的女性价值观。最典型的表现是对郝思嘉外表美丽的“弱化”。在南北战争前，郝思嘉在粗犷、率真、叛逆的同时，也是聪慧而美貌的。但是玛格丽特明显没有将此作为郝思嘉的典型特征，反而是把它弱化了，扩张和放大了她性格独立的一面。在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表现了这一点：“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漂亮……她脸上混杂着两种特征，一种是她母亲的娇柔，一种是他父亲的粗犷。”随后，作者对郝思嘉“白生生的小手”和她“生意盎然”的绿眼睛一带而过，却着重描写她与塔尔顿兄弟率真、大胆的谈话。这使我们感觉到郝思嘉形象吸引我们的并不是她的美貌，而是她内心的粗犷、独立、叛逆。“郝思嘉精神已成了女性世界强大生命力的象征。她有一种惊人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几经折腾，屡受打击却依然坚信如故。”正是郝思嘉内心这种强大的生命力吸引了我们，而不是郝思嘉的外表美。米切尔在扩张、放大郝思嘉性格独立的一面并弱化她外表美的同时，也就突破了男作家仅仅将女性塑造为“天使”或“魔鬼”的局限。
　　第二，男女能力均等，同享平等、自由。在小说中，玛格丽特并没有站在男人的对立面，通过否定男人的地位和作用来张扬女人的力量和价值。相反她是通过刻画了一个有着和男性一样智慧、力量和人格的伟大女子，这样的女性形象在传统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尺下理应得到肯定。先是郝思嘉自小的反叛精神。比如母亲爱伦要她“温柔一些，亲切一些，文静一些”，“男人说话时千万別去插嘴”，而郝思嘉却“仅仅学到了表面的礼貌”，对内在的、传统女性应有的品质置若罔闻。重要的是这种反叛精神不是像过去一般文学作品里描写的那样，只是女性在爱情面前奋不顾身、反叛社会，而是将反叛的内质深入到自由思想的张扬上。郝思嘉在行为方式上和言语谈吐上反对社会传统道德和礼教束缚，不是为了取悦谁，也不是为了矇胧的感情，而是根植于她向往自由的内心。更为典型的表现是她在战争中不顾炮火连天，不顾个人安危，留下来照顾将要分娩的媚兰，表现出对大义、责任的勇敢承担——这无疑是男人优秀品质的重要内涵之一。还有战后，她对经济事务的管理和操持，突破了传统女性囿于家庭生活小圈子的局限，也打破了传统社会对女人缺乏工作技能和素质不高的偏见。这样，从行为到思想、从感情到生活，女人能够独立、并且能够独立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思想得以表达。而这种思想在深层次上，是对女人智慧和力量的张扬和肯定。
　　第三，女性“双性同体”，具有独特价值。“双性同体”(androgyny)是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始见于英国早期女权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借“双性同体”探讨了创作问题。后来的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则指出，“双性同体”在本质上表现了妇女有而男人奇缺的生理心理特点，而这成为女性超越男性的特点。郝思嘉正是这样一个与男权社会相抗衡的双性同体的新形象。比如在外表上弱化她的美貌，彰显她的某些男性气质。在爱情中，她把握了主动权，一方面吸引年轻男子聚在她周围，另一方面却敷衍他们，对他们不屑一顾，一反女性在爱情中的客体地位，成为了爱情的主体。战前的郝思嘉正是处于一种和谐的“双性同体”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愜意地生活。而在战争中，郝思嘉的男性气质则得到张扬，她也打破了战前“双性同体”的和谐状态，更趋男性化。她兑现了向卫希礼承诺照顾媚兰的诺言，在媚兰分娩时不顾个人安危照顾她。这种一诺干金的义气颇有男子气概。而她后来为家庭困难去找白瑞德以及经营锯木厂同男人竞争，则体现了她男子般的勇气与冒险精神。事实证明，她经营有方，在做生意这方面不比任何男子差。可以说，郝思嘉的双性气质正是她自己走出困境、勇敢地面对新生活的原因，也是她成为一个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生命个体的原因。这种双性同体对女性价值和美感的作用，无疑是女陸的专权。
　　第四，作为生命主体，女性具有承担命运的主体价值。无论是传统社会对女性的主体地位的虚置，还是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体地位的反拨、确认，在更高层面上是从哲学意义上寻找和确立女性作为与男人等同的、甚至是去性别化的生命主体地位和价值。诸多文学作品的深层次思考，尤其是西方悲剧，多落脚于人与命运的抗争，人与外部世界的二元对立关系。而人的主体价值和地位，往往表现为面对命运时勇敢地选择、无畏地抗争、坦然地承担。但是这种悲剧模式的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男性，即使有女性出现，也只是男人生活或感情的一部分，不作为具有独立主体价值的命运承担主体。在郝思嘉身上我们看到，面对战争这一具有命运悲剧意味的社会历史事件，她勇敢地承担起来：她选择自己的所爱，不怕被拒绝被舍弃；她选择以金钱为目的，靠近那些她并不喜欢的男人；她承担赡养家人的义务，于那些男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她独立掌控自己的生活，不顾家人反对，不怕舆论压力……一直到最后，生活的磨难、家庭的不幸，她也都毫不犹豫地坚强面对，而没有去抱怨、放弃和后悔。所以，纵观郝思嘉的人生道路，就是自由选择、勇敢面对和独立承担的过程。这就表明，面对外部世界，面对命运悲剧，每个人都毫无二致。在终极意义上讲，男女作为相同的生命主体，只有人与外部世界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没有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这无疑是女性主义者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