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意象的继承

摘要：“桃花源”意象最初就是在战乱动荡的时代下孕育所生，诗人陶渊明带着对历史的理性反思和对美好乐园的感性向往，构建了一份理想的政治制度。在这份属于人类共同心理的感召下，“桃花源”意象在向着其本初意义的方向有条不紊的行驶着。同时，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也

关键词：桃花源 意象 继承 幸福

陶渊明“桃花源”意象的落脚点和基点就是围绕“避乱下的遗民”展开的，虽然在“豁然开朗”后走进了美丽桃源，但是终究还是“寻而未果”，于是遗民带着对桃源的理解，开始对历史进行了反思。

一、避世及遗民

战乱，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战国时期的兵书《吴子》中已有“战争”一词。陶渊明的“桃花源”正是在乱世的大背景下孕育而生，“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该诗开篇即从避秦开始，展开了对秦政的批判。 也正是“贤者避其世”一句，桃源在避秦的基础上又向外延扩展为“避世”，如元好问《寄赵宜之》：“旧闻抱犊山，摩云出苍棱，长林绝壑人迹所不到，可以避世如武陵。”

“避秦”也好，“避世”也罢，避的都是动乱的政局，“战尘满眼何时了”（郭昂彰《过桃川宫》），乱世下的遗民，内心又是何以避开这些纷扰不堪呢？宋遗民谢枋得，曾率兵抗元，城陷后，抗节隐居，后绝食而死。其《秦人洞》云：“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桃花源记》中渔郎就是通过洞外飘零的桃花发现了桃花源，诗人也在告诫自己不要让桃花流向外界，免得将自己的行踪暴露，晚节不保。方回在宋将亡未亡的时候作了一首《桃源行》，序文说：“避秦之士非秦人也，乃楚人痛其君国之亡，不忍以其身为仇人役，力未足以诛秦，故去而隐于山中尔”；诗里又说：“楚人安肯为秦臣，纵未亡秦亦避秦。”讽刺走入元朝仕途的文人。

明遗民，他们在对历史的理性审视上又要高于宋遗民。作为亡国下的遗民，其悲痛心情都是一样的。但正因为多了那一份理性审视，明遗民转向投身于保卫民族传统文化。黄宗羲讥讽清统治者的民族高压政策，其《两异人传》曾揭示清初遗民生存环境的残酷：“秦虽暴，何至人人不能保有其身体发肤，即无桃花源，亦何往而不可避乎？”{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幸福对于人们而言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一度卑微到“太平”即可，“寄语秦人今圣世，不妨归作太平民。”（何孟春《过桃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仰观天文，想到日月交替，昼夜更始，俯察地理，想到花开花落，季节变迁。天地尚且如此，何况是渺小的人类！人们在追随桃源意象的同时，不免掺夹些浮生若梦的感慨。宋赵鼎《醉桃园·桃源忆故人》云：“青春不与花为主，花正开时春暮，花下醉眠休诉。看取春归去，莺愁蝶怨春知否，欲问春归何处。只有一尊芳醑，留得青春住。”青春和春天一样终会过去，遗憾的是青春再也回不来了。明朝张瓒曾有诗云：“自从刘阮游仙后，溪上桃花几度红。” 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正因为时间的短暂和飞逝，名与利也显得越发空洞。这也是人们心中传统意义上的桃花源所固有的一个品质。唐五代民间词曲，也即敦煌曲子词。其中第一首《谒金门》云：“仙境美。满洞桃花渌水。宝殿琼楼霞阁翠。六铢常挂体。闷即天宫游戏。满酌琼浆任醉。谁羡浮生荣与贵。临回看即是。” 这是一首含有佛教出世思想的曲子词。作者先描绘了仙境美，随即以“谁羡浮生荣与贵”一句告诉人们：不要贪恋人间的荣华富贵，直接表达出世追求的是脱离凡世间的困扰和诱惑，追求自身的解脱。秦观《点绛唇·题桃源》云：“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尘缘”借指世间名利世俗之事，是作者醒悟后的感慨之言，最后发出“世外桃源”不可得的失落。

人们再次体悟到所谓幸福，与富贵名利没有关联，“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只有自己内心的静好，才是幸福的真谛。“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陶渊明以自己的人生实践留下了这诗意般的哲学慰藉。

二、隐逸背后的乐园

陶渊明自身就是一位隐逸诗人的形象，钟嵘《诗品》曾称誉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笔下的“桃花源”表现出了浓厚的回归自然、恢复自由的隐逸情结。同时，更是文人们自觉追求的美好乐园的化身。

陈代徐陵《山斋诗》即云：“桃源惊往客，鹤桥断来宾。复有风云处，萧条无俗人。”该诗将桃源的远离世俗之情一语道出。李白《山中答俗人》：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明李东阳评论此诗： “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怀麓堂诗话》） 这首诗以问答的方式，表现诗人隐居之趣。张旭《桃花溪》诗云：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近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孙洙评价此诗“四句抵得一篇《桃花源记》”。{2}张旭笔下的“桃花”意象充溢着隐逸意趣，表现的诗人是对隐逸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明清两代有关桃源的杂剧也折射出隐逸的思想，尤其是明末清初许潮的《武陵春》。该剧其中桃源主人自称是秦朝人： “与一时高蹈之士（太上隐者、沧浪渔父等），寻山访水，避地保身，全家隐处于桃源洞天。”但更深层次的是“独吾与鲁两生，不扬齐名，所以免祸难于当时，绝褒贬于后世。四皓诸公，虽同吾避世，惟不隐其名，后来有许多是非”。这明显透露出文人的归隐遁世的思想。明代自朱元璋起就开始实行了文化专制，而许潮又生于魏忠贤专权时期， 明代宦官专权达到顶峰。文中桃源主人辛酸地道出：“老夫不幸生在暴秦之世， 坑儒焚典， 堕名城， 杀豪杰， 任用李斯专以刑名纠下， 当时知名之士， 尽遭诛戮”。{3}表面上批判的虽是暴秦，但实际却是作者对当时社会严厉的控诉。

但在客观上，如此动乱的时代背景下，桃源又是无所遁。杜甫《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灃朗》云：“赤眉犹世乱，青眼只途穷。传语桃源客，人今出处同。”最后诗人发出“桃源无处求”（《不寐》）这样的感叹。赵益山《游剑潭寺》云：“鸥梦定知沧海变，桃源能避几家闲！”主观上，是士人的担当意识，如黄遵宪《宫本鸭北以旧题长华园诗索和》云：“人来蓬岛无宾主，境比桃源别洞天……登楼北望方多事，未许偷闲作散仙。”

“桃花源”意象在顺承的历史接受中，始终不脱离其乐园的象征。“乐园”这个概念在《诗 小雅 鹤鸣》“乐彼之园，爰有树檀”第一次提到，我们发现它和自然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在动乱的年代下，自然更成为了人们安顿心灵的精神居所。陶渊明更是亲身力行的选择了“复得返自然”的田园生活。

摆脱了道德比附后的山水田园园林，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同时这份审美的无利害和超功利的愉悦又安慰了隐士们苦闷悲酸的心情，于是桃源化身为另一种形式的乐园。祖咏《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业》：“田家复近臣，行乐不违亲。霁日园林好，清明烟火新。以文长会友，唯德自成邻。池照窗阴晚，杯香药味春。檐前花覆地，竹外鸟窥人。何必桃源里，深居作隐沦。”桃源里桃花溪水的绚丽色彩让人心仪不已，如王维《田园乐》其三：“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他把自己的田园比作桃源，而他自己就是桃源里的渔父。清陈介吾《桃源游仙辞》云：“桃花溪里春水清，桃花溪边春草生。春深结伴浣溪水，桃花两岸踏春行。”桃花源里散发着阵阵春天的味道。更有如世外桃源般奇幻构造的现世乐园，如清沈复《浮生六记》云：“若夫园亭楼阁……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4}但所有乐园都不如清闲自在下的活神仙，如《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云：“古人动说桃源避世，我想起来，那里要甚么桃源？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5}

不管隐逸是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其载体是什么，更无所谓载体的异化，但幸福的脉络始终是清晰明确的，那就是闲适，这体现出了中国特有的“闲情文化”。“而把超越社会功利、追求人生审美境界、以自我精神的逍遥自适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文化模式称之为‘闲情文化’或‘闲适文化’。”{6}中国文人的内心世界在经过强烈撞击后，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去审视人生，即从世俗的生活中追求一份玄远幽深的境界。这是属于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独有的幸福历史积淀。

三、建构理想制度

自宋代起，人们更加强调了社会的现实性，论述中往往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色彩，王安石《桃源行》尤为直切，诗中大胆直言一句“虽有父子无君臣”，这体现了一个大改革家力图变革现实的风采，此时的桃源不再是幻想避世的乐土，而是其理想政治蓝图的体现。如何构建理想制度？人们纷纷从外在保障和内在诉求两方面抒发了美好的愿想。

北宋王禹偁的散文《录海人书》，描述了海岛上的人们犹如桃花源中的人们一样自给自足，并且快乐幸福。南宋康与之的笔记小说《昨梦录》，模仿桃花源的写法，建立了一个“计口绶地”的理想境地。这与宋代土地兼并严重而导致社会矛盾的现状是分不开的。清石韫玉有《桃源渔父》，渔人口中的桃花源是： “富有荒淫贫不盗窃案， 无官府， 无律条， 不知词讼与征徭。”{7}（ 《花间九奏》）清范鹤年《游桃源洞》“桃花岁岁无租吏，不是人间即洞天。”由此我们发现，太平盛世下，人民安居乐业，这就是构建理想制度的外在保障和根本前提。同时，这也是幸福的根本保障。宋代理学审视下不难发现，幸福离不开社会制度的保障，这是外在强大有力的前提，人毕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罗素说“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中，你无法获得自由和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一种人类与世界的紧密融洽关系；”同时，{8}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也已深入人心。这里又涉及到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的关系，理学下的社会，则是把二者硬生生的割裂开来，其基本主张是个人幸福必须服从集体幸福，即“天理”为上，这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里的主流观点和批判标准。

苏轼《和桃源诗序》，这里的桃源已化作为人生境界，即摒弃一切世俗机心。诗人认为“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和桃花源诗》），可说是深得“桃花源”的本真意蕴。魏了翁《题桃源图》云：“伏胜高堂书已出，窦公制氏乐犹传。鲁生力破秦仪陋，商皓终扶汉鼎颠。隐者宁无人礼义，武陵独匪我山川。若将此地为真有，乱我彝伦六百年。”这是建立三纲五常的道德社会的典型。幸福，正如前面揭示的那样，除了外部的社会制度，个人自身的德行也是必不可少的。“德不纯而福禄并至，谓之幸；夫幸非福，非福不当雍，雍为不幸，吾是以惧。”{9}儒家幸福观强调的便是对自己的抑制和把握，只有德行才能保证长久的幸福。李汝珍《镜花缘》中提到的“君子国”，无疑是另一种形态的政治“桃花源”。此国中，“耕者让田畔，行者让路。土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慕而有礼。”{10}作者所生活的清朝嘉庆与道光年间，市场欺诈盛行，贿赂成风。“况世道俭朴，愚民稍可糊口，即不致流为奸匪；奸匪既少，盗风不禁自息；盗风既息，天下自更太平。可见‘俭朴’二字，所关也非细事。”{11}这是文中对话的结束，同时也是作者的政治态度，在如何使得“天下太平”这个问题上，作者给出了“俭朴”这个概念。但正像书名写的那样——《镜花国》，作者深知这只是美好想象而已，现实是无法建立的。

注释：

{1}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第52页

{2}孙洙编，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372页。

{3}《盛明杂剧》，中国戏剧出版社，第1958年版。

{4}（清）沈复《浮生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吴敬梓原著 陈美林批点：《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9页。

{6}韦凤娟：《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与中国闲情》，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7}石韫玉：《桃源渔父》，清人杂剧初集本。

{8}罗素：《罗素论幸福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9}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3—454页。

{10}李汝珍著，张友鹤校：《镜花缘 第十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6页。

{11}李汝珍著，张友鹤校：《镜花缘 第十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页。

参考文献：

[1]李汝珍著，张友鹤校：《镜花缘 第十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韦凤娟：《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与中国闲情》，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

[3]石韫玉：《桃源渔父》，清人杂剧初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