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文学人物形象的弱化与变异趋向

长期以来，人物形象都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漫长的文学史几乎也同时就是星光熠熠的人物形象历史。但是近年来，文学人物形象失去了曾经的风采，以往那种个性鲜明、让人记忆深刻的人物形象似乎很难找到了。这种情况已经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早在新世纪初，就有多位学者指出当前文学出现了“人物形象弱化”的现象①。此后，更有学者以“拯救文学人物”和“人物画廊关闭了”的字眼来形容当前文学中人物形象的没落局面，表达不满和忧虑的情绪②。显然，对于当前中国文学、特别是以叙事为中心的小说来说，人物形象的存在状况，以及在未来文学中的命运和发展趋势，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考虑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涉及作家创作意旨、创作方法、艺术技巧和艺术能力等方面的差异，采用全面扫描式的分析会遮蔽掉很多细微的问题症结，所以本文选择了典型个案的分析方式，希望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细致剖析，透过那些具有代表意义的侧面，去探究问题的深度和方向。

一

之所以选择格非的《江南三部曲》③来作为人物形象分析的典型对象，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江南三部曲》是近几年中影响很大的系列长篇小说。在所有叙事文体中，长篇小说是最擅长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很多中外文学史上的优秀人物形象都由这一文体来完成，以长篇小说为对象来探讨这一问题，较之其他文体更具典型性意义。而且，《江南三部曲》的作者格非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他成名很早、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才华。为了该作，格非花费了十多年心血，创作态度细致虔诚。作品也充分体现了宏阔与精致兼备的艺术效果。作品出版后，作者多次表示对该作的珍视态度，评论界也给予了广泛好评。

其次，《江南三部曲》非常重视人物形象，作品的内容、结构都与之密切相关。格非对《江南三部曲》中的人物形象倾注了很深的感情。几乎每一次对作品的访谈，格非都会重点谈论其中的人物，表达对他（她）们的喜爱和珍视之情。比如他这样谈到《山河入梦》中的姚佩佩：“读者对《山河入梦》小说本身如何评价我并不介意，我更在乎读者对姚佩佩这个人物是否有误解。这是我用心创作的人物，她的心理变化和对世界的看法同我的内心世界很难分割。”④并以“人类心灵史”来概括该作品的主旨⑤。而且，《江南三部曲》的三部作品都是以一个中心人物的生活轨迹为线索，这些人物之间又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准确说是祖孙三代人，所以，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部人物的史诗。人物的思想、行动，特别是他们命运的沉浮和变迁，是贯穿于每部作品的基本内容。与之相应，三部作品的情节也都是以人物为中心来进行构架，在人物命运变迁中展开故事叙述。人物内心追求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巨大张力，是推动作品情节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也是作品的主要叙事线索。

文学评论（研究）是一种科学，被研究者本身的意图是论述成立的重要前提。如果研究对象的意旨本不在人物形象，却硬以人物形象来考察和评判它，就会有强人所难、郢书燕说之嫌。在这个角度上说，以《江南三部曲》为典型来考察人物形象塑造问题，是符合作品和作者基本意图，是具备合理性的。

最后，《江南三部曲》在人物塑造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和探索，这些努力，也包括它的得与失，在当前文学中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格非是“文革”后“先锋小说”的重要作家，“先锋”时期的格非作品以哲理、虚幻为特征，传统的人物形象塑造既非其所长，也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进入1990年代后，格非的创作发生了较大转型，突出的表现就是回归传统的故事叙述、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就是说，格非是一个经历了从“先锋”到“传统”的变化型作家，在他的创作中，可以鲜明地看到从传统到现代多种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嬗递变迁，也可以看到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多元方法和前沿轨迹。

以人物塑造方法为例。《江南三部曲》的人物塑造方法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传统方法如写实和描写。虽然三部作品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一百余年，分属于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但作品始终都以写实为基本方式，描绘了人物的具体时代生活场景，在现实再现中塑造人物。作品的描写手法运用得也很多，不乏对风物、生活场景和人物行为的描述，特别是以直叙方式展示人物对话，对人物口语进行描绘，都是传统人物塑造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作品也广泛采用了现代的人物塑造方法。如通过跳跃性的方式来叙述人物故事，有意识将时空错杂，将现实与想象杂糅在一起，以及对同一事件采用多角度、多侧面的叙述，等等。传统和现代结合的典型是对人物心理的展现。作品既有传统的细腻心理描写，也有深入到人物潜意识，在现实、幻想、梦境不同层面间复杂转换的现代方式。《江南三部曲》采用的这些方法当然并非特别，但确有突出之处，其对人物的专心和着意的营造，以及描写的细致，在当前文学中都很少见到。以描写为例。当前文学流行的是故事的叙述，追求快节奏叙述和跨度大的语言，在人物语言上，作家们普遍放弃了传统的用引号的直叙方式，采用更简捷快速的间接叙述方式。

《江南三部曲》人物塑造的方式丰富多样，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它所塑造的秀米、谭端午、姚佩佩等形象具有相当独特的性格气质。他们都蕴含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使他们的性格充满着自我矛盾，更与外部现实世界之间构成着本质上的冲突。共同的性格和一致的悲剧命运，铸就了他们集体的人物群像。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一群像的内涵是很具有创新意义的。而且，这些形象与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有内在而深刻的联系，从他们的命运和性格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影子，蕴含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复杂冲突，也投射着中国社会近现代嬗变的现实印记。这些方面，使作品与其人物形象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密切整体，只要一谈到这部作品，就自然会联想到其人物形象。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说，这应该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成功。

二

《江南三部曲》在人物塑造上有很突出的努力，然而，从传统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考察，作品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大体而言，以下两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第一，人物缺乏统一的性格为支撑，思想和行为缺乏内在的精神主导。

任何现实生活的人，其思想行为都有基本的一致性，有时候可能貌似脱出常轨，或者会发生变化，但不管怎样，它们都会统一在一个整体之内，遵循着某种逻辑——这就是人的性格逻辑。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性格是具有基本统一性的，无论它怎么掩饰或发生变化，都有内在的核心存在，其变化发展只能建立在其内在可变性的前提之上。性格决定着人按照某种内在逻辑思维和行动，使人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生活如此，文学中的人物也是这样。正如黑格尔说过的：人物“必须具有一种一贯忠于它自己的情致所显现的力量和坚定性”，“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本身整一的，他的复杂性格的种种不同的方面就会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⑥统一的性格赋予人物思想、行为以充分的精神驱动力，反过来，由统一性格主导下的思想行为，又能够进一步凸显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要做到清晰、鲜明，性格的统一性是很重要的前提。

《江南三部曲》的人物形象在这方面普遍存在缺陷。也就是说，作品人物的性格大多不具备统一的完整性，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没有表现为统一性格的精神主导。比如《人面桃花》中的秀米。作品以她的生活为中心，书写了她几乎整个的人生，但她的性格特征却并不清晰，更缺乏一个中心性格将她所有的思想行为串联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整体。因此，在作品中，你可以看到秀米做了什么、想了什么，但是你却根本不知道（也难以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会这么想。作品以秀米被绑架前后分为两个部分，但这两部分之间似乎是割裂的，她后来的变化在前面找不到清晰的缘由。即使在各个阶段内，她的性格和行为也缺乏统一性与合理性。比如秀米对张季元的爱是决定故事进程、也密切关联人物命运的情节，但是，这种爱究竟来源于何处？她与张季元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感情交流，为什么仅仅在看了一本日记之后就会陷入那么狂热的爱情之中，乃至将整个的人生托付给他，成为他事业的追随和继承者？

同样，《春尽江南》中庞家玉也匮乏性格上的统一性，其行为也难以让人理解。作品中，庞家玉的精神身份是多元的，她似乎是一个爱和理想的追寻者，又似乎是一个事业强人、物欲的同化者，或者准确地说，她经历了从精神→物欲→精神，也就是从乌托邦幻灭到堕入物欲再到自我救赎的复杂过程。在当前中国这么一个变化巨大的时代，人的身份多元是正常的，发生较大的变化也完全可以理解，问题是任何变化都肯定有原因和契机。但作品却完全没有展示出这一点。比如，从庞家玉改名和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看，与谭端午的初恋失败似乎让她的乌托邦幻想破灭了，于是转向了物质化生活，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在与谭端午分别多年之后，一见到曾经欺骗她、让她产生幻灭感的谭端午，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准备结婚的男友，回到了谭的身边。这么强大的感情究竟怎么产生，是源于什么？之后，在她按照新的生活方式生活，并与谭度过了多年貌合神离的婚姻生活后，她又有了顿悟式的精神救赎。我们如何理解她这么复杂的精神轮回？难道仅仅就因为一场疾病？

相对而言，《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性格算是比较完整和一致的。谭功达的内心冲突、包括爱情与事业中的表现，基本上都可以统一在他的“乌托邦精神”性格特征中。但是，这仅仅指的是作品中直接叙述的部分生活，作品追忆叙述的部分与之有着严重的不一致。如在追忆叙述中我们知道，谭功达在战争时代曾经担任过中层军事指挥官，而且还颇有魄力，在著名的“大跃进”运动中还做过一些“轰轰烈烈”的傻事。但这些行为与作品直接叙述展现的人物精神气质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它们完全是割裂的。现实中的谭功达耽于幻想，毫无现实政治能力，性格和行为近乎梦游，这些方面如何能够与那位有魄力的军官和官员统一为一个整体？

第二，作品的情节安排不够真实和完备，缺乏生活的真切、鲜活和质朴。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刻画‘性格’，应如安排情节那样，求其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某种‘性格’的人物说某一句话，作某桩事，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⑦也就是说，人物的性格必须密切关联着具体的生活，符合生活的规律。只有这样，人物才能与生活的质朴自然结合起来，呈现鲜活生动的生活气息，具备生活所赋予的内在生命力，也才能具有足够的艺术感染力。

《江南三部曲》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足。作品的许多情节不合生活常理。以《人面桃花》为例。小说开头部分写秀米父亲的出走和失踪，对于这一事件，秀米和她的家人表现得异常镇定，既无悲戚，也无紧张。如果说秀米母亲这么做是因为她不爱丈夫，那么，作为女儿的秀米如此表现就非常不合情理了。在父母身边长到十几岁，难道与父亲一点感情都没有，面对父亲的出走和失踪能够那么理性和镇定？此外，作品还有两个重要的情节也缺乏真实性。一个是张季元死后，喜鹊将他的日记偷偷给了秀米。这是决定秀米此后人生道路的重要情节。但是，按照前面的叙述，喜鹊与秀米之间关系隔膜甚至相互存有敌意，那么，她为什么在拿到日记后毫不犹豫就交给了秀米呢？另一个是秀米出嫁时将金蝉留在家里，这也不合情理。因为既然秀米那么爱张季元，金蝉又是张郑重托付给她的重要信物，她在远嫁外地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会不随身携带呢？同样，《山河入梦》的许多情节也不真实。如作品中一个很关键的情节——洪涝灾害之前，谭功达到养猪场度过了导致政治生涯完全终结的几天生活，让人完全难以置信。作为一个曾有所作为的一县之主，面对那种大雨滂沱的天气，他难道不知道可能会导致乡村的洪涝灾害？他想不到需要与人联系一下，哪怕只给自己的秘书打一个电话？而且，整个县都大发洪水，他所在的那个养猪场难道是世外桃源，一点都感觉不到？另外，作品中被作为理想试验地的“花家舍人民公社”，也很难想象处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背景下，那种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中，会有一个花家舍这样的世外桃源存在。

情节不真实、不完备，直接的副作用之一就是损害生活环境的真切性，因为真正的生活是自然的，是按照生活本色而质朴的方式流动着、进行着的。不真实的情节，必然会使人怀疑其生活的可信性。而且，作品在生活细节描写方面也缺乏鲜活性。它虽然广泛采用了描写手法，一些景物和生活场景描写还比较细腻，但许多生活场景描写明显不够真实和真切。如《山河入梦》描写谭功达与白小娴交往的细节，忽而疯狂，忽而理性，忽而狂热，忽而冷静，完全是依靠理念在支撑，距离生活的鲜活生动相当遥远。再如《人面桃花》的人物语言描写。如前所述，作品能够直叙人物语言，让不同身份的人张口说话，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方式。但遗憾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尽管年龄、身份、个性有别，但说话的方式、口气却几乎相同，完全不具备生活语言的口语特点，更遑言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了。

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江南三部曲》的人物形象塑造。首先，它严重损害了形象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因为人物性格缺乏统一性，生活没有建立在真实、合理的情节和环境当中，人物的精神个性和气质就难以稳固而坚定地形成，其个性特征难以鲜明，也就不能如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一样，拥有鲜活而自在的生命力，他们只能是如同模糊缥缈的影子，漂浮于作品的故事之上，不能给人以深刻的感染力，让人产生深刻的印象。所以，《江南三部曲》的人物形象尽管气质独特，但个性却相当模糊，没有成为独特的、“这一个”的个性化形象；其次，它影响到人物对时代的折射力。《江南三部曲》的三部作品都营设有具体的时代背景，让人物与现实时代相关联。但由于缺乏合理的情节安排和真实的生活细节，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就不可能深入和牢固。可以说，它的人物身上确实带有时代的某些印记，但也仅此而已，他（她）不能作为时代的缩影，从他们身上也窥见不了时代的轨迹和暗流（相比之下，也许是因为时代切近，《春尽江南》的故事更真实一些，对时代的投射力也更强一些）。

三

任何作品都是作者的精神产物。《江南三部曲》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复杂表现，都与格非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思想密切相关，或者说，作品在人物形象上所做的努力以及所存在的遗憾，都可以在格非个人的文学理念中找到根由。

自1990年代以来，格非多次表示向传统文学回归的意图，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也表达了对昔日“虚构”文学观的许多否定，展示了这样的立场：“作家的禀赋和想象力、形式的转换固然可以弥补个人经验贫乏，但对于写作来说，经验或经历毫无疑问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资源。”⑧从这方面说，《江南三部曲》对人物的重视和运用人物塑造的传统方法，都可以看作是格非“回归传统”文学思想的产物。事实上，从作品中我们也多少可以看出传统文学、特别是《红楼梦》的影响痕迹。

然而，格非对传统的回归并不全面和彻底，而是存在着很多的犹疑和矛盾。甚至可以说，格非对传统的回归只是部分性的、有选择性的，其思想内核并没有脱离他在先锋文学时期形成的理念。比如他近年来对小说本质的看法就不无先锋文学的印记：“首先小说是一个寓言，是一个故事，是打了一个比方。通过一个抽象的寓言，一个形式表达作家的看法。”⑨正如此，格非的“回归传统”并非传统文学本身，而只是针对符合他“象征”理念的那部分：“用具体表现抽象，用简单表现复杂，以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⑩也就是说，格非的回归传统，其实更多是试图在“先锋”与“传统”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先锋”的核心并没有被他放弃。有学者这样评论《人面桃花》是准确的：“它并没有改变从前先锋小说的形式和精神。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只是它读起来更容易，讲述也更清晰完整……”（11）而且，不只是《人面桃花》如此，整个《江南三部曲》中都可以看到强烈的“先锋文学”痕迹。

《江南三部曲》人物塑造上的缺陷与之息息相关，因为它们形成的相当部分原因在于作者主观上的有意为之。也就是说，作者本人并不认为这些是缺陷，甚至说，它们就是作者所要追求的目标。正如格非对《人面桃花》主旨的阐释：“《人面桃花》虽然披上了一件中国近代革命的外衣，但我的确无意去复现一段历史事实……我由此想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一个个梦幻，并想赋予它一定的社会学意义。”（12）《江南三部曲》的创作主旨并不在于“事实”和“人物”，而是在于探究一个梦幻，一个“乌托邦理想”的精神理念。乌托邦梦幻本身就不可能是清晰的，而且为了更好地适应乌托邦梦幻的主题，作者在艺术上也着意追求“象征”和“寓言”的书写方式（这种朦胧和迷离的叙述方式正是格非所习惯和擅长的）。如此一来，作品的人物性格不清晰统一、情节背景交代不清晰、不完整，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不过另一方面的原因也许在作者主观意图之外——换句话说，作者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缺陷，也想努力进行弥补。这就是在生活积累上的匮乏。作品的多方面缺陷，诸如生活缺乏真切鲜活，情节不真实完备等，都与这一匮乏有直接而深刻的关联。对于自己这方面的不足，格非有清醒的认识，在谈到《人面桃花》时，他感慨过：“我有时写到旧时代的生活，根本不敢去写那个器物的，为什么不敢写，你没有那个经历，你就真的不敢写……我觉得想象力固然重要，但没有经验的基础，想象力也无用武之地啊。”（13）为此，他通过大量查阅资料等方式以图改善——对历史资料的熟悉以及将它们与现实生活进行关联，确是一种增进文学的现实和生活积累的有益方式。只是格非的努力还不够成功。之所以这样，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应该归咎到格非的文学理念——对于格非这样文学造诣的作家来说，能力应该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文学理念和文学旨趣决定着他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换句话说，是从先锋文学时期即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虚构”观念在影响和限制着格非，使他即使在理性上意识到了，也难以真正脱离出来，走进“生活”和“现实”当中去。

文学既是个人的创造物，同时也与时代有着密切关系。《江南三部曲》也是这样，它既体现着格非独立的个性追求，甚至与时代潮流有悖逆之处，但总体来说，它也从自己的侧面折射出时代文化和文学观念的某些影子。

首先，它折射出当前文学中人物形象地位的变迁和转向趋势。变迁的首要表现是传统的个性化人物形象呈现衰落局面。这一趋势是世界文学范围内的，也与社会整体的发展态势有关。从哲学层面说，人类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物质的主体性位置显著加强，人所曾经具有的中心位置旁落，其结果是作家主体精神和自我信心的严重匮乏。福柯的名言“人死了”反映的正是这一人类文化处境；从文学接受层面说，17到19世纪是人类自我认识向上发展的时期，读者也期待在文学中看到人——自我的体现。但是，进入后工业社会，物质文化成为绝对主导，人们希望在文学中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人，而是物质消费；从作家层面说，面对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们创造出的辉煌个性化人物形象，不免产生难以超越的“影响的焦虑”，很自然地转而寻求其他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突破和创新愿望。不管原因如何，总之，20世纪中期以后，传统的个性化人物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衰落的趋势。特别是其间出现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都普遍不再将人物塑造当做文学的中心，个性化人物形象更为作家们集体放弃。

变迁的另一表现是象征型人物形象的兴起。这类形象不再强调人物独立的个性特征，也不再强调生活真实性，甚至没有自己的性别和名字，他们的意义更在于其身上所寄寓的象征意义，传达出对时代现实的某种讽喻或批判主题。卡夫卡《城堡》《审判》等作品中塑造的约瑟夫·K和《变形记》中的葛里高利是较早的代表。此后，这类形象大量出现，如加缪的《局外人》、萨特的《恶心》、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米兰·昆德拉、托马斯·品钦等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等，都塑造了这类人物形象。虽然不能说象征人物与个性化人物是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但其兴衰对比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中国文学也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除了受西方文学大潮的影响，还有中国本土的原因。长期以来，特别是“文革”文学中，人物塑造被极度地异化，对“典型人物”的片面强调，导致文学中出现了许多“高大全”的虚假形象，也导致“文革”后作家们强烈反感与疏离人物形象的塑造。1990年代后的“新写实小说”是一个典型潮流。“凡俗化”“生活流”“平面化”特征背后体现的，正是思想上反崇高、人物形象上反典型的潮流。此后的文学更是如此，人物形象被许多作家有意无意地弃置，塑造人物的传统方法更受到普遍冷落。包括在文学理论界和评论界，也很少有人再讨论和关注人物形象问题，叙事、话语和各种时髦的文化批判概念完全取代了人物形象之类话题的位置。

其次，它也折射出当前文学疏离与生活关系的潮流。从世界文学潮流来说，与注重“再现”的现实主义相比，20世纪中叶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更看重“表现”和“形式”，自然会比较忽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就中国文学而言，除此之外，还有自身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原因。就历史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中，现实主义被片面的强化，也颇流行形式主义色彩的“体验生活”模式。这让作家们集体萌生了对“生活”的反感。从1980年代开始，批判文学与生活关联、轻视生活对文学意义的言论不绝于耳。就现实而言，经历了惨痛的历史之后，很多作家选择了轻逸的方式来面对沉重，以规避的方式来面对生活——与直面现实相比，这种方式显然危险性更小，更能够让自己远离社会困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想象”和“虚构”为中心、以颠覆文学与生活关系为己任的“先锋文学”轰轰烈烈地兴起，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之后，作为潮流的“先锋文学”虽然衰落，但其观念依然很有影响，甚至可以说已经深入文学潮流之中。

不能完全否定作家们的选择，但是，客观来说，当规避生活成为潮流，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就逐渐越来越远，作家们关怀现实的信心和能力也越来越弱。毫不夸张地说，虽然由于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原因，近年来的中国文学中并不缺少写实方法的创作，但是真正立足于生活、秉持写实精神、坚持传统写实方法的作品却非常少见。更多的是迎合利益与权力、背离生活真是的虚假之作，漂浮于生活表面、以生活为点缀之作，以及完全漠视生活、局促于一己世界的狭隘之作。流风之下，是作家们认识和表现生活能力的普遍降低。作家们失去了对生活的切近和把握能力，难以进入生活的深层世界，捕捉到生活的复杂和潜流，也普遍匮乏细致再现生活、展示生活的能力。无论是描写能力，还是语言能力，都出现明显的退化趋向。

从这个方面说，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确实以典型个案的姿态凸显了当前文学中人物形象塑造的问题，也可以说，《江南三部曲》既有突破时代潮流的某些愿望和企图，只是遗憾的是，它最终还是为潮流所困，未能真正走出昔日的自我。

四

《江南三部曲》的人物形象塑造虽然是一个个案，但它背后蕴含着复杂的时代和社会因素，对这一作品的分析和认识，显然也应该放在对整个文学人物形象变迁的背景上。我个人的看法，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宽容冷静地看待当前文学人物形象观念的变化和人物形象的新趋势。正如前所述，人物形象关联着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背后蕴含有一定的必然因素，我们应该持以宽容的理解态度。特别是对待象征型人物形象，我们更应该在理解基础上给予积极的认可。自从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提出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的差异，人们就一直将内涵丰富作为人物形象评价的最高标准。恩格斯“典型理论”的问世，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传统个性化人物形象的发展。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的优劣比较并不能体现在所有层面上，而对“典型性”的过分强调也会对人物塑造构成某些限制，让人物丧失了更自由生长和独立生存的空间。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对人物形象的审美标准、理论规范完全应该有大的发展，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新的文学形象的出现。像象征型人物形象，尽管不那么生活化，也不以个性见长，但他们是对传统个性化人物的突破和创新，具有自己独立的存在意义和审美价值。比如卡夫卡笔下的约瑟夫·K和葛里高利等形象，从传统审美要求看，也许不够典型和个性化，但他们以象征和变形的方式真实地揭示出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处境，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绝对是具有充分意义的人物形象，应该受到我们的充分肯定和推崇。

其次，我们应该依然呼唤文学对人物形象的关注，坚持人物形象（包括传统类型人物形象）在文学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这一看法基于这样两个理由：首先，正如人们习惯说的“文学是人学”，文学以反映人的生活为基本，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感染力也很大程度在于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于它对人物命运的关怀和对人性的揭示上。建立在鲜明、生动和真实个性基础上的人物形象，以及人对命运的顽强抗争，表现出人类精神和力量，是人们喜爱和记住那些优秀文学作品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没有大的改变。我们阅读文学（特别是叙事类文学）作品，可能会有比关注人物更多的选择，但也会被人物命运所感动，被鲜活的形象所吸引。作品的成功，也相当程度要依靠人物形象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许多作家批判和反思政治化文学历史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却绝对不能因此而从一个极端走到了一个极端，将人物形象本身的意义也忽略了——在开放性的视野下，那种传统的、以个性鲜明生动为基本特征的人物形象，与现代的、象征型的人物形象各有特色，不可互相替代，而是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当前文学人物形象的基本内容；其次，文学的塑造人物，其实不仅仅在于人物形象本身，而是关系到一种文学态度和文学精神。因为文学（特别是叙事类作品）以人物为主要书写对象，如何对待这些形象，是否赋予他们以主体性，最核心的是作家的叙述态度，他是否尊重这些人物，是否具有对人的关怀。也就是说，人物的塑造问题，不仅仅是文学内部的事，它内在关联着对人的热爱、尊重等人文精神。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作家全身心地塑造人物，正是因为他们内心中有对人物的深切关怀，在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沈从文在谈到人物塑造时有一句名言“贴着人物写”，绝对不只是在技术层面，更是在精神层面。而反过来说，这种对人物的尊重和关怀态度，既是文学人物塑造成功的前提，也是文学具有感染力的重要保证。因为正是在与作家寄托感情的深刻共鸣里，读者产生对人物强烈的感情，从而形成对文学的热爱。文学永远不可能是技术，它最大的魅力是人，最终的价值也在于人。

最后，文学人物形象应该遵循生活的原则，让人物自由地在生活中生长。也就是说，无论是塑造哪类形象，要想让人物具有生命力、实现人物形象的价值，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一原则大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遵循人物的逻辑原则，让人物拥有独立主体精神，具备自由生长的前提。所谓人物的主体精神，就是说文学人物形象虽然是作家的创造物，但是，人物一旦被创造，就应该具备自己的独立性格，它会依照自己的性格逻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作者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往往会根据人物的发展需要修改或推翻自己原来的设想，重新安排情节和人物命运，甚至会被人物所感动和影响。典型如托尔斯泰根据安娜·卡列尼娜的性格发展而改变了小说的结局，同样，福楼拜在叙述爱玛自杀时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所以，在人物塑造中，遵循人物的独立性格逻辑，赋予人物形象以充分主体性，让他（她）成为真正有生命力的人，这才是人物形象塑造最大的成功；其二，遵循生活的逻辑，让人物与生活融为一个整体。生活是人物自由生长的重要基础。一方面，人物的生存背景是具体生活，他的主体性只能在生活中自在地呈现。生活的气息、完整、真实是人物生长的必要条件。所以，传统文学的人物塑造固然是非常注重对生活环境的细致再现，即使是现代主义文学，尝试对生活进行变形和扭曲式叙事，但它们也并不背离生活的一般原则。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地洞》等作品，以荒诞、变形的方式塑造人物，但它也是尽量遵从生活的原则，情节安排上符合生活逻辑，生活细节上追求真实。另一方面，人物只有来源于生活，与时代现实相密切关联，才能真实折射更广泛大众的生存状况，对人的生存处境和意义表达关注。约瑟夫·K的形象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高度集中地浓缩了后工业时代人被物质挤压的生存状况，它的价值与现实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一形象出现在19世纪或以前，它的意义绝对会大打折扣，甚至肯定会被时代所湮没。

所以，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探索和创新、先锋与象征都是必要的，但传统也不是完全没有坚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有着优秀人物形象审美历史的中国文学来说，优秀的个性化人物形象是它维系与大众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它创造和保持自己民族个性的重要内容。

最后再回到《江南三部曲》。我充分肯定作者格非在人物塑造上所付出的努力，甚至也不否定其人物塑造的方式——它既代表着格非突破和创新的愿望，也体现出一定的新的美学质素。我只是认为在一些外在和内在因素的束缚下，作品有些很好的愿望没有能够充分地实现，影响到其形象塑造的最终效果。当然，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对作品的简单臧否，而是意图以之为镜，窥探到当前文学人物形象中更普遍的症结和问题，提供给作家们更多的借镜和反思。毕竟，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关乎文学的整体和未来，我们期待在文学中欣赏到丰富而优美的人物形象画廊，也希望文学能够与生活、与人（大众）有更深入的关联，呈现出更丰沛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注释】

①张恒学：《文学人物形象：世纪之初的文学关怀——来自“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研讨会”的理论思考》，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4期。

②汪政等：《谁来拯救文学人物》，载《上海文学》2005年第7期；木弓：《文学人物画廊就要关闭了》，载《文艺报》2013年4月19日。

③《江南三部曲》包括格非创作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分别是：《人面桃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初版），《山河入梦》（作家出版社2007年初版），《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初版）。201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江南三部曲》的完整版。

④丁杨：《格非：好的小说一定是对传统的回应》，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2月14日。

⑤格非、王小王：《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人类的心灵史——与格非谈他的长篇新作〈山河入梦〉》，载《作家》2007年第2期。

⑥黑格尔：《美学》第1卷，30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⑦亚里士多德：《诗学》，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⑧格非：《卡夫卡的钟摆》，17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格非访谈实录——谈新作〈山河入梦〉》，http：//book.douban.com/review/1115918/.

⑩格非、王中忱：《“小说家”或“小说作者”——格非、王中忱对万圣书园》，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11）张晓峰：《从〈人面桃花〉看向中国小说叙事传统回归的误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2期。

（12）格非：《重返故乡的相像性的旅途：2004年度杰出成就奖获奖演说》，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11日。

（13）格非：《中国小说与叙事传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

（贺仲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