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一九一八年至二○○八年） 俄罗斯杰出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有较大成就。

文吉 八○年代生人，毕业于首都某外语院校俄语专业，曾于俄联邦国立喀山师范大学求学，现在湖北某高校任教。

一

进行的是材料力学的考试。阿纳托利·巴甫洛维奇·沃兹德维任斯基，桥梁建筑系副教授兼工程师，瞧见学生科诺普廖夫面色泛黄，呼哧着沉重的鼻息，在排队的考生长龙中穿行。不一会沉重的脚步声便来到他的主考桌前，轻声请求更换一个考题①。阿纳托利·巴甫洛维奇瞟了一眼来者的脸，低窄的额头淌着汗水，明亮的眼中尽是无助和恳求——便替他换了一题。

但时间过去一个半小时，考生陆续答完，场内包括科诺普廖夫在内，只剩下最后四人在做准备，他脸色看起来更加蜡黄，却只是不上前来答题。

终于，赖到最后一个。考场中只剩两个人。

“怎么样，科诺普廖夫，不能再等了，” 沃兹德维任斯基语气平和而坚决。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这学生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他手中的纸张上潦草地写着一些字母，看起来有点像公式，另外一些图画看起来有点像平面图。

魁梧的科诺普廖夫站起身来，满头大汗。他没有走上前去，只是艰难地迈着步子走到最近的桌子重新坐下，朴直憨厚地说：

“阿纳托利·巴累奇②，我脑子在这样的负荷下都快冒烟了。”

“那一开始就应该有系统地学习。”

“阿纳托利·巴甫洛维奇，怎样有系统地学习？每门课程都这样说，天天重复。请您相信，我没有四处闲晃，晚上都在看书，但就是脑子转不动。要是都像说的那样，逐渐地有系统地就能学成，那就好办了，可就是脑子不好使，不适合学习。”

他眼中显露出真诚，声音听来诚恳，没有撒谎，他并不像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您是工人预科③的学生？”

“啊。”

“在工人预科学习几年了？”

“快两年了。”

“在这之前呢？从哪儿来？”

“从‘红色阿克赛’工厂来。我原来是镀锡工。”

他生着一个宽硕的鼻子，整个面庞也是粗壮的，嘴唇肥厚饱满。

沃兹德维任斯基不止一次地思索到：他们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折磨自己？继续在“阿克赛”给餐具镀锡不就好了。

“我很同情您，但是无能为力。必须打‘不及格’。”

但科诺普廖夫并不接受，也没有将自己的计分册从衣兜掏出来。一双虎爪一样的大手按在胸口上。

“阿纳托利·巴累奇，我可不能这样啊！一来奖学金会减少，共青团也会狠狠地批评我。而且材料力学这辈子也可能用不上一次。而且我也这么吃力不讨好——我还能咋办呢？”

确实，很明显。

但要知道很多工人预科学生也很“吃力”。把他们硬拽进大学时，上头是怎么想的？可能早已预见到这种情况。所以当局公布命令：对于工人预科生要求应放宽。名曰群众政治教育。

放宽——但是要放到这个地步？今天来过几个工人预科生，沃兹德维任斯基也对他们很宽容。但未至如此荒谬！如果完全不学无术又怎能给予“及格”？到底他脑中还留着多少你的授业，剩下多少学科知识？他试问了几点——很快判明，来者对材料力学一无所知。

“绝无可能。”他说。又重复了一次。

科诺普廖夫哀求着，眼泪都快出来了，对于他这样的粗人罕得一见。

阿纳托利·巴甫洛维奇也在思索：如果连政策一贯坚定不移的当局也能理解这样的荒诞事，那我又为何要操这么大心？

他教训了科诺普廖夫一番。也提了一些建议：如何改选课业；如何大声朗读以加强领会；运用哪些手段可以恢复脑力。

接过计分册，他深叹一口气，缓缓地描上“及格”并签名。

科诺普廖夫喜笑颜开，欢欣雀跃：

“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阿纳托利·巴累奇！别的课程费点劲我可能也过得了，但材料力学完全会把我逼疯。”

大学交通线地处在罗斯托夫市郊外，阿纳托利·巴甫洛维奇还得坐许久才能到家。

坐在有轨电车上能清晰地辨出，市民的装束较之以往变得更加朴素。阿纳托利·巴甫洛维奇身上的西装虽然简朴，也算不上新，但仍配着白衬衣和领带。而在他的大学里有那么一些教授们，故意将衬衣散着不扎进裤子和腰带。更有一人整个春天都赤脚穿凉鞋，却无人觉得惊奇，那可是雪融花开的时节啊。但是当春天再慢慢流淌，阔太太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起来时，人们倒是眼睛发亮兴奋好奇起来。

阿纳托利·巴甫洛维奇到家正好赶上午饭时间。他热情奔放的妻子，亲爱的娜佳，去了弗拉季高加索市，住在新婚的当铁路工程师的大儿子那里。钟点工厨娘每星期来他家三次，今天不是她的工作日。但廖丽卡热心地料理家务，给父亲做饭吃。橡木方餐桌已经铺好，桌中间插着一束丁香花。每日必备的银质高脚杯旁摆着一瓶刚从冰箱取出的伏特加。盘中盛好了热腾腾的面疙瘩肉汤。

廖丽卡上八年级，学业优秀，数理化成绩突出，在绘图上尤为出色，正好可以进她父亲供职的大学。但根据四年前的一九二二年决议，中学应届毕业生要进入大学学习需要经过审查，非无产阶级出身被严格限制入学，而且如果没有党组织或共青团的介绍信就必须出示政治上清白的证明文件（大儿子是在决议前一年入学的）。

今日考场上发生的牵强之事仍淤在心中，未有散去。

他详细询问了廖丽卡学校里的情况。整个学校（以“季诺维也夫④”命名，但名字已被从招牌上刮去了）因不久前的自杀事件还处于震荡之中：仅剩几个月就要中学毕业的九年级学生米沙·杰列夫杨科自缢身亡。葬礼草草了事之后，全校各班马上开始召集班会，批斗，将事件定性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草，是生活中的悲观主义情绪作怪，而杰列夫杨科则是人尽可唾的朽木锈铁。但廖丽卡和她的两个好朋友坚信是校团支部在诽谤污蔑米沙。

今天她担忧地补充道，传言已确定无疑：多年来以自己鲜明的严谨态度治校的学校资深教师，众人敬爱的校长马列维奇，将被撤职。

廖丽卡跑过去从煤气炉子上取来酱汁焖牛肉，然后坐下就着馅饼喝起茶来。

父亲温柔地看着女儿。她那样高傲地抬着头，不迎合潮流将栗色的卷发修得中短，眸中闪耀着聪颖，淡淡凝眉，将自我见解清晰托出。

就像许多女孩一样，她神情中含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但在父母眼中这憧憬更多是忧愁：放眼这并不明朗的未来，需要为她，为她的培养教育操心，为她的生命是将登峰折桂还是才华殆尽而担忧。

“但是不管怎样，无论如何，廖丽卡，不要逃避入团。只剩下一年了，你不能冒险。如果没被吸收为团员，我在自己大学也没办法帮你。”

“我不想！”她一摇头，头发乱了。“他们那个共青团不是好东西。”

阿纳托利·巴甫洛维奇也摇了摇头。

“你知道，”他柔声开导，实际自己内心也完全相信，“团里的新青年们，他们也许掌握着某些真相，我们碰触不到的真相。它肯定存在。”

三代知识分子都没有想错，我们将怎样教诲大众以文明，怎样发动群众的能动性。无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担起这副重担，承受这种飞跃。瞧，他们此刻精殚力竭，心旌摇曳，在世代相传的传统之外艰难发展。需要，应当帮助他们走得更高，耐心地将他们从间歇发作的愚笨轻狂中引导出来。

“但是，你得承认，他们的乐观主义是出色的，他们信念的力量是令人赞叹的。你不可避免地将汇入这股潮流，不能掉队。否则，女儿，有可能，也的确，正如常言道，错过了时代。罗马并非一日建成。整个世界，西方知识界都在屏息关注。欧洲并不愚笨。”

成功摆脱了材料力学的辽什加·科诺普廖夫兴高采烈地加入了同伴的队伍，当晚前去列宁区苏维埃文化宫。与会者中不全是共青团员，还有党外的志愿者：一位从莫斯科来校发表《我们青年的使命》演讲的年轻人。

能容纳六百人的大厅塞得满满当当，还有人站着。到处是红色。舞台后部两面镶金红旗交叉着展开，旗帜前的立柱上是列宁的大型青铜半身像；姑娘们脖上的围巾，头上的头巾都是红布制成；少先队辅导员们系着红领巾，有些还带来了几名高年级少先队员，他们坐在自己的辅导员周围。

就是如此，我们年轻人紧密团结在一起，亲切友好，虽然互不相识，但在这里我们都是自己人，和谐融洽。就像大家所说，新世界的建设者。由此而来的是各人倍增的力量。

少顷三名号手走上台前，小号上同样系着红色的布巾。

号声有如皮鞭一样激励鼓舞！盛大的会师中，气氛开始热烈起来：红旗，青铜像，镀金小号，高亢的号声和号手自豪的神态。人们被这庄严的召唤、这恪守的誓言所点燃了。

号手们依旧正步离场。舞台冲上来一名演讲者，矮矮胖胖，双手多动。他立于演讲台后脱稿演讲，语速快而自信，滔滔不绝。

起初他讲到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代赋予了青年澎湃蓬勃热烈的内心，同时也将平淡一扫而空。

“这种转变很难被年轻人掌握。革命中质地特殊的情绪情感尤为疼痛地击打着青年。某一些人觉得，如果真正的革命再次发生会更加愉快，要去哪里，要干什么一目了然。更准确地说便是——按下按钮，爆炸，焦土四散，否则举义十月革命的意义何在？你们看，中国正酝酿着一场革命，但为什么迟迟不爆发？告诉他们应该好好生活并为世界革命而奋斗——而我们却在被迫学习诸如几何学理论的胡诌，这是为何？……”

或者材料力学理论。说实话，能去哪儿舒展一下站僵的手脚后背就好了。

但是——“不，”演讲者劝说道，走出讲台在舞台上来回奔忙，完全沉浸于自己的演说之中。

“应该正确理解和掌握当下。我们的青春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青春。青年时代是生命中最富战斗力最积极的阶段。青年的特征——首先便是无神论，从一切非理性桎梏下解放的完全的自由感。它激发了潜在的无穷勇气，以及此前被宗教压抑的贪婪。它的次要特征——先锋主义和全球主义，赶超时代，要知道关注我们的不仅有朋友，还有敌人。”

他的小脑袋环顾四周，仿佛是在打量这些自四海而来的朋友，特别是敌人。

“这——就是‘坐井观天’心理的灭亡，我们年轻人必须用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事物细节。第三个特征——无可辩驳的阶级性，以及必备的对‘一般人类情感’的短暂的拒绝。再者——就是乐观主义！”

演讲者上前到舞台的边缘，丝毫不惧跌下，全力将身体倾向大厅内：

“请领悟吧！你们是世上最快乐的青年！你们有着多么朝气蓬勃生命啊！”

他再次奔走在舞台上，脚步并未滞住他播撒自己的言语：

“再者，你们还有着对知识，对科学统筹的渴望，对理性化，和对自身生理进程合理化的向往，对战斗的热情，还有什么！还有对统治支配的神往。而从大家不可分割的阶级情谊中——你们得来了集体主义。在个人习惯前，集体甚至会介入干预成员的私人生活，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演讲者的言谈古怪，却无人想过要笑，也无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只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是在帮助年轻人们认识自我，这是益事。而他却急躁起来，时而举起一只短手，时而一双短手并举，做号召状，使话语更富说服力。

“看看吧，看看我们的女青年，认清她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强大力量……女性迅速获得了性别解放和个人隐私权。她们要求重新审视两性关系，亲手打垮了因循守旧的男性主导意识，同时向性别道德中引入了革命性的清新空气。在爱情领域同样发现并竖立了变革性的合力，将生物能储量转上了社会化创造的轨道。”

演讲完毕。他仍未疲乏，看得出经常如此，已经习惯。他走回演讲台后：

“有问题没有？”

大家开始提问，有的直接站起来，有的写在纸上送上前去。

提问进行着，多数是关于性别解放。科诺普廖夫的一个哥们儿说这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只是节奏太快，脑子都要爆了。

而后，少先队员们也勇敢起来开始提问：

“女少先队员能戴队长袖标吗？”

“可以擦粉吗？”

“谁应该听谁的？好少先队员听坏父亲的，还是坏父亲听好少先队员的？”

二

二八年发生的“沙赫京事件” ⑤离罗斯托夫市如此之近，罗斯托夫的工程人员人人自危。有人这时开始突然失踪。

人们对此并未很快适应。十月革命前，罪犯无论是被关押还是流放，依旧可以和亲属朋友联络——而现在？人间蒸发……

在刚刚过去的三○年九月间，可怕的宣判传来，四十八人因《食品供应领域里的破坏分子》罪名被处以枪决。报纸上刊登了“工人阶层的响应”：《破坏分子理应从地球表面抹去！》，《消息报》头版刊登《（用靴子）踏死败类！》、《无产阶级要求授予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列宁勋章》。

十一月里，报上又刊登了对“工业党事件” ⑥的有罪判决——这相当于是扼住了所有工程人员的咽喉。再一次，各大报纸上刺骨寒风凛冽袭来：《法国武装干涉者间谍和白俄奸细》、《用铁帚肃清叛徒！》。

心毫无安全感地紧缩着。恐慌不是谁人都可诉说，只能和知己知彼的朋友，就像已与阿纳托利·巴甫洛维奇相识十年的弗里德里希·阿尔贝托维奇。

对工业党的诉讼在罗斯托夫开庭那天，市内举行了长达四小时的游行，要求枪决所有涉案者！这让人厌恶到无法忍受（沃兹德维任斯基避之不及，没有参加）。

一日复一日，心中被阴郁紧压，必遭灭顶的想法与日俱增。可是，这是为什么？整个苏维埃时代都热情洋溢的工作，信仰坚定，随机应变——怪只怪愚蠢又呆板的学校领导步步碍事。

开庭未过两月，某天夜里，沃兹德维任斯基被带走了。

某些无法压抑的噩梦般的呓语传开散去，日夜不息。从脱得一丝不挂，衣服上所有的纽扣被剪去，皮鞋用锥子扎破，到被带入一间完全不通风，空气闷热的地下室，只有天花板上一些漆黑的小框，永不见天日。囚室内没有床铺，睡在地上，水泥地面上用毛糙的木板铺在一起。所有囚犯都因连夜审讯而昏昏沉沉，有人被毒打到浑身淤青，有人双手被烟烫伤，这一个陷于沉默，那一个半疯着自言自语。沃兹德维任斯基从未被传唤，从未被伤害，但神志也已扭曲了，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即便是可以将他和从前联系起来的事——唉，那样的生活一去不返了！一战中德国佬打来毫发未损，从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沿线汹涌袭来的内战也不曾伤及，安安稳稳地干脑力活儿干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现在却每日每夜兢兢战战生怕听到开门的声音——来叫我了吗？他还没有，还没有准备好承受酷刑！

还是没有叫他。囚室中所有人都感到奇怪。而逐渐明了的是，这个顶上带缝隙的地下室处于城市主路的人行道之下，漫不经心的行人在那上面来来往往，殊不知也注定也要坠往这里，还有有轨电车经行时的颤动穿地而来。

依然没有叫到他。众人惊奇：即使新进来的，也是一到便提审。

那有可能真是抓错了？会放出去？

但这一天，他攒下来的要算总账了——被叫号。“双手背在身后！”头发炭黑的狱监架着他上台阶——到地面上去？一步，一步，向上迈步，狱监的舌头，一声，一声，不停弹响⑦，仿佛某种不知名的禽鸟。

穿着政治保安局制服的侦查员坐在桌后角落的阴影里，面容很难看清，只知道年轻而且肥头大脸。他沉默地指向房间对角的一张小桌。沃兹德维任斯基不觉坐到一张窄椅上，面朝着远端阴暗的窗户，灯没有开。

屏息等待。侦查员默默地写着什么。

然后厉声说道：

“请交代您的破坏活动。”

沃兹德维任斯基的惊讶甚于恐惧。

“完全没有过，我向您保证！” “我想补充一个显然的事实：一个工程师能破坏什么呢？”

但在工业党事件之后？……

“不，请您坦白交代。”

“真的没有，而且不可能有。”

侦查员继续写着，仍旧没有开灯。而后坐直，用生硬的声音说：

“您感受过牢房了吗？那还不是全部。还有没有木板的水泥地。还有投入水牢。还有可以让您坐在一千瓦的灯泡下面，会瞎掉的。”

沃兹德维任斯基勉强用手支住了头。他们真会这么干的。那怎么扛得住啊？

此时侦查员扭开自己桌上的台灯，起身，掀亮顶灯，走到房间中央，看着受讯者。

尽管身着“契卡”制服——他的面容却非常非常朴实。宽硕的鼻子，脸庞粗壮，嘴唇肥厚饱满。

他用新的嗓音说：

“阿纳托利·巴累奇，我完全明白，您什么破坏都没搞过。但是您要知道，在被宣告无罪前，谁也出不去。要么后脑勺挨上一枪，要么坐到刑期满。”

让沃兹德维任斯基诧异的不是这残酷的话语，而是那和善的嗓音。凝视着侦查员的脸，有些，那儿有些东西似曾相识。朴直。是何时见过？

侦查员就站在那儿，被光照亮着，立在房间正中。一言不发。

看啊，看啊。就是想不起来。

“科诺普廖夫您不记得了吗？”他问。

啊，科诺普廖夫！的确，的确！——那个完全不懂材料力学的，而后又从系里消失的人。

“是的，我没完成学业。共青团把我分配到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我已经在这儿三年了。”

但，现在呢？……

他们聊了一会儿。完全随意地，聊些故人，在噩梦到来之前的生活。科诺普廖夫说：

“阿纳托利·巴雷奇，政治保安局从不犯错。只是没有人能从这儿出去。即使我想帮您也不知道怎么帮。您想想。必须编点什么。”

沃兹德维任斯基抱着重回的希望回到了地下室。

但绝望也在脑中盘旋飞舞。什么都想不出来。

这样会被送到集中营去？还是送到索洛韦茨基⑧去？

科诺普廖夫的怜悯让人震惊，使人温暖。在这高墙之内？在这种地方？……

沃兹德维任斯基脑中思考着这些走上领导岗位的工人预科生们，但迄今出现在脑海的却是另外一事：骄傲自恃，粗暴草率贯穿着他的职业生涯；而在女儿廖丽卡的中学，才华横溢的校长马列维奇离职后，被指派来的也是个愚钝的无知之徒。

要知道早在十月革命前，诗人们就已预感，预言到了这些将要到来的文明破坏者、野蛮人。

又在地下室，在街上无知的人们脚下过了三天。科诺普廖夫再次提审了他。

只是沃兹德维任斯基还什么都未想到，什么都未编造出来。

“但是得要啊！”科诺普廖夫训斥道，“您躲不掉这个的。别逼我用其他手段，阿纳托利·巴累奇。要是哪天换了侦查员，那您可就完了。”

他被暂时转到条件稍好的牢房——没那么潮湿，而且睡的是板床通铺。牢房里给烟抽，也允许家中转交物品。

转交是喜悦的——不为了食品，也不为了干净衣物。喜悦是因为家里现在知道人在这里！活着（妻子收到了转交出去的字条）。

科诺普廖夫再次提审，又再次劝说。

“但是，怎么能放弃自己心爱的花季女儿，自己尽心竭力的工作？放弃自己倒很简单。您心里想过吗？”

科诺普廖夫又说，调查没有结果就会如何如何转给别人审讯。

又有一天，他说：

“我想到了，也上下疏通了。释放的路子是有的，您必须交给我们所需的情报，还得签字画押。”

沃兹德维任斯基向后一仰：

“怎么能……？怎么……那样的？！而且，我能给您什么情报？”

“可以是工程界的动向。也可以是一些您的熟人，比方说弗里德里希·维尔纳·阿尔贝托维奇。那里名单上还有别的人。

沃兹德维任斯基搂住头：

“但这，我不能啊！！”

科诺普廖夫摇摇头，只是不信：

“也就是说，去集中营？您的意思是，把您即将毕业的女儿当做阶级内的异己分子赶出大学。或者，将财产和住宅充公。我建议您选择更好的结果。”

阿纳托利·巴夫洛维奇瘫坐下来，感觉不到身下的椅子，就像失明一般，看不到科诺普廖夫。

头塌落在双臂里，趴在小桌上哭泣起来。

一周后，他被释放了。

注：写于一九九三年冬，作者旅居美国佛蒙特州的最后一年，此后回归故土。小说中文化宫演讲一幕，逐字逐句使用了当时苏联某位权威儿童学家在《消息报》上对青少年的建议。首次出版于《新世界》一九九五年第十期。

注 释：

①前苏联考试多采用口试，学生抓阄抽题，给予一定时间准备。

②同巴夫洛维奇。巴累奇是巴夫洛维奇的口语缩略发音。

③前苏联为培养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以进入高等学校而设在大学里的普通教育机构。

④格利高里·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年至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执委会首任主席，俄共早期领导人，一九二五年因“反党联盟”被开除出党，一九三六年因“参与暗杀基洛夫”罪名被处决，一九八八年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判决为其恢复名誉。

⑤一九二八年在北高加索顿巴斯的沙赫京矿区，一大批管理和技术人员被以经济反革命的罪名予以逮捕和枪决，实际是苏俄当局为自己在工业战线上的失误寻找替罪羊。二○○○年俄罗斯最高检察院为事件中四十八名专家平反。

⑥一九三○年在苏俄工业领域，超过两千人因“工业党破坏分子”罪名被捕，起诉书宣称“工业党”把隐藏在工业各部门的破坏性组织联合了起来，不仅按照原帝俄以及外国资本家的旨意行动，而且还直接听命于法国准备武装干涉和武装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总司令部。

⑦狱监故意如此，因被带出走廊的囚犯之间不能互相见面，当另一名狱监听到弹舌便要命令自己所押送囚犯面向墙壁，直至前者离开。

⑧位于北冰洋索洛韦茨基群岛，岛上有修道院，一九二六年被改建为特别监狱，是苏联劳改营的原型，至一九三九年关闭期间，数以千计的人死在这里。

（责任编辑：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