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前门的流年

　　上溯600年，前门大街最初介入市民生活还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此之前，它是天子赴天坛祭天的御用街道，大部分时候处于戒严状态。而那里的居住者，多是一些仰望权势的达官与富豪。
　　
　　前门“老字号”的形成
　　
　　前门最初兴起，得益于它便利的交通。
　　明永乐年间，原来在积水潭的南北货物集散地转移到北京城东南方的大通桥下，商业中心也从积水潭鼓楼转移到前门外。因为战乱多年，前门外居民稀少，商业萧条，明朝政府就在前门外大街西侧房招商，当时建造的这些房屋叫做廊坊，之后商品密集的廊坊头条、二条、三条、四条都是由此而来。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将内城的汉民一律强制迁往外城，戏院、妓院和会馆也一律赶到外城，前门外一下子成为种种商业场所的聚集地。前门当时还叫正阳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正南大门，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明清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就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外省进京述职、办事的官员都住在前门外的会馆。那时，仅前门外一带就有140多个会馆。每逢科举考试、乡试和会试时，前门各个会馆饭馆里都人满为患。
　　到了清末，京奉火车站和京汉火车站都设在前门，前门实际上已经是全国交通的枢纽，各地方来北京的人第一站必到前门。曾在前门生活过多年的前门研究专家王永斌回忆，那时前门很多店铺就已经实行了24小时营业。
　　18世纪前，北京已经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官僚士绅的数量占总人口40%，庞大的消费群体，交通枢纽与密集客流，前门商业发展的前景吸引了全国的商人来此淘金。因为一直处于兵荒马乱的战时状态，北京本地商人并不发达，那时前门聚集了一批会念经的“外来和尚”。以宁波、胶东、广东、徽州、山西等地的商人为主，他们基本控制了京城各个行业。山西人做钱庄，山东人做绸缎铺和大饭馆，安徽人卖茶叶和笔墨，宁波人做药业，广东人卖洋杂货，而京津本地商人则多做玉器、古玩、首饰等与旗人贵胄打交道颇多的行当。
　　20世纪初，北京商业领域出现了40个行业，4541家正规商铺。“东来顺”一些大饭庄，那时能来此吃饭的都是达官贵人。上等好肉让先头贵客涮了，一些边角肉料就烙成馅饼给马夫轿夫司机美餐一顿，意在指望以后他们多多拉来一些贵客。几代商人的努力和积攒的品牌信誉度，成就了那些著名的老字号。
　　
　　老字号在清朝的辉煌
　　
　　最初的那些老字号与其说是自持家业、白手起家，倒不如说是与权贵走得最近，资本的原始积累，多是依仗着皇宫御内。月盛斋最为典型。它是当年唯一一家开在户部街(今天安门)的馆子，在那时，周边是宗人府、户部、吏部、兵部和太医院。
　　
　　月盛斋的老马家起初卖的只是酱烧羊肉，独一份，上到慈禧下到达官贵人都热捧。
　　老马家最初来到京城是在元朝。从泉州北上，做的是香料生意。直至清乾隆年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后人马庆瑞偶然进了礼部做供桌，每每能拿回一些祭祀供品，他又暗中观察御膳房师傅如何做酱羊肉，遂也如法炮制。没想到却广受好评，马庆瑞遂买下一间店面，正在户部街上，取名“月盛斋马家老铺”。
　　月盛斋到了二代当家的时候，马庆瑞的儿子马永祥将本家的一些香药加入到酱羊肉里，一是增加了香味，二是增加了营养价值。自此，月盛斋名满京城，当时的主要客户还是上层的达官贵人，一般老百姓买不起。那时候盛传，买不起月盛斋的肉，就在户部街北口，拿着馒头闻香吃馍。
　　到了第三代马永昌的时候，马家已经相当富裕。置下了地产，3个大院子。每天只卖两大锅一百多斤肉，夏天还歇业。平时与太医在家后院品茶，讨论如何用中药做更好的改良酱羊肉。
　　到了光绪年间，月盛斋达到了事业的顶峰，据说慈禧最爱吃酱羊肉，每晚夜宵都要吃一小盘，故特赐了腰牌，可以让马家把肉直接送进宫内。每当慈禧游昆明湖时，后面常拴两小船，一条是御膳房，一条是马家老铺。为了专门给慈禧特供酱羊肉，马家四处搜罗名贵香药，其中一味香药据马家第六代传人马国耀回忆，用现在的钱估算，每斤贵达16万元。
　　马国耀出生于民国，那时家里条件已经不如清朝，但依然能让他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那时马连良等名角演戏，不论多贵的场子，总留一个包厢恭候着他们。
　　不止是月盛斋，当年发达的同仁堂也是如此。宁波“铃医”出身的乐家，明永乐年间来京，清朝时后人乐尊育在太医院做了个小官。儿子乐梧岗想走仕途不成，只好子承父业，在前门外大栅栏开了同仁堂药铺。
　　同仁堂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药店，经过几十年的苦心钻营，已初具规模，但到了雍正年间，同仁堂翻身成了宫里御药房里的供应商。起初只是供奉药材，据同仁堂文献记载，自雍正年间起，皇室同意预领官银并屡次特许同仁堂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慈禧当政后，认为同仁堂的药好，曾令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药，同仁堂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多宫廷秘方。由此起势，同仁堂不但在增调药价上盈利，更以天下药业第一大买主的身份操纵药业市场，垄断持续200余年。
　　除经济上的支持外，更有政治方面的支持。同仁堂有了乾隆这个靠山，社会声望和身价都倍涨，老百姓认为它是给皇上做药的，都认这个牌子。后来清朝覆灭，还欠了同仁堂一堆债务。
　　像这样因为皇族青睐而镀金的老字号还有好几家，如“独一处”，据说乾隆微服私访时吃过他家烧卖大赞而出名，所以一个卖烧卖的小馆也能屹立不倒一百多年。还有“一条龙羊肉馆”，光绪皇帝在此用过一次餐，从此馆子就火了。
　　前门商人也分三六九等，第一等是官商，如“内联升”，专门给宫里大臣做官靴；第二等就是这些“皇商”，声名远播，日进斗金；第三等就是五花八门的服务业，更市井，很多开在胡同里，或是走街叫卖，登不了大雅之堂。
　　无论是哪一等买卖，前门在清朝乾隆年间商业达到了顶峰，因为“国门”的位置，清政府是前门商业最主要的商业来源。
　　
　　前门变奏
　　
　　1900年的庚子之变是前门衰败的一个开始，义和团一把大火烧了专卖洋药的老德记药房，火势蔓延到大栅栏大街。“延烧铺户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屋七千余间。廊坊头条、二条、三条尽毁。”随后，八国联军又将前门一带各个店铺洗劫一空。
　　这导致前门前所未有的萧条，但随后一些王牌老字号重振旗鼓，率先恢复营业，兴建厂房，让前门又有了较大的恢复。
　　
　　好景不长，进入民国，政权走马灯地更迭，每逢哗变，暴戾之气总是撒向前门买卖。
　　1912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曹锟部下哗变，散兵游勇群起放火、抢劫。除瑞蚨祥修了高大铁栅栏而得以幸免，市面大部分被砸开铁门，洗劫一空。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随之而走的还有使馆、会馆。前门的中心地位大不如前。除了在日伪时期的短暂繁华，到解放前，前门已经奄奄一息。由此，前门作为商业街的最好时光一去不复返。
　　解放后公私合营，前门商人大换血。大量同性质的买卖被合并为营业点。同时，一些老字号前店后厂的模式被打破，手艺的生产流程也变了。仅有的老店家退休后，大部分老字号只剩一个品牌。
　　文革后到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前门在北京商业街的角色已经边缘化，萧条、拥挤、混乱是那里的代名词。胡同聚集了大量见证过前门辉煌的贫民百姓，这时一些老北京小吃却在胡同里顽强地扎根下来。爆肚冯、小肠陈、羊头李成为很多老北京对昔日前门唯一的真切回忆。
　　至此，所有的前门老商人尽数退场。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