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新诗教材的一场论争及其意义

摘 要：如何让新诗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教育界和学界一直在进行着广泛的讨论。中学新诗教育论争不仅影响了中学新诗教材选编，也改变了传统新诗教学理念及考试命题模式。中学新诗教材论争是新诗教育的一个重要层面，主要针对其时代性、经典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问题展开，具有相当的意义。

关键词：中学语文 新诗教材 论争 意义

中学新诗教育一直以来都以其自身的特点，在提高学生素质方面承担着重要角色。然而中学新诗教育本身存在诸多问题，从而引起一波又一波关于中学新诗教育的论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星星》诗刊1999年开设的“关于21世纪中国诗歌教材大讨论”专栏，这一论争带动了全国多家刊物参与讨论。“时代在前进，国家的工作重点在转移，而教材的选诗标准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这无疑是与发展的历史不同步的。”a中学新诗教育无论是教材编选还是课堂教学，都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人们在思想上对中学新诗教学缺乏重视；学生对新诗缺乏兴趣，很少阅读新诗，对新诗的文体知识了解甚少，新诗的阅读鉴赏水平不高，写作新诗的能力低下；现行中学语文教材所编选的新诗篇目存在不足；教师欠缺新诗教学的基本素养和能力；新诗教育目标需要进一步明确，等等。关于中学新诗教材选编的论争，主要围绕中学教材中新世纪新诗选编的时代性、经典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方面开展的。钩沉新诗教材论争的历程，反观当下中学新诗教材大为改观的现状，对推行新一轮中学语文教育的改革，将产生一定的启示性意义。

中学新诗教材的时代性和经典性

中学新诗教材的时代性和经典性，是关注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话题。不少论者认为，中学新诗教材缺乏时代性，是过时的作品，应该选择最新的精品佳作。毛翰当时就指出，中学新诗教材选篇过时甚至有问题，像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早就过时了；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和王洪濤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的构思十分相似，算不得时代佳作。b此外，杨然也指出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新诗教材确实“太单一了，太落伍了，与现代诗的蓬勃发展很不相适应”c。针对这些观点，有些论者给予了坚决反驳。余之思认为新诗教材与时俱进的调整是客观规律，但教材的调整必须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一原则。d在余之思看来，当时的中学新诗教材完全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且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来选编的。另外，苗得雨也认为 “陈年皇历”看不得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皇历’看得看不得，不在‘陈’不‘陈’”e，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可谓真正的“陈年皇历”，但它却是世界文学的瑰宝。所以，评判中学教材中的新诗是否过时、落后，不能片面地从创作时间的远近来看，还要遵循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

关于中学新诗教材选篇的经典性，聂作平指出《有的人》和《甘蔗林——青纱帐》一样，不但无诗意而且说教味极浓，像《天上的街市》《桂林山水歌》《回延安》以及《王贵与李香香》等诗歌，根本无法激起读者的诗歌兴趣和创作灵感。f毛翰强调中学教材所选新诗篇目一定要拒绝史料性与反面性，选取经典性的篇目。毛翰又指出“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不如他的成名作《草木篇》”g。从毛翰为中学语文教材推选流沙河的《草木篇》、何其芳的《花环》以及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新诗篇目中可看出，毛翰对中学新诗教材选篇经典性的重视。无论是聂作平还是毛翰，都认为中学新诗教材编选应恪守经典性原则，而当时教材中的新诗选篇经典性远远不够。

然而苗得雨的观点却截然不同，他认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歌篇目，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经受了时间的检验，源于生活且具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是不折不扣的经典。h叶知秋也辩解说教材选篇中的《桂林山水歌》《周总理，你在哪里？》是佳作，攻击它们的人是“无视它们曾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和教育作用，这种背离了人民群众对诗歌的欣赏爱好和审美情趣的做法，在广大的读者中是通不过的”i。在叶知秋看来，中学教材新诗选篇都是佳作，都是出色的艺术创造，都是经典的新诗作品。总之，这类论者认为中学教材新诗选篇绝大多数是真正的精品和经典，不存在不符合中学生成长要求的问题，不存在不满足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班人的需要的问题。

事实上，由于视角的不同或者意识形态感受度的不同，人们看待中学新诗教材的时代性问题就必然存在差异。教材编选者以及思想相对保守者，自然满足于以往中学新诗教材的选篇，也认为符合引领中学生成长的要求，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而在教学一线或勇于改革、思想解放的那部分人，他们更倾向于诗歌超越政治，追求真、善、美。如果以后者的价值取向与理念标准来评判，过去很多中学教材中的很多新诗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中学新诗教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中学新诗教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论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追求艺术性的论者认为，中学新诗教材的选篇应包含诗歌的美学功能，应具有中学生的青春气息，符合中学生的成长。其中毛翰指出中学语文新诗选篇的编者水平不高，像《天上的街市》很一般，不能代表郭沫若的创作成就，还有《给乌兰诺娃》简直拉低了诗人的水平。j他认为中学教材所选的这些新诗，远不能满足中学语文的美育需求。他还指出过分强调思想性而忽略艺术性，会让诗歌教化功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对于中学新诗教育来说，他的话还是比较中肯的。陈良运更具体地指出诗歌美育主要是培养学生对于诗歌美感的认知能力，诗歌教育不能作为政治教育，它应该是一种艺术教育。！2

此外，林文洵对新诗的青春化问题也做了相应的表达，他强调青春一旦缺席将带来双重后果：“青春在课本中缺席，孩子们也在诗教中缺席。”！3而新诗教材中的实际情形，也的确存在这一问题，也即选篇缺乏青春的气息，没有青春的美感。对于新诗青春化问题，苗得雨也明确指出中学教材中那些新诗的作者在创作它们时，生理与心理都年轻，不存在“青春缺席”的问题，我们中学教材中的新诗今后也会有新的“青春”入席，当然同样也需要进行严选，而不是滥竽充数。！4

追求所谓思想性的学者难免走向狭隘的另一端，他们认为一切文学都是用来教化人的，新诗也不例外。文学艺术都必须为政治服务，作为教材的新诗必须履行其教化功能，满足思想性要求。诸葛师申表示，全世界的教科书都重视思想教化，关键是用什么思想去教化人，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是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去教化下一代，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这个原则，坚决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5

综合以上两派主要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认为中学教材新诗选篇缺失了审美性、青春化以及诗歌艺术感的一方，还是认为中学教材新诗编选具有思想性、不存在审美性和青春缺位问题的另一方，都是站在两极上来论述其观点的——纯粹的诗美和纯粹的思想教化。在我们看来，一方面，纯粹的诗美，单纯从诗性角度来评判诗歌的优劣，造成了诗歌的自我封闭，忽视了诗歌的人文性与社会性，有时也容易堕入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纯粹的教化，追求诗歌的工具性，而忽略诗歌内在的诗性，没有以更好的文学艺术性去发挥它的思想教化功用，最终只会导致诗歌成为干瘪无味的说教工具。因而，在中学新诗教材选编过程中，我们应该思考和追求的是：诗歌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有机融合，同时也要考虑到诗歌接受者的年龄和心理。

新诗教材论争的意义

由《星星》主导发起的这场论争，虽然各执己见，但由此引起了教育界对中学新诗教材选编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和改进了我国在21世纪前十多年新诗教育的革故鼎新，意义可谓重大深远。

1.影响中学新诗教材选编

这场争论其意义首先体现在新诗教材的编选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论争中存在争议的诗，不论是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回延安》，还是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均未能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版教材。2000年秋季开始使用的新版中学语文教材，在“新诗的数量和新诗选取的标准上都有着令人惊喜的一面”！6，所选诗篇不但大体上包括了新诗史上的全部诗歌流派，像新月派、七月派、朦胧诗，还包含了多种形式，像自由体、半格律体、十四行等。另外，为了在中学语文课堂的基础上拓宽新诗阅读的途径，不少刊物和社团都做了积极的尝试。比如2005年《诗刊》《扬子江诗刊》共同开辟“新诗课堂”栏目，该栏目在为中学语文新诗教材选编建言的同时，也提供了新诗课外读本，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

2.改变传统新诗教学理念

中学新诗教材的论争，影响和动摇了传统新诗教学理念及考试命题模式。

教材编选的改进势必影响和动摇传统新詩教学理念。围绕改进后编选入教材中的新诗，“为什么教”成为急需讨论的问题。不少论者认为，中学新诗教学应培养学生的新诗创作能力。王凌云指出：“诗歌教育，如果不能使我们获得创作的能力……它就是失败的。”！7周万清强调“中学写作教学应当把诗歌写作纳入训练系统，努力开掘诗歌写作这座金矿”！8。陆凌霄也指出一直以来诗歌写作在教学中被无视，不利于新诗的成长，重视诗歌写作教学是壮大新诗的第一步。！9其意不外乎，把新诗教学等同于其他文体的教学，既让学生感受作品的美，又让学生具备创造这种美的能力。实际上，重视新诗写作对新诗的发展繁荣，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论者还提出新的看法，认为中学生正处于新诗创作的适龄阶段，能够尝试进行新诗创作，我们不应该扼杀这种天性。吴思敬认为中学生写诗，无须丰富阅历，“只要对内心、对世界有所感悟就可以”@0。

新诗是美的艺术，中学新诗教学自然应该以审美为重心。陈仲义指出：“诗歌的理解、接受与教化，应该坚持以审美为重心，此前新诗教育的核心过分强调‘教化’（伦理、道德、情操），其实针对广大学生长期以来处于某种封闭、麻痹、按部就班的心态而言，新诗教育的关键在于向‘生命诗学教育’的转移——侧重开发学生的诗性思维。”@1徐敬亚强调读诗自己要先飞起来，充分展开想象的空间，才能深入地鉴赏和品读诗歌。@2他们的观点殊途同归，归结起来就是在强调新诗是一种美的艺术。中学新诗教学应该是一个对美的鉴赏和感受的过程，只有充分发挥想象任由思维驰骋，才能感受到诗中之美。因此，如何去发现美、感受美、想象美应该成为中学新诗教学的重心。

3.影响和变革考试命题

新诗教材编选论争带来了新诗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的改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考试命题，传统的考试命题模式中对新诗的排斥现象有所改观。艾青的抒情短诗《我爱这土地》出现在1999年的高考语文试卷上，郑敏的《金黄的稻束》用于2000年的高考语文试卷上。作文命题上，2000年高考作文题中的“写作要求”没有出现“除诗歌外，文体不限”的字样；重庆市2012年的高考作文体裁不限。甚至2003年的高考作文评分中，陕西考生吴斌以一首新诗《无题》获得满分，甘肃某一考生的散文诗也获得满分。这些现象说明，新诗教育有了新的努力与尝试。

此外，论争也引来了不少围观者，这无疑扩大了新诗教育的关注度，提高了新诗教育的地位。

结语

从新诗入选教材的那一刻起，新诗教育问题就产生了，关于新诗教育的论争也将在所难免。当然，我们不能将新世纪以来新诗教育、新诗教材的改善和发展，全部归功于1999年《星星》诗刊“关于21世纪中国诗歌教材大讨论”这一事件上。然而，我们却无法忽视，那次论争的标志性意义。论争中产生的对于新诗教材、新诗教学以及新诗命题考试的一些见解，值得我们结合当下的新诗教育持续地去做解读。不足的是，关于新诗教育的论争，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线教师却参与不够，导致一定程度上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使得论争的成果并未能在中学新诗教育中得到广泛的摘取，新诗教材以及新诗课堂存在的问题仍然相当普遍。因此，欲图中学新诗教育从根本上得到真正的发展，还得靠国家教育体制层面、学界以及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们的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本文为长江师范学院科研项目“建国以来中学新诗教育研究”（2011Bjsky009）阶段性成果

a杨牧：《历史点头才算数》，《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4期。

bj毛翰：《关于陈年皇历，答陈年诸公》，《名作欣赏》2002年第1期。

c杨然：《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星星》诗刊1999年第1期。

d余之思：《论诗坛怪相》，《重庆晚报》1999年12月12日。

eh！4苗得雨：《也说“陈年皇历”与“滴水沾”》，《华夏诗报》1999年第10期。

f聂作平：《我也说几句》，《星星》诗刊1999年第5期。

g毛翰：《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星星》诗刊1999年第10期。

i叶知秋：《全盘否定办不到！》，《华夏诗报》1999年第10期。

！1毛翰：《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刻不容缓》，《诗神》1998年第9期。

！2陈良运：《“诗歌美育”续议》，《星星》诗刊1999年第10期。

！3林文洵：《青春缺席》，《诗神》1998年第9期。

！5诸葛师申：《不废江河万古流——评毛翰等有关“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华夏诗报》1999年第9期。

！6霍俊明、岳志华：《展开的起点：新诗教育问题与反思》，《江汉学术》2007年第4期。

！7一行：《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周万清：《诗歌，写作教学的金矿》，《语文学习》2000年第8期。

！9陆凌霄：《诗歌写作教学的缺位对新诗发展的影响》，《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0李节：《当前中学新诗教学的几个问题——访诗歌评论家吴思敬教授》，《语文建设》2008年第6期。

@1陈仲义：《新诗教育的顽疾、缺位、应对策略及其“新实验”》，《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徐敬亚：《先飞起来再读诗——“中外短诗五首”解读》，《语文学习》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