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视野中的军旅文学批评

一

在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建构中，军旅文学是非常独特的存在。它一方面服务于中国当代文化史的规划设计，并在最极端的意义上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版图中，军旅文学（除此之外，还有军事文学、战争题材文学、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等不同的称谓）以及相关的文学批评一直是意识形态最关心的“高地”之一，围绕它的种种话语，往往最直接地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复杂的历史文化境遇。另一方面，与所有的普遍性文学一样，军旅文学在服务甚至服从意识形态规训的同时又不屈服地召唤自我的主体，并因这种紧张的矛盾张力而构成独特的自我意识、修辞风格和形式感。这么说并非就意味着以一种二分法或者二元论的东西来定义军旅文学的特质，而恰好相反，不存在某种简单的对立和互补，军旅文学在其作为“文学”发生之时，已经构成了全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使得军旅文学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微观个案，对于它的观察、分析和研究，是进入当代文学最直接有效的路径之一。

但稍有遗憾的是，与军旅文学创作整体繁荣的局面相比，军旅文学批评似乎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似乎很难得看到特别有力量的，别开生面的军旅文学批评家。个中原因，一方面大概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贫弱的整体局面有关，我们很难想象在文学批评整体气候不良的情况下，军旅文学批评会一枝独秀；另一方面可能也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专业分工不细有关，很多的批评家大概不愿意戴上某某类型批评家（比如儿童文学批评家、军旅文学批评家等等）的帽子，殊不知成为某某类型的批评家，可能正是成为一个全面型批评家的前提。这种种复杂的情况，一言难以道尽。说这么几点，是想为傅逸尘的出场稍作铺垫，正是因为有前面的几个或成立或不成立的前提，以军旅文学批评家身份亮相的傅逸尘难免就让人眼前一亮，别有一番风采。我和傅逸尘私交不多，直到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第二批客座研究员的时候，才在几次会议中见到，尤其是在去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的“重返90年代”小型研讨会上，他的发言从军旅文学出发，直指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困境，引起了我的注意。据相关资料，傅逸尘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早在大学本科期间就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这可以视作其文学批评职业生涯的开始，其后又以评论集《重建英雄叙事》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成为该丛书最年轻的入选者。前辈批评家雷达由此对其寄予厚望：“这是一位很值得重视的评论新人，80后，文学硕士出身，却已发表了大量文章。真诚，坦率，视野开阔，其中对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的研究、对话；对现实主义的阐发；对‘英雄话语’的思考，均有探索意义。第三辑中对曹文轩、张者、莫言等人创作缺失的批评，敢于直陈己见。整体看来，书稿有锐气，有新见。”①

二

从最近几年发表的文章来看，傅逸尘的批评实践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要求，他几乎每年都要对军旅文学做一个年度综评，据我了解，这项工作从2007年就已经开始，在这个综评里，他不仅要对该年度的全部军旅文学创作进行一个全面的概括和梳理，更要有全局性的批评眼光，对该年度军旅文学的总体走向，得失成败进行点评分析。对于当下发生着的文学创作而言，没有比年度综述此类的工作更能全面把握，整体掌控当下创作情况了，傅逸尘正是通过这类具体而细致的工作进入到军旅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场，军旅作家王凯在《印象·傅强（印象记）》②中提到，他正是在某一年的军旅文学年度综述中发现了一段关于自己作品的介绍评论，才注意到傅逸尘其人其文的。更重要的是，傅逸尘没有止步于这种相对而言比较基础的综述式的批评，而是在这种现场介入的基础之上，去粗取精，宏观把握，力图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评论理念或者说批评体系。这是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年轻一代的批评家，似乎更善于个案的批评和研究，宏观的东西不多，在今年7月份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发布会上，程光炜、陈晓明等前辈批评家都提出了这一点，并特别强调了宏观批评对于当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重要意义。而傅逸尘的几篇重要的论文，比如《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弘扬——当代军旅小说的叙事伦理嬗变》《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生活质地、思想深度及文学性——当前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随想》《重建英雄话语叙事》《“新生代”军旅小说整体观》等，可以看出其理论建构的自觉和努力，他试图以某种宏观的概念甚至是体系来勾勒、甄别、整合当下军旅文学创作的种种新变。这几篇文章可以说集中体现了傅逸尘文学批评实践的特色，我稍作展开论述。

首先是一种历史化的眼光。在《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弘扬——军旅小说60年的叙事伦理嬗变》一文中，开篇就指出：“从叙事伦理的角度考察，60年的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便是一个围绕‘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不断建构与弘扬的过程；换句话说，‘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本然与自在的灵魂。这自然是与中国军旅文学的意识形态特质及军旅文学自身的品质与内涵特征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军旅作家自觉地承担了‘国家/民族’的宏大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责任。”③傅逸尘将这种“叙事伦理”放入到历史的谱系中予以考察，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历经工农兵文学、“十七年文学”一直延伸到新时期文学，这里面是一条“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渐渐被遮蔽或者被隐藏起来的历史过程，傅逸尘在这篇文章中几乎梳理了整整六十年军旅文学的流变，通过这种历史化的梳理，他试图为军旅文学做一个本质化的界定，这一本质化就是叙事伦理上恪守“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而这一点，正是我在文中一开始就提到的军旅文学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因为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同步关系，军旅文学一直就是共同体想象和规划最核心的部分，它几乎是天然地承担了为现代国家民族赋形的责任，这一点，与西方的现代文学似乎完全不同。国家民族的本位主义使得在叙事伦理的选择上，军旅文学一开始就选择了“人民伦理的大叙事”。这种大叙事使得中国的军旅文学呈现出某种史诗性的风格，但与此同时，“非文学”的东西似乎也多了起来，正如傅逸尘所指出的：“围绕着‘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而展开现代性的集体想象与认同，导致了其‘非文学’的因素过多：缺乏活跃的感官世界（“身体”的缺席和情爱叙事的稀薄），缺乏超越性的精神维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及日常道德宣教），缺乏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缺乏日常生活经验（极端化的生存状态简化了生命的内在矛盾）等。因此，‘红色经典’的一枝独秀在创造了一个繁荣的文学神话的同时，已经暗伏了一个文学的危机时代的即将到来。”④很明显，在“人民伦理”和“个人伦理”的选择中，军旅文学陷入了两难之中，似乎很难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十七年文学”评价体系中，“人民伦理”天然就比“个人伦理”正确，而在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批评体系中，“个人伦理”似乎又天然比“人民伦理”正确。由此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往往轻易以一种伦理来代替、批评、压制另外一种伦理，却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有这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对立，才构成了当代军旅文学发展的内驱力，试想，如果没有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哪里会出现莫言等人后来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呢？如果没有十七年对于感官世界的压抑，80年代以来的身体叙事也许就不会那么具有原始的爆发力。这种正反的二元互动是一种可贵的历史的辩证法，意识到了并尊重这种辩证法，或许就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化的视野。

与历史化相关的，在傅逸尘的批评实践中，还可以看出非常鲜明的整体性。这里的整体性首先表现在其将军旅文学视作一个自足的整体来予以把握和考察。在这样的整体视野中，军旅文学被视作一个有其内驱力的、不断发展的、连续性的存在。傅逸尘主要通过“伦理叙事”“叙事伦理”“现实主义”这样几个点将其边界予以固定起来，在“伦理叙事”中，他提出了“父子伦理”“历史伦理”“军人伦理”“情爱伦理”等概念，从成长小说、史诗风格、主体意识等角度展开论述；叙事伦理则从“日常经验的崛起”“回归本源：文体自觉与文本实验”“通俗化转向：故事性的强化与大众化的审美趣味”等角度着手，伦理叙事和叙事伦理构成了傅逸尘军事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两翼，它们犹如内容与形式一样互为前提，互为目的，它既指向一种历史，在这个历史中，军旅小说以严肃得有些刻板的态度参与国家民族的共同体书写；它又指向一种当下，在这个当下，流行的、消费主义的、欲望化的写作正消解着军旅文学赖以安生立命的本质，并将军旅文学引向一种未经辨别的所谓的“现代主义写作”。只有坚持两个方面的批评，历史的和当下的——也就是一种整体的批评，才可能回应军旅文学所面临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军旅文学的困境其实就是当下文学的困境，军旅文学与其他所有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同构的关系，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整体性，离开了这个整体性来谈军旅文学，意义不大，在这一点上，傅逸尘有相当的自觉。

三

在历史化和整体性的视野中来观察中国当代的军旅文学，望其来路，免不了追问前程，这几乎是任何文学批评避免不了的工作。在这一点上，傅逸尘没有流于浅薄的乐观主义，相反，他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在《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弘扬》一文的结尾，他担忧：“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一旦脱离了‘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建构与弘扬这一基调的军旅文学，将如何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寻找她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呢？”同样的担忧也出现在《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一文中：“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全球化语境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深化，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和道德伦理价值体系的变迁，主流意识形态变换了自身的存在方式和表意策略，转而与重新崛起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达成一种新的协商或共享的模式。启蒙性的、政治性的、宣传性的、说教性的硬性表达逐渐被商业化的、消费性的、娱乐性的、想象性的软性话语所替代，失去了‘政治’这一宏大主题的荫蔽，军旅文学的文学合法性受到了强烈质疑，不但逐渐退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在文学领域也一再被边缘化，丧失‘核心竞争力’的军旅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和现实处境变得从未有过的尴尬。”⑤

很显然，这种担忧并非多余，而是一种清晰的焦虑。这种担忧不仅仅是傅逸尘的，也不仅仅是关于军旅文学的，它有一种普遍性。有意思的是，傅逸尘以一种特有的年轻人的锐气，为这种担忧开出了批评者的药方，这就是他提出的“英雄叙事”和“现实主义伦理”，前者主要指以新的价值和主体来反对世俗化和欲望化的写作，后者则强调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价值立场，一种情感态度，一种关照现实生活的方式，一种体察人性和灵魂的角度”。对于当下文学创作的意义。很有意思的是，我在2008年发表的《〈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兼及对“改革文学”的反思》一文中，也曾经提出过应该重新定义“现实主义”，我以为“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语境中决不是简单的一种文学（艺术）创作手法，而更是一种历史信念和国家想象，在其背后隐藏的是再造大众（新人观）、构建信念（理想主义）、改造社会（批判现实主义）、走向‘美丽新世界’（浪漫主义）的历史意识和发展理念”⑥。这一观点或许可以与傅逸尘的“现实主义”互为印证，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特质。

那么，有了“英雄”和“现实主义”的军旅文学是否就会好起来呢？或者进一步追问，有了有效的批评的介入，中国的当代文学是否就会好起来呢？不知道。即使不知道结果，也要做下去，这或许就是文学和批评的本义。以这最后一句，与傅逸尘共勉。

2013年8月2日改定

【注释】

①转引自朱向前：《重整山河待后生——序傅逸尘评论集〈重建英雄叙事〉》，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9年3月24日。

②王凯：《印象·傅强（印象记）》，载《西南军事文学》2012年第4期。

③④朱向前、傅逸尘：《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弘扬——军旅小说60年的叙事伦理嬗变》，http：//blog.sina.com.cn/junbaofuqiang。

⑤傅逸尘：《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解放军艺术学院2009年硕士论文。

⑥杨庆祥：《〈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兼及对“改革文学”的反思》，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