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理论批评热点二题

有关莫言创作与中国经验的研讨

莫言于2012年10月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此，有关莫言获奖的话题，自然而然地成为2013年文坛的热点之一。但较之2012年底的以欢呼和表态为主，2013年的莫言话题更多地走向了冷静和深入。并逐步把重心集中到莫言创作与中国经验的思考与总结方面。

蔡清辉曾在2012年11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就提出了“莫言与‘中国经验’的讲述”的问题。他认为，无论从当前的国外还是国内形势看，中国迫切需要一批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准确叙述中国故事，深刻总结中国经验，以文学特有的人文和理性精神，跨越文化差异，在让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同时，也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进而指出：“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不仅是当代中国作家的共同追求，更是各个层次的读者对文学的真正期待。

张柠在《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中国作家网2013年6月25日）一文里，从肉体经验对阐释的挑战、辱骂，贬低，同归于尽或返回自然、遗忘，反历史或记忆边界的丧失、滑稽，狂欢或心血来潮、批判性，或肉体现实主义的代价、反抒情，或对残酷经验的“迷恋”、死亡与复活，欢乐与信念等七个方面梳理和概括了莫言小说中的民间话语方式性，他认为，莫言用自己独特的文体超越了故乡这个狭义的乡土概念，超越了故乡日常生活的简单的自然主义，超越了转瞬即逝的、空洞的、无意义的琐屑形象，超越了“怪诞现实”的物质形态，也超越了历史时间的盲目乐观（进化）和悲观（末世论），并赋予了这些被超越的东西以真正的民间气质、信念和意义。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于2013年12月6日至8日在京举行的“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更是集中于莫言创作的本土经验与文学传统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研讨也体现了新的深度。

张炯总述了莫言创作的三个向度：一是世界文化的视野、二是中国近、现代及当代的历史变革、三是民族文化精神及民族文学艺术；并对莫言鲜活饱满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想象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认为莫言的作品一方面受到西方现代的影响，在语言及叙述方式上是勇于革新的；另一方面，莫言的创作又是接地气的、有悲悯情怀和直面大众读者的。由莫言的作品《红高粱》改编而成的电影获得金熊奖，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同，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使文学转化为文化产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莫言获奖既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艺术整体发展的体现。

白烨认为莫言创作与本土经验，是一个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发现和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对莫言个人创作的一种持续评说，也是对莫言与中国文化的关联、莫言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深入解读。他在简要回顾莫言创作道路之后，对莫言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以及莫言的创作经验进行了解析，并盛赞了莫言小说的人性深度和持续反思精神、历史与个人的互动关系、感觉的丰沛性、语言的粗砺性与形式相得益彰、立足本土而超越本土的普世价值与格局。白烨认为，莫言的成长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变密切相关，以莫言的创作经验与格局为参照，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创作存在的优长与不足。

在“本土经验与文学传统”的议题下，陈晓明、张清华、张志忠和季红真的观点都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不仅梳理了莫言的创作与本土经验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的内在联系，而且具有适时总结经验，以莫言的文学道路关照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态势的前瞻性与指导性意义。陈晓明在《我的“在地性”开启的异本土》这一报告中，他以“在地性”来阐发莫言小说的本土性。他认为相对于一个肯定性的，有边界的和被规训的“本土”，莫言的本土，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异本土的问题。如果回到80年代文学新潮的节点上去看莫言的崛起，莫言恰恰是在现代派、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本土性三者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莫言是一座丰碑。事实上，西方现代派与本土经验在莫言那里是有很大的冲突的，他所开启的本土经验，也绝不是被规训化和理想化的本土，而是一个叛逆的“异本土”，一个异托邦。他的创作以非我的“在地”为内核，同时演绎了身体的异托邦。与莫言同代的寻根文学作家主要是知青作家，他们归返本土寻根乡野，都带有强大的观念性，而莫言恰恰开辟了另一条路，就是没有观念先行，而是转向了“在地性”的感性经验。张清华在《莫言与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的报告中指出：莫言等人的创作证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都传承了五四文学的主题，传承了鲁迅的主题。在莫言的作品里面，鲁迅反复书写过的暴力、围观、嗜血的主题以及“吃人”的隐喻，包括对国民性的分析，在莫言作品中都是非常丰富的。和鲁迅相比，在深刻的程度、苛刻的程度上，莫言也是有进步的，他甚至进一步强化了鲁迅的某些观念。而莫言之所以是一个格局特别大的作家，是因为他的创作对20世纪的历史作了整体清算，表现了外部政治力量（包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其他的社会强权和时代转型）摧毁民间社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的写作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人文主义的高度，它超越了一切政治的描写，达到了一个用人文主义的眼光整合20世纪的历史并且非常高远、具有伦理性的高度。相对于很多现代作家所创立的进步论的历史观，莫言还开创性地（起码是在80年代）确立了反进化论的写作立场，这是对此前所有现实主义写作所呈现的进步论立场的超越。莫言的卓越贡献在于用人类学的眼光取代了社会学的眼光，也因此获得了更磅礴的诗意、更原始的诗意。莫言小说对农业文明整体经验的书写对整个当代文学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其魅性、神性、结构性的内涵，原始性、想象力和美感，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在将来的当代文学中或许将不复存在。

樊星在题为《莫言与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的发言中，将莫言小说中所表现的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与新文学以来的国民性主题联系起来，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他认为，要认识中国的国民性，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认识“农民性”。莫言的《红高粱》出色地弘扬了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和“精忠报国”的事迹，因而弘扬了中国“农民性”——国民性的另一面：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这一点上，莫言的贡献是无可取代的。

张志忠的发言以自鲁迅以来的批判传统存在缺憾出发，认为莫言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这样的批判性传统。莫言这一代作家，包括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首先呈现在文坛的形象都是正面的、阳光的，但他们在80年代很快就转向批判和解构。到了90年代，作家就有必要重新思考面对现实的态度，文学的价值立场应当如何建立。在愤怒、批判之后是否应该思考和重建。《红高粱》当然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解构，但它同时又是一种红高粱精神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的创作有得风气之先的开创性意义。自《红高粱》之后，莫言的作品也都有一定的建构性的意义，这就显示了他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在重建民族精神方面的努力。季红真在《莫言小说与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一文中，深入探讨了莫言与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传统的深刻关联。她认为，莫言的小说创作虽然受到了西方文学大师如福克纳、川端康成等的影响，但他小说的叙述方式仍然主要是由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滋养出来的。中国古代悠久的叙事文学传统，不仅为莫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决定了他基本的艺术思维方式、选材的特征、叙述方式与语义结构，还影响和决定了居于整体美学风格中心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怀。

有关地域文学与文学群落的观照

对于地域文学的关注，其实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经常性的话题。但在2012—2013年，这个问题更为集中、更加凸显，有关的研讨也较为频仍，更加深入。

约从2012年3月—2013年5月，《光明日报》特意开辟了“聚焦‘作家群’”栏目，先后发表了《贴近乡土沉稳大气——中原作家群创作风格综述》（何弘），《屈原的“楚殇”盛李白的“楚狂”衰——新世纪湖北作家群创作概观》（刘川鄂），《既活力迸发又平静节制——江西新锐散文作家群创作述评》（胡颖峰），《基于黑土地上的超越——新时期龙江作家群创作述评》（郭力），《深挖丝绸之路和黄河的精神宝藏——甘肃作家群创作印象与思考》（徐兆寿），《百花春满园稍逊“茉莉”香——山西作家群整体透视》（王春林），《期待更加广阔的视野——关于“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谭运长），《在“津味”的基础上开创生机——津门作家群创作综论》（闫立飞），《天涯海角率性而为——近年海南作家群体创作概览》（刘复生），《“去地域性”与“去史诗化”——新世纪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群体观察》（周燕芬），《宁静安详纯净透明——宁夏作家群体创作印象》（贺绍俊），《满怀温爱又不乏冷峻——论“河北小说四家”的创作特色》（杨红莉）。这些系列文章以地域为坐标，梳理了当前文学界的重要作家群体，阐述了各自的创作特色和影响力，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出当前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

2013年6月30日，由《光明日报》文艺部牵头主办的“作家群现象研讨会”在江西省赣州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作家群现象”的生成机制、历史地位、文化价值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作家群现象’笔谈”的总题下，陆续刊登了与会者的书面发言和会外评论家的呼应文章。

雷达在《地域作家群研究的当代意义》里指出：一般说来，一个原乡背景明显的作家的创作，一片地域性鲜个性，以及一方地域作家群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这一片地域的地缘、气候、风物、风俗、语言，尤其是它整体上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不要说一个大的地理文化板块，即便是一个省、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县，都各有不同的文化传承和地域文化特色。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力是潜在的，是一些相对稳定的东西。我们知道，法国思想家丹纳提出过“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认为这是影响文学发展的根本。种族指不同的先天基因式遗传，是内在的根因；环境包括地缘和气候，则是影响文学外部的推力；而时代则是重大能量，时代的走向制约着一个作家创作倾向和才能发挥。丹纳声称自己是在用植物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他的方法曾经遭到过质疑，但现在看来，其实具有某种真理性。他还指出：我们曾大力提倡表现民族特色，那多是为了走向世界，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现在倒过来，我们强调本土化和中国经验，隐隐中含有对过于膨胀的全球化的反抗和警惕，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拯救。在“世界的”与“民族的”之间，我们还是更倾向于“民族的”。我们更担心的是被“同质化”淹没。若是只强调全球化的文化维度，有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特征与文学精神的丧失；反过来说，如果过分强调地域文化、本土文化，排拒外来文化的影响，又将走向狭隘和滞后。当然，世界越来越一体化，人类精神生活趋同化是显见的事实，于是坚守文化的地域性，文学的本土化，致力中国经验的深刻表达，包括小到研究“作家群现象”，无疑具有深刻意义，这也是保持世界文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的重要途径。

孟繁华在《当代文学地理学与本土经验》一文中系统梳理了从古到今有关文学与地域的重要言论，认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即便进入现代仍然非常重要。比如沈从文与楚地，老舍与北京，赵树理与三晋，张爱玲与上海，柳青、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与陕秦，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与东北等。在强调文学与地域关系的同时，必须意识到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变化。或者说，全球化语境和传媒的发达，使地域文化的封闭性成为不可能。各种文化的交会、交融以及冲突、矛盾成为今天文化环境最重要的特征。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作家的创作，在继承自己民族文学传统的同时，也会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或左右；对其他民族优秀文学的学习、借鉴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他认为：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他小说的基本生活元素来自他的高密东北乡，他的语言和其他文化元素与他的家乡有不能分割的关系。但是，他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也是基本事实。因此，在强调文学与地域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条件的因素。

贺绍俊在《从地域文学到文学社区》的文章里，由“地域文学”生发开来，，进而提出“文学社区”的概念。他说：所谓“作家群”，基本上与地域有着密切关系。从今天的文学实际出发探讨地域与文学的关系时，需要关注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现象。从有关“作家群”的综评文章来看，社会形态的地域性正在压过自然形态的地域性，钢筋水泥构筑的地域性正在取代田园山水构筑的地域性。如何主动介入到地域社会性和地域都市化对文学的影响之中，应该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此，我愿意提出一个“文学社区”的概念。所谓“社区化”，就是在一个社区内要让人们形成归属感，同属于一个社区的人愿意一起交往，分担痛苦，分享快乐。社区的理论认为，信仰是形成社区感的重要因素，人们根据共同的价值观与信仰的交往互动，才能实现社区化。文学社区同样如此，一个文学社区之所以对广大作家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就在于它倡导和发扬了让人们共同接受的文学信念。这种文学信念不仅仅是指对具体的文学风格和文学流派的提倡，而且还有对文学精神的理解。过去对待文学精神的认识总是和世俗功利联系在一起，因此文学体制往往看重的是文学活动的结果，而忽略了文学活动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活动的过程更能体现文学精神的本质，文学体制就应该考虑如何使文学精神在文学活动过程中充分发散。

2013年9月28日，由《文艺报》、江苏省作家协会等联合主办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在江苏泰州召开。与会的数十位专家就家学者对“里下河文学流派”区域的界定、作家概况、文学成就和特点、审美属性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全面解构了其文化特质、文化内涵，深刻揭示了其存在之由、变迁之故，并就其进一步繁荣发展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言。包括扬州、泰州、盐城、南通四个行政区的里下河地区，在当代以来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评论家、散文家、诗人，形成了一个创作群体，主要代表作家有汪曾祺、胡石言、夏坚勇、曹文轩、毕飞宇、顾坚、鲁敏等，创作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会者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来说，有着无法摆脱的影响，但不同的作家在进行创作时，由于对地域性文化特征的重视和吸收程度不同，因而在创作中呈现出的地域性特征具有显在和潜在、鲜明和模糊的差异性特点。具体而言，“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或者文化之根都深深埋藏在里下河文化的沃土中，其文学创作和研究范畴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内涵，或者以里下河地区为主要表现对象，描写里下河的人情和地域风貌，创作了大量充满地域色彩的乡土风情作品，他们的作品大都追求清新自然、冲淡平和的风俗画描写风格，具有散文化与诗化的特征。

（文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