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镜头：从反特片到谍战片

在《暗算》（2005）、《潜伏》（2009）、《风声》（2009）、《东风雨》（2010）等谍战剧和谍战片成功激活“大众电影情结”之后，作为内地谍战影像之“前世”的“反特片”、惊险样式片和公安题材电影，在沉寂多年后又再次浮出历史地表，进入怀旧与研究的视野。从十七年“反特片”到风靡当下的新世纪谍战剧/片，谍战影像所发生的演变是“从新中国电影到中国新电影”①之发展与转型“看得见的”例子。其中，谍战影像的命名是一个颇具价值的分析范畴。在各个历史时期，哪些名称为何以及如何成为彼时谍战影像最为主流的命名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关各个时代的当务之急可以从中寻得线索。从命名反特片到谍战片的变化，如徐勇所言，“不仅仅是语词的游戏，更是社会时代的变迁在文化上的反映。”②

在实际历史中，从反特片到谍战片的命名转变并非由戈达尔式的跳接所迅即完成。在现有的话语体系中，大陆谍战影像有着多种不定的命名。除了前面提及的谍战片、“反特片”、惊险样式片、公安题材电影之外，这一题材还有更多其他的称谓和归类，如特情片、反特破案惊险片、特务侦查片、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故事片、隐蔽战线电影、间谍片、警匪片等。关于这些称谓的使用情况，笔者以中国知网中的搜索结果做了一次统计。以相应搜索条目的总数为标准，笔者发现：反特片、惊险样式片、谍战片以及间谍片是大陆谍战影像命名脉络中最重要的四个坐标点。相关的统计结果如图11、图12、图13、图14所示。

图11：“反特”作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的搜索条目数量（截止到2013年底）

图12：“惊险片”作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的搜索条目数量（截止到2013年底）

图13：“谍战”作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的搜索条目数量（截止到2013年底）

图14：“间谍片”作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的搜索条目数量（截止到2013年底）

这一统计虽然较为粗疏，但凭此可以大致了解反特片、惊险片、谍战片、间谍片在评论话语中的使用情况。本文将以此为基础，对这四个代表性命名进行历史化细察，对从反特片到谍战片的命名轨迹进行一次慢镜头扫描。

一、一语双关的反特片

反特片（包括反特题材影片、表现反特斗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反特故事片等类似称谓）是对1949年以来的内地谍战影像较早的命名，同时也是政治色彩最浓的命名。在新中国成立初的两年内，冷战中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的稳定，防止敌对势力的破坏和颠覆，“反特工作”成为重中之重。各地政报纷纷登出“加强经济保卫工作”的文章，在工作报告中也都提到了“反特工作”的成果以及这一工作的重要性。③而《无形的战线》（1949）、《人民的巨掌》（1950）等第一批反特片的出现，正是响应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需求，为反特工作提供了直观的范本，起到了极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反特片”这一命名本身就具有一语双关的效果。反特片首先所“反”的是间谍片这一称谓。在1949年以前，间谍片大多用于指称一种源于好莱坞的电影类型。1946年，由国民党“中电三场”出品的《天字第一号》在上海造成了轰动。国泰、大同、良友等公司跟风而动，竞相推出了《粉墨筝琶》《神出鬼没》《玫瑰多刺》《六二六间谍网》《第五号情报员》《热血》《谍海雄风》《七十六号女间谍》《间谍忠魂》等影片，在20世纪40年代掀起一轮“抗战间谍片”热潮。④这些抗战间谍片在叙事上以好莱坞电影为参照，“熔枪战、打斗、悬疑、畸恋为一炉”，在政治上“为国民党特务统治涂脂抹粉”⑤，可以视为“美蒋”在文化生产上的一次合作。在当时，这类间谍片引来了中共宣传媒体及左翼影人的严厉批评。蔡楚生毫不留情地批道：“用抗战作招牌，片断的采用些抗战故事，实际上都尽其无聊与色情的能事。”⑥夏衍则将之斥为“把整个艺坛（包括电影和戏剧）吹卷得天愁地惨，昏暗无边”的“一阵腥臭的黑旋风”。⑦

“间谍片”这一本来中性化的命名就此沾染了政治上的“原罪”，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内一直处于被压抑和规避的状态。而反特片这一命名的发明与推广就是对间谍片及其政治原罪的拒绝和驳斥。在第一部反特片《无形的战线》推出之后，《人民日报》的社论便将它与之前国民党推出的一系列间谍片彻底划清界限：“人民电影《无形的战线》，和那些曾被小市民观众喜欢过的、美国制的与蒋匪帮文化喽啰们制的‘间谍片’，有着基本上的区别……我们的电影，如《无形的战线》也有紧张而动人的故事，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要告诉残余匪帮，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把无形的敌人完全消灭。反特务的斗争还在严重的进行着，特别是在新解放了的地区中（不限于城市）。毫不夸张地说，《无形的战线》将有助于这一斗争的取得胜利。”⑧所以说，反特片这一命名本身就是对间谍片这一名称及其背后所指涉的“美蒋”的反动。

不光在命名上，反特片在影像本体上也实现了对那些展现资产阶级美学趣味、关照市民阶层观影口味的间谍片的颠覆。而构成这种颠覆的主要是反特片中不断被生产与强化的反派形象。反特片作为阶级斗争的仪式性演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与“人民”对立的“敌人/他者”的形象，即特务。因此，“反特片”这一命名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它体现出“反特”这一时代主题在文艺工作中的渗透，同时完成了对“特务”这一形象的持续性负面定位：特务都是“反面”的，必须受到人民的“反对”。“反特片”这一命名及其所指称的一系列影像参与建构了“特务”一词的语义转变。现代汉语中的“特务”是源自日语的外来词，最初只是指“特殊任务”，并无贬义。在战争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各自设置了特务机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共两党身份、地位的互换使得“特务”一词的内涵发生了改变。为了证明政党的纯洁性与政权的合法性，“特务”一词开始具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专指那些“被派遣或收买来中国大陆从事刺探机密、情报或进行破坏活动的敌对人员”。⑨在一系列颇受欢迎的反特片的催化下，特务成为“规定性反派和反革命典型”⑩，“特务”一词的内涵相当于所有反革命分子的合集。而“文革”后新时期的银幕在保留了惯有的“美蒋”、日本特务之外，还增加了苏联特务。而且，这一时期的银幕特务有一部分并非新的“他者”，而是潜伏在“我方”内部的“熟人”。11这种将“敌人”内部化的叙事策略体现出谍战影像的一种转向：“从服务于对冷战敌手的妖魔化（他者化）转向一种自我的审判。”12在新时期，敌我之间的对立关系愈渐模糊，具有鲜明阶级斗争色彩的反特片这一命名也渐渐式微。对比图11与12可知，在“文革”后的新时期，谍战影像更为通用的命名是出现时间稍迟于反特片和惊险片。

二、“反特”与“惊险”的交汇与缠绕

“惊险片”（包括惊险样式、惊险样式影片等类似称谓）主要是从心理学角度对这类影片的命名，是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文艺创作理论中引进的新概念。新中国第一部惊险片《智取华山》（1953）以“非同一般的情境设置”和“紧张惊险的故事情节”获得了观众的好评。评论家钟惦棐对此发表了评论：“《智取华山》在惊险影片的样式方面，作了良好的开端……这种样式，不但能为人民所接受，而且人们是需要它的。人民除了需要庄严的史诗般的影片，也需要抒情的影片；同时，也需要喜剧片和惊险片。”13

自《智取华山》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惊险影片。除了《渡江侦察记》（1954）、《铁道游击队》（1955）等军事惊险片之外，反特题材的惊险片《山间铃响马帮来》（1954）、《神秘的旅伴》（1955）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它们的成功带动了1956年至1959年间的反特题材惊险片创作的高潮，《国庆十点钟》（1956）、《虎穴追踪》（1956）、《寂静的山林》（1957）、《羊城暗哨》（1957）、《古刹钟声》（1958）、《英雄虎胆》（1958）、《前哨》（1959）等影片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观影快感和难得的娱乐性。“惊险”与“反特”在大陆谍战影像命名中的内部缠绕就此开始，诸如惊险样式的反特故事片、惊险反特故事片、反特惊险片等混合型命名自50年代中期之后便屡见不鲜。惊险片最初指涉一种电影样式。从题材上区分，十七年惊险样式影片至少包含了反特惊险片、地下斗争惊险片和游击战争惊险片等三大类。14但是，反特惊险片凭着产量和质量上的优势，在观众心中地位节节攀升，很快就吞并了地下斗争惊险片，排挤掉了游击战争惊险片，逐渐变成惊险片的同义词。于是，在1985年“惊险样式影片研讨会”上，新中国第一部反特片《无形的战线》（1949）被一些人封为“新中国第一部惊险片”。15

到了“文革”之后的新时期，电影的娱乐功能不用再遮遮掩掩，电影体制也从计划型转变为市场型，最具娱乐性和商业价值的惊险片成了最为流行的电影类型。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涌现了《暗礁》（1977）、《黑三角》（1977）、《东港谍影》（1978）、《保密局的枪声》（1979）、《雾都茫茫》（1980）、《客从何来》（1980）、《与魔鬼打交道的人》（1980）、《戴手铐的旅客》（1980）、《特高课在行动》（1981）、《开枪为他送行》（1982）、《蓝盾保险箱》（1983）、《智斗美女蛇》（1984）、《金陵之夜》（1985）、《波斯猫在行动》（1986）、《血魂》（1988）、《在暗杀名单上》（1988）等大量惊险片。这些惊险片一开始令看厌了“文革”“样板戏”的观众们感到耳目一新，但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质量愈来愈差，败坏掉了十七年时期惊险片在观众之中的绝佳口碑。到了1984年，不少影迷和学者开始纷纷表示出对这些新出的粗制滥造、故弄玄虚的惊险片的批评与失望。他们抱怨道，这些惊险片分明就是“虚惊片”，“既不惊又不险”，“脱离生活和群众，自以为得计，使观众倒胃口”。16很多人都是冲着“反特惊险片”的宣传才掏腰包购票，但结果却是慕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当时的电影市场内充斥着大量的惊险片或以“惊险”为噱头的电影，而像《喋血黑谷》（1984）这样既有高票房又有好口碑的在当时只是凤毛麟角。也正是在惊险片质量堪忧的情况下，1985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惊险样式影片研讨会”。这一年有关“惊险片”的理论讨论达到了高潮，但是惊险片的整体质量仍旧没有改善。由于“第五代”导演的横空出世，“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的分野在大陆的电影话语中渐渐明晰和强化。到了1986年，作为新中国商业电影之滥觞与代表的惊险片渐渐同娱乐片画上了等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情境下，国内的观众接触到了《追捕》《沉默的人》《卡桑德拉大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尼罗河上的惨案》《海狼》《爆炸》《失踪的人》《一滴血》《虎口脱险》和《机组乘务员》等优秀的国外惊险片。这些外国片的观影经验同时又内化为观众审视本土惊险片时更为严苛的眼光以及对这一电影类型更加丰富的理解。这种“向国外影片学习”的呼声以及好莱坞类型电影理论在国内的引入，使得惊险片成了一种国际性的类型。在这种“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下，新时期惊险片所指涉的已经不只反特片、地下斗争片、战争片这样的传统题材，它还包括案件片、灾难片、探险片等等。17

如图12所示，惊险片与反特片一样，到了新世纪已经热度回落，取代它们成为谍战影像主流称谓的则是“谍战剧/片”。

三、谍战剧/片：反标准化的可能

如图13所示，“谍战”一词最早出现于90年代，当时它只是零星地用于描述经济、工业、科技等领域以及军事史中的情报竞争。18“谍战”一词与影视作品的挂钩，源于《誓言无声》（2002）、《一双绣花鞋》（2002）、《梅花档案》（2003），尤其是《暗算》（2005）的热播。到了2006年，谍战剧已达到一定的规模，也引起了众议与担忧。有人担心，这样大批量的生产，难免有一窝蜂之嫌，谍战剧很可能会因“审美疲劳”而走向衰退。19事实证明，谍战剧并未走向末路，而且它还随着2009年《潜伏》的走红达到了舆论关注的顶峰。随后，电视荧屏上的“谍战热”又蔓延到了电影银幕上，《风声》（2009）打出了“中国首部谍战巨制”的宣传口号，成为国庆六十周年献礼片中最大的黑马。在《潜伏》《风声》出现之前，谍战剧总是会加上“惊险”“惊险样式”的前缀，但在此之后，“谍战剧/片”已经脱离“惊险样式”的修辞，正式独立且基本取代惊险片，成为对大陆谍战影像最为主流的命名。所以，《风声》“中国首部谍战巨制”的自我标榜，可以视为大陆谍战影像企图割断之前的历史脉络，也即中国社会真正走出冷战语境，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一个表征。在国内，较早进行反特片研究的胡克，在新一轮所向披靡的谍战热潮中，在对大陆谍战影像做整体性定位时，说道：“1949年后，此类影片有时称为惊险片，有的称为反特片，只是没有使用谍战片的概念。现在我们不妨与国际接轨，把所有关于间谍题材的故事片统称为谍战片。”20

同毛时代的其他禁忌一样，间谍片这一称谓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才再次复归，用于指称《沉默的人》《蛇》《海狼》《走向深渊》等谍战题材的外国译制片。21这一命名后来也只是偶有出现，所使用的场合还是以指称国外影片为主。在现今谍战影像的评论话语中，“谍战剧/片”的使用率要远远高于间谍片。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间谍片这一更为中性化和国际化的命名照理更适用于当下的全球化语境，更能够“与国际接轨”，但实际上却是“谍战剧/片”这一命名横空出世且一跃成为当前最为主流的命名。“谍战剧/片”目前的压倒性优势似乎恰好印证了新世纪谍战影像内部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杰姆逊认为，全球化就是世界范围的美国化、文化的标准化，是地域差异的毁灭，是地球上所有人的大众化。22尽管新世纪谍战影像产生于民族界限愈渐模糊的全球化时代，而且正以有着明显“去政治化”“去革命化”倾向的新型谍战叙事来重写历史，但是它依旧保持着一种反标准化的野心与可能性。事实上，内地谍战影像所选择和追求的并不是一条与西方同质的道路。西方的既有概念无法涵括中国的谍战影像，这一点从最初的“十七年”反特片开始就已经得到了确认，新世纪的“谍战片/剧”依旧延续和维护了这样的独特性。最初的反特片中所强调和确立的“继续革命”的逻辑在之后的大陆谍战影像中得到了保存。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谍战片/剧”这一名称的发明与采纳，标志着新世纪谍战影像反标准化的开端。同时，这也说明，早就开始“告别革命”的中国实际上并未彻底完成这一过程，至少在一些优秀的“谍战片/剧”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曾抹去的革命痕迹。

结语

胡克曾谈道，“时代虽然变化，但是谍战片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就是政治性与娱乐性的完美结合，变化的是不同的政治性与不同的娱乐要求。”23正是政治性与娱乐性的博弈与张力使得大陆谍战题材影片脱颖而出，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电影类型。近两年，谍战影像在质量与口碑上面临了双重回落。“谍战热”的降温不仅仅是由于观众因批量生产和单调重复而对此产生了审美疲劳，政治与娱乐的失衡才是当下的内地谍战影像所面临的更大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整个中国文化产业所存在的困境。

【注释】

①尹鸿：《从新中国电影到中国新电影的历史转型》，载《清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②徐勇：《语词的意识形态及其表征——从命名“反特片”到“谍战片”的转变看社会时代的变迁》，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③可参见：《加强经济保卫工作》（载《云南政报》1950年2月15日）；《加强经济保卫工作》（载《山东政报》1950年8月29日）；《加强经济保卫工作》（载《福建政报》1950年3月5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秋收冬耕的指示》（载《云南政报》1950年3月17日）；《把经济保卫会议的决议变为行动》（载《江西政报》1950年5月7日）；《半年来山东省治安反特工作报告（向本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书面报告）》（载《山东政报》1950年9月28日）；《闽侯区一年来工作报告》（载《福建政报》1950年12月31日）。

④杨柳：《试论战后商业电影侦探间谍片》，载《四川戏剧》2005年第11期。

⑤汪朝光：《抗日战争历史的影像记忆——以战后中国电影为中心》，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

⑥蔡楚生：《胜利后的中国电影》，载《新闻报》1947年1月6日。

⑦梓甫（夏衍）等：《滚滚江流起怒涛》，载《华侨日报》1948年1月28日。

⑧转引自祁振欣：《中国式“谍战”升级》，载《军营文化天地》2011年第1期。

⑨俞洁：《“十七年”中国反特电影的类型研究（1949—1966）》，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⑩丘静美、朱晓曦：《类型研究与冷战电影——简论“十七年”特务侦察片》，载《当代电影》2006年第3期。

11像《405谋杀案》（1979）、《戴手铐的旅客》（1980）、《R4之谜》（1982）等新时期较早的一批反特片就采取了这种叙事策略，它们体现出对“文革”的反思，与“文革”后的“伤痕”文学以及谢晋的“伤痕”电影系列形成了互文。之后的反特片不再延续这种历史悲情，但很多都延续了这种叙事策略。

12张慧瑜：《“谍谍”不休——谍战片的后冷战书写》，载《当代电影》2010年第4期。

13钟惦棐：《影片〈智取华山〉的惊险样式和它的表演艺术》，载《戏剧报》1954年第1期。

14羽山：《惊险电影初探》，205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

15夏虹：《努力提高惊险影片的创作质量——记“惊险样式影片研讨会”》，载《电影艺术》1985年第4期。

16对新时期惊险片的批评可参见：《望反特惊险片真实些——写给电影局局长的一封信》（载《电影通讯》1984年第10期）；查震宇《温水泡茶，淡而无味——看影片〈拂晓的爆炸〉有感》（载《电影评介》1985年第1期）；白先才《莫名其妙的五号机要员》（载《电影评介》1985年第1期）；陶然《“暂停上马”好》（载《电影评介》1986年第3期）。

17群言：《惊险影片思考漫笔》，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18可参见：《残酷无情的经济部谍战》（载《价格月刊》1993年第2期）；高士振（《传奇的女谍战》（载《中州统战》1995年第7期）；利剑《全球汽车间谍在行动》（载《时代风采》1996年第11期）；思宁《商海谍战》（载《决策探索》1997年第7期）等。

19可参见：简平《谍战剧还能走多远》（载《文汇报》2007年11月17日）；王敏《谍战剧热播荧屏，众专家评说优劣》（载《中国艺术报》2007年11月9日）。

2023胡克：《新谍战片的美学倾向与文化分析》，载《电影艺术》2010年第1期。

21有关外国间谍片的评论文章可参见：张书省《一部惊险离奇、扣人心弦的间谍片——〈沉默的人〉观后》，载《电影评介》1979年第10期；陈文明《贪欲是罪恶的渊薮》，载《电影评介》1981年第4期。

22Frederic Jameson. “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 in Frederic Jameson and Stanley Fish， eds.，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1.

（陈琦，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