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陈希我

时间：2013年12月29日下午

地点：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文学教研室

参与人：薛昭曦 陈 卫 谢 刚 徐阿兵 郭洪雷 陈希我

一 缠绕着《移民》的经验和记忆

郭洪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大家下午好，今天把各位请来，主要是聊聊希我的近作《移民》。老百姓常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平时大家都写些评论文字，守着希我这块“肥地”，大家也应该“耪一耪”。“近观陈希我”有两层意思：一是趁着《移民》刚出版的热乎劲，谈谈他的创作近况；二是我们这些朋友、同事平时工作、生活在他的周边，我们提供的东西与外界的评说肯定会有所不同。咱们先让希我说说缠绕着《移民》的经验和记忆，说说这部小说的应世机缘。

陈希我（小说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我的家族历史总是跟移民联系在一起，最初自不必说，我的祖先是从河南过来的，这历史在《移民》里也有体现。中原人到福建来，一是逃亡，二是征服。关于征服，我写在《大势》里，在《移民》里我写的是逃亡。我祖父曾在英国人轮船上当水手，同时兼职医生。所谓医生，不过是有人生病了拿药给他吃，吃不好，就拿毒药把他毒死，因为害怕病人传染。后来有一次在印度洋船沉了，我祖父和几个水手抱着漂浮物获救，从此对水有了恐惧，他的子孙，连去江边玩都不允许。但是他的孙子，我和我的弟弟在他死后又出国去了，他的曾孙，也就是我的儿子也出去了。如果他在世，不知有何感想。如果我的从中原迁徙来的祖先知道后代仍然在迁徙，又会作何感想？

迁徙或者说移民，在人类历史上是个普通的现象，很好理解。“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移民的原因基本有两种，一是生存，二是发展，都是往高处走。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农民跑出去或许可以理解，我当时出去也可以理解，中国尚贫穷，《移民》前面部分就是写这种移民。如果是这样，移民问题不值得探讨，也不值得写作。理所当然，写作就没有意义。但是现在中国GDP已经世界第二了，中国人却更疯狂地往外跑，这就奇怪了。要说这些人去国外，是为了发展吗？无论是技术移民，还是投资移民，他们到了国外，发展的空间实际上是小了，不是发展，是反发展。所以《移民》中的房地产商王发展就是死也不肯离开中国。《移民》中的人物，基本是无理由往外跑的，但是他们最终出国了。主人公陈千红这些人，他们当初穷而出国，异国的记忆并不美好，更是无理由再出去，但最终又出去了。小说里我引了“俏江南”张兰的“揭被而起”的话：在自家被窝里好好的，巴不得把被子捂得紧紧的。但是张兰现在也被曝光已经移民。

陈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希我这部《移民》从开始动笔，我就一直关注，也有过交流。移民是当下中国内地的重要社会现象。希我这部小说抓住了普通人生活中的大题材。这些“普通人”既有生活在底层的穷人，也包括不少有钱无权的富人，有权而财富不清不白的官人。这部作品在人物设计上有大众感兴趣的人物和话题，它由移民出发，实际牵涉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主人公陈千红出国、回国、再出国的经历所构成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以及围绕她以及与她暧昧的林飘洋、王发展、魏小徵等人的命运，勾连起底层乡村、海外留学生以及生意场与官场的生活，展现了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地的移民生活。作品背景非常宏大，这是希我以前小说中所没有过的。

谢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的确，这些经验和记忆足以使《移民》成为一部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移民的史诗。在某种程度上，《移民》既是移民的一部生活史，也是他们的心灵史。希我视野深邃、开阔，既对古代、近代的移民史进行了探源追溯，也几乎把最近三十年左右的所有移民潮或移民现象都纳入进来，诸如偷渡、劳务输出、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留学、假结婚移民、贪官外逃等，小说都给予了细致扫描和深入探查。小说人物众多、情节丰富、故事时间涵盖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地域空间跨越了好几个国家和地区，说《移民》是当代大陆移民的百科全书一点也不为过。

徐阿兵（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不过我和两位不太一样，我更愿意把希我以前的《大势》和《移民》对比，这样会发现了一有意思的现象。比如，两部作品对于“蛇头”的描写，如王国民和林家举的形象就非常接近；再如，“阵地”和“中国城”里面的中国人总是随意堆放鞋子，从玄关堆到楼梯口，两部作品的描写十分相近；还有，两部作品都写到“六铺席”房间里的男女混住，仅用一块大被单悬在中间以示分隔；王女娲进入“阵地”与陈千红闯入“中国城”，前者与王国民、后者与林金座的关系，相关描写也多有相似之处；就连筑地市场寒冷夜晚的烤火与闲谈，这一细节也在两部作品都有。

陈希我：阿兵读得很细，《大势》和《移民》确实来源于一个母体，就是我曾经的长篇《放逐，放逐》，这小说是我当初从日本回来后写成的，某种程度上说，我是为了要写它才迫不及待从日本回来的。随着时代变化，我对当初的思考越来越不满意，但它里面大量的“干货”让我难以舍弃。这两个小说各有切入的角度，《大势》主要对外，中华民族如何与外民族相处？《移民》主要对内，中国人为什么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待下去？当然《大势》中也有中国人漂泊的问题，《移民》中也有各民族“民族性”的交叉，它们思考的毋宁说是一个硬币不同的面。

谢刚：阿兵重细部对比，我更看重它的整体，它的带入感。说这部小说是移民的百科全书，并不意味着它只是简单罗列、拼凑和展示林林总总的移民现象，相反，小说借助一个移民女性陈千红从青年到中年的命运流程，通过描述她的各种遭遇和交际，打探她以情爱心理为核心的精神世界，从而把各种移民现象有效地串联成一个形象生动的有机文学整体。五花八门的移民现象在这种匠心独运的叙事技巧中具有了诗的意味、审美的意味，避免成为枯燥乏味的社会学式的调查报告。希我有丰富的日本生活经验，还有亲属在加拿大，又长期生活在福建这个移民大省，小说之所以没有沦为变相的移民社会学文献，也比一般的社会问题小说来得高明，我想除了得益于希我的叙事才能，更得益于这种丰富的阅历和体验。像林飘洋身上，很难说没有陈希我的影子。

二、“移民”何以成为文学？

郭洪雷：我是河北人，在我印象中北方各省偷渡和移民不像福建这么多。也许有，只是自己平时关注不够。不过话又说回来，从河北到福建也算一次小小的移民，这种移来移去也会产生文学，移民一旦成为文学，事情可能就不会那么简单了。不知各位对“移民文学”怎么看？或者说从“移民文学”的角度出发，《移民》会获得怎样的理解？

谢刚：从移民文学角度看，希我的《移民》很有特点，具有非常新颖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去国—还乡—去国”的结构，就是去国与归国的双向循环结构。这个结构不同于很多移民文学只是叙述海外故事，像90年代很著名的两部移民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叙事的笔墨更多放在移民在海外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世界，新世纪声名鹊起的移民作家严歌苓、哈金、张翎、柯兆龙等人，他们小说中涉及的移民故事也大多安放在异域空间。像陈希我的《移民》这样的海外与国内叙事并重的写法不说独有的，也可以说是罕见的，因而也就是新异的。

陈希我：我觉得“移民文学”语焉不详，我曾经被邀请参加一个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我提出两个观点：一，不是出国了的（移民）写的都在研讨范围，作品要有价值；二，它不应该只写身体在海外，它应该写心灵。这就引出新的问题：什么样的心灵？疏离的心灵。在外面怀念家乡，在家乡向往外面，没有归宿。对中国不认可，对美国也不认可，这才是疏离。所以我提出不如叫“流亡文学”，当时他们觉得很可怕，其实没什么可怕的，流亡不只是政治的流亡，当然有政治，也有文化的，还有对传统的，比如现代人无根的感觉。写作的前提就是疏离，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说知识分子都是如此：疏离主流，背离世俗价值观，质疑常识，它甚至跟真无关。我曾经跟一个英国知识分子谈信仰问题，我感慨宗教信仰对西方社会秩序起的作用，不料对方不以为然。原来他是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知识分子怎么可能皈依？知识就是“异端”。

陈卫：把这部《移民》视为“移民文学”有点简单。《移民》有希我的海外经历，但他是在大陆创作的，描写的移民生活，不仅写到从本国到异国，也有从本土到他乡的移民。如果结合作品发生背景所涉及的官僚腐败、生态环保、食品安全、户籍制度、房地产开发、金钱至上、社会诚信等各种社会问题看，《移民》更像是一部“问题小说”。

徐阿兵：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些分歧，我觉得“移民文学”之说成立的重要前提，应该是一个作家“移民”之后的创作，它与移民之前的创作的确有着本质不同。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国学界往往用“移民文学”指称移民海外的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而不去细究其具体题材是否涉及“移民”。这显然失之笼统了。我觉得《移民》的独特性是否可以概括为提供了一种“文化移民”的观察视角？

谢刚：阿兵说得有道理，我所以强调《移民》结构的新颖，不光是强调叙事空间的延伸和拓展，而是它带来了叙事含义的丰富和扩容。这一点从陈千红的自我感知中看得很清楚，在日本，她是个中国人；在中国，她又是个日本人。正如小说里面说的，“这就是她的宿命，永远是个异国人。”这种异国人的体验，可以说很深刻地揭示了移民的生存状态。他们永远是特定生存空间的局外人、边缘人，永远是“他者”，永远成为不了某种制度和文化的“主体”。“择善而居、趋利避害”的角马式本能迫使他们放弃原有的生活，为生存漂洋过海，把灵魂封装起来，去适应另一种文化，去在旧有的主体结构中植入新的主体成分，但终究不能进入另一种文化，无法改换种族身份，就像林飘洋那种强烈的感受，混不到加拿大主流社会的圈子里面，成为异国文化主体始终是移民可望而不可即的。悲哀的是，当移民带着在异国生成的一点主体新质回到国内，却再也找不到原来的主体自我，他们还是被当作异类，一种新型的异类。像陈千红那样，尽管日本经历给她做生意带来便利，但其实她是被当成国人的消费对象，被当作客体的。注定是客体，永远是他者，灵魂总是无法安妥，处于流浪的状态，这可以说是深刻地抓住了移民的精神世界内核。我觉得，这一点正是小说的创新叙事结构所带来的。当然，人的灵魂无处皈依的漂泊感在移民精神状态的揭示上深入得还不够，不然就会上升到更高的哲学层面，成为带有普遍性质的人在世界本真生存状态的揭发。

徐阿兵：谢刚说得很好，不过我更愿意说说细节。《移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日本的中国人按照中国地方习俗来准备婚礼。我猜想这或许是陈希我亲身经历或者实有耳闻？越是身在异国他乡，越是要讲究，越要讲究就越无法达到要求。结果只能步步退让、将就，中国人的好面子以及无原则、迅速适应哪怕再恶劣的环境的能力，都在这里显现无遗。

薛昭曦（青年评论家）：各位说得很热闹，我一直插不上嘴，不过刚才阿兵说到地方习俗，我和希我都是福州人，这里我想插一句。在《移民》中，令人感受最深的，显然是由语言层面所带来的陌生的地域色彩。尤其是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有的媒体就用“虾油味”形象地说明这种特征。“虾油味”实际上指的就是作品中大量出现的福州方言的习语、俗语，以及闽文化的民间习俗，例如“夹酒包”“没尾”“山上好吃麂鹿狷，海里好吃马鲛鲳”等等，充满了福州方言的生趣。郭老师，你肯定读不出其中的韵味吧？

郭洪雷：的确，我看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的。有时候甚至感到比较突兀。

陈希我：《移民》最初版本《放逐，放逐》里有更多福州方言，当时试图在小说中植入福州方言，遗憾的是效果不好，不懂福州话的人读起来，就产生你那样的感觉：突兀。有人说就像饭里掺杂着沙子那样有障碍，而且说这话的还是福州人，也是一个作家。我们已经被普通话规训了，自觉不自觉地把方言当成非规范的东西。而且福州方言离普通话更远，更小众，至今没有用福州方言写作成功的例子。陈残云曾经尝试用广东方言，他在《香飘四季》里写：“偷偷摸摸不知做乜鬼？”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当然也有用方言成功的，但那些方言其实是属于北方语系，如四川话。鲁迅也没有用浙江方言写作，只是用一些词语。这是南方作家的悲哀。方言某种程度上也是该地区作家的母语，但他们却不得不用别人的母语写作；方言的表达力是极其丰富生动的，相比之下，普通话却因为太规范，单调呆板，但是南方作家必须把生龙活虎的语言阉割成单调呆板的语言。在语言表达上，我总是有不能到位的遗憾。

谢刚：昭曦讲到的这点我也有体会，《移民》中确实缠绕着福建的许多地域色彩，尤其是关于“流乡”的传说和“林”姓的设计，就很有特点。

薛昭曦：对，小说人物的林姓和陈姓的安排和关于流乡的传说典故，对于我这样有着相同经验的读者来说，显得很亲切、真实。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地域经验如何转化为公共经验，让人接受并产生兴趣，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对于许多北方作家而言，由于语言障碍小，地域经验能够很快通过方言和民俗产生特有的风味。而南方的作家普遍在这点上缺乏优势。福州方言是一门古老的语言，普及面很小，许多由语言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就很难凝定为能够让读者共同感受的“地域风格”。因而，尽管近年来闽籍小说家不断增多，但是却很少有作家能够比较成功地将闽文化的地域特色加以酣畅的表现。《移民》当然也没有能够走出这种天然的局限，但确有一些突破。

郭洪雷：昭曦这些话也只有老乡说得出。

陈希我：福建作为移民之乡，应该是文学极好的描写对象。移民之乡有两个含义，一是福建人是从中原移民来的，二是福建人又移民海外，这里有流动和混杂。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的兴衰一直和中原相错位，中州动荡，福建成了偏安之所，经济文化就繁荣；中原安定了，福建就被冷落了。当中原文化强盛之时，这是一个缺陷，但当中原文化危机之时，反给福建以机遇。福建人最早移民海外，就是晚清，清王朝闭关自守被打破，福建人反获得了生机。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福建成为“特区”也是类似的情况。这里有错位。混杂和错位是文学求之不得的。当然并非写福建的事才是写福建，我记得当初评价北村，就有一种说法：他不一定写的是福建，但可以看出是福建作家写的。一个文学作家不要当题材作家。题材不是重要的，对题材的观照才是重要的。

郭洪雷：移民往往带来不同文化、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参差对照，对照会将各自的一些问题凸显出来，从而赢得某种批判意识。

三、是“批判”还是“反抗”？

陈卫：希我早期的小说多以变形的方式表现人性之恶以及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写人物存在与情感发展之荒谬，作者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在人的潜意识中不断深入挖掘，似乎要彻底发现人到底有多么肮脏，人性到底有多么龌龊，这类小说使读者产生动魄惊心的感觉，它几乎不能带来使心灵平静的优美。这部小说采用了另一种至少在表面上与以前小说不同的写作方式。作品不但使人物贴近现实，生活在当下，而且有的事件与人物直接来自真实的新闻报道，甚至用具体数字介绍移民的趋势。《移民》是希我结合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经历和在中国的一些体会，以及对家族、社会、世界经济、政治问题的综合性反应，也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位长期都在写作在思考的作家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的写作走向。

谢刚：的确，移民在海外，可以通过移民这个“闯入者”的视点介入对异国文化的考量，显影异国文化的种种特质，像渡边太郎身上的颓败和日本社会的病症就是这么冒出来的。同时异国文化的镜子，也可以照见移民与生俱来的文化习性，异域空间更能使国人深层潜伏的国民性显山露水，像林家举的市侩、林金栋的流氓气息，与异域生存空间是息息相关的。在另一方面，移民的归国，又使带有异域眼光的移民成为“新的闯入者”，重新发现他们原来置身其中、习焉不察的中国社会现实的种种痼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移民》承接了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优秀传统，那种全面反映现实、深刻透视现实的传统。

徐阿兵：我倒不认为小说家必定担负着揭示现实病因、症结的任务。小说当然可以批判现实，但不是必须要批判现实。或者说，批判现实乃是小说家把握现实的一种方式，而非全部方式。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也只是提供了把握现实的一种方式、一种可能。《移民》确实触及了近二十年来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中的某些问题，但我还是觉得，小说中文化比照的“移民视角”还是大于现实观照的“批判视角”。

郭洪雷：希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希我：关于“批判”，虽然很多人这么评价我，长期以来，贬我的基本说我是黑暗，褒我的就指出我具有批判精神。在我理解中，批判是带着是非的，甚至具有道德因素。但我觉得文学中不应该有道德这个要求。但完全说跟道德没关系，又不尽然，写作确实又是在言说是非，文字本身是有眼睛的。但那是作家自己的眼睛。也就是说，作品之所以呈现出批判性，是作家的对主流价值观的怀疑和反抗，恰好形成了批判。所以我更愿意用“反抗”来代替“批判”。我承认，《移民》确实是直接写现实了，这跟我之前的写作理念不太一致。我为什么会写它？是不由自主的，不可遏制的。大概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一个写作者很难不被现实所激荡，所卷噬，这种情形好像不只我一个。

四、陈希我小说中的“性”与“仇女”

郭洪雷：就我了解，希我的创作在文坛属于站位比较特殊的一个，特别是他作品中的性话语呈现的形态非常特殊，有人很喜欢，有人对此也颇有微词，在座各位说说自己的看法。

徐阿兵：陈希我的性描写，似乎向来为人所诟病。在很多论者的眼中，陈希我经常刻意地去写性，而且多写非常态的性。我也有这感受。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他的“刻意”里究竟是些什么内容？第二，是不是作品写了非常态的性，这个作家也就不正常了？我读《移民》的感受是，陈希我确实是在刻意地写性。但这“刻意”，并不是以露骨的身体描写为内容，相比于90年代以来的某些“身体叙事”，甚至相比于他自己此前的作品，《移民》的“性描写”已经“收敛”了很多。陈千红之与林金座，是在青春的懵懂、好奇、相互侵犯中陡然遭遇性，这个过程看似突兀，但有其必然性。与渡边太郎的性，在陈千红则是由于对方真正欣赏自己的美，由被赏识被宠爱而感激而无法抗拒对方的索求，在陈千红这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渡边对于陈千红的欣赏和占有，显然带有日本男人对于中国女人的殖民式的想象。在这里，陈希我的性描写呈现了相当的复杂性。可以说，性描写在他这里总是试图超越纯粹的身体表象，从而成为一种复杂的话语策略。再如陈千红与林飘洋的“性场景”中，小说通过两人的肢体动作，较好地揭示了复杂微妙而变化多端的心理动态。陈由感激、怜悯而无法拒绝、只能施舍，林由唐突、意外而被动接受、爱恨交加，此中误会与真相的纠葛，无不显现着作者借助性探究复杂人性的努力。总体上，我觉得陈希我的性描写是他的一种话语策略，他一方面为“性”松绑，不像卫道士般对之讳莫如深，一方面又给“性”捆绑了很多的东西。因此陈希我的做法总带着些反抗的味道，一方面他似乎反对将性视为禁区视若畏途；一方面他又反对将性写如家常便饭稀松平常。

陈希我：阿兵对我“性描写”的分析很到位，至少作为作者，觉得是说到心里去了。写性曾经是一种反叛，但是到现在泛滥成灾，已经不是反叛了，反而是一种媚俗。问题不在于是否写了性，而在于是否媚俗地写性。现在有太多“如家常便饭稀松平常”的性描写了，这恰是我要闪避的，也因此我笔下的性不自觉地比较极端吧，并不带着快感。中国人总把性当作快感，一个事物一旦激发的是快感，就丢失了深度。

薛昭曦：性在陈希我小说中只是充当着某种叙事功能，它不是作家的目的，只是作家借此揭示人性真实的工具或通道，是超越伦理和道德的。在陈希我的小说里，“性”是生活病根的某种隐喻，它长在人的骨髓里，隐隐发痒。说到希我小说中的性，我倒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希我小说中的女人似乎总是最后的胜利者，也是罪恶的根源，在我阅读印象中，希我似乎有着某种“仇女”情结。（众笑）

郭洪雷：希我仇女吗？陈卫沉默了，女粉丝心寒了。

陈希我：“仇女”倒没想到，但女人是胜利者，确实。也许是对现实的无望，寄托于虚无缥缈，而女人就是男人想象的理想之境。这当然跟我是男作家有关。男人的理想往往是女人，比如贾宝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见了女儿便清爽”，男人写作起来，往往以美人作为美好的意象，比如屈原。这是男权文化之下典型的叙事，以至于我们的女作家也不自觉地用此类的意象。男权社会，男人看似掌权，其实承受着比女人更大的压力，男人是统治者，用马克思的话说：统治者被统治所统治。所以男权意识严重的日本，男人就有“拜女情结”，日本有大量的跪倒在女人脚下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就曾经一针见血地评价谷崎笔下的女人：“她美丽的身体是潜藏着一种黑暗、残暴、罪恶的东西。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看到，那不是女人生来具有的特别罪恶，而是男人期待的一种罪恶，它反映了男性的欲望。”

五、在“关键词”的背后

郭洪雷：薛昭曦感觉独特。不过在读先前的《抓痒》时我却看到了某种独特的现象：整篇小说前后用了大概不少于三十次“蓦然”一词。“蓦然”意味着突然，由于经常和“回首”合用，所以也带有“反观”的意思。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看到希我在写作《抓痒》时在思维上的一个小动作，他总是在日常叙述中不断反观、反思，抓到被我们在日常状态下所忽略的东西。就此而言，“蓦然”恰恰是希我的一种诗学。所以，我始终觉得《抓痒》是最具陈希我气质的一部小说。但也许读得不够细，在《移民》中我没找到某种语言标志。

薛昭曦：有，是“钓”字。“钓”这个字用得很好，不知希我是不是有意为之的。“钓”在《移民》中是比较有意思的。首先，它说明了人与人之间一种微妙的心理关系。陈千红为了利益接近魏小徵，却发现自己爱上了魏小徵。王发展说她是被魏给“钓”住了。其实，我们阅读小说时会发现这种“钓”是普遍存在于陈千红和各个男性之间的，不仅仅只是她和魏小徵。“钓”是作家对人与人关系的非常智慧和巧妙的表达，也是陈希我在写人物关系时一贯的深刻之处。陈千红和林金座、林飘洋、唐鹏飞、孙武、王发展、魏小徵之间都存在这种钓与被钓的关系。

陈希我：这个“钓”，我在写作时并非有意而为的。但被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到在写《移民》时，我就是努力要表现各种“钓”的感觉和关系。

薛昭曦：我觉得这种“钓”的意味在《移民》这部小说里还不仅仅只是情感关系的复杂纠葛和心理纠缠。“钓”同时还表现了人与现实处境、人与国家、人与民族之间的深刻关系。小说中的王发展对于现实问题的诸多认知也许很能够代表作家的观点。小说多次引用到鲁迅的一句话：“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人不能脱离自己为自己建造的围城，不能免掉那份俗气——这正是陈希我对于人与现实关系的深刻洞察。小说中的林飘洋正是深陷这种“钓”的困境当中。正如刚才谢刚所言，陈希我移民叙事不同于移民文学的地方正在于他提供了一种双向的视角。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写到林飘洋参加多伦多市民的申奥庆典活动，他本来是不喜欢掺和这种活动的，只是想“努力成为一个当地人”。他也确实感觉自己融入人群中了。但是，当北京获胜时，他立刻感到了自己身份的尴尬和不合时宜。正如布诺姆教授和他说的，“由移民组成的一个国家，居然有那么强烈的相互认同，有那么强烈的国家认同，有意思！”也就是说，极力想融入西方的林飘洋其实无法逃脱自身的民族身份，即便是他加入了加拿大国籍，仍然感觉被一种强大的力量“钓”着——这个力量就是空洞而又实在的“国家”或是“民族”，是一种身份认同，它表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细节中。但是，当林飘洋归国后，却又感到了与生养自己的土地的疏离，这种疏离感也就让“钓”变得意味深长。人在异域所激起的某种“爱国热情”在他归来后却无法施展和落实。

陈卫：由关键词切入对小说的另一重观察很有必要，昭曦谈的“钓”应是一个。我想再补充一个关键词：“诺亚方舟”。我以前与希我探讨过宗教问题，我曾认为他的作品因为缺少宗教的直接关怀，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充满了罪恶感的黑色人物，他们使作品具有宗教意义上的末日之感。在这部小说中，虽然人物基本都还是无关道德的罪人，但是陈千红的会所命名为“诺亚方舟”，我觉得无论反讽也好，暗示也好，这里有作者暗藏的零星的诗意。作品多次写到“诺亚方舟”，可能不是无为而写，也许作者相信，总有一次，这个名字能唤醒某位或几个、一些读者，使他意识到，它不仅来源于宗教，还象征着人从追求现实利益的洪流中得以超脱，维系有价值生存的理想之舟，然而又可以这样说，它本身也就是一个在现实中沉浮不定的理想。希我小说一直表现生活的悖谬，在“诺亚方舟”这个词里，读者又一次与之相逢。

郭洪雷：我们这样谈，好像就谈到作品里面去了，比较有意思！

薛昭曦：是啊！这个“钓”字在我阅读过程中确实给我很大的冲击。“钓”在这里既是愿者上钩，又是极力挣脱却越钩越牢的精神困境——这种困境或许正是“移民”的精神流亡。“钓”成了一种无形的强大力量，它最终还是让林飘洋回来了，让陈千红留下了。郭老师是北方人，可能对“钓”不是很敏感。

郭洪雷：哎！看来想当一个福州人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儿。那好，今天就聊这些，期待希我再出新作，为我们提供新的话题，新的讨论机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