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的思想背景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有其根本的区别性，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道教的宗教化以及儒家的神学化，三家的关系在鼎立的基础上开始了相互融合的历史。佛教在传入之初被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派从而被中国人接受的，然而由于道教与儒家的传统历史，所以佛教与政治的联姻是处于政治之外的。佛教发展的迅速促使儒家和道教的关系首先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道教也开始从佛教中吸取诸如仪式的完整等方面的优点，士大夫也把佛教作为退隐的依托，同时佛教也开始运用中国化的语言和借用儒道两家的术语来宣传自己的教义。经过南北朝皇室的崇佛和灭佛运动，佛教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隋唐以来佛教不再是上层阶级的精神奢侈品，而是广大民众逃避现实的避难所。

五代到宋代这个时期的宗教形式比较复杂，民众对宗教的态度也开始变化。虽然唐代把道教放在国教的地位上，但是它在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并不如佛教。五代诸多皇帝如前蜀王建等继续推崇道教，也由于战乱许多士大夫隐逸于道教之中，为后来宋代道教的再次繁荣提供了基础。宋代真宗、仁宗、徽宗、理宗等推崇道教，把它作为国教，从而使宋代的道教极为昌盛。

佛教在唐代是最为繁荣的。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发展，中国式的派系得到繁荣，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佛教，把中国传统的观念纳入佛教之中，著书立说，同时伪经的出现也为佛教的中国化创造了经典依据。虽然五代后周世宗灭佛，但并不影响宋代佛教的繁荣。宋代的佛教已经不像唐代那样诸家并立，此时禅宗独胜，上层士大夫沉迷于谈禅讲道之中，下层民众却多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宗已经以其独特的优势融入佛教各派之中。这时的密宗已经呈现民俗化形式，与唐代开元年间的纯密大相径庭，它把显派的教义融入其中，形成了后期密教。重庆大足宝顶山石刻的造像虽然以密宗为主，但是也把禅宗、净土宗、华严宗等派的思想纳入其中。

宋代的儒家已经开始注重从佛道两家中吸取营养，所以最终形成了新儒家，即理学。理学不仅吸收了佛教的义理及其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优点，同时又把道家的基本学说（实际是道教从阴阳家承袭的理论）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思想界的新生力量。理学虽然在整个宋代并不像在后代明清时期那样被推崇的那么高，然而它在民众中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大足石刻开凿于唐代，其第一个高峰是唐末五代，然而其盛期却是两宋，特别是南宋。造像题材包括佛道儒三教，以佛教为主，其中还有大量两教融合或三教融合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和宗教史上各教派关系的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的。宋代从皇室到士大夫都提倡三教融合，这种观点无论是在文献中或绘画中表现都是极为明显的，然而在石窟造像中却惟有大足、安岳等地保存了大量的实例，这说明了四川地区的三教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大足石刻在宝顶山、北山等区造像主要为佛教造像，这和佛教（特别是密宗）在这一地区的信仰有很大关系。北山造像为唐末开凿，毗沙门天王和千手观音等密教造像一直延续到宋代造像中，可见这一地区的佛教信仰在数百年中都极为兴盛。宝顶山的造像主要为南宋时期。南宋是大足石刻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宝顶山造像的兴盛与南宋高僧赵智凤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造像有明显整体构造的痕迹，从中可以看到南宋淳熙至淳佑近七十年的佛教发展情况。宝顶山造像中不仅推崇密教题材的千手观音像等，同时把本地化的密教领袖柳本尊和赵智凤本人作为重要造像主体，可见后期密教不仅中国化已经发展程度极高，并实现了本土化。后期密教的特点是融合显密，吸纳百宗，重视仪轨，同时体现出对于孝道的重视、对于苦难解脱的重视以及往生净土的重视等。宝顶山同时期反映禅宗题材的《牧牛图》，反映华严思想的《华严三圣》，以及表现圆觉经的圆觉洞造像等也在宝顶山石刻中占据重要位置。

南山的石刻与安岳的一处石刻保存了北宋时期完整的道教造像，这在我国是较为少见的，南山道教造像数量之多题材之丰富，造像之精美都是道教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特别是三清古洞中的三清六御造像体现了道教和宋皇室的密切关系。巴蜀地区是道教的故乡，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可见遗风。道教艺术并不像佛教艺术那么兴盛，与其思想体系有关，但是在巴蜀地区似乎是一个例外。道教造像不仅保存在南山，在石门山和妙高山等地也有保存。

儒家造像一般是泥木塑造，供奉于殿堂之上，这和朝廷尊崇文教有关。儒家的造像很少，然而在大足不仅出现了三教教主共龛的造像，还出现了纯儒家造像的孔子弟子像。至于其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不过和民众对儒家的认识转变应该是有关的。

大足石刻集“三教”造像之大成而别具一格。为研究我国儒、释、道之间从对立走向融合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大足石刻不仅有规模巨大的佛教造像和体系完整的道教造像，还有石窟造像中罕见的纯儒家造像，而且“三教”、“两教”合一的雕刻也很多。大足石刻的这种文化现象作为实物例证，反映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儒、道、释三家长期以来既斗争又融合，到宋代时“孔、老、释迦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三教皆可通行”的“三教合流”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巩固。

大足石刻在唐代雕塑已取得重大的成就的基础上，又把我国雕塑艺术发展到一个日臻完美的成熟时期，从而改变了以前石窟艺术史上已经形成的“唐盛宋衰”的结论。把宋代艺术突出的大足石刻从时代来衡量，也就是中国石窟史上最后的一处丰硕成果了。它在我国石窟艺术宝库中，无可争辩的占据着晚期石窟艺术代表作的地位。大足宋刻中有几处道教、儒家石窟和多处“三教造像”，这又是研究道教史、儒家史和“三教”关系不可多得的资料。大足石刻的思想背景与艺术本身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更为准确地了解真正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佐证。

参考文献：

[1]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2]《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

[3]（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