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力量
作家是始终活在自己作品中的，在作品之外则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他们只能靠作品替自己说话。没有任何读者愿意从作家的“访谈”、“序跋”中了解这些作品的全部内容，这是因为批评早已管制和转移了作者所暗示的东西。批评对作品做出的解释和定型，使得受到一定教育的读者都乐于从批评家指出的那些问题中对作品进行“联系性阅读”，根本不会在意作家想极力宣讲的也许更为隐秘和重要的内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批评所解释和定型的作品的一些叙述层面有可能被扩容、被放大从而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而作家本人想强调或作品本已存在的另一些叙述层面则被压瘪、被忘却因而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我把这一切的发生归结为“批评的力量”。1985年4月，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小鲍庄》在《中国作家》第2期发表。1986年1期的《当代作家评论》，刊发了李劫的《是临摹，也是开拓——<你别无选择>和<小鲍庄>之我见》和陈思和的《双重迭影·深层象征——谈<小鲍庄>里的神话模式》两篇评论文章。1987年，以“《小鲍庄》文学虛构都市风格——青年作家王安亿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对话”为名的座谈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座谈会“纪要”发表在杭州大学的杂志《语文导报》第4期上。这两篇文章和一场对话是我在读《小鲍庄》时感兴趣的案例。
一、小说缘起、人物原型和故事原生态
就在这次座谈会上，王安忆谈到了《小鲍庄》的写作讨程：
《小鲍庄》里描写的都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原型是我在一次采访中获得的。其实这次采访本身与小说无关。但我沿途听到了许多故事，且都是同一区域的故事——那是我当年插队生活过的地方。这些故事引起了我对插队生活的许多回忆。小说中关于拾来的故事，开始我获得的只是断断续续的片断，动笔写时才将它串起来。拾来有他的生活原型，他是一个补锅匠(当地称做“巴锅的”)，他家的女人比他要大十五六岁，两人结婚后，人们都说是很好的一对——只是在称道时都带着一种诡秘的神色，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便去拜访他。从外表看，他很像是他女人的儿子，女人叫他”巴锅的”，他也觉得很自然。我说“你也挺不容易的”。——当然指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感情生活，他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感情好……”，我奇怪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民会说出这句话，问起他的生活经历，他说到，他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手”了，他就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后来长大了，觉得再住在一起就“不大好……”，于是母亲让他到父亲那儿去，父亲是“巴锅的”，就也让他去“巴锅”。后来我才知道，那地方的生活很单调，男性的“爱”、“性”都是由母亲处起源的。这是一件事。另一件事是我写作《小鲍庄》的大动机。就是那地方正好出了一个小英雄，是“上面批准的”小英雄(据说英雄是有级别的，那小英雄是省级英雄)。我去那儿时，这事过去已经一年了。这小英雄对村里的影响很大，各地都有人去参观、扫墓，使那村的人见识了很多，也改变不了许多人的命运。巴锅的就是一个。当小英雄倒在血泊中时，村里人很迷信，没人敢抬他，最后是巴锅的去抱的，他为了洗去死者身上的血迹，“洗了整整一个晚上，洗红了几条河水……”巴锅的后来对采访他的所有人都这么说，村里人也都这么传说。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这就是《小鲍庄》的初衷。
这段话清楚地叙述了小说写作的“缘起”、“人物原型”和“故事原生态”。从作家角度看，他们都愿意促使读者相信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来自“生活原生态”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的细节，而不是来自批评家喜欢搬弄的那些“概念”。这些细节在某一时刻汇聚，会突然激发作家的艺术想象，再调动其他生活经验，就会组织起一篇与“原生态故事”可能完全不同的小说来。
但受过职业训练的复旦中文系学生刘福和显然不相信王安忆对“《小鲍庄》写作初衷”自圆其说的描述，他“不太友好”地提问：
您的《小鲍庄》是不是受到《百年孤独》的影响?王安忆一怔，但很快反应过来，答曰：
我很喜欢《百年孤独》，但《小鲍庄》没有直接受它的影响。《小鲍庄》写的环境，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些事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叙述。另一位学生韩建伟更敏感和尖锐地问：
王安忆老师，您以为《小鲍庄》的问世与您的美国之行有没有关系?
王安忆坦然说道：
我认为是有的。荚国之行为我提供了一副新的眼光：美国的一切都与我们相反，对历史，对时间，对人的看法都与中国人不一样。再回头看看中国，我们就会在原以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来。
刘福和再问：
我以为在《小鲍庄》中，您本人在作品中隐没得更深了，不像“雯雯系列”小说，雯雯简直就是您的影子，是不是?
王安亿：
雯雯的身上的确有我的影子。……
(过去不是总是说文学批评到“90年代”才转向“学院化”吗?但我们发现，这两位同学的提问方式和意识都已经非常“学院化”了。)
以上丰富的信息呈现出三个可以注意的层面：一是《小鲍庄》作者王安忆的自我陈述。从“作家作品”研究的方面看，这种自述是基本可信的，作家如果不这样看人物和想问题，他们是无法创造出非常感性而鲜活的作品文本的；二是文学批评的层面。刘福和、韩建伟当时虽然仅仅是在校学生，还不是职业批评家，但他们的提问方式却是文学批评的，从这种方式可以明显看出与王安忆方式的不同；三是文学史研究的层面。这是一个迄今没有“暴露”的层面。是我今天在做《小鲍庄》研究时才注意到的。这个层面就是刘福和、韩建伟上面提到的问题，如“《百年孤独》影响”、“美国之行”等等。它显然变成了“作家自述”和“文学批评”层面之外的另一个“旁观者”。我们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想问题，就能清楚地看到刘福和、韩建伟与王安忆考虑问题的差別了。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王安忆从“雯雯系列”向《小鲍庄》写作过渡时某些没有来得及被抹去的细微痕迹，如她声称“《小鲍庄》里描写的都是真实的故事”、“小鲍庄》写的环境，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些事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叙述”，但她同时承认，“美国之行为我提供了一副新的眼光……”。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在研究一个作家的创作过程时，一定要特別尊重作家写作时的非常个人化的经验。我们的工作，是在充分尊重他们创作过程的基础上，分辨出作品文本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有哪些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对我们的研究究竟会有什么帮助，等等。
二、批评对《小鲍庄》的取舍
批评家在从事批评活动时，都会对所批评的文学作品做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取舍。李劫也不例外。他对《小鲍庄》的基本态度是欣赏的：热情称赞它“用现代意识现代手法写一个古老家族的艺术技巧，对一个古老的村庄展开了不慌不忙的叙述”。他肯定这篇小说是它对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创作手法不露痕迹的借用：
《小鲍庄》凭借《百年孤独》的那种笔法，相当成功地勾勒出一幅中国农村生活画。……
与马尔克斯笔下的画面不同的是，《小鲍庄》以说书代替了神话，以麻木代替了孤独。若要找出相近的地方，也许只有在愚昧的程度上两者相差无几。不过，鲍氏家族没有激情，他们讲求淳朴的仁义。……
尽管技法上是一种临摹，但与《你别无选择》一样，《小鲍庄》显示出了自己的创造，自己的个性。
李劫所选取的内容与王安忆上面的自述大致相同，也没有超出作者对小说结构的设计和组织，即它的初衷是忠于对“人物原型”和“故事原生态”的描写的。但显然应该注意，这篇评论文章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那它的写作可能是1985年下半年或更早的时间，无论批评家还是作家头脑中还未形成后来那种自觉明确的“寻根意识”来看，李劫是倾向于从“揭示人性深度”和“艺术创新”的角度来解释它的。
然而李劫又对《小鲍庄》表达了不满，这种不满中明显有1985年“文化热”中“反思民族文化”等知识逻辑的渗透，这种知识成为他批评王安忆的立足点：
《小鲍庄》写出了它的古老却没有写出它的神秘。小说误以为愚昧麻木等于纯朴简单，从而没能把笔触进一步伸到深层的地方。小说极为出色地写了泼浪鼓神秘的“叮咚”声响，但后来又忍不住推入一个对拾来十分关心的老头，将拾来和大姑的关系交代得明明白白从而失去了回味余地；小说相当深刻地揭示了拾来对大姑的蒙昧爱恋，但在拾来和鲍二婶结合后却把笔触转向了生活的烦恼而没有对拾来那种既合乎人性又不无扭曲的性爱作进一步的开掘；小说非常富有情趣地写了文化子和小翠的相爱，但末了那个喜气洋洋的结局却把这种沙漠中的爱恋拉回到小二黑结婚的境界。
应该注意的是，李劫写这篇评论时，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等西方理论译本已纷纷登陆中国，成为新潮批评家竞相传阅的“阅读书目”和他们文学批评的“基础知识”，并因此重构了他们批评当代小说的眼光和方法。批评家眼光和方法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与作家作品的关系，而且由于评价系统的变化，也将会促使新的批评程序“生产”出新的著名作品。李劫这样抱怨王安忆没有把《小鲍庄》的“古老”、“愚昧麻木”进一步伸到“深层的地方”，没有对拾来“蒙昧性爱”做进一步的“原始文化开掘”，正是由于他受到了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影响。我相信李劫和那代批评家的很多人都受到了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中这段话的深刻启发：“高度重视无意识心理，把它作为知识的源泉，绝不是由于西方理性主义喜欢推测而产生的一种幻觉。我们倒更倾向于假定一切知识最终都来自虚无。但今天我们却清楚地知道，无意识中容纳着许多东西，如果这些东西能够成为意识，就会导致知识的无限增长。”80年代的知识界，一度非常流行关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理论表述，它被拿来批判反思“文革悲剧”，以及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下的积贫积弱和文化自卑感，它几乎成为一种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作为批评家的李劫就处在这一知识群体中。而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深刻揭示，显然成为他不能“容忍”王安忆《小鲍庄》某些描写的根据。荣格说：
教义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大规模地化作某种公式从而替代了集体无意识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天主教的生活方式根本就不知道心理问题的存在。几乎整个的集体无意识生活都被输入进一条教义原型观念的河流中，在教义和仪式的象征形式下循规蹈矩地流淌着。
如果允许我们将无意识人格化，则可以将它设想为集体的人，既结合了两性的特征，又超越了青年和老年、诞生与死亡，并且掌握了人类一二百万年的经验，因此几乎是永恒的。如果这种人得以存在，他便超越了一切时间的变化，对他说来当今犹如公元前一百世纪的任何一年。他会做千百年前的旧梦，而且，由于他有极丰富的经验，又是一位卓越的预言家。
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80年代知识”怎么不经意地通过李劫的文章流入《小鲍庄》作品文本里去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况。具体地说，他在批评活动中将小说“无意识的生活”输入到“集体无意识”理论中，这决定了他对《小鲍庄》作品文本的取舍和评价。这些“80年代知识”，包括了当时引进的精神分析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西方理论，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调的新启蒙论，还有李劫自己对“文革”后中国社会的观察。这些知识显然组成了一个特定视角，组成了一个批评软件，作品文本内涵、审美意义和价值取向只有经过它的程序编码，才能被早已设定的批评软件所筛选所默认，从而成为“80年代”某一流派和现象的“代表性作品”。这个被大多数新潮批评家共同设定的“批评软件”，就是李劫在挑选《小鲍庄》的“时代意义”时所表述出来的：
如果说《你别无选择》是面向未来的行动，《小鲍庄》则是面对过去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特色在于，它对一个古老的村庄古老的家族进行了一番现代文明或现代意识的观照和透视。而且这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也同样体现在艺术上——以一种现代小说的笔法与民族语言的交相融合。因此，人们常常可以在十分具体的细节上看到非常抽象的意蕴，在十分麻木的面目上发现具有历史內容的痛苦；从一个村庄寻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从一个家族感受整个民族的悲伤。
如果对李劫这篇文章做一点点取样分析，可以发现它的知识逻辑原来是新潮批评家们共有的，也是80年代那一代知识者共有的。这种知识逻辑即我刚才所说的“批评软件”，它可以归结为：用西方精神分析、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知识”，来完成80年代“改造国民陸”这一新启蒙的历史任务。而这种历史任务，正是与改革开放这一国家现代化的目标相匹配、相结合和相互支持的。而这种知识逻辑，就是在80年代广泛而深远的“文化热”的大范围内展开的。这种“文化热”，实际是配合着国家现代化目标的“文化热”，并不是发生在知识界内部的纯粹学理意义上的“文化热”。所以，批评家李劫开始关注起小鲍庄这座遍及皖北各处的极其普通的小村庄了，作者是要“对一个古老的村庄古老的家族进行了一番现代文明或现代意识的观照和透视”，是要在拾来等卑微的村庄小人物“十分具体的细节上”概括出“非常抽象”的“意蕴”，还要从“十分麻木的面目上发现具有历史内容的痛苦；从一个村庄寻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从一个家族感受整个民族的悲伤”，等等，等等。即使到此李劫还不满足，他对王安忆提出了更高更苛刻的要求：“审美观念的总体演化趋向将在文学欣赏的口味之中摻入越来越多的现代意识”，“不仅如此，更为紧要的是这个世界现在仍然还在继续向前迈进，人们预测中的在遗传工程、生命密码(笔者按：“生命密码”恐怕是李劫随便杜撰的概念)方面的科学突破，不仅将使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发生更进一步的变化，而且将带动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整个世界文明像二十世纪之于十九世纪那样地再翻一番。”李劼代替王安忆已经说得太多太多。而且，如果用他“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这种宏伟目标来要求80年代作家，他们恐怕不吃不喝不睡地写上一百年，也完成不了这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由此我们发现了李劫取舍工作的一个小小“秘密”：就是它与糾、鲍庄》作者王安亿的“创作原意”离题万里。作者在前面的自述中只是说，“拾来有他的生活原型，他是一个补锅匠(当地称作“巴锅的”)，他家的女人比他要大十五六岁，两人结婚后，人们都说是很好的一对”，而李劼一定要作者在这“十分麻木的面目上发现具有历史内容的痛苦”；作者事实上没有像批评家那样“从一个村庄寻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从一个家族感受整个民族的悲伤”的意思，仅仅说“我沿途听到了许多故事”，“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这就是《小鲍庄》的初衷”，而李劫就概括成这样了，还强迫作家将非常偶然的个人经验与许多许多东西建立必然的联系。这个“秘密”就是，李劫“舍弃”了作家在介绍《小鲍庄》的创作经过时所表述的那些东西，而“选取”了作家可能本来无意、即使有意也想不太明白的另外一些东西，如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等等，一定要说那就是“作品本身”的“内涵”。我们发现，《小鲍庄》的读者、研究者和文学史著作后来都接受了李劼的观点，而都居然对王安忆这么明确的自述置若罔闻。这说明，我们读到的所谓作品内容，除作品本身之外，还有一些是批评家附加上去的和我们自己在阅读时想象的。批评家发现了“另一个《小鲍庄》”。我们很难说它还与“原来的《小鲍庄》”到底有多少关系。
三、对《小鲍庄》“神话模式”的指认
《小鲍庄》问世前后，“神话模式”理论在国内学界大兴。其中，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中观点最为流行。批评家那时特别喜欢采用它来评价韩少功、莫言等“寻根”小说家的作品。这正如特伦斯·霍可斯所指出的：人们“把神话看成是集体的‘梦’，是礼仪的基础，‘一种审美游戏’的结果”。因此，“列维·斯特劳斯在此试图把握的是共时性和历时性这两个向度相互作用的感觉以及在讲述诸如俄狄浦斯神话时总会产生的语言和言语相互作用的感觉”。这种在分析原始性的“亲属关系制度、婚姻规则和血缘团体”的结构基础上诞生的“神话模式”说，显然也影响到陈思和对《小鲍庄》的解读。与复旦学生刘福和、韩建伟等“业余批评家”不同，作为“职业批评家”陈思和研究这篇小说的眼光更具专业性，他发现：
小说中有两个人物对小鲍庄历史建构发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是认识小鲍庄故事的关键。一个是小鲍庄的祖先，另一个是捞渣。……
在小说中展示的种种关于小鲍庄居民所处的困境：如老绝户鲍五爷的孤苦，鲍秉德娶了疯娘子的凄苦，建设子因贫穷老实儿找不到媳妇的寂苦，文化子与小翠欲爱不能的情苦……都无法归罪于社会上的某种原因……他们的种种困境只能从小鲍庄的地理环境与历史环境去找：是洪水带来了灾难，灾难又造成了贫困，贫困再形成了愚昧麻木的文化心理……
陈思和进一步分析道：
小说正文开始，就是捞渣的降世。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孩……
捞渣是一个完美的人，一个赤子。……他为了救老绝户鲍五爷死了，他的死高扬了小鲍庄人的“仁义”本性，净化了人们的灵魂，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更为重要的是：
捞渣的死无疑是整个历史的转机，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扭结。……捞渣的降生与牺牲就像是一个神迹，靠了它的显示，赎还了小鲍庄祖先遗下的罪孽。整部小说始于洪水，终于洪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类命运的象征体。捞渣的形象不能不使人想起神之子来到人间赎罪的故事……
陈思和的文章抓住了小说的两个重要东西：一个是“表层叙述”上的中国农民的困苦状况，另一个是造成这种困苦的“深层原因”——“小鲍庄祖先遗下的罪孽”。所以，他认为小说的意义就是：“宗教的神话模式的运用，不但使这部小说增添了现实的讽刺意义，而且超越了一般农村题材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的容量，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人类苦难等一系列永恒主题的作品。”
从陈思和的评论再看王安忆关于《小鲍庄》的创作自述就可以知道，尽管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受到过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可王安忆对小说写作主旨的表述远不如陈思和这么清楚、完整而且理论化。它给人的印象是，小说家在谈论自己的作品时总是“原生态”的，是立足于“小说经验”的。因此，她说在“巴锅的”故事的基础上诞生了拾来，在“小英雄之死”故事的基础上诞生了捞渣。我认为王安忆在写作《小鲍庄》之前有可能偷偷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否则她就不会在回答韩建伟的提问时坦承“美国之行为我提供了一副新的眼光”，《小鲍庄》的结构也确实有陈思和敏锐观察到的有如《百年孤独》那样的“双重迭影”。这也就是她说的，“再回头看看中国，我们就会在原以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来”。于是，她就“看出”一个与原来“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村庄有“很多不平常”的“小鲍庄”来了。然而，她并没有像陈思和“看出”了那么多的东西。与批评家相比，作家在写作具体作品的时候常常是“糊涂”的。我们在许多作家“事后”的访谈中，都可以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因为，“艺术作品是一个由各种价值构成的整体，这些价值并不依附于结构而是构成结构的真正本质。一切试图从文学中抽去价值的努力都已告失败并且将来也会失败”。但我们得承认，《小鲍庄》与王安忆此前的早期作品，如《我的脸火辣辣的》、《新来的教练》、《野菊花，野菊花》、《本次列车终点》、《流逝》等等相比，确实因为美国之行和读《百年孤独》的缘故而在主题、题材和写作方式上“在原以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来”。这些都是事实。如果纯粹从“作家作品”研究角度来看陈思和对小说的分析，我们确实很难为王安忆的自述“辩护”。
尽管作家多年后对原作的“追述”一般都不太可靠，但它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在原来的时空中重新整理批评与作品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在2008年6月出版的《谈论录》中，王安忆对张新颖说：“《小鲍庄》我觉得和‘寻根运动’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当时阿城跑到上海来，宣传‘寻根’的意义。他谈的其实就是‘文化’，那是比意识形态更广阔深厚的背景，对于开发写作资源的作用非同小可，是这一代人与狭隘的政治观念脱钩的一个关键契机。”但她坦率地告诉采访者：“《小鲍庄》这本书里面的东西很乱的，完全不晓得我准备做什么，找不到一个很清楚的思路。”这和前面的“自述”意思较为接近：一是美国之行和阿城宣传的“寻根运动”促使她想写出“不平常”的作品来；二是“怎么写”却不甚明了，基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创作的状态。“观念”是清晰的，“写作”却是“模糊不清”的。也就是我刚才说过的，作为批评家的陈思和要比作为作家的王安忆在“表述”上更加“清楚、完整而且理论化”。这样说，不是要将批评家与作家“有意”地对立起来。好像作家总在受批评家的欺负，批评家是在利用自己的特权把不完全属于作品文本而更多是他自己想象的东西整理出的“作品意义”硬塞给读者。如果这样理解，那就过于简单了。因为实际上，作家与批评家是一种“暗中结盟”的关系，是图书市场上的“利益共同体”，是一种经常打架且又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的非常矛盾的现象。这一点，埃斯卡皮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说：“作者们经常不说批评家的好话，而出版商也往往怕他三分。实则批评家既不配享过多的荣誉，也不是那般卑劣。文学批评真正的职能在于为读者大众选取样本书。”联系上面陈思和批评文章对《小鲍庄》“神话模式”的指认，他与王安忆“自述”之间的差异性，再从作家与批评家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中来观察“《小鲍庄》的命运”，我们发现批评家的工作中已经包含有将作品宣传为“名作”、“代表作”，也即一个时期后将把它们推向“经典化”的因素。而在我看来，也许韦勒克在《批评的概念》一书中对批评家的“职责”定位得更加清楚：“批评的目的是理智的认识。批评并不创造一个同音乐或诗歌的世界一样的虚构世界。批评是概念的知识，或者说它以得到这类知识为目的。批评最后必须以得到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和建立文学理论为目的。”
写作这篇题为《双重迭影·深层象征——谈<小鲍庄>里的神话模式》的批评家陈思和，实际是要通过《小鲍庄》来建立关于“神话模式”的知识概念，和与它相关的“文学的系统知识”。我认为韦勒克这里所说的批评家通过“理智的认识”来建立关于“概念的知识”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1985年前后，由于“文革”失败和“改革开放”兴起导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全面失灵，80年代的“当代文学”又一度像是一辆“没有轨道”的列车。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那套“知识概念”已经陈旧。被人废弃，但新的“概念”包括它的系统还没有出现。这是1985年前后文学理论界“概念”丛生、话语过量繁殖且传播极陕，人们都在争夺话语发明权的重要原因。显然，“神话模式”正如王安忆所说，其用意“是这一代人与狭隘的政治观念脱钩”，脱离“意识形态”的文学成规，而在建立另一种观察社会历史、文学作品的眼光和方法，它是在充分发掘《小鲍庄)所潜藏着的文本内涵。所以，陈思和直接把他的批评落脚在“小鲍庄的祖先”和“捞渣”这两个象征体上面，使用“神话模式”的概念对它们进行了深入地解读。因此，作为“85文学转型”重要象征之一的《小鲍庄》进入了陈思和事先埋伏好的“神话模式”的“概念”和相关的“文学的系统知识”管道之中。也许，人们后来正是在王安忆“不晓得我准备做什么”、而陈思和则将它们清理出一个神话模式的“知识概念”上，接受《小鲍庄》文本意义并开始对它的阅读理解的。
四、再来看“沉默的文本”
在刚开始我已经说过，在解释自己的作品时作家经常会处在弱势的地位，他只能依靠所创作的作品替自己说话。但更有趣的情形是，在文学课堂上，我们只听到批评家、教材和教师喋喋不休地解释作品的声音，学生一般是不大翻看他们讲述的作品本身的，所以，我称之后者为“沉默的文本”。不过，一旦我们阅读它，它就会站出来跟你说话，因此我们又会读到与批评家和文学教师们的分析不尽相同而且可能会是层出不穷的“人物故事”。
七天七夜的雨，天都下黑了。洪水从鲍山顶上轰轰然地直泻下来，一时间，天地又白了。小说“引子”的描写，以及仁义的捞渣在洪水中舍己救人而死，终于换来小鲍庄人的命运由此改变的结局，确实符合陈思和对小说“神话模式”的指认。
初春的夜里，拾来觉得有点燥热，忽然睡不着了。一双脚搁在大姑的怀里，暖暖的，软软的。他轻轻地动了一下，不敢再动了。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风吹进窗洞，窗洞里的草“滋啦啦”轻响了一下。他试探着又动了一下脚，想离那柔软远一些，不料他的脚在那柔软暖和中陷得更深了。拾来这才发现，他的脚是在一个温暖的峡谷里。这双脚已经在这峡谷里沉睡了十五年了。
这是一段写拾来与养母大姑同睡一床多年，一觉醒来发现脚放在她“柔软暖和”的乳房上，他的“性蒙昧”的故事。小说中像他这样仿佛来自洪荒远古年代，木讷、无言而仿佛是“活化石”的人物还真不少，如建设子、老绝户鲍五爷、鲍秉德等等。他们生没有来由，死也没有意义。也确实有用李劫“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等新启蒙理论来拯救一下的必要。如果从《小鲍庄》的故事看，从它里面是不难筛选出李劫的“改造国民性小说”和陈思和的“寻根小说”这两条线索以及这两种小说的叙述结构的。因为对批评家来说，对这两种小说类型的热情指认都是80年代很时髦的文学话题。
然而，王安忆似乎不太配合，她除告诉张新颖写这篇小说是1984年江苏省宿迁县出了一个救人的小英雄，为配合宣传，当时供职的上海《儿童时代》杂志决定派她去采访这层原因外，还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故事：
八十年代初，单位让我到成都开会，还给我一个任务，经过重庆到武汉去做采访，采访一个小学生足球队。我当时发着高烧，在成都上了火车到重庆，在重庆过了一夜，重庆给我的印象非常的强烈，一个石头城。夜里他们带我去看急诊，觉得这个城市很鬼魅的，老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人很虚弱，我就扶着墙，墙是山壁，山壁中会有灯光露出来，应是从窗户里透出的灯光，可就像砌在了石缝里，因为发高烧，意识很模糊，整个人在非常低沉的心情之下。我觉得我要为它写个故事，为这个空间写个故事。所以《小鲍庄》这本书里面的东西很乱的，完全不晓得我准备做什么……
很显然，当复旦学生刘福和、韩建伟“逼问”她《小鲍庄》的写作是不是受到美国之行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时，她只得“承认”了。但是，在批评家和研究者希望看到的上述“原因”外。王安忆却在这里安插了另一个也许更有趣和私人化的故事。然而，我相信，鉴于批评对读者和研究者的巨大影响力，他们大概不会再注意作家要为一个“很鬼魅”的、“上上下下”而且到处是“山壁”和“灯光”的石头城的多层性“空间”写个故事的愿望。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权威批评家对作品文本的筛选、指认、解释、定评，他们也不会再愿意从小说中找出更多的故事线索和可能性来。因为，干吗还要那么麻烦呢?
然而更吸引我们的是，通读小说《小鲍庄》，那些在批评家的预期和设计之外更多的故事题材、模型和叙述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例如，由酷爱文学创作的文疯子鲍仁文引出的“革命，历史，小说”题材，因文化子和小翠情爱故事引出的“农村题材小说”等等。如果再仔细区分，也许还能理出另外一些叙述的线索。我们发现，“革命·历史·小说”题材是在破坏陈思和对“神话叙述模式”和李劼“改造国民性叙述”的想象性建构，它将“小鲍庄的故事”与“中国史”重新建立了联系。《小鲍庄》里不断穿插着这样的描写片段：
鲍山那边，有一小冯庄。庄上有个大闺女，叫小慧予。一九六○年，跟着她大往北边要饭，一去去了二三年。……
老革命鲍彦荣……跟着陈毅的队伍打了好几个战役，可谓九死一生……
现今文艺刊物多起来了，天南海北，总有几十种。……
这天，县上来了一辆吉普车，车子停在鲍彦山家门口。车上走下县委书记，一把握住鲍彦山的手，告诉他：“鲍仁平被团省委评为少年英雄了，光荣啊!”
小说里还有文化子与哥哥童养媳小翠嬉戏调笑和私订终身，小翠逃婚后又与文化子山盟海誓的描写：
小翠子一把抱住了文化子的脖子，文化子这才敢抱住她。月亮悄悄地看着他们，看了一会儿，挪了一点，再看一会儿，再挪一点儿。下露水了。……
“翠，别走了。要走，我们一起走。”
“我回来，就是来讨你这句话的。你这么说，我就不怕了。”……
“我想你想得好苦。”文化子哭了。
“我想你想得好苦。”小翠哭得更伤心了。熟悉孙犁、李准、马烽、浩然、柳青农村题材小说的读者，想必都不会对上述生动描写感到陌生。读到这里，我才明白作者“不晓得我准备做什么”的表白，原来说明她更尊重生活和小说的丰富陸、复杂性，而不想仅仅跟着美国之行和《百年孤独)的文学轨迹，而写出一个像重庆这座石头城那样多层的“空间故事”。她不想依葫芦画瓢地跟着美国人和马尔克斯的脚印走，试图写出一个更加中国味的小说故事来。“沉默的文本”中那些在批评家预期之外的多样的题材和故事类型，就这样在我们的阅读中被激活了，被释放出来了。或者说，就这样在我们“重读”性的阅读中，被重新賦予了张嘴与读者交流的权利。
不过，正如我多次重申的那样，我们这样的重读并不是以牺牲和藐视批评家的辛勤劳动为前提的。没有他们对小说改造国民性叙述和神话叙述的深入揭示，《小鲍庄》经典化的定型也许至今都没有完成。只有经过初步定型，对定型加以反思的文学史研究才可能更理性地展开。然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因为80年代的需要，他们显然故意抽取了小说中改造国民性叙述和神话叙述的部分，同时掩盖或扔掉了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叙述的部分和其他的部分，这等于宣布了80年代所需要的那些叙述部分之外的其他叙述在一代读者阅读记忆中的死亡。其实，近百年中国文学的批评性阅读实际上都存在着这种问题：肯定了鲁迅小说《孔乙己》批判科举制度的部分，势必就遮盖了它“游戏文章”的部分；批评了《子夜》对上海30年代现代化社会的概念式图解，却没有注意到它周到的结构设计和精细描写原来是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中最为出色、无人可比的；高度赞扬了张爱玲的敏锐世故和精湛的小说艺术，而没有警觉到她的地位已经被拾得实在太高；在指责贾平凹《废都》的颓废时，该小说对知识分子转型期的深刻困惑和敏锐观察也一起被拿掉；认为余华《兄弟》的描写拖沓、重复，于是它精彩的开篇便跟着遭殃。如此等等，不可胜数。因此在我看来，所有小说、即使最为一般化的小说文本中，其实都蕴藏着异常矛盾多重的层面，极其丰富多样的信息。某一个时代，我们会因当时时代需要而“抽取”其中对我们有利的层面和信息，武断地给作品定义，认为这就是“全部作品的内容”。而到另一个时代，因为时代语境骤变，批评的眼光和方法更新，我们又会提取出另外一些层面和信息，对原来批评所指认的那些层面和信息予以质疑，甚至予以推翻。这就是说，每一部文学作品中都内含一个丰富的矿藏，需要不断的挖掘，也许过一段我们又会惊喜地在被废弃的矿址上发现一些值得珍惜的东西。《小鲍庄》的命运也是如此。
显然，我们的研究应当从批评家这里开始，把他们因时代局限有意无意遗留的工作作为新的起点。然后回过头来注意作家在自述中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们所说的东西与作品究竟是什么关系，在什么层面上有关系。同时还要反复再三地重读作品，了解作者的原始想法，了解小说的每一个细节，用铁锤仔细敲打某些断面的碎屑，重找历史信息，辨別微妙的用意。发现哪些部分已经被批评家总结过了，哪些部分还没有被总结，了解被总结照亮了的部分，把掘进性的研究朝着没有被照亮的部分谨慎推进。因为，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有价值的工作，我们虽有不满，但我们的重新研究必须也只能从他们那里开始。否則，如果说批评家已在作品外围构筑起一道无形的高墙，我们怎么能越过这道高墙再一次地走近作家，走进作品?文学史研究就是与文学批评的博弈，同时也是一种对立、妥协和协商。对原作的重读性的研究，实际是与批评的结论的一种协商性的工作，真正具有推动性意义的文学作品重读，也许只有经过与批评家的争吵、较劲、调整和协商后才可能给予体现。它显然不可能完全推倒批评家的结论而另起灶炉。
2010年2月11日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2010年2月21日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