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三老
作者简介：何镇邦，曾用笔名霄峰、方榕。福建云霄人。历任北京回民学院、北京回民中学教师，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研究人员，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教研室主任、研究员。兼任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特别顾问等。一九五九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的奥秘》、《当代小说艺术流变》、《文学的潮汐》等文学评论集，《笔墨春秋》、《文化屐痕》、《文坛杂俎》等散文随笔集，主编“当代名家随笔丛书”等大型书系。评论集《当代小说艺术流变》获第二届当代文学研究奖，评论《诗的报告》获第三届乌金奖，评论《呼唤革命英雄主义》获《解放军报》文艺评论奖。近年来，多次应邀到北美、东南亚和港澳台访问讲学。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湖北籍的作家、戏剧家、诗人、文艺家灿若夜空星星，张光年、曹禺（万家宝）、陈荒煤、秦兆阳、李健吾、严文井、王元化、邹荻帆、曾卓等等，均为人们所熟知。我这里所说的湖北“三老”，指的是张光年、陈荒煤和秦兆阳，他们均已先后作古，但他们生前均同我有些交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关于他们，我有话要说，而且说起来颇有点意思。
张光年
张光年，原名张文光，笔名光未然。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生于湖北省光化县老河口镇（现为老河口市）一个旧式钱庄职员的家庭里。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革命生涯与文艺活动均极其丰富并富于传奇色彩。他十五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冬，他创作独幕剧《阿银姑娘》，其序曲《五月的鲜花》唱遍关内外，传唱至今。一九三九年二月在延安养伤时创作的组诗《黄河大合唱》经冼星海谱曲，一举成名。后又赴重庆，到缅甸，回云南，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又辗转到达当时的北平，翌年又由北平进入晋冀鲁豫边区，担任过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主任和华北大学第三部副主任。解放后，先担任中央戏剧学院教育长兼创作室主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剧本》月刊主编，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一九五七年调中国作家协会，担任书记处书记和《文艺报》主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是时张光年正担任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
第一次同张光年打交道，是在一九八二年年底。首届茅盾文学奖，从该年春天启动，在香山昭庙办了两个月的读书班做初选工作，一直到同年十二月下旬在北京颁奖，进行了近一年的时间。我参加了评奖的全部工作。记得十二月下旬的颁奖活动在北京北新桥的华侨饭店举行，颁奖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进行的，颇为隆重。在颁奖活动中，同时举办为期三天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次规格很高的创作座谈会，全国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名家均云集于此，记得丁玲、杨沫、韦君宜均出席座谈会，并发了言。张光年的发言放在座谈会的最后，说是发言，其实是总结性的报告。他发言的题目是《主要问题是创造典型人物》，只有个发言提纲，即兴讲来，大概有两个多小时。于是事先要我作记录（那时好像没有录音机），并于会后整理成文。发言的开头归纳了四句话，十六个字作为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标准：“反映时代、创造典型、引人深思、感人肺腑”接着就重点阐述关于创造典型的问题。他在发言中对“典型”这个文艺理论中的重头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他给典型下了这么一个看似浅显却很深刻准确的定义：“典型是有某种普遍性社会意义的个性描写。”在提出这个定义之后，又从各方面结合创作实际进行论述，看来对这一问题是有过深思熟虑的。在我把文章整理出来后交他审定，可他一直压着不发，只在作协的内刊《作家通讯》上发过，到了九十年代初，他的论文集《惜春文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此文才收入这个集子。他送了我一册，并在扉页上写上这么一句话：“镇邦同志：此书中谈典型问题一文，是由你费心整理的，谨向你表示诚挚的感谢！张光年又及”因为有了这么一句让人心里感到温暖的话，此书至今仍珍藏在我的书柜里。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简称作协“四大”）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八五年一月七日在北京的京西宾馆举行。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作为大会简报组的工作人员也有机会同张光年同志接触。因为是工作人员，提前进会并推后撤离，在京西宾馆住了近半个月，并在那儿过了一九八五年的新年。张光年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长篇报告，报告是在会议开始后的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作的，提出了“创作自由”与“批评自由”等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颇大的争议。报告是从一九八九年春天开始就组织专门机构起草，几经周折，内情我也略知一二，可以说出来颇不容易。这次会议的会期长，其间传闻花絮当然不少。记得其中有一传闻，记忆犹新。大会上决定，新的一层作协书记处除常任的书记外，还准备设三名值班书记，由外地借调入京，工作几年再回原单位。很多人想谋取值班书记的位置，当时在某省文联工作的某某就是积极谋取的一位。他直接找到张光年在京西宾馆的住处兼办公处，要求到中国作协当值班书记。可能是光年认为某某并非理想的人选，于是有些犹豫，推说“贵省文联领导同志恐怕不放人”。某某听后就当着光年的面给领导拨电话，其领导正想借此机会卸掉包袱，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在电话中表示服从工作需要，愿意放人。这下子张光年怕面子上过不去，只好表示同意了。就是这样，“四大”之后，某某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到中国作协担任值班书记，在书记处的序列上名列第八，自称“老八”。过了几年后，那两位分别回去了，只有某某正式调入，有一时期，还进了作协党组，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与中国文联的副主席，权倾一方。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参与《张光年文集》的编辑工作，常到光年同志家工作，乘便核实了当年某某进作协担任值班书记的传闻，光年同志证实了上述的传闻。可见，张光年做事也有优柔寡断的时候。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从一九八四年年底启动，一九八五年年初开始初评，评选工作进行了整整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旬颁奖。由于我在评奖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于是同张光年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是年四月在国务院西山招待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初选工作（此前已于四个月前把报评的作品分别寄给参加初选的二十多位评论家和编辑，以便让他们仔细地阅读）；九月又在同一地点召开评委会，进行二十余天的评审工作，二十几位评委均参加会议。那时每位评委的评审费只有两百元，陆文夫建议不发给个人，集中在我手里作为加餐费用。作协分管财务的同志劝我不要这样做，说张光年这一关就过不去，因为光年每一分钱的收入都要回家交给夫人的。为此，我和陆文夫在会上向光年同志询问：如果要拿回家交账的话，这两百元钱可以发给他。他乐呵呵地回答说：“没那么回事，留下一起加餐！”每人的两百元评审费扣在我手里，除评委会期间加餐外，最后一次是在作协投票后到位于东四路口的“闽南酒家”用余款聚了一次餐，光年和大家一起很开心地吃了我的闽南家乡菜。因为时近新年，我还嘱咐老板给每位发了几颗水仙花头，光年同志和各位评委们就更高兴了！
评委会小范围统一认识的会有时需到张光年位于崇文门外南河沿的家里召开。参加这种小会的通常有冯牧、唐达成、谢永旺、韶华、顾骧和我，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张光年家里做客。会上的气氛既轻松又紧张，光年对我这种小字辈倒是挺亲切和蔼，可是对他的同事就显得很严肃。冯牧平常在我们面前侃侃而谈，可是到了张光年跟前便说话不多，且谨言慎语，这使我感到诧异，也感受到张光年的威严。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结束后，时任鲁迅文学院院长的唐因一直动员我到他那里工作，坚持到一九八七年年初，我终于抵挡不住，被调到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此后的十多年间，很少见到光年同志，只间断地听到过他的一些消息。直到一九九八年秋天，我快退休了，应我的朋友诗人孙毓霜之邀，到他当总经理的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公司指点企业文化，编一张企业报《长城润滑油》。此时，适逢文友们要集资为张光年庆祝八十五岁寿辰，我便把孙经理拉上。后来，孙经理就成了光年同志的诗友，光年还为他的诗词集写了一篇短文《初读孙毓霜诗词集》，发在《长城润滑油报》上，并收入《张光年文集》第三卷文艺评论卷，作为此卷的压轴。大概从此之后，我同光年同志的来往多了起来。一九九九年春节前，王蒙和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座谈会，是我帮着筹备的，在我的动员下，光年同志带病出席，并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
但是，同光年同志接触更多的是在我同谢永旺等一起为他编文集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张光年早有编辑出版文集的想法，一直未能付诸实施。二○○○年，九卷本的《冯牧文集》由解放军出版社陆续出版之后，张光年有点坐不住了，听说他打算卖掉几件自己收藏的名人字画以筹划出版文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赶紧通过谢永旺劝阻他。同时又同时任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公司总经理的孙毓霜商量，希望他们拿点钱帮助张光年出版文集。又找到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聂震宁承担《张光年文集》的出版任务，并尽量少要点钱，还要按一定标准给作者发版税或稿酬。承蒙孙、聂的支持，张光年文集的出版事宜总归说妥了，于是赶紧动手，征得光年同志的同意，由谢永旺、孙毓霜、石琳琳（光年当时的兼职秘书）同我一起来做编辑工作。在大体浏览光年的全部作品之后，决定编成五卷，第一卷为诗歌卷，由《光未然诗存》、《黄花小集》以及四十年代中期在云南路南中学教书时搜集整理的彝族长诗《阿细人的歌》（原名《阿细的先魂》）等组成。第二卷为戏剧卷，收入他的剧谈与剧作。第三卷为文艺评论卷，收入他从一九三五年至二○○一年写的文艺评论的大部分作品。第四卷为散文卷，收入的作品也比较多。第五卷为古典文学研究卷，主要为《骈体语译文心雕龙》，还有一些关于古典文学的文论以及附录的史料，光年同志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遽然辞世之后，谢永旺从其遗稿中又把《离骚》（今译）、《九章》（今译）、《九歌》（今译）等校读后收入此卷。五卷文集，皇皇一百七十万言，是张光年从事文艺工作七十余年辛勤劳作的结晶，也是他一生战斗经历的记录。五卷中，戏剧卷、文艺评论卷、古典文学研究卷三卷主要由谢永旺编辑，诗歌卷、散文卷两卷主要由我编辑，石琳琳专司资料工作，孙毓霜则协助我编诗歌卷。
自从帮助光年同志编文集以后，一年多时间中，我或同谢永旺一起，或单独多次到光年家里汇报编书进度，商量一些编辑事宜。每次谈完正事之后，光年都要拿起一只香蕉，为我剥好皮，让我当着他的面吃下去。据说他喜欢吃香蕉，故把香蕉作为待客的佳果。老实说，我自从戴上“糖尿病”的帽子后，就很少吃香蕉了。但光年的盛情难却，每次到他家都要冒着血糖升高的危险吃上一只香蕉。吃完香蕉后，照例是聊天，从当年文坛逸事掌故，聊到当下的时政要闻；从他列席党的代表大会时的见闻聊到托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向另一位重要领导同志签名赠送《光未然诗存》而未能送达的遗憾，总之，想到哪儿就聊到哪儿。有时，还有人托我找他题写书签或求他写字，他也都一一答应照办了，算是给足了面子。有几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
首先是谈到他的作品，他头脑很冷静，态度极谦虚。他说，文集五卷，虽然有一百七十余万言，但真正能有点影响能传一段时间的恐怕只有《黄河大合唱》和《骈体语译文心雕龙》。对于他的一些评论文字，尤其是五十年代从反“右”到“文革”前他主持《文艺报》工作时写的文章，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原想全部不收入文集，在我们的劝说下，大部分收入，但在文艺评论卷引言中这样写道：“本卷第二辑写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三年（建国后至‘文革’前），是我主编《文艺报》时期的产物。这期间文坛多事，我的笔杆随头脑而左右摇摆。大概向‘右’摆时写得好点；向‘左’摆时错误不少。”他特别举出《社会主义存在着、发展着》以及《在新事物面前——就新民歌和新诗问题和何其芳同志、卞之琳同志商榷》二文，认为二文中的说法均有“片面化绝对的地方”，前者“针对秦兆阳同志提倡以‘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出于使文路宽阔的良好愿望）的主张，却摆出维护正统的面孔，对他多加指责，这是很不应该的”，后者是“就在新民歌基础上创作格律诗问题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的争论”，也认为他文章中的说法“有些绝对化”。他还就这两篇文章向先他而逝的文友、争论对象秦兆阳、何其芳道歉。张光年这种自我批评的坦诚态度很让人感动。
其次，是谈到他创作《黄河大合唱》前后的情况。一九三八年九月，演剧队成立后，张光年以第三厅派出的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的名义，带领抗战演剧队第三队到当时第二战区的晋西一带工作。一九三九年一月，在晋西吕梁游击区行军时，不慎在山沟里坠马，左臂骨折，旋即被送到延安边区医院治疗养伤。在渡过黄河时，壶口瀑布壮观的景象给了他灵感。一月中旬到达延安后，一边治疗养伤，一边创作《黄河大合唱》组诗，同作曲家冼星海合作，创作了成为中华民族灵魂的《黄河大合唱》。是年四月三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次公演。从此，《黄河大合唱》唱遍边区，也唱遍全中国，今天又走向全世界。每谈及《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与演出情况，光年同志都特别激动。他曾向我表示，在有生之年，很想再到给他创作灵感的壶口瀑布看看，到《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地去看看。我真的着手策划张光年到黄河回延安之行。在鲁院工作时，在山西临汾市市政府当过秘书长，后来又到临汾尧都地区当区委宣传部部长的学生乔忠延很是热心。一九九○年九月我去临汾和壶口，就是他安排接待的。他得知张光年要重游壶口，很是高兴，答应一切由他安排，先到临汾，然后送去壶口，参观壶口瀑布后，就在那儿渡过黄河，到达陕北的延长。同时也同周明说好了，由他安排陕北和延安的行程，周明将准备带人在延长等待光年的到来。没想到，当这一切安排就绪后，光年同志于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因意想不到的心脏病突发遽然辞世。重看壶口、重回延安的计划无法实施，也就成了一桩永远的遗憾事儿。
二○○一年也是张光年的丰收年。是年三月，《骈体语译文心雕龙》一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他签送我的时间是二○○一年三月十九日；《光未然脱险记》一书又于当年十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签送我的时间是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他的创作情绪高涨，虽然年迈多病，仍壮心未已，有不少创作计划（他逝世后查看其遗稿，得知他正在为写有关屈原的书准备资料）。屈原这位战国时期的大诗人，也是他的湖北老乡，他早就有写屈原的打算，这也可从他关于《离骚》、《九章》、《九歌》今译中看出。可惜，由于他走得匆忙，这一计划也就成了永远的遗憾。另一遗憾是他未能看到出版后的《张光年文集》。五卷文集的前四卷，他是都看了清样的，文集原来打算在庆祝他米寿（即八十八岁寿辰，二○○一年十一月一日）时出齐，可是由于一些技术上的原因，未能如期推出。文集五卷直到二○○二年四月，光年同志逝世三个月后才出来，二○○二年五月初，由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公司出资，中国作协出面，在中国作协十层会议厅召开了一个隆重的张光年追思会和《张光年文集》出版座谈会。一百多位文学界的朋友与光年同志的亲属与会，这也算是对张光年这位身经九十年风雨的老革命家、老诗人、老作家的一个隆重的纪念，也为他的人生画上完满的句号。
陈荒煤
陈荒煤原籍湖北襄阳，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出生于上海。与张光年同为鄂北人，且是同年出生。他也是三十年代即开始写作生涯，参加过“左翼戏剧家联盟”，一九三八年赴延安，曾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和文学系教师，是当年延安鲁艺文学系学生冯牧的老师。建国后曾任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长期主管电影工作。一九六四年曾短期调任重庆市副市长，“文革”中曾长期被监禁。“文革”后曾同我说起他被关在秦城监狱单人牢房的情景，最大的痛苦是没人同他说话，被关了八年，放了出来，几乎不会说话了。
我第一次见到陈荒煤，是一九七八年夏天在北京日坛全总招待所举行的关于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的研讨会上。那次会议可谓文艺界的“群贤毕至，少长云集”，名义上是讨论《班主任》，实际上是控诉“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并把《班主任》作为一块砖头砸向“两个凡是”派，为改革开放清扫障碍。那次研讨会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十点左右才结束，中间只吃了一顿工作餐。会上，陈荒煤有个长篇的发言，慷慨陈述著名电影演员、《阿诗玛》的主角扮演者杨丽坤在“文革”中的遭遇，会后曾整理成文，题为《阿诗玛，你在哪里》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荒煤同志的发言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铿锵有力的语言句句敲击着我的心扉。过了几年之后，即一九八二年，我调到中国作协刚刚筹建的创作研究室工作，荒煤同志正为在医院住院的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临时主持作协党组的日常工作，因此有时还能见到他，并有过一些短暂的交谈。
真正同荒煤同志来往起来是一九八五年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初选读书班结束之后，我负责评奖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给评委们分批提供他们审读的初选作品，于是就常见到荒煤同志。一九八五年九月，在国务院西山招待所召开评委会，历时近二十天，为了丰富评委们的文化生活，荒煤同志还亲自写条子让我到电影资料馆找岳小湄借来好几部片子，在西山招待所放映，其中既有法国名导演阿若执导的《火之战》，还有八十年代初日本名导演井上靖送给夏衍同志观看的十部日本电影留下的带子，如《夕照街五号》等。提起《火之战》，荒煤同志还透露这么一个小秘密，当年在电影资料馆搞法国电影展演，由于放了《火之战》，有人向中央告他的恶状，他还写过检查，背了个“党内警告”的处分。但对此，他淡然处之，还是把片子调到西山上供评委们观赏。
同荒煤更多的接触更深入的交谈是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于福建厦门召开的全国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就我的记忆看，全国性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期间，由中国作协举办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厦门举行的第二次全国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则由中国作协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委托福建省文联举办的。参与这次盛会的有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以及各省作协、各出版社领导一百多人，陈荒煤则是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主持会议。当然，负责会议组织领导工作的还有当时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韶华和创作研究室副主任顾骧，福建省文联党组书记张贤华同志则负责这次会议的全部会务领导工作，而我则参与会议从筹备到召开的全部具体协调工作。荒煤是从深圳飞到厦门的，我去机场接他时，发现托运的行李箱丢了。外面的衣服好办，只是由于他体胖，内衣一时不好找，让他的生活颇为不便，但他仍然乐呵呵的。我们住在万石山下福州部队的白鹭宾馆，早晚我都陪他到万石山上散步。万石山是厦门的植物园，不仅有各种奇石，还有奇花异卉，虽时值初冬时节，仍然花草繁茂。他很喜欢这个带有亚热带风味的植物园，兴致颇好，话也就多起来，聊他的革命经历和“文革”中被关在秦城监狱的遭遇，也聊文艺界，尤其电影界的情况。他热情鼓动我把长篇小说的研究和评论工作坚持下去，还安排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发言。这次会议承蒙福建省文联和厦门市党政领导的关心和照应，安排了颇为丰富多彩的活动。诸如会议期间安排乘快艇到青屿慰问守岛驻军，游览鼓浪屿和参观特区所办的企业，会后参观泉州晋江的陈埭镇等等，七十多岁的荒煤同志，每次都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我们离开福建返京时，他还由专人陪同上了一趟武夷山。
自一九八六年年底厦门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之后，我同荒煤的交往就多了起来。不仅通电话和书信往来，还常到他木樨地二十二号楼的家里探访他。因为他离休之后，除外出之外，就在家里读书、写作、会客。到他家，除了谈一些具体的事（诸如请他出席作品研讨会）外，还陪他聊天和散步。他的散步路线是从家里出来，沿着复兴门外大街向东走到南礼士路口，然后再走到二十二号楼楼下，如此反复几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就是这样坚持锻炼身体，以便保持旺盛的精力来从事读书写作和社会活动的。我曾在傍晚时陪他来回散过几回步，很是佩服他的毅力。下面记下的几件事，又足见荒煤的热情、平易近人和心地善良。
因为同荒煤走得近好说话，我就经常受人之托或自己组织一些作品研讨会活动时把年迈的荒煤同志也拉去参加。荒煤总是给我面子，有时不能参加，也会把作品读完，然后写了长信给我作为发言稿。这些事现在回忆起来都感到如此劳烦他老人家有点不好意思。一九九○年夏天，鲁迅文学院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合办的首届创作研究生班准备举办学员王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研讨会，我带着书和请柬登门请荒煤同志参加。当时他也答应了，可后来可能由于有别的事撞车未能参加研讨会，却让人给我带来一封长信，让我在会上念一下，作为他的发言。这封长信开头这样写道：
何镇邦同志：
谢谢你的推荐，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王宏甲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出版）我已匆匆拜读。读后心情很激动，也激发起许多思考，觉得还需要仔细看看，希望今后有机会与作者当面交换些意见。这里就简单谈点初读后的印象。
……
而使我感到兴奋的，是宏甲同志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报告文学在描绘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这封长信接着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无极之路》的成就与不足。我在会上宣读了荒煤的长信后，把此信作为评论交《北京日报》发表，后来收入他的评论集《点燃灵魂的一簇圣火》。
过了两年，大概是一九九二年吧，他写信推荐了一位来自陕西叫彭鸣的年轻人到鲁迅文学院上文学创作进修班。据说是彭鸣上门找到荒煤老人，诉说他出生于贫困农家，喜欢写诗，具有一定的基础，希望能到鲁迅文学院上学。荒煤给我打了电话，然后让彭鸣持他的信函到鲁院找到我。我在院务会上通报了这件事，大家认为既然是荒煤同志推荐的，那就收下。不料，彭鸣骗人成性，到处行骗，连他的“乡党”老评论家闫纲都致信于我要求开除彭鸣，并发表文章揭露彭鸣骗人的伎俩。无奈，我在向荒煤同志报告后，经院务会讨论后开除了彭鸣。此事中，可见荒煤太善良，容易上当受骗。
不过，若干年后的一件事让我看到了荒煤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品格。大概是前几年吧，原在湛江电视台文艺部工作的黄海歌（原名黄世雄）找到我，让我为他的长篇小说作序。电话往来几次后，又说他手里有五十年代陈荒煤给他的两封亲笔信，是他当年在乡下当小学教师时写了电影剧本，寄给当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审读后给他回的信，希望代他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我让他挂号寄来，果然是荒煤同志的笔迹，一封短简，一封为长信。我见到这两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主管全国电影事业的高官、专家写给一个偏远的乡村教师的信，颇为感动，于是亲自送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陈建功馆长处，由他交有关方面保存。这是荒煤逝世十年后的事了。
荒煤生前办的最后一件好事是出面主编了一套于九十年代中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家丛书”。文学评论集难以出版，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文学评论家只能打游击战、麻雀战，布不成阵势。而战斗在文学第一线的文学评论也往往为学院派的学究们看不起，认为文学评论没有学术价值。荒煤同志作为老一辈的文艺评论家，洞悉这一文坛世情，并对文学评论家的处境深表同情。于是同他的战友、学生冯牧同志萌发了编发一套“文学评论家丛书”的想法。于是他致信曾经在文化部工作，作为他的属下和同事，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宋木文同志，要求他支持这一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宋木文同志把这件事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做。据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何启治告诉我，署里下达这一出版任务，曾言明亏损部分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缴利润中核减冲抵。就这样，这套丛书从一九九三年起开始组稿编辑，一九九五年出齐。凡十六种，按作者年龄为序排列，共有：陈荒煤的《点燃灵魂的一簇圣火》、冯牧的《但求无愧无悔》、洁泯（许觉民）的《今天将会过去》、朱寨的《感悟与沉思》、王春元的《审美之窗》、江晓天的《文林察辨》、唐达成的《南窗乱弹》、顾骧的《海边草》、陈丹晨的《在历史的边缘》、谢永旺的《当代小说闻见录》、缪俊杰的《审美的感悟与追求》、何西来的《文学的理性与良知》、何镇邦的《文体的自觉与抉择》、秦晋的《演进与代价》、冯立三的《从艺术到人生》、雷达的《文学活着》。陈荒煤、冯牧合署的总序置于每一种书的卷首。出齐后荒煤把他的书签名送给每位入选作者一本，出版社又送给每位作者一套书。这一套书，尤其是荒煤的签名本，我至今仍珍藏在书柜里，作为永久的纪念。
“文学评论家丛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相当的反响；这一套书，同八十年代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家选集丛书”一起成为新时期以来有影响的文学评论丛书。
但在这套丛书出版一年多后，陈荒煤就告别我们驾鹤西还了！
秦兆阳
秦兆阳，湖北黄冈人，一九一六年生，早年习画，自号“老芹”。他是著名的老作家、文艺理论家、编辑家、书画家。早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他就开始创作，曾写过不少抒发人们抗战情绪的诗歌（其中还有长篇抒情诗和叙事诗），发表在武汉的报刊上，但未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一九三八年，他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九四○年，又到了晋察冀边区，先后在陕北公学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任教，从事美术工作。一九四三年他到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之后，为无数抗日英雄事迹所感动，也为日寇侵略罪行所激怒，于是才下决心拿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这个时期，他有两部短篇小说集《平原上》和《幸福》问世。全国解放后，秦兆阳同志转向正在进行土改和合作化运动的新农村，关心正在改变自己命运的亿万农民。于是有了短篇小说集《农村散记》和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问世。一九五六年，正担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的秦兆阳以何真的署名发表著名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轰动了文坛，但也由此而获罪，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广西，从此沉默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九年改正了这种历史的错误，重返文坛，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并主持新创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当代》的工作。他以已逾花甲之年且多病之躯，奋力工作，不仅出色完成工作任务，还把构思了近四十年并在广西写出若干篇章的长篇小说《大地》完成，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两年写成这部四十二万言的长卷，并于翌年出版。
我是因为读评长篇小说《大地》而同秦兆阳先生相识并成为忘年之交的。秦兆阳先生家住北池子二条二号一个四合院里，据说那是他用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的版税购置的。这个四合院共有三进，秦兆阳住在最后一进铺着花砖的北屋正房里。按说这是一处不错的住所，但每到严冬之时，他们一家，尤其是秦老就为取暖问题伤透脑筋。因为院里没装锅炉、没有暖气，只能靠生煤球炉子取暖。老爷子是南方人，当了“右派”之后，又长期在广西生活，不会生炉子也不善管理，炉子时着时灭，冬天时竟需穿棉袄入睡，这对于一位有着气管炎的老人简直是一种折磨。大概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秦老的家人就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争取分配一处有着暖气设备的房子供老人居住，据说一直到九十年代初秦老辞世后一年才在方庄找到一处很小的房子。每谈及房子之事，我们都很为老人的遭际而欷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我就是经常出入北池子二条二号院秦兆阳家，同秦老谈论创作和其他种种话题的。
他告诉我，《大地》酝酿写作了四十余年。它萌发于四十年代初期冀中平原的抗日烽火之中。后来，他曾几度想拿起笔来，写一部反映冀中人民抗日的长篇小说，由于一直未找到合适的角度，也由于生活积累和感悟还未到而未能如愿。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间，他被下放到广西，处于苦闷之中，也有较多时间来思考这部小说的写作。后来，他从《学习》杂志上读到一篇考证义和团领袖张德成的文章。张德成是白洋淀人，从这个农民运动领袖的身上，他想到农民群众为什么会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爆发义和团运动，为什么鸦片战争之后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又想到中国农民反对封建、反对外来侵略的自发斗争的要求等等问题，他豁然开朗，找到写作切入的角度。于是在一九六二年秋动笔写《大地》，完成三万字左右，先在《广西文艺》上连载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间，又陆续写了十几万字，也在《广西文艺》上连载过。一九六五年之后，尤其在“文革”十年中，他的写作被迫停了下来，稿子也被抄走了。直到一九七八年原稿才退回，一九八二年在原稿上作了一些修改，其中某些章节曾在《当代》选载过。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他才集中精力完成了这部长达四十二万言的具有史诗规模反映农民命运的长篇力作。我听了秦老关于《大地》曲折的创作历程的叙述，感慨多多，再加上精读作品，终于写成一篇近万言的关于《大地》的评论。题为《寒凝大地发春华》，在一家杂志上发表过，后收入我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长篇小说的奥秘》（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出版），算是我同秦老交往和友谊的一点记录。
八十年代初那些年，经常出入秦兆阳老先生在北池子二条二号院的家，聊得多，获益匪浅。秦老是位很有功力的书画家，直到晚年，还常在工作之余，写字作画。有一次，他主动为我写了一长条幅，上书“愿经沧海试深浅，欲上高山望云露”，落款“老芹”，并书上“镇邦同志请正”，时为“戊辰之秋”。秦老的字苍劲有力，雄健之中见萧逸之神。这件书法作品我装裱后一直珍藏着。
秦老不仅为我写字留念，还为我来自泰国的亲友赠送他的墨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泰国的几个亲戚到北京语言学院（即现在之北京语言大学）留学，我曾带他们到秦老家做客，秦老一家不仅热情接待，秦老还为他们一一挥毫写字留念。他们学成之后归国，把秦老的墨宝带回去，作为对秦老，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永恒的纪念。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奉调到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工作，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去拜访秦老。但好在我在鲁院同秦老的长女秦睛成为同事，就可以从她那里不时打听到秦老的情况。先是多病，后来就在九十年代初一个清冷的深秋时节，听到他遽然辞世的噩耗，那是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一日，可惜当时我正在大连出差，未能去送送秦老，这件事我引以为终身之憾事。
（责任编辑：张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