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少胜的痴迷

景德镇里做青花釉里红的人不少，但真正能做到冯少胜这般境界的，还真的不多。

20世纪90年代，冯少胜猫在祁门的一座柴窑试照子，邂逅也在那里烧瓷器的关宝琮大师，关大师看过冯少胜的东西后，说你不应该去搞高仿，你应该去创作艺术瓷……“他以为我是搞杀货的。”冯少胜至今说起这段故事都有点得意。据说“为民瓷厂”里的那些窑主都很敬重冯少胜，相信这个人有点石成金的本事，在很多人眼里不可控的青花釉里红，在冯少胜那儿是完全可控的。

“只要过了冯老师的手，没有不成的青花釉里红。”

一

我对冯少胜最深的感触，来自他所说的“这件作品中的每一道工序我都能做”，就我目前对景德镇陶艺家的了解，敢说这样的话的人，应该不多。

那天，我在评论刘超鸿时曾发感慨：艺分两种，一曰天分，一曰天工。综观人类文明史中的艺术长廊，“天分”与“天工”其实都不可或缺，也许有偏重的地方，但终究不过是此消彼长。达·芬奇让一女子的微笑敷陈于架上，米开朗基罗赋予巨石以生命的力道，居斯塔夫·埃菲尔将一万一千五百吨钢材架构在巴黎的塞纳河畔，八百年前的忽必烈为北京规划出一条伟大的中轴线……种种，种种，既是天工，也是天分的产物。

时人赏艺，重天分而轻天工，显然是一种偏颇。

这种偏颇在景德镇尤甚，分明是一种材料与工艺的结合，却屡屡被渲染成才情与激情的涂抹——这样的认识导致景德镇最伟大的群体被集体隐身——请原谅我这样形容，知道一位大师的背后还有一堆人的劳作，于我也是一个刚知道不久的事实。我在知道这个事实之后，很为自己很早就写过“景德镇最伟大的是那里的人民，能在人间制造天堂的器物”这样的句子而骄傲……

冯少胜显然应该归属到这个“人民”的范畴。

面色黝黑，工人；长发飘飘，艺术家。利坯施釉，工人；工笔写意，艺术家。方言俚语，张嘴就说，工人；唐诗宋词，娓娓背来，艺术家。吃大叶子茶，工人；抽软“中华”烟，艺术家……冯少胜的形象与气质，非常契合“景德镇陶瓷既是材料与工艺的结合，也是才情与激情的涂抹”这一事实。

二

和很多景德镇人一样，冯少胜打小就在陶瓷氛围中厮混，瓷业所涉及的各种工具、材料、现场及工种，构成他成长的基本背景，如此气场，是景德镇陶瓷大师群体性涌现的因缘。

其实中国的很多城市或乡镇都会让某一种产业种群性地附着，比如赣西一带的上高、高安和丰城等地，就正在形成一个中国建筑陶瓷的新的三角地带——这样的现象是很能吸引人眼球的：几年前还是一片贫瘠的红壤丘陵，突然成为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空间维，在时间维上同样有所体现。

景德镇的周边并没有形成一个陶瓷产业的“金三角”，但它在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中，都在陶瓷业孜孜不倦，我们习惯将地理理解为空间概念，而将时间概念命名为历史，其实二者是一个共同体——你能告诉我景德镇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时间概念？

这很玄吗？

我在写作《许知远在景德镇》一文时，描写了我们在一个排挡吃饭时翻拣古瓷片的一幕，那既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存在，更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触摸。久居此间的人，可能容易将时间简化为眼前，所以少思古的幽情，多当下的焦虑，间或会有一些未来的憧憬，也常常被现实的棒喝而脚踏实地。

这其实很无趣。

我认为，类似冯少胜这样的陶艺家在景德镇的传承与实践，是一种产业在某一地区种群性附着的因与果——因为能挣钱，所以有继承；因为有继承，所以能发展——这应该是商业地理中一条重要的逻辑链。我们可能更多会关注到政府对一方经济的引导与扶持，而较少关注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在地方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

文學的“时”与“空”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文坛产生了两个以地域（更准确地说是城市）为中心的文学流派，即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派文学”和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文学”。文学批评家对两派文学也进行了对比，总结其各自的艺术特色和文学观，其中以徐懋庸最有代表性。徐懋庸在《“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中说： “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我以为‘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两派以各自的文学主张和文本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京沪两地新作家群体的迅速成长，批评界又提出“京味文学”和“海味文学”的新说法，其中京味文学以刘心武、王朔等为代表；王安忆的小说凭借大气、自然、明快的风格成为新海派文学的领军人物。

在改革开放的全新政策下，成长起一批新型城市，其中尤以深圳最为突出，成为中国一个新的城市地标，与北京、上海遥相呼应。但是，与作家们对北京、上海的城市书写已成“流派”或表现出浓郁的城市“味道”相比，还没有几部能呈现深圳城市特性、深圳人性格风貌的文学作品出现，而深圳作为一座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其市民文化与心理、生存模式都有其明显的深圳特色，成为深圳的文化符号，尽管还不能以某个关键词为其命名，但对深圳的城市书写是不能缺位的。

本期，我们的“作家在线”栏目谈论的是邓一光南下深圳后的文学写作，也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圳城市书写。这次他把书写的对象转向他“定居”的深圳，而他的深圳城市书写已经开始触及深圳的城市特性，他也开始被认为是深圳文学书写的代表，尽管他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我不会成为我生活的城市的代言人，以城市的立场，以及别的什么人的立场写下任何文字。我只写我认知中的生活，这个认知与其说依赖地理学意义上的城市，不如说依赖于对城市特征密码的好奇心、对城市生活细节的追索欲望，以及借助想象力而企图展开的精神建构，所以，我写的不是深圳，是我的深圳。”

文学因其地域特性被命名、被研究、被阅读，已有很长的时间。而从作家的出生时段被命名是近年来才有的事，最初是“80后作家”，接着就有60后、70后作家的提法等。这种从出生年代而被归类和命名的方法尽管有些简单和粗暴，但毕竟为观察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一种路径。短短几年，80后作家已出现多种走向，而90后作家已成为“文学新青年”的主力。这期，何平教授组织了一批稿件，对几位90后诗人进行了点评、呈现，让我们看到诗歌这一日益被边缘化的文学品种正在被更年轻的一代诗人热爱着、创作着和阅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