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大师级人才

　　2006年1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面对6位并肩而坐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当我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家宝总理焦虑中国始终“冒”不出大师级杰出人才的问题，不仅实事求是地道出了中国缺乏影响世界的科技人才的现状，而且由此启发人们一起来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作全面深刻反思。
　　自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八五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指出：“中央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要从中小学开始抓起，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真正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泥潭中走出来，中华民族重新恢复了求知的活力，教育在全国迅速走上正轨。特别是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国家选拔人才回到了优胜劣汰的有序状态中来，这大大刺激了教育水平的空前发展和提高。教师认真教，学生刻苦学，严格的教学管理和近乎残酷的基础知识训练，使中国中小学生基本知识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如果要总结二十多年来中国教育的最大成就和收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并以极大的热情和干劲投身于教育与接受教育的洪流中去。
　　虽然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教育体制改革的负面影响，以高考为轴心的“填鸭式、灌输式”的“应试教育”，以维护稳定、维护“正统”思想为宗旨的大学教育等，又成了中国教育的致命弱点和硬伤。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为中国出不了大师级人才的最大障碍。中国之所以培养不出具有科技创新精神和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原因就在于思想自由受到了空前的束缚。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而是否具备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又决定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具有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从哪里来？只有从教育中来。在教育中让学生获得开放性的思维方法，使学生在思想自由中获得创造的动力和灵感。
　　法国哲学家、教育家阿兰在他的《教育漫谈》中说：“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开发人的头脑，使人们具有理智的判断力和自由的思考力。”一个思想被束缚的高等学校，一个思想被束缚的大学生，哪里能够孕育成长为有独创精神的大师！
　　大师级人才对一个时代甚至几个时代起着极大的引领作用。大国需要大师级人才，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涌现更多的大师级人才。然而，国内的一些大学，在学生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令人失望的是并没有培养出与之成正比的大师级的优秀人才，这无疑是一大遗憾。
　　如何才能“冒”出大师级人才？关键是要有出大师级人才的社会氛围。当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浮躁和功利性倾向，正是窒息大师级人才冒出的“毒气”。
　　一个大师级人才，往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而，一些地方现有的学术氛围，却不允许他长时间地“沉默”：想要职称，先得有学术成果；想要生存，先得发表论文；想要项目，先得“善于”处理好人际关系。于是，很多的人才，很多准大师级人才，在一些粗制滥造的论文中，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偏离了学术规律。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论文层出不穷，有价值的凤毛麟角；教授一大批，大师无处寻。
　　因为氛围的影响，很多人才失去了独立人格，很多人才变得急功近利，甚至有些人才为沽名钓誉而弄虚作假，沦为“学术老板”，甚至成为“财迷钱奴”。据媒体报道，2006年11月27日，著名太阳能热利用专家、中国全玻璃真空管太阳能热水器产业主要奠基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太阳能之父”薛祖庆站到了海淀法院被告席上。检方指控，薛祖庆在职期间，将德州皇明购买清华阳光股份的100万元转入私人账户并借给亲属购房，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薛祖庆拥有那么多的称呼，说明他即使称不上大师级人才，也起码能称得上准大师级人才，一个如此杰出的人才就这样在金钱面前倒下了，可叹可惜。
　　怎样才能营造出大师级人才的氛围，使更多的大师级人才脱颖而出？面对总理的期望，我们的学术界、学校要做些什么，应该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