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伟的“关系图”（外十篇）

　　作者简介：王久辛，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古都赵国后裔，生于秦都长安，上山下乡扛锄头，边关从军舞大枪。历任排长、师新闻干事、军区文艺干事、《西北军事文学》副主编。先后出版诗集《狂雪》、《狂雪二集》、《致大海》；散文集《绝世之鼎》；报告文学集《东方红霄》等。曾担任多部电视系列片总撰稿、作词。作品先后获得《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武警文艺一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作品一等奖，中宣部、广电部、中央电视台颁发的特等奖、一等奖、首届鲁迅文学奖等。二○○四年十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波兰。二○○七年十一月再次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俄罗斯。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全军文学创作座谈会等。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中国武警》杂志社主编。
　　
　　柳建伟的“关系图”
　　
　　军艺四期开学半年后，我当时在解放军画报社帮助工作，偶尔没事便回学校瞎转悠。一天，我发现一○一室，也就是军艺一期大师兄莫言、三期薛晓康兄弟当年住过的房间门开着，便溜了进去。
　　房间最里面莫言写《红高粱》、薛晓康写《藏光》的写字台前坐着一人——柳建伟。只见他好像完成了一件多么伟大的工程似的，双手捧着一张特大的、相当于今天两张A3复印纸大小的纸，目不转睛地喃喃自语。那神态透着一种终于获得的喜悦，却又有点内敛的放不下的感觉。我问：“这么专注，看什么呢？”他这才把那张大号的白纸往桌上一放，站起来对我说：“没啥，瞎弄了一张图。”我这才注意到，原来他放在桌上的大白纸上写满了人名，天顶之上是一行描粗了的大字——“《红楼梦》四大家族人物关系图”。上面将《红楼梦》中所写到的所有人名全部列入其中，并将每一个人与书中有关系的人连接在一起，密密麻麻，纵横交错，足足有两百多个人名。我说：“你弄这个干啥？”建伟说：“写小说，最重要的是人物关系。把一个个的人物关系拆解开、搞透彻，弄清楚每个人在每一节、每一章中的作用，以后自己写小说就不会瞎写了。”那天，建伟给我留下的印象，直到后来他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进我耳，我都有一种栩栩如生、如在目前的名至实归的感觉。记得那天我还问他：“搞这么一张关系图不容易吧？”建伟说：“从入学开始，搞了将近半年。”当年，同学们入学后都在进行写作比赛，以证明自己的实力，柳建伟却沉进了对文学名著的拆解与研读之中，这不能不让人对他的深谋远虑、早打基础的智慧而嗟叹。
　　一年后，我把这件事儿说给评论家朱向前听，向前告诉我说：“这小子后来又解读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上千个人物呀，他一一列出人物关系，读书真是读到家了。”也许正因为建伟注重小说人物关系的编织，他的长篇小说《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就不用说了，从他发轫的中篇开始就极为注重人物与人物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如处女作《煞庄亡灵》，就是通过寻找一个日军失踪士兵、到一个叫煞庄的全庄人的心理，再到日军对煞庄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的完成。他是以一种摸索式的笔触，探索了不同人物关系撞击的后果并最终失去理智的全过程，从而进入形而上的哲学境界；还有中篇《王金栓上校的婚姻》，以一个上校的四次婚姻来为家乡女孩进城开路，但到最后他自己却面临转业而没有了出路。建伟以人物关系的利益与情感来编织故事，用极其冷硬的幽默，尽写了生存的悖论；包括他写的《苍茫冬日》，区区四万字，竟然写完了一个女人从十八岁到八十岁的全部生命历程，其中人物随叫随到，既呼之而出，又挥之而去，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唐突，若没有对人物关系的深入咀嚼与细致把握，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前年电影《集结号》大红大紫。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的柳建伟，受厂长明振江的委托，召集专家学者研讨这部创造了当年巨额票房的影片。整整一个上午，包括我在内，大家高论频出，见解不俗。作为主持人，建伟最后一个发言，话并不多，却把人与物的关系讲得很透。他说：“这部影片打得很热闹、很惨烈，似乎也很深刻。但请大家想一想，军号最远的传播距离是多少？战斗背景下的传播距离又是多少？一千米还是三千米？整部电影的真实性建立在集结号吹与没吹之上，而且把整整一个连的生命都拴在这把军号上，我们八一厂若这么拍行吗？我们是中国唯一专业的军事战争影片的生产厂家，我们拍的电影的真实性，必须建立在准确的想象之上，必须守住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底线——无论想象多么丰富动人，都有一个不能伤及真实性的前提。”戴着副深度近视镜的柳建伟，说起话来仍然是那么书生意气，却又透着一股职业军人特有的顽固。
　　去年“五·一二”地震，他和郭晓晔、徐剑、燕燕最先冲向震区。为了赶往前线，他们请求陆航团的直升机大队捎上他们。说来也巧，那天听说他们奔赴灾区，我因编辑特刊无法脱身，便怀着歉疚给他们发短信慰问。建伟第一个回复：“我在直升机上，谢谢！”过了两小时后，他又回信息说：“借兄吉言，平安！我们前边的直升机掉下去了，生死不明。”我想象着建伟他们在大雾中飞行的情景，直到后来看到报道说邱光华机组全部牺牲时，我内心涌动着的感动告诉我：建伟他们——写英雄，也像英雄。
　　最近建伟又铺开了他的“关系图”。他告诉我，他要写长篇报告文学《开国：温故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共和国奠基的岁月》。因为在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中，这七年时间是中国走向富裕的发端期，包括后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的许多思路与实践，其实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然形成。温故而知新，对今天似更有启示意义。我发现建伟每写一部作品，都有一个现实的核，然后才去找肉，像他首先要弄清人物关系一样，然后才开始一针一针地编织。我相信这个兄弟的实力，没准又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二○○九年新年伊始，柳建伟双喜临门：喜得千金不说，又荣升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晋升为大校军衔。作为他的老哥，我不能不提醒他：“不到四十五岁就当了副厂长，得好好干。”他反问我：“怎么好好干？”我引用短信中对副职的忠告说：“一、别挥手，二、别背手，三、手别闲。”建伟应：“好。”
　　
　　徐贵祥的另一半
　　
　　“成功”这个词儿之所以成立，我认为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在于那个“功”字。大大咧咧、粗粗啦啦的徐贵祥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他的“功”在何处呢？
　　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我认为：国共两党的军队与共同的敌人——日军打仗，捍卫自己民族家国的尊严与领土，“三国演义”，混战一团。不同的作家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表达。为什么描写抗日的小说多如牛毛，而唯独徐贵祥一路闯关夺隘，直取桂冠呢？这位安徽六安某村支书的儿子告诉我：他研究了日本国的发展史，日本版的侵华史，而且还看了许多有关日军侵华时期日本国的新闻报道。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某日本报纸报道，战争时期日军为表示亲善，大搞表面文章，做点助民劳动，与汪精卫的部队比赛为百姓插秧。结果日军一个班，汪军一个排，但日军插的秧横竖成排，而汪军插的秧东倒西歪，而且人还累得四仰八叉。这肯定有丑化中国人的成分，徐贵祥却从中看出了一支部队更关键的东西——素质。所以他没有丑化日军，也没有丑化国军，当然更没有刻意美化共军。他小心谨慎地、探索式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寻找“三军”核心人物的人格与梦想，把战争变成了人格与理想的角逐。他对我说：“我是共军的后人，但有胸怀和能力还原日军、国军最优秀的品质。日军失败了，国军失败了，那并不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信仰的人的失败，而是他们那个利益集团的必然失败。我的《历史的天空》揭示的就是这个逻辑。”他打着手势给我说这些话的情景，虽然时隔五六年了，却依然历历在目。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这个农民后裔对历史这个宏大主题能够寻找另一半、探究另一半、挖掘并创造另一半的智慧，真是了不得。
　　
　　徐贵祥的智慧与狡黠不仅表现在写小说上。九一年安徽发大水，系里在教室门口的黑板上写了个启示，意思是号召同学们自愿捐衣捐钱。我们同居一室，他下课后便来到我身边，特别亲切地说：“兄弟，安徽发大水，系里让我问问你，捐多少？”我没思量，便应：“你捐多少我捐多少。”他回身又问赵琪和曹慧民，大家都没有回过神儿来，便应承了。他说：“那好，我先給大家垫上了啊。”说着便破门而出。就这样，他逐一宿舍如此这般，竟然为家乡募了一万多元。要知道，当时同学们的工资也就二百来元。他捐二百，我们和他一样，全系就多了。刚上任的黄献国主任某天课后对全系同学说：“咱们文学系的同学觉悟就是高，捐款全院第一。院领导让我代表他们——感谢同学们！”赵琪回来一语道破天机：“系里只在黑板上写了个启示，徐贵祥这小子却挨门收钱。”我恍然大悟。贵祥却争辩道：“我到银行把所有存款都取出来垫上了——我容易嘛！”天下为公，乃集天下之私也。曾文正公此语不无道理。
　　毕业后贵祥留解放军出版社，我先到《解放军画报》后到总政帮助工作。一天理研室主任吴孟超笑嘻嘻地对我说：“王久辛要升官了。”我不知何意，又渴望留京，忙问。吴主任说：“你们政治部张主任来了，在京西，晚上请你去吃饭。”我去了才知道，是要我回军区主持《西北军事文学》杂志的工作。虽然我不想回兰州，但还是同意了组织上的安排，心里却没数，从京西宾馆出来便拐到平安里徐贵祥家。见面后向他一说情况，徐贵祥正色道：“我警告你啊！先治窝，后爬坡。你的能力我绝对相信，但你太理想主义，那不行。”“那怎么行呢？”他狡黠地对我说：“先回去和大家打成一片。”怕我不明白，又说：“简单得很，先别说办刊物，先请大家喝酒，天天喝，喝成酒肉朋友，义气兄弟，然后嘛，你想办什么，大家都会跟你一起办了。”那天边说边喝，我还真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
　　三年后我从《西北军事文学》调到话剧团当主任。不久，我到北京请专家看剧本，抽空我又拐到徐贵祥家喝酒。见了面，他还没听我说话，便是一通幸灾乐祸的冷嘲热讽：“怎么样？让人家轰出杂志社了吧？”我正待解释，他大手掌一伸，像一堵墙，说：“别说！我都知道。刊物办得不错，但是太认真。而且认真就认真吧，怎么和领导也认真？老人家怎么说？怕就怕认真二字，为什么？一，不认真办不成事；二，太认真得罪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岂有不败之理？”这个徐贵祥的老道精明，你从他那憨厚的脸上，还真看不出狡黠来。
　　徐贵祥获茅盾文学奖后，应酬较多。许多人请他请不出来，知道我们关系好，便找我。一次两次，他如约而至。后来，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久辛兄弟切记：以后任何人请，包括皇上来请，我也不去了，我得写东西呀。”于是，我把所有来请他的人都帮他推掉了。不过我挺高兴，短短三年时间，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明天战争》、《八月桂花遍地香》等四部。听说赵琪改编他长篇小说的电视连续剧《高地》，最近就要开播啦。据专家观摩后评价说，比《历史的天空》更好看。那么，我们等着瞧！
　　
　　作荣大哥
　　
　　前不久朋友聚会，碰到诗人商震。他劈头给我一句“王久辛，别忘了！你可是我们《人民文学》抱大的孩子”。我呢，居然没思量，便应了“那是，那是”。席间回味儿，突然就觉得这小子大发了，竟然占我的便宜。
　　其实，他要直说：“王久辛，别忘了，你可是作荣抱大的孩子。”那我还真是没有什么脾气。我自一九八八年在《人民文学》第九期发表组诗至今，还真是刚刚离任的老主编、诗人韩作荣大哥重点关注扶持的作者。我没喊过他老师，不像现在的博士生、硕士生那么乖，见了编辑无论大小年长，一律尊称老师。作荣大哥不喜欢，我也觉得假。认识他那年我二十七岁，作荣三十七岁，我们就是兄弟相称。虽然他那时已是“国刊”的主任了，而我不过是兰州军区的一个小上尉，然而无论是在公开的会议上，还是当着嫂子的面讨吃讨喝时，我都这么叫着，心里特别顺溜。一次，说起伍立杨，我便说：“大哥啊，立杨可是比我有才啊！”作荣说：“哟，还第一次听王久辛说有人比王久辛强呢！”我忙说：“作荣老师，您骂我了不是？”作荣说：“哟，这又第一次听王久辛喊我老师了。”说得我满脸红。
　　老实说，商震的话不错，但却绕了个弯儿，说我是《人民文学》“抱大的”。偷换概念的目的，是把他也是《人民文学》新提升的主任算在内了，“抱”我的不仅有韩作荣，也有他商震的“份”，言语间便给自己升了一辈儿，而又将我贬了一辈儿，这油嘴子气人不？不过话说回来，一九九○年三月的某一天清晨，当我放下刚写完的长诗《狂雪》的诗笔，兴冲冲地给作荣打电话：“大哥啊，我写了一首长诗，特棒啊。我要给你送去，你不出去吧？”作荣就是一句话：“好，来吧，我等你。”进了门，我不容他倒茶，便按住他读我的诗。我坐着，心里七上八下。将近一个小时啊，他一句话也没说，看了一遍，翻过来又看了一遍。终于，转头的同时将一只手按在稿子上，对我说了句：“不错，这首长诗我们发了。”我激动的心啊，几乎要跳出来了！不要以为韩作荣发稿子就这么简单，当年我发表组诗《活到黎明》时，一次给了他近百首短诗和一首上千行的长诗，他是把我惦过来惦过去，才从那一摞子诗稿中精选了四首诗发表啊。我后来又发表散文《美妇》时，也是一次给他寄了三十六篇散文，他也只选了一篇。作荣大哥对我说：“你小子够幸运的了。昌耀也是这样，寄了又寄，有时寄二三十首，也只是选几首存着，待几次寄来的合成一组才发，发了才有影响。”作荣对作品的认真、率性，以及对刊物高度的负责精神，使《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线上。
　　作荣之所以是一个好大哥，我揣摩了二十年的感觉是：他对人有一颗平心而论的恒定之心，从不以人待我我待人，而是始终以我今待之明待之，永远这样真诚待之的态度待人处世，恒久弥坚，朋友越交越有味道。我曾有一首诗《大哥》，原来副标题是“献给作荣”，发表和收入诗集时，考虑他“位高权重”有拍马屁之嫌，便将其删掉了。诗中写道：“我依然相信这个称谓内在的感情。/它呼呼地涌。虽然它涌不出你的眼眶。/也变不成我的感激。”的确，即使到今天他已经从主编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而我仍然羞于当面表达我的感激。我相信，和我有同样感受的诗人作家一定不在少数。举一个例子，曾写过名震全国的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的诗人叶文福，后来又写了一首《将军，请你洗一洗》，词锋犀利，有失分寸，受到了批评。一度，叶文福极为消沉，谁家也不敢去，生怕给人家带来不幸。作荣大哥便邀来诗人李松涛、刘毅然、喻晓等等，请他来家喝酒谈诗，而且常用平时不用的形容词来赞扬叶文福。比如，作荣这样说：不管怎么说，你叶文福的《山恋》诗界都佩服，《将军，不能这样做》誉满全国，必定要进新诗史。作荣永远不会高声说话，但用心，说得文福老哥激动异常，发誓要再写新篇。果然，他又写了长诗《穿满弹洞的旗帜》，歌颂基建工程兵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可就怪了，叶文福把这首诗给了几家报刊，却没有一家敢发表。为啥？文福老哥说：“恐怕都以为我是反革命呢！”作荣来劲了，问：“那为什么不给我们？快拿来，我们发！”于是，叶文福的名字在消失相当长一段时间后，终于率先在《人民文学》出现了。继而，叶文福又很快收到了数十封约稿信。各报刊以《人民文学》发表了叶文福的诗当作开禁的信号，文福老哥又驰骋在诗坛上了。
　　当诗人要有侠肝义胆，做编辑、当主编，又何尝不需要义胆侠肝呢？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那年，诗人昌耀的诗集超过了年限，为此，作荣深觉惋惜。恰逢中国诗歌学会评选“中国诗人奖”，他便和评论家张同吾一道，为昌耀向各位评委吁请，终于将这一殊荣颁给了昌耀。万分遗憾的是——此时的诗人昌耀已身患癌症。但我猜想作荣想得更多的，肯定是一定要抢在诗人谢世之前，把奖杯和奖金亲自交给昌耀，并亲口对诗人说：“昌耀啊，评委们一致公认：你是中国卓越的杰出的诗人！”他果然飞赴青海见了昌耀，我当时并不在场，但我至今都相信我已经完全凭心彻底地想象过那一平静而又伟大的情景了。因为那是良知对艺术的尊崇，那是诗心对诗人高贵的礼拜。我认识作荣，他必定如此。
　　
　　作荣大哥啊……
　　
　　王树增的“精明”
　　
　　王树增身高一米八五以上。笑起来慈眉善目，怒起来令人生畏，如果不认识他，你不会想到他是作家。他既不文雅也不粗俗，怎么形容呢？说他是平常人吧，你看他大眼里闪着的一股子灵秀中透出的教养，着实让人难下一个准确的判断。
　　是的，他是一位并不容易把握的人。他开始是写小说，早在一九八八年，他就自如运用象征写出了堪称上佳之作的中篇小说《红鱼》、《黑森林》等。然而，我正期待着读他新作的时候，他却突然在文坛消失了。及至九十年代初，他才又从广东冒了出来，带着改革开放的背景，为首都观众奉献了军旅话剧《都市军号》；此后不久，又与师兄莫言联手，在人艺推出了话剧《霸王别姬》；没等我醒过神儿来，他又“空中飞人”，从广州军区“空降”武警创作室，成了一位专业作家。熟悉王树增的人都知道，树增入伍从军就是空降兵，此次“空降”不久，又如从小说家变剧作家，他又从剧作家变成了报告文学家，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从《远东：朝鲜战争》到《一九○一》，每一部都是四五十万字，而且部部带响——连获两届鲁奖。说心里话,我都眼红而且心生妒忌呢。
　　树增的报告文学写的全是历史，要想从故纸堆里刨出鲜活生动的故事，那可不是简单的功夫呢。然而王树增知道自己缺什么。一套十几本的《中国相声大全》，被他散布于家里的沙发、床头、书案，稍有空闲便抓起来翻看，而且常常看得哈哈大笑。夫人王瑛习惯了，偶尔会问一句：“又是谁的段子呀？”应：“马季。”耳濡目染，走心过脑，这个深受相声熏染，幽默、诙谐的大个子，在用文字讲述历史的时候，常常能让人泪流满面。不用说，他从相声活泼的语言里，不知斩获了多少营养。
　　王树增基本上算个“侃爷”。由于在戏剧界有了些“薄名”，他成了全军戏剧界的评委，常要飞到各大单位去看戏。去了就侃，有时侃得人家心惊肉跳，眼看就要毙掉了,他又峰回路转，慢条斯理地对人家说：“不过嘛，这个剧要是稍稍调整一下，恐怕又有可能成为佳作。”一副高深莫测又真诚爽直的样子。人家一听有救，便伸长了耳朵，经他如此这般地一摆乎，还真让人家佩服得把他当成了“救世主”呢。文人，都多少有点虚荣，树增也不能免俗，听到人家赞扬，常露得意高明的诸葛之笑。
　　这种好日子不久,树增便被任命为团长。文人当官行吗？不啰嗦过程了，那一年，他调兵遣将，摆兵布阵，他们团一下子推出了四台大戏，而那一届全军评奖武警首次获得奖牌第一，有的优秀演员一人就获两项金奖。谁说文人不能当领导？那年在香山一起开会，他躺在床上轻松地对我说：“按艺术规律办，当然得知道什么是艺术规律，然后才有个‘办’的过程的艺术性吧？”又说：“我办了个实例，任务完成了，得赶快开溜，再这么耗下去，我这后半辈子就没了。”树增的“账”算得掐头去尾，他知道他这一生想要啥。随后，他又变回了真身——辞去团长回创作室写作。
　　他在给领导讲他的理由时动了真情：“我已经五十多了，最多还能写十年吧？我必须在这十年里把我要写、能写的东西写完了，让我去完成我今生的夙愿吧。”这个“自私”的家伙，他只算他后半生的写作时间太短，而把一个团的建设撇在了一边。他嘿嘿一笑，说：“比我能干的人多了去了！”就这样，他又一头扎回了书斋。
　　去年树增又出版了四十五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长征》，并荣获国家图书大奖。我对他说：“印了十几万，赚大钱了吧？”他说：“嗨，最近一家出版社要给我出文集，是单本书的几倍稿酬，我一听就回绝了。”我忙问：“为什么？”树增说：“他们不也得一本本出吗？那不和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冲突了？分明要争市场嘛！我可不能这么做！”别说，我还真欣赏他这种不计私利的“精明”。
　　不过，他算计起“私利”来，也是没人可比。常常能渗透人的软肋，出奇制胜，手到擒来。就说他的老婆王瑛吧，就是一个战例。那年他们刚认识不久，一次去王蒙家做客，在挤公共汽车时，树增先上，回手拉王瑛，也许感觉王瑛手凉吧？第二天，树增就给王瑛买了一副手套。我说：“这算什么呀！”王瑛说：“可我被感动了。”“为什么呢？”“他知人冷暖呢。”“凭这就嫁给他啦？”王瑛答：“是。”再问：“那副手套很贵吧？”应：“就五元。”花五元讨个老婆，你看这个王树增有多精明，出手又快又准，那样一位才色双绝的小姑娘，被他几下子就搞定了——了得！
　　
　　“厨子”赵琪
　　
　　赵琪的清高是渗进骨子里的。我开始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一起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是一个不显眼不招惹是非的好男生。他喜欢静静读书、静静写作，出门无声，进家无言，一切行动都是静悄悄的，能让人感到他存在的是那耐得住寂寞的独往独来中含着的一份心有定力的丰富内心与执著信念。
　　我和曹慧民、徐贵祥、赵琪四人同居军艺一号楼一○二室。内务卫生，他和慧民并列第一；做饭，他更是一流，我们都甘拜下风。十八年前，文学还是小说时代的时候，军艺的作家们都是较着劲儿的用心比拼着，而那些老师们更像一个个拿着鞭子赶大车的车把式，整天吆喝着“注意啦，给大家通报一下：阎连科又有三个中篇将分别在《收获》、《当代》、《花城》发表”！“同学们，陈怀国的《毛雪》、薛晓康的《藏光》、石钟山的《大风口》将分别在下期《人民文学》、《十月》发表了，大家加油啊！”张志忠老师文质彬彬，黄献国老师兴高采烈，刘毅然老师热诚无私，只有朱向前老师一脸严肃，与其他老师的语气不同，他说：“光发表还不能说明问题，要写进文学史的大作品，别让人一说起小说来，就成了莫言等，被‘等’掉可是很悲惨的，那就白熬夜、白写那几万字儿了！”这种三天两头的吆喝，把同学们都“逼”得通宵达旦，爬在狭窄的写字台上，就剩下沙沙的写字声了。每到深夜，赵琪便开始了锅碗叮当的做饭声。其实，也就是煮个方便面，但就怪了，赵琪从不用方便面包里的调料，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调配方式，煮出的面满屋子飘香，弄得大家都吸溜着口水。反应快的是徐贵祥，没等赵琪煮完，他就煮上了。不一会儿，一人端着一个碗，还互相地品尝。赵琪问：“怎么样？”贵祥答：“嗯，好！”赵琪便说：“还是我的好吃吧？哈哈哈……”把我和慧民馋得够呛。于是建言：“咱们合伙吧，每人每月交伙食费，让赵琪统管，按时开饭。”赵琪也不推辞，成了一○二室公推的厨子。
　　我发现赵琪写小说也像做饭。比如他要写《琴师》或《穷阵》时，他是一点音乐常识与古代战争知识都没有。怎么写琴师，又怎么写战争谋略呢？他一点儿也不急，他有他的主意，他首先想好了一个把自己激动得不得了的故事，然后才到图书馆去借书，一借一摞子，全是有关音乐或战争理论的书。接下来便是一个月两个月地读啊。那个钻研劲儿，真让人觉得他快成音乐家或军事家了。常常在这时，他会很得意地对我说：“嗯，我有把握了！”像他有把握为我们几个人煮面一样，既嘻嘻哈哈，又认认真真；既从容不迫，又胸有成竹，完全一个小说“厨”艺大师的模样儿。
　　赵琪还特别爱洗澡。除每周两次到公共浴池以外，他还爱与舞蹈系的小姑娘们一起去打热水来洗。他冬天怕冷。于是打一大桶热水，一半洗，留一半洗脚，养生之道悟得很早；夏天他怕热，除了到卫生间洗冷水浴外，还要去打一桶冷水放到写字台下，然后不紧不慢地把双脚伸进去，并对我们说：水是万物之灵，脚泡在水里写作，文章有灵气呢。
　　读过赵琪小说的人都能从他小说中读出水汽。我知道他爱读沈从文，一篇沈先生的短篇，他可以读个十遍八遍，深得先生作品之味。终于有一天，张志忠老师在课堂上说：“最近我看了赵琪几个中篇，淡雅细腻，不急不火，而且还有些禅意，是不动声色的小说创造，极为难得。我们有些同学呀，写得太浮躁啦，大家要向赵琪学习啊。”一语中的，果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赵琪就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毕业分配因为成绩斐然，又有名师推荐，很快便进了广州军区创作室，成了专业作家。
　　
　　他回了广州，我去了兰州。但不久便看到他与人合作的电视剧《和平年代》热播；又后来，就几乎每年都能看到他编剧的电视剧引起巨大反响，比如《刑警没有浪漫》、《惊涛》、《新四军》、《最后的骑兵》、《国家干部》、《战争目光》、《粟裕大将》等等，他成了一个专业编剧。前年十二月我到广州领奖，和评论家朱子庆一起到他家玩。好家伙，不去不知道，这个“小厨子”竟然成了“小地主”，不仅自己买了一栋三层别墅，而且六十万的车，他居然和夫人一人一辆！我是一个从不把物质当作一回事儿的人，但眼见这个“小厨子”这么个“发”法，便忍不住要问问他是怎么“富”起来的。他说：“我不像你们，图虚名。我，第一，决不当官，怕开会；第二，我冬天一桶热水泡脚，夏天一桶冷水泡脚，一门心思写剧本。我认为。现在，不，当代，以后说文学，肯定是以电视剧为主，再说小说？再以小说为文学正宗？就相当于今天再以唐诗为正宗一样可笑。文学在前进。”他振振有词，我还真驳不倒他的奇谈怪论呢。
　　赵琪就是赵琪。他夫人在省政府上班，每天一大早便走了；他住在虎门外，夫人从来都是晚饭后才回来。他每天，不，他长年累月的一个人在一座独栋的别墅里写剧本，不寂寞吗？赵琪说：“我习惯一个人生活了，饿了想吃什么做什么。当然与你们想吃什么买什么不同，我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时，常常做出连我自己都惊讶的香味来。”我想，他如古圣贤闭门造车那样，之所以能每年进款两百万元以上，恐怕与他剧本的“厨”艺常常使他自己都惊讶有很大关系。那么，赵琪就没想过到北京来发展吗？他电话里对我说：“八一厂明振江厂长去年做了我整整一年的工作，动员我到八一厂去，我都没答应，我怕打乱我的生活，我喜欢我现在这种静悄悄的生活。”我能说他什么呢？
　　没错，赵琪的清高是渗进骨子里的。
　　
　　恩师许明善
　　
　　年轻人是最富有正义感和指谬勇气的。如果对未来负责，优秀的长者都会放下自尊而维护这种宝贵的品质。我的恩师许明善，就是一位这样的人。
　　早年，我在西安陆军学院首届新闻班读书的时候，曾聆听过一位首长的精彩讲座。席间，首长将前苏联马卡连柯所著的《教育诗》误说成是高尔基写的。我年少气盛，便举手指谬。首长极有涵养风度，立即便更正了。但这件小事却传到了许明善老师处，而且传得很玄乎，甚至有人见许老师还在他主持的文艺副刊上继续发表我的诗文，便给许老师打电话，说我如何得罪了首长，如何狂妄，云云。然而明善老师非但不听，而且把积压我的其它诗文也找出来一一刊发了。意思很显然——不爱听这些乱七八糟的小报告。后来我去拜望老师，老师说：“你惹了多大的事啊？弄得人家电话不断。”我便将原委讲了一遍，老师说，“就这么屁大个事啊！难怪，人家首长一句话也没说，倒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反复打电话给我。我是吓大的呀？偏发。我就喜欢你这种敢于指证、指谬的心性。记住，这是你最可爱，也是我最欣赏的地方。”最近我常常反思自己，为自己的直率性情寻根觅源，没准我的“毛病”，还真是许老师“惯”出来的？
　　我毕业后，便到明善老师所在报社实习。从编稿到发稿，从画版到校对，老师不仅耳提面命，手把手教，而且还拿出了他的奖励办法，他对我说：“久辛，你抓一个错别字，给你发十行诗；抓三个，发一篇散文；如果到我都找不到错别字了，就放手让你发一期报。”那些个日月里，我把字典都快翻烂了，真是用心之极。终于，有一张报他反复多遍没有抓出什么错来，我便美滋滋地对他说：“下期我发了啊？”他诡笑着说：“别急，我晚上再看一遍。”那晚上老师真的来到办公室，硬是改了两处在我看来可改可不改的地方，他对我说：“不是我说话不算数啊，你看这两处，读着别扭，你也不说改一下，还得劳我晚上加班看，得罚你呢！”他一边坏笑着说，一边还用手指点我的头，那样子好像我真错了。我说：“您老还是不放权呀！”“权？什么权？”“发稿权呀！”“我什么时候说放权了？我就是说了，报社同意吗？我敢吗？”许老师确实胆子很小，有时怕出差错，本来已经校改完毕了，他能深更半夜跑到报社来再看一遍大样。我那时在办公室的钢丝床上睡觉，刚梦见仙女下凡，他便破门而入，打开台灯再校两遍，根本不管我的感受。
　　我从戈壁滩来，嗓门儿大。每次在老师家吃饭，他总要嘱我说话小声点，生怕招惹什么是非。师娘徐戈冰在电视台工作，一次说起他们单位一个人当了台领导。明善老师很吃惊，便问：“就是那个把老婆送给领导去跳舞的家伙？”师娘说：“是啊，什么都不会，就会钻营，却说自己是复合型人才。”我插嘴问：“那许老师算什么人呢？”师娘说：“他呀，只能算个专业技术人员。你别急，早晚你也是。”这话可把老师说急了，放下碗，声音也放大了三倍，连珠炮似的放了一通：“狗屁，复合型人才说的是首先要成为专业人才，要先有一个专业，在一个专业的基础上，又有第二第三专业的人，才可以算复合型人才，什么专业都没有的人，那是旧社会的混混儿，新社会的万金油，早晚得淘汰！”看他说话的样子，好像在捍卫什么真理似的，有点偏执，又有点性不容恶。我发现老师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都有这种闪光的缺陷。表面看去是软捏不捏的，可到了关键时刻，原则性很强，有时强得让人目瞪口呆。
　　但老师又是一个善解人意、深挚真情的人。那年我失恋，提前从西安来到兰州老师家。我只说了几句话，老师便全明白了，立即和师娘一起为我在另一空房间铺床。晚饭吃得没有一点声息，我不愿说，他也不便问。饭后，老师陪我坐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催他去休息，他催我休息，谁也说不动谁。就这样，老师和我坐到了天亮……
　　十年前，恩师许明善到西兰光缆工程的西藏现场采访，途中遇险牺牲。送葬那天，看着师娘悲痛欲绝的样子，我心都要碎了。但我竟然没有一滴眼泪，即使到今天的此时此刻，我仍然没有泪水。这是为什么？是我对老师感情不深吗？我想，也许恩师已把他的魂魄附在了我的身上，使我觉得我活着就是他活着，还怎么能流出眼泪呢？
　　
　　冯骥的“雷”传奇
　　
　　“雷”——二○○八年十大流行词排名第一。八○后作家冯骥慧眼识“雷”，俯案挖“雷”，去年十二月初终于起“雷”成功，在二○○九年春节，推出他的第四部长篇传奇小说《我“雷”了》。我骂他：“臭小子，你炸谁呢？”冯骥应：“炸平庸。”
　　九年前，冯骥在填写报考志愿时，与父亲冯国柱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父亲要他填报武警第一学府——工程学院，他却要报考天津大学中文系。他对父亲说：“上军校？我一眼就能看到转业时的二次就业，看到要去重新开始的尴尬。您当了一辈子兵，还没当够？还要我去重复您的生活？”父亲说：“少罗嗦，按我说的报！”然后甩门走了。
　　冯骥的爹国柱老哥对我说起这件事后，感慨道：“我们这一代军人讲的是赤诚奉献，不计个人得失，而当年不满十八岁的儿子，怎么把我们的一生看得透透的？而且不愿重蹈覆辙。”我点烟，无话可说。
　　我问冯骥，回答特别简单：“又不是国难当头，生死考验，现在太平盛世，当兵没劲儿。”但冯骥还是子承父业，填报了武警工程学院，并被录取。经过几年的努力学习，他已毕业分到基层部队，又经过五年的摸爬滚打，今年九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录取为硕士研究生。说到选择，冯骥又一次显示了他与平庸抗争的执着。他对我说：“当年从工程学院毕业时，老师和领导都劝我留校，可我最怕的就是按部就班、陈陈相因的生活，怕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的日月轮回。我坚辞不干，我要到基层，要去熟悉部队官兵。我被分到军队最底层——班排。”组织上想用他，老师们爱护他，他却总与顺理成章的生活拧着来，而且还不买账。
　　
　　当年在工程学院，他没有电脑，写作必须到电脑房，为了在规定的时间之外更自由地写作，他每天晚上十点后从一楼爬到三楼，从窗户钻进去，然后用一个大床单把自己和电脑蒙起来写小说，以免电脑的光线反射到窗外被人发现制止。他要写他心目中的新传奇，而且有点冒犯“军规”，胆子不小。
　　冯骥平均每年最少要看一百五十部电影、几十部电视连续剧，而且常常要倒回来看，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解析得清清楚楚。二○○五年“韩流”、“日流”风靡全国，冯骥一部部拆开来研究，他发现剧中的人物都生活在大都市豪华的背景中，男孩子像小皇帝，女孩子似小公主，与他熟悉的同学战友的生活大相径庭、天壤之别。于是，他不服气了，拗劲儿上来了。他以一个极度偏僻落后的小镇为背景，反其道而行之，大写一个小乡村的小男孩的小经历——长篇传奇小说《蝴蝶飞过》。经出版，即被搜狐、腾讯网热追，点击率达三百万，相当于每天有十万人在线阅读。我说：“看来有共鸣。”他说：“太对了！我写时就是这样想的，韩流、日流是爱慕共鸣，《蝴蝶飞过》是心灵共鸣。”他的自信，给青春励志的传奇小说，注入了激情和灵魂。
　　冯骥喜欢上网下载各网站的“牛人牛语”。他能根据一句牛语猜出一个人的身份，并编出他的故事。冯骥还喜欢坐在马路崖子上看人，并给他觉得有趣的人编故事。一次他与同学傅强在大街上看人，他对傅强说：“看见那个背麻袋的人了吗?”应：“怎么啦？”“我可以给他编个故事。他麻袋装的是一具碎尸，尸主是强暴他女儿的凶犯。他花了七十天找到这个家伙，终于宰了他。”傅强说：“怎么这么血腥呢？”他说：“军旅文学、反恐文学的魅力，正在于血与火、生与死、爱与恨，离开这三点，去写司务长买菜，副连长失恋，那是平庸，是低俗。”傅强是青年评论家，对他说：“过啦，过啦啊。”
　　二○○六年是狗年，他对自己说：该看看狗狗了。于是利用亲戚在公安局的便利条件来到警犬基地，与警犬同吃同住同训练了二十多天，尤其目睹了一只英勇牺牲的警犬下葬的全过程，强烈感受到了人与动物的真挚情感。他回到家便对家人说：“太稀有了，太稀有了，我认为值得大书特书，值得写一个长篇。”全家人都望着他，以为他在说梦话。这颗“雷”又炸了，一口气写了四十万字的《特警犬王》。另一位新生代作家刘猛吹捧他说：“冯骥的文字朴实无华，却在讲着世界上最华丽的情感——动物和人的生死相依。”此书网络人气超千万，销售总量几十万册，稀有的真情，获得了广泛的共鸣。
　　冯骥非常敏感，有时极小的一件好事儿，他能想象成天大的大喜事儿，高兴很多天；相反，也能将很小的一件不愉快的事儿，想象成天塌地陷的大灾难，让自己很多天陷进其中不能自拔。冯骥初中同学刘寒是海军“蛙人”特战队的队员，一次探家归来向冯骥讲述了“女蛙人”的求生训练，即四肢被捆绑得结结实实后扔进大海，让她们自求生路。冯骥听得恐怖异常，连续几天都在想象着“女蛙人”在水中挣扎着的情景，甚至梦中都在幻想着她们如何求生，乃至于醒来之后仍然喃喃自语，大有成痴之势。他找到刘寒说：“不行，我得跟你一起去看看，要么我非得神经病。”于是，他兴致勃勃来到湛江军港，与“蛙人”共同生活，体会“三栖作战”的各路招数。“好小说就是好神话。”王安忆的这句名言，被冯骥彻底地实践了。他说：“没错，古有美人鱼，今有女蛙人。不把小说写神写奇了，就没人看。”他把电脑放在连队的架子床上，人坐在小马扎上，像传奇中的英雄那样，在憋窄的环境中书写着传奇的故事——《火蓝刀锋》，一经出版，即被中影集团购买了影视版权，明年初开拍。
　　前几天，冯骥跑来找我，小心谨慎地把他即将出版的长篇传奇《我“雷”了》的大样送给我，要我先看看。我撇开样稿问他：“你上军艺已经四个月了，有什么体会？”他说：“过去叙述用三句话，现在用一句话，甚至半句、甚至留白不说。”我知道，他现在知道什么是叙述的“艺术”了。
　　
　　“情圣”薛晓康
　　
　　学院开学四十多天后，小个子薛晓康才西装革履、气宇轩昂地走进文学系学生宿舍大楼的走廊，并挨门挨户地找我。见了面，我问：“你来干嘛？”答：“上学啊！”“你又没考试，能行吗？”他嬉皮笑脸又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都办完手续啦。”我即刻肃然起敬。我知道，要上解放军艺术学院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他居然不参加统考就来上学了？
　　很快，晓康便被安排进了一○一室的一号位——就是当年作家莫言的床位。他喜形于色、张牙舞爪地对同宿舍的张惠生和屈塬说：“这可是大师兄睡过的床，我没准也能沾点灵气，写出个《红高粱》来。”我说：“行啦，行啦，别牛啦。”晓康的张扬，伴着他口无遮拦和尖厉的嗓音，很快便引起了同学们的侧目与反感，进而向系里质询——薛晓康凭什么上军艺？
　　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张学恒特别善于做思想工作，他不是在上大课集中时说，而是逐一宿舍与同学们面对面地、和风细雨式的解释：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哈，就是薛晓康上学的事儿。他是咱们系第一任主任、原总政文化部长、著名作家徐怀中同志给学院推荐的。信我看了哈，徐部长在信中说，薛晓康同志是原西藏军区保卫部第一任部长的儿子。他父亲薛某某，在平叛时英勇牺牲，晓康是烈士的遗孤。而且呢，他还特别热爱文学创作，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四季无夏》，现任西藏军区创作室主任，有一定的创作基础。徐部长说：他父亲为国献身啦，这孩子是母亲拉扯大的，文化基础是差点。可是，这样的烈士子弟我们若不管，谁会管？请院党委考虑。如果有反应，要负责任的话，我愿意负全责。徐部长已经承担了全部责任，院党委也做了调查，晓康确实是烈士的子弟，便决定破格吸收晓康入学，请同学们理解哈！
　　话说到这份儿上，同学们于情于理，都不能再说三道四了。薛晓康入学后学习与其他同学不一样，别人是带着问题学，学用结合；他是带着感情含着问题学，而且学得非常投入，有时投入得让人难以接受。举个例子，中央戏剧学院女教授丁涛来学院给大家讲美学，晓康不仅笔记记得全，而且每次下课，他都要跟着丁教授没话找话说。正常情况下，外请教授都是讲一到两次课便完了。但丁涛老师讲得太精彩了，在晓康等同学们的一再要求下，又做工作，请丁教授加了两次课。第四次讲课结束后，晓康冲到丁教授面前，不顾在场同学的议论，竟然大声说：“丁老师，让我拥抱你一下吧！我太喜欢您啦！”说着便张开双臂把丁教授搂得紧紧的，弄得丁教授不知所措、满脸通红。这还不够，晓康又说：“我结婚太早啦，要不我非跪下来向您求爱。”好像他若未婚，丁教授肯定会嫁给他似的，这简直太无耻了。但听看晓康那一脸真诚无邪和颤抖赤裸的话语，作为旁观者，我不仅不觉得过分，而且还有点感动，感动于晓康对老师的给予无以回报的超常的表现——他对学习的投入达到了真正的忘我，乃至忘情于真诚的表达，而不知行之所止，这太难得啦！
　　更为难得的是，他对西藏圣洁的感情。我入学前半年，晓康曾拿着诗友蔡椿芳的信，从西藏来到兰州找我玩儿。没话说，我们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的自我介绍使用最多的一个词儿是——藏八，即西藏军区八一幼儿园、八一小学、八一中学的代名词，也就是他成长的全部轨迹。入学后，他已经不满足自己曾经发表过的中短篇小说了，他说：“我必须写个不一样的。”他喜欢索尔仁尼琴的《方尖碑》、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他读书极慢，有时一页书他可以读几十遍；他写作更慢，一行字他有时可以写到半夜。你要说他吧，他便给你机智地来一句：“我西藏来的嘛，缺氧。”记得当年他写中篇报告文学《藏光》时，当写到西藏军人的妻子到西藏探亲，结果遇到了雨季，小河变成了大河，过不去了，只能就近住在小旅店里等河水落下去。等啊等啊，等到假期到了，军人妻子要回内地了，河水仍然不落。军人妻子只好把带来的东西往河对岸扔，扔一件，喊一声——你安心啊！别担心啊！孩子都好！爹娘都好！我也都好！——写到这儿，晓康写不下去了，趴在桌子上痛哭。惠生和屈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赶过来劝他。他却哭得更加难听，双臂及身体压着稿纸，肩膀一颤一颤地抖动。深更半夜的，这咋整？惠生无法来叫我，我过去扒开他一看，明白了，便对惠生说：“别管他，把门关严，让他哭，哭完就好啦。”
　　
　　第二天我问他“你干嘛那么伤心？至于吗”？应：“我觉得她哪里是在扔东西，分明是在扔自己的心、肝、肺，一个一个掏出来，又一个一个扔过去。我心里难过得忍都忍不住……”蘸着浓得化不开的神圣的感情，他写了系列中篇报告文学《藏光》、《驼路》、《大棚》等，而且都相继在《人民文学》发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等都有文章热评赞扬。说心里话，晓康描写西藏军人生活的报告文学，我至今都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之一。因为不仅故事感人，还有晓康写作的过程也感人。他是用自己对西藏的全部感情在写作，每一个字都被他用心琢磨了十几遍。故他的语言，正像他热爱的丁涛教授所言：是审美的语言，有意味的语言，是包含着真诚又把真诚投入艺术境界之后的创造式语言，是圣洁的感情浸泡出来的语言。这或许正是晓康报告文学在当代稀缺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今天之所以看不到神圣的文学，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情感神圣的作家，又怎么能看到神圣的作品呢？
　　嗯，薛晓康，当代作家中的“情圣”。
　　
　　“先锋”沈天鸿
　　
　　若称诗人沈天鸿为先锋,似与他儒雅的气质不符。他戴了副黑边眼镜,脸形与说话的神态颇似电视里那位少年刘伯承。温婉轻灵又亲切含蓄，言谈举止从不极端，何来“先锋”呢？可不这样叫他吧，又觉得无法概括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与在日常生活中的“壮举”。
　　这个打鱼出身的孩子没有上过中学。然而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却考了望江县的总分第一。某天中午公社书记跑到他家说：“县委书记请你去一下。”他父亲吓得不知所措。天鸿眼都没抬一下，应：“等我吃完饭。”公社书记忙说：“现在请你去，就是请你吃饭呀！”一脸中和之气的二十三岁的天鸿说：“那把我爸妈都带上吧？”这个在打鱼船上长大的孩子用商量的口气说出的话，却含着一种不能改变的意味儿。到了，县委书记问他：“你连中学都没上过，却考了这么高的分，是怎么复习的呢？”天鸿说：“趴在船帮上呀。”弄得大家哄堂大笑。没错，少年天鸿即为高考先锋，而且高中榜首“状元”。
　　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的十年，是中国新诗极为重要的时期，以孙绍振、徐敬亚、谢冕为代表的理论家率先打出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旗号，像跑马圈地、占山为王一般，将这一段涌现出来的大小诗人一网打尽，并命名为“朦胧诗派”。虽然很多诗人并不朦胧，却也都没有吭声，权把命名当作广告，有益张扬，胜于吃药。沈天鸿低调做人，高调做事，默默研读，悉心体悟，古今中外，追根溯源，孤苦耙梳，蓦然惊喜，奋笔疾书，不知东方之既白也。他陆续写了几十篇从诗歌形式到诗歌美学方面的文章发表。正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沈天鸿的名字。他第一个既系统完整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现代诗的特质是反抒情或思考”，而且行文中多次使用自己发明的“冷抒情”这个陌生的诗歌理论概念（见沈天鸿著《现代诗学》昆仑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来解读当时的先锋诗歌。时至今日，其影响仍然深植在相当一部分诗人心中，只是早不认他这个“先锋”而自诩为“先锋”了。
　　其实，我俩认识之初就有分歧，当然他并不知道。我欣赏他的反抒情与倡导诗的理性思维的诗歌理念。但不同意现代诗只用“冷抒情”，而排斥“热抒情”的“单边”写作方式。也许矫枉过正，他的理论对于新诗半个多世纪以来沿袭的极端膨胀的热抒情来说，的确具有断喝与拨乱反正的意义。前不久，在安庆相聚，我对他说：“当年你可是绝对的先锋啊。新诗发展到现在，得冷热结合着写，老那么按着写、冷着写，诗就丧失感染力啦。”他温婉轻灵、亲切含蓄的语调又飘过来了，应：“历史上真正流传下来的诗人有两种：一是开场诗人，二是收场诗人；我是前者，你是后者。”他还在我先。我笑说：“这又不是煮酒论英雄，怎么说着说着就互相吹捧起来啦。”我们两人顿时语塞。
　　天鸿家楼下是银行。某天深夜银行的警铃大作，天鸿立刻放下手中的书推窗望去，铃声从银行处炸响而来。他几乎从楼上飞下一般，但怎么也进不了门——门锁得紧紧的。他似困兽般围着铃声爆响的银行寻找盗贼决斗，却人影儿都没见闪一下。全楼就下来他一人，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怎么办呢？他心急如焚，到处打电话找银行的领导，折腾了整整一夜。领导来了，门打开了。原来警铃失控，值班员回家睡觉了，他却当了银行的守门员。这是迂腐还是高贵呢？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诗人海子的名望现在响彻大江南北。认识不认识的都写文章纪念，好像只要认识海子，诗就肯定好。天鸿没这个雅兴，虽然安庆的诗人都知道海子极为敬重天鸿，甚至早在中学时代就把沈天鸿的诗抄了一本子。包括海子从安庆考上北大之后，每当放假归来，也总到天鸿家喝酒。别看海子又瘦又小，比天鸿小八九岁，但酒量很大，一斤下去像没事儿一样。我问天鸿：“你为什么不写写海子呢？”他说：“我不能写。我认识的海子与现在人们说的海子完全是两个人。”我说：“那写出来更有意义呀！”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他说：“海子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我的，上面只有一句话：‘我还活着呢。’”
　　“他什么意思呢？” 我问天鸿。天鸿说：“也许他认为，我活着，真实的海子就活着。等我老了，我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像抽丝那样，把记忆中真正的海子写出来。”我感觉这个老先锋，现在已经不爱当先锋了。但却更忠于自己内心的世界，豪华落尽，该都是干货了吧？
　　
　　师永刚的“那件事儿”
　　
　　我自认为对师永刚的了解应该算“知根知底”的了。然而，当我上网一搜索才发现，我对他的了解很肤浅。他自己坦然地撰文说：“我初中时学习非常差，所有功课包括语文都不及格，甚至被学校以影响升学率劝退。”当我问及此事时，他说：“是啊，当时教导处的人拿着我多门功课的成绩单对我说，你这样的学生还上什么学呀！”师永刚的成绩单在那人的手里挥来挥去，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以至于若干年过去了，仍锥心刺耳地扎在他自尊的正中央，流着让人无法看见却凄楚动人的泪水。
　　我和师永刚都是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的一员，不同的是我比他早当了十年兵。对师永刚的“底子”我是知道的。当时我在军区文化部当干事，他是新兵。按说我不可能认识他，是他托老战友张哲给我寄来了一卷子一卷子他写的诗。字丑不说，而且错别字每页不少于三个，但是你不能用错别字来判断一个人的才华。我跳过那些错别字，认真地读了他的诗。说心里话，我至今都能感受到他强烈渴望表达与表达的新鲜独特的诗句，并多次打动了当时的我。于是，我将他的诗寄给了《解放军文艺》及分送给了军区的报刊，从那时起，他的诗陆续发表了，一个叫师永刚的诗人开始了他文学的人生。到我接手《西北军事文学》的时候，师永刚已经很有名气了，所以又一次性为他推出了十六首的大组诗——《仰望灵魂》。
　　这里不是摆功，而是说我们的教育体系在评价一个学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眼光放远一些，是不是可以更注重创造力一些？包括我们在看待一个人的缺点和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更注重主流一些，而避免伤及人的自尊与心灵呢？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很愧疚。那时师永刚常到我家来玩，而我也常拿他的病句和错别字开玩笑，但师永刚就是师永刚，有了教导处那个人那么极端的羞辱垫底，他会在乎谁对他的冷嘲热讽呢？是的，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能不能干成要干的事。
　　之后不久，他的大组散文《黄土梦》十二篇一次性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又不久，他的长篇小说《西北望》、《天苍茫》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再不久，凭着自己的实力，又考上了西安陆军学院第三届新闻班，成了一名军校生。从列兵到副团职干部，这个被初中劝退的学生，十五年间走过的人生路，是一个“踏平坎坷”、虽然坎坷会更多的路。
　　
　　其实师永刚不转业，现在最少应该是一位专业作家。那年放假，他没有回老家山西，却对南方某报招聘记者的广告产生了兴趣。他立即匿名写信应聘，他想试试自己究竟有没有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生存的能力。结果，他被录用了。试用期间他为该报策划特刊，深得赏识。同时，也更有自信。之后不久，他被借调参与央视直播澳门回归的报道，记得当时他对我说：“在澳门待了两个多月，作为撰稿，我们的关键词始终是国家、民族、未来、世界，它逼着人往大处思考，把我的思维空间撑大了、撑开了，真有出窍的感觉。”是的，师永刚的视野从此更开阔了。
　　一次在澳门大街散步，他发现了《凤凰周刊》，买了几本研究后，他的脑子发热了，连夜给当时的副主编邓康延写信说：我发现贵刊有十大缺陷。然后一一列出并举证。最后，又大言不惭地说：而能弥补这十大缺陷的唯一人选——就是我。
　　不用说，他打动了邓康延。当时部队裁军五十万，他主动提出转业，一个华丽转身——他成了《凤凰周刊》的一名编辑，他推开了这扇通往未来的门扉。
　　初来乍到，上班的第一个月，师永刚说：“任何一个小青年都有资格看不起我，因为我是从落后的西北来的。西北有什么新观念能给深圳特区提供呢？”但是两个月后，大家对他非常客气了。三个月后呢？他已然成了编辑部主任。当时的月薪只有三千元，仅是深圳一个普通马仔的工资额，但是他更在意的是这份他想干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他一点一点，像一铲一铲地往坑里掷土，他在弥补这本周刊的不足，并且成效显著。这不，他离开部队刚八年，却已经在《凤凰周刊》当了五年执行主编啦。
　　师永刚不是有野心，而是有一种要干事儿的直觉和勇气。或许他是写诗出身吧，他总是能在干完一件事后，又发现新的可干之事儿。他对我说：“当了主编后我发现，主编也不是我要干的事儿。而我要干什么事儿呢？”他又说：“我一直在‘变’，一直在寻找‘那件事儿’。”那件事在哪呢？
　　最近的几年里，他策划出版了《雷锋》、《切·格瓦拉语录》、《红军》、《宋庆龄画传》、《邓丽君画传》等等。每本发行都是数十万，并且都能引领时尚，影响青年。前不久相聚，他自驾了一辆大三菱赶来，问起他在干什么，他说：“太累了，事儿干不完呐！”周围有几位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研究生、博士生听永刚这么一说，眼都睁圆了。
　　他津津有味地对大家说：“金庸的第一本散文集是我做的，都说人家写武侠，看看人家的散文吧，那才是国学大师哩！”
　　他洋洋得意地对大家说：“我用一百万买下莱温斯基《我的爱情》的出版权，比克林顿《我的生活》推出得还早。”
　　他又一脸神圣地对大家说：“国学乃中华文化之根，文化的寻根并不是抽象的，关键要找人，大陆的人都浮在上面，那么好，我找大陆不熟悉的，就找到了《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这样的事儿，国家有那么多出版社，却鲜见去干，他一个人干了这么多事，能不让人眼羡吗？更何况，这些书和这些书中的人物，哪一个也不是他熟悉的，甚至是他跳起来也够不着的，然而他跳了，够了，竟然够着了——这不是奇迹？
　　师永刚根本不认为是什么奇迹，他对我说：“我现在又想去干一件事了。”我问他：“什么事儿？”他说：“一年后你看吧。”我猜，如果条件允许，他会不会去开个出版社啊？
　　怎么概括这个小兄弟呢？我想起了我结婚那年师永刚送给我的印有鸳鸯与莲花的大红大绿的被面。我夫人笑着说：“太土啦，谁还用这样的被面啊！”师永刚傻兮兮地说：“嫂子，这多美啊！”洪洞县出了这么个追逐时尚，却又心怀恋旧的人——应该是他们县新时代的骄傲。
　　
　　岳南的历史
　　
　　“这是岳南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岳南操着他诸城口音的普通话给我背诵完他的“墓志铭”后，便准备向我介绍他不平凡的伟大人生。我说：“别，咱们先说说你进局子的事吧？”
　　“哪里！哪里是进局子呀！完全是一场误会。”
　　一九九三年冬天，好友赵小竹背来一麻袋儿童手枪玩具，完全模仿五四式手枪制作的，拜托岳南帮忙找个代销店卖了。岳南没找到，把枪退给了小竹，留下一支，没事便别在腰间向朋友们炫耀。一次，他和几个朋友喝酒，席间一女友被人叫出半天回不来，他赶去一看，才知有经济纠纷。也许喝了酒，便乘兴来了个英雄救美，拔出这把儿童手枪，大吼：“不想活了？！”吓得纠缠那女孩的三个男人撒腿就跑。岳南举着手枪，得意洋洋回到坐席，酒喝得更欢了。谁知人家却给110打了电话。一会儿警车到，跳下几个警察上来就把他给捆了个结实。当然，折腾到半夜，一验枪，假的，便把他给放了。
　　但我听到的版本却是：岳南贩卖枪支弹药，被抓起来了。直到一九九八年九月的一天，岳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出了几本新书要给老同学我看看，我心里一直嘀咕——他不是被抓起来了吗？见了面，他从拎着的大提兜里掏出十几本他新写的书，而且还有台湾版、韩国版的《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万世法门》等等，足足摆了有两尺半高。我问他：“这都是你写的？”他手指着书脊上的名字说：“岳南！岳南！”这倒真正让我刮目相看了。那天，我本想问问他是怎么进的局子，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直到前阵子——也就是我们从军艺毕业十八年后，我才将十多年前道听途说的悬疑解开了。
　　截至目前，岳南已经出版了十五部被誉为“中国举证文学”的著作，现在正在热销的是《陈寅恪与傅斯年》。香港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家何亮亮在电视上推荐该书时称：“在当代青年对上世纪中国知识精英了解稀缺的情况下，读读这部既通俗易懂又有史实价值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该台另一位书评家梁文道却说：“这本书有两大缺陷：一有谬误，指出两处；二太武断，如对余英时的批评有失公允。”岳南在向我介绍梁文道的观点时，好像在说别人，而且生怕我记不住，一条条解释梁文道说他错在了哪里。我问：“你同意他的意见吗？”他说：“前两处谬误，我粗心了。后一条对余英时，不是我武断，是我不喜欢余英时。”“那还是要尊重历史。”我说。他说：“我不喜欢我理解的余英时，也许真正的余英时会好点？”
　　五年前，也就是岳南写了十四本考古举证纪实的书之后，突然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精英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问他：“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难度不小吧？”他说：“哪里呀，还是一回事，当代的知识精英，都是上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儿子、孙子辈儿，干的是一回事儿。写他们就写到血脉上了。”上个世纪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以抗战为界，先是北大、清华、南开、故宫等向西南、东南大迁移；抗战结束，一部分北上追随共产党到北平，一部分追随国民党到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漂泊海外。到北平的，国人尽知他们的命运；而到台湾的，大陆读者却知之甚少。而岳南刚刚杀青的一百二十万字的《中国二十世纪知识精英》，就正是填补这一空白的皇皇巨著。岳南对我说：“《陈寅恪与傅斯年》只是这一百二十万字里砍出的六分之一，马上还有五本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据我所知，《陈寅恪与傅斯年》一经出版，就有五十多家报刊发表评论，十几家包括《北京晚报》等报刊连载，学术界甚至发出了“回到傅斯年时代”的呼声，网络上则引发了“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与“大师之后还有大师”的争议。说心里话，我还真佩服岳南——这个早在十五年前就停薪留职，以写书买房置业，而且还能坚守人生理想的文字大侠。
　　岳南与他媳妇李红兰，是同年同月同日同一个时辰出生。当时他们两家住对门，接生婆那晚上一会到他家为他娘揉揉肚子，一会到他媳妇家为红兰娘使使劲，以至于他们两人谁先出来谁后出来，都记不清楚了。当时两家大人就说了，这可是天生的一对。
　　然而岳南却不认。高考落榜后，他去找中学美女同学——诸城县花，人家明明在屋里，回话却说“人不在”，明摆着不认他了。于是他又去找贾悦镇的镇花——他的另一位美女同学，结果人家当兵走了。他好不容易找到地址给人家写信，却连个鸡毛也没飘回来。严峻的生活让这个自视很高的高中生冷静了下来。
　　他媳妇李红兰当时在砖瓦厂上班，每星期六回来，当然是换洗得干干净净。岳南印象最深的，是红兰擦了很多雪花膏，从他身边一闪，就留下一股浓香，加上人也长得俊俏，经过两次失败，这回他老实了，认认真真地追了起来——不用说，人家是信命的，把天生的一对——对齐了。
　　回首往事，岳南说：“多亏这两次追求失败，逼着我正视自己。”“我发誓要证明给她们两人看——我是多么的优秀。”南兄失恋，安知事业如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