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于庸常中重拾开启生活的情绪
主持人：
张丽军，一九七二年生，山东莒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访谈对象：
魏微，生于一九七○年。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意、波兰、希腊等多种文字。著有《姐姐和弟弟》、《流年》等书籍十余本。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
一、创作经历与审美倾向
张丽军：您谈过中学时期校园生活的文学启蒙、“内心的狂野”，以及您参加工作最初情况，能谈谈您的大学生活吗？
魏 微：我没认真念过大学，高考考砸了，胡乱念了个学校。后来考上南京大学作家班，但是我在简历里从来不提，因为我不是正经的科班出身，等于庶出吧。南大是个好学校，但我不想沾这个光。
张丽军：您曾经说您的写作准备不是充足的，下决心开始进行创作的起因是受到年轻时的女伴结婚的刺激。那么在此之前，没有过要从事写作的想法吗？这件事为何刺激您去写小说呢，为什么不是选择散文？请您谈谈您的第一部作品《小城故事》的创作过程。
魏 微：她们结婚，我有什么受刺激的？我只是感慨，觉得她们的小姑娘时光太短暂了。《小城故事》跟她们有关系，为什么不用散文的方式写？因为散文太受约束，不自由。
张丽军：您曾经说从不认为写作是特殊的，大于日常生活，您不认为它是理想，对于您来说它是职业，是生存手段。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作家、写作崇高感的一种消解。您认为这种创作崇高感的消解对于您的创作意味着什么呢,它的优劣点是什么呢?这样的观念对于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魏 微：我有理想，但我不愿表现出有理想的样子，我不想太强调姿态，所以才说了这句话。我最怕看到作家摆姿态，很多人都在那儿摆，我看着难受。
张丽军：在今天这个时代，我都不敢跟人说理想，这会被别人耻笑为幼稚或很傻，今天听到您谈到理想，我觉得您是同道，认为这是一个优秀作家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很想请您谈您的理想是什么？
魏 微：怎么谈啊？没法谈呀，我们又不能像小朋友写作文一样，把理想具体化，做个医生、老师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要当个“好作家”诸如此类，什么是好作家？标准在哪儿？青史留名？进文学史？获文学奖？著作等身？当著名作家？在我看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想，成年人的“理想”应该指向一个空的地方，没法具体谈，不是实指。可能真正的理想，是我们一辈子也不能实现的，你也不想实现它，就是在漫长的一生里，之于写作而言，你读过一些好作品，好作品之外更有好作品……这些都像灯塔一样照着我们，光影之下，我们暗淡而谦卑，但是写作的意义也许正在这里，我们一步步地往灯塔的方向驶，希望离它近一点，再近一点；常常我们走一步，退三步，但是没关系，我以为这个过程很重要，就是身心里的某一块正在接近那光亮，我想写作最终极的意义是在这里，好作品只是附带出来的，而且不可求。我是很看重写作的过程的。
张丽军：您曾经说您没有系统读过书，您的阅读习惯是偏食的。您“偏食”过哪些作品？您认为，这样的偏食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帮助与阻碍呢，与您的温暖、细腻的写作风格有什么关系呢？
魏 微：这话是我十几年前说的，我偏食的作品：卡夫卡的、博尔赫斯的、卡尔维诺的、马尔克斯的……差不多在写作圈里得到追捧的现代派作家我都喜欢。国内的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现代文学里喜欢张爱玲、钱钟书、萧红，我认为他们仨是天才。后来加了一个鲁迅，我认为鲁迅是大于天才的，他是大师。所以我想，读鲁迅得由年龄作支撑，我很难想象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会喜欢鲁迅，被中小学的语文课本弄坏了胃口……搞不清楚他们对我的写作是否有帮助或阻碍，可能阻碍更多一点吧，我那么喜欢现代派，但我的小说里很少有现代派的影子，究其原因是我不想“抄袭”，我想化好，化成中国的东西，但至今也没找到路子。
张丽军：您说得很好。请您谈谈您阅读鲁迅的“渐进过程”和感受心得。您对现代派的理解非常有意思，我认为您是触及了现代派内核的东西。您是如何实现现代派“中国化”的，为什么说“至今也没找到路子”？
魏 微：我年轻的时候拒绝鲁迅，完全没道理的，可能是逆反心理，觉得他太主流了，被捧成“神”一样的人物。记得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我们就在那儿摇头晃脑地背，其实小孩子能读懂什么鲁迅？这种教育方式蠢得很，除了让人逃离，大概很难有什么好结果。到了青春年代，当然是喜欢那种才华横溢的文字，所谓华章丽藻，一打眼就很惊艳的，像钱钟书、张爱玲都呈现了这样的特性，而鲁迅是必得洗净铅华之后才能读的。就是人到了一定年岁，你的眼里不仅仅只看见漂亮文字了，你还想看见漂亮文字之外的很多东西，鲁迅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的东西。鲁迅的文字也好，但它不属于青春激扬文字，这个人一出生就老了，他用那种老咔咔的腔调说话，也平静，也愤怒，也偏激，也公允，这中间有无穷的张力，于是文字的魅力就出来了。我是从读鲁迅开始，意识到文字的魅力不仅表现为修辞，甚至不仅是为了“达意”，而是“达意”完成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我的意思是，鲁迅有描述事物复杂性的能力，也有把复杂的事物写得简单清楚的能力。这个能力，百年文学中大概仅他一人了。至于现代派，我以前用过“嫁接”这一词，我说现代派和本土的结合，不是剪个外国的花花草草插进我们的土壤里，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得化，化成我们自己的血肉、筋骨。最简单的例子，我说《百年孤独》里的那块地毯只能在拉丁美洲飞，在中国它飞不起来，这是我们这片土地的气质决定的。现代派和本土的结合，我想应该从我们的古典文学里找头绪，从《离骚》开始，从我们的诗词歌赋、神魔小说里应该能理出一条线索的。当然，这些都是泛泛而谈，当真做起来还是难。
张丽军：您是否想过为今后做一个长期的阅读计划，有意识地去吸收某些艺术经验，从而去充实、丰富自己的创作呢？您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魏 微：我正在做这个事情，已经做了七八年了，但我不列读书计划，就是由着性子读。但这样说也不对，因为有几年，我刻意地不读文学书，尤其是小说，我随便读什么都比小说有意思，这是因为，我在小说里浸的时间太长了，晕了。于是我就索性放下小说，去读别的，以期将来蓦然回首，能找到一种初相识的惊艳。所以前几年，我就去读人文社科方面的书，可能历史偏多一点。总之好书越读越多，就发现时间不够用了，就很懊恼，前面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其实我读书，现在没一点功利性，没想过要去借鉴什么艺术手法。就小说而言，形式探索也就这样了，从前走得太远，导致后来者要花很多时间来纠正。当然还是要探索的，要不内容出不来，出来了也是陈词滥调，所以小说写到今天，就会觉得越来越难。要找到一些新鲜的表达，而新鲜的表达不单是新鲜的词语，新鲜的视角……可能还有一个总体上的体察。这个慢慢来吧。但是我读书主要不是责任感，不是问题意识，而是乐趣。
张丽军：您曾经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您也说过如果不是从事写作，你也会过上庸常的生活。您是如何定义“庸常的生活”？但您的性格似乎决定了您注定不会选择那样的人生，您觉得您的个性是怎样的呢？而这样的个性对您的创作、您的写作风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魏 微：那你不了解我，我要是做个小市民，没准也挺像，成天柴米油盐，发一点小财就开心。我要是做白领也挺好的，肯定现在很像样了，至少是高管，因为我敬业、诚实、踏实，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只是因为后来写作了，这种能力没得到加强。基本上我是做什么像什么的人，因为我看重专业性，行行都讲专业性。写作当然也不例外，我希望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专业，不当混子，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理解，超脱于功名利禄，这就是我对专业性的理解。
张丽军：您说您还不曾有一篇严格意义的爱情小说，您的小说中向来没有或者很少出现正面的性爱描写。这是由于您的父母的缘故，那么这是一种刻意的回避吗？那么您认为小说中性描写的缺失，对您的作品的影响是什么呢？今后是否依然会刻意地去回避呢？
魏 微：这个问题挺难说的。首先，我认为爱情小说很难写，千百年来基本上被穷尽了，再难出新意了。当代作家不写爱情，去写身体，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就我目力所及，多还是滥调，哪怕你进行形而上的追问，至多追问到虚无，再不能给出新东西了。十年前我看过一个短篇叫《我和王小菊》，写男女胡来，是我读过的写男女关系最好的文本，因为新鲜，没人那样写过。它追问不追问已经不重要了，它就是花里胡哨，指东道西，看上去很繁复，骨子里又很单纯，是那种很干净的小说。我认为写作的意义正体现在这里，就是在一群人的写作里，你总归得给出一点“新鲜”的东西出来，要么题材，要么观点，要么形式……相对于“新鲜”而言，深刻什么的全得往后摆。我的意思是，文学最可贵的品质是创新，而不是思想。我写爱情少之又少，可能跟我的喜好有关系，我实在不愿在这方面花一点脑筋。我不觉得这是缺憾。反而写了是缺憾，因为写得不好，我读我以前的小说，稍有涉猎男女关系的（甚少），恨不能删干净。人的心理是这样的吧？上了年岁就纯净了。当代作家里有很多热衷探讨男女关系的，待到中老年回头看，一定会哑然失笑的。所以，下笔要慎重啊，哪怕写给自己看，也要防着有一天，会把自己看得毛骨悚然，起鸡皮疙瘩。我看现代作家就没这个毛病，个个写得很含蓄，很文雅，连粗口都避免，我读了就很欢喜。我现在很奇怪的，读小说读到一句“他妈的”都会想，这句脏话是必须的吗？
张丽军：您在《每个人的文学青年时代》中说每个人作为文学青年时总会有那么一段黑暗的日子，作品无法发表。您那段黑暗的日子是怎样的，能支撑您走过那种日子的精神动力是什么？那段日子您创作了哪些作品，您认为如何评价那时的作品？
魏 微：我没什么支撑，我并不一定非当作家不可的，那几年我正好是个文青，在南大念作家班，总归要写点东西的，我想发表，想当个作家，但是当不成也无所谓，我并不一定非要这条路走到黑的。我认为我早年有几篇东西写得不错，配得上发表，现在还能看。
二、小城叙事中的故乡与亲情
张丽军：《异乡》中的主人公经历了在北京的漂泊，希望回到故乡得到安慰。回去之后却发现吉安的一切都变了，心目中的田园变得面目全非。失去的不仅仅是故乡的那种世外桃源的宁静，似乎也失去了心灵憩息的一片净土。您似乎不喜欢这种变化，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改变。您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魏 微：我来说说我对“田园”的看法吧。其实我身上没一点儿田园情结，我脑子里进不来风景。我若是下乡住几天，哪怕住在茅舍里，四周是竹径、江河、春光、鸟鸣，我也没兴致看它们一眼。大概我会躲在茅棚里读书，读到两百多页，我就会很欢喜，跟自己说，我今天没浪费，我读书，想事情了。我脑子里会闪过一些山河日月，但它们无关风景，而是跟人生紧密相连。我会计算这一天在我人生里的位置，那么虚无缥缈的一生，却是实实在在的一天，想到这一点我会很高兴。我也极少有故乡情结，从前小说里写到它们，是因为我在那儿生活过，很熟，不是因为爱。故乡现在住着我的父母、弟妹，若不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跟我是没关系的。这句话会遭人骂的，尤其是我的老乡们，但却是真话。大约我很小气，因为青少年时代家庭变故的原因，直接伤害到我了，我记得很牢。其实这些东西，田园、故乡什么的，我本应该写一写的，因为里头有一些新东西，囿于人们的一般理解，就算是一家之言吧。我身上若是有情结，那便是“县城”情结，县城长大的小孩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尽可能地离开家乡，往大城市跑，就是那种奔跑的姿势真是很无情的，决不犹豫，决不回头的。从前人有“衣锦还乡”这一说，好像在外面做事，是为了做给家乡人看的，那说明他心里还有“故乡”，我是真的没有。我做事、写作都是写给自己看的，有那么几年，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我在写作，后来同学知道了，传出去了，虽然只是小范围的，我心里顿觉遗憾。现在我生活在大城市了，但是老实说，我也没觉得大城市跟我有什么关系。曾经有人说过，我跟什么地方都没关系，乡村、都市、县城、故乡……我觉得说得挺准的。总之田园、故乡什么的是不能寄托的，当真走进去不是那么回事儿。
张丽军：您对“田园”的看法与我对您的认识，是不同的。您的作品有很浓郁的乡村意识和价值取向，您愿意继续谈谈“县城情结”吗？您是否喜欢贾樟柯电影中的“县城叙述”？
魏 微：我看过《小武》的剧本，是贾樟柯本人写的，文笔蛮好的，他早年是一个文青，他的文笔要比很多作家都好。《小武》里充塞着“县城味”，我太熟了，原汁原味的，所以特喜欢。就是那种特别质朴的东西，很羞涩，很忧伤，很少年——因为我跟他是同龄人，都是逃离了以后回头看“县城”，那个味道就出来了。什么味道呢，就是那种很“老旧”的街巷，里头充塞着年轻人，蛤蟆镜、喇叭裤，流里流气的，所谓小县城的时髦，还有录像厅、游戏机、打台球、向漂亮女孩吹口哨……他是小男孩视角，而我是小姑娘视角。我看着“小武”们，心里蛮喜欢的，可能也不叫喜欢，是自以为懂得他们，但我从来不跟他们讲话，怕惹是非，不愿给我父母丢脸。我看见他们在路边打台球，就把自行车骑得飞快，连看都不看的，也许是不敢……呵呵，大概那时我就知道，我将来是要长成良家妇女的，所以刻板得要命。但是心里很敏感。后来我把这些敏感都写进小说里了。《小武》应该是贾最好的东西，他后来的电影像《三峡好人》，我没看出多大意思来，其实是不好，就是一个创作者到了一定阶段，他的野心出来了，藏不住了；也许是很潇洒的，他开始“玩儿”了，这是很要命的，就是那种真诚的东西没有了。也许他想有，但老实说，真诚、质朴这一类的，不是你想保持就能保持的。成长是件太残酷的事。
张丽军：在现代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中有很多自然风景描写，里面与人物形象的内心风景交相辉映，彼此交融，取得很好的审美效果。近来，我在读格非的《人面桃花》，其中的自然风景描写使我的内心突然有了一种拂动的感觉，那就是“江南”。同时，读当代作家作品有时有不够从容、较为局促等感受，是否是因为匮乏风景的书写？
魏 微：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没想清楚，当然做得更差，我是说风景描写，一旦用在小说里，我很少看到有写得精彩的。像《红与黑》，一连十几页的风景描写，我看了真头疼，因为里头没有人，我没看出来他那风景描写，跟于连的堕落有多大关系，就是风景和人隔着老远的一段。我怀疑作者是为风景而风景，他本人没“在”风景里，他想写出那个时代的世风，而风景也许是世风的一部分。我读俄罗斯文学，大量的风景也全跳过去，读不下去，隔膜得很。我要举相反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唐诗，因为我最近正在读，感触很深。我读唐诗里的风景，读到什么程度？读到身心荡漾，就是作者把你带进去了。像“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读到这两句，我真是高兴啊，因为杜甫写的时候就很高兴，他安居下来了，走在暮春里……你想象吧，什么人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前提是，他一定得在风景里，他与风景合二为一了。像王维的田园诗，有很多是纯风景的，所谓“空山不见人”，但你知道，他字字都在写人，写他自己，那真叫好啊。所以我说，我没想清楚这个问题，像现代小说里的风景描写，当然是必要的，风景描写的好处，是在于人世间很多复杂难言的情绪、事物，可以通过风景描写来深化，但我觉得很多人没写好，也许是表达的问题。这个可以再深究的，《人面桃花》我没读过。
张丽军：《异乡》中许子慧的事业走向成功时也并不快乐。《化妆》中嘉丽事业的成功并没有带给她快乐与幸福。在这个时代没钱充满了苦恼，有了钱似乎也并不代表着幸福。可是我们又身处这样一个消费时代、商品社会，钱对于人们似乎那么重要，但得到之后却又感觉并非自己真的要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怎样才是快乐与幸福？
魏 微：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说我幸福、快乐，别人肯定会以为我很假，而且我是写东西的人嘛，说这种话得有多大的胆量啊？尤其是现在，“幸福快乐”越来越抽象了，有几个能达到？我身边有一些女朋友，都是小资、闲妇类型的，总之日子过得很安逸，可是痛不欲生，跑过来跟我聊，说整天就在那儿等死……然后我就说了些自己的感观，她们就笑了。笑什么呢？笑我现在很“励志”。我也觉得自己很不像话哎，有点对不住她们，因为原来是属于同一阵营的，是大多数“受苦受难者”中的一个，现在我把她们抛弃了，自己享福去了。我一享福，就忘了当年我受苦时的感受，就是那种生命的虚无感、焦灼感，连荣华富贵，乃至爱情都不能拯救的生命的幻灭感，我曾经以为这是种很高级的情绪，但是现在呢，还是觉得低了些。我这么说，不代表我现在多么的“超凡脱俗”，但是这七八年来，确实有很多东西都不在我脑子里了，好像轻松了许多，有解脱感。这方面解救我的当然是读书，但不是小说，也不是西方的书，而是中国的古书。也许是麻醉剂吧，但我觉得很好，读进去了，跟古人在一起，现实、时代渐渐隐去了，但生命感凸显：不是焦灼的，而是平静的，这背后有几千年我们阔大的背景作支撑，一想到这里我就很淡定。总之我读书，没有用之于文学，而是用之于生命，在我看来是极好的一件事。
张丽军：您的作品中政治事件永远只是一个大的背景。小说中的人、小说中的城似乎永远是远离政治的纷争。就算在《家道》中您也是带着深刻的自省着重去审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远离政治，是您刻意为之还是下意识的，与政治绝缘您觉得对您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会不会造成某些历史与人文深度的缺失？
魏 微：是刻意的，也是下意识的，我的美学观是这样，政治是暂时的，而文艺永恒。先不说政治，我对时代算是比较敏感的，但最近我在想，甚至对于时代的书写，都不及对于人生的书写有意义。这两者当然不能分开说，但我分开说，你知道我想说什么。至于是否造成“历史与人文深度的缺失”，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小说不是卖弄学识，单看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和《风波》写得多好，你能看出他的学识么？辛亥革命对他来说是“当代事”，而他是在写人、写生活，顺便“带”出了他的时代。《围城》好不好，当然好！八年抗战，多大的事儿，可钱钟书写了什么呢？当然《围城》是有“学识”，因为他写的是一群知识分子，你让鲁迅的小说怎么有“学识”？他写的可都是农民啊。我想说的是，政治也好，时代也好，用在小说里必须是“带”出来的东西，不能直写，若直写就没味道了。就比如唐诗——不好意思，又拿唐诗说事了，因为最近正在读，举例方便——我就觉得，那些最好的边塞诗，全是侧着写，正因为侧写，我们才能感受到诗味。我们的文学受俄苏影响太大，我说不上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直到现在，我们的主流批评界还在一边倒地呼唤“宏大叙事”，什么时代、历史、意义、深刻……全左了，这个风气很坏。我认为小说衰落到今天这一步，跟这种风气是有关系的。就是艺术性被搁置一边了，小说没有艺术性，小说还能活吗？
三、人生与生活的哲学探索
张丽军：一个作家从短篇向长篇的转变是一个质变，他的第一部长篇对其创作意义非凡。您在创作长篇《一个人的微湖闸》时，顺利吗？在这个转变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是怎样渡过的呢？
魏 微：还算顺利吧，十几万字写了一年，在我已经是很快了。其实谈不上质变，都没什么准备，当时《小说界》的魏心宏老师约了几个年轻作者写长篇，于是就写了。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大概人在年轻的时候，写作真的不需要太多的准备，只要情绪饱满，是能够敷衍出作品来的。情绪可以掩盖很多东西，像我现在写长篇，会考虑到结构、人物什么的，硌得慌，因为里头有设计。而当年的写作不是设计出来的，完全凭直觉，水到渠成全合在一起了，成了那样一种很天然的东西，完全不像小说，但正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小说。我现在自然写不出这样的小说来了，因为年龄渐长，情绪递减，写作要靠经验、“学识”来支撑，这已经是次一等的写作了。
张丽军：我很赞同您心目中理想小说的看法。您觉得有写不出“很自然的东西”，您认为是否有“体验生活”的需要？或您觉得现在如何“重新开启生活”？
魏 微：各人的方式不一样，我应该不会主动去“体验生活”的，太外在了，煞有介事的样子。而且我也不以为，那些奋战在第一线的作家，下乡挂职的，参加抗洪救灾的，支边支教的……就比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得更多，因为它不是生活的常态，只是偶尔为之，路人一般，他们本人并不在那些生活里头。我的意思是，对一段生活的了解，你必得把自己砸进去，有感情，有情绪，全身心投入的，最终你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像这样的情形，在我们写作之前谁都有过，所以童年经验、少年视角才会显得格外珍贵，一旦当了作家再去“体验生活”就全走味了，你很难走进去的。我也许是太主观了，就觉得对于写作而言，情绪是最重要的，就是那股子精神头儿，特别饱满的、热情的、冲动的……其实这一切的支撑点是爱，我已经很多年不用这词了，现在壮胆一用，是发现当初写作时的自己又回来了一些，未知这是不是你所说的“重新开启生活”？
张丽军：我认为您的小说中往往有一个“自我”，一个“超我”存在。“自我”是安逸的但又是单调的，像日常生活。“超我”是富有激情但又是充满了危险的。如《一个人的微湖闸》中的杨婶，《拐弯的夏天》中的我，《乡村、穷亲戚和爱情》中的我，您怎么看待这两种人生。另一方面，在冲破一时的“自我”，获得一时的激越之后，久而久之不依旧会走向安逸与庸常吗，又陷入另一种“自我”？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魏 微：“超我”的背后是生命能量在作祟，所以就折腾呗。好不容易推翻前面的，换来的却跟前面没什么两样，如你说的，“依旧是安逸与庸常”；如果还有能量，那就再折腾呗……歌德不是到了七十多岁还闹着谈恋爱么，一般人比不上，扑腾几下也就消停了。
张丽军：在您的作品中经常会以孩子的角度去讲述童年与故乡的人与事，如《一个人的微湖闸》、《乡村、穷亲戚和爱情》、《姐姐和弟弟》等等。一个成年人去站在孩子的角度回忆、感受童年与过往的一切，以孩子的口吻去表达感情。很大程度上是不是带有了成年后的感想与思维，是不是一种变异了的童年感受与回忆。例如《一个人的微湖闸》中的小桔子，还有《姐姐和弟弟》中的姐姐，在思想与感情上行文中感觉都超越了那个年龄，有时候他们的多情与成熟让人难以置信。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魏 微：你可能是健忘，记不得你小时候的心理感受了，要不你就是那种很迟钝的小孩子，而我写的是那类敏感的小孩子。
张丽军：去年五六月时，您获得了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此外，您还曾获过鲁迅文学奖等奖项，您对各种文学奖项的设立是怎么看待的？这样的文学机制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魏 微：没什么影响，鲁奖最大的好处是帮我找了一个铁饭碗，要不我现在肯定写电视剧去了。其实文学奖不是标准，连诺贝尔奖都不能成为标准，更何况其他？但国内不是照样有人很看重么？我自己得过一些奖，心里坦荡又透亮。坦荡的是，我没有因为任何奖而动过小心思，更别说小动作了，有些奖项我事先都不知道。透亮的是，真正的作家心中是有一杆秤的，你的文字到哪一程度了，一打眼就知道，跟是否获奖、读者多寡、名声多大……没多少关系。你就把文学奖当做游戏好了，我是这么看的，但很多人不这么看。
张丽军：在未来一段时间，或更长时间里您有什么创作计划吗？您是否计划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
魏 微：正在尝试吧，从《沿河村纪事》开始，还有一篇《胡文青传》，都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写得好坏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在乎变化。
（本文是中国作协二○一一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七○后作家群创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