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苍茫

李骏 湖北红安县人。一九九〇年入伍，曾戍边新疆、西藏多年，先后就读于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指挥系、解放军艺术学院青年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在全国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各类作品三百余万字，曾获第十一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第六、七、八、九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二等奖，天津市文化杯奖、青年佳作奖并连续九届获总后军事文学奖等，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精选》、《读者》文摘、《中外期刊文萃》、《青年文摘》等选载，曾被天津市评为“文学之星”，已公开出版《肝胆人生》、《辉煌五十年》、《党的忠诚女儿叶惠方》、《谛观生命》、《仰望苍穹》、《军旅楷模》、《生死大营救》、《住进新营盘》、《城市阴谋》等著作。

☉第一章：革命来了

一

就从村庄的名字开始吧。

我出生的那个村庄叫本吴庄，位于大别山下的黄安县里。虽然黄安县在今天成为人所共知的红安县，成为人们眼里盛产将军的摇篮，但本吴庄却像每个人记忆中自己生长的村镇一样，它散落在中国广阔的山坳里，看上去却可有可无。如果不是四季的炊烟萦绕，人呼牛哞，很可能这个村庄就像一条没有人养的野狗，生时寂寞无边，死也无人问起。

严格上讲，本吴庄算不上是一个小镇，因为它还比较小，而且深陷山谷。我长大后学会的第一个成语叫“门对青山”，觉得就是为这个村庄准备的。村庄坐北朝南，青砖黑瓦，茅草围绕，土坯林立。唯一点缀的是山头上没有边际的松树，一年四季常青；还有春天一到，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开得像燃烧的火一般，要灼痛人眼睛。本吴庄多数人家的屋子大门在建造时要倾斜一个角度，那是祖上历史遗传，也是风水先生的杰作——他们一般皆是云游过客，拿着罗盘，点着水烟，神秘清高，嘴上还留有长胡子。本吴庄的人不留长头发和长胡子，因为清朝完蛋后，本吴庄山高村远，最后一批成为短发。一个裹过脚的老太太，看到不满意的人和事，开口闭口就是“你这个娼妈养的”，而隔壁的一个学过子曰诗云的老头，却动辄拉过小孩子们的手，要讲“二十四孝”的故事——他的手里，常常拿着一本黑得像他房屋一样的小书——那是我见过的最早的书了。

本吴庄的房子全是黑色的，这并不象征着土壤的肥沃，而是习惯使然。这里不像北方那样有煤和天然气，人们长年累月烧的是柴火，一年四季飘出的黑烟，早把屋子都熏黑了，所以老人们患眼病的多。

本吴庄的夏天很热。所以男人们常常是光着上身，穿条短裤，女人们拿着扇子，摇来摇去，戴乳罩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事。一到夏夜，人们便拿了椅子，点着艾蒿，坐在门口乘凉。艾蒿的烟雾一股股飘起，蚊子被熏得哭爹喊娘，远远地逃到田野和草丛中悲伤去了。而进入冬天，本吴庄却冷得让人掉牙，这里不像北方有暖气，寒风刮过，屋里屋外一样清冷。所以后来，本吴庄得肺结核病死去的人多得不可胜数。我小时还得过癞痢，满头白一块花一块的，以至于村庄里有个叔伯哥老叫我外号“癞痢”。我从小便有了本吴庄人身上流传下来的面子观与虚荣心，听后当然很生气，老是不理他。所以当他表演强悍，去劁一头公猪，用小刀割得公猪满地叫，最后被咬了一口，让他从此留了腿病，长大后走路一瘸一拐时，我也跟在他屁股后笑他。他生气地抓我，抓住了便饱打一顿报仇，没有抓住气得乱骂。

其实，头上长癞痢这种病在我们本吴庄那时相当普遍。头上长包包，身上长坨坨，似乎并不引人注意。小时全庄连饭都没得吃的，病算个么事呢？我们那里原来吃的盐，大颗粒，由于缺少碘，所以许多人得了大脖子病。常读子曰诗云的黑叔叔，便是天天吊着一个大脖子，走到哪里有小孩跟着，笑他。他急红眼，也像小脚女人那样骂一句“娼妈养的”，还动手打人。他多次上医院去，想割掉算了。但医药费那么贵，他舍不得，所以还是吊着这个肉坨坨生活了一辈子。所幸后来政府在消灭血吸虫时，顺带着也彻底地让人们吃上了精细盐，让本吴庄人过上了老一辈人所说的“科学生活”。我们小时不懂科学，村庄反正很穷，人们讲不了科学。许多人吃饭前也不洗手，不是水贵，而是没有时间或者懒的缘故，再说干农活要紧啊。更有甚者，吃到中途遇上内急，还会端着碗上厕所，把碗就搁在厕所边的石条上，拉完了接着出来吃。本吴庄人拉屎时大多数人没有纸擦，因为手纸太贵。于是人们从边上杂树的枝头上扯一把绿叶揩屁股完事。最受欢迎的一种植物叫牛筋树，叶子较柔软，揩时比较舒服。还有的人，拉屎完事后找不到叶子，甚至还用石头和瓦片揩，让人觉得屁股真不值钱。

本吴庄原来只有一个姓，与我一样都姓李。但我上小学时突然搬来了一群人，都姓邓。打头的叫邓有治，后来当了我们村的队长，打破了李姓一统村庄几百年的规矩。我们李姓人家，虽然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属于同一个树根，但后来根系又渐渐分岔，慢慢分为三块：一块是东头的，这是一群参加革命比较集中的人群。他们解放后在这个村庄占领了说话权，大事基本上都是由他们定。主要原因是他们这个根系上冒出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老太太赵春玲，而她起家的原因是因为自家的老头参加了革命，牺牲后评上了烈士，解放后她便在村庄一言九鼎。西边的一块，情况比较复杂，他们这个根系上生长的人群，有的参加了国民党，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后来还跑到海外去了。革命胜利后划分阶级成分时，这一块各家各户即使也有革命的底气，但多数人还基本上得忍气吞声。到了我们南边这一块，做生意的与种田的各占一半，当然也有一部分参加共产党跑出去革命，可非常奇怪的是，革命胜利后我们这一块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也没有一家能评上烈士，算是属于在贫瘠的土地上耕种着微薄的希望。而像我爷爷李成和这样靠自己劳动和精打细算，最后积下几亩田地的，解放后却被东头的革命老太太赵春玲划上了阶级成分，不是中农就是富农，因此也是一辈子没有抬起头来。

本吴庄的基本结构就是这样。北边的那块地靠山，后来给了搬迁户。按说搬迁户一般要在异乡站住脚是非常困难的，但搬家户邓有治家的弟兄多，所以在村庄里也没受到什么欺侮。强者生存这个道理，适合于我们本吴庄的自然法则。再说他们来得也比较晚，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已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了。那时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各干各的，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一个个忙得要命，村庄打闹吵架的现象少多了。

我长大上学后，有人问我：“本吴庄本来应该姓吴的，怎么会姓李呢？”我答不上，回去问我父亲。父亲正在干农活，我的话音刚落，他便一个耳光飞来了。当时，我躲闪不及，脸上便重重地挨了一下，那个鲜红的掌印一般要保留好几天。我父亲不喜欢我问一些莫明其妙的问题，遇到有问题时，他更喜欢我去打猪草，或者去山上多砍一担柴火烧。父亲一字不识，他回答我的总是耳光，这件事千篇一律，全村人都知道。我总是吓得抱头鼠窜，逃之夭夭。长大后我总结了一下，如果自己还有一点聪明才智，那是与父亲的反复抗衡中学到的，人在强大的势力面前，如果不能选择面对面的反抗，总得绞尽脑汁，找点东西学会逃避。我是在父亲严厉的耳光与目光中成长的，因此身上有一种叛逆的性格。当然那时我不懂什么叛逆，与父亲就在“仇恨”中共生共长。直到我长大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混进城市，后来有了儿子，他不听话而我忍不住想揍他时，我从他眼里看到了那股隐藏的愤怒与不屑，于是我有些不寒而栗，仿佛看到了自己童年的某个深夜，我拿着刀架在父亲脖子上的神情。因此，我打儿子的想法便跑得无踪无影。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与我爷爷也是这样的，这注定了一个家族的命运。我相信血缘关系中，总是在遗传变异的同时，还是保留了某种神秘的东西。

当然，一个姓氏在今天有奶便是娘的年代可能算不了什么，谁有钱跟谁姓并不是怪事，甚至有些人什么也不为，既不跟母姓，也不从父姓，单纯是个爱好。但在本吴庄，姓氏至今还是个大事。一个人要跟母姓，那还了得，肯定要被村庄的头面人物骂得狗血淋头的。说来说去，本吴庄原来是姓吴的，吴姓厉害啊，“一口吞天下”。但好像自然规律，过则转衰，富不过三代。按老辈人的说法，阳气太盛了，必然会突然转阴，折杀生命的。在道光当皇帝时，本吴庄的吴姓遇上一场瘟疫后迅速凋谢。这场瘟疫是先从鸡瘟上开始的，鸡瘟迅速传染到好朋友猪的身上。那时人们特别热爱粮食，更何况肉类食品。鸡猪死了，吴姓的人舍不得扔掉，以为凡是开水煮过的东西吃了没病没毒，因此在吃了瘟鸡和瘟猪肉后，吴姓便迅速发生了人瘟。瘟疫一来，乡间供得像神仙一样的中草药郎中也没得办法，眼看无论老小青壮人口一个个像羊群一样倒下，吴姓的族人只好请来阴阳先生，阴阳先生装神弄鬼，唱了一段道，舞了一会剑后说：“此地阴气不散，不宜再居。”所以吴姓人家听后便崽卖爷田不心痛，以低价卖了祖地，跑到更南的地方去了。而我们李姓，在当地是个大户，那时正处在人口膨胀与爆炸阶段，族里为土地和盖房子产生的矛盾纠纷很多。一个根系的树上长出不同的植物果实，为争取阳光生长自然要打成一团。所以后来一个分支上的先人，听说吴姓要搬迁，就买了这块地迁来了。

所以，我们李氏家族也是这块土地上的外来户。外来户要打江山，自然是很不容易的。说来也怪，我们李姓迁来后，村庄不仅从未发生过瘟疫，也更无大的天灾，人们一扎根，千苗万树如雨后春笋，长势凶猛。翻开族谱，还有一个特别令人奇怪的现象是，遇到再强大的外敌，李氏家族也会团结得很紧，没有过不去的沟和坎；而遇到内部矛盾，却往往是一败涂地，一地鸡毛，一塌糊涂。这就印证了我们革命祖宗的那句话，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二

介绍了基本地情，村庄的故事就从革命的遗孀赵春玲开始吧。因为她是本吴庄老一代人里，跺一下脚村子便要抖几抖的人物。往远里说，她老公李登高参加革命，至今在我脑里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因为本吴庄我们李姓的参加革命的实在太多，活着回来的人又实在太少。

赵春玲在南方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女性名字。赵家在我们黄安是一个大姓。赵春玲从大户人家嫁到本吴庄时，她的爱人李登高还是一个学生娃。

我母亲说，革命胜利前，十五岁就结婚在我们本吴庄那里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值得今天的人大惊小怪。何况李登高是本吴庄唯一一个跑到武汉那样的大城市里读书的知识分子呢？有文化的人至今仍在我们村庄得到尊重，因此赵春玲的老公李高登自然也是值得叫“先生”的。村庄里的人，当时都称他为“李先生”。

老一代人说，李先生是一个非常文静的人。他看上去皮肤白皙，纤秀文弱，仿佛一阵风就可以将他吹倒。

可有一天，从外面传来的风吹到本吴庄说：李登高参加革命了！

这真是一个骇人的消息。

李登高这么文静的人参加了革命，在我们的村庄原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过去的人们，只读圣贤之书，做谦谦君子，与革命毫无关系。大家都知道，革命是要杀头的！辛亥革命那年，我们李姓一个子弟在武汉参加黄兴的革命，不仅把自己的头丢了，而且整个家族都受到了牵连，还是大家一起凑钱才保住了平安。所以，从那以后，在本吴庄这一片大好的土地上，有钱人才读书，读书是为了更有钱，这个观念至今在我们那里根深蒂固。

一九二七年的本吴庄，读书为了做官，天经地义。但读了大书的李先生，却偏偏迷恋上革命，这让他的父亲非常不解，非常愤怒。他的父亲李有德为此常常到我的曾祖父李光天那里诉苦，说养子不孝，大逆不道。

他常叹息着说：“原想一个葫芦结天那么大，谁知连个酒勾都指望不了！”

我的曾祖父李光天听后先是沉默，后来也是回应一声叹息。

那时，他虽然家大业大，可自己也忙不过来呢。他的两个儿子——我爷爷的两个哥哥也在闹革命，要分他的田地家产给穷人呢。

原来，李登高读了书回来，便告诉自己的父亲，要把田产和粮食分给穷人，这让李有德非常恼火。

“你反了天了！”李有德说，他气得跳起来。

李登高不急。他慢慢吞吞地说：“连清末秀才董必武都把长辫子剪了，号召大家起来革命，我们为什么不革命？为什么不让大家都有饭吃，都有田种？”

李有德说：“你又不是皇帝，连皇帝也只顾自己，你比皇帝还大呀？”

李登高说：“所以历朝历代人们都要反皇帝，不革命肯定是不行的。”

李先生的父亲李有德一听，就整天阴着脸，跑到南边我曾祖父李光天家里诉苦，述说自己家中的大逆不道。

李有德生来爱面子，他之所以屈尊来到南边我们穷人这边来诉苦，一是因为我曾祖父还算当地名流，二是因为我曾祖父救过他的命。

黄兴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我们那一带闹事时，差点把李有德给宰了。我曾祖父仗着自己支持过革命，还给革命者提供过银元的面子，硬是将李有德从刀口下救了回来。

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见过我曾祖父李光天的面，哪怕一张半影的肖像。但后来村庄里的人都说，李光天曾是我们那里极具影响的人物。

我母亲常对我说：“伢呀，你曾祖父是个好人啊。”

然后，母亲亲口对我讲了关于李光天如何好的小事。那些事我从小便一直记在心里，以至于母亲后来老了听我重述时，她特别惊讶于我的记忆力。

严格说来，李光天是无党无派的，像我今天的性格，不喜欢山头主义，也不喜欢拉帮结派，所以混得马马虎虎。李光天是一个生意人，做生意只讲和气生财。李光天可能认为不与钱过不去就行了，因此不参加任何党派。我母亲说，李光天有一句名言，“参加党派有可能随时就会人头落地的，跟钱过得去总会有出路。”所以他一生都很有钱，但又不参加党派。

我母亲讲，李光天在黄安城有当铺和肉铺，而且还有好多家，在黄安也算是个望族。更让人吃惊的是，李光天甚至还开有一家叫“仁义和”的票号，类似于今天银行的性质，因为盖有他名字印章的纸钞曾发行到河南的光山、固始，安徽的金寨和湖北的大悟、麻城等好几个县市，成为当地的流通券。

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事情。

我母亲说，李光天虽然有钱，可为人心善，自己有钱，也见不得穷人过着苦日子。他最早是靠贩卖生猪发财的，按今天的是话说第一桶金是从猪身上得到的，不存在原罪一说。原罪一般是指第一桶金是从人身上非法所得的，我以为。

我母亲说，李光天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经常看到村子里有哪家还买不起猪肉的，就把肉送上门去，完全不提钱的事。这一点比我们今天许多人还要高尚。更为高尚的是，遇上村庄里那些爱脸面的人家，害怕人家拒绝施舍会伤及颜面，李光天一般在晚上把猪肉挂在别人家的门上，敲一下门然后就走了。人家一开门，看到猪肉挂着，而见不到人影，也就悄悄地收了。爱面子不是今天我们黄安人才有的，所以我们本吴庄人爱面子的习惯，今天还一直保留着，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举不胜举。

我小时听我母亲讲李光天的事时，常常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在下着雪、刮着风的月色里，李光天把猪肉挂在人家大门上，他轻声地敲着门，然后悄悄地离开……

这种场景，让顺利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并接受了满脑子现代思想的我，想起来还十分感动。

为什么呢？因为李光天的孙子——我的父亲李禄——在解放多年后，大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老实巴交的，年终总是从生产队里算不到现钱，接着分田到户，连我们的学费都供不上，所以往往年关一到，还买不起猪肉过年过节。

那年年关，父亲李禄提着篮子，想去镇上去赊点肉回来过年。往往年关一到，拜年客便上门来了。按我们黄安的风俗习惯，无论多穷，此时是要烧冲肉给客人吃的。但最后，我父亲李禄哭丧着脸，从镇上转了一圈，拉下脸希望从肉摊上赊点肉，但没有人理他。他只能提着空篮子回来了。他一回来，我母亲便哭。那时天空下着大雪，已经读了不少书开始学会思考的我，跑到堆满积雪的后山对着天空悄悄地哭，泪水流得满脸都是。那个冬天也因此成为我生命中最长的一个冬天，我们一家人窝在家里不出门。那场大雪也因此一直成为我心里最大的一场雪，我躺在床上的被窝里甚至不敢让哭声惊动我善良的母亲。还好，那个雪夜之中，村子里有几户人家还提着肉送到我家里来了。一位老人讲，李光天在时，我们家的肉年年都是他挂到我家门上的啊……从那之后，我知道了世间积德行善肯定会是有好处的。因此，每当公与私、情与法在不停地搏斗的时刻，我便学会了知足。换今天另外一句流行的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曾祖父李光天，他死去多年，却还让我们享受了他带来的种种好处。我也从这些事中，想象着李光天的光辉形象，盼望着穿越时空与他会面。

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梦中给予过我任何暗示，仿佛这个人在本吴庄从不存在，也从未在我们家族中出现过。我父亲他们那一辈，除了干农活，很少有回忆往事的意思，回到家便往床上或凳子上一躺，呼噜声便像风一样刮起来了。

三

革命者李登高的父亲李有德跑到李光天这里诉苦来了，这个消息在本吴庄传得很快。

“又要革命了！”

“是啊，又要革命了！”

“天无宁日啊！”

“革命好啊，让我们重新活一次。”

村庄里的人七嘴八舌。

他们说得李有德心里乱糟糟的。

他便坐在李光天的院子里，喝着茶，对我曾祖父说：“哥啊，向其他人诉苦未必有人会相信啊。”

我曾祖父李光天抽了一口水烟，点头说：“那是当然的，因为革命真是要杀头的。”

那时，黄安县里革命已经闹得很厉害。有诗为证：

小小黄安，

真不简单。

铜锣一响，

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

女将送饭。

说起革命，几乎村村寨寨都有，家家户户都有。有时，甚至一个村庄，一家几代人扶老携幼参加革命。革命也是绞着战，打得很凶，死人很多。往往是共产党的队伍一走，国民党的部队便脚后跟进来了。再加上散落的乡团和山上藏着的土匪，村庄里的人头便经常像割韭菜一样随时落地。

所以，那时我们的本吴庄经常出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家兄弟几人，都在外面参军，有的是共产党有的却是国民党。这样做父亲的便很为难，共产党一来，问有参加国民党的没有？父亲不敢说没有。而国民党一来，又问有参加共产党的没有？父亲同样不敢说没有。

如此一来，许多家庭都知道自己年轻的儿子跑出去跟着拿枪的，却不知到底是哪一个党的哪一支队伍。我的舅姥爷周汝贵在新五师中原突围那年，突然被打散，掉队后回到故乡，看到满路都是国民党的兵，他不得不换了套国民党的衣服还乡。但到村子里后，看到村子里人怀疑的目光，待上几天他便感觉不对劲，听说村子里有人告密，国民党有可能要来拿他。其实告密者无非是想得到他家的地产和房产罢了。我舅姥爷为了保命他便又在深夜里悄悄离开故乡逃走了。这一逃能到哪里去呢？新五师在李先念的带领下顺利冲了出去，我舅姥爷作为掉队的，在莽莽的丛林里想找到自己的组织，比登天还难，结果他只好跑到我们黄安的邻县麻城一个镇上，给一家地主打了四年的长工，直到解放后才敢溜回村子里来。命是保住了，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人们翻起老账，说他曾参加国民党，不然当初不会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回来。他迅速被批斗，斗得实在受不了，便又出去找组织。找了好几年，终于打听到当年新五师卫生部的有关领导还活着，而且就在湖北黄石市任现职，舅姥爷就穿得破衣大甩地去敲门。那位领导看到我舅姥爷，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说，你还活着啊，我以为你早就没命了呢。他们的泪水就哗哗哗地流着。以往我总觉得哗哗哗这个词有些夸张，但那一刻是那样的真实。在幸福的泪水流足之后，那位领导给我舅姥爷周汝贵开了证明，说他是自己的警卫员，舅姥爷这才捡了一条命，并且每个月还获得了十几块钱的生活补贴。我舅姥爷感动地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得以在村庄里立足，并生了一大群儿女，过上了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我时常看着这位善良的、脾气大的、爱喝高度白酒的老头想，如果那位领导没有活着，我舅姥爷也许就会像我爷爷那样天天想着怎么自杀。

这就是本吴庄周围的生活环境。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父母一时的鲁莽或者高兴，不由得人来随意选择。

小时我母亲便对我讲，她自己像我那么大时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天天就是跑反。国民党来了跑，日本人来了跑，土匪来了跑，有时甚至连共产党来了也得跑。因为张国焘开始清除AB团了。

“十三四岁的伢子他们都敢杀啊！”我母亲说。那时，只要稍有文化的、思想的，识字的，爱说话的，大多被张国焘当做AB团分子执行枪决。可以想象，当一些细伢子被枪顶住脑袋，还没有彻底明白革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被革命了，这种痛苦犹如蝎子钻进喉咙，犹如蚂蟥挤进脑袋瓜子。

有思想绝不是一件好事。我母亲说。而我父亲对于我爱对着天空思考极尽讽刺。

在我们黄安，乡下人得出的结论是，凡是有思想的人，杀头挨打的几率比一般人可能性大。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所以后来我在机关搞文字材料，业余时间偶尔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时，我母亲总是高度紧张，生怕有一天我会被批斗；而我父亲，则时时对我一篇文章的稿费竟然比他辛辛苦苦一年种一块地的收入还高，始终感到怀疑。他觉得我的人生在投机取巧，这让他心里特别的不踏实。

这也就难怪那个革命年代有一些事令人匪夷所思了。

一个生动的例证是，被自己父亲送出去读书的李登高，几年不见回来，一回来竟然要革自己父亲李有德的命了，这个消息在村庄引起了轰动。

但轰动归轰动，革命始终没见动静。非暴力主义在我们那里并不流行，“革命是要人头落地的”，这个道理在大家见到死了那么多人后，被本吴庄人当做真理。

因此，在李登高还未彻底革命之前，他刚回来便被村里的团丁盯住了，他们晚上摸上门来抓李登高。

李有德拍着胸说：“这纯是谣言。”

团丁的头目陈无良长得清瘦，斜眼。因为不是本吴庄的，所以说话底气很硬。

“真的想回来革命的吗？”

“没有。”

“要抓自己的老子杀头？”

“没有。”

他们只好吃顿饭，揩把油便离开了。

这样倒真的安稳过了一段时间。结果，黄安县七里坪那边却先闹了起来。一个叫王秀山的读书人，居然真的革了自己父亲的命，带人夜里回来烧了自家的房子。

王秀山的父亲是真正的地主恶霸，于是被农学会杀头了。

“真狠心啊！”四乡八里的人一边在胆战心惊之时，一边慨叹。

他们终于见证了革命的厉害。

但是，后来不知是什么人，又把革命者王秀山的脑袋壳砍掉了。李有德这才惊慌起来。但他仍然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就会革自己的命。这是哪门子事呢。黄安还讲忠义孝道呢，连孝道都不讲，还叫人！

李有德在暗中观察。他看到，他的儿子李登高先生，除了劝他烧地契，返农田和分粮食给穷人，就是安安静静地看书。

李有德好像放心了。但心没放多久，便又提了起来。李有德在忐忑中等来等去，发现革命的阵势已越来越大。先是一些年轻人参加了革命，后来连一些年长的人也加入了，再后来连一些十几岁的孩子都坚决要求革命。黄安县后来诞生的两百多个战将中，像陈锡联等人，都是十几岁跟着队伍走的，有的甚至连放牛娃也跑到队伍里去了。

革命的力量，突然大得令乡绅与团丁害怕起来。他们纷纷搬到城里，找知事反映情况。但知事自身难保，已被董必武的革命搅得心乱如麻，自己都顾不上，哪里还管得了乡下？

革命，竟然在我们黄安县这块长满树和石头的穷地方闹起来。一时，乡下人人惊恐无比。

“要变天了，要变天了……”村庄的读书人这样一说，人们的心头突然无端地恐惧起来。

此时的李登高，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走在乡间的路上，好像就要被风吹走。但这个轻飘飘走路的人，却在村庄里显得格外有分量。

我们本吴庄的革命便在是他的带动下闹起来的。

李登高从武汉回来那天，他骑着一匹马，戴着眼镜，慢慢悠悠地荡回来。

李有德派一帮人到村口迎接他。结果，李登高却带着一帮从山上下来的人，把父亲李有德的团丁们的枪，都缴了。

李有德说：“你疯了吧。”

李登高说：“大，把地契烧了，把粮分了吧，你看村子里饿死了多少人啊！”

李有德说：“你个娼妈养的，要革老子的命了？”

李登高说：“人要有起码的善心，分吧。”

李有德看到手下都没有枪，头一甩，进屋了。

屋子里传出了激烈的争吵。李有德一生气，对老婆说声：“我走亲戚去了。”出门便走了。

这刚好给了李登高一个机会。

李登高把所有佃农集起来，当众烧毁了地租和地契。

当大火在空中扬起来，当纸片的灰烬飘下来，落在穷人们的脸上，他们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好像眼前的火，如梦中一样虚幻。

李登高还对山上来的那帮人说：“把粮食分了吧，我说了算。”

于是，李有德家的粮就这样全被分了。

李有德家的佃农李河水，很惶恐，甚至于不敢站在人群中，分到的粮食都不敢接。特别是当他发现李有德现身时，便悄悄地溜回家了，连分到的土地也不要了。

李有德看到当时的场景晕倒了。

李登高大声对村庄里的人们说：“十六岁以上，愿意跟着我们走的，热烈欢迎。”

我三爷爷与李登高差不多大。他胆怯地问：“做么事去呢？”

李登高说：“我们要打破一个旧社会，建立一个新世界。”

“么事是新世界？”

“就是……居者有其屋，人皆有饭吃……”

那好啊。三爷爷听了特别羡慕。回到家里，他对曾祖父说：“我要跟李登高一起走。”

曾祖父不说话，他盯着三爷爷。曾祖父的眼看上去很可怕，三爷爷的头慢慢地低下，再低下。最后，他不说话了。村子里的青壮年跟着李登高走的近一半。

人们说，连李登高都要参加革命，可见革命多么吸引人啊。

李登高的举动，在本吴庄人眼里看来，真是大逆不道。儿子整老子，哪得合乎礼仪呢？

李有德还没发话，本吴庄更为奇怪的一幕出现了：重新获得了土地的佃农们，竟然没有一个敢去种地！没有一个人敢说这地是自家的！

因为他们不相信，土地就会这么轻而易举地获得。

李有德醒后，气得一个耳刮子打在李登高的脸上。

李登高的身子晃了晃，但话没软：“打也冇得用，革命是迟早的，还不如争取主动！”

李有德气得当晚上了吊，幸亏被帮他家放牛的伢发现了，才被众人从横梁上解救下来。

本吴庄又一次布满了严肃气氛。

李有德家的粮被分光后，他突然没事干了。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曾祖父。

“老哥，咱们聊聊天吧。”

我曾祖父给他让座。但就是不说话。

“老哥，你说，我养个儿子，为么事要来革我的命呢？”

我曾祖父还是不说话，他泡茶，还拿出了自己都舍不得尝的方瓜子招待它。

他们抽烟。阳光透过满村的树枝叶，射在他们的脸上，看上去斑斑驳驳。他们嘴里叼着的水烟袋，那一张一吸的声音在不停地响。

“老哥，你说，这世界是不是要变天了呢？”

曾祖父还是不说话。他们坐在那里，天气燠热无比。

李有德突然说：“你的儿子，是不是也要参加革命了？”

李光天不答。李有德于是怅然地回家，喝着闷酒。

他得想办法。

然而，让本吴庄人没想到的是，在他坚决要收回自己的土地的想法还未实施时，李有德却在一个黑夜里，被人杀死在自家的八仙桌边。等家人发现时，桌子上的茶还飘着香气，他们以为他睡着了，一推，李有德倒在地上。

大家慌手慌脚把他扶好，发现了胸口的血。还有一把匕首，刺中他的胸口仅剩下一个柄。

人们都认为是李登高杀的。

村庄一下子紧张起来了。还不到天黑，本吴庄便开始关门闭户。

李有德这件惊天的大事在本吴庄发生后，又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失去了父亲的李登高，从此竟然再也没有在本吴庄出现过！

当时，谁也说不清他到了哪里，去干了什么。本吴庄的庄稼佬甚至相信这样一个传言：李登高一定是因为心中有愧，跑到河南的某某庙里做了和尚。

无论怎么说，革命在本吴庄闹起来了，而且愈演愈烈。

四

接着，便要讲到我的家族了。

家族的记忆是从我曾祖父李光天开始的。虽然他至今没有留下一张画像，也没有让我们看到片言只语的墨宝。即使有，在我爷爷李成和接受批斗挨打的岁月中也早化为乌有了。但许多年来，我却觉得他好像还在我身边，用深邃的目光，躲在黑暗中看我。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革命的年代，在李有德被杀事件还未平息的时候，我的曾祖父突然沉默了。他万万没有想到，革命有一天会在自己家里发生了。

那是一个漆黑的深夜。

我的大爷爷李成仁看着曾祖父李光天。曾祖父坐在漆黑的椅子上，不说话。夜很黑。屋子外面有风，风一吹整个漆黑的房子都像冻发抖。

大爷爷李成仁山一般地矗在屋子里。最后从胸膛中挤出一句话：“大，我走了。”

曾祖父还是不说话。他开始咳嗽。他咳嗽一声屋子外的雪就从树上应声而落，遥远的大别山深处仿佛也有回声。南方的十二月冰天雪地，寒冷一片。

他们沉默好久。曾祖父才说：“你真的要走？“

“真的要走。不走，活不下去了。”大爷爷李成仁说。

“兵荒马乱，走到哪得好啊。”曾祖母说。

大爷爷说：“他们说共产党是为了穷人的，我要跟着他们走。国民党凭么事抓我去当兵呢？”

屋外的风紧一阵松一阵。曾祖父又沉默了。

“儿啊，好男不当兵啊。”我的曾祖母说。

“不当兵，就会被他们抓壮丁，最后扛枪还不是为了富人？要当，还不如当个为穷人打天下的兵。”

“哥，你先走，找到部队，把我也接去啊。”我二爷爷李成义突然插话说。

大爷爷用手握紧了二爷爷的肩。他突然跪下，对着曾祖父磕了三个响头，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九二七年的冬天村庄里盛行狗叫。大爷爷走的那一夜叫得特别厉害。

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大爷爷是革命去了。他们参加的革命，后来叫做黄麻起义。原来是与秋收起义平起平坐的，我三爷爷直到死时都在叹息：要不是换了一个将领叫张国焘的，这支从黄安城走出的军队，不会像今天的历史这样沉寂。

李光天富甲一方，儿子为什么还要参加革命？这个李有德曾问过的问题，直到今天我还在问。

革命是干什么，本吴庄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革命会让人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

我的曾祖父李光天生了我爷爷李成和那一辈姐妹弟兄一共五个，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半革命者。大爷爷李成仁、二爷爷李成义参加了共产党，剩下我的爷爷李成和，便留在家里传宗接代。

而我后来知道，李光天之所以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去参加革命，是因为国民党常来“化缘”，让他从富有几乎变成赤贫了！相反，躲在山林中的共产党，打倒了土豪时，还时常给村庄送些吃的来。也许，李光天感受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本质上的区别。

大爷爷李成仁走后的每个冬季，每当雪花漫天飞舞的寒夜，曾祖父都坐在故乡黄安城乡下的那张漆黑的木椅上。

他不说话，一大家人都不说话。

只有我的曾祖母，一个劲地躲在被子里哭。她想念她的孩子，但她的孩子一直没有回来。

从此，我们的村庄轰轰烈烈。革命的火种烧遍了整个黄安城，也烧死了许多革命者。

我六叔是读书人。他常讲，是么事原因，让整个村子整家整户的人都出去参加革命啊。

六叔不知道，我更不知道。我仅是想，革命肯定非常神圣。

曾祖父走后的那个秋天，国民党的部队又杀回来了。他们把我曾祖父李光天在树上吊起来，问他的儿子去了哪里。

我曾祖父不说话，他们打断了他的腿。他还是不说话。

国民党的部队又把他放了下来。走前放风说：“如果你大儿子回来，不马上报告，将杀你们全家。”

我曾祖母吓得在人群中哭了。

但李光天不怕。他照样每天带着第二个儿子李成义和第三个儿子李成和，与曾祖母一同上山砍柴，下地种田。他们春耕夏种，秋收冬藏。

丰收的季节，村子里的另一个地主李来福看上了我家的地，派管账的来谈判。

账房先生与曾祖父没出五服。他叹息一声说：“哥啊，把那块地卖了吧，他们盯上的肥肉，吃不到，就只有敬酒不吃吃罚酒。”

曾祖父不说话。

李来福的管家拍了拍屁股，走了。

第二天夜里，我家地里的麦子突然起了大火，即将收割的麦穗被一烧而光。我曾祖父对着烈火放了火铳，但没有打到任何东西。

第三天，家里来了一帮团丁，以纵火罪为名，带走了曾祖父。

无论他们怎样打他，曾祖父就是不说话。

等他回来，他的第二个儿子李成义，从村子里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地主李来福家的一头牛。

此时，村子里的人习惯了听曾祖母哭。事实上，村子里那些年头几乎哭声不断。断了粮的，没了娘的，被李来福家的狗咬伤的，被国民党枪杀的，偶尔还传来死在山上的游击队里头的……

坏消息虽是一个接着一个，但革命的人却更多了。

在密密麻麻的丛林里，在延绵不绝的大山中，在飘来忽去的人堆里，谁也不知道哪里便有革命者。

只有不靠谱的风，在黄安城刮来刮去，还刮回各种各样的坏消息。

曾祖父坐在椅子上，他的脸一天都难得看到一次笑容。我曾祖母每天战战兢兢地在角落里，为一天到晚的一日三餐发愁。

后来，每当炊烟升起，村子的狗都懒得叫了。它们不是饿死了，就是被打来吃掉了。

我们黄安城乡下的房子，就是这样天长日久，被慢慢熏黑的。

我的三爷爷李成和，饿得守不住，跑到山中去找野果子。最后，从树上掉下来，差点摔断了腿。

我们本吴庄地处于一个山连山、山挨山的地方，过了一山，还是一山。平时，这里少有人进来。但突然有一天，山外来了一大群人。这些人带着枪，进了村子给老人挑水，扫地，还四处贴标语。

这是徐向前的部队。后来村子里才知道这是红四方面军。

有个部队首长住进了我曾祖父家。他与我曾祖父拉家常。

“大爷，身体可康健啊。”

“还好。”李光天回答说。

“家里几口人呀？”

曾祖父沉默了。他说：“喝茶喝茶。”

人家就不问了，喝茶。正喝着，突然，家里又进来了一个穿军装的人，叫了他一声“大”。

我曾祖父的茶杯掉在地上。茶杯打了个滚，碎了。来人是他的大儿子李成仁。

“司令……”我大爷爷突然叫了一句。

我曾祖父全身哆嗦起来：“你，就是徐司令？”

徐司令笑着不答，对我大爷爷李成仁说：“是你的家啊？”

李成仁说是，连忙立正，敬礼。

家里一下子忙碌和温暖起来。曾祖父吩咐曾祖母：“快，把那只老母鸡杀了给徐司令吃……”

那天下午，我曾祖父与徐司令说了许多许多的话。曾祖母说，好像曾祖父心中埋了几十年的话，要在一个下午里吐出来。

部队走时，我曾祖父对徐司令说：“把伢交给你，我放心啊。”

曾祖父还带着他们，从屋后的地洞里掏出了一大袋子银元，交给大爷爷带到部队上去。

部队走了后，我曾祖父脸上的笑容便多起来了。

关于大爷爷李成仁加入了革命队伍的事，也在村子里传开了。于是，大地主李来福又来登门了。

“哥，我家那不争气的东西，加入游击队想革老子的命。你家的倒好，还加入了正规军。”

曾祖父李光天仍是不说话。

李来福觉得很失望。村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本吴庄静卧在大别山的环抱里，仿佛一个不起眼的棋子。

部队一来，带来了许多外面的好消息。好像，穷人们一下子要翻身了。还有，村子里许多人都知道，自家的谁谁参加革命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晓得，自己家里的谁谁跟着国民党的队伍走了。

我三爷爷李成和本来要跟着他的大哥李成仁走的。但徐司令看着他的腿伤未好，摇着头说：“老人家，留一个保后吧。革命是为了将来，将来要是一家没有一个人，还革么事命呢？”

虽然徐司令的山西口音很重，但我曾祖父还是听懂了，他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确需要一个儿子传宗接代。要不，后来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我。

尽管这样，部队走时，村子里又有不少达到十三岁以上的孩子，风一般地跟着队伍走了。

但是，山上的游击队经常在三更半夜里摸下山来。

有一天夜里，曾祖父听到窗外的敲窗声：“他叔，是我们呢。”

曾祖父把耳朵贴在墙头上，细听。然后吩咐曾祖母：“去开门。”

门开了。李来福的儿子李文化带着人进来了。

“叔，帮我们搞点盐巴，山上的队伍不吃盐，都走不动路了。”

曾祖父抽烟，不说话。

李文化说：“叔，别让我大晓得。他思想太落后了。”

曾祖父还是抽烟，还是不说话。

李文化和游击队员在我家吃了个饭，便又悄悄地溜走了。

他们一走，曾祖父便吩咐三爷爷李成和，去，砍几棵水竹来。

三爷爷李成和说：“大，要水竹做么事咧？”

曾祖父说：“让你去就去。”

三爷爷听话，便去了。砍回竹子后，曾祖父让三爷爷在外把风，一个人在屋子里鼓捣了半天。

第二天一早，曾祖父对三爷爷说：“把这几棵竹子，送到鸡公寨去。”

三爷爷说：“山那么高，路那么远，我这脚，要走到么时啊。”

曾祖父说：“去吧。”

三爷爷极不情愿地走了。他瘸着腿，走到山口时，便遇上了团丁设的岗哨。

“做么事的？”

“送竹子的。”

“送竹子做么事去？”

“山那边的田，断水了，用竹子灌溉咧。”

团丁用枪敲竹子，三爷爷很镇定。

这时，李来福刚好坐轿经过这儿。团丁们上前叫他李老爷。

“李老爷，我们的财神啊，开会回呢。”

“是啊。”李来福说。

我三爷爷站在那里。李来福看到了，他说：“一个瘸子，送几棵竹子上山，有么事呢，放了吧。不放你们明年连饭都没吃的了。”

李来福一说，团丁们便吆喝：“快滚吧。”

我三爷爷没滚，他一瘸一瘸地上山了。

才过几个山坳，从树后闪出几个人来，抱住了他：“好哥哥，你可算来了。”

三爷爷吓了一跳。一看是李文化，说：“做么事？”

李文化说：“快些吧，把竹子给我们。”

三爷爷说：“我要送到鸡公寨的。”

李文化笑了：“不送，我们送过去就行了。”

他们从三爷爷身上接着竹子，迅速消失了。

三爷爷一瘸一瘸地又走了回来。过哨卡时，团丁们又围上来。

“你的竹子呢？”

“放在山上流水的地方了。”

“真的？”

“真的。”

“真话？”

“不信你们去看。”

“我们才不去呢，碰到游击队就完了。”

三爷爷一下子明白了。

回到家，他还没张口，看到李来福也坐在家里。

李来福问：“送到了？”

三爷爷说：“送到了。”

李来福便看着我曾祖父笑。

我曾祖父低头抽水烟，不说话。

夜里，三爷爷听到曾祖父对曾祖母说：“总算让他们吃上盐了。造孽啊。”

曾祖母说：“李来福不会知道吧？”

李光天笑了：“他精得很，哪有不知道的？他肯定知道是给李文化他们送去的，心照不宣罢了。”

老两口笑了一阵。

又一天晚上，曾祖父又听到了敲窗声。

“老乡，老子……我们是游击队。”

曾祖父突然身子抖起来。

外面的声音又低了些：“老乡，我们真是游击队。”

曾祖父使了一个眼色，曾祖母走了过来。

“快，把门闩紧。”

曾祖母小脚跑得特别快，连忙在门上加了一道铁栓。

“老乡，开门吧，我们在山上好久冇吃饭了。”

曾祖父不理，他跑到屋子里，拿了一把刀。这时外面敲窗户的声音很急。

曾祖父对三爷爷说：“快，钻地洞，到另一侧去敲锣。”

三爷爷一溜身走了。夜很黑，他钻地洞时还把头撞了个包。

一会儿，铜锣声在另一个道口响了起来，一个尖锐的声音在黑夜里炸开：“土匪来了啊，大家打土匪啊。”

话音刚落，村子里便响起了呐喊声：“打土匪啊，打土匪啊……”

一时，本吴庄整个村子里的铜锣都响起来了。接着，家家户户都传出了喊声。

不一会儿，等村民们把家门打开时，外面已是无踪无影。除了风，呼呼地刮过每个巷道，一切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第二天，便传出李来福家的猪没有了的消息。一个呼呼大睡的家丁，脸上还重重地挨了李来福一巴掌，屁股上被踢了好几脚。

从此，关于山上来人，村庄里的人看得更紧更细了。

偶尔，曾祖母也问曾祖父：“你说，老二去了哪里呢？”

曾祖父皱皱眉：“那是他的命。命到哪里，人就在哪里。”

曾祖母说：“那不是等于冇说一样。”

曾祖父不理她，又抽烟。

曾祖母还问：“老大现在哪里呢？”

曾祖父不皱眉：“放心吧。”

曾祖母便一个人悄悄地流泪，并且叹息。

☉第二章：缄默的殉道者

一

现在说到西边。

本吴庄的西边靠近坟地。不知道为什么，本吴庄的坟地看上去乱七八糟，没有规划，也没有庄严肃穆感。我常常奇怪于当时人们埋葬死人时为什么那样随随便便。

许多年后的一天，我问母亲：“乡下那么重视丧葬，为么事我们庄的坟地七零八落？”

母亲说，革命前死人太多，有时村庄里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还多，只能简葬；革命胜利后，本吴庄开始反对封建迷信，葬个人更不像当年那样盛大而隆重，加之受灾挨饿的那些年，村庄里提起死，好像家常便饭，活着的人都难以找到去处，哪里还管得了死人。

有无数次，我坐在山头上，看本吴庄。本吴庄静默得像一幅画，它安安静静地躺在我们黄安的大山里，其波不兴，其名不扬。就像我们黄安县一样，一个长满了树与石头的地方，居然能够走出共和国两百多个将军。我的脑中便浮现出曾经从山中进进出出的人们，感觉世间好像总是存在着一种虚幻，让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惧——行善者自然心安，而作恶者提心吊胆。但透过村庄，穿越村庄的来来往往，我看到的结果却往往是，善人没好报，好人命不长。我因此明白，有鬼无鬼，全由心造。真鬼假鬼，全在人间。

我，从大别山深处的黄安县城走出的一个孩子，常常坐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比一个鬼更可怕，那活着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从本吴庄走出的其他兄弟姐妹会不会想。因为今天的本吴庄与过去大不一样了。今天的本吴庄又人丁兴旺，五谷丰登。但是，村庄里能见到的熟人越来越少，人们一窝蜂地去了城市，本吴庄便渐渐也发生了改变：一帮又一帮的老人，在青壮年离开村庄后，除了带孩子，还得下田种地。每次我回黄安故乡的乡下，看到老人们穿着漆黑而破旧的衣服，出没在有山头的地里，屁股后跟着他们见不到父亲的孙儿孙女，我忽然激活小时的印象：一大早，我们便被大人揪着耳朵，呵斥着起床，像羊群一样赶到田野里，割谷、打草、捡谷、拾花生……我的眼里便被泪水充满。

啊，本吴庄那些常让我泪水沾巾的亲人们……

二

在我们本吴庄，还出过另外一个大英雄。

他的名字叫李稀有。

革命英雄李稀有到底是哪一天去参加革命的，本吴庄的还没有一个人能说上来。我爷爷说，那时村庄里兵荒马乱，谁能记得哪天少了一个人呢？

李稀有是我爷爷的堂哥。他的父亲李光斗与我的曾祖父李光天是亲兄弟。

许多年后，在赵春玲的带领下我爷爷开始挨整时，我奶奶忍不住对造反派说：“你们批他，够么事资格！他参加过支前，他的两个哥哥都牺牲在国民党手里，他还有一个堂哥是真正的老革命，一九二三年的冬天就出去了。你们那时还在哪里？伢啊，你们知道个么事啊！一九二三年的冬天，黄安的天冷得树都快裂了，他堂哥是没有吃一顿饱饭、光着脚就走了啊！”

我们不知道李稀有光着脚在冬天里走出黄安时，是个什么样子。但我们在那里长大，知道黄安的冬天冷时，屋里与屋外一样，别说在外光着脚，就是在被子里，稍冷一点也会冻得直打哆嗦，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可革命者李稀有就是这样走的。

据说，在革命之前，李稀有曾像狼一般地走在本吴庄周围，走在大别山的旮旮旯旯里，想要找点吃的，但是他失望了。黄安四野的大雪把一切掩得严严实实，根本找不到可以充饥的杂草。除了地主家里还飘着香味，黄安的哪村哪屋不是冷火罄音的？

李稀有转了一整天，失望的眼神像冬天一样干巴巴的。

人在饥饿的驱使下最容易脆弱。那个冬天李稀有终于还是受不住，来到本村最大的地主李来福家门口，想向这位父亲的老朋友求点过年的东西。

可李来福说：“你家去年租的田地还缺我的粮呢，我没催要便是行善，你还好意思来借粮。”

李稀有说：“明年再还，你总不能看到我们在冬天饿死吧。”

李来福说：“那是你的事，如果大家都来借粮，你说我借得起吗？都借出去，饿死的不就是我吗？”

李来福说完便推李稀有走。

李稀有想，多少人来借粮你也借得起。但话还未说，大地主李来福就在身后推了他一下。他还没有回头，便听到了身后的门哐当一声响。

李稀有的心震了一下。好像有那一声响是从他的胸里发出来的，震在了他的心上。

出得门来，李稀有看着茫茫的天空与大雪，觉得自己这个男人不像个黄安的男人了。男人的脸面与尊严，在这个大雪曼舞的冬日里化作了仇恨。

仇恨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可能就是在这一刻，李稀有决定做一个像他堂哥李成仁李成义那样的革命者。父亲李光斗死后，他知道自己在大寒冷的冬天，如果没有吃的，除了等死还会怎么样呢？就是逃荒，也走不出绵绵的大别山啊。再说即使走出去，大别山下的穷人都一样穷，富人都一样凶恶，走出也是枉然。

那时，我的曾祖父李光天手中有粮，也有钱。但他偏不借给李光斗——让他特别生气的是，自己的同族弟弟李光斗参加国民党也就罢了，偏偏在日本人进攻黄安的那一年，竟然做了伪军，跟在日本人屁股后，简直就像一条狗！

李光天曾经劝过李光斗，李光斗根本不听他的。在本吴庄人眼里，日本人提出的那些要求，肯定是李光斗献的阴谋诡计。虽说空口无凭，但李光天最容不得本吴庄有人当汉奸，何况这个人，竟然是自己一个不出五服的弟弟呢？他从此与李光斗一刀两断。两个兄弟间便老死不相往来。

再后，有一天深夜，李光斗也被人杀死在自己的伪军队伍里。有人说是游击队干的，也有人说是国民党内讧引起的。反正当时太乱，都说不准。那时，黄安城里的那些没有东西吃的庄稼佬，三个一堆，五个一伙，不是到山上的红枪会里做了土匪，就是到老林中的革命队伍当了兵，组织起来闹革命；再不，就是到地主与豪绅家里作了帮凶。

吃者，国之大也。虽说那时大多数的庄稼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但为了吃，也得在饿死前反抗一把。李稀有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可能还存留着做一个良民的想法与希望，但这个想法没有坚持多久，就被父亲曾经的好友、大地主李来福的胖手那么一推之后便崩溃了。

日他娘，还是上山吧。管他呢，山上的队伍经常摸黑下来，钻到地主与豪绅的家里，还能吃些东西。饿得两眼发昏、肚皮贴着肚皮的李稀有终于下定了决心：革命去！

于是后来，我们从乡亲们的嘴里读到英雄李稀有在革命之初的行动与壮举就是：他在本吴庄附近最大的地主李来福家里放了一把火，然后光着脚丫子寻找革命队伍去了。

当李来福家被大火烧个精光时，李稀有也便变成了一个革命者。

革命胜利后，人们说，黄安人对革命之所以死心塌地，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退路。即使那些有些退路的人，最后也会被逼得没有退路。李稀有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这样朴实地讲道：反正都是个死，如果革命，还可能有希望能够活下去，为什么不革命呢？

于是革命者李稀有，就那样抛弃了过门还不到一年的媳妇，跑到深山老林寻找队伍去了。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六年，这样的事在黄安城经常发生。时局的动荡让人生活得麻木，国民党的别动队与团防接到报案也见怪不怪。谁知道明天这脑袋还长在自己脖子上不？还是把命保住要紧吧。

事实上，这些本来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不革命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活下去的理由是：只有革命，才能有粮吃，有衣穿；革命的队伍人人平等，个个自由。

那时的黄安城头上、乡下土墙边，刷着“革命有土地，革命有衣穿，革命有饭吃，革命会平等”之类的标语。就是这些标语，让四十八万黄安儿女走上了革命这条道路，并且有十四万之众的英灵踏上了革命的不归之路，长眠他乡不醒。

我们不知道大人物参加革命的具体过程，那一切无从考证。总之后来作为胜利者，李稀有好像不太喜欢讲述过去。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更没有百战将星之类的丛书问世。更让本吴庄人气愤的是，作为本吴庄革命者中唯一一位打到了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革命者，李稀有居然连黄安也不回。有人说，可能是因为他的结发妻子，她还一个人活在漆黑的土房中，让他无法面对。但无论怎么说，他在村庄的族谱上还没有排到祖字辈的位置，比他年长年高的人多着呐。再说，虽然革命者李稀有在全国人民眼里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可在本吴庄里，这种人物也太平常了。黄安出去了那么多的人，死在革命路上的不说，光是解放后的那么多高官，在庄稼汉们的眼里，不过只是命大而已，不为稀奇。既然平常，本吴庄的人看问题就有自己的眼光。所以革命者李稀有从不还乡，也便成了本吴庄挨骂的对象。

“么东西，当了官连老婆也不要！”

“再大的官也别从家门前过，三岁的孩童还要叫乳名咧！”

“是呀是呀，一个新时代的陈世美呗……”

人们似乎用这种说法，能够心理平衡一些。黄安人喜欢以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在革命后仍然过着贫穷生活的面子与尊严。事实上，后来的黄安人，对革命已没有当年那么大的兴趣。一切轰轰烈烈地闹过了，一切还是复归平静，还于当初，还于往日，还有么事好闹的呢？各家养大各家的儿女，各家吃上各家煮的饭过日子，各家在年关后找关系跑到城里去打工，挣些辛苦钱，安安生生地讨生活，就行了。

但扎堆的黄安人，拿着碗站在树边、村头和屋檐下，或是饭后聚在一家喝茶，还是喜欢扯出那些旧事，来维系他们在生活圈子中的权威。他们喜欢谈论国事，喜欢臧否人物，喜欢纵论英雄，喜欢制造传说，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某种理想。在黄安人的眼中，革命是一种理想，空谈也是一种理想。

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隐隐约约地知道，革命者李稀有长得并不高大，也不威猛，就是脑袋出奇的大，好像一个大南瓜，顶在一个人的脖子上。

战争毕竟是带了血腥味的。无论是敌军还是友军的尸体，都让人感觉到死亡是那样的迫近。谁也不敢断定，哪一场战争与战斗中，会有谁倒下去不再醒来。在一个炮火纷飞的年代，战斗减员与非战斗减员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情。

不平常的战争往往只发生在自己与自己的斗争之上。

每当激战过后，李稀有便觉得心里涌动着让他不得安生的血液。那是一种可怕的血液。他是过来人，虽说结婚不到一年，可毕竟经历过人间的冷暖，经历过女人的身体，经历过生活的滋润。这是被革命所忽略了的。其实，作为强者，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我们之所以觉得革命者李稀有是一个人，那就是在每一场带血的战斗过后，他看到部队里那些不同于男人们的笑声，就会想到远在黄安城乡下的妻子。那个影子尽管模糊不清，但她存在。

乡里人说，革命者李稀有的第一任妻子应该说是一个贤妻，嫁到他家后，不但没有享受过一天的清福，相反由于过度的疾苦，她显得是那样的消瘦。就是李稀有本人心里也得承认，妻子嫁过来后对他是温柔的，体贴的。这正是黄安城女子的美德。毕竟，在黄安城，族权、神权与政权的浸润，使得女人们总是认可现实的命运，而变得乖乖巧巧，温温柔柔。

三

我母亲说，革命者李稀有第二次婚姻是在长征的路上产生的。这只是时间上的大致猜测。

在我们黄安的大人物中间，只有王近山将军的爱情故事才偶尔被史书与传记提到，有的提法含含糊糊。其实我更相信这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如果在世，肯定会直来直去。那才是黄安人的性格。黄安人如果老是扭扭捏捏，小里小气，抠抠索索，就不会闹革命了。至于像李稀有这样的革命者，不知是他本人的不愿呢，还是后代的讳疾，再或是党的纪律什么的，总之是不让人说道。

我六叔根据一些资料断定，他的叔父李稀有认识第二个妻子纯粹是偶然。快长征的时候，他已是一名团长了。那时当一名团长比现在年轻多了。战争是军官们迅速成长的原因之一。

一九三四年对于走出黄安的红四方面军来说，是一个特别令人忧伤的年份。经历了历次运动与肃反后而幸存下来的年轻团长李稀有，在新的战略形势下，不得不随着红军撤退。

命运好像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圈套，专门要考验人们。当他们路过江西的时候，在一个小村庄救下了一位差点被国军杀害的年轻女子。

那场战争死了三个红军战士。最后，整个村庄除了尸积如山，就剩下一个孩子与这位正准备上吊自杀的女子。

年轻的团长看到这位年轻的女人那盈满了泪水的眼睛时，心动了一下。按照规定，当时部队不能带着这样的女人行军，就是伤员，也只能安置在当地老百姓的家中。部队还要发展力量补充兵源，但是很少带上这些没有战争经验的女人与孩子。革命在那时毕竟是在生死之间走钢丝。

那位女人看到他们时，决定不自杀了。

“带着我和你们一起走吧，我也要参加革命，打那些王八羔子们！”

整队的军人沉默了。大家看着李稀有。

李稀有也看着她，多么漂亮的一个女子啊！

“首长，我会做饭……带上我吧……”女人的目光流露出哀求。

李稀有最怕看女人这样的目光了。他看到整个村庄被烧成一片焦土，再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与孩子，英雄的心肠一下子涌上了往事的回忆，看着炊烟在远处与天一接，他的心软下来了。在没有与上级请示的情况下，他对警卫员说：“带上她们！”

在这支名副其实的钢铁部队，李稀有就是权威。因此，尽管部队的政委表示反对，可他们还是带上了她们。

孩子很乖，很快学会了放哨，而这个叫英姑的女人，便在队伍里做饭。于是，李稀有的团里便又多了两位苦大仇深的红军战士。这样一来，没有人再议论这件事了。

战争始终是与紧张连在一起的。战争就像军人的呼吸，打惯了仗的人，如果停下来，就像大便阻塞了肠道，封闭了肛门。战争之暇，李稀有看着孩子在跳来跳去地捡弹药，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怜爱。他常常摸着孩子的头想，这个聪明的孩子，本来是可以在学堂里读书的年龄，可惜生错了年代。

而对于团里又来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有着革命柔情的李稀有不是太习惯。每当目光掠过她，他便觉得身上有着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因为在战场上时，每当看到她在后面跟着，李稀有便觉得力量大增。凡冲锋陷阵，有着使不完力气。而一旦硝烟散去，一种惆怅便包围了男人。

女人，常常使本来平静的男人，成为强者和勇者。

两军相逢，勇者胜。李稀有因此常常成为战斗中的胜利者，他所率领的团队，很快成为长征中最为出名的一支。

不幸的是，在一次打扫战场时，一位国民党的残兵，卧在壕沟中，打来了一梭子冷枪，正好打在四处捡弹药的孩子身上。

女人哭得死去活来。

女人哭声，勾起了革命者们的仇恨与伤痛。

本来，这些把死亡看得和生一样的钢铁战士，对死，已感觉平常。但一个女人的哭声，却使这些男人们在那星冷天凉的月夜里，唤醒心底埋藏与压抑了很久的往事。

许多长征路上的老兵都有着自己伤心的往事。

先是一个，接着是两个，再是三个，最后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哭起来了。

没有人会料到这样。革命者李稀有也没有料到。一个团的人马呀，居然没有一个人不掉泪的——但是，那个夜晚的确发生了。虽然孩子不是女人自己亲生的孩子，但是，她那撕肝裂肺的哭声，却把那些走了天涯见了世面的男人们的心，哭得在革命的道路上直摇晃。

那是真正的哭。

男人的哭声在那长征的夜空里，显得格外的悲壮与惨烈。

问题其实不在女人身上。问题出在过草地时，张国焘的部队要与中央搞分裂，于是这支多灾多难的部队三过草地，数过雪山。当张国焘带领的十万大军与一方面军会师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支缺衣少粮的仅有一万余人的队伍，于是，他的野心和目光便又无限地放大，像那茫茫无际而又辽阔的草原。

四方面军改变了行军方向。

李稀有问：“我们不为什么不按中央确定的路线前进？”

无数个四方面军的战士都这样问过。但有了白雀园肃反的悲剧和无数次清党的痛苦记忆，他们的问号化作了沉默。

他不过只是一个团长。连中央的命令都被张国焘当做耳边风，更别说区区一个团长的话了。于是，李稀有只好服从命令，在那劫难重重的草地上来来回回。那时，他还不认识我的曾外祖父，不知道这支军队中，有一家人，在命中要与他发生亲戚关系。他们只看到，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倒在草地与雪山上。

方面军中开始有人呐喊：“我们为什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你们看看死了多少人了？多少条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生命啊，就这样毁了，没了……”

你们看看吧，那些革命者——他们不是死在战场上，不是死在战斗中，那么多坚定的乐观的革命者，仅仅因为党内个人的争权夺利，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无数的革命者不再做沉默的羔羊任人宰割。于是，如日中天的张国焘一声令下，又是许多人头落地。像所谓的AB团一样，一个战士被拉了出去，又一个战士被拉了出去……

所有可疑的、所有说过话的、所有“不坚定”的人，统统杀掉——无边的草地，皑皑的雪山，阴冷的风吹过了一阵又一阵。

他们想反抗，但无力。长期的革命斗争，不仅是和蒋介石斗，和日本人斗，还和内部的人斗，他们特别害怕保卫局的人突然点到自己的名字……

终于，有一天轮到她了。

这个团中唯一的一个女人，这个随军后像男人一样的战士，竟然被当做“可疑”的人要抓起来杀掉。

革命者李稀有看到了。在他们把她绑上之时，他刚好骑着马从总部归来。

他看到了她流泪的眼睛。但她没有哭，也没有叫喊。死的人太多了，死得让人麻木。这个在几个月前还是老百姓的女人，亲眼见证了革命的残酷。

“放了她！”

李稀有团长说。

保卫局的人站住了。他们都听说过这个团长的厉害，打起仗来，不要命啊。

“可是……”他们嗫嚅着。

“她是一个女人，放了她！”他的口气不容置疑。

“可是……”

“我保证，放了她。”他恶狠狠地说。

那些人还在迟疑。

他拔出枪来。那些人害怕了。就是张国焘，也对这员虎将礼让三分呢，别看他只是一个团长。

革命者李稀有以坚定的口气再次说：“这是我的女人，谁毙她我杀了谁！”

他们低头俯耳议了一阵。

“李团长，真的是你的女人吗？”

“是的。”他的回答非常坚定。

他们又低头交耳一阵，终于给她松了绑。

那天夜里，女人自动搬进了他的帐篷。

虽然，我们不知道那天夜里，这个草地之夜是怎样的惊天动地，但我们相信，那个夜晚草地的月光肯定不再清冷，草地的露珠肯定不再摇曳，草地的枪声甚至连战友们的脚步声都不会太重。有关那一夜的种种传说，让我们懂得了一个黄安男人的英雄气概。黄安人就是那样敢爱，敢恨。

对于革命者李稀有来说，这是他生活中出现的第二个女人。

命运在苍茫的革命途中，好像对他特别的垂顾，但是这种好景经不起风吹雨打，又似海市蜃楼一样短暂。

这个可怜而又可敬的女人，在新婚后不久，当张国焘终于服从中央的命令而第三次翻越雪山时，不幸从高高的山上摔了下来，死了。

她死时，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

她肯定想不到，在短暂的人生中，还有那样美好的故事。她也把这美好，留在那个团队每个战士的心里，留在了革命者李稀有那狼一般的呜咽声中。多少的生死，已使得这些革命者的心，变得像钢一样强硬。

四

现在该讲讲本吴庄西边的革命者了。本吴庄的西边破破烂烂，从屋子外面的墙壁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西边过去都属于穷人区。我小时的印象，穷人的活法与富人的活法，那就是穿布鞋与穿草鞋的关系，吃谷与吃糠的关系，住草棚与住瓦房的关系。

按说，穷人与革命都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但历史在本吴庄出现了转折：西边最穷的那些人，居然是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多！

翻开黄安的历史，再往前点看，在革命烈士张南一的眼里，他为发展革命力量而打鼓说书时，用的词可能更为确切：

有贫农坐田埂自思自叹，

叹只叹我穷人缺吃少穿。

天地间应该是人人平等，

为什么他该富我该受贫？

那富人他说是命中注定，

又说是坟山好风水凑成。

我穷人做苦工日夜不睡，

倒转来衣食住都不如人。

劝大家切不要被人蒙哄，

全都是剥削者一手造成。

这个坚强的革命者，被国民党的部队捉到时，被国民党割了耳朵，挖出了舌头，剖了胸膛，他还是要革命。国民党的部队拿他没法，只有将他在七里坪镇边的河滩上活埋。许多年后，我来到那个河滩，只看到一个小石碑前，立着他的介绍。如果不是人们提到，很难想象黄安还有这样的革命者。我站在那儿，看着不语的河水，静静地向南流去。

与他同期革命的，还有黄安县桃花乡的地主伢王秀松。在这个坚定的革命者眼里，穷人是那样令人伤心：

穷人实可怜，

缺油又缺盐，

勤扒加苦做，

无吃又少穿。

日子似黄连。

叫声我姐妹，

不要把急着。

黑暗地狱努力来打破，

再走光明路，

姐妹才能快乐。

姐妹要同心，

同把政权争，

夺取政权解放姐妹们，

一切都有份，

万恶封建肃清。

热血尽染丛林，

青春化作红泥。

这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革命者，首先是像我们村李登高那样革自己家庭的命，最后却死在革命的路上，今天的人们提起他来，只有老人叹息，年轻人基本一无所知。

很难想象，我们黄安那样一块山不高、树不密、水不长的地方，革命的氛围居然是如此热烈。我想起了小时候，我曾多次到我母亲舅舅家里去时的情景：我坐在他的怀里，看他用手摸自己身上未取出的弹片，一边摸一边笑着拉我的手，让我也摸摸。我摸着那硬邦邦的东西，突然感到特别害怕，觉得有鬼在他肚子里存着，我吓得直哭，而他，居然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我于是觉得，我们黄安人真的不怕死。

西边的革命者，也没有活着回来的。他们少数人在参加共产党革命的同时，与东头和南边的不同是：一家人既有参加共产党的，也有参加国民党的；参加共产党的少，参加国民党的多。正因为如此，革命胜利后搞运动时，我爷爷李成和在无数次接受批斗的同时，偶尔也有西边的人参加陪斗。

这个人，一般是我同学李晓光的父亲。

李晓光的二爷爷一九四九年以前去了台湾，有了这一层关系，他父亲李红旗便没有好果子吃。

母亲说，李晓光的爷爷也是弟兄两个，一个叫李宝山，一个叫李宝玉。他们与李晓光的曾祖母一起艰难度日，但西边穷人的生活太苦了，他们便决定去参军。那时，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在经历了黄安连续几场恶战之后，暂时处于低潮，大部分撤出黄安，不知到了哪里；留在山上打游击的，也不易见到。而国民党的部队，害怕共产党又回来发展人马，便四处抓壮丁。

李宝山的母亲常常哭：“伢啊，去找队伍吧，队伍上有饭吃……”

兄弟两个听母亲这样哭得多了，竟然真的瞒着母亲，偷偷地上路出去找队伍了。

他们被国民党的团丁四处拦截。结果，在寻找红军的路上，一个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个千辛万苦才找到了游击队。

我六叔是村庄的活历史。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回到故乡探家时，六叔对我讲，找到游击的是李晓光的大爷爷李宝山。这个人参加革命后进步很快，参加了多次反围剿斗争，出生入死，很快干到了团长，是革命的大功臣。而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的是李晓光的二爷爷李宝玉，那时他还不到十五岁，先是在国民党的部队里烧火做饭，后来当了一个师长的马夫，再后来当了排长，一直干到了国民党部队的旅长。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全面溃败，李宝玉被挟持运到台湾，最后还干到了少将副军长。

兄弟两个，就这样踏上各自革命的征途。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两个孩子走后，李晓光的曾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为了找到儿子，她开始踏上了讨饭的漫漫历程。有人说，两个孩子早饿死了，她不相信，她一定要找到他们。

我们不知道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这位可怜的母亲是如何躲过地主家的狗和土匪流氓的枪的，有几年，村子里的人们都快把她忘记了。她不但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反而流落在外，瞎了双眼，走不回来……

终于有一天，我的曾祖父李光天在武汉的一条江边，带着我年轻的爷爷李成和准备坐船过江时，突然看到坐在地上一个要饭的人很面熟。他停在那里，仔细地看。

看了半天，李光天问：“大嫂是哪里的？”

那个衣衫褴褛的妇女不答。好像觉得没有人会问起她。

李光天又问：“是宝山娘不？”

话音刚落，我爷爷李成和听到了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哭。这个女人紧紧抓住李光天的手：“你，你是哪个啊……”

李光天的眼迅速湿润了。

他说：“我是李光天。”

那个女人一声长嚎。她抱住我曾祖父李光天的脚，哭得岔了气。

我的曾祖父这才知道，李宝山的娘眼睛瞎了。他后来还知道，为了找到自己的两个儿子，李宝山的母亲走遍了整个湖北。中间，她遭遇过乡间的团丁的侮辱，遭遇过土匪的欺凌，遭遇过饥饿的折磨，遭遇过狗咬虫叮……

一个乡间的女人，只有哭。

在这样的日子里，这个女人只有哭，终于有一天把眼睛哭得看不见了。此时要还乡，是何等难啊。她被人贩子贱卖到汉口，不久又被人扫地出门，靠乞讨度日……

李光天当即准备把她带回本吴庄去。他给她买了几件像样的衣服，让我爷爷李成和背着，一路通过了不少关口，终于把她运回了本吴庄。

李晓光的曾祖母回到本吴庄时，哭得整个村庄都地动山摇，哭得村庄的女人都泪流满面。此时，她已离开家乡整整八年了。

八年后的本吴庄，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对于李宝山和李宝玉，改变是显而易见的。

那时，革命的力量在黄安城此消彼长。一会儿是共产党的部队占上风，一会儿是国民党的力量占了优势。革命像墙头的草一样，摇摇摆摆，晃晃悠悠。

我六叔谈起这些事时，一边讲一边叹息。

他说，终于有一天，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李晓光的两个爷爷，同时出现在一个战场上。

按我六叔的讲法，是已成为大别山区新五师红军队伍中一名副团长的李宝山，居然在同一次战斗中，看清了对手是身为连长的李宝玉。

李宝山喊：“宝玉！”

李宝玉举着枪，惊住了。

当他看清对面是他的哥哥时，他不敢叫。因为他身后是国民党的许多上级，许多兵。

李宝山还在喊：“宝玉！宝玉！我是宝山！”

李宝玉还是不回答。当泪水从他眼中流出来时，他的枪开始朝天放。

最后，这对分别了多年的兄弟，就这样在战场上匆匆见了一面。见面时他们各为其主，分手后他们各自天涯。

李宝玉一直没有回到本吴庄来，倒是李宝山，在有一天的夜半里摸黑回家。

他没有见到他的大。

他的娘那时出去寻找他们了。李宝山哭了一场，又跟着队伍走了。

许多年过去后，在我曾祖父把李宝山的娘带回本吴庄，革命又发生了许多改变时，突然有一天，几个身着便衣的人，带着一个孩子来到了我们村子。

他们找到了李宝山的娘。李宝山的娘那时白发苍苍，耳朵不好使。眼瞎加上耳聋，老太太的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

来的人是红军留下的地方武装。他们带回了李宝山的骨灰盒，还有一个不到两岁的男孩子。

那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很少。我曾祖父李光天已经死了，我爷爷李成和与村子里的几个说得上话的长辈，一起作为村庄的代表接待了他们。

队伍上来的人说：“李宝山同志为革命牺牲了。”

他们又说：“这个伢，是李宝山的骨肉。”

我爷爷非常奇怪地问：“他有细伢了啊？”

队伍上来的人说：“他在革命队伍里结了婚，生下孩子后，女人由于根据地条件太差，死于咯血。”

他们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后，国民党的大部队要围剿中原。中原的部队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转移。结果，新五师在向北突破包围圈的过程中，李宝山战死。后来，一个老队员冒死找到了李宝山，他还活着一口气，对老队员说：“把我的儿子送回黄安县的本吴庄吧，听说我母亲还活着，把孩子送回去陪着她吧……”

战争是残酷的，它远不如今天我们看电影时那么浪漫。中原突围的负责人李先念听说这件事后，想起自己参加革命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母亲，一时悲恸之心大起，决定派人冒着千难万险把小孩送回来，让地方的武装负责把孩子安顿好。地方上的武装找了好长时间，几经打听，才得知李宝山的娘真的还活着，就把孩子送回来了。

这个孩子，便是我小学同学李晓光的父亲李红旗。

队伍上的人没有讲李宝山是怎么战死的。但李红旗就这样突然空降到本吴庄来了。可怜李宝山的老娘，又聋又瞎，拉扯着孩子，非常不容易。幸亏我们本吴庄是一片革命的热土，在大家的帮忙下，这个孩子最后总算是活下来了。

☉第三章：不期而至的哀伤

一

前面说过，本吴庄西边参加国民党的比较多。出去革命就像今天的打工者们一样，先出去的一个，总要带走一帮。因此，第一个出去的人，参加什么组织，往往影响后面的一批。

有一天，本吴庄西边在外面国民党部队当差的李铁路，带着一个勤务兵，穿着军官服装，大摇大摆地回来了。

一回来，他召集村子里的老人们开会。曾祖父李光天也去了。

李铁路站在一个稻草堆上，先是朝天放了枪，然后说：“你们听着，我现在是国民党十五军独立团团长，准备进山剿匪了。都本乡本土的，念在一村一姓的面上，把丑话说在前头，你们家谁有人在山上，赶紧劝回来，不回来，打死了，莫说我没给大家面子。”

大家都不说话。

李铁路指着李来福说：“你家的文化，听说在山上？”

李来福点头哈腰地说：“好侄儿，我不晓得咧。”

李铁路说：“我都听说了，赶紧想办法劝回来，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路，不晓得死了多少人！都往四川方向逃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他们等不到了。下山来投降才有出路。”

李来福说：“真不晓得，要是遇到了，你一枪给我打死他。”

李铁路说：“那倒不至于，主要看他的表现。再说，你的大儿子，还在中央军的部队当秘书呢，也得给点面子。不过，对其他人，我可不客气了。”

说完，李铁路一指我曾祖父：“你的两个儿子，听说都参加了共产党的部队？”

我的曾祖父李光天说：“报告李团长，我不晓得。都出去找口饭，说没影就没影了。”

李铁路说：“共匪进村时，听说你大儿子和徐向前一起回来了？”

我曾祖父说：“哪个说的，我没见过啊！”

“真没见过？”

“真没见过。他们说你妹妹李铁梅也参加了共党，你信吗？”

本吴庄的人们一下子笑了起来。李铁路有些气恼地说：“那是造谣！诬蔑！我妹妹，一个女伢，么样会参加革命呢？”

他话头一转：“你家老二李成义呢？他到哪里去了？”

我曾祖父还没说话，但我曾祖母在人群中突然一下子哭了起来：“伢啊，你命苦呀，到哪里去了咧，么样不回家看看娘呢？”

曾祖母一哭，人群中很多女人都伤心地哭了起来：“我苦命的伢啊，你死到哪里去了啊……”

这会便开不下去了。本吴庄出去了那么多人，谁晓得他们都干么事去了呢？有的参加了革命，有的被抓壮丁加入国民党，还有的上山参加了游击队，也有的上山当了土匪，还有的到武汉去做生意，有的到外面去要饭……兵荒马乱，哪个也不晓得。

李铁路这话便讲不下去了。下面有的是他亲属，有的与他家相邻，其他的都是看着他长大，还有奶过他的，他讲着讲着，发现做官莫从家乡过的道理，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说：“你们不说，那我们只有在战场上见了，到时子弹可不认人……”

不管子弹认不认人。本吴庄人要过自己的日子。他们一面关心革命的动向，一边关心自己亲人的安危。

我母亲说，四方面军撤走的那一晚，半夜三更时，有许多人进了我们村子，他们叫醒我曾祖父。在一行严密的岗哨下，搬了许多东西进来。

其中，就有我大爷爷李成仁。

“大，我们暂时要走了，徐司令说有些东西，放在你这里先藏着。等我们回来时再来取。”

“嗯。”

“大，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嗯。”

“大，一定要保管好，这比命都重要。”

“嗯。”

曾祖父嘴里永远是一个“嗯”字。至于什么东西，他不问。

曾祖母拥抱了一下自己的大儿子，泪水哗地便流了下来。

“娘，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说完，部队一下子便消失在黑夜中了。

接着，轰轰烈烈的革命一下子消沉了。

村庄和村庄周围，四处都传来死人的消息。

“四方面军入川啦……”

“革命转入低谷啊……”

“死了好多好多人啊……”

各种各样的消息从山那边传来，得不到印证。

过不久，山那边出现了一彪队伍，打着青天白日旗。

是国民党的部队！

他们又开始围剿苏区了！

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

本吴庄一下子又萧条起来。

曾祖父每到天黑，便闩上门。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跑到地洞里睡觉。村子里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筑围墙。李来福家的帮工和佣人，整天抬石头。进入本吴庄的路，封得越来越死。

国民党的部队驻扎在河滩上。由于都知道这个村子里出了李铁路，还有李来福的大儿子李从容，所以他们一般都不入我们本吴庄，而到了其他村庄，那些当兵的，让家家户户鸡飞狗跳，鸡犬不宁。

这是个什么世道啊！我的曾祖母每天叹息着说。

她开始越来越担心他的两个儿子。而她的儿子，从此渺无音讯。只有从山外吹来的风，一股又一股，穿过楼道，刮到山的那一边，最后无影无踪。

三爷爷李成和坐在家中，慢慢地变得一言不发。

有一天夜里，我曾祖父听到了悄悄的声响。

声音很低，但他还是听到了。

“是土匪！”他对我曾祖母说。

看到一家人钻进了地洞，我曾祖父拿着一只板凳，来到了火房。他听到土匪在外面挖墙洞。

外面的人窸窸窣窣，里面的人却清清楚楚。

外面的人悄声说：“快挖，从这家开始，他们家开过当铺和票号，据说有银元。”

我曾祖父听了笑。

终于，本吴庄的青砖墙被土匪们挖开了一个小洞，仅够一个人头伸进来。外面的人说：“我伸头进去看看，看人家都睡熟了没。”

当他把头伸进来，我曾祖父的板凳就放了下去。不是打砸，而且牢牢地卡在了土匪的脖子上。

土匪痛得大叫：“快！把我拉回去。”

天漆黑，他没弄明白，因为被凳子卡住了头。外面的人越拉，他痛得越厉害。

我曾祖父不说话，他死死地坐在板凳上。板凳抵在墙上，很牢固。板凳是团木做的，很坚硬。

外面的狠拉，让伸进头的土匪渐渐没有了声息。外面的人狠狠地拉，最后只听咔嚓一声响，土匪的身首便异处了。

外面的人抢了半具尸体，里面的我曾祖父，拿到了一颗人头。

外面的人突然发起火来：“烧，烧，烧掉这个村庄！”

还没等他们点火，本吴庄的铜锣突然响起来：“打土匪啊！”

一时，火把便围成铁桶一般，围着村庄一周。

“快撤！有准备！”土匪们丢下尸体，跑了。

第二天，土匪的头被挂在本吴庄的寨子上。好长时间，土匪不敢再来村庄。

李来福见到我曾祖父说：“你小心，怕土匪们来报复我们村庄啊！”

我曾祖父说：“除了命，我什么也没有，不怕他们来！”

李来福哼了一声走了。

我曾祖父知道，李来福怕土匪来打劫他家的财产。

结果，土匪们没来，屯兵的国民党部队长却带着一小队人马进村了。

全村人都被召集在打谷场上。

部队长开始训话：“你们这个村，成分复杂，参加共匪的有，参加我军的也有，我们不准备杀人，但部队需要一些钱粮，家家户户按人头捐。”

他的话一说，有人就开始哭了。

一九三五年，由于黄安大旱歉收，村民们都吃不饱，哪里还有钱粮捐献？

队伍到每一家，每一家都表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部队长住在李来福家，感觉很没面子。

李来福说：“这个村不能硬来，硬来会官逼民反。”

李来福又说：“这个村的村民民风剽悍，一急就会拼命。”

李来福还说：“这个村也就李光天家还有点底子。”

于是，部队长带人来到我曾祖父家里来了。

“替村民交点吧，不然，他们就忍不住，出了问题，卑职也没办法。”

曾祖父说：“哪里有钱呢？”

部队长说：“你可以印钱呀，你家印的钱原来不是行销鄂豫皖吗？”

李光天说：“早就不流通了，兵荒马乱的，个人的钱庄办不下去了。”

部队长说：“反正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捐赠一千个大洋就可。”

曾祖父开始抽烟，他的烟斗抖得很厉害。

“如果的确没有，会么样？”

“没有？那只有拿人头来见。”部队长说。他的脸上，青筋毕露。

“你说话算话吗？”

“我堂堂的一军之长，能不算话吗？”

“那好。”我曾祖父说。他回答得很干脆。

第二天早上，他见到了我曾祖父李光天。不过，他见到的，不是活着的李光天，而是死了的李光天。

李光天上吊了。

他把自己吊在了城楼上。

我的曾祖父死了。他把自己挂在我们本吴庄的寨子上，所有进寨子的人，都能看到。

寨子上有人喊：“见到了人头，你们该撤兵了！”

部队长的队伍，先是列队站在本吴庄的寨门外，最后悄悄地撤走了。撤走前，让我们本吴庄的人没想到的是，部队长还派人送来了一百块银元。

部队长讲：“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一条血性汉子！”

我曾祖父以自己的死，救了全村子人的命，换来了本吴庄暂时的安宁。从此，李光天在地下私自流通的票号，慢慢开始贬值，并且一贬再贬，一泻千里，终于遭到挤兑，渐渐的市面上就没有了。本吴庄好大一片人所记起的，也仅是一个老人，曾在寒冬腊月，年终岁始，偷偷地在他们家的门前挂猪肉的情形。人们一边感慨的同时，一边为自己的命运而发愁叹息。

李来福走在送葬的人群里，似乎哭得很伤心。风一阵又一阵地吹在城墙上，再弹回来，听上去悲风阵阵。

埋葬了曾祖父李光天，曾祖母的头发一夜间全白了。从此，三爷爷便打消了要出去革命的念头。

三爷爷记得，父亲李光天死前的那个晚上，只留给了他短短几句话：记住，本吴庄祠堂里的那尊佛像，永远动不得。那下面藏有东西，是徐司令他们的。

他还说：“伢啊，总有一天，徐司令会打回来！”

李光天的死在本吴庄引起了很大震动。从此，家家户户不到天黑便关门闭户。一到黄昏，整个本吴庄死一般的沉寂。

从此，我曾祖母的眼里老是流着眼泪，而我三爷爷李成和的眼里老是冒着怒火。

李来福见了很害怕。他派人来帮我三爷爷种地，插秧。

李来福说，李光天是为寨子死的，死了我们不能不管他的家人。

三爷爷李成和不说话。他开始拼命干活。后来，还用部队长给的那一百块大银元，置了一些田地。三爷爷想不到，正是这几亩地，在解放后给他带来了大麻烦，革命者李登高的老婆赵春玲把他划为富农。

有天，一个从河南来要饭的人晕倒在我家门前，三爷爷给了他一碗饭吃。那个人救过来了。

醒来后，李成和问他为什么从河南跑这么远来要饭。

那个乞丐哭着说：“一路上都要不到啊，到处都是死人……”

三爷爷的心便软了。他问：“你愿不愿意留下来？愿意，就在我家帮我种田种地，好歹有口饭吃。”

那个乞丐双腿便跪下来了。

三爷爷想不到，正是由于收留了这个乞丐，解放后他被整得死去活来。

三爷爷开始像曾祖父一样，到外面贩猪卖。靠着这个手艺，我们家里能闻到肉香味了。

曾祖母便张罗给三爷爷找一个媳妇。

三爷爷说：“要什么媳妇！这年头，谁能保证能活过明天？”

曾祖母说：“不管明天怎么样，今天就要好好活！”

于是不久，三爷爷结婚了。他娶了一个邻村的姑娘，喜事没有像他人那样大操大办。只请了几个较近的亲戚热闹热闹。

请客那天，李来福突然让人送来了半扇猪肉。三爷爷去还礼，给了李来福家三块银元。

三爷爷说：“不能让他小看了我们孤儿寡母！”

这三块银元，给我们家惹来了祸。

李来福的大儿子李从容刚好在家休假。看到了这三块银元，鼻子冒烟了。“一个穷人家，还有银元？是不是共产党？”

李来福躺在床上，说：“他爹是为村庄死的，不要再惹事了。”

李从容说：“这事还得好好查查。”

李来福说：“文化说了，李光天家对革命有功，不能动他们家。”

李从容说：“大，这个文化不听话，听说他又派人端掉了我们一个排。要不是我在上面顶着，恐怕你们早没命了。”

李来福长叹一声：“世界不太平，何时是个了啊。”

李从容不听，他跑到我爷爷家里来了。

我曾祖母坐在堂上，毕恭毕敬地欢迎他。

“大娘，成和干得还好吗？”

“一般一般，就是糊个口呀。”

“糊口？糊口还能大方地送三个银元给我大？”

“因为你们家的礼重，他不想亏欠啊。”

这时三爷爷李成和进屋了。看到李从容，连忙加茶。

李从容说：“听说贩猪赚了钱？”

李成和说：“就度个日子，难啊。沿途都是关卡，处处吃拿卡要，搞不好还把命搭上了。”

李从容说：“有这事？”

李成和说：“是啊，不是团丁便是土匪，有时连正规军也不给钱，把猪说赶走就赶走去吃了。”

李从容说：“这样的事，你对我说，我给总部报告。妈拉个巴子，还欺侮到我们庄子里来了。”

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我曾祖母觉得空气中充满了杀人的气味。风有一搭没一搭地吹过，我家茅草棚上的草，在随风飘荡。

李成和看着李从容没有走的意思，他知道李从容的意思了。把李从容带到院子里，拿了一把铁锹，说：“帮我挖吧。”

李从容看着他。

李成和自己动手挖了。挖着挖着，一个土瓷罐露了出来。

李成和指着土罐说：“全部财产都在这里了。”

李从容抱着土罐走了。李成和叹息着对我曾祖母说：“与他大一个样，杀人不眨眼啊。”

李从容刚从我爷爷家离开不久，山上突然传来消息：李文化死了，请李家派人去收尸。

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然。四方面军走后，李文化还留在大别山打游击，好久都没有回过村子了。

李来福与李从容商量，决定派一个家丁去。可山上说，必须李家的人亲自去。

李从容不敢去。他说：“我是国民党中央总部的，大家都晓得，我去怕是没了命，谁来给你续香火？”

李来福便来找我三爷爷：“侄伢，你和我一起去吧。”

“叔，山上全是队伍呢。”

“我知道啊，侄伢，造孽啊。你大给游击队送过东西，他们不会杀你的。”

李来福一说，我三爷爷怔住了。

“么时送过啊，这可是要杀头的。”

“伢啊，上次你送竹子上山，那竹子里全是盐巴，我都知道啊。”

李成和吓出了一身大汗。

他随李来福一起上山了。

大别山的山山岭岭，走来走去，像是在原地踏步。他们走了整整一天，幸好没遇上土匪。到夜里，他们到达了游击队指定的地方。

李来福见到李文化的尸体，从来没有流过泪的他，突然放声大哭。

李文化是被内部肃反时整死的。苏区来的领导，在大别山深处掀起了腥风血雨。凡是有文化的、家庭说不清的、发过牢骚的，统统都以反革命和AB团被枪杀。

李文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被绑了起来。由于他是李来福的儿子，于是他自己也倒在自己人的枪下。

李来福是真的哭了。我三爷爷趁机问送尸体的人，问见过他的大哥李成仁、二哥李成义没。

送尸体的队员说：“我们也是偷偷从驻地跑出来的，毕竟是文化大哥带着我们一起参加革命的，乡里乡亲，哪个忍心看着他被狼叼走、被野狗分尸啊！听说你大哥他们打到了川陕，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

送尸体的人还说：“我们也准备跑到那边去，听说你大哥在那里都当了团长了。至于你二哥，还从来没听说参加了革命。”

三爷爷听了，一是高兴，二是悲伤。

回来，三爷爷李成和把这个消息对曾祖母说了。曾祖母跪在菩萨像前，双手合十：“天王老子，保佑我的儿子平安吧……”

从此，我的曾祖母一心念佛，不沾半点荤腥。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山上的土匪们来进攻本吴庄了。他们是在天亮时光临本吴庄的。那时，本吴庄的人都已睡熟，就连轮流放哨的人也睡得很沉。

结果，土匪摸进村时，没有一个人知道。

土匪先是烧了西边的茅草房，那天有风，风借火势，很快点燃了半个村庄。大人、小孩哭作一团。

李来福的家站在高处，一个上厕所的家丁发现了火，连忙开枪，枪声让本吴庄打了一个激灵，全体人迅速醒来了。

黑夜中，枪声不断。哭声不断。

三爷爷虽然腿瘸，但他从地洞里钻出来，枪声响了，一枪解决了一个土匪。

一场混战之后，本吴庄烧掉了半个村庄，被打死了七个老人，烧死了两个孩子，损失了五头耕牛……

村庄里四处都是哭声。

埋了死人之后，村庄里谈论的，有两个议题与我们家族相关：

“要是李光天老哥还在，土匪什么时候来都能发现，不至于损失这么大！”

“是啊，是啊。不过，他的三儿子李成和，什么时候学会打枪的呢？还打得这么准，死了的四个土匪，都是他打死的！要不，土匪撤得不会这样快！”

村子里便商量出钱防土匪和打土匪的事。村民迅速议论开了。

“找游击队打吧，他们最厉害。”

马上有人接上话：“四方面军走后，茫茫的大山，游击队在哪里，哪个说得上呢？”

“那就找国民党的部队来剿吧，这是他们的职责。”

“找他们？哼，不是要钱，就是要东西，等钱粮到手，他们进山转一圈，说土匪找不到，就跑了。”

“那还是自卫吧……”

“自卫？村子里年轻精壮汉，都死的死了，走的走了，靠一些老头，怎么自卫啊？”

大家说来说去，没有商议出个结果。李来福家最有钱，他最急。

李来福说：“要不，一家出一点钱，与土匪讲和？“

“讲和？可能吗？土匪贪得无厌，得尺进丈！”

本吴庄的祠堂里吵成一团。最后，他们把目光投到我三爷爷李成和的脸上。

李成和一直沉默，很少说话。此刻，他站起来说：“什么人都靠不了，自卫！”

大家不做声。

李成和又说：“来福叔家多出点钱，买枪！我们大家多出点力，战斗！”

李来福有些不高兴：“为么事就要我家多出钱呢？”

李成和说：“你想想，村子里的人都穷得一塌糊涂，就你家有钱，土匪会惦记谁呢？”

李来福嘟囔着，大家一致说：“是啊是啊，土匪主要是惦记有钱人哩！”

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村子里成立了自卫委员会。李来福也终于出了钱，大家让李成和到武汉去买枪。

兵荒马乱的年代，枪好买。但怎么运回来，大家发了愁。李成和说：“这事包在我身上。”

于是，李成和带着两个人，去了武汉。

那时去武汉只靠步行。但李成和推着板车，板车上装着几头猪。过岗哨时，国民党的士兵拦住了：“做么事的？”

“贩猪的。”

由于经常贩猪，这条路的许多岗哨成了李成和的熟人。他常常给几个铜板，或者是一块银元，人家的嘴便马上自觉地闭上了。

于是，三个人，一路推着车，走了两天才到武汉。找到人后，买枪很顺利。回到住处，李成和对随行的两个人说：“你们去睡，我还有事。”

两个人去睡了。李成和一个人悄悄地忙了一夜。那两个人只听见外面的猪叫得很厉害，但走了两天两宿，累得很，也就翻了个身睡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往回赶。回来的路上，再过岗哨时，哨兵问：“猪怎么了？怎么全是血？死了吗？”

“是啊，突发病，都死了，人家不买，我们也舍不得扔。”

“死猪都舍不得扔啊？”

“老总，他们说得了猪瘟，我不信，拉回家去吃。老总，我们贩猪的不容易啊！”

一个大洋上去，哨兵手一挥，就回来了。

李来福站在村口等。

“买回来了？”

“买回来了。”

“枪呢？”

“等等就晓得了啵。”

人们围在我家的堂屋外。李成和拿来一把刀，把几头躺在板车上的猪肚子上的线挑开，一大堆裹着血的铁疙瘩露了出来。所有的枪，经分解后，全都装在几头猪的肚子里。猪肚几乎全是空的。

李来福惊大了眼睛。

这么几个来回，村子里的自卫队就有枪了。

他们决心和土匪干。村子里身体稍好的人，都集在山头上学瞄准。大家把枪往背上一甩，都觉得挺神气的。一个个练得很认真。

只有李来福全天唉声叹气的。和土匪干，让他的心总是不踏实。于是，他又让村人围着村庄一圈，修起了城墙，如果里面不断粮断水，从外面任何敌人都进不了本吴庄。

二

还没和土匪干，日本人进来了。

日本人是一九三八年的九月到达我们黄安县的。那时，黄安的乡下稻谷金黄，瓜果遍地。日本人初次来时，便出动了十八架飞机袭击我们的县城，投弹六十余枚，当场炸死二十四人，其中便有一个是我的远房亲戚。次年三月，更是出动飞机一百多架次，对县城、七里坪、八里湾进行了八次轰炸。村子里的老人们说，日本人所到之处，屠杀惨叫之声不绝于耳。他们常常把一村子的人都聚在一起，进行扫射或活埋。我们黄安的多起惨案便是这样发生的。老人们还说，日本人到达的地方，村庄迅速成为废墟，仅一九三八年，他们烧毁的房屋达六千四百四十余间，滥杀无辜百姓一万多人，抢夺粮食二十余万担，生猪五千余头……

日本人到我们本吴庄来的那一天，骑着高头大马。先是几声冷枪响过，几队伪军在前开道，日本人跟在后面，大摇大摆地来到寨子下。

村庄的老人说，日本人进入我们村是在一个黄昏。如血的残阳把天空拉扯得惨白，山上的鸟不叫，地面的雾不升。当外面的消息传来时，村子里的老老小小都躲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偌大的本吴庄顿时空寨一座。

我母亲的记忆里，“日本人骑着高头大马，往往先是枪声，接着一大队穿黄皮军装的队伍出现在山头上……”

但是，本吴庄的山头上已无人迹，风停草止。日本人似乎很失望。他们用望远镜眺望山庄，空寂的山峦金黄一片，如诗似画。他们把目光收回来，投向村庄，并且感到奇怪：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不知道，在我们本吴庄那里，许多山头的地下其实都是相通的，老百姓跑反跑累了，加之双腿跑不过子弹，比较危险。于是人们便想办法，在山头下挖洞，而且洞洞相连，洞中有洞，暗洞不断。即使敌人找到了洞口，钻进去，看到地洞犬牙交错，找个人是大海捞针，往往便烧上一阵，见没有人出来，悻悻而去。

我母亲说，她听老人讲，日本人第一次到本吴庄时，是从村口进入村庄的。村庄甚至连狗叫声也没有。黄昏的夕阳射在这些外乡人的军服上，映衬的光芒有些空空荡荡。他们正为找不到老百姓恼火，点起火把准备烧掉村庄时，李来福出现了。

他一个人站在寨子顶端，手里还提着水烟袋，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

一个小汉奸认识李来福，对着日本人叽里咕噜了一阵子，比划了老半天说：“让你们的头人，出来说话。”

李来福站在本吴庄的城墙上说：“我就是头人。”

一个伪军喊：“放下吊板，皇军要进城。”

李来福说：“么事是皇军？”

伪军说：“皇军就是日本人！”

李来福说：“日本人为么事进我们村呢？”

伪军说：“是为了大东亚共荣。”

李来福吩咐说：“放。”

李成和说：“叔，不能放，我在武汉那边听说，日本人进村，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

李来福说：“先放下，先礼后兵，看看再说。”

日本人进来了。日本人进村时非常客气，对老一些的人，还带来了礼物。

日本人叽里咕噜地讲了一堆话，本吴庄的人听不懂，一个胖胖的伪军在一边翻译：“皇军的意思，是要与大家分享共荣的快乐。”

见本吴庄的人听不懂，伪军就翻译成：“皇军要与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本吴庄的人说：“听说日本人在另一个岛上，很远很远，我们也去不了，么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伪军答不上来。

他回过头与皇军又叽哩呱啦一阵，很快打出了底牌说，只要村子里交出祠堂中的那尊佛像，就不动我们村人的一个指头。

本吴庄的人大惑不解。祠堂里那佛像，放了好几百年了吧，只在族人一起祭扫时才想起，日本人么样晓得呢？

李来福说：“难道，日本人也信佛？”

伪军翻译说：“日本人信不信佛，不管他。交出来平安。”

李来福说：“本吴庄有一条规矩，凡是动祠堂里的东西，都要和全村商量。”

日本人走前下了最后通牒：“三天时间。三天过后，见不到佛像，格杀勿论！”

本吴庄感觉到了日本人带来的扑面寒气。

于是那个夜里，本吴庄四处都是火把。那些嘴巴说话管事的人，都聚在祠堂里面。

“给不给呢？”

“给吧。不就是一尊佛像么！”

“不能给，那是我们祖上留下的，听说动了它，我们这块地镇不住，会带来灾难！”

大家又争得不可开交。

李成和最坚决：“不能给！”

李成和又说：“几年前，一个风水先生路过这里，看了我们的祠堂，说我们村的兴旺，与这尊佛像有关。谁动了这尊佛，就会带来灾难！”

李成和还说：“给了，我们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不能给！

不能给，日本人又要，么办？

大家商议的办法有两条：一个是再制一尊差不多的给他们，糊弄一下；第二个办法就是打！

本吴庄易守难攻，只要粮食充足，加之村庄的地道四通八达，日本人不易攻进来！

到哪里去找一尊差不多的佛像呢？

一个老人说：“要不，把山头后面庙里的那座先送过去！”

另一位老人说：“可惜了，全铜呢！”

第二天，庙里的那尊佛像上路了。由架子车推着，吱吱呀呀地来到镇上。

日本人问我三爷爷：“就是这座？”

“就是这座。”

“只有这座？”

“只有这座！”

日本人拿刀一刀砍下去，刀缺了口，铜像却丝毫无损。

日本人笑了：“哟西！”

三爷爷他们就回来了。

回来的路上，他们碰到邻村一个逃难的，浑身是血。三爷爷是贩猪的，正好认识，就多问了一句：“老乡，哪里去呢？”

逃难的说：“是三哥啊，你们快走吧，日本人把我们村的人全围起来，杀光了！老人小孩都冇放过！”

“么回事？”

“他们要我们交粮，我们不交，就把我们聚在打谷场上，用刀砍，用机枪射！”

说话的人哭了起来：“三哥，人死得惨啊！日本人真不是人啊！”

三爷爷的心里急起来。他的腿好像也不瘸了，走得飞快。

本吴庄的人站在寨子山头上，笑着迎接他们。但屁股刚坐稳，喜悦还未散去，大家看到寨子外突然尘土飞扬。

“不好，日本人发现破绽了！”

“不会吧，这么快！”

“到处都是汉奸，肯定是他们说的。”

“要不，就硬打吧？”

“打得过吗？”

“打，大不了就是一条命！要死屌朝天，不死万万年！”

“打！我们连土匪都不怕，连国民党的部队都不怕，还怕他一个小小的日本国人！”

最后商议的结果，就是打。

那时，正是刚刚收割后的季节，田野四处光光的一片。寨门收起后，日本人站在寨下的空地里，看上去一览无余。

伪军在喊话：“皇军要来感谢你们，把寨门吊桥放下！”

“这么多部队，肯定不是来慰问的。”李成和说。

李来福也同意。

“佛像我们已经交出了，说话要算数啊！”

伪军说：“你们看，这是皇军送来的酒……”

伪军还没说完，日本人的枪声就响起来了。他们等不及，就要攻寨子。

枪声起初很稀，接着密密麻麻地响起来。

三爷爷李成和说：“节约子弹，我们躲起来，先不打。”

日本人打了半天，看到寨子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唧咕了一阵，又喊话：“你们为啥要骗皇军？”

“我们没有骗皇军！”

“皇军说了，你们的铜像是假的。”

“我们村就这一尊铜像。”

“再不交出来，我们就要炮轰了！”

“你们轰吧，冇得就是冇得。”

我们本吴庄人原来不知道什么叫钢炮。日本人脾气急，很快在河滩上架起了钢炮。随着轰轰的一声声响起，寨子的城墙，被炸得七零八落。一个躲得慢的老人，顿时没了一条腿。

“狗日的，钢炮还真厉害啊！”

“大家躲起来，进山洞！”李来福说。

本吴庄的人一直很奇怪，不爱打仗的李来福，打日本人居然很坚决。

日本人轰了一阵，除了山头的石块飞舞，本吴庄的屋子被炸坏了一些外，他们还是没有攻进来。等日本人走近寨子时，我三爷爷一声令下，子弹突然点射。

前面的伪军有的倒下了！

人群中有人大叫：“三叔，我们冇法才带路啊，你别打我们啊！”

一听，伪军中就有本吴庄的人。于是三叔下令：“专挑日本人打！”

一枪，又一枪，日本人倒下了。

伪军趁机大叫：“太君，撤吧，这个寨子，除了土匪爬城墙进去过，还从没有部队攻下过！”

倒下了一堆日本人，皇军很生气。他们又调集钢炮，准备把本吴庄炸个稀巴烂。

本吴庄依山而建，山是整块巨石，炮弹炸了半天，除外围的屋子炸毁外，本吴庄还是傲立着。

战斗从中午打起，一直打到天黑。

天黑时，日本人暂时撤军了。他们在河滩上扎寨。围成片，看样子是想把本吴庄包围起来。

三爷爷说：“夜里，自卫队员都不许睡觉，防止日本人偷袭。”

李来福说：“我也不睡，好多年冇动枪了，今天老子也开开荤！”

入夜，河滩上没有动静。李成和和自卫队员在城头埋伏着。

到了半夜，还是没有动静。

有人说：“估计他们不会攻城了吧。”

“不行！听说日本人很少打败仗，今天碰了个硬，一定会来报复。”

五更时，枪声突然在河滩那边响起来。

“三哥，不像是我们这边的。”

“那是谁呢？”

“是不是四方面军打回来了？”

“不会，听说他们在四川待不下去，过雪山草地去了。”

“是不是红二十军吴焕先和徐海东的部队？”

“不会，他们也去了陕北。”

“那是谁呢？大家在猜测。”

“会不会是游击队？或者是红二十八军的队伍？”

“有可能！我们得去帮他们。”

于是，李成和带着骨干们走地道，来到一个望风口。他们伏在黑夜中听。

他们听到了无比熟悉的乡音，是本吴庄人才有的声音。于是，李成和带着大家悄无声息地靠近，突然开火发力，两面夹击！

日本人惊惶一片。有伪军喊：“我们中埋伏了，快跑啊！”

伪军一跑，日本人在夜里看不清，以为是自己人跑，于是也跟着逃，丢了一路的弹药和钢炮。

“三哥，是你们吗？”

“是我们啊。六子啊，你们可回来了！”

“是啊，三哥，连你们都敢和日本人干呀！”

“这些狗东西，他们是外族，凭么事在我们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的！”

他们捡了一大堆武器，都进了寨子。

“六子，这些武器，么样用啊？”李成和指着一堆钢炮问。

“三哥，我们原来也不会用。不过我们队伍里有个知识分子，是中央特派来的。他懂啊。这下好了，有了这个，我们更不怕日本人了。”

寨子里洋溢着喜悦的气息。李来福却很不高兴，因为他不喜欢游击队。

六子说：“叔，现在不是国共两党打内战，是全民族抗战了。”

六子又说：“叔，现在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起打鬼子！”

六子还说：“不打鬼子，鬼子来了，我们全完了！”

李来福不吱声。他对我三爷爷李成和说：“打鬼子我同意，打完后，你得让游击队走，越远越好！”

李成和说：“叔，都是本乡本土，乡里乡亲的，连蒋光头都号召要抗战了，我们要团结啊。”

李来福说：“蒋司令说要抗战，他的部队么样都投降日本人、为日本人效命呢？”

六子队长说：“他搞两面派。不抗日，亡国；抗日，又怕亡党哩！”

李来福不说话了。

到了第二天一早，本吴庄人醒来时，吓了一大跳：河滩上遍是穿着军装的人，密得像蚂蚁搬家。

李来福的脸都吓白了。

队长六子的战斗经验比较丰富。他说：“不要怕，他们攻不进来。”

特派员说：“把夜里缴来的钢炮也架上，等日本人靠近了再打。要省炮弹。”

日本人不敢靠近，也是远远地打炮。炮打在本吴庄的寨子上，四处冒烟。

但打了半天，他们见不到一个人。本吴庄的寨子是依山建在半山腰的，看上去是山上挂着个灯笼，石头硬得像铁。后面就是高山，只有一条小道，一般人不晓得。晓得的人也打不进来，只要不断水断粮，守个一年半载的没问题。

日本人开始围上来了。前边的还是伪军，一边朝天放枪，一边叫：“莫打我们啊，我们也是被逼的，本乡本土的，乡亲们的枪口要认人啊！”

队长六子笑了：“我们黄安人还真实在，都挺讲感情的。”

他下令：炮弹一会儿要往后面的人群打。

等伪军靠近不上前了，六子喊话：“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过去打仗各为其主，现在都要团结一致打日本人！他们是外族人，是来占领瓜分我们土地的。你们想活命，就趴在地上！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六子的中气很足，他一喊，前面的伪军就趴在地上了。

六子下令：打！

轰……轰……轰轰轰……

几发炮弹呼啸着落在日本人中间，河滩上顿时一片鬼哭狼嚎。日本人从北打到南，没想到在我们黄安，在一个小小的山村，还会遇到炮战，立刻就退下去了。

趴在前面地上的伪军见日本人跑了，高喊：“老乡，好样的！打得好啊！”

六子说：“赶紧告诉他们退兵，否则，你们再来也没有好果子吃！”

伪军磕头般地退去了。

这样的战斗又经历了几个来回，鬼子都没有得逞。

从此，在离本吴庄几里的山路边，日本人修起了碉堡。但是，终于有一天，日本人还是抓住一个机会，杀了我们本吴庄不少人。

我母亲讲，对本吴庄影响最大的一次屠杀就是日本人干的。他们从汉奸嘴里知道了一个山洞，喊不出来人，先是扫射，没有动静；接着放火烟熏，仍无动静；于是他们一气之下，找来毒气投了进去，结果躲在那个洞里一百多人，包括老人、女人和小孩，无一人幸免。

我母亲说，“连狗也在洞外号啕大哭，不愿进去撕咬腐烂掉的尸体。”

第四天，这个汉奸的脑袋，便被游击队挂在了镇上。谁也不知道游击队是怎样进入戒备森严的镇上的，反正后来当汉奸的几个人，个个都提心吊胆，对日本人也是能骗就骗。许多年后，我回故乡，与一位乡村哲人聊天。他说，别看今天，人们是富起来了，可要是打起仗来，汉奸不一定比过去少。今天的人们对金钱的热爱，已超过了爱生命的本身。

就像一个无序的动物界一样，杀戮，已成本吴庄另一种常态。但过后不久，日本人也消停了。据游击队里的特派员说，日本人现在没有精力顾这儿，他们得准备武汉大会战呢。

“蒋光头终于真的抗日了！”特派员高兴地说。

但高兴归高兴，日本人的碉堡一修，本吴庄的人也出不了山，我的爷爷李成和感到，贩猪的生意是做不成了。他们原来都是种地的把式，现在，却成了自卫队员。

六子队长教他们如何埋伏，如果组织队形，如何跟敌人战斗。

李来福不高兴。他是大户，村子没粮，他得捐。他担心地对管家说：“游击队会不会在这里长住下去啊？长住下去，我们只有喝西北风了。”

管家说：“老爷，眼前还不能赶他们走，他们走了，日本人就有可能攻进来了。”

李来福说：“日本人看上去也不是说的那样凶啊。要不，第一次他们就可以下手了。”

管家是读过私塾的人，有点文化。他说：“老爷有所不知，我听说，日本人所到之处，都是奸淫抢杀，无恶不作，不得不防。再说，游击队现在也不会打你，毕竟文化曾和他们一起战斗过……”

李来福不吱声了。

过了几天，他突然好奇地问：“日本人为么事非要我们祠堂的佛像不可？”

管家说：“这个，倒真不晓得。只晓得大人说过，佛像是不能动了，动了菩萨显灵，要发怒的。”

李来福于是叫来李成和问：“你晓得日本人为么事要我们的佛像？”

李成和这些天正和特派员谈这事呢，心里有准备。他平静地说：“听说日本人是唐朝时从中原跑到海上的，是我们的儿子孙子，他们也信佛。这佛在我们庄保存了几百年，他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良心不安，想弄走自己供着呗。”

李来福不相信。

李成和不说话。

李来福便挥手说：去吧。

李成和回来对特派员说：“李来福估计在打佛像的主意。”

特派员说：“不怕。有办法。”

果然，那天夜里，李来福带着管家，偷偷地来到祠堂。管家的身上还带了一个凿子。两个人打着灯笼，鬼鬼祟祟的，站在佛像前。他们看佛，佛也看他们。他们脸上没有表情，佛却面带微笑。

李来福说：“你凿一下试试，是不是金子做的啊。”

管家拿出凿子，刚碰到佛身上。只听见祠堂中一声巨响，接着一声叹息。管家吓得凿子掉在地上。

李来福说：“你提灯，我来试试。”他捡起凿子，刚举起来，突然，又一声响，一大群蝙蝠从黑暗中掠过，擦在他们的脸上。

李来福怔住了。他本来就信神、怕鬼，看着这从小就围着玩的佛像，突然不敢动了。

一个悠长的声音，像是从天上传来：啊啊啊噫噫噫嗬嗬嗬……

李来福看管家，一转身，却发现管家变成了一个吊死鬼，吐着长舌，脸上像关公。

李来福说：“你……你……你……”

灯笼掉在地上，突然灭了。

李来福拔起脚便跑。他一跑，管家也跑。他以为管家是鬼，管家以为他看到了鬼，两个人惊惊慌慌的，跑到家时，都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缓过气来，李来福狠狠踢了管家一脚：“你吓死我了！”

管家说：“我好像见到了鬼。吐着舌头，红脸，在你身后。”

李来福说：“怪了，我也见到了，在你身后呢。”

他们越说越怕，最后让家丁来站在床前才敢睡着。

他们决定白天时再去探个究竟。

他们不知道这天夜里，李成和笑着对特派员说：“估计李来福还不甘心。”

涂成红脸的特派员也笑着说：“当然。徐司令留的，我们一定要保管好。”

第二天，李来福和管家装了香和表，像是来拜祭祖先的样子，在没人的时候钻进了祠堂。

本吴庄的祠堂光线不好，有些黑。加上他们进来时怕人看见，关上了门，光线就更不好了。

李来福觉得脖子上凉气嗖嗖的。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到佛像边，李来福刚把手贴在佛像上，突然感觉到鼻子上冰凉一片。他用手一摸，借着微亮的光，突然叫出声来：血！

管家的身子抖起来。他后退一步，突然踩着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低头一看，声音颤抖起来：蛇！

李来福看到，一条大蛇在管家的脚下，吐着芯子。

他们突然觉得这个曾无比熟悉的地方，充满了陌生和恐惧。李来福向后一步，管家向前一步，他们两个撞在一起。

由于穿着大绸袍，两个人全身是汗。李来福还不甘心，再次用手去碰佛像，突然觉得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抓了一下，一阵剧痛。

他心中一凜，突然撒腿就跑。

他一跑，管家也跑了出来。

太阳底下，两个人才发现，彼此全身都洒满了血。

李来福腿一软，跪在了地上。管家晕了过去。

他们闭口不提此事，以后除了年节时烧香，他们再也不曾偷偷进去过。

就这样，有一段时间，日本人、土匪、游击队，还有新五师，以及各村的自卫队，就那么在黄安城绕来绕去，打来打去，守来守去，却也相安无事。

黄安的山高，林密，可打，可藏，可退，可守。

各种消息传到黄安城特别是传到本吴庄时，新闻已成了旧闻：

“红四方面军过了雪山草地，到达陕北了！”

“西路军失败了！许多人都战死了！”

“国共又合作啦，在山西打了胜仗啦！”

本吴庄的人就互相问：“徐司令还在不在呢？”

“听说李先念带的先头部队大都是我们红安人，大仗恶仗都得打啊。我们红安人狠得很！”

“我们村子里出去的人，还不晓得有活着的没？”

本吴庄人就这么在提心吊胆中，一边自问自答，一边慢慢吞吞地度日子。

时间过得飞快。

我的父亲母亲也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地跟着长大。

三

当我们本吴庄的革命闹得正凶时，我母亲的家族也卷进了革命。

许多年后，我长大了，觉得我母亲的命真苦，而她的家族同样如此。

母亲在每次谈起她的祖父、她的父亲和她父亲的兄弟姐妹们时，眼泪总是忍不住往下掉，像我外公一样。外公谈起往事，动不动涕泪成行。

我小时候，也觉得我的外公真爱哭，根本不相信他也差点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而我外公的眼泪是货真价实的，在我长大之后，虽然他已经自杀离开人世，我却彻底地相信了他。

母亲每次讲起她的家族时，都摇头。那时，她往往在深夜里还能唱起她的祖父带着整个家庭参加革命时唱的那些歌：

一更到来哟，

正月初三夜，

参军的女子，

觉悟高呀嘿，

从今的道路，

不一样哟喂……

飘在黑夜的歌声，深深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的曾外祖父是跟着张国焘参加长征的那一支。那一支当时和后来的命运都不太好，因此我曾外祖父一家一辈子注定了就是一个悲剧。我后来想，要说我们黄安县的人那么多参加了革命，我曾外祖父为什么偏偏分在张国焘的那一支呢？要说我们黄安县参加革命的那么多人后来都活着做了共和国的将军，而曾外祖父他们为什么又偏偏连个尸首都没有呢？

多少年后，我外公总是为这个哭。

外公一家十口人参加了长征。长征的斗争和艰苦如今大部分人都知道了，虽然现在的电视里讲起长征时，铺天盖地的都是中央军也即一方面军的长征，对从我们黄安故乡走出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很少提及，但历史就是历史，时间越长，细节越模糊，大事反而越清楚。因此我也不必再述。总有一天，历史的尘埃拂去，大人物的光圈褪去，每个红军战士的坚定和他们的牺牲，终归会被世人知道。

我外公参加长征时二十一岁，他们那个大家族参加长征时最大的四十八岁，就是我曾外祖父；最小的十二岁，就是我外公的七妹，一个据说长得相当漂亮的黄安小丫头。他们家参加长征的十口人外公数得清清楚楚，可我小时总是记不住，长大后懂事了，我外公又突然死了，连我母亲也数不全他们家参加长征的到底是哪十个人，而死在外面的人有的没有找到活人来证明，那些不知所终的人员还算不上烈士。

我写到这里时有一点羞愧，因为我到今天连故去的母亲生日也说不准，更别说她们那个家族牺牲者之间的关系了。于是我盼望外公能够再活过来，多讲些那时候的故事。而爱哭的外公已长眠于世，那个曾经也疼过我的男人，最终却死于自杀。

外公在我小时讲起这些故事时总是爱哭，讲着讲着便中断了。直到今天，我才能体味到，一个老人流下眼泪的珍贵。而当时，我觉得这个男人活得窝囊，黄安县的男人，在我眼里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怎么能够哭呢？

但外公的确哭了。因此他讲的那些故事老是不连贯，这就给我今天写他们的历史增加了难度。不过我依稀记得的是，曾外祖父带领着他们的全家闹革命，跟着红四方面军一直不停往西南方向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红四方面军成立的那天，就在离我家不远的黄安县七里坪，我曾外祖父听到铜锣声，听到总指挥徐向前那一口还听不懂的山西话，便拉扯着一家人跟着队伍走了。出身农民的曾外祖父，上过几年私塾，他造反而且带着全家造反在我们那里算不上一件怪事，连董必武这样的清末秀才，出身优越家庭的人都参加了革命，说明了黄安人的骨髓里就存在着革命的因素。黄安人的骨子里流传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和“要死屌朝天，不死万万年”这样造反的基因。

在我印象里，曾外祖父被我外公描述成一个极为威武的人，这样的人在黄安并不多见。但我曾外祖父也的确威武，就像我爷爷一样，后来好多老人都这样说。我也就相信了。穷得什么都没有的人，参加革命比谁都坚决，都忠诚。因此，我曾外祖父的感情用得上“朴素”这个词，在参加革命后，他很快成为一个绝对服从命令的军人，不知道也不习惯于拒绝，即使第五次反围剿时遭受到了失利，他也不认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存在着轻敌的错误。曾外祖父就这样忠诚地跟在队伍中，带着他参加革命的全家，带着要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憧憬，以一名连长的身份行军、打仗。他们过江汉铁路，进四川，翻雪山，过草地，像每个红军战士那样。不同的是，我曾外祖父的一家分散在各个队伍中，等队伍重新集合时，总是要失去一个或者两个。准确地说，在第一次翻雪山时冻死了一个，过草地时死了一个。那时草地上四处都是死人，不以为怪。

据我外公说，当他们准备翻雪山之前，他负责带领的七妹又突然得了痢疾，病得快不行了。

多好的七妹啊！外公说。外公的上级不得不把她交给当地少数民族的老百姓。外公流着泪跪在老百姓一家前说，请你们收下我妹妹吧，把她养活就行，我把她送给你们了。老百姓一看外公的七妹病得快不行了，加之怕国民党的部队跟上来报复，因此坚决不收，但外公跪着不起来。老百姓到底善良，就收了。我外公千恩万谢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又跟着队伍向前走了。

穿过纵横数百里的茫茫大草地后，他们向班佑前进，到达之时又打下了包座，此时我曾外祖父的另一个儿子饿得两腿发软，看到红旗在阵地上飘扬时倒下去了。我外公说是在战斗中阵亡，但由于后来他的这个哥哥并没有评上烈士，因此我也说不好是不是阵亡。

在我有限的童年记忆里，外公讲起红军会师的那一段原来是非常喜悦的。说起一、四方面军会师的场景，他双目炯炯有神。当时，他作为张国焘的骑兵之一，见证了历史上伟人们会面的时刻。在我外公的眼里，那天的两河口下着大雨。听说是与中央军会师，刚从四川撤出的四方面军欢呼声震动天地。一大早，张国焘带着三十铁骑出发，前往会师点。我外公就是随员之一。他们骑着高头大马，一路疾驰。到达会师点时，大雨如注。他们看到，毛主席带着一大帮人，早就离开营地几里开外，站在刚刚搭起的雨棚下欢迎他们。

骑在前头的张国焘，白马点蹄，一个疾步立定，随着白马一声长啸，我外公看到，由于雨下得大，张国焘的马蹄落地时激起的雨水，甚至溅在了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脸上。

我外公特别强调了这个细节。在他眼里，张国焘的野心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萌生的。因为有着八万精兵的四方面军兄弟们想不到，号称十万众的中央军，竟然只有一万多人，而且基本上衣衫破旧，拄着拐棍！

我外公说，当时红军会师的喜悦未尽，张国焘这个王八蛋却无视中央的命令，想要另立中央的念头，就是从此时开始的。

于是，这也就注定了这支军队的命运。

那时，我曾外祖父作为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还意识不到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为上级对消息经常封锁。在短暂的会师喜悦褪尽之后，本来他们已经越过了草地，可在张国焘的命令下，后来他们的队伍又重新往来时的路上走。此时，队伍中多了朱德，不过他们根本不听这位红军之父兼造反司令的指挥。

我曾外祖父一家活着的人跟着走在回去的路上。这一回去，他们家庭遭遇了巨大的伤亡。先是我曾外祖母陷入了前几天才越过的草地。这个坚强的、对几个儿子的死已不再掉泪的女人，她的头只向茫茫的草地上空张望了一下，看看灰暗的天空，天空没有给她任何暗示。于是，她的头没入，再没入，在巨大的沼泽地里，她恐惧的脸，成为许多人梦里真实的恐怖。

我曾外祖父听人说，曾外祖母在完全陷入泥泞前，战士们只看到她的一只手，无助地伸向天空。我曾外祖父不知道我曾外祖母在陷入死亡前要说什么，但我不太相信她要喊什么口号，尽管后来人们说那只手像面旗帜。我宁可相信曾外祖母作为一个母亲，在死前还惦记着她的孩子们——那些可怜的孩子们，扛着枪，不知散落在何方。她就那样在草地上陷下去了。

我曾外祖父当时顾不上这些，他跟着部队再次打回了原来的地方。其时国民党的部队和川军们吃得饱饱的，就在那儿等着。他们的部队到达百丈时，又艰难地打了一仗，损伤很大。此后，他们连连败仗，让四方面军陷入迷惘。直到林育英从苏联带回明确中央红军指挥地位的有关指示，并明确无误地传达到每个高级将领时，张国焘这个唯一见过列宁的革命者，另立中央的阴谋立马破产，他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立刻软下来了。于是，在徐向前、陈昌浩与朱德的斗争下，张国焘只得服从中央，再次指挥部队越过草地。但百丈这一战，我外公的腰部突然中弹，一队队的国民党部队从草地那边蜂拥而来。我曾外祖父他们只得服从再次越过草地的命令，又开始了艰难的战略大转移。他们身后，是衣着整齐的国民党的士兵。国民党士兵看着草地沼泽上那吓人的淤泥害怕，以为躺在上面的人全部死了，于是开始胡乱地放枪，对着倒在地上的尸体射击，不敢前行搜查。

我外公也以为自己死了。他躺在那茫茫的枪声稀落的草地上，看着革命的队伍重新越过了这里，国民党的部队也离开了这里。他渐渐觉得自己想睡，后来也真的睡着了。直到一天一夜后醒来时，一轮清月高照，四处的风声似啼似哭，让他毛骨悚然。

从此，有关他们三过草地、数过雪山的悲壮景象，就像噩梦一般在他心里缠绕。没有人愿意把生命抛在那寒冷、寂寞而又狰狞的土地上，他们匆忙的脚步就是为了活着。无论怎样的信念鼓舞着他们，我外公相信活着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他们得活着。

我曾外祖父为了活着，为了他们参加革命的那个理想，在转了一个弯后继续跟着部队长征；而我外公为了活着，在挣扎着苏醒过来时，他意识到前面还是那片茫茫的沼泽，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再行走过去。即使有最充足的粮食和水，没有整体的力量，他向前一步就是徒劳地靠近死亡。何况此时，我外公身上什么也没有呢？于是，为了活着，他解下身边死人身上的腰带，一边啃一边慢慢地沿着长征时的道路，一步步地爬回来，向着来时的那个方向。

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此时身在何方，是死是活。于是，我外公那时就非常想哭。但他不敢。他害怕哭声引来草原上的狼群，引来国民党的枪声。

他一个劲地爬着。他渴望活着。

而我曾外祖父继续前进。他们根本来不及收拾家人的尸体，也根本来不及擦干眼泪，就得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他再次失去了亲人，在再次翻越夹金山时，他的一个亲人从高山上摔了下来，不治身亡；活着的人继续向前，到达党岭山头，由于空气稀薄，另一位亲人在奋力攀登时又不幸被前面掉下的人砸中，再也没有爬上来……

这种非战斗中的死亡对我曾外祖父造成的伤害远甚于悲伤。因此，在一九三六年的十月，当我曾外祖父他们经历了十九个月的千辛万苦，与一、二方面军再次在会宁城会师时，我曾外祖父高兴得跳起来时才觉得身轻如燕，因为他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他们的部队在进入甘肃境内时，我曾外祖父见到了长征后他唯一见到的亲人——他的一个弟弟。他们在抱头痛哭之后被编入了西路军的部队，他们渡过黄河，向西挺进。由于中央的命令时进时退，他们在狭窄的河西走廊飘忽不定，最后，这支部队遭到了甘肃马匪骑兵团的猛烈袭击。在这支队伍里，我曾外祖父和他的弟弟再次书写了他们家族悲伤的命运。

在这支沿途壮大的队伍中，还有几位九死一生的孕妇。有一次，他们又与马匪遭遇了。我曾外祖父和他们的团队担任了阻击任务。他第一次和他九死一生的弟弟并肩作战，兄弟重逢的喜悦很快被炮火与硝烟湮没。战斗进行时一位孕妇突然要生产——孩子的父亲早已倒在了长征路的那边。我曾外祖父他们一个团的人，为了保证那位孕妇突然的生育，在激战中死了十几个。我曾外祖父亲爱的弟弟，突然被一枚流弹击中，躺在他的怀中闭上了眼睛。

由于亲眼见证了亲人的死亡，一向服从命令的曾外祖父向他们的团首长发怒：“我们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为了保护一个未出世的孩子吗？你明明知道，在这样的时候，孩子出生了也不能够活下来！”

我曾外祖父说这话时双目圆睁，虎目垂泪。

但团长的话更是斩钉截铁：“我们的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新生吗？不就是为了下一代能过上好日子吗？不就是为了共和国的未来吗？”

就这几句简单的仓促的话，让我曾外祖父低下头来。他马上立正，敬礼，然后迅速转身向着还在战斗的硝烟冲去。这一去，他就没有再回过头来，当那位孕妇顺利生下孩子，却惨死于马匪铁蹄下的带血刀下时，一颗子弹也穿过了曾外祖父的胸部……

而我外公命大，他在草地那边沿着来时的方向，凭着对生存强大的幻想和坚强的意志力，竟然最终走出了草地。后来，他从江西那边一路要饭一路躲避，终于走回了黄冈。起初，我外公不敢回到家乡，他像我另外一个亲戚周汝贵舅公一样，跑到麻城一个地主家打了多年的长工，直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才重新回到了黄安。

去时十个人，回来竟然只有外公一个。外公站在他家已被烧毁的房屋前号啕大哭，他哭得十分悲伤。他们村的人说，没见过一个男人哭得那么悲伤。我外公从此天天跑到屋后的大山上张望，盼望着进山的路口会出现什么奇迹。但他失望了，直到革命胜利，直到共和国成立，春风把那个小小的山村吹拂了一次又一次，他也没有见到他的任何一个亲人，从出去革命时的那个路口上回来……

我外公后来死心了。他不再把希望寄托在什么奇迹上，报纸上授衔的将军，没有一个是他们村子里的革命者，大约他们都在革命的路上牺牲了；也没有一个人，跑到他们那个闭塞的村庄里告诉他那些闹革命的亲人们的下落。整个黄安县四十八万人中，参加革命死去的就有十四万人，有名有姓的烈士还不到三万个，谁知道谁是在哪一场战斗中死去的呢？

我外公后来死了心，便开始在乡间娶妻生子，并且背着逃兵的罪名在批斗中，挺过了那个非常时期，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终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母亲讲起这些事时，开始抹眼泪。她们的家族，背着叛徒的罪名，熬过一个又一个非常时期的日子，时代投射在她心中的阴影，像我们这个家族一样沉重。

母亲讲起她自己家族的故事时，泪水不比讲起我们李氏这个家族掉的少。在我们黄安，村村户户，不知有多少家的悲惨故事，都像风一样，不知被吹向了历史的何处。

因此，我特别理解母亲。当她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坐在灯下一针又一针缝缝补补时，那一针一线，仿佛在编织着许多人的命运。

这样的命运，随着她外嫁到我们李家，也须臾不曾离开过。

四

另外一个卷进革命的是我母亲的舅舅，我管他叫舅公。

母亲每次回忆舅公的家庭史时，总是满怀忧伤。似乎，母亲的哪一门亲戚，哪一个家庭，都摆不脱与革命的关系。这正好印证了我初中语文老师常讲的那一句话，“在黄安，革命的魅力无处不在，革命的张力无处不存，革命的粘力无处不有。”

革命原本离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遥远的，离我近的只有母亲。母亲的家族，母亲舅舅的家族，以及她嫁给我父亲后来到李氏家族，她的记忆总要被无限的革命拉长。革命，好像一曲悠长的小夜曲，飘散在本吴庄周围那窄窄的深深的小巷里，莫测而幽深，让人看不见，又回避不了。

听母亲说，我舅公的革命也是被逼的。当国民党团丁知道我曾外祖父带着一家人参加革命后，便将他的亲戚抓来，吊在树上问我曾外祖父一家到了哪里，要他们交代留在黄安县的地下组织。我舅公一家人便在其中，但是，黄安人硬起来，心像铁一样。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交代，最后，老一代的人基本上都被杀害了，剩下我十几岁的舅公，混在人堆中捡了一条命。

又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当游击队摸下山时，我咬牙切齿的舅公一把火烧了团丁的驻地，在枪声中跟着鄂东游击队跑了。从此，他转战南北，由一个普通的士兵升到班长、排长、连长，最后官至团长。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舅公在革命期间，经常是冲锋陷阵，多次受伤中弹，以至于直到他去世时还有些弹片未取出来。

长征过后，经过了风风雨雨波波折折的四方面军在北上途中与二方面军会师甘孜，一九三六年十月与一方面军会师于会宁。此后中央军委指示第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浴血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弹尽粮绝而败，未渡黄河的部队，在抗战开始后，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舅公就编入这个师里服役。

抗战胜利后，舅公又加入了解放战争的行列。最后一次恶劣的战役使舅公终生难忘，那是他作为一个军人最后的一次战斗。

战斗在家乡大别山的黄昏时候展开，攻击的信号打响后，一批又一批的先头部队倒下了，总部命令在黎明前务必结束战斗，先头部队受挫意味着后面的大部队将受到重创，贻误战机会导致整个战略的失利。

这时候身为团长的舅公站了出来，带着受伤的手振臂高呼，勇往直前。一时应者云集，个个奋勇当先，势不可挡，跟在他的后面，强占了那个阵地，从而打赢了那场战役。

那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一次非常有名的战役，那次战役为大军东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开了一条十分重要的通道。挺进中原的部队，如一把利剑，刺入了南京的心脏。

战争结束后，舅公胸部和臂部中弹，被送到后方医院。在住院期间，刘邓首长亲自去医院看望了他。他们明白，自己的爱将兼战将，已不适合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当时，舅公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直到解放后，才转到南方的医院里。在那里，舅公邂逅了自己一生的爱情，革命的婚姻有了传奇的色彩。

孤零零负了重伤的舅公，在南方那所大城市的医院里住院时，认识了舅姥，并且爱上了她。

那时候的舅姥是那所医院的护士，十七八岁的样子。那时舅公也够得上“三五八团”的要求了。因此，当他作为有军功的人提出这个要求时，组织上自然帮助张罗。

但他们没有想到，当组织派人找舅姥谈话要她嫁给我舅公时，她却不同意组织的决定。

“他那么大的年纪，可以当我的父亲，我为什么要嫁给他！”

“他是革命功臣。”

“谁爱嫁谁嫁，我不嫁。”

这位有着天津人血统的舅姥，当初是随着日本人的一路轰炸，最后和家人一起跑反跑到广州的。家人一个个都死于炮火后，她被革命的军队救出，出于对革命者的崇拜，她留了下来并且选择在人民军队里从事护理工作。

当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到身边的时候，她拒绝了。她可以尊敬他，却不愿嫁给他。

舅公的一位战友——那所医院的领导人罚她扫地掏粪。

她委屈得哭了。

有一天，我舅公上厕所发现了。他批评了他的战友一顿。

他说：“我要以我的方式让她答应。”

于是奇特的一幕出现了。

舅公穿上军装，径直找到舅姥。他拿出手枪放在桌上，对她说：“我们出生入死地打江山，你们却在后面享福，并且看不起我们。今天我就要你答应，不答应你有胆就开枪打死我，否则我就开枪打死自己……”

舅公一边说一边亮出身上累累的伤疤。

舅姥吓得哭了。

她见过许许多多前来医院治病的英雄，却从来没有见过英雄用这样直接的方式进行爱情表白。

几天之后，不知舅姥是出于害怕还是出自崇敬或同情，总之她答应了。不知天下还有没有比这更真诚、坦率而又简单、荒谬的爱情表达方式，总之她答应了。

一个星期后，她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舅公。一年后，大舅在广州出生。

舅公从医院出来时，革命还未成功，还未彻底解放全中国，但舅公已不适合再上战场。因为多次负伤的关系，他身上有的弹片已不可能被顺利取出。于是，他向组织要求：“仗不能打了，我还是回黄安故乡去吧。”

按照他的要求，舅公被送回了我们黄安县的老干院。

一九五五年，舅公、舅姥和一大帮参加革命中途退役的老革命们，坐在老干院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看见他们的战友们一个个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地走上中南海的主席台受衔。

他们将官服上的肩章、金星像金子一般闪闪发亮。

一大群人坐在黄安县的老干院里。他们在为自己的战友们高兴时，又为自己没有赶上受衔而遗憾。因为负伤，他们都永远离开了部队。

后来，我们黄安县一直被说成是“两百个将军同故乡”，但真正参与授衔的，只有六十一个。其他的人，按照当时授衔的标准，他们并没有戴上将星，而是像我舅公一样，从此隐入了历史的深处不语。

但无论怎样，革命毕竟胜利了。那些一辈子在农田里为他人耕作的黄安庄稼佬，一下子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

这些故事，后来都是我母亲讲起的。母亲讲述得断断续续。特别是到了晚年，她讲起往事时有些唠唠叨叨。不过，我仍能透过历史的硝烟迷雾，最终弄清与母亲有关联的三个家族的基本情况。所以直到今天，我坐在这里写他们时还想，如果不是母亲让我去读书识字，并真切地认识到人生的艰难与艰辛，可能也没有人再费这样的劲去读懂他们的过往和他们的村庄。毕竟，生活总是要向前看的，今天的许多人，已认为过去与他们没有干系。

这更让我感到写本书的意义。

☉第四章：无限接近的幸福

一

日本人突然从我们黄安城撤退的那一年，我三爷爷明显感到，自己的母亲老了。她的记忆越来越差，做事总是丢三落四。

她总是问三爷爷李成和：成仁呢，成义呢？他们在哪里呢？

她总是叹息：儿大不中养，女大不中留，养这么大，说跑就跑了。

她开始哭：儿啊，娘盼你回来呢！

她哭时，一帮小孩子开始笑起来——我三爷爷在短短的几年里，与我奶奶一口气生下了我父亲弟兄三个——他们围在眼睛快瞎的奶奶跟前，除了饿得哭，就是哼哼哈哈地笑。

我曾祖母于是哭得更厉害了。

日本人从我们本吴庄撤走时，我们的村庄已被围了好几年。几年中，日本人攻下了我们黄安每一个地方，但本吴庄一直屹立着。本吴庄的人们，在游击队的保护下耕地，在国民党部队的配合下播种，在自卫队的警戒下收割。

在我们本吴庄，这便成了今天人们嘴里的笑话：日本人来扰时，游击队迅速出击，正规军基本上朝天放枪，伪军趴在地上不动。日本人撤退时，游击队埋炸弹，下地雷；正规军借道，伪军提供情报……

伪军都说，黄安城的人惹不起，本吴庄的人更惹不起啊……

日本人走后，本吴庄又乱套了。土匪又开始进村子，游击队又开始穿山越野，国民党又开始借剿匪之名进行搜山，要把当地共产党的武装一网打尽。

我们村出去的六子队长又开始神出鬼没。我三爷爷李成和带着自卫队，除了守村，两边都得应付。

游击队来了，三爷爷吩咐：“给粮给吃的，提供一切方便。”

国民党来了，三爷爷对大家讲：“莫进村子，莫讲游击队的事情，请头人吃吃饭。”

只有土匪来了，他们的态度是：坚决打！

于是，游击队来，从三爷爷嘴里挖情报；国民党来，吃吃饭拿点东西便滚蛋；而土匪来，打了几次，打怕了就来得少了。

然而，当我们整个黄安城都陷入兵荒马乱但本吴庄始终毫发无损的时候，本吴庄却仍然有人不高兴。

不高兴的人是李来福。

日子一长，李来福想，村子什么时候轮得上李成和当家说话了？为么事大家开始听李成和的？

李来福叫来李成和，淡淡地说：“坐。”

李成和腰里还别着枪。“叔，么事？”

“你们……那个什么，和游击队不要走得太近了。日本人一走，国民党的部队就进大别山了。共产党长不了……”

“叔，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穷人的。”

“为了穷人，还会丢掉根据地不管吗？他们一走，四里八村的，有多少人被杀头了啊。”

“可杀人的是国民党和还乡团的队伍啊！”

“祸不是由共产党惹的吗？打土豪分田地，现在你们倒是有地了，但没地的还不是照样没地？”

“叔，游击队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老百姓，你有一本账啊。看得见……”

“好了好了，我听我家的从容来信说，国民党很快就会剿共了。”

“叔，不管哪个部队，对我们老百姓好，我们就拥护。”

“那……还要不要村规王法了？”

“叔，大家不是好好的嘛。你看……”

“哼，从容和铁路的部队就要打回来了，我看你们怎么办！这样下去，你们也会掉脑壳的！”

“我们又冇做孬事（坏事），怕么事！”

“把自卫队解散吧，土匪都和国民党一块了，封了官了。你们再打土匪，就是打国民党，是和中央政府对着干！从容说了，要赶紧的，不然……李铁路的部队一来，就倒霉了。”

“不能解散啊，解散了，哪个想打我们就打了！”

“什么话，再留武装，人家就当你们是共产党！”

“叔，共产党有么事不好呢？你不也帮过游击队吗？”

李来福更不高兴了：“那是么早的事啊？那时需要他们，现在他们大势已去，成不了事，得顺时势……”

“叔，我们既不参加共产党，更不参加国民党，保卫家乡有么事不对？队伍不能解散。”

李成和的话让李来福气得跳。看着李成和的背影，李来福吐了一口痰说：“总有一天，国民党会第一个杀你的头！”

真的乌鸦嘴，国民党还真的说来就来了。

那一天村庄很静，国民党的部队进军大别山的传闻，在各个村庄悄悄流传。

终于有一天夜里，西边的人开始热闹起来。原来是李铁路和李从容带着部队回来了。李从容从中央军下放，直接当了一个师长，而早已是副师长的李铁路，却当了这个师的副师长。由于他们对这一带地形熟络，便派回来指挥作战。

这次，他们的目标是李先念的新五师。

“爹，这次我们打回来，就不准备走了。把共产党赶走，一切都会好起来。”李从容说。

李来福脸上堆满了笑。

李铁路也坐在李从容的身边，李从容比他年轻好几岁，却当了自己的上司，李铁路心里不舒服。这个师长的位置，原本应该是由李铁路来当的。但李从容在中央军待的时间长，一会送礼，二是嘴巴乖，很快有人替他说话，位置便倒过来了。所以李铁路一回家乡便愤愤不平：“要不是李从容在中央军混过，哪里轮得上他当师长！哼。”

但回到村庄，他还得跟在李从容的屁股后，听李从容指挥。

“爹，这次我们得把村庄的自卫队解散了，由我们坐镇，怕么事！”

李来福正有此意。因为养自卫队，大部分得他家出粮。

李从容对李铁路下令：“把自卫队召集起来，我要训话。”

李铁路说：“师长，自卫队挺好的，我们要是走了，村庄还得有人守啊！”

李从容说：“你这是不相信党国，党国马上会全面光复山河。”

李铁路问：“那山上的土匪呢？”

李从容哈哈大笑：“李副师长，你这就是常在下面带兵打仗，见识短了，你不知道山上的土匪我们准备收编了？”

李铁路说：“收来收去好几次了，我们一走，他们就上山，正规的部队他们待不住啊。我们都是从本吴庄走出去的人，应该为自己的村庄着想。”

李从容说：“这回不一样了，现在我党提倡一党一国，还怕几个土匪？笑话！”

于是，李从容把自卫队的人都号令出来站在大谷场上。他穿着一身整齐的军装，骑在马上训话：“党国现在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自卫队愿意随党国部队去剿共匪的，大大的欢迎，不愿去的，就地解散！”

自卫队员们都看着李成和。

李成和说：“党国的军队，能打赢共产党吗？”

李从容轻蔑地扫了他一眼说：“那是当然。连日本人都被赶跑了，还怕小小的共产党？”

李成和说：“过去一个部队一个部队的来剿共产党，结果共产党越剿越多，解散了自卫队，村子不得安宁！”

李从容的脸沉下来：“你这样说是反党啊！是不是你的两个哥哥，都参加了共产党？你是不是地下党？”

李成和说：“我不是。我也不晓得两个哥哥到底在哪个党。我们只是种地的农民，要保卫我们的村庄。”

李从容说：“我查遍了我党我军，没有找到你两个哥哥的名字，一定是参加共产党了，念在同村面上，这事不予追究。但自卫队一定要解散！年轻的，加入我的部队；年老的，在家继续务农！”

李成和不说话。

李从容于是下令部队解除自卫队的武装。

李成和看着李铁路。李铁路小声说：“他是师长，我冇得办法，军人只能服从命令！”

李成和不交枪，李从容让人把他绑了起来，倒挂在村头的树上。村子里的老人看了不满意，也不管李从容是多大的官，便直接去找李来福。

李来福原想趁机把李成和办了，但想到李成和在村子里的影响，才咽下去的痰，又涌了上来。他便对李从容说：“伢啊，放了吧，你总归会走的。老爹我就在这块地上，要活一辈子，死也要埋在这，都乡里乡亲的，还是放了吧。”

李从容说：“怕么事，爹，你到时再跟我去大城市享福吧。”

李来福说：“我只怕享不起那个福。这里有田有地，有人租种有人交粮，活得多滋润。我不走，你也别在村庄惹祸。”

李从容与李成和小时经常在一起玩的，有一次，李成和还在狼口下救了他。无奈之下，他便下令放了李成和。但李成和带领的自卫队就这样解散了。解散后的自卫队员，只有李从容的几个亲戚参加了国民党。

李铁路的几个亲戚也想趁机参加队伍，但李铁路说：“叔啊兄弟啊，我看你们还是在家算了，国民党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李铁路的亲戚们吓了一跳。

李铁路说：“我们其实常打败仗，当官的腐败，当兵的四处抢劫，这样的队伍长得了吗？”

他这样一说，亲戚们便沉默了。他们不知道时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惊人的消息在村庄突然爆炸开来：李铁路的妹妹李铁梅突然回村庄来了！

李铁梅是听说哥哥的部队回了黄安城，一是想前来劝降，二是想找李铁路要一些枪的，但刚回来不晓得怎么的走漏了消息，进村便被李从容的心腹捉住了。

李从容对李铁路说：“你看怎么处置你妹妹？”

李铁路说：“我妹妹不是共党！”

李从容便召集全村人，对着大伙问李铁梅：“你是不是共匪？”

本吴庄的人感到李铁梅变了，她的普通话说得相当好，声音也很高：“父老乡亲们，我们又回来了！我们是李先念的部队，很快就要打回来！”

李从容冷笑。李铁路的脸色发青。

本吴庄的人都静静地坐在打谷场上，看到李铁梅的手臂飞舞着：“不要相信国民党，他们只会打内战，祸国殃民，我们要打出一个新世界，迎来新的一片天！”

李从容说：“李副师长，你看怎么处置你妹妹？”

李铁路知道，如果不杀，有违党规军规，在这么多人面前说不过去；如果杀，哪下得了手？于是他说：“铁梅只是暂时被洗了脑，我先劝说一阵，让她回心转意。”

李从容冷笑：“那好，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解决不了，就由我来解决！”

李铁路最怕李从容的笑，因为他无数次看到，李从容笑过之后，便是杀人！

李铁路带回李铁梅劝说：“共产党有么事好的？马上就要被我们围剿了，还不是死路一条？”

铁梅说：“哥，我们仅是暂时的困难，你要看清大局，带领人跟我们走吧。”

李铁路说：“我好歹是党国堂堂的副师长，也是打出来的，怎么会跟你们走呢？”

李铁梅说：“哥，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国民党没有前途！老百姓不支持蒋介石！”

李铁路听了很生气：“我看你是真的昏了头了，共产党连个吃的都不能保证，你们折腾个么事！”

兄妹间唇来齿往，谁也说服不了谁。

第三天夜里，李铁路一声长叹：“妹子啊，你赶快悄悄地走吧。李从容么事都做得出来。哥这一辈子，就帮你这一回了。”

李铁梅说：“哥，你要看清民族大义，迷途知返啊！”

李铁路说：“我吃国民党的粮，穿国民党的衣，还是个军人，不会像他们那些王八蛋那样，做对不起党国的事！”

李铁路找来李成和：“老三，把她送出村外吧，拜托了。”

李成和很诧异，不晓得李铁路为么事选中自己。

李铁路说：“老三，你的事我都晓得了，带她从后山的小路走！”

李铁梅出门前抱了一下李铁路。她在他脸上一抹，竟然全是泪。她狠心地一转身，跟在李成和后面走。他们出了门，钻地洞，然后翻过高山，高山顶上有一条粗大的绳子。李成和对李铁梅说：“沿着绳子爬下去，就到了山脚，小心，别掉进护城河里。”

李铁梅笑了：“我小时也是在这里长大的，还不晓得吗？你们等着吧，我们会打回来的。”

李铁梅的影子消失了。

李成和回家向李铁路作了报告。

李铁路问：“你亲眼看着她走的？”

“是。”

“没有人发现？”

“没有。”

但第二天，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却在村庄里传开了：“李铁梅逃跑，跳河死了！”

李铁路暴跳如雷。

他赶到妹妹李铁梅的尸体现场，发现李从容也在那里。

李从容说：“李副师长真是为了民族党国着想啊！”

李铁路不理，他看到，妹妹的身上没有枪伤，头上却被砸开了一个大洞。

李铁路的泪水便流下来了。

他来到李成和家里：“你亲眼看到她走了？”

李成和说：“是啊。”

“没有人跟踪？”

“没有发现。”

“从哪走的？”

“从山顶上，沿着绳子爬下去的。”

李铁路说：“带路。”

他们来到李铁梅走的地方。高山上的绳子还在，一切没有变化。

李成和说：“就是从这里滑下山的。”

李铁路说：“把绳子拉上来。”

李成和拉绳子。结果只拉回了半截。他感到非常奇怪：“绳子怎么会在半山腰断了？”

李铁路一看就明白了：有人在半山腰砍断了绳子，而且在断绳之前，李铁梅的头上还重重地挨过一击！

李铁路回到部队。部队都是他曾带过的兵，都很忠于他。

他对参谋说：“你去查一下，昨天谁的岗，看到什么动静没？悄悄地查。”

一个小时后，参谋回来说：“哨兵报告，李从容的几个心腹半夜出去过，回来时先是鬼鬼祟祟的，后来还哈哈地笑。”

李铁路明白了。

部队集合时，李铁路问李从容：“你连我妹妹都敢杀？”

李从容说：“李副师长，你不可信口开河，我怎么会杀你的妹妹？”

“你让你带来的那几个人，过来见我，我有话要问。”

李从容的脸白了，不过他强装镇定，让人去喊。

去喊的人回来报告：“报告师座，早晨军情紧急，他们已被召回武汉去了。”

李从容开始笑起来。

李铁路一时怔住，接着，他一气之下掏出枪，抵在李从容的脑袋上：“记住，要是你杀了我妹妹，你会不得好死！”

李从容的笑容慢慢收住。

他们在撤走的那一天，李铁路悄悄地给李成和送来了几条枪。“三哥，你们还得自保啊！这支部队靠不住！”

李成和吃惊地望着李铁路。“你们要到哪里去？”

“接到命令，要去打李先念的新五师。”

“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三哥，你放心，我的部队遇到黄安县人，枪都是朝天放。他们大都是我带出去的。”

他们互道珍重。不几天，便传来了新五师中原突围成功的消息。大家把李先念说得像神仙：

“李先念真厉害啊，刀枪不入！”

“是啊是啊，他的长褂上涂了油，子弹打在上面都滑溜走了……”

只有李成和笑不起来。原来，国民党部队撤走的那一天，李从容对李成和说：“我们要是发现你参加了共产党，会来杀你的头！”

李成和说：“我不参加任何党。我只想菩萨保佑村子平安。”

李来福连忙打圆场说：“一村人，一村人，不要谈杀不杀的。”

李从容便骑着马，从河滩上走了。他从此再没有出现在本吴庄的河滩上。据说，李先念的部队从中原突围时，李从容被人打掉了半个脑袋，部队上都说他是让共产党的炮弹打死的。

副师长李铁路的声调叫得特别高，专门发电为李从容请功。国民党中央政府也专门授予了李从容勋章。李铁路也从此升任师长。

只有李来福接到消息时昏倒了。醒来后，他天天只重复一句话：“共产党，么样会有炮弹呢？不可能呀！”

他接着自答：“可怜的儿啊，你一定是被人害死的！”

他天天这样说，这样答，这样哭，村子里的人都认为他疯了。

我们村的人开始盼望着自己的队伍打回来。果然，还没等到国民党来取李成和的人头，共产党的队伍又打回大别山了。

一九四八年的某一天，本吴庄河滩上出现了另外一支部队。他们于深夜到来，静静地坐在河滩上，没有嘈杂声，没有枪鸣炮响，只有微光晃动。

“是徐向前的部队吗？”

“是张国焘的队伍吗？”

“是陈昌浩的兄弟们吗？”

“莫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又杀回来了？”

人们纷纷猜测。

马上有声音反驳：“不会！国民党的部队不会这么安静。”

“是啊是啊。”

第二天，他们看到另外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穿戴不是太整齐，但早晨的号子喊得很响，走路特别齐整。

“是共产党的部队！”

“红军打回来了！”

几匹马向本吴庄疾射而来。

城下，骑在马上的人下了马，高喊：“乡亲们，我们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先头部队，我们回来了！”

“刘邓大军，他们是谁啊？”本吴庄的人觉得这个名称很新鲜。

“乡亲们，就是红军的队伍！”

“红军回来了？”

“红军回来了！”

本吴庄开始沸腾起来。

寨子的吊桥放了下来。几个人走入本吴庄，带队的居然是游击队的六子队长！

“六子，队伍回来了？”

“回来了！”

“还走不走？”

“不走了，永远不走了！”

他们来到了我三爷爷李成和的家里，六子吩咐：“快，把你母亲叫出来！”

接着，六子拉着那几个穿军装的人介绍：“这是刘邓大军某某纵队某某旅的旅长，这是某某团长……”

李成和高喊：“大，红军回来了！”

我的曾祖母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说：“红……军，回来……了？”

“大娘，快跟我们走吧……”六子队长带头，背着我曾祖母就往外走。

“六子队长，你这是做么事，我大眼睛不好……”

六子说：“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走吧。”

他们出了庄，把我曾祖母用一辆平板车拉着，往前走。身后跟着许多本吴庄的人，大家都不说话。

来到河滩前，六子把平板车放了下来。然后一声唿哨，突然，三匹马从军营中冲了出来。骑在一匹白马上的人人高马大，两匹黑马紧随着。

六子上前与骑黑马的人耳语几句，两人连忙拉着骑白马的说：“副司令，你看这个人能认出你不？”

他们拉着骑白马的人跑到平板车前。还未下马，一位骑黑马的人又问我曾祖母：“大娘，你看，我们中间哪个是你儿子？”

我曾祖母还没回过神来，因为长年累月地哭，她眼睛不太好使。她说：“你说么事？”

“大娘，你看我们哪个是你儿子？”

我曾祖母突然颤抖起来，她用颤抖着的手，坚定地指着中间那个骑白马的人说：“这个人，是我儿子！”接着一声长哭在河滩上四散开来：“我的儿啊，娘想你想得好苦啊……”

骑白马的人翻身下来，跪在我曾祖母面前：“娘，我对不住你啊！”

我三爷爷这回才看清了，中间那个当官的，竟然是自己的二哥李成义！

这中间，整整快二十年过去了。近二十年的青山绿水，数度枯荣，我二爷爷李成义，居然活着回来了！

“大娘，你儿子是我们的副团长啊！”一个人扶着我曾祖母说。

我曾祖母却不管他是什么副团长，她认出了儿子，然后只有哭。她们母子，在整整齐齐的队伍前，抱头痛哭，哭得整个队伍都泪水涟涟的。

身后，本吴庄的人拉着那些穿着军装的人，纷纷问：

“见到我儿子了么？”

“见到我孙子了么？”

“见到我叔叔了么？”

“见到我外甥了么？”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我们村出去闹革命回来的，这次只有我二爷爷李成义一个。于是，在我二爷爷李成义带着队伍回到本吴庄的那天夜里，除李来福家外，家家都放起了鞭炮，欢迎红军回来。

红军要枪毙李来福。我二爷爷李成义说：“他的大儿子李文化也是革命的有功之臣，算了吧。只要李来福不再做坏事，就不追究了。”

然而，那天夜里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怪事：我的曾祖母，竟然在梦中溘然长逝！

在她死前，我二爷爷记得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娘，大哥还在外面作战，暂时回不来，等革命彻底胜利后，就会回来见你了。”

我二爷爷由于行军太累，他说着说着，竟然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发现我曾祖母脸上带着浓浓的笑意，却已无一点气息。

后来，人们把我曾祖母之死叫做喜丧。

埋葬我的曾祖母后，我二爷爷李成义在离开故乡的那一天，他的手下带着不少当兵的进入了我们庄的祠堂。从祠堂的佛像下面，他们取出了整整二十多袋金银元宝。

那是徐向前带领红四方面军离开我们村时留下的财富。

我二爷爷说：“现在国统区全是花花绿绿不值钱的票子，我们要打败他们，还需要这些。”

部队就迅速开始离开本吴庄南下了，又有一些走得动的人参加了他们的队伍。

二

解放后，我们村子里没有将军。当人们都在为我们黄安县一个县出了两百多个将军骄傲的时候，我们本吴庄人只有叹息。出去参加革命的这么多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我们本吴庄本来还盼望我大爷爷李成仁与二爷爷李成义能干到将军，衣锦还乡。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其实，关于我大爷爷李成仁的下落，本吴庄的人是这样说的：李成仁在红四方面军中干到了团长，四方面军越过平汉路进入川陕后，又回师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中间受陈昌浩委派，李成仁潜回黄安领导当地的游击队，不料在一次国民党的部队搜山时，为掩护其他人撤退他被抓了，从此下落不明；而二爷爷李成义，本来也可以干到军团长，但为了接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他被先期委派回来与李成仁带领的游击队接头，结果被叛徒告密被俘，同样不知所终，甚至连骨灰都没有收到。

仁义和，这本来是我曾祖父李光天票号的名字。他给自己三个儿子叫这样的名字，目的很明确，儒家的思想也很明显。但是，非常不幸，李成仁和李成义真的像他们的名字一样，过早地走完了人生，被国民党的部队分别杀害了。

他们没有想到，在革命胜利后，他们不但没有被评为烈士，他们的弟弟李成和，还要四处接受批斗！

命运，有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安排了本吴庄的一切。我相信宿命，就是从他们那一代的遭遇上开始的。

这一切，我的曾祖父李光天或许也没有想到。

我长大后，也只见过李光天的坟，埋在本吴村庄头的一个水塘旁边。下面就是农田，岸很高，坡很陡，原来是一片红土，是用来烧砖的地方。后来，窑塌了，那些红土让初进本吴庄的人还以为是一片红色的花朵。有几次，我站在这片坟地前，害怕水塘里的水会浸入李光天的墓穴，因此我多次提出让我父亲迁坟。但我父亲说，一代管一代。意思是一代人只对上一代和下一代的人负责，再远一点，就顾不上了。按他的说法，给李光天上坟的事，应该是由我爷爷那一代人来完成的，到了我们特别是下一代，坟不坟的，人不人的，仅能成一个符号。

父亲说得让我有些伤心。少年时，我打猪草，便跑到李光天的坟头上去，过去我是不敢去坟地的。但是我觉得李光天不会吓我，便有时故意到他的坟头上去，想与他相遇。我知道，他肯定在某个地方笑眯眯地看着我。

李光天的那座坟很普通。按当时我母亲的说法，他那样有钱，死了应该重葬才对。对死人的重视盖过生者，对死者的孝顺超过活着的人，在今天的本吴庄还是一件常事。往往是生前没有人尽孝道，人死之后，借钱也要将丧事搞得相当隆重。多少人活着时，向儿孙要一分钱都难啊，真不知道本吴庄的一些人是怎么想的。

李光天的墓很简单，与我曾祖奶葬在一起，就是两个土包包。过去，我在那两个土包上打猪草时，还压根不知道下面就埋着我伟大而光荣的曾祖父。我甚至还在土包上撒过尿。今天回想，心里说：请您原谅我吧曾祖父，我真不是个东西！不知道下面还埋着亲爱的您。但后来我知道了，就不这样了，我只有敬重没见过面的您了。

老人们说，你曾祖父李光天，是个不简单的人呢。他除了把两个儿子送到红军的队伍里，还把所有的钱财都偷偷地捐给了红军！

我们瞪大了眼睛。原来，徐帅留在我们本吴庄祠堂的那笔钱中，就有李光天的一部分！

好人总是命不长啊。本吴庄的人感叹着说。

李光天死时，正是我们那里被国民党的部队占领的时候。老人们说，李光天的死其实与没有满足国民党正规军要他多印票子有关。他们要李光天拿出大洋，实际上是试探，真实的目的是考虑到李光天在鄂豫皖交界地的影响，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拖垮当地经济，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而他们不知道，我曾祖父李光天在自杀的那一天，先把印钱的机器特别是那个印模埋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让国民党的军队最终一无所获。

我至今没有见过曾祖父的水印，有可能他把这个印模埋在了故乡大山的某个山丘深处，至今仍未露面。不过我听说过，李光天制造的水印，别人怎么也仿造不出来。这就是我们老李家印的钱当时为什么还能流通和值钱的原因，光靠诚信是远远不够的。要不然，李光天一个身体好端端的人，为什么会选择死呢？

死，在我们黄安县不足为奇。革命前有四十八万人，革命胜利后却死了十四万人，这十四万人还都是参加革命或因革命而死的，所以死一个李光天，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死人，在大别山和黄安县曾经成为一种常态，人们的眼里也没有了眼泪。

许多年后，我母亲讲起这些时，却一直在叹息。

母亲的叹息不是没有理由。本吴庄原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除零星参加国民党的，大部分参加红军闹革命没有再回来的，以及被国民党杀害的人之外，村庄已由当初三百多户人家，到解放后仅剩下二十多户了。

我长大知道曾祖父李光天的事后，有一年提出要去烧点纸钱给他和曾祖奶用。但我父亲说算了，他说一代管一代，他去烧点是可以的。我知道父亲不让我去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兄弟多，如果只有我一人去，会引起我大伯的不快。于是父亲独自一人拿了火纸，跑到池塘边的坟头上点燃。我悄悄地跟在他身后，在父亲跪下去的同时，我也庄重地跪了下去。父亲看到了我，却什么也没说。我看到，一行泪顺着父亲的脸上流了下来。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亲爱的曾祖父，你的重孙来给你磕头了。

那时我正处在多愁善感的年龄，想起那个在深夜里去村子里挂猪肉的老人，我的鼻子格外酸楚。于是，我对着那两堆埋有曾祖父曾祖奶的小土包，真的开始哭起来。我相信阴阳相隔的李光天一定看到了，我想象他一定面带忧郁，在天空终于挤出了一丝微笑。但周围的大雪，很快淹没了这个世界的一切，仿佛这个人，根本没有到这个世上来过。他的故事，也随着民间的口头传说，像空中飞起的火纸一样，烟消雾散，不知所终。

三

我至今觉得，一个人的生长与童年是很有关系的。童年的丝丝缕缕，总能在幼小的心灵中打下坚实的烙印。许多年后我回村庄，经常有人奇怪地问我为什么对过去的事记得那样清楚，对村庄的历史了解得那样全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反正从很小的时候，无论是村庄里哪个人说的话，做的事，即使他们后来忘记了，我也能记起来。我天生可能就是一个村庄的记录者，要记下他们的过去与将来。

说到这里，我得先提提我的六叔李禧。抛开自己亲历和目睹的事不说，我得感谢我的六叔，关于本吴庄及我们家族许多往事，我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六叔是村子长辈中少有的文化人之一，他善于以顺口溜的方式作诗。不过村庄的人都认为，“你六叔读的是一辈子的死书！么用冇得（黄安方言，什么用也没有之意）！”其原因，在于六叔的现实生活一塌糊涂，他做事很慢，农活也并不是好把式，说话又容易得罪人，所以村子里没有人看得起他。

我不一样，我尊重六叔。我尊重他突然来的几句文绉绉的诗，尊重他在地上捡起每一页带字的纸，尊重他为人做事踏踏实实。

至今我看到地上的纸，便会想到六叔。因为他说，有文字的纸，是不能扔在地上让人随便踩的。

六叔还说，文字的东西，最高贵。

但生活中的六叔，却是村子里最为孤独的灵魂。一直到他去世，他在村子里没有一个同盟者，没有一个知心朋友，甚至包括六婶，她也不是他的知音，而是一辈子的“对头”。他们是一对奇怪的夫妻，除了在生儿育女问题上曾达成过勉强的共识，两个人吵了一辈子架，直到六叔撒手西去才消停。

可怜的六叔一辈子都在村子里扮演着被人看不起和受欺凌的角色，这让我想起他便有要哭的感觉。本吴庄和外面的世界一样，生活成为弱势，很难引起别人的注意与重视。哪怕是在一个小村庄里，一个人失势也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村庄的人把他完全隔离开了，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出没在田头地里。

当然，我记得的事中也有一些是听我母亲讲的。村庄里，唯有我母亲比较尊重六叔。母亲说过，她嫁过来时，媳妇是没有地位的，遇上大家庭里有吵有闹，都是六叔在帮她说话。

母亲说，“一个媳妇伢，哪有地位啊，连话都不敢说。而你六叔这个老实坨子却敢帮我说话。”

那时六叔还未结婚。

母亲还记得，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陷入饥饿的时刻，有一天，是六叔把自己要来的一碗饭递给了她。母亲当时便流泪了。

母亲说：“你六叔是个好人。”

母亲一生中非常无奈的是，她不能改变六叔什么。随着岁月的加深，六叔成家立业后，他分到北头两间破屋子里，经常和六婶吵架。六婶脾气不好，家里常常传出摔碗和叫骂的声音。这让六叔彻底成为村庄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似乎没有人正眼看过他。村子里的人送给他的一句话是，“生来讨人嫌”。

这句话让六叔自卑了一辈子。

母亲说，六叔是在要饭中读完书的。那时父亲作为他们这一代人中唯一没有进过学堂的一个，始终在家帮助我爷爷李成和参加生产劳动，大字不识。而读书的六叔在回到家也吃不上饭的情况下，每每下了课，便拿着碗，拿根打狗棍，到人家的门上要饭。

“叔啊婶啊，给学生伢一点吃的吧……”

在今天，我永远也想象不出我们这样要面子的人，在读书年代能跑到别人家门口要饭吃，但我六叔做到了。那时，一九四五年生的、憨憨的六叔拿着打狗棍，一边要饭一边读了六年的书。这些书，让他成为村庄里少有的文化人之一，但这些书，也害得他一辈子没有翻身，使他几乎成为村庄里的笑料。因为，随口可以诌得诗文的六叔，竟然不会种田种地！

在农村，不会种田种地的人才是会被人耻笑的。六叔后来结了婚，也就在不如意中与六婶吵了一辈子，在村庄人们的漠视中度过了一辈子。可能这种生活让六叔感到压抑，他在天长日久的生活中慢慢变得有些傻，反应相当迟钝。

就是这个看上去相当迟钝的六叔，对于村庄的历史和家族的历史，摸得一清二楚。但是，没有人听他的。除了慢慢长大的我对村庄的过去还有兴趣，村庄里长大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生活的未来。

我对六叔的感觉，是鲁迅对阿Q那样的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一点与我母亲相同，往往六叔遇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时，总是母亲能站出来公平地说几句。他与六婶有时吵起来，六婶会骂一些过激的话，从第一代骂到祖宗十六代，往往是母亲站出来说：“别骂了，再骂祖宗的魂都会出来找你了。你也不怕村里人看不起？”

六婶不怕村庄里的人看不起，却怕祖宗的魂真的会摸上门来。村庄后面便是漫山的树，一旦风吹草动，挨着村庄的竹林一响，六婶便感到有些胆寒。

六婶住嘴了。

也许由于这个原因，让六叔对母亲的话非常顺从。

可村子里的人不这样。他们见到六叔走来，便装着没看见，低着头。六叔礼性又多，叫人家一句，有些人还装做没听见。大生产队时，大家都不愿与六叔搭手干活，见了他就躲。一些口无遮拦的，还当着他的面说：“一个书呆子，么事都不会，打死也不跟他合伙。”

六叔的脸红了。

于是，在热火朝天的天地里，人们扎堆干活，只有六叔，常常由于没有搭伙的人，一个人在田野里孤零零的。

回家的路上，还有一些小孩子，见到六叔便喊：整天一个书呆子，烟盒树叶擦屁股；读书冇得用，种地马虎虎……

六叔很生气。他这个人也很容易生气，连小孩子也气得上，把肩上的担子一甩，拿东西去打小孩，小孩们吓得跑，六叔便一改文明的面孔，在后面追着骂……

家里人不待见，村庄的人又看不起，加上小孩子的奚落，六叔见人的笑脸便渐渐呈萎缩趋势，特别是到了后来，他感觉到整个本吴庄对他是一种爱理不理的态度时，作为一个男人，六叔慢慢地再也不与村子里的人往来。

今天的六叔也已长埋地下，坟头的蒿草几度枯荣。每当我想起六叔活着时拿着碗，蹲在墙头下吃饭时，想起他碗里吃的还是咸菜清汤时，心中便充满了酸楚。有时，我觉得我也是谋杀六叔的一分子，因为他不懂世故而屡遭白眼，我也曾气得不理他。更让我内疚的是，有次我甚至还与弟弟一起，给六叔开了一个国际玩笑。六叔喜欢抽烟，总是自己手工卷的那种，有谁会舍得把自己的纸烟发给六叔抽呢？于是，有一天我弟弟偷了母亲的一根烟，送给六叔。六叔高兴极了，他笑眯眯地点上。结果，刚吸几口，我便听见“砰”的一声，六叔的嘴巴变成乌黑一片。原来，我弟弟在烟里塞进了一个小鞭炮。烟烧到中间，点燃了鞭炮的引芯后，六叔的嘴巴被炸得肿了起来。六叔非常生气，脸色铁青，拿起一根棍子发疯似的追赶我弟弟。我弟弟看到他的样子，吓得哭了。他拼命地跑起来，最后爬到一棵大树的顶上，吓得不敢下来。六叔也较真，坐在树下不走。一直守到天黑，还是我母亲去说好话，六叔才气呼呼地离开了。

最后，还是我母亲把我弟弟揍了一顿。

母亲说，你们戏弄谁，也不能戏弄你六叔，多可怜的一个人啊！……

六叔生气不是偶然的。因为在我们本吴庄，他一直都是被戏弄的对象。直到六叔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觉得温情的面纱一下撕破了。六叔啊，一个人活在世上，即使你满腹经纶，生不逢时又有什么用呢？人生识字糊涂始，真是至理名言啊。

六叔走了。他给我讲的许多故事，却在我脑海里存留了下来。

六叔重点讲了我们家族的故事。他说：“有一天，你们要把他们的案翻过来。”

我们哪里敢翻案？我母亲说：“千万不能提这两个字，让人晓得就有大祸了。”

六叔说的就是三个爷爷的事。关于李成仁与李成义参加革命并牺牲一事，虽然本吴庄另有说法。但我六叔说的最可靠。因为，六婶娘家的亲家就是当年一起参加革命的，革命胜利后，老人们坐在树下，一遍又一遍地翻晒往事。

按他们的说法，如果我的两个爷爷活着，至少混个少将不成问题。

六叔说，李成仁是被国民党搜山时抓住后，放狗咬死的。六叔说，那时的人真是坚强，不像今天的人那样软蛋，坚强得令人吃惊。国民党关他、打他，他硬是不说游击队的藏身地址。六叔说，换在今天，莫说是狗咬，就是一只狗对着人们叫，也会把许多人的腿吓软。但在山林中已多日未曾进过一点正餐的李成仁，被敌人抓住吊打时，他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来。敌人没有办法，便恼羞成怒，牵来一大堆狼狗，放任它们咬他。

“无论鲜血怎样流出，无论肢体怎样一块块脱离身体，李成仁都没有叫一声。”村庄里的人至今谈起来，还对这种英雄行为敬佩不已。

不成功，便成仁。我的大爷爷李成仁就这样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印证了对革命庄严的承诺。当年，当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撤离转移四川又再北上甘陕时，李成仁被突然派回，或许命中注定了就是这种结局。当然，他即使跟着张国焘南下，以我们家族那种刚烈的性格，他也未必能逃出得张国焘的魔掌。

命运，有时就这样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

后来，李成仁的尸体是我曾祖父李光天出高价请人从大悟县运回来的。那时，日本人还没有到我们黄安县城，李光天害怕国民党的队伍还会来找尸体，至今我们都不知道曾祖父把自己的儿子埋在了何处！我们也不知道，在村庄的哪块山头或地底下，埋着我大爷爷李成仁那不屈与高尚的灵魂。有时，我走过故乡的土地，生怕踩着了葬有他灵魂的那块。

因为赵春玲的缘故，李成仁最后没有评上烈士。

在我们红安有名有姓的两万多名英烈里，同样找不到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曾祖父李光天在接回他的儿子时，心中是怎样一种悲愤的心情。他的儿子几乎体无完肤，恶臭味老远可闻。我曾祖母哭得死去活来。李光天却一言不发。他或许在想，一个人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为什么儿孙后代没有好报呢？

无论他们怎样想，那时革命者的牺牲就像草木一秋般平常，因此关于李成仁的死，也就像风一样，吹过去便过去了。多少革命者死在胜利前的路上，不为世人所知啊。

与李成仁相比，他的弟弟李成义更惨。国民党抓住送情报的他后，面对同样撬不开的铁嘴，为了从他腹中取出已咬烂的情报，他们把他吊在麻城县的一棵树上开膛剖腹。

他们一刀一刀地割着他的肉。周围都是一些陌生的群众。

最后，他死在一棵树上。

那是一棵白果树。那棵树就在我们家族翻山越岭后不远处的一个河滩边，我的二爷爷李成义就那样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同样，他的尸体不知葬在何处。

六叔说，当时国民党扬言，谁要去收尸就会杀谁。因此，李成义的尸体挂了几天，开始发臭后，便不知所终。

那个叫白果的地方其实离我们本吴庄挺近，但我们家族没有人前去收尸，李光天只有在家里悄悄落泪。

“国民党是说得出做得出啊！”李有德对我曾祖父李光天说。

我长大后才知道，二爷爷李成义死的那个地方，离大将徐海东将军的家很近。

我曾祖父对李有德讲，“徐海东一家死了十几口人，他还不是继续革命么？”

与徐大将一家人相同，李成义也像他的名字一样，舍了生而取了义。

悲哀的是，革命胜利后，李成义却与自己的哥哥李成仁，都没有评上烈士。

我们家族的这两个革命者，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没有在我们家族史上留下任何的只言半语。翻开发黄的家谱，只记载着他们三个简简单单的名字，甚至连出生年月和死亡日期都不详，更谈不上记录他们的故事了。这使我后来对于族谱之类的东西，特别不感兴趣。在我进入北京城生活后，有一年老家的人找上门来，说是要给我们上族谱，每个人交五百块钱。我说钱可以交，名字就不用记了。老家人怔在那里，用特别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他不知道，其实族谱上写一个名字有什么用呢？多少参加革命的人，他们来到世间走一趟，就是一个名字便算了吗？

两位可怜的爷爷，他们甚至因为年轻，还没有来得及结婚，没有留下自己的后代，便永远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那是革命的道路。虽然革命死了千千万万的人，但想起连一个坟也找不到的他们，今天我还格外心痛。

那的确是一条非常寂寞的人生之路。我想。

对此，我曾在年轻时无比愤怒。倒不是贪图他们评上烈士后那几块钱，而是觉得他们生命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体现。

后来，我问了许多老人，李成仁与李成义为什么没评上烈士。其中一部分老人表示沉默，另一部分老人说，因为他们的弟弟李成和得罪了我们四道桥公社的副书记赵春玲。

原来如此。

四

至于我们村的革命者李稀有，经过了雪山草地，经过了战略转移，经过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经过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斗，经过了生生死死的相遇，经过了无数伤疤的更替交换，经过了西路军那悲壮的失败，他终于沿路乞讨着抵达延安。

那时候党的高级干部都非常朴素。他们穿着与士兵差不多的衣服，吃着与士兵一样的小米，住着与士兵一样的窑洞，看上去官兵真正一体，没有任何区别。以至于许多年后，人们提起解放军和解放军的长官来，总是感慨着怀念那时虽然贫穷却十分美好的岁月。唯一不同的是，随着战略的变化与战场形势的改变，当革命者可以停下来喘一口气时，官兵与士兵不同之处是，当官的可以娶上媳妇了。

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革命也不排除吃喝拉撒，不排除喜怒哀乐，不排除生离死别。换句话说，革命者也是常人，也有常人的七情六欲，也有常人的各种追求。但是，当时革命队伍的女同志太少，只有在延安，人们才能看到来自祖国各地各种各样的女人。其中最耀眼的女人，便是来自大城市的女青年。这些女青年，最后都成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家属。

一切听从组织的召唤，一切服从组织的安排。这是那一辈人最为响亮的口号。革命，已经使得他们在学会了战斗的同时，也学会了服从。因此，大多数经过了枪林弹雨的英雄，突然觉得生活中多了一道风景，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又突然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这时，组织出现了。组织，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多么亲切的称呼。如果一个人找到了组织，比找到了亲人还要高兴。组织，也便安排了他们的一切。组织说，某某级别的人，可以娶上老婆了，于是马上有人出面，去说服那些从全国各地奔赴来的姑娘，让他们跟那些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功名的高级将领结婚。那时候，奔赴延安的年轻人们，大都是从大城市而来，她们富有理想，富有人生的激情。她们喜欢看到新鲜事物，喜欢看到那些只有传说中听到的英勇杀敌的英雄们，他们就活生生地生活在她们身边。她们也喜欢与他们结识。自古以来，英雄总是女人钦慕的对象，总是她们的猎物。因此，当组织上来说亲时，她们一大部分人是乐意的。毕竟，在延安的小社会里，也存在着高下之别。而且，对于那些情窦初开的来自大城市的少女们，当她们看到那些赫赫有名的英雄骑着马，从宝塔山边冲过来的时候，延河的边上，便多了一些笑声。虽然她们也曾有过挑选的机会，也曾有过保留的意见，但最终还得服从组织的安排。这是大多数人的命运，大多数人，必须服从组织的命令。在那个时代，个人的婚姻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掺杂了太多革命的因素。因此，后来，人们常常称之为“革命婚姻”。

革命者李稀有的第三任妻子，便是在延安时娶的。那时候，李稀有已是共产党里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了，他完全是可以享受这一特殊“待遇”的。可在他心里，当人们在欢欢笑笑地过着正常生活之时，他却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中。虽然长征路上的女人死了，但在遥远的故乡黄安城的乡下，他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妻子。那时他们南征北战，他并不知道，家乡的妻子是否还活着。那时候，黄安城革命者的亲人们，不是被国民党的团丁追杀，便是被土匪弄去点天灯，弄得不少村庄家破人亡。再或，那些侥幸逃过了整风运动和AB团事件的革命者的亲人们，在红军走后又被卷土重来的国民党杀得干干净净。不知多少黄安人，做了荒郊野外的孤魂野鬼，谁还知道谁仍活着？死人，在那时候，犹如踏死蚂蚁一样容易。

革命者李稀有师长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当他的战友们在享受新婚幸福的时候，他觉得内心一种巨大的虚空。后来，听老人们讲，革命者李稀有可能也曾寻找过家乡的妻子，可能也曾打听过家乡那边是否已经家破人亡。但是没有消息。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乡的家书，又哪里能够穿越中国痛苦的炮火，飞抵他们战斗的前线，跟上他们的脚步呢？

我们不知道李稀有师长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折磨，但我们知道的是，革命者李稀有在延安，像那些高级将领一样，娶上了一个从西安城里来的小姐。那时候，革命的高级将领们像大换血一样，不管糠糟之妻如何，他们纷纷地把目光投向那些温柔可人的城市小姐们身上。那些富有理想的小姐们，也喜欢这些有着剽悍之气的战斗英雄，于是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们开始了革命般的蜜月。

那是真正的蜜月。

经历了种种艰难与死亡威胁的革命者，知道人应该怎样活着，懂得了怎样才是活着。他们拼命地想活下来，结果还真的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了，他们还想活得更好，活得有滋有味。

女人，是他们活得好的最好的证明。

他们仿佛又焕发出了无限的青春，在革命的热情中，拾起了婚姻殿堂里美好的、正常的人生生活。

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即使国民党的飞机时常轰炸，即使日本人的军队开始围剿，即使战争的紧张使得他们来不及擦洗，只要有点呼吸的时间，他们便会拼命地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他们接二连三生出的孩子，便是幸福的生活的见证。

这些可怜的孩子，有的就放在当地的老乡家里，有的带在行军的队伍之中，结果有的被天空落下的炮弹炸死，有的被迎面而来的子弹射死，许多被迫丢在当地老乡家中的，等到革命胜利之后，已经不知所终。

西安的女人，给了革命者李稀有最初的幸福。

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西安女人。

然而，幸福的生活对于革命还未结束的男人们来说，是非常短暂的。

纵观革命的历程，似乎始终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局面：那就是当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时，内部的斗争便会激烈。当革命党人在共同对付来自外面的敌人时，他们团结得非常紧密；而一旦斗争的形势好转，内部总有那么一些人，要以清理为名来排除另外一部分人的权力。

由于西路军的失败，逃回延安的革命者李稀有在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之后，在搂着一个娇小迷人的妻子感觉到了幸福无边的时候，他很快发现，凡是西路军回来的那些人，日子并不好过。四处都是冰冷的目光，四处都是冷言讽语。

李稀有的心一下子又回到了那冰冷的雪山草地，回到了马匪围打倪家营子时的惨景，他的又一个灰色时代到来了。

有一个高级将领甚至鄙夷地对他说：“那么多的人死了，你还有脸活着回来？”

革命者李稀有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有关西路军的正确评价，还是后来邓小平时代的事情，李稀有那时还没有等到。事实上他的一生都没有等到。作为西路军中的一位有名战将，他们受到的只是羞辱。由此，也就拉开了他们生命中的又一次悲剧。

他们又靠边了。

有关他们的种种非议，还与四方面军在长征的战略失误与“领袖”背叛联系起来，这使他们在延安的处境日益艰难。甚至，由于四方面军的几个指战员在许世友的带动下，集在一起议论又要回鄂豫皖的山上打游击时，他们的命运便注定了。

他们中间不少人因“谋反”而被关了起来。

革命者李稀有是其中之一。

当时，整个延安的人都盛传这些人将被清理，将被杀头。特别是老牌子的整党专家康生放出话后，这些革命者便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

同样危险的，还有他们的家属。

革命者李稀有的家属，那个西安的女人，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惶惑了。

昨天，她还以嫁给李稀有这样的英雄为荣，可是一夜之间，英雄又要变成阶下囚了。整党专家号召她们要划清界限，要重新站到革命队伍里来。

她年轻，漂亮，不想在参加革命的路上，就这样被打入另类。于是，她像许多人那样，重新站了队。

她与李稀有划清了界限。

我们不知道革命者李稀有那时是怎样的心情，反正他是同意了。作为一个失败者，他必须接受现实。

他同意了，同意的时候他还掉了眼泪。

美好的日子太短了。

于是，那个西安女人为了表明她革命的决心，重新又嫁了人。那个人，后来一样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将领，是革命者李稀有的同行，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同事。

多少年后，我们在审视李稀有的第三次婚姻时，我们找不到责怪西安小姐的理由。那些来投奔革命的人，谁也不想落伍，谁也不想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行进在一支先进的队伍中。对她的离开我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可以想见，作为真正的革命者李稀有，借此明白了婚姻与政治的关系。

好在后来党的领袖毛泽东接见了许世友，并亲自为他松绑。关押的这一批人，也先后顺利释放。

因为有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分裂在先，再有西路军的失败在前，又有张国焘的投敌变节在后，李稀有成了最后放出来的一批人。

他们没有怨言。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西路军的领导者李先念，从军政委一撸到底，贬为一个营教导员，不也是一言不发？

革命者李稀有虽然连降几级，他也同样没有申辩。革命者在无数次对敌斗争和对内斗争时，已练就了一副宠辱不惊的平和胸襟。只是，当李稀有看到自己住的那个窑洞里还挂着那个大红的喜字，可已人去窑空时，心中便涌起了无限的慨叹。

何况，那时的张国焘终于熬不住延安的批斗，还是逃走了。他跑到蒋介石那里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张国焘这个老牌子的善于借组织名义搞斗争的政客，还没有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当他在共产党的时候，他是国民党需要的；当他脱离了共产党后，他便不再重要。他的出逃，给四方面军带了历史的耻辱！

四方面军的战士，在延安慢慢地又抬不起头来。而就在此时，在延河的边上，有一次革命者李稀有还看到了西安小姐与她的另一任新婚丈夫。

他们狭路相逢，那个革命者面不改色地向他伸出了手，李稀有一把捏住了，捏得那个以笔杆子起家的白脸军官咧着嘴叫，把那个西安小姐吓得花容失色。

不知为什么，革命者李稀有在那一刻笑了。他的仰天大笑，使得这对结婚不久的革命夫妻匆匆地逃离。

好在不久，李稀有被派到山西，奔赴抗日前线去了。否则，不知像他那样火爆性格的人，又会在延安惹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

我六叔说，革命者李稀有生命中出现了第四个女人，还是在革命胜利之后。那时，经过了长期的征战，他们终于像他们相信的那样，解放了全中国，打进了北京城。

他们是真正的胜利者。

他们是革命中的幸存者。

他们掌握并运用了胜利。

他们开始重新建立家庭，开始过上人的生活。

是的，他们终于胜利了。他们还活着。

但是，他们中间的有些人，从此不再回来。不再寻找回家的那条路。事实上，这些革命者也无法再寻找那条路，无法把自己和那条路的尽头的人联系起来。

他们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无法探知胜利的革命者李稀有究竟是因为怎样的心情，入城后很快又娶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大学生。

像李稀有这样的革命者，从本质上说，还是男人。有着男人的血性，同时也有着男人的缺陷。

我后来问过我母亲：“难道李稀有爷爷不知道自己的老婆还活着吗？”

我母亲说：“到底么样，我还不晓得。”

那时我母亲还对我讲了胜利后李稀有的样子。有个黄安人回来说曾在北京见过他：“李稀有坐着苏联生产的车子，还带着警卫，威风得很咧。”

战争，已使革命者李稀有由一个农民而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革命者李稀有像其他的许多人那样，闪电般的第四次结婚了。那个女人——如果按照我故乡黄安的辈分排的话，我同样应该叫她奶奶——漂亮的大学生，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翻了李稀有的老账，也许这个漂亮的女人会伴着李稀有善始善终。

我们无法搞清李稀有第四次结婚时的心情，我们听说他的前任妻子，也就是第三任妻子，同样到了北京。他们偶尔还会在某些私人的场合碰面。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会面刺痛了这个黄安男人的自尊心与虚荣心，使得李稀有明知乡下妻子历尽了种种磨难之后仍然活着，又娶了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作为妻子。

应该说，作为李稀有的第四任妻子，这个女人是热情的、单纯的。她嫁给他没有任何的功利，那时所有的年轻同志都对这些革命者佩服得不得了，崇拜得不得了。胜利者总是有着拥有的理由，青年人的热情与崇拜其实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穿透了年龄的距离，穿透了地位的等级，穿透了学历的界限，也同样穿透了世俗的眼光。

她向他走来。

他向她走去。

两个相差了二十多岁的、分属于不同年代的人执手相约，这使得革命有了实质性的意义。

即使李稀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他的身上依然是一副农民的做派，比如说穿粗布的衣服和大头的布鞋，喜欢在家里赤着胳膊和光着膀子，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大学生对英雄的崇拜与尊敬。

三分田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原本属于农民想要的生活，革命者李稀有将之搬到北京城里实现了。他不仅从她身上学到了出入上流社会的礼仪礼节，还学到了不少知识，学会了跳舞，甚至还学会了用刀叉吃西餐。

他们很快有了孩子，先是一个，接着是两个，再接着是三个，几乎每一年都没有闲着。

革命胜利了啊。

李稀有闲下来的时候，这样想。

这样的一想，让他非常满足。

可能，他也曾想过在遥远的黄安乡下，还有一个曾经当过童养媳的妻子，但战争，使得那个女人太遥远了。他想起来就觉得茫然。

他带着第四任妻子，出入于各种场合。甚至，他的心里还特别盼望能让延安时的前任妻子看到。

事实上那个改嫁的女人也看到了。可她并没有嫉妒的意思，因为她后来嫁的那个白脸书生，地位也同样不低，而且比李稀有还有文化。

他们相遇的那天，那个白脸军长还主动过来与李稀有打了招呼，好像延安的那一幕已成记忆。事实上，经过了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战争，有些东西的确开始淡忘了。

那个改嫁的女人好像对李稀有的新夫人无动于衷。

这让革命者李稀有多少感到了一些失落。回来的路上，他一直闷闷不乐。

一九五五年，他们同时参加了授衔仪式，那个白脸男人被授为少将，而李稀有仅被授为大校。这让他好长时间闷闷不乐。

一直到一九六八年时，整个中国大地乱套的时候，由于红卫兵对四方面军某些问题的清算，还有对西路军失败者的挖苦，革命者李稀有又遇到人生的另一个劫。

只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前任妻子，会在批斗会上揭露他的“反动言行”，称他在延安时为西路军与四方面军的问题发过不少的牢骚。

她的发言，成为打击他最强烈的武器与证据。

这也许是革命者李稀有命中无法逃过的劫。他强烈地爱过这个女人，向往过美丽的爱情，渴望温柔如水的婚姻，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曾在延安给了他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女人，会是他一生逃不脱的梦魇。这个劫，他再没有从前那样幸运，他终于没有迈过去。由于过度的批斗和战争中的枪伤复发，他身心俱碎，最后在一个寒冷的深夜，死在一间关押他的黑屋子里。

他的第四任老婆哭得死去活来。她不相信他会是反革命，会是叛徒。她哭啊哭啊，想啊想啊，怎么也哭不够，想不通：如果他是反革命或改组派，或许早就在肃反中肃掉了；如果他是叛徒，就不会在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后还一路要饭找回延安。

但那个年代，谁相信呢？那么多元帅都死于非命，何况他这样的一个小人物？

那个冬天的北京特别阴冷，革命者李稀有死时没有人发觉，他也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的东西。

他走了。带着他最后的幸福与最后的痛苦，悄悄地走了。革命死了那么多人，他终于也成为其中的一个。

没有追悼会，甚至骨灰盒上，连他名字都是假的。

从黄安到北京，这之间那么多的路，那么多的曲折，他一路挺了过来，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没想到会在打下一个新中国后，死在一帮年轻人的手里。

作为农民，也许李稀有一直到死，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后来感动于他生活中最后的一个女人的坚强。这个女大学生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决然地搬出了李稀有住的楼房，到了她的娘家居住，并在李稀有死后，一生再未改嫁，而是含辛茹苦地把三个孩子养大成人。

这个身为满族的北京女人，是革命者李稀有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如果他曾经回忆过或者能够再去回忆的话。

☉第五章：运动来了

一

革命胜利后，有许多新奇的事等着本吴庄的人们。

先是，革命者李登高的遗孀赵春玲登上了我们本吴庄的政治舞台，竟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红到了七十年代末。

说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登高这个我们村最早的革命者，居然娶了个童养媳。他的妻子赵春玲，十五岁就嫁给了李登高，然后作为条件，李登高才由赵家推荐到省城武汉去读的书。这么说来，这个读书人其实也是被封建礼教害的。不过，如果不是他到省城读书，我们本吴庄的革命也不会发展得这样迅猛，这样强烈。

那时，赵家在我们附近也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要门当户对，这是中国乡村包括我们黄安县在内的正常事。这样的事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至于灰姑娘与白马王子，或者穷小伙吃天鹅肉，毕竟只是少数，在我们黄安县，至今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赵春玲嫁给李登高那年，走的是老式婚约。两个人从小没见面，大人们指腹为婚。等赵春玲出落得水灵了，李登高读书回来，李有德便请当地乡绅出面，将赵春玲娶进家门，事便了了。

关于李登高，我所能找到的证据是，他参加革命后一去便杳无音讯，除了后来他被证明牺牲在祁连山下西路军的队伍里。无数个从本吴庄走出去的人，鲜活的、活蹦乱跳的生命，最后再没有在村庄出现过。

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里，赵春玲带着李登高的遗腹子，在解放前曾度过了怎样漫长的岁月？

这样说来，赵春玲本身也是个可怜而不幸的女人。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永远忘不了本吴庄东边的那堵青砖砌成的高墙。高墙上的阳光斑斑驳驳，上面常常挂满了青草。风一吹，草下总像是躲着一个什么人的身影。

高墙后就是赵春玲家的房子。那幢房子很黑。今天我有时还做梦梦见，梦里我腿脚打战，发凉。因为，那黑色的房子里，曾好长时间，被人认为闹鬼。

赵春玲的胆子却很大，经常在黑色的屋子里纺线。小时候，那个黑屋子曾让我特别害怕。老觉得那漆黑一团的地方，藏着什么鬼怪，猛地里要跳出来，将小孩吃掉。我甚至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还听到了死去多年的赵春玲在那黑屋子里发出的令人悚然的咳嗽声。她的咳嗽声不仅把我吓一跳，还要把全村人都吓一跳——以为她又不高兴了。我母亲说，有好几年，村庄里只要赵春玲不高兴，全村人肯定高兴不起来。

我后来想，关于一个女人的命运，在极尽屈辱之后，她有可能爆发生命潜力中的另外一种可能。这就如原来在延安非常革命的江青，在走上历史舞台后却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令人不可思议。

赵春玲的生命中也有这样的因素。在李登高革了自家的命，李有德又被人莫名其妙地杀死后，赵春玲从此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惧中。她带着李登高的遗腹子李希望，在时时可能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的危险中过日子。

在那样的岁月里，这个女人过早地有了白发。每当风声一起，山头上有军队出现，她就得赶紧钻进自家的地洞。那个地洞，我们童年时曾钻进去玩过。那里面像个迷宫，进口多，出口也不少，低矮而压抑，以至于现在我有时做梦，还能梦见自己藏在那深不可测的黑暗中，找不到出来的关口，醒来觉得后怕。

老一辈的人说，自从李登高走后，赵春玲年轻时的大部分日子，就是带着他们的儿子李希望在地洞里度过的。她有过对光明的强烈渴望，但那一天来得那样漫长；她有过对死亡的恐惧，但因为孩子的缘故，她又变得那样坚强。日本人来，她要躲，不然被当成共产党的遗孀杀掉；国民党的人来，她同样要躲，那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土匪来，她更要躲，他们杀人放火什么事都能干得出。何况孤儿寡母，危险的系数更大。

如此说来，这个女人同样值得我们同情。

关于她孩子李希望的事，同样有种种传说。有人说他是革命者李登高留下的，李登高在革自己父亲的命前，早留下了革命火种。

而另一种说法在本吴庄也流传甚广，说李希望是后来省里某位革命领导留下的。那位领导今天已经过世——由于当过大官，姑且以X称之。X当年在大别山里打游击时，不小心遇上了日本正规军，日本人与国民党的伪军一起追他，没得法，他马不停蹄地日夜穿林越寨，跑到了我们本吴庄时，再也走不动了。于是，他无意中逃到了赵春玲家的院子里。

不久，日本人循着他的路线，跟到我们村子里来搜捕。X进村后，村子里一直慌张。我曾祖父说，不能讲，一讲就说不清了，日本人肯定会认为还有更大的队伍，还会深挖下去。于是，村庄集体选择了沉默。善良的乡亲们，不管家里是参加国民党的，还是参加共产党的，自始至终都没有人吐出一个字。

大家知道赵春玲家有暗洞，就让X躲在赵春玲家的地洞里。日本人来了之后，还是放火放枪放狗，结果什么也没有搜着。

没想到，由于负伤，X在地洞里生活了整整十个月。此时，正是李登高离开村庄不久。那时赵春玲的肚子还没有迅速鼓起来，所以西边的那些怀着复杂心情的李姓子弟，在革命胜利后挨了赵春玲的整后，怀疑肚子大了的赵春玲，怀着的不是李登高的儿子。但无论是不是，反正李希望是革命的火种，这一点绝不用怀疑。

还有一点无须怀疑的是，革命者X特别感激赵春玲家的地洞岁月。

革命胜利后，这个在赵春玲家地洞里躲过一劫的男人，后来当了我们省的主要领导。当赵春玲被评上烈士家属时，X曾到我们村子里来重温过艰难的烽火岁月。他的到来，客观上也给正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赵春玲一臂之力，让她如愿以偿得心应手地当了大队的妇联主任。

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当时的环境里，一个大队领导就是绝对的领导。而这位早年参加革命的省领导X，在我们本吴庄参观时，除了提出要修一条马路报答老区人民外，并没表示出其他的任何异样。因此，关于赵春玲儿子归属的流言，也就不翼而飞。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位省领导很健忘，他提出要修的那条马路，回去他就忘记了。这条路一直到今天才刚刚开通，还是条土路，是由我小学同学陈定勇当队长时修的——在此，向这位为故乡扎扎实实做了点事的同学致敬，他已因白血病发作不在人间混了。

而当时，省领导X到我们村子里来时还哭了。

他感动的泪水，也引发了本吴庄许多人的泪水。本吴庄的革命群众是多么纯洁啊。

哭归哭，村庄一直没有什么改变。有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那位领导的讣告，看到了党报党刊对他的那些高度评价，心情一下子非常复杂。

唉，反正人死了，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生命都不在了，还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呢？

与此相关的变化，就是赵春玲不仅顽强地活下来了，而且还当了领导。在我小时的印象里，本吴庄没有人不怕她，包括她的儿子李希望。

我没想到，我们家族的命运会在老长的时间里，竟然与赵春玲这样一个女人息息相关。其实，我们整个村庄没有想到，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的命运都与赵春玲这个女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牵连。

本来，都是参加革命的家庭，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与冲突。问题在于，自从我的曾祖父李光天和他的两个大儿子分别就义后，我爷爷李成和的脾气突然变得暴戾。我们家族中的每一员，似乎身上都流着暴脾气的血液，具备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性格。

关于我的爷爷李成和，在民间有多种说法。除了他敢和日本人、敢和国民党的部队干外，还说他是个种田的好把式。

我上小学时，村下的一个老头对我说：“你爷爷厉害啊，他一夜间就可以把你们家十多亩良田翻一遍。”

当然，也有人说李成和性格刚烈，与一般人合不来。也有人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喜欢与人对着干。

我母亲说，他公公李成和的善良是显而易见的。有一天，他面对外乡一个饿得快没命的叫花子，不知怎么的心头一软，让叫花子在自家当了长工，管一日三餐的饭菜——当长工总比饿死强吧。我的舅姥爷周汝贵不也在外面当了好几年长工吗？他还是一个革命者呢！

就是这个长工，后来差点要了我爷爷李成和的命。

我至今搞不清我爷爷的性格为什么那样暴戾，就像今天我有时搞不懂自己一样。总之他这种性格，彻底得罪赵春玲了。

有一年吧，在李有德死后，赵春玲忽然带着自己的孩子李希望来到李成和家，想讨点米吃。此时的李成和，跟着父亲李光天学了点本领，开始贩卖生猪，有了积蓄后便慢慢置了一些田地，日子还说得过去。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黄安城特别的冷。那一年全城冻死和饿死了不知多少人。因此，粮食在那个年代显得比命还金贵。据黄安县志记载，这一年的四月，看到饥荒的面积实在太大，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配拨了黄安县急赈工粮面粉达四十余吨。但这些面粉，并没有抵达我们本吴庄，全被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一些贪官给私分了。到了这一年的六月，酷暑降临，一场伤寒、赤痢与霍乱又在黄安流行，人又死了不少。

有了这个铺垫，就不难理解革命家属赵春玲的行动了。她可能仅仅是为了保存一个革命者的火种，可能是想抓住孤儿寡母最后的活命希望，得知李成和家里还有粮食，便来到了他家。

那天，我奶奶刚好到田地劳动去了。我爷爷李成和一个人抽着烟，坐在家里喝茶。这是我们这个家族大男子主义的最好体现。

“给我一点粮食吧。”与爷爷同辈分的赵春玲说。

我爷爷连忙让座。看到赵春玲脸上那可怜的样子，他决定给她一升米。一升米，在一个饥荒盛行的年代，这是多么大的事！那个由木头做的升子，我们小时经常使用，今天在本吴庄也未失传。谁家要临时应急，借点米，还是用升子量。

我爷爷说：“莫让人看到啊。”

赵春玲的泪水下来了。借了那么多家，只有李成和借给了她一升米——她上李来福家借时，李来福甚至还放狗咬她。

于是，赵春玲端着我爷爷借给她的米，带着孩子千恩万谢地走了。

我爷爷李成和当时可能并没有觉得什么，但过后不久，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一道难题：赵春玲开始三天两头的前来讨米。

乡里乡亲的，谁不借谁的东西呢？

我爷爷起初尽量满足。

本来，这是非常时期一件非常平常的事。

但我奶奶在外出劳动时发现，村子里风声突然不对了。人们看她的眼光，像带了刀似的。

“那么多缺米的，你家男将为什么非得把米借给赵春玲，不愿借给我们呢？”

这样的风言风语，迅速开始在村子里传开，让我奶奶感到特别的愤怒。但愤怒归愤怒，她一个妇道人家不敢在我爷爷面前有半点声张。

相反，却是我爷爷生气了。

“我好心好意的，被人说成这样，娘的皮……”

李成和的犟脾气便上来了。毕竟自己家里有一大堆人，也都张着口要吃饭。危机年代，家家都难过。拿银元到黄安城去换大米，有时在路上遇上抢劫的，就白搭了，留条命算幸运的。再说，随着国共两党间的战争越打越大，银元也渐渐变少变得不值钱了。遇上别人家来借，李成和有时便说没有米。这一点，引起了村庄里一些人的愤怒。

“他们若没得那种关系，才不会把米借给她呢。”

关于爷爷和赵春玲的风言风语，就这样在村庄流传开来。

更让李成和生气的是，有一天西头片的一个老人告诉他：关于赵春玲和他之间不明不白的事，出自于赵春玲本人之口！

这个消息让李成和目瞪口呆。

可能，我想我爷爷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他不想被当做乘人之危的小人被说道，更不愿成为这种事件的主角。再或许，赵春玲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一些借米不成的人故意在制造矛盾；还有一种可能，为了养大自己的孩子，赵春玲不惜败坏自己的声誉，故意说这样的话让爷爷难以拒绝。

无论哪种可能，这样的事绝对没有发生。它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

于是，当赵春玲再次向我爷爷借米时，李成和为了向村庄证明自己的清白，便说没有米。

因为这一句话，梁子就悄悄结下了。

事实上，当时李成和家里的米也不是太多。不当家不知道油米的金贵，当家才知道做人难啊。

当然，据我母亲多年后分析认为，我爷爷可能是坏在自己太爱面子上。

那时，我爷爷已生育了我父亲这一代一大堆的儿女，好几个都像李登高的儿子李希望一样，不是待娶就是待嫁。今天一个人十五岁便结婚，法律肯定是不允许的。但解放前在我们黄安县城，这种现象却非常普遍。结婚，其实是拼实力的一件事，粮食在饥荒年代是最硬的通货。有时，为一斗粮，一个女人便会心甘情愿地嫁给一个傻子。这样的事还少吗？

我爷爷一辈子被人认为爱面子，还小气。这种说法在我母亲那里得到了印证。我母亲说，她嫁过来后，我爷爷有时把粮食堆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却不让一家人敞开肚皮吃。他生的七个孩子，还有两个未嫁人，三个未结婚，这些粮食，便是嫁女和娶亲的硬通货。

但他的算盘打错了。这些“硬通货”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相反却成为他后半生艰难度日的主要原因。

就在李成和准备囤积更多的粮食显摆时，一九四九年四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入县境，多灾多难的黄安突然全境解放了。那时，为了革命，许多村庄都已灭绝空户。据县志记载，清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黄安共有四十九万多人，一九三四年为二十七万多人，到了一九四九年为三十四万多人。整整十四万余人的生命啊，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了。就拿我们村来说，出去闹革命的，参加共产党的，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参加国民党的，回来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事。

这一解放，便让许多人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希望。有时候我想，人其实就是在希望与梦想中生活的。因为有了希望与梦想，再大的困难也能度过，再大的苦难也能忍受。

解放了，多么好的一件事啊。这年的十一月份，我们黄安县建立了农民代表会。随着剿匪工作的结束，减租减息开始，到次年的十一月份，全县开始土地改革，六百五十多人的第一批工作队开始进入乡村。农民终于可以分到土地了。土地革命时的地，在红四方面军走后，早就被国民党又收了回去。我爷爷买的那几亩薄田，也是一滴滴汗水与心血换来的。

很快，他的田地被收回去了。

很快，他感受到了周围的压力。

当时，这种压力是无形的，他感受到了，却摸不到。

再很快，随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开始，赵春玲的丈夫李登高正式被部队来人确认为革命烈士。村子里的风声便迅速转向。渐渐在政治上硬起来的赵春玲要洗却不雅的传说，或许为了报复艰难时刻要米不成的屈辱，她对李成和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这一转变，便改变了曾支过前、给红军送过粮的李成和的命运。尽管村子里的人都跟着我爷爷抬着担架扛着粮食参加过支前，并为迎接刘邓大军攻进大别山做过前期的物资储备工作，但就是这一点来之不易的革命成绩，后来也被革命者李登高的老婆赵春玲同志抹杀得一干二净。

他起初被打成地主，可能赵春玲觉得这样做毕竟太过分，后来又改为富农。

富农，在今天的中国值得骄傲，而在解放后，却成为身份耻辱的象征。

李成和的命运一改变，我们家族的命运从此与主流的社会脱轨五十多年，一直生活在贫穷与歧视中。

二

李登高在革了父亲的命走后，他的家族在村庄里一落千丈。而他的妻子赵春玲，被人们认为是被丈夫抛弃，从此也一直抬不起头来。

在本吴庄，休妻是一件格外让女人和女人的家庭蒙上耻辱的事。往往一纸休书，让一个女人的生命从此打上丢人的烙印。

岁月的河水悠悠流过，除了赵春玲那无穷无尽的眼泪，没有人知道李登高革命和革命后去向的真相。日头从本吴庄的山那边升起落下，赵春玲的泪水掉下又熬干，兵荒马乱的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消息能让她微笑。

解放后，一直到一九五一年的春天，一位穿四个兜的部队干部突然出现在本吴庄，宣布李登高是革命烈士，并介绍说李登高在甘肃的戈壁滩上被马匪无情地杀害时，已做了母亲却一直抬不起头的赵春玲，骤然间哭得地动山摇！

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却让本吴庄变得安静无比。

哭过之后，一直抬不起头的赵春玲便迅速在村庄里抬起头来了，她的腰杆子站得比谁都直，说话声音比谁都高。因为，另外一个时代的春天到来了。

在这个春天里，赵春玲由一位一直受到歧视的乡间中年妇女，一下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摇身一变为解放后村庄里第一代女干部。遇到上级来调查时，她的话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加之她好像受到革命者李登高的影响，埋在心头多年的话，加上对政策和政治这些东西天生的悟性，她迅速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语出惊人，犹如井喷，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从此，我们村庄便有了另外一座无形的大山。这座大山，让村庄的许多人感到革命比解放前还要来得猛烈。

因此，本吴庄的人说，她不当干部谁当干部啊，她说的不算那谁说的还算呢？

当赵春玲走马上任我们黄安县四道桥公社本吴庄的大队领导后，各式各样的运动，开始让逐渐平静的山村变得像解放前的革命一样热闹。

我母亲说，革命前，人们参加什么样的党派和部队，都是自发的，参加共产党的和参加国民党的人们，由于都怕被对方的势力清剿，革命都是悄悄进行的。有的人出去了多年，生死不明，家里人也说不上是参加了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村庄高度统一了，思想也必须高度集中了。

“要统一思想，就必须对本吴庄的人民群众进行清理和整顿。”翻身做了主人的赵春玲说。

赵春玲要整治的第一个人，便是我爷爷李成和。

至今，老家的人说，我爷爷虽然脾气暴躁，却是少有的美男子。他个子高大，宽额大耳，鼻梁高耸。这与我们今天的长相似乎很有差别。南方人高鼻梁的人天生就少，个子高大的也并不多。我爷爷李成和却独树一帜，不仅长得貌如潘安，还具有与生俱来的经济头脑，在我们那里还是很有名的。当所有的人穷得叮当响时，穷得上顿吃了没下顿时，他居然还能吃上猪肉！

这件事，老长时间在我们村成为让大家愤怒的原因。即使爷爷后来接受了无数次的批斗，他也不知从哪里能弄来猪肉。在一个物资特别贫乏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就这件事，我曾问过我的母亲。母亲说，爷爷在外朋友多，贩猪那些年帮了不少人。所以后来无论走到哪里，往那些卖肉的铺子边一站，就会有人悄悄地割下一块，偷偷地塞在爷爷的布袋里。

母亲还说，我小时候，爷爷爱我是非常特别的。他有那么一大帮孙子孙女，唯独对我特别钟爱。

“你爷爷总是喜欢抱着你或拉着你，走在故乡的田野上。”母亲说。

我对母亲说的这些事印象并不深刻，深刻的是小时经常能闻到肉香味，整个村庄里仅有我爷爷李成和的灶头上还飘有肉香味。而这种肉味，听我姐姐说，也仅有我的舌头才能尝得到。

我母亲说，“你爷爷一旦割肉吃，全村人也仅有你能与他分享。往往是炖熟之后，他便在村头呼喊你的名字，高声地叫你：‘福安，快来啊！’”

母亲说完笑了。

她说，我爷爷吃肉也是悄悄地。挨惯了批斗的他，后来再也不敢像以往那样明目张胆了。

母亲还说，关于我叫“福安”这个名字，也是爷爷给我取的。他可能希望，我的一生能幸福平安。但我对这个名字相当不满意，以至小学毕业升初中时，我迅速给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我觉得我爷爷取的这个名字，看上去有些老土。我改名时爷爷已入土多年，他要是在地下得知，肯定十分伤心。

解放后，我们这个家族已分成好几家了。儿大分家，在我们那里是常事。说是分家，也没有什么东西，无非是各卷铺盖，各起锅灶而已。当时分家的原因，在于我爷爷开始挨斗，他不愿牵连自己的后代。

这是赵春玲的杰作。

直到今天，赵春玲的模样还不时在我脑海里闪现。有时，我宁愿赵春玲这个人物在我的脑海中彻底睡去；但有时，这个倔强老太太的咳嗽声却像魂一样，跟在我的身后，绕都绕不过去。

赵春玲当了大队干部，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事，那时黄安城解放才刚刚几年，改名叫“红安县”了。那时黄安一片萧条，乡下穷得连鼻涕掉在嘴巴都舍不得浪费，能接着就吸进嘴里，更别说狗日的粮食了。我们本吴庄附近多数人的家庭都揭不开锅，一到吃饭时间，山梁上到处是挖野菜和刨树皮的人。结果，山上的树皮都被扒下来吃了，野果还是青黄青黄时，便已摘得精光。有的地方，甚至还吃观音土。我母亲说，她的爷爷就是在吃了太多的观音土后消化不良，惨死在山沟里。

在整个大队，关于有些人为了吃到粮食与大队干部睡觉的事，传得到处都是。至今，有人羡慕那时的大队干部，还用黄安话回味着说：“我日……”

这个时候，赵春玲走马上任了。她先是得益于烈士家属的身份，当上了大队的妇联主任，后来又得益于那个躲在她家地洞里的省领导X，当X故地重游帮她说了几句话后，她便又迅速当上了大队书记。若干年后，又当上了公社副书记。

修理我爷爷，是从赵春玲当上妇联主任开始的。一九五二年十月，当黄安县委举办第一期积极分子训练班时，她作为骨干分子迅速入了党。那时在乡村，一个人入了党，成为党内人是件了不得的事情，说起话来就像晴天突然打个霹雷。虽然关于她与当时的大队书记，后来四道桥公社主任吴保卫的关系，也曾在一段时间内被人传得沸沸扬扬，但这并没有妨碍赵春玲的升迁。

今天看来，我们家族的性格中注入了耿直傲凛的内容，并不是什么好事。我爷爷的性格便是这样的。解放后，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就做错了什么。有钱就买肉吃，有粮就要囤积。对于一个为革命牺牲了两位哥哥的家庭而言，他还是按照解放前的方式生活。

这便犯了时代的人生大忌。

在一个大家都哭穷的年代，你一个人还过着好日子，特别容易引起周围人的愤怒。赵春玲作为我们本吴庄在大队唯一的干部，便从身边开始清算。

我母亲说，那时我爷爷好虚荣和好面子的性格似乎到了极致，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都能娶上媳妇，他把省吃俭用积来的粮食故意堆在堂屋非常显眼的地方，想吸引凤凰来。

“要晓得解放后大家都缺这个啊！你爷爷有些苕！”多少年后，母亲还叹息着说。

那时，虽然土改还未开始，这一点却足够让共产党员赵春玲警惕。何况，在解放前，关于借粮的事情，曾让她蒙上了羞耻。

母亲说，我们家没有评上烈士，也就罢了。严重的问题还在后头。

随着烈士评定工作接近尾声，村庄便开始土改了。土改要划分家庭成分，这一招不知让多少家庭妻离子散。

这回轮到我爷爷李成和傻眼了。他一直在想，革命没有功劳苦劳，至少旁观者清吧，自己过自己的清淡日子，也不妨碍人家的幸福。

但是，赵春玲说，革命的力量要深入到每一个人的血液，触及到灵魂的深处。

革命的威力无处不在。大队干部赵春玲忽然间变得那样干练。这位解放前常年躲在地洞里度日的农村妇女，在新的历史舞台上，忽然有板有眼地唱起了革命的主角。

我们本吴庄的土改工作，就是在她的主导下完成的。

赵春玲说：“李成和的父亲李光天，曾开过票号，属于剥削阶级。”

赵春玲一说，大家静下来，没有人吱声。

赵春玲说：“李成和这个人有田地，有口粮，有肉吃，绝对是个地主！更严重的是，他还雇有一个长工！”

赵春玲的话，基本上为我们这个家族定了性。

赵春玲说：“这个人，在革命年代，虽然也做过一点好事，定为地主有点重，但定为富农一点也不过分！”

她一锤定音。于是，我们这个家族，因此成为我村唯一的一家富农！而李来福，则定为地主。他们俩最初都是同台接受批斗，直到李来福被镇压。

李成和对革命认识的幼稚性，在那个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有一天跑去公社申辩，认为自己的良田，都是买来的，不属于剥削；自己雇的长工，是因为那年他乞讨，怕他饿死了，才让他在家里干的。而父亲李光天的票号，虽然为国民党提供过方便，但为共产党干过的好事更多。共产党和游击队拿着票子，一样可以在根据地买到吃的用的东西！不然，我们大别山本吴庄山头上的游击队，恐怕等不到刘邓大军的到来……

赵春玲不是不知道这些。但她的用意不在于此。她在大队的支部小组会上讲：“我们要绝对、坚决完成上级‘至少一个村有一个地富反坏右’的指标。除了李成和，还有谁家有这么多田地？还有谁家能吃得起肉？还有谁家雇有长工？还有谁家囤积粮食？”

西边的李来财对我六叔说，赵春玲起初是要将李成和划为地主的，可就在真的要划那一刻，她动了恻隐之心。毕竟，在她自己带着李希望艰难度日时，李成和曾借给她们孤儿寡母的不是一升两升米，那米加起来有好几斗！解放后，李成和虽然不曾要过，可她也未曾主动提出还过呀。

我爷爷说，“难道借米给她吃还坏事了？”

这一夜不知赵春玲想了些什么。在地主的名单上，她可能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看在乡里乡亲的分上，她还是将地主名单里的李成和划掉了。

于是，第二天大会正式定性时，李成和便又由地主变成了富农。

既然是富农，田地就要没收。于是一夜之间，我爷爷李成和便成了穷光蛋。我母亲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换今天的话说，李成和是破产了。

破了产的李成和，在强大的革命机器面前，从此变成了一个性格暴戾的人。从此，他的虚荣心和面子尊严受了严重打击。他那高高的个子，一下子在村庄里变得佝偻起来。

共产党员赵春玲在大会上讲，“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她的讲话，被上级领导认为“越来越有水平”。

有一天，赵春玲去大队开会，一大早在田野里碰到蹲在田边的李成和。她从李成和的眼里读出了愤怒，也有一丝寒战。

在擦肩而过时，赵春玲说：“要不是看在你借过口粮给我母子俩的分上，有你好受的。”

仅仅这一句话，便让李成和突然之间便矮了下去。他蹲在已不属于自家的田埂上抽烟，露水打湿了他全部的心事。

我母亲讲起此事时往往故事还未开始，泪水便先流下来。她说，其实那时我们一大家人经常饿得肚皮贴着肚皮，但我爷爷就是不让一家人吃饱，非要把粮食一粒粒地从嘴里省下并积存下来。

没粮食的岁月，已让人对粮食的重要性有着切肤之痛的认识。

“可这有什么好处呢？”母亲说，“你爷爷不听我们的。他甚至连儿孙饥饿的哭声也不管，就是要把粮食积攒下来，等待着有一天一帮人会来求他。他不晓得革命形势已发生了变化，革命规则已发生了改变。”

后来我还听说，我爷爷之所以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两个哥哥没有评上烈士，让他心里有气。

黄安解放后，政府开始组织一批人，到每村每户家访，追认烈士工作在黄安县全面展开，商议为革命年代作出了牺牲的革命者们评定烈士和烈士家属，经过认定、登记并发放烈士证。工作组到我们村时，干部们一般都住在赵春玲家。因为赵春玲也是大队干部，烈士家属。村访干部都比较在乎赵春玲的意见，因此，当村子里的老人们提起我的大爷爷李成仁和二爷爷李成义是参加革命被国民党杀害应该算烈士时，赵春玲却授意他们表示沉默。

至于赵春玲为什么要他们封口，原因不得而知。

直到今天，我并没有为自己家族翻案的意思。历史原因造成的冤假错案在我们黄安县城太多太多了，在全国也比比皆是。多少烈士为国捐躯之后，家里人都不知道，还不敢说，生怕是参加了国民党的。与此相比，一个李成仁一个李成义又算得了么事呢？我也是长大之后，从那些幸存的老人们口里，得知这些事情真相的。那时我们都处于弱势，即使知道了也仅有在心中藏着愤怒。今天，那些老人们都不在了，关于革命，关于革命的后遗症，也已像风一样吹向不可测的历史深处。多少人的生命如风一样来去，如草一样枯荣啊。

那时，评定烈士是需要另外的革命者或革命者的家属来证明的。据老人们讲，至少得三个以上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的人签字并按手印证明，才能上报烈士评定。

我们本吴庄的烈士评定工作，是在赵春玲的主持和参与下完成的。自解放到如今，信访干部始终都相信自己人而不太相信群众，何况赵春玲是本吴庄解放后第一个党员呢？

因此，那些年我们本吴庄烈士评定结果是这样的：东头那块参加革命的，没有一个漏报和误报；西头那块参加革命的，仅有李来财这一户人家评上，至于参加了国民党的，现在不找麻烦便是万幸了；而我们南边这一块的，一户也没有评上烈士。

这便是解放后村庄的历史。

至今，我还为我们本吴庄感到无限的悲哀。那些参加革命的，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呢？怎么就没有一个活着的革命者，能堂而皇之地证明，哪家的谁谁谁参加了革命呢？

其实，这种要求也是奢侈。革命者们连命都不在，我们这些后来者，还在乎这些干什么啊！

许多年后，我大伯在摘帽后，还想找那些老人们再来证明一次。但那时烈士评定的时期与阶段已过，即使有几个邻村的老人愿意按手印，李成仁与李成义也与烈士无缘了。

这便是命运。

年少时不知有多少次，我在深夜里被母亲的哭声惊醒。我起初不明白，坐在灯下没完没了纳鞋底的母亲，为什么要哭。

后来我知道了。也许我母亲只能用哭，来表达她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东西。

那时，我可怜的母亲，为了让我们能够活下去，在给村子里那些左右着我们命运的人家纳鞋底做鞋。每当一双新鞋做成，母亲拿出给他们的孩子们穿时，她的目光便要扫过我们破烂的脚底，她只有哭。也许只有哭，才是她与世界交流的唯一方式。

我始终认为，我多愁善感的特质与母亲相关。因为她无数次搂着我哭时，我小小的脑袋里，觉得自己读懂了她的心事。我让自己的泪水无休无止地流下来，与她一起度过了无数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夜。特别是我懂事后，觉得母亲为别人家纳鞋底时的那一针一线，就像针针刺在我的心上。

因为这个，我从小就是一个被村子里大人们称赞的乖孩子。而我的内心，无穷无尽的怒火在悄悄地燃烧。但直到今天宽松的大环境下，我能做的，也仅是为过去的历史，补写几句相当无力的真实。特别是随着我们家族的苦难史开始一幕接着一幕上演了，最后发展到已远非赵春玲能够控制的时候，疯狂的斗争，好像一列高速奔驰的火车，那脱轨后的速度，不再是机车头能够控制的了。能说会道的赵春玲占了大户人家的天时地利人和，把一个本吴庄搅得鸡犬不宁，超过过去李登高的革命气势。我爷爷李成和就在她主政四道桥公社时，开始不得安生，被人拉着站在各种高台上斗来斗去，多次寻死未果。

而村子里真正的大地主李来福，经赵春玲一两次声泪俱下的控诉，于一九五一年便被政府镇压。他家因为没了后人，那坟还是我爷爷李成和挖的。我爷爷活着时，每年还去培上几锹土，烧点火纸算是祭奠。但这个举动，也被赵春玲定为为“地富反坏右”鸣不平，成为批斗李成和的又一条理由。

当无休止的斗争与口号天天从山外传来时，革命突如其来的猛烈已远远超出了赵春玲的想象。

看上去，本吴庄虽然炊烟依旧，人们仍然要穿衣吃饭，但生活的流水，似乎从此一天都不曾平静过，革命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最后使得本吴庄像一座孤城和死村一样陷入无边的沉寂。

三

革命力量的强大，是我爷爷李成和怎么也没想到的。

当一大群乡里乡亲挑着箩筐挑担，挤在我们家门口要分粮食的时候，李成和的心情相当复杂。

因为，挤着的这群人中，饥荒年代有许多人曾接受过李成和毫不犹豫的馈赠。

李成和于是将漫无边际的目光扫过人民群众。他看到，许多人都把头低下了。包括领头的赵春玲，甚至连面都没有露。

人民群众的脸上洋溢着复杂的笑意。

只有在最困难时曾得到过李成和救济的李老实，从队前溜到队尾，不敢抬头看李成和的眼睛。他挑着箩筐想溜。但很快一个年轻的愣头青拉住了他说：“你么样不想想你家里还有几张口，等着你回去喂呢，想让他们饿死不成？”

李老实站住了。他的目光相当复杂。

当他装满了稻谷，路过李成和的身边时，李老实的脚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的眼皮低着，没有抬头。后面有人推他，于是他顿了一下，一跺脚，挑着谷物走了。

人们跟在李老实的身后，纷纷怀着喜悦，大大方方地分享李成和积攒下来的粮食。大队里甚至还派来了干部，就地监督。怕李成和闹事，他们还让民兵带着枪。

按说，李成和这种爆脾气性格，肯定会雷霆大怒的。而小队干部、本吴庄的生产队长黄金河，早在前天夜里对李成和讲好了：“你反抗是徒劳的，反抗只会连累儿孙。”

一家子的人，沉默着坐在我们家漆黑的堂屋里，看着我爷爷李成和。

李成和一言不发。

第二天，他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看着这些曾被他救济过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分他舍不得让自己儿孙吃的粮食。

世界真他妈的变天了。李成和当时肯定这样想。

粮食也并不多，一家分了一点。很快就分完了。每铲一瓢，李成和的面部肌肉，都要跳一下。每挑走一担，李成和的心，都要紧一下。

最后，当所有的人民群众离开我们家的院子，李成和突然扑倒在空荡荡的粮仓上，号啕大哭起来。

他一哭，全家都跟着哭了起来。

李成和一看大家都哭，便发火高声喊：“哭什么哭，又没死人！”

一家人又不敢大声哭了。

深夜，这个大家庭中冷火罄音。一家老小都坐在堂屋，不知以后日子该如何过。

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我大伯去开门一看，他吃了一惊：李老实挑着担子，竟然立在门外！

李成和没有想到，我们全家也没有想到，李老实居然又把白天分给他的稻谷送了回来！

他掩上门，低声对李成和说：“他叔，我是冇得办法呀！不分他们要绝我的口粮！我回到家里，家里头的老娘就骂，说我没良心，要不是你救济，我们一家早饿死了……”

李老实这样一说，李成和的泪便掉下来了。

李老实慌慌张张地走了。李成和拉住他说：“老实啊，你还是拿一点走吧，几张口等着啊……”

李老实说不要。

李成和还是硬给他拿走一半。

李老实千恩万谢地走了。

李成和坐在漆黑的圆椅上，他想不通。但想不通也得这样接受。现在革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拥有财富的人——无论你是怎样拥有的，总之都带有剥削的性质。你想不通就是不识时务。

我母亲看到大家分光了粮食后一再埋怨说，“为么事宁肯让一屋子人饿着肚子不吃饱，也要把粮食省下来呢？现在好了，一粒都不剩地为人民服务了！”

“是害怕再次的饥荒，还是为了显摆？”——这一句，我母亲不敢说出来。许多年后，她是对着我讲的。

答案不知道，因为那时李成和挺在床上，像死了一般。

母亲的话当然是马后炮。如果李成和知道有这样的下场，他的肠子不悔青才怪。现在，他打落的牙齿只能往肚里吞。

有了这个教训，我母亲一直教育我：“伢呀，你以后出门在外，要记住穷莫与富斗，富不与官争啊！”

这是我母亲这个不识字的乡间妇女的人生哲学。

现在，家里的粮库空空如也，一下子干净了。我奶奶每到做饭时，便望着锅灶发呆。一大堆孩子，都聚在她身边，这个可怜的小脚女人只有不停地哭。

哭也没有用。粮食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且，与划为贫农的人家相比，村庄里给富农家分发的粮食，少得多。

“分家吧。”李成和说。

他实在不愿意看到一家人都跟着他饿死。

“分家？”

满屋子的人都变得茫然。

这意味着，一家富农突然要变成五家富农。除了一个未嫁的妹妹，父亲弟兄四个，突然要变为五个家了。

李成和的决定来得突然而猛烈。在我母亲还没回味过来，分家便成了必须落实的决定。

分家是要讲究规矩的。

先是要把我父亲弟兄四个媳妇家的舅舅请来，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然后再另起锅灶。由于害怕受到牵连，我母亲的弟弟甚至不敢前来，托人带话说想么样分就么样分。

我母亲气得直哭。自己的家族太不给面子了，哪里像一个曾经参加过革命的英雄之家呢？

但除了哭，我母亲别无他法。偌大的一个家，也便在我自己的亲舅舅缺席情况下，很快被分成五个。

我父亲分到了两间房子，一口铁锅，灶还是临时找几块砖头搭的。他们甚至连张吃饭的桌子也没有。

这便是所谓“富农”的后代生活。

许多年后，我逃离本吴庄的故土，到外面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排场与世面。但我对父亲分到的那两间房子，一直记忆犹新，念念不忘，挥之不去。

今天，我们家住的旧房子虽然早已荡然无存，但地基还在。

那是怎样的两间房子啊——房子中间还隔着一个没有顶的走廊，甚至这个走廊也不归我们家，而是李公平家的——他家住在我家的上屋，来来去去必须穿越这条巷子。

为此，我母亲将一间大的屋子既当客厅也当伙房，而将对面的一间房子作为我们全家的卧室。

那是怎样的两间房子啊——我小时的记忆，总是遇上下雨下雪天时忙碌的场景。南方的梅雨季节，雨水没完没了地下，令人心烦。一下雨，我家屋子便要漏雨，就像是开了顶似的。我姐姐带着我和弟弟，连忙拿着破旧的脸盆去接雨，遇上漏得特别大的，没法接，家中便成了湿地。我和姐姐、弟弟拿着瓢，一瓢又一瓢地往外舀水。水舀干净后，我们常常是在这个大屋里吃了饭，便要跑到对面的屋子里睡觉。有时我还特别害怕跑过漆黑的走廊，老是害怕有鬼在那儿坐着，或者是拿着绳子，要将小孩子套走。

对鬼的害怕，起因于我们本吴庄村子周围四处都是坟地，坟挨坟，地挨地的，有关鬼的故事在乡村是一个常年提起的话题，层出不穷，虽然我们并未亲自遇到过。直到后来我长大后，经历的世事多了，我才明白，有时人间的鬼才是最可怕的。

我们家两间房子之中，是李公平家的通道，来去非常不便，我父亲便与通道的主人李公平商量。

白白净净的李公平说：“我做不了主，你去找我母亲说吧。”

于是，我父亲便来到李公平家。李公平的母亲坐在漆黑的八仙桌边，抽着水烟，喝着茶，打量着我父亲。

我父亲甚至腿还颤抖了一下。李公平的母亲脾气出奇地大，在本吴庄谁都知晓，谁也不敢招惹，包括赵春玲，也要让她三分。

我父亲低着头说：“婶娘，能不能在我们两家的过道处，搭上一个棚子，把通道遮住？”

李公平的母亲用眼剜了我父亲一眼，我父亲觉得身材矮了一截。

他赶紧结结巴巴地说：“婶娘，就是……就是为了晚上睡觉时方便些，要不小孩子们遇上下雨下雪……还要跑到对面睡觉，总是被雨雪淋湿……”

李公平的母亲大声地咳嗽了一声，看出我父亲并没有要侵占通道的意思，便说：“要得啊。”

我父亲脸上马上堆满了笑容。他一个劲地感谢。

回家的路上，他还在想，真没想到会这样容易。

我母亲从他脸上看出了同意的意思。她也长长地叹了口气。

后来，我母亲对我讲，李公平的母亲之所以愿意让我父亲在过道上搭一个草棚，原因在于李公平的父亲在外被人打死时，也是我曾祖父李光天去外面收尸的。

但李公平的母亲故意不说这个，好让我父亲觉得自己欠她一个人情。

不管人情不人情，我父亲没想这么多。他只是高兴地爬到山上，割来最好的丝毛草，晒干后，又到小队长黄金河那里申请了几棵松树，在两间屋子的走廊间打几个眼，把还没有晒干的流着油的松树横在上面，再把丝毛草铺上，搭起了一个毛棚。

我之所以至今仍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个毛棚，是因为我夏天坐在下面干家务活时，抬头便能看到草棚里的麻雀。每年麻雀都钻到草棚中搭窝，有时也有燕子飞来。但后来我父亲讨厌燕子爱拉屎，说那是屎燕，便把燕子赶走了。为这事我母亲还对他生了气，因为这个信佛的女人认为燕子来了会带来好运。燕子究竟能否带来好运，我不知道。我仅知道我看到头顶飞过的麻雀时很羡慕，觉得它们飞来飞去的真自由。后来有个夏天，当我们一家人坐在棚子下吃饭时，一粒屎突然掉在了父亲的鼻子上，这让我父亲非常生气。于是他拿竹竿把麻雀窝戳了，让我伤心得要哭。但我不敢反抗父亲，他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简直就是一个暴君的形象，容不得我们有半点的反抗。

不管怎样，有了这个毛棚，孩子们便喜欢来，聚在一起玩。有了这个毛棚，我们不怕太阳直接晒到屋子里，它把太阳遮住了一大半，再说，过道的风多凉快啊！有了这个毛棚，我们晚上从堂屋到对面的屋子睡觉时，不再担心头上有雨有雪。所以小时候，没有人时，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毛棚下的青石条上，对着对面的山头张望。其实山头那边过了山头还是山头，什么也没有。无边的梅雨在南方的天空无休无止地下着，好像没有欢乐的日子没有一个尽头。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毛棚下，对着对面的青山张望，希望那边能够发生什么奇迹。

但奇迹没有发生。山那边没有生人到来，山里面也日复一日，一年就像一天一样，山里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在我高考那年，我们家住进新屋子三年之后，老屋因为遭遇南方无休无止的梅雨，有面墙壁被雨淋湿，终于在一个黑夜里，“轰隆”倒塌了。那一年，我参加过革命的外公由于生活上走投无路，最后选择了自杀。

许多年后，我彻底离开了故乡，来到城市，在经历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世事后，我奇怪自己总是能在梦中遇见那两间老房子，梦见自己还在那两间老房子里住着，一会儿雨水进来，淋湿了帐篷，一会儿有蛇钻进了被子，一会儿有鬼在外面敲门。老屋倒塌也快二十多年了吧，我在城市里醒来居然还很害怕，坐在床头发抖。

母亲要是健在，看到她曾羡慕的一切生活，自己儿子在真切过着，她肯定会在梦中笑醒了。但她终究什么也没有享受到，两眼一闭，永远离开了这个让她受伤的世界。

这样一想，我便觉得母亲真的没福，也从此更加相信命运。

母亲生前经常说，“人的命，八个米，走到天下不瞒身。”

八个米，就是指生辰八字。我过去不相信，母亲临死时，我在床头拉着她的手，突然就相信了。因为母亲去世后，我从此不再像过去那样喜欢与人争强好胜。

凡事差不多就行啦。怎么过都是一辈子。我常这样对自己说。说归说，要做到还是很难的。

☉第六章：梅子黄时雨

一

噩梦醒来是早晨。

没收粮食事件发生后，母亲的记忆里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饥饿，而是无休止的劳动。

直到今天，劳动带给人们的记忆是无穷无尽的。我母亲后来多次讲起当时的劳动。她一提起，泪水就变得滔滔不绝。

母亲说：“伢啊，当时地主富农家的人不好过日子啊，最重和最苦的农活都派给了我们这些异类分子啊……”

母亲说时，父亲阴沉着脸站在一边，然后父亲会叹息一声，出去。

母亲便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对我讲过去的故事。

母亲说，有一回，下面村子里挖渠排水时，下着大雨，人们都不敢靠近水库去开楼。所谓开楼，就是人们将水库的水位分为一级又一级，那里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就像楼梯一样。遇上水位太高或者雨水较小，村里便要开楼泄水或者放水。到了哪一级放多大的水，便要开一个楼。水满，如果不开楼的话，水库就有崩堤的危险；而干旱，如果不开楼，则农田的庄稼便全得旱死。

母亲说，那次，黄安发大水，从来没见过那么大。当时水已漫过水库顶，有溃堤危险，因此，必须派人去水库开楼。

开楼肯定是极其危险的。于是，生产队的头头们便派一个地主的儿子去开楼。

这个地主的儿子习惯了这种被安排的命运，他一步一步地试探着往水中走，当他弯下腰摸到第一个楼口时，伸手去拉扯压在楼面上的水泥挡板。挡板下的吸力很大，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当他终于把挡板提起来时，水中巨大漩涡发出的吸力和惯性，像鬼一般地把他吸进楼洞里去了。

站在山头上的人们发出一片惊呼。

人们跑下去救人，但巨大的浪头很快卷没了他的身影。

最后，人们在水库的出口处找到了地主儿子那面目全非的尸体。他在水库的楼口被吸进去，在狭窄的水道中被冲撞、呛死，又被水冲击着从水库的地下通道里排出来。

我母亲说，“那真叫惨啊！”

贫下中农们脸都白了。不过一个地主孩子的生命，在人们的眼里，又算得了什么呢？死了便死了，地主老头在埋了自己的儿子后，他的身体彻底佝偻了下去。不久，在又一次被批斗之后，这个地主选择了到水库跳水自杀。

我母亲说：“他解脱了。”

母亲说这话时，泪水毫不犹豫地流了出来。

这就是本吴庄那时的生活逻辑。在一个集体缺粮吃的年代，大人们常常饿得昏倒在田地里，关于死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革命那些年，死了多少人啊！本吴庄多少家绝代绝户，太阳还不是一样地升起吗？

这件事发生后，我父亲特别害怕被派去水库开楼。所以，每次派他去时，我母亲都要跟在身后，在他身上拴一根绳子，再绑到山头的树上，才让他一步步下水。

母亲说：“我怕他也被水楼中强大的引力吸了去。”

所幸，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十多年的光阴里，父亲曾多次被派去开楼或者填楼，但上面那种悲惨的事都没有在他身上发生。

“老天有眼啊……”我母亲常说。

这样的事没有，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事情没有。

母亲告诉我说，“伢啊，你爷爷和父亲每天出工时，都得赶在别人前面，而收工时都要落到别人后面，不然就要罚工和扣分啊！”

事实上，只要一迟到，“地富反坏右”被罚工和扣工分是常有的事。为此爷爷不得不带着父亲弟兄四个，披星戴月，日夜兼程。

村子里的一位大爷曾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我爷爷爱面子，有一回在别人取笑他时，他忍不住生气了，一把把那个人按在泥田里，差别把对方给憋死了——这自然又是一件大事，本吴庄生产队的人罚他一天栽一斗的秧田！

于是，在深夜的月光下，当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爷爷带着一家人，在蚊子的飞舞中，点着马灯，一棵接一棵地插秧。插到最后，田野里响起的，是一个家庭悲伤的哭声……

父亲沉默的性格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养成的。他整日低着头，好像“黑五类”的儿子便不是人类，他们仅是一头头牛，生来就要挨鞭子；他们又像是一头头猪，要被人拳打脚踢。

在这个时刻，我非常佩服我的母亲。

罚我父亲劳动也就罢了，偏偏还有人还看不过眼，想法子整他，甚至稍不如意，便拳脚交加。父亲挨揍后从来不说，有时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母亲看了非常心痛。她在寻找机会。

有次，父亲与母亲恰好在一个山沟里劳动。几个贫下中农指挥父亲与六叔干活，而他们自己优哉游哉，从这里转到那里。

我六叔说：“凭么事只让我们做……”

这句话被那几个贫下中农听到了。他们按住我六叔，在田地里打。我父亲去拉，他们便又转过来打父亲。

我母亲听到了我六叔的惨叫声，她隔着几块田冲了过来。母亲几乎是从很高的梯田岸上跳下来的。她拿着扁担，重重地砸在正举着东西要打我父亲的人背上，她把那位壮汉打得差点晕了过去。当其他人回过头时，我母亲又拿起扁担，再一次砸了下去……

他们突然傻了，慌忙逃走。

一人拼命，万人难敌。

我母亲又去追赶打我六叔的那几个人。她用扁担一转悠，砸在一个人的腿上，那个人歪了一下，看到我母亲眼里迸发出可怕的愤怒，连忙躲闪。另外几个人，看到我母亲一副拼命的架势，都拔起脚各自逃走，一边跑还一边喊：“杀人啊，富农家的人杀人啊……”

我母亲说：“我今天就不要命了，非杀了你们不可……”

那几个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本吴庄还有我母亲这样不要命的女人，在他们眼里，我母亲平素那样温柔。而平素温柔的女人发起狠来，足以让男人们更加害怕。

于是，他们一边跑一边嘴硬：“有你们好看的……”

我母亲接着号啕大哭：“我再也不想活了，拼了算了……”

满山漫野劳动的人们涌来时，都被这个场景吓住了。

后来许多人说，我母亲冲过来时，本吴庄的人们都吓得不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乡间妇女有这样的愤怒。于是，大家拥挤在田地里，帮着我母亲说话。我母亲平素人缘好，帮她说话的人很多。

我母亲反抗时，赵春玲已到大队当了书记。接替她的生产队长是黄金河。他是一个高大的壮汉，也从另一座山沟跑过来了。正好看到我母亲要往池塘里跳，他害怕出什么事，便一记耳光重重地抽在曾打过我父亲的那个人脸上：“你他妈的，是吃了豹子胆了，富农的儿子就不是人吗？你个狗娘养的……”

那些人不敢再围拢了。

母亲的这一扁担，让一个混混几周不能下床。这一扁担，砸出了她的威严，让人们从此对她敬畏三分，不敢再随随便便招惹。

果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打我父亲。而我可怜的六叔，只要我母亲不在场，却几乎总要挨打；我可怜的大伯，还时不时被送到五七干校去接受再教育，接受重劳动的改造。

没有人打，并不意味着苦难就此结束。但无论怎么说，我们的一家人，在村庄里还是抬不起头来。

我母亲的痛苦还有更深的记忆。她常说：“伢啊，我最害怕的就是修水库。”

其实，不仅我母亲怕，我们家庭的人都害怕修水库。

母亲说：“为了修水库，我们从天不亮就要起床，打炮眼、挑沙土、搬石头、点炮……你爷爷带着自己的四个儿子，像牲口一样劳动，无休无息，无始无终。”

后来，他们干脆住在工地，因为他们实在连晚上走回来的力气也没有了。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他们在工地上来来回回，出出入入，却从来没被人正眼看过。

我姐姐就这样出生在黄安县烟宝地的水库工地上。

我姐姐的出生差点要了我母亲的命。她被人们抬到家中，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生下我瘦弱的姐姐后，我母亲一直躺了好几天才醒来。醒来时，她一声长哭，震得我家过道上的小鸟都惊飞而去……

然而，在我姐姐满月之后，母亲的身影很快又出现在其他水库那庞大的人群队伍之中。她们像一群辛苦的蚂蚁，不知日出日落，不知苦乐悲欢……

至今，每当我走到我们黄安县的任何一个水库时，就会想起我的爷爷和我母亲，我不知道在哪个水库底下，还埋藏有他们的血和泪！

我母亲说，在烟宝地水库，她的亲伯父，甚至因为长期的劳作和营养不良，结果拉不出屎，有天两眼一闭，倒在了工地上。他最后被担架送回来时，躺在床上不出三个月便走了。他最后的遗言，是要求家人不要把他火葬。那时我们黄安县开始响应中央的号召，为节省土地，将几千年的土埋改为火葬，这让许多乡下人不习惯。他们认为一旦火葬，灵魂便要出窍，到了阴间便不得安生。许多人不怕饿着生，却害怕火葬死。于是，黄安县每天都在上演着死人与活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为了完成我母亲伯父的遗愿，我父亲和我外公以及外公的几个儿子，趁着一个月黑天高的夜晚，偷偷地把母亲的伯父葬在了山头上。

很快便有积极分子上告了这件事。那时，赵春玲已在我们公社当了书记。这事告到她那里，便成为一件大事。很快，工作队来到了母亲伯父的村庄邓家湾，专门召开群众大会，对死人与活人一起进行了批斗。批斗的结果，是领导不答应，革命群众也不答应。不答应怎么办？又得将饿死的伯父从土中挖出来！

母亲说，她伯父生前受活罪，死了还要活受罪。于是，他的尸体再一次被革命群众从土中掘了出来，扔上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翻山越岭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火葬场进行火化了。

当一个小小的骨灰盆子送回来时，我母亲那个家族的人哭成了一团。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这样难忘的一幕：在我还小的时候，我与母亲上外公家，路过一个山沟的时候，母亲突然跑过去伏在一个坟包上痛哭。

当时小小的我，站在天空下，不知所措。

后来，我知道那是母亲家族的坟山。她的所有亲人，除去那些参加革命死在长征路上的革命者尸首未见外，其他的亲人，都埋在那一个个小小的土包里面。

那时我便相信，母亲的一生一定是由泪水组成的。她的泪水，常常把一个个男子汉的心哭得松软松软。

我，便是这群常流泪的男人中最爱流泪的那一个。

由此，我想起了母亲抽烟与戒烟的事。在终于挤进北京城后，我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健康时报》上，不过具体日期忘掉了。

那时，母亲躺在北京最好的一家医院病床上，我坐在身边，亲眼目睹了母亲毅然决然戒烟的过程。

从懂事的时候起，我便看到母亲抽烟。那时我们本吴庄乡间抽烟的女人很多，对此我也没有感到什么奇怪。我从小时记事起，便看到母亲抽烟。上学识字后，母亲抽烟招致了我们班同学的笑话，我自尊心强，感到面子上受了伤害，回家便劝母亲不要抽了。母亲不语，烟却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老实说，看到母亲每天烟雾萦绕，我心里多少有些不快。可故乡的传统，是小孩甭管大人的事，我自然也就不敢多说。

后来上了中学，知道了烟草对人身体健康的种种害处，看到母亲还在吞云吐雾，我多次劝母亲别抽了。母亲抽的烟其实也值不了几个钱，都是我们黄安当地最便宜的那种，什么红花牌、山羊牌等，六七分钱一包，黄安县家家农户抽的牌子大致差不多。再贵一点的，如圆球、游泳牌子的，本吴庄的人都舍不得买。可就是这样，买烟的钱一年积起来，对于我们山区的农村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听到母亲不停地咳嗽，有时身体还急剧地抖动，我们坚决反对她抽烟了。

母亲也心疼钱，却始终戒不了。

有一天，我生气地对母亲说：“你再抽烟，我就不吃饭。”

母亲的脸阴了下来。

那天夜里，看到我仍然饿着，母亲坐下来，给我讲了她学会抽烟的往事。

这段往事，便与修水库相关联。

母亲十五岁时，还没有嫁到我们李家，国家便号召大肆兴修水库。那时，家家户户年满十五岁以上的人，都要到工地上干活。

母亲说，那时男女干活别无二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母亲虽然年纪轻轻，在工地上也不得不像一个成年的男人一样，挖土、挑土、推车、打夯，抡起大锤打炮眼……一天天下来，她累得走路都走不动，有时连腰也直不起来。

这是小队长——如今叫工头，一般由那些游手好闲的男人担任——表现的好机会。只要工头发现有人站着休息一会，就会记住并按偷懒处理，一天下来不算工分。许多人，就是因为站着休息一会，一天就白干了，还得多加一天的工。因此，多数人都不敢把头抬起来。

母亲说，当时的工地上，却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抽烟的人，都允许直起腰来站着把一根烟抽完。

这便成了许多人休息一会的理由。

母亲本来是不抽烟的，还特别怕呛。有一天，长时间无休止的高强度劳动，使她累得实在坚持不住了。母亲开始大口大口咳嗽，吐的痰里有血。于是，她就直起腰来站了那么一会。工头发现后，不但没记她一天的工分，还加大了她的劳动任务。所以那天直到深夜，母亲还佝偻着瘦小的身子，不停地去挑那堆看不到底的土方……

寒冬的夜里，在我们黄安的深山老林中，在偌大的水库坝下，仅有母亲和另外两个误了工的老头，继续在那里劳动。

那是怎样的夜晚啊！

终于在天快亮的时候，母亲一边流着泪，一边总算挑完了那堆土方。

可这时，第二天的劳动又开始了，母亲还得接着出工。

她再也不敢站起来伸个懒腰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黑，母亲听到收工的号子吹响，突然觉得眼前一黑，人便倒在工地上。黄安的冬天黑得早，人们麻木地收工，直到有人踩到母亲的身上，才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慌忙地叫“死人了，死人了……”

大家把母亲抬到岸边发现，人没死，但昏过去了。

母亲在家里躺了好几天，吐了不少血块。

这种漫无边际的无始无终的工地劳动，实在让年轻的母亲承受不了。从此，她在工地上一听到收工哨就想倒在地上睡觉。而与她同村同龄的一个女伴，因为太累和饥饿，死在了工地上。

母亲干一天也累啊！但她不敢说。

实在没有办法，那些好心的成年妇女看不过去，便劝才十几岁的母亲她们：“孩子呀，不要和命过不去。学着抽烟吧，抽根烟也许能救你们的命。”

母亲那一拨的年轻妇女，犹豫了。

母亲说：“婶，我们年纪轻轻的，抽烟后么样嫁人啊？”

成年妇女又劝她们：“是命重要还是嫁出去重要？”

姑娘们沉默了。为了活命，后来母亲她们一个个就这样年纪轻轻的便学会了抽烟。

我不知道才十五岁的母亲和她的伙伴们，抽第一口烟时是什么感觉和滋味，要知道那时的乡村还很封建。但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一个人觉得女孩子抽烟是奇怪的。于是母亲她们便靠着劣质的香烟，熬过了她们人生中最艰难的青春季节。

母亲讲完后我沉默了。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再反对母亲抽烟了。我那时还想，等以后有钱，就让母亲抽些好烟吧。

那之后又是许多年过去，我们已经长大，母亲抽烟的手指都染成黄色的了。我看着白发一天天地在她头上缠绕，看着母亲一天天消瘦，听到母亲在深夜中的咳嗽，又不想母亲再抽了。母亲此时也不想再抽，可就是戒不了。往往是戒了几天，又旧瘾复发。一个人的习惯其实是很难改变的，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因此我大学毕业后，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寄回家时，在留言中这样写着：不要再抽那些劣质的烟了，要抽就买好点的抽。

母亲当然舍不得。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买当地那些最便宜的烟抽，一天最少也得一包两包的。我每次回去探家，给母亲买礼物时往往也是选择香烟，尽量拣好的买。可母亲却把它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着待客。这时母亲由于家里家外操劳过度，已明显地瘦了下去。

我说：“大，戒了吧。”

母亲只是笑：“哪有那么容易啊！都四十年了吧。”

母亲这样说，我便不再反对了。

一直到我结婚的那年，我们的双脚都有幸迈入了人类的二十一世纪。母亲因病第一次来到了城里，看到首都北京她都害怕了，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生怕人多走丢了。到家后，我把朋友们送的中华、玉溪等名烟摆在母亲面前说：“这次你终于可以抽上好烟了。”母亲点了一根大中华说：“就是不一样，不一样。”看样子高兴得不得了。晚上，她还对我说：“好烟就是抽的时间长。”

我虽然不抽烟，但觉得她说得很奇怪，烟不都是一样长的吗？抽的时间还有长有短？后来明白，母亲觉得是好烟，抽每一支时尽量把时间延长些。

第二天，当我把母亲带到医院体检时，得知了一个让我们震惊的消息：她得了肝硬化！

医生是熟人，他说：“你要想让她活得久一点，必须把烟戒了。”

母亲的心情一下子低落下来。她不但得了肝硬化，还查出有了腹水。母亲说，怪不得肚子老痛。

我说：“肚子痛你也不早说呀。”

母亲不说话了。我知道，她是怕给我们添麻烦。在我再三劝说下，母亲才在一家全国最好的、被称作是“皇家医院”的地方住了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我妹妹一直在病房里陪着她。母亲也创造了她人生的一个奇迹，居然把烟戒了！

我弟弟后来对我说，母亲有时看到别人抽烟，自己也特别想抽，有时甚至想从别人的嘴里抢烟抽。弟弟便给母亲点了一根，但母亲仅抽了一口，又把烟还给了我弟弟。母亲说：“不抽了，我还想活长一点，替你们抱孙子呢！”

我听到这话后感到一阵心酸。在病房，我紧握着母亲那发黄的、长满了老茧和布满了皱纹的手，转过身去一股泪水已忍不住涔涔而下。

母亲走后，她到另一个世界从来不托梦于我。但每次回故乡去上坟时，我都要在母亲的坟头摆上烟和酒。特别是注意把点着的烟竖着放。按我们故乡黄安的风俗，点着的烟放在石头上，如果能竖着立起来，便意味着死去的人正在享受。而如果倒了，说明阴阳相隔的那个人不高兴了。

我每次回故乡在母亲的坟头上烧纸钱和点烟时，都要注意这个细节。如果遇上烟头倒了，我便认为母亲不高兴了，拼命反省自己在城里的过失。如果烟点着后能竖立不倒，我便认为母亲心情不错，对我比较满意。

二

赵春玲在当了黄安县本吴庄三年多的妇联主任后，由于那位在她家地洞藏身过的省委领导X的又一次旧地重游，她的职务便有了变化。

X握住赵春玲的手说：“你是一个好同志，为革命立了大功呀！”

他又亲切地抚摸着赵春玲的儿子李希望说：“这是革命的后代，要好好抚养，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继续作贡献。”

赵春玲被点名参加接见时，在场的还有我们黄安县领导与四道桥公社领导，他们都是革命的先驱者，明白人。在X回省不久，赵春玲便由妇联主任改任大队书记。

今天，只要提到“书记”这个词，我便非常敏感，觉得这个词的背后隐藏着的那些人，干的都是一些掌管人类命运的大事，往往有些不寒而栗。我们很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大人嘴里常吐出的“书记”这个词，而且在这个词吐出之后，往往就有一件新鲜的事情跟着发生。比如，经某某书记同意，可以给某某家一块地皮盖房子；比如，某某书记要到村庄来吃饭，批个条子同意让某某家上山砍多少棵树盖屋；比如，某某书记今天要到村子里检查工作，午饭安排在某某家，最好能杀一只鸡或者一头羊……

于是，为了被人“看得起”，本吴庄许许多多家的鸡便开始遭殃。大家一边盼着书记上门，一边又在为被宰的鸡们悄悄掉泪。

但是，赵春玲当书记的那些年，大队领导却一次也没到我家来过。因为我家的成分不好，包括村子里的人们甚至都不敢登门来玩。我母亲一辈子为此总是烦恼和叹息，生怕面子丢了。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赵春玲被提拔到乡里当副书记后，终于有一天，接替她的大队书记要到我们家来吃饭了。一大早，生产队长黄金河便通知了我母亲。我母亲高兴得了不得，见了人就说书记要到我们家来吃饭了。的确，书记来我家吃饭，说明我们家也有革命领导来了。要知道在此之前，赵春玲当书记时，从我家门口走过时，看都不往我家看一眼。

那天一大早，我母亲便命令父亲杀鸡。父亲不高兴地说：“他吃一只鸡，家里要损失多少？”

在父亲眼里，一只鸡可以下蛋，下的蛋可以换来盐巴和肥皂，就这样杀了，他心里当然不舒服。

母亲训父亲说：“你大（指我爷爷）就是因为小气，才戴了那顶帽子的，你真是不记得教训啊！”

母亲一生气，便闭上眼，一刀子把我用线缠住脚的那只鸡头给剁了。母亲过去是不敢杀生的，这让她在晚年特别迷信。但那一刀，剁下去时干脆利索。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当母亲一刀剁了鸡头，一边剥鸡毛时，她一边又眼泪汪汪的。

我蹲在母亲身边，帮她扯鸡腿上的毛。我管母亲叫大，我小心地说：“大，这只鸡腿能不能给我吃？”

母亲不说话。她的眼泪流得更多了。

我有些不甘心。结果那天吃饭时，我不但没吃上鸡腿，连鸡汤也被大队书记喝干了。他喝完还把嘴一抹说：“你家的鸡真香，下次来别的么事都别做了，还是炖只鸡随便吃点吧。”

我母亲吓得抽了一口冷气。我父亲也不敢吱声。只有我的心里，对大队书记充满了无穷的羡慕。

长大以后，我一直觉得赵春玲的水平很高。这个本是童养媳的女人，在扫盲班里不光学会了写字，她还活学活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因为她知道，要打倒一个人，不能仅从让这个人去干最重的活从而看到他累得半死中获得快意，更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打垮他们，让他们生活得没有尊严，生不如死。

这些饿着肚子的人们，在白天劳作一天之后，晚上还要不停地开会和喊口号。在赵春玲的具体安排下，本吴庄会议甚至比后来四道桥的会议更多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对“地富反坏右”进行无休止的批斗。作为富农，我爷爷李成和能少得了吗？

今天我还能想象出当年的情景。我爷爷被五花大绑，与领导们一起占据了高台的位置。不过领导们都是坐着，而李成和等人却是站着、蹲着或是跪着。领导每讲完一句时，那些“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贫下中农们，便把最恶毒的话和最肮脏的痰，投向这一排人的身上。更令李成和难受的是，在台下的人群之中，甚至还有他的儿子和儿媳——他们不得不举起拳头，同革命群众一起谩骂他，坚决反对他。

这成了我母亲最难受的时刻。

母亲讲，每当她把拳头举起来，便感觉眼泪要汩汩地流下。但是她得忍住，不能让人看见她心软，不能让人看见她在同情坏人。她必须像她的丈夫一样，坚决与这个“坏分子”划清界限。不然，她、她的丈夫甚至她的女儿和儿子，也一样要被人歧视、漫骂和毒打。

这样的会，先是在我们本吴庄里自己开。

但让李成和感到特别奇怪的是：那些批他骂他的人却经常不敢抬眼看他。

黄金河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啊！”

原来这种定律，在阶段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也存在。在饥荒年代，有谁没有从李成和手里借过米、讨过米、要过米呢？为此，小队会上，有一天让老实巴交的李老实发言诉苦时，李老实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我没觉得自己……被李成和剥削过……”

李老实的话说得很实在，但这还了得。大会在赵春玲的主导下，马上转向，开始批斗李老实思想不坚定，意志不刚强，批得李老实最后蹲在地上哭了。

从此，让李老实发言时，从不结巴的他便染上了结巴的毛病。每次让他悔改发言，他便结结巴巴的，刚刚开口，便引来贫下中农们的笑声，这使批斗会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了搞笑会。

无论赵春玲怎样在大会上拍桌子，这种笑声就是安静不下来。这样唯一的好处，就是批斗会不那么严肃了，李成和挨的打和骂也格外的少些。

写到这里，我要在此特别感谢一下已长眠于地下的李老实，同时还要顺便郑重地对地下的李老实深深地道歉——我们小时，随一大群孩子跟在他屁股后，笑话他说话结结巴巴的。

今天，但愿我们的忏悔，随风吹到地下李老实的耳朵里。

三

在批斗大会上叫得最凶的，是革命烈士李登高的儿子李希望。

这个从地洞里躲出来的革命后代，终于追赶上了时代的步伐，沐浴着革命的阳光，迅速上了高小有了文化。小时，我一直不懂得“高小”这个学历的具体含义。直到许多年后我上了高中，才知道高小原来就是小学文化。虚虚实实，最终就是个大萝卜。

本来，作为根正苗红的优秀青年，李希望还曾经被推荐上初中。但当他准备继续上学的时候，学校突然被解散，宣布不再上课了。李希望本来也不喜欢读书，索性回到本吴庄，回到我们大队，成为风云一时的青年领导人。大队所有的青年，开始都聚在他的身边，以他为榜样，听他的指挥。甚至有邻村的青年，据说为了讨教一个理论问题，不惧三更夜半，走了好几里的山路跑到李希望家来请教。李希望总是侃侃而谈，大谈特谈革命运动的形势和走向，让一大堆男女青年对他佩服得不得了。

但就是这个优秀的小青年，既没管住自己的嘴，也没管住自己的拉链。关于他风流韵事的传闻，直到今天，还像赵春玲前面的那个公社书记那样，成为本吴庄茶余饭后的笑谈。

即使如此，他斗我爷爷李成和时格外卖力。

我母亲说，当我爷爷李成和在台上挨批挨斗受苦受难时，我们家族的人仅仅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没有丝毫的办法。更让人难受的是，李成和在我们本吴庄批斗完后还不算，还得到大队和公社里继续接受批斗。

曾经，本吴庄下边村子有一个坏分子叫黄山白，他在斗得受不了的时候，曾悄悄地怂恿李成和，让李成和与他一起跑掉。

黄山白之所以被打成坏分子，是因为他的哥哥参加了国民党，且在解放前与老蒋一起跑到台湾去了。而他还抱有希望，满嘴胡说什么“国民党会反攻大陆，蒋光头一定还会打回来”。

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由于没有管住嘴巴，黄山白在批斗时也挨尽了苦头。这个自幼细皮嫩肉的公子爷，一挨打便哭，一哭便想逃出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

黄山白想逃跑，是因为只有他与我爷爷李成和知道故乡地下的秘密通道。黄山白年轻时，曾与我爷爷李成和一起抗击日本人，还为游击队送过情报，他知道哪座山的地下有着怎样长长的七里八拐的地下通道。

李成和当然不会与他一起跑掉。李成和在走南闯北的贩猪年代，在国民党和日本人来到我们黄安县时便知道，谁都逃不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坏分子黄山白为此看不上李成和。在屡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他便单独采取行动，在一个深夜真的偷偷摸摸钻入了本吴庄大山中的地下通道。

发现坏分子黄山白逃跑后，全大队的人打着火把，满山遍野地寻找他的下落。按说，一个坏人如果死也就死了，但革命者不这样想，他们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然体现不出革命改造的成绩。

一天、两天……如此多的人，兴师动众搜遍了本吴庄附近的大山小河，也没有找到坏分子黄山白的踪影。

在大家认为坏分子黄山白死了的时候，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坏分子黄山白却又回到了自己家中。原来，他虽然躲在地道里没有被人发现，那里也有充足的水源，但却缺少粮食。他饿得头昏眼花，不得不在半夜里从地道中爬出来。

回到家，黄山白的肠子都悔青了：他跑了，他的两个儿子，却被革命派打得死去活来。他的大儿子黄连素，被压送到大队的学校门前接受批斗。革命派将黄连素的双脚用绳子套起来，用一个树杈拉到半空，要他交代黄山白的下落。黄连素吓得在空中尿湿了裤子，一个十几岁的小毛孩子，哪里知道父亲跑到哪里去了呢？父亲只是交代他们，不死就要好好活着。他们又哪里知道好好活着是怎样活着呢？

革命派们审问了半天，得不到半点有用的价值，便恼羞成怒，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果断地砍断了绳子，结果黄连素从空中垂直落了下来。一声惨叫之后，他爬不起来了。

三个月后，当黄连素再次站起来时，他成了瘸子。

幸亏那时，我的舅姥爷周汝贵没被斗死，他用自己祖传的好技术，救了黄连素的命，让他的一条腿没有坏死，但以后的黄连素要像正常人那样走路，除非是神仙再世。那样的日子里，本吴庄的革命者们，哪里又相信神仙的存在啊！毕竟，神仙谁也没有见过。

黄山白的回来，使李成和受到更多批斗。因为黄山白在挨打时说，李成和也知道这个地道。

造反派们兴奋了。他们相信，一个天大的阴谋在本吴庄附近的土地上发生了！他们要搞个水落石出。

按说，李成和不与黄山白一起逃跑，是革命改造的结果，是应该被表扬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往往被赵春玲等人分析得支离破碎。

赵春玲和她的同志们研究认为：“你李成和知道这个地道，却不对生产队大队讲，这是包庇犯罪呀！不报告政府就得罪加一等！”

因此，落在李成和身上的拳头，比过去还要多。李成和被斗得麻木了。他见了黄山白，也没有什么咬牙切齿的怨恨了。相反，两个人一起出现时，李成和还觉得有了依靠。

而坏分子黄山白，从此见了人便低着头，不敢抬起来。加之他在地洞的黑暗中行走时，不小心摔进了水井里，摔成了一个驼背！

既然是一个驼背，人们的兴趣也就不大了，黄山白松了口气。他想将身子直起来，但就是直不起来。

有天，我母亲碰到了黄山白。黄山白知道我母亲的性格，他想开溜。我母亲拦住了他说：“你要是有良心，就到大队部里去说明情况，李成和么时知道你想逃的事了？”

黄山白不说话。

我母亲又说：“你要是不去，将来不得好死！”

黄山白白了我母亲一眼，走了。

事实被我母亲言中了。黄山白当然不敢到大队部里还李成和的清白，过后不久，一些年轻的革命后生，在全国都在制造诸如亩产万斤粮等各种各样的“卫星”时，为了体现出改造“地富反坏右”的成绩，决定把黄山白的驼背治好。

有一天，在李希望的带领下，几个年轻的革命小将，抬来两块门板，把黄山白叫来，说是开会。黄山白躬着腰来了。当他进屋时，几个革命小将一拥而上，将他按倒在地。黄山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革命小将们在李希望的指挥下，已将他夹在两块门板之间，然后用麻绳把两块门板捆在一起。

黄山白觉得驼背剧烈地痛起来。他说：“你们想做么事？”

革命小将说：“我们要把你的驼背治好。”

话音刚落，趁黄山白还没反应过来，几个小将已分别坐在夹住他的门板上，压得黄山白像猪一样惨叫。李希望怕人听到，又拿来一块布，把黄山白的嘴塞得严严实实的。

但事情的结果，并没有像革命小将们想的那样发展，最后黄山白的驼背不仅没有直起来，还断了几根骨头，在家躺了整整两个多月后，看上去似乎比以往更驼了。

我上小学时，还见过黄山白。他拄着棍，坐在村庄前晒太阳。之后不久，便听说他跳进门口的池塘中自杀了。

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啊，现在的老人们说。黄山白自杀后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就吹到了村庄。他要是再忍几年，就看到春天了；再忍上个十几年，他还能看到从台湾回来并带回大把美元的哥哥！

有幸的是他的儿子黄连素都看到了。他靠着台湾伯伯带回的美元，开始在我们黄安县开一家酒店发家，成为我们那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有一年我从北京城回故乡，碰到了黄连素，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我想起了可怜的黄山白，不禁十分同情：假如他还活着……

但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只有叹息。

我便在这种历史的叹息中，感慨我爷爷李成和被继续批斗的可怜场景。我长大后曾去过他被批斗的那些地方，有的土台子今天已经没有了，有的水泥台上边已长满了青青的蒿草。在那些土台子周围出现过的人，有的已经死了，活着的也没有人愿去回想往事。

往往是我一找到当事人，老人们便说：“一切都过去了，不提了，不提了……”

只有我母亲，还在那哭泣声中常常记起李成和的惨叫声。当李成和被押向一个又一个会场的时候，我母亲有时坐在台下的人群中，连头也不敢抬起来。而我的混蛋四叔，居然为了要与自己的亲生父亲划清界限，他还积极响应革命派的号召，冲上台去对我爷爷拳打脚踢。

这一来，我爷爷李成和彻底失去了对生的希望。当所有的人都在想怎样活着的时候，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怎么去死。

☉第七章：秋天的挽歌

一

按说，李红旗这样的孩子，算是革命后代，属于根正苗红。特别是革命胜利后，他作为烈士后人，完全应该加以照顾。

但运动来了。

运动力量的强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似乎可以把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糊涂账都搞得清清楚楚，算得明明白白，但又让人如坠云中雾里，满肚云山雾海。

本吴庄开展的一切运动，尽在赵春玲的掌控之中。

赵春玲在拥有了本吴庄的权力后，严格地审查每一个进入烈士名单的人，也不管这个人是否参加过革命，只要不是属于她那个队伍里的，她就予以否定。在审查我们家族时，她果断地划掉了我两个爷爷的名字。

现在，这个现象又在李红旗家族中出现了。

赵春玲通过种种渠道，不仅弄清了李宝山的弟弟李宝玉去了台湾，最后还弄清了，李宝山之死，居然与李宝玉有关！

与我六叔的说法不同，赵春玲弄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中原突围的时候，负责断后、带着一大帮妇女儿童的李宝山，已在突围前被任命为某团团长。要带着这样一大帮人突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孩子们不懂革命，他们想哭就哭，爱闹就闹，加上行动缓慢，他们很快被一支白军队伍发现并紧紧地缠上了。

他们打得难解难分。

李宝山带领人攻占山头，又殿后指挥阻击。

可是，他很快发现，跟在后面的国军很强硬，自打仗以来，他还没见过这样的，咬得那样紧。

于是，他派人前去抓了个舌头回来。

“说，你们的团长是谁？”

“报告长官，我们……团长……死了。”

“怎么死的？”

“被贵军打死的。”

“现在，你们谁在指挥？”

“副……副团长。”

“姓甚名谁？”

“报告长官，叫李……李宝玉……”

宝玉？

李宝山心里一惊，接着一喜，“莫非是自己的弟弟？”

这时，战斗越打越烈。人员伤亡很大。而山那边，妇女和孩子们翻山时依然行动缓慢。

李宝山决定去冒一次险。他对抓到的那个舌头说：“你想不想活命？”

“想，长官。”

“好！那你回去告诉你们团副，说一个叫李宝山的人想见他，我们先停战。”

舌头点头哈腰地走了。

果然，舌头回后不久，枪声慢了下来。

再后，两边开始喊话。

李宝山站起来，对那边喊：“都是革命兄弟，刚赶走了鬼子，打么事啊！”

那边没有声音。

但一梭子子弹从李宝山身边掠过。

李宝山命令其他的人迅速跟上队伍，催促妇女和儿童们前进，自己却决意一个人断后。

谁知，在妇女和儿童们顺利转移之后，李宝山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根据赵春玲调查的说法，李宝山与李宝玉俩兄弟在战场上相遇的时候，是李宝玉的部队打死了李宝山。

赵春玲这种说法，让人想起本吴庄传说中的鬼魂，好像不见不散，又好像若即若离——想挣挣不开，想逃逃不脱。

历史总是喜欢留下这样一些迷雾，令人捉摸不透。赵春玲说，当李宝山前去说服李宝玉时，战斗是停止了。可已当了国民党副团长的李宝玉，在前来督战的国民党特派员的监督下，不得不令人开枪打死了李宝山……

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战斗场景，当李宝山走近自己的弟弟李宝玉的时候，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曾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弟弟不会开枪。但是，他错了。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革命道路，接受了不同的思想教育，便在人生的路上分了岔。在有上级督战的情况下，李宝山的弟弟李宝玉不可能带着自己的部队哗变，他不可能跟一个提着手枪来和自己见面的哥哥一起走。他们兄弟之间，已分别了十多年……十多年来，他们各自被各自的环境所改变，被各自的位置所限定。

在上级当面督战的情况下，害怕有通匪罪名的李宝玉，即使他不亲自开枪，自然也有人会替他开枪。于是，不知道他们之间是谁先开的枪，反正他们终于还是开枪了。两边的枪声响起来，很短很急促。

我六叔说，“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管你是不是亲兄弟。”

李宝玉甚至还没有见到哥哥的尸体，就哭着被自己的属下簇拥着走了。而当那位老游击队员找到李宝山时，他竟然还活着，还没有咽气，他留下了那句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回红安老家的话……

赵春玲在大会上说：“本来，李宝山有向李宝玉开枪的机会，但他为什么不开枪呢？你不开枪，别人就会开枪把你打死！”

赵春玲又说：“这是两个党之间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搏斗，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李宝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面对凶恶的敌人，却犯了重大的不可饶恕的革命路线错误！”

我们本吴庄的多数人其实并不知道李宝玉和李宝山兄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是赵春玲说的，从她嘴里吐出来的话，便是金口玉言。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

于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错误”，本吴庄的革命者李宝山最后也没评上烈士。加之本吴庄都盛传李宝玉到了台湾，还当了国民党的大官时，李宝山的儿子李红旗在划分成分时，便不得不因为这段说不清的历史，受到叔父的牵连，从此也被打入另类，经常被当做坏分子拉来陪斗！

那时，李宝山的老母亲已经离开人世。老太太在熬过了七十年的大寿后，终于在李宝山儿子的啼哭声中，悲伤地闭上了眼睛。

从两个儿子离开本吴庄出去找饭吃，这位可怜的女人，再也没有见过她任何一个儿子，无论是参加了共产党队伍的李宝山，还是参加了国民党队伍的李宝玉。而她的孙子李红旗，则是在村子里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成人的。

我母亲说，李红旗性格孤僻，离群索居，很少与人来往。最后，还是经我母亲介绍，李红旗才与离本吴庄二十里远，一个始终嫁不出去的地主女儿成了亲，才算是成立了家庭。

李红旗的儿子李晓光，后来成为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当然，那也仅限于我们小的时候。

二

我母亲是李红旗的大媒，这在当时看来似乎不可思议。我父亲曾为此笑过母亲：“我们自己还顶着阶级的帽子，你居然去给挨斗的人当媒婆？”

父亲的嘲笑并没有阻止母亲的行动。事实证明，母亲的好心不仅促成了李红旗的婚姻，还给李红旗这样长在复杂的家庭、性格怪异的人，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亮色。曾经萎靡不振、闷闷不乐的李红旗，生活因为这个女人的闯入从此变得那样丰富多彩。

这个地主的女儿，居然长得如此漂亮。她的到来，让本吴庄许多不安分的男人们，在夜里开始失落和失眠。

本吴庄的西边，也因此而变得相当生动。

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啊！

人们一边心里暗暗这样说，一边却又艳羡李红旗有福。

革命胜利后，本吴庄西边的人才发现，当村庄东边所有人都挺起胸膛做了国家主人的时候，他们却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其中原因，是村子里大部分人都在为革命奉献生命的时候，西头的不少人，却是在为国民党的军队作奉献。再深究细挖，主要是西边出去了一个李锦华。

这是我们本吴庄第一个参加国民党的人，他对西边的影响巨大。

按今天通行的表达方法，我们可以这样描述这位本吴庄的传奇人物：

李锦华，男。一九一八年农历二月十八日生于本吴庄。中华国民党党员，曾任国民党X军少将军长。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前开枪自杀。

这条记载，是许多年后我在李氏家族的族谱中看到的。

那里面的名字，都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任何注释，只是记载着这样一群属于李氏的人们曾经在这个世上来过。

不过，从续谱人的嘴里，我总算知道了许多本吴庄人失落与丢落的人生故事。特别是当我看到李锦华那一条介绍的时候，心中突然生出无限的感慨。

他们说，李锦华家在我们本吴庄，本属家道殷实。因此，他小时曾被送到河南嵩山的少林寺去学过武功。有人还说，李锦华曾与上将许世友同出师门，这一点当然需要考证，我并不知情。不过我知道，一直到我们少年时，黄安人学武的传统还一直在乡间流传。谁谁谁要是学了武，懂点武艺，一定会受人推崇，让我们好生羡慕。从少林寺学得一身好武艺、开阔了眼界的李锦华回到黄安县的本吴庄后，突然发现自己已无事可干。这时，革命已经在我们本吴庄如潮水般兴起。国共两党争来夺去，此起彼伏，谁也不服谁。李锦华看到周围的革命者们总是往山林里躲时，他觉得这样与当土匪没有区别，有失练武人的身份。于是，他决定到大城市里谋个营生。

这里便有一段说法的分歧。关于李锦华出去参加国民党，一说是被拉了壮丁的，但更多的说法是李锦华在讨饭的路上，曾经打抱不平，救过一个受人欺侮的老太太。我们黄安人眼里揉不下沙子，最见不得世上的不平之事，何况是那么多人欺侮一个老太太呢？李锦华于是挺身而出，虽然那时他总是挨饿，但还是身强力壮，把那几个人打得抱头鼠窜。没想到，这个老太太居然是国民党某个官员的母亲。她是在探亲的路上遭到哄抢时，遇上了打抱不平的李锦华。

这场打抱不平，给李锦华的人生添了亮色。他幸运地得以穿上军装。我六叔说，这就应了我们黄安的一句土话，“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后来的一天，这个官员在接待一个更高级的国民党军官时，那位高级军官发现李锦华不仅长得眉清目秀，而且为人机灵，做事有眼色。于是提出要李锦华当自己的警卫员。李锦华高兴得了不得，马上同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国民党高级军官是有眼光的。在国民党组织的武汉大会战战场上，当日本人的炮弹袭来，要不是李锦华眼疾手快，将那位高级军官按倒在自己身下，帮他躲过一劫的话，他肯定一命呜呼。

人生之中，有什么比救命之恩更有情有义？于是，在领导的赏识与感激之余，李锦华又被提拔当了副官。

我们本吴庄人比较相信后来的一种说法。但解放后好长时间，由于村子里的人不愿提起此事，觉得有损村庄的荣誉，因此很少有人提及。但这件事在我眼里非常重要，它涉及我后来研究本吴庄的历史时遇到的一个顽结——在黄安人都迫切参加共产党、以参加共产党闹革命为荣时，在我们本吴庄百分之九十的人都热烈欢迎、拥护并主动要求参加共产党时，为什么独独西边的人，会有那么多人去参加国民党的部队呢？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按江湖的话讲，“大家都是找碗饭吃”。

许多年后，我进入北京城，一直忘不了某个下午，我和另外一个黄安人去看望一位黄安的老将军时听到的话。当我们幼稚地问起当年他们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时，他说出了那句相当经典的话：

“最初还不是要找碗饭吃，革命就是穷人要打倒富人！”

我当时吓了一跳。觉得一个老革命说出这样的话，与我们受到的所有主题教育大相径庭。由此，我也就理解了本吴庄西边那块的人为什么参加国民党的多了。一人得道，大家投靠——“常理常理，正常不过”嘛。

据续谱人说，李锦华在做到了国民党某师师长时，突然有一天衣锦还乡。这在本吴庄也是一件大事，无论是参加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本吴庄的儿子。本吴庄的儿子发达了，看到大家还活得那样穷，让大家一起去找饭吃，符合常规思想。

因此，西边凡是与师长李锦华沾亲的、带故的、有牵连关系的，基本上都被李锦华安排到了他所管辖的部队。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大家都亲连亲，解决了饭碗问题；二是大家都戚连戚，打起仗来不要命。

西边由于有了这段历史，解放后一直不被人疼爱。李红旗家虽然有参加共产党的，但也出了国民党，甚至还一家人打一家人，自然也就终日低头叹气。在这种情况下，外面村庄的姑娘们说媒到本吴庄来，都先问一句：“是东头的还是西头的？”在她们的意识里，要么是东头、南头的，西头的肯定免谈牌高挂。

就因为这个，已快三十的李红旗，没有讨上媳妇。

我母亲却决意要帮他说一个。

母亲曾对我说，“伢呀，你帮过的人，忘了就忘了吧；而帮过你的人，一定要记住啊！”

母亲说，李红旗像我六叔一样，在别人眼里可有可无，但有件事让她特别感动。一天傍晚，天刚擦黑，我母亲从山中打草回来，突然看到几道闪着光的动物直奔自己而来。她开始还以为是村庄里的狗，并不在意，但听到长啸声，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狼群！

几只饿极了的狼，围着我母亲打转转。我母亲不怕世间的革命，也不怕阴间的鬼与人间的打手，她就怕狼。狼一来，我母亲马上吓软了。

在她陷入绝望之时，我母亲突然听到了一声大喝。接着，她看到一个人从几人高的地岸上跳下来，一连跳了好几道地岸，大步穿越田野，跃过好几道梯田，直奔她身边而来。当那道黑影到了她跟前，母亲见到一把镰刀挥过，在黑暗中闪着寒光。

由于来人来得突然，且高声吆喝，几只狼一声长啸，迅速逃遁。

跌坐在地上的母亲直起身来，看到向她伸过手来的，居然是村子里没人理的李红旗，我母亲的泪当时就流下来了。

母亲说，无论如何她都没想到那样高昂的吆喝，居然是从李红旗嘴里发出的——在许多人的眼里，这是个低头夹尾、低声下气的男人，好像并没有男人的气味，在村庄里就像个可有可无的陪衬。当我母亲站起来感谢他时，李红旗直起的腰又习惯性地低了下去。

他虽然看上去那么渺小，但实际上他的身材却那样高大！高大的李红旗，让一直怀有感恩之心的母亲，决定以某种方式来答谢他。

母亲没对李红旗讲这个。她只是在生产队收工后，趁着黑夜，瞒着我父亲，拉着我姐姐，踩着月色走了二十多里路，来到我一个姨家，为李红旗找媳妇。而且，我母亲居然还真找到了。

我姨的村庄里，有一个地主的女儿，早过了二十三岁，由于阶级成分不好，也一直没有嫁出去。要知道在黄安县，许多姑娘伢十几岁就嫁了人，一个二十三岁的女人，又是地主家庭成分，能不着急吗？我母亲上门一说，这家人也正为嫁女发愁呢，这不等于是一拍即合嘛！

但我母亲还是费了些劲，因为人家说：“一个有国民党背景的家庭，也不光彩呀。以后么样办呢？”

对方父母在考虑，答应还是不答应？

我母亲说：“他大，这个人是好人，家里也有房子。当国民党的是他叔，又不是他亲爹，这是有区别的。”

人家还犹豫。

我母亲于是做那个女伢的思想工作，对她说：“我们做女人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鸡有好坏，狗有勤懒，一个好人最重要啊！”

人家还徘徊。

我母亲为此在半夜里走夜路去了她家好几次。本来，她还怕遇到狼的，身上还带着镰刀，但特别奇怪的是，每次她连狼的影子都没见到。

我母亲想，这可能是菩萨在保佑，于是更加坚定了她要把好事做到底的决心。

跑了几次，最后还是地主家的女伢主动站了出来：“姐，看到你人这样好，我相信他。你别再跑了，我答应。”

见女儿答应了，做父母的也不好说什么，一声长叹后，算是默认了。

没过几月，女伢就嫁过来了。没想到，她的到来，居然成为轰动我们本吴庄的一件大事：她被公认是本吴庄里最漂亮的一个女人！

李红旗，没事你就偷着乐吧。

李红旗果然偷着乐了。有一天夜里，他和那个女人敲开我家的门，竟然送了我母亲一块银元！

我母亲哪受得了这样的重礼，坚决不收。李红旗哭了：“嫂啊，没有你，哪有我今天啊。你要不收，就是看不上我。”

我母亲于是爽快地收下了。那块银元，也因此成了我们家被抄之后最值钱的一个东西。

从此，在我们本吴庄里，开始出没着这样一对幸福的夫妇。他们白天一起出工，晚上一起收工，几乎是形影不离。

李红旗的家里，开始传出久违的笑声。更有意思的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到来，本吴庄的许多男人们开始在夜里睡不着，叹息自己没有福气；本吴庄的女人开始有了戒备心理，害怕她勾引自己的男人。当时还没结婚却已睡过不少女人的李希望，看到李红旗的老婆时，眼睛竟然还打转，流着口水说：“要和她困一觉，多美啊！”就因为这句话，李希望还挨了他妈赵春玲的一巴掌！

可以说，这个女人的到来，使本吴庄沉闷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

而我们，亲切地叫她四娘。

三

就像许许多多的黄安革命者一样，李成和的意志是坚强的。在这一点上，黄安人有着共性，多数人身上都流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血。

李成和说到做到。一天，他又在一个主会场的高台上接受批斗，突然被另外一个大队的民兵连长推了下来，眼角碰到了台角的石头上，鲜血顿时流了一脸。

始终保持沉默的李成和，突然间愤怒地大喊大叫：

“你们有种，就杀了我吧！”

“老子为革命送粮送盐时，你们在哪里呢？”

“老子的两个哥哥，为革命送了命，你们在哪里呢？”

这一叫，让会场乱了套。打瞌睡的人民群众突然安静了下来，变得相当沉默。整个大会场像霜打的茄子，突然没有了声音。

人们似乎还不适应被批斗者的这种咆哮，一些人的心里产生了欣赏的况味。我爷爷李成和这种“要死屌朝天、不死万万年”的血性，使他对眼前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绝望。他高声地咆哮，以出其不意的力量，居然挣脱了捆绑他的绳子，向会场外狂奔而去。

主持会议的人这才醒悟过来，高喊：“抓住他，抓住他……”

那是高高的主席台上，公社副书记赵春玲发出的嘶哑而苍白的尖叫。

拿枪的人们迅速涌向门外。

门外不远处是一个巨大的池塘，塘里的水蓄得很满。

当坐在主席台上的赵春玲的话音落地时，李成和已跳入池塘，没了影子。

于是，批斗会顿时变成了抢救会。

大家站在池塘边，谁也不知怎么办。一个富农，是抢救，还是不救？人们分不清，害怕背上同情坏分子的罪名。眼看着李成和在池塘里没了顶，赵春玲喊：“不能让他死了，赶紧下去捞起来继续批斗！”

那位用脚踢我爷爷的民兵连长，一吓之下，连忙和衣跳入池塘。扑通一声之后，他露出头来，才意识到夏季已过，塘里的水很凉很冷。于是，他打了一个激灵，又转身往岸上跑了。

坐在人群中的李成和的几个儿子，居然都不敢动。只有我母亲，突然哭出声来。她的一声长啼，在会场外久久回荡。

我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居然是李老实，那么老实巴交的李老实——竟然身手敏捷，毫不犹豫地跳到了池塘里。我母亲还说，李老实当时真像一条活灵活现的鱼，没有一点怕冷的意思。

很快，李老实摸到了李成和，努力地用一只手把他夹着游了回来。

李成和哭了。他说：“你救我做么事啊，死了算了……”

李老实也哭了，他冻得直打哆嗦地说：“三哥，你不能死啊……”

岸上的人们突然沉默了。

赵春玲也突然沉默了。

这一夜的批斗会，因此没有再进行下去。

我母亲说，按赵春玲以往的风格，她很有可能会把批斗会开展得更加尖锐厉害，但是那夜不知她是怎样想的，提前结束了会议。

是啊，一个人如果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呢？

按我今天的想法猜测，赵春玲一定是也感到了害怕。

人在干，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呀！

无论赵春玲当时是不是害怕，反正我们家从此便担负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防备富农李成和自杀！

生产队的队长黄金河专门找我父亲谈话说：“交代你一项崇高而艰苦的光荣任务，这个任务必须保证完成、坚决完成、绝对完成。”

我父亲正处于改造无门，以为是别的光荣任务，听了这样的话相当高兴。

黄金河说：“你们家必须防着李成和自杀，大队干部说，你父亲要是死了，就拿你来顶着批斗。”

我父亲的头一下子又耷拉下来了。

他带着这个任务回来，对我母亲一讲，我母亲的泪便涌了出来。

李成和在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只有每天与我奶奶待一起，不再吵架，而是算计着一生还剩下多少活着的时间。终于，在渐渐看不到未来却厌倦了人生的时刻，他意识到活受罪没有尽头。我爷爷李成和甚至得出了这样的一条人生经验，他对我母亲讲：“伢呀，人生来就是活受罪的，还不如一死百了。”

他这样一说，让我母亲高度紧张。

李成和还说，以往国民党统治时，他盼过望过，后来失望了，因为国民党来不是征粮就是征兵，最后终于被共产党赶到台湾了；日本人统治黄安时他希望“共荣”过，但日本人无恶不作，最终被打得滚回海那边的家了；土匪在黄安横行时，他躲过还斗争过，后来土匪也被彻底剿灭了。现在的黄安县，四处红旗招展，欢歌笑语，自己的日子怎么就清静不了、宁静不成呢？

在一个深夜，李成和看到我的奶奶已经睡熟，他拿出了一根粗粗的麻绳，放在堂屋的大梁上绕了一个结，然后把自己的脖子伸了进去。

他没想到甚至连死这样简单的事，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容易。随着我奶奶的一声尖叫，这个小脚女人光脚跑起来竟那样飞快，她拿起切菜刀，一刀便把麻绳砍断了。

李成和瘫倒在地上。

这是他第二次自杀未遂。

我奶奶撕心裂肺般地痛哭。

哭声把我母亲引来。母亲跪在我爷爷李成和的面前说：“大啊，你不能死啊，你要死了，这一家老小都得挨宰啊！”

母亲的哭声引来了大伯和六叔。最后，几家人的孩子们都来了。近二十口人流着眼泪，整整齐齐地跪在李成和的面前。

他们甚至连哭也不敢高声，生怕引来告密者。

我母亲说：“你要是死，全家就都一起死吧。你死了，全家还得接着挨斗。”

女人的哭声与小孩子们的哭声，终于使想死的李成和打消了死的念头。他已不再仅仅为了自己的尊严而活着，而是要为许许多多的人而活着。

他得活着。为了子孙。

活着，他就得忍受这种没完没了的批斗，就得拖着打得麻木的身躯，出现在一个又一个的会场上，与那些“同道者”接受人民群众的拳打脚踢。

让李成和感到特别悲哀的是，这些所谓的同道者，在经受了长期的批斗之后，彼此间不但没有建立深厚的同病相怜的友谊，更不理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况味。他们中间，是右派瞧不起坏分子，坏分子瞧不起反革命，反革命瞧不起富农，富农瞧不起地主。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帜下，长期的批斗已让每个人的心灵变得麻木。冬天是那样漫长，寒风是那样呼啸，连父子都能反目，夫妻都会同床异梦，又有谁知道明天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四

大队书记赵春玲很忙。

穷乡僻壤自从有了运动，便使得乡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赵春玲书记像永远有忙不完的事，开不完的会。当她每天深夜走在回本吴庄的路上时，似乎再也没有感到革命胜利前的那种寒冷了。那时的孤儿寡母，不是往山上跑，就是往地洞里跳，哪是人过的日子啊！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她终于过上“人”的日子了。这种体面的日子，让她的一举一动有了派头，也让她的面孔变得日益红润。她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她说起话来有声有色。

更为重要的是，她知道本吴庄和整个大队甚至中国的革命将会往何处去。全大队在她的管理下，很快成为红旗与标杆。上面的现场会一个接一个地在大队召开，外面的人群一队接一队地前来参观。

在这样的日子里，李成和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点。因为批斗毕竟不是主流社会的想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能仅靠思想改造来体现，因为人民已经开始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思想高度集中统一。

我母亲说，这个时候，居然是我爷爷生活得最安静的一段时期。在批斗时受了伤的他，为了不给人民公社丢脸，被勒令回家暂时休息，等候下一次批斗的命令。

然而在这个时间，李成和又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错误地判断了革命复杂的形势，错误地估计了人民专政的力量。在家养伤期间，我们本吴庄的上空居然又飘出了肉香味！

这可真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因为大家已经好久都吃不起肉了。孔子曾说“三月不知肉味”，本吴庄不闻肉味已有三年！

这个味道最早是我们巷子里的李公平家的老太太闻到的。

李公平的父亲被人打死后，尸体是我曾祖父李光天托人赎回来的。因此，我们两家还存在着一点人情关系。之所以说是赎回来的，是因为李公平的父亲原来家里也有点钱，但天生喜欢赌博，并且在镇子上还被一个女人缠住了。说白了，女人就是为了骗他口袋里的钱，与另外一帮人合伙算计着李公平的父亲。最后，李公平的父亲输得一干二净，还欠了人家的钱。有一天，一大帮流氓拿着刀枪跑到我们本吴庄来，向李公平家要钱。赌债命还，这个道理本吴庆人是懂的。但这帮流氓拥进屋后，才发现李公平家其实是家徒四壁，哪里像李公平父亲在外显摆的那个样子！他们于是提出，如果李公平家拿不出钱来，就把李公平的母亲卖了。

李公平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因为那伙人说话是算数的。愿赌服输、赌债必还，如果欠赌债不还，那是被人看不起的事！老实说，李公平的父亲在外逍遥多年，其实根本就没怎么管过家里。李公平的母亲为此常常在半夜里睡醒哭了又哭。我奶奶听到后，还经常跑到她家里安慰她。她们看上去很亲热，很像是一对姊妹。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曾祖父出来说话了。由于他开有票行钱庄，在当地还是很有威望的。他说，欠多少钱我先垫着。这样才解了李公平父亲的燃眉之急。但事过不久，李公平的父亲又旧病复发，又到镇上迅速欠下了比以前更大的一笔赌债。于是，在某一天夜里，一伙人把李公平的父亲抓去，吊在镇上一个大屋子里毒打，打得累时打手们都睡着了。由于下手过重，第二天早晨打手们醒来时，才发现李公平的父亲已经死了。

这伙赌徒还想要钱。但是，毕竟出了人命，黄安县彼时是国统区，县衙公署怎么也得维持一下地方秩序。于是，公署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让李公平家出一点钱可以把尸体领回去。可李公平家早就家徒四壁，哪有钱啊。他还有一个兄弟李公元，虽小有家蓄，但根本不愿意为他掏一文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曾祖父李光天又出面，把尸体赎了回来，还张罗着帮李公平的母亲将他葬了。

应该说，有了这样的一层关系，两家至少还是不错的。况且在解放后，在赵春玲的帮助下，人民政府只给李公平家定了一个下中农，也算沾了阶级的一点边，两家更应惺惺相惜才对。但是，现在是什么形势呢？吃够了苦头的李公平母亲，很快看清了革命阵势，她迅速被赵春玲拉拢，成为暗中监视李成和一家的对头！而这样潜在的对头，还被我奶奶当做亲姊妹一般。

这是什么事啊！

所以，在李成和的家里终于又飘出肉香味的时候，李公平的母亲心里愤愤不平。她跑去对赵春玲讲：“大家连饭都吃不上，他整天挨斗，还有肉吃，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赵春玲还未发话，她的儿子李希望急于立功，便带着一帮人前来李成和的家进行搜查。

但是，结果令他们非常失望。因为他们没有搜到一个铜板，更别说一块银元！

革命者们不相信李成和没有钱。他们认为李成和这个狡猾的阶级敌人一定把钱放在哪个地方存着。于是，他们接连几天，在李成和的家里挖了个底朝天！

但他们挖地三尺，费尽百般心思，也没有找到李成和家的银元放在哪里。他们不相信，曾有过票号与钱庄的李光天的后代，竟然不曾储藏过现洋！

于是，李希望派李公平的母亲前来探听虚实。

李公平的母亲找到我奶奶，天天东拉西扯的。想从我奶奶嘴里打探到一点点消息。但她很快失望了，因为我奶奶虽然对她很好，对此事是一问三摇头，守口如瓶。

李公平的母亲非常无奈。

在这种情况下，李希望决定亲自出马。这个时候，他在乡间的威信随着赵春玲的升迁，迅速体现出来。

此时，李希望的家族在本吴庄已快速膨胀。他们东头那一块姓李的，不是到部队当了兵，就是被派到外面学习手艺。当李希望的本家兄弟李有富有一天开着一台拖拉机从公社回来时，全村人包括我奶奶都围在那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个满地跑的大疙瘩。大家对这样一坨硬铁居然能拉着人跑，感到无限的惊奇。

李希望的叔伯哥，此时也进入了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开始把原本用来插秧割谷的手，放在身后背起来，指挥本吴庄的人们干活，看上去挺像一个干部。

人的身份一变，什么都跟着变。那时四乡八里的人们，都以嫁到东头的李家为荣。姑娘们打破了脑袋上媒婆家的门，希望媒婆能以三寸不烂之舌，把她们夸得天花乱坠，仙女下凡，好嫁入东头李家的大门。但赵春玲不急。她有她的想法，有她的长远规划。

五

无情的斗争很快接着到来了。李希望找不到李成和的银元，也不会再让他白白吃肉。这个年轻人有时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些卖肉的人居然个个也是守口如瓶，不知道李成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为此事，黄金河气得在生产队的大会上一口一句脏话。

银元的刺激，使本吴庄的运动与斗争到达了顶点。

李希望一直相信这些银元的存在。他说服了大队的民兵连长，带着一大帮人扛着枪再次来到李成和家。

“说，还是不说！”

“说了可以免死，不说死路一条！”

民兵们拿着枪，对着李成和的脑袋。李成和看了一眼他们，理都不理。他们没有办法，于是，在一个民兵建议下，他们分别把我爷爷和奶奶吊在两个不同的屋子横梁上。

“还是说了吧。把你们剥削来的银元上交了吧。”

我爷爷不说。我奶奶也不说。

于是，提建议的那个民兵，开始用荆棘条抽我爷爷。我爷爷仍是不说。他们又转到另一间屋子里抽我奶奶。我奶奶没有我爷爷那么坚强，抽一下她便惨叫一声。很快，鲜红的血不停地从空中滴下来，落在地上。我母亲等人被挡在屋子外，门被反锁着，任我母亲在外面怎样的谩骂，里面的人无动于衷。

最后，那个民兵对我爷爷说我奶奶招了，让他赶紧说了，还可宽大处理。而对我奶奶说我爷爷招了，同样可以宽大为怀。

随着吊打的时间加长，我爷爷也痛得叫起来。他的叫声比我奶奶还响亮。历史一再证明，在关键时刻，还是女人具有韧性，但女人未必经得住牺牲。

我奶奶，终于向他们作出妥协，说：“别再打了。要拿就全拿走吧。”

她供出了藏银元的地点，就在我爷爷那块分来的菜园里埋着。

于是，一大帮兴奋不已的青年民兵，拿着锄头铁锹，来到了我家的菜园。菜园里的菜长得正旺，但他们毫不吝惜地拔掉了，铲除了。在挖到地下两米深处，他们发现了整整齐齐的四口大缸，里面装着满满的白白的银元。

革命者们得手了。他们欢呼起来。拿着这些银元，他们还首先请我们本吴庄的所有村民吃了一餐肉。李成和的一家当然排除在外。当满村飘出猪肉香味时，除了李公平的母亲，人们像过年一样欢呼。而李公平母亲不高兴的原因，在于“破四旧立四新”时，她家装糖用的一个祖传的青花瓷瓶被李希望拿走了。一直到今天，当一些有着广东腔的人到我们本吴庄收废旧品时，李公平的儿子还在叹息：要是那个祖传的清代的青花瓷瓶不被抄走，到了现在该值多少钱啊！

而我爷爷因为我奶奶的招供，后来一直到死都对我奶奶耿耿于怀。他又恢复了以往的坏脾气，动不动就对我奶奶拳打脚踢，骂她不该随便说出来。我奶奶因为心里有这个短处，从此对我爷爷的打骂逆来顺受，不发一言。

事情并未了结，有了初一便有了十五。我奶奶一说出来，更大的麻烦来了。

革命者和人民群众在吃饱之后，还意犹未尽。他们相信我爷爷还藏有更多的银元，于是又将他们吊起来接着打。

我们一大家子人，都被他们喝令蹲在地上。

我爷爷和我奶奶被打得受不了，便瞎说地点。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其他的银元了。当年游击队拿走了不少，给我曾祖父李光天打了白条，那些白条都被民兵们撕毁了；后来正规军又来了，我爷爷李成和又主动捐赠了不少，剩下的真的仅有这么多。但他们不相信，他们相信我们家族一定藏有一个巨大的金库。

他们跑到我爷爷和奶奶随便说的地方去挖。结果显而易见，除了石头还是石头。

这让革命者们很愤怒。他们便又回来打我爷爷和我奶奶。这次打死了也榨不出一点真金，因为的确没有了啊。但新时代的革命者们不信，他们远远胜过旧时代的革命者，在革命热情之下，一个民兵出点子，把大粪泼在我爷爷和我奶奶身上。

这时，我母亲真的愤怒了。借鲁迅先生一句话说，是“出离了愤怒”。我母亲比这个家族的男人们还要勇敢。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把沙镰——就是用来割谷割麦的那种尖锐的带有倒刃的刀子，一下子横在那个民兵的脖子上。

我母亲说：“你再倒屎尿，我就把你的头割下来！”

所有的人都怔住了。他们想不到，一个富农的儿媳妇，居然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他们一时都停止了呼吸。

生产队长黄金河是领教过我母亲的厉害的。因为当年母亲那一扁担，曾把一个揍我父亲的人打断了几根骨头。于是他结结巴巴地叫我母亲不要冲动。

我母亲那一刻也许真的是出自于冲动。因为那时她的肚子里已经怀上了我。我能感受到她连我的命都不要的勇气，吓得在她肚子里面簌簌发抖。

同样知道我母亲性格的李希望，也顿时呆住了。他知道，我母亲这个人，是说到做到、不放空话的。

能说会道的李希望还知道，我母亲之所以这么厉害，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母亲的舅舅也就是我的舅公张洪克，是一位参加了革命的老红军，现在已恢复名誉，回到县城，就住在老干部大院里。

我母亲这一举动，使这些挖宝行动终于结束。李希望喊了一声“撤退”，那个民兵吓破了胆，看都不敢看我母亲一眼就跟着跑了。

一家人，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不再说话。

从那以后，这个倒屎的民兵每次在路上见到我母亲，便远远地绕道走，或者躲起来。我小时当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直到上高中有天回家时，母亲在路口接我，又碰到了这个人。此时，这个男人的腰已经有些驼背了。他见到我母亲，脸上挤出笑主动与她打招呼。我母亲却理也没理，昂着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第八章：荒原上的舞蹈

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我出生在父母住的那间常常是漆黑一团的屋子里时，我爷爷李成和不再寻思着怎样自杀了。我母亲拿刀架在男人脖子上的举动，已让他感受到了为亲人活着的意义与力量。再说，随着那时山外的清风一股又一股地吹到本吴庄，他重新看到了希望。当以“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生产合作化为标志的伟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属于这个家族的李光天那“掌柜的、经理、董事长”的称呼也就不再有存在的条件了，它再次出现是几十年后的事情。随着当时“粮棉统购统销，工人监督生产”等旨在把所有人的社会地位统统拉平的一系列政策出台，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的响亮称呼便是“同志”，如“工人同志、解放军同志、售票员同志……”等等，更有意思的是，还会出现“母亲同志、父亲同志”。“同志”这两个简简单单的字，似乎蕴含着深远的意义，所有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都要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奋斗……至今，人们还笑话本吴庄东头赵春玲那去部队当兵的侄儿，在写给他父亲的信与写给赵春玲的信中，将父亲称为李为民同志，将赵春玲称为书记同志。当然，赵春玲也有一段时间不被人们叫做同志，因为她的宝贝儿子李希望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她也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牵连。那段时间，赵春玲的头也低着，直到一个从省委来的电话让她再次起死回生，后来她到县里当了食品粮油公司的一个副职。

按说我在批斗的氛围里出生，在我们家族里不是最大的男孩子，我不应该得到我爷爷李成和的宠爱。我大伯家有两个男孩，四叔家也有一个，后来六叔家又有了，比我大的小的都有。然而让他们都没想到的是，我的出生，偏偏让我爷爷李成和那样喜欢。

这似乎是一件怪事。

直到今天，我姐姐等人谈起童年的事来，还愤愤不平，觉得我爷爷李成和对我太过偏心。今天，据我的猜测，我觉得这与我母亲对爷爷的关心与爱护有关。

然而在有限的记忆里，我甚至连爷爷李成和的模样都不记得。他高大的个子看上去那样不协调于周围的人群，因此他总喜欢在田地里出入，喜欢像年轻人那样嗅着庄稼生长的味道。这个习惯后来强烈地传染给了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据我多年的观察，我父亲一辈子都板着脸，只有在庄稼地里才能看到他喜悦的表情。或许，这也是他成为兄弟们之中，唯一的不识字男人的原因。

那时候，整个乡村都显得相当疲惫。好像一头拉不动车的老牛，载不住沉重劳动的负荷。农村刚刚经历了没粮的年代，又开始沉重的劳动。修水库、修路，仅这两样伟大的工程，就让那一代人累得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何况，还有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没完没了的这运动那运动，让劳累极了的乡村百姓坐下来便打瞌睡。村长黄金河私下常常开口大骂说：“日他大的会，不要再开了。老子都开烦了！”

黄金河的话是当着李希望的面说的。李希望吓了一跳。他回去告诉了他革命的妈妈赵春玲。赵春玲也吓了一跳。他们合计来合计去，算出黄金河祖宗十八代都是务农的农民，家里又为革命贡献过几条生命，最终也无话了。他们透过无情的现实看到，人们对没完没了的运动好像不如从前那样兴奋，特别是饿着肚子搞运动，似乎把人们的生活兴趣也搞没了。李希望自己也对几个干将抱怨说，在乡间他连搞女人的力气都没有了。这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热衷于权力的人对女人的欲望一般都比较强烈，因为基辛格说过，权力是一剂春药嘛。就在赵春玲由大队书记升迁到公社当副书记后，李希望便到大队当了民兵副连长，且迅速找了新的大队书记周得天的女儿周梅花结了婚，应该是火力正旺的时刻。他居然说连搞女人的力气也没有，可见运动的确令人疲倦。

就在这种情况下，与李希望等人的渐渐疲软相比，我爷爷李成和说话的声音又渐渐高起来。他在村庄中大声地呼喊着我的名字，就像高声地喊叫着我奶奶一样。

“福安伢啊，快到爷爷这里来嗨……”

“福安”这个雅俗共赏的名字，便是我。这个名字跟着我一直上完小学，我觉得不够响，便毫不犹豫地甩了它。

我爷爷毫无顾忌地“福安”长、“福安”短地呼叫我。而我，才刚刚在地上爬呢。

有人说，爷爷的晚年变得非常自私，他不再关心身外的事物。他特别关心吃。每次吃什么相当挑剔，让我奶奶每次做饭时都很为难。除了吃之外，我爷爷最关心的，便是我。

连我母亲也觉得奇怪，这样一个古怪的老头，居然如此喜欢我这样一个从小就长得并不漂亮的孩子。我是在九月黄昏的某一天出生的。人们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大快人心事。我母亲对我的出生却并未感到快慰，因为我比常人整整晚生了一个多月。

我母亲说：“伢呀，那时多受罪啊。生产队以为我偷懒呢，你在肚子里拳打脚踢，就是不出来。”

由于不知到底哪天生，我母亲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到生产队进行光荣的生产劳动。好在队长黄金河这个人对我母亲非常敬重和同情，便安排她到小队的烟炕上，与妇女们一起夹烟叶。

在本吴庄，夹烟叶是一桩轻松活。我母亲为此特别感谢队长黄金河。为此事，许多年后我回故乡时，母亲还专门让我买了糖和肉，去看黄金河。那时黄金河双腿浮肿，躺在床上，看上去像要快死的人了。母亲对我讲，黄金河的几个儿子与他分了家，他爱人得病死后，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也挺可怜。

黄金河躺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我看到印象中曾那样高大的他，躺在床上就像一具干尸。黄金河看到我拿了东西来看他，眼泪都掉下来了。他对我母亲说：“老嫂，还是多发善心多做善事有好报啊，你看你的儿子，有出息了，好好好呀，你们一家几代人好啊……”

我母亲也流泪了。

母亲说，有些人，是不能以好和坏来衡量的。比如黄金河，在当生产队长期间，为了照顾村中的某些妇女不干重活，也曾顺便假公济私，占过村里几个女人的便宜。当时村子里的男人，知道了也不敢说。即便如此，黄金河对我母亲，却一辈子相当敬重，叫她“老嫂”。

我母亲说，那时在我们本吴庄，上面觉得种烟比种粮食赚钱，于是开始大量种植烟叶。一般将出炉烤干的烟叶，按烤出的颜色归类，作为半成品送到公社。夹烟叶作为一道最轻松的工序，一般人是享受不到的。这些人可以坐在树下，既不怕烈日晒着，也不怕从早到晚站着干活，甚至有的妇女还一边夹烟叶一边唱歌：

话说一九二一年，

黄安变了天。

一群泥腿子，

打下黄安城。

黄麻起义好啊，

穷人翻了身……

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听到了她夹烟叶时传出的歌声。

上小学后，我们家分了种烟的任务，我还帮母亲摘过烟叶，也夹过烟叶。与在太阳底下摘烟叶相比，我也比较喜欢夹烟叶。待在树下阴凉处总比在田野里风吹日晒舒服。不过那时我母亲却特别烦种烟，因为种烟卖不出价钱，常常亏本，即使有点钱，也是白条子满天飞，兑不了现。那时本吴庄的人们愁眉苦脸，生产队规定，不完成任务就要罚款。因为我们黄安县成立烟厂了，开始自己生产烟草，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规模还挺大。

二

我出生后，只有我母亲知道，在一个食物短缺的年代，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是多么艰难。

唯一脸上有笑意的是我爷爷李成和。

当时乡村的接生非常简单，就是接生婆让我父亲烧了一锅开水，她拿了一把普通的剪刀，放在开水里煮一下，再放在火上烧一下，随着咔嚓一声，果断地剪断了脐带，也剪断了我与母亲的联系。

坐在外屋的人们，一个个开始道喜。

我爷爷也坐在外面。但他不能进来。按故乡的风俗习惯，做公公的，是不能踏入儿媳妇的房间的。何况我母亲刚刚生产，除了父亲，在未满月时其他人都不能进产妇住的屋子。即使进去，也得换布鞋穿。

所以，在那个九月菊花飘香的特别之夜，当我毫无准备地来到尘世，本吴庄的女人们换了鞋到我家来摸我的头时，我爷爷李成和却只能坐在外面。他于是有些急躁地咳嗽。还是我母亲理解他，听到我爷爷的咳嗽，她便让人把我抱出来，让我爷爷看一下。而按风俗，未满月的孩子，是不能出门的。果然，我爷爷李成和看到我时，他的眼睛突然放亮了。虽然我是一个丑得不能再丑的男孩，我爷爷却在我的额头上亲来亲去的。参观完我后，他便开始哈哈大笑。

那是他久违了的笑。谁也不知他为什么突然如此大笑。

那时候我爷爷的四个儿子中，大伯李福已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四叔李寿也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六叔李禧家也有一个与我差不了几个月的儿子，但李成和对我的喜欢，是表现在脸上、体现在行动上。

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有好吃的东西叫我来吃。

我姐姐直到今天，提起此事时都有些耿耿于怀。她不明白，为什么我爷爷叫我吃肉时，她就站在旁边，爷爷却看都不看她一眼，有时还让她出去，关起门来与我一起吃。我那时小嘴吃得巴唧巴唧响，哪里还考虑我姐姐与其他人的感受？其实，有时在我一个人大块大块地吃肉时，爷爷的屋子外就站着他的一大堆孙儿孙女，小一些的在外面哭，大一些的眼睛冒着愤恨甚至是仇恨的火花。我就这样享受美味佳肴，完全没想到后果会很严重。有天，我吃完肉从爷爷的屋子里出来时，四叔家的儿子还跟着我，在没人的地方，他一把把我按在地上，一阵猛揍。我吓得大叫，接着哭了起来。

我爷爷听到我的哭声，跑到四叔家将他的儿子也一阵狠揍，直到他答应不再打我才罢。我四叔为此也气得牙痒痒的，但那时他不敢再像往日里我爷爷挨斗时那样厉害了，他见了自己父亲开始躲着走。因为我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但那高大的块头，令人望而生畏的虎目，让他脚步发虚，感到特别害怕。

我母亲当时想，日子又开始有了盼头啊，幸福的生活好像就要这样进行下去了。

如果大队书记赵春玲不升迁的话。

升迁到公社当副书记的赵春玲，带着大队干部突然回了一次本吴庄。她听说李成和有时还哼几句楚戏中的《刘海砍樵》或者是几句《荞麦馍赶寿生》的唱词时，心里格外地不平静。

赵春玲对大队干部和小队长黄金河讲：“千万不要忘了阶段斗争，革命斗争是残酷无情的，你不打倒他，就会被他打倒。”

新接任的大队书记周得天点头称是，而小队长黄金河不以为然。黄金河说李成和安分守己，已没了斗志，有么事好怕的。

赵春玲严肃地说：“革命同志怎能让糖衣炮弹打垮呢？是不是以往你父亲得了他家的好处，就认为他改造好了呢？同志啊，你要知道，解放后为什么就他家能吃得上肉而大家都吃不上呢？原因很深刻，斗争很复杂啊！”

这一道理非常简单，但也的确深刻和复杂。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吃不上肉，李成和就能吃上呢？为什么革命前李成和有田有地，那么多的人就没有呢？”赵春玲的话让黄金河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一复杂，使得李成和又开始成为革命的靶子。尽管那时不大的黄安城里，街道和商店开始以诸如“和平、新华、国华、利民、光明”等词命名了，但一切人的生活，都逃不脱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赵春玲在公社的大会上讲：“同志们，革命还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马上有人回应：“是啊，我们黄安县有十四万余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才换得今天的新天地，革命怎么能够就此中断呢？”

于是，本吴庄的富农李成和，在经历了炼铁炼钢与饿肚子的几年后，又准备重操旧业，接受人民的批斗。那时，村庄里开始渐渐出现了死人。不多时，死的人便四处可见。起初，村子里还能听到哭声。但接着，饿死的人遍地都是，许多人连哭的声音也没有了。

每天出工回来，我父亲就讲，某某某又去世了。我母亲便常常在家里叹息：“么样办呢？”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个人。以至于我们上山去挖药草时，还不时在黄安的各个山头挖出骇人的白骨来。回来对大人们一讲，他们都要感慨半天。

我母亲说，以后遇到白骨，一定要就地埋下，不然他们的灵魂是不会安生的，会找上门来的。

母亲一辈子信佛。她的话吓得我后来在山上挖药时，总是提心吊胆。

死人年年有，那年特别多。最后，黄安的死人事件都闹到中央了，让黄安走出去的首长都知道了。因为黄安县有不少青年妇女，实在忍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和精神上的摧残，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开始出现自杀现象。最多的一次，集体自杀的竟然达到四十多人！这个事件，在后来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也提到过。

于是，这个消息惊动了中央。惊动了从黄安走出去的国家主席董必武和财政部长李先念。也有人说，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亲自作了批示。

在革命胜利十多年后，黄安还出现这样的事情，这可真不是小事。

于是，一个又一个工作组派进黄安。

菜色的黄安老乡们，木然地看着外面的来人。他们不说穷，也不说苦，任由工作组的人四处查看。空旷的黄安乡野，四处光秃秃的一片，让北京和武汉等大城市来的工作组感到茫然。我舅公说过，“整村整村的人都参加革命，许多人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他们看到，革命胜利后，许多村庄由于参加革命人被杀光，处处空无一人，断瓦残垣，萧条落寞，杂草丛生……

结果，工作组调查的人哭了：“革命胜利了这么多年，黄安县还是那么穷，人民的日子过得还那样苦！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对不起黄安的父老乡亲啊！”

工作组发现，黄安的一些人家，特别是当年革命闹得最凶的地区七里坪等地，有的一家人还仅有一床被子，几个人轮换着穿同一条裤子！

工作组的人心情沉重。

这个时刻，已当上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黄安人韩先楚，在某个冬天还乡来了。当时黄安大雪，四野白茫茫的。他回到自己的乡村，亲切地接见了参加过革命幸存下来的旧交故友，与他们握手寒暄。当他和自己小时的一个朋友握手时，他看到那个儿时的玩伴站在寒风中簌簌发抖，于是便有了一段很经典的对话。

韩先楚将军说：“革命胜利了，你怎球是这个样子啊？”

儿时的玩伴说：“革命胜利了，你怎球让我们还这个样子啊？”

听了这句话，韩先楚这位从东北打到江南最后打到海南岛的将军流泪了。他让人给兰州军区的后勤部长打电话，让那里速调十万件军大衣给黄安城。

负责军需给养的领导很为难，嗫嚅着说：“那……司令，这……这钱……这钱从哪儿出呢？”

韩先楚火了，大声吼道：“从我的工资出，我的不够，死了以后从我儿子、孙子的工资里扣！”

不管这钱后来从哪里出，反正韩司令的十万件军大衣真的运到了我们黄安，成为轰动我们黄安城的一件大事。不管韩司令是不是属于以权谋私，但他得到了我们黄安人特别的尊敬。黄安四十八万人中，为革命就死了十四万人，十万件军大衣拨给黄安，鸡巴大点事！

韩司令啊，如果您地下有灵，我今天还要给您鞠个躬！我回了黄安，也到您的坟头默哀过，鞠躬过。您看到了吗？不说话的我站在您坟头，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军大衣送到了。一般人都以拥有这样一件军大衣为荣。

韩先楚的军大衣拨到黄安时，我父亲曾看到别人穿过。他羡慕得不得了，口里一个劲地“啧啧啧”直赞。我当时想，等我长大了有天有钱，一定把一件新大衣“啪”地放在父亲的面前。

当时军大衣的确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至少与革命产生的效果直接沾上了边。我们的生产队长黄金河非常不满地说，这些大衣一件也没有分发到我们这里。因为那时发衣服也得靠关系，即使分到了四道桥公社，也被公社和大队干部先享用了再说。

黄安穷啊。

工作组也这样说。他们回去向中央一报告，中央便决定拨粮划款支援我们黄安。结果，我们黄安城的某位领导斩钉截铁地说：“黄安永远是革命的先锋，改名红安就要永远红，一定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决不要上级的救助！”

于是，所有钱粮都被退回。

为这事，据说财政部长李先念还挨过批评。这位木工出身后来当了国家主席的黄安人曾委屈地对人讲：“黄安太穷了，为什么不能免税？”

伟大领袖毛主席虽然一辈子没来过黄安，但对历史他是心知肚明一清二楚的。无论与四方面军过去的恩恩怨怨历史如何定论，黄安为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他是非常明了的。我们黄安人于是盛传毛主席说要将黄安县列入免税县，每个人的脸上充满了希望。

但黄安城的某些领导听到这个消息，却彻夜难眠，生怕让黄安戴上安逸逍遥的帽子。他们连夜开会，专门组织了一个团找到中央，坚决要求黄安不能免税，而且还要主动向国家多交税！

这就是革命者和革命者们的后代。革命时，他们“不要钱、不要命，就是要革命”；现在胜利了，他们的骨子里仍然是那样大公无私。或许，个人有那么一点私念但也仅是一闪而过，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官员生活得那样龌龊。所以，这件事据说让后来做了国家主席的黄安老乡很不高兴，他原本准备再下拨给黄安县一大笔钱的，最后也被打回国库。于是黄安人传言，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很快知道了此事，不点名地批评了自己的爱将——毕竟，当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是这位年轻善战始终在四方面军中打恶仗大仗的先锋军长，将自己军最好的物资给养给了疲于奔命、在张国焘眼里如要饭一般的中央军。而最后西路军失败时，这位爱将，也曾由军政委一直撸到基层当教导员，连降多少级啊，他都没有吭一声。

而当改革开放到来后，黄安人忽然明白过来了，开始在北京设立驻京办事处，专门向国家部委要钱。据说，当他们再找李先念要钱时，这位国家主席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共和国的主席，不是黄安人的主席！”

这句话，让我们黄安人非常惭愧。这句话，也表达了这位革命老将内心复杂的感情，我认为多少有些辛酸甚至悲怆。

无论政治运动是怎样热烈，人们的心地是怎样纯洁高尚，总之革命胜利后黄安城的现实生活就是那样残酷，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浮肿的人群腿上一按一个坑。

我们本吴庄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西边李姓的人家死了好几口了，李老实家最小的儿子也饿死了。

可怜的李老实，抱着自己儿子的身体，哭得天崩地裂。老实人的情感一旦爆发，就如决了堤的江河，奔涌之势，惊天动地。

这种情形，连赵春玲有时也不明白，她说：“革命前饿死人，怎么革命胜利了，还会饿死人呢？”

当然，她只是私下对因为没有粮食而发愁的黄金河这样说。这样的话，在公共场合，她是绝对不会说的。

她心中只有她的革命理想。

三

革命理想是通过精神的力量来完成的。

人都饿成这样，我母亲她们还被生产队要求去跳忠字舞。

此时所有的人们，都在积极支左，防止站错队，每天大家在下地劳动和收工回家时，都要进行早请示、晚汇报。我大伯态度非常积极，把这项功课做得很好，有一次还批评大伯母态度不端正，只顾忙于家务而耽误了汇报，结果挨了大伯母的一脚：“汇你个头啊，天天汇报哪个来给你煮饭洗衣服看孩子？”

我大伯便不敢吭声了。

负责教我母亲跳忠字舞的，是一个五保户老太太——我们那里的人们都私下叫她“地主婆”，属于周围十里八村的著名人物。据说，她们家也有出去参加革命的，不过像我们本吴庄的革命者一样，没有活着回来的音讯。她成为五保户，首先就拥有了政治上的资本。

那时候，拥有政治上资本，便是最大的资本。

我小时见过这位老太太，因此在记忆里一直记得她的模样：目露凶光，满嘴黄牙习惯性地外张，好像要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扒到自己嘴中，而她的脸上皱纹四布，一头白发飘扬，裹过的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老太太好像看不惯周围的任何东西，张嘴闭嘴便骂人，那嘴黄牙更加暴露。小时我们不听话，大人们还经常拿她来吓我们：“再不听，就让地主婆的牙把你们嚼烂了！”

每次生产队开会时，这位老太太非常积极，总是带头发言，说着从报纸上和广播电台中学来的让大家听不懂的话，生产队里的人见了她便感到害怕。

这个五保户老太太整天凶神恶煞，见了谁批评谁，见了谁骂谁，当然用的都是革命语言，这一点很受赵春玲的赏识。或许，女人之间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语言。所以在本吴庄上下两个村庄组成的生产队里挑头搞运动的，基本上是这个老太太，她是赵春玲革命事业的带头人和继承者。这位火车头，把我们本吴庄附近的村子里的运动搞得如火如荼，惊天动地。

我母亲说，我们那里原来的神庙和神龛，就是在老太太的带领下推倒的；所有的菩萨和诸神，就是在老太太的带领下拉下来的。她组织那些未婚的愣头青们拉，生产队的老人们和女人们在一边吓得悄悄地哭。

多少年来，本吴庄的人们在遇到困难、遭受不公时，都有祈求“菩萨保佑”的习惯，几千年来都是如此。现在连菩萨都不在了，他们怎么能不哭呢？老太太怒斥那些流泪的人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就是活菩萨，这个泥菩萨怕么事？它一推就倒。”

事实上，我们本吴庄附近供了上千年的菩萨，真的就像老太太说的那样，是一推就倒。虽然她们家祖上也是一辈子拜菩萨，但菩萨好像没有改变贫穷的命运。

现在，菩萨倒了，也没有见到这个老太太就不幸。

我母亲说，信佛的她们非常害怕，害怕菩萨会下来怪罪。结果在菩萨推倒的那天夜里，本吴庄的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接着，雷鸣与闪电便在这片土地上盘旋。巨大的雷声，打得全村的小孩都从梦中醒来哇哇直哭。劳累得像猪一样熟睡的大人们都从梦中醒来，坐在床上发傻发呆和无端地害怕。

我母亲说，第二天早上，当村庄里的人来到菩萨被毁的庙前时，一个个都惊呆了。因为庙门口的那棵幸存下来的千年大树，在夜里被雷震裂成两半，横在马路上。更奇怪的是，树中竟然还有一条巨大的蛇被雷击而亡，蛇头有碗口那么大。

大人们吓得不敢从树下走。老人们说，这是天生气了，发怒了啊！

就是这个革命性非常强的地主婆，被队长黄金河叫去收拾那条谁也不敢收拾的蛇身时，她开头还强作镇定。但手刚触到蛇身，那条看上去已死了的蛇，突然狠狠地转过身来，差点咬着了她。

地主婆吓得跳起脚就跑。最后，还是几个男人去收拾残局。

虽然有了这样一档子事，这个老太婆还是没有改掉自己的革命习惯。生产队里开会，喊会、召集人，一般都是由她牵头，有时连村干部黄金河也不明白：“大家饿得前心贴后背，为么事独独她精神得很！”

这位处在当红阶段的地主婆，整天号召生产队的妇女跳忠字舞。本吴庄的妇女们，种惯了一辈子的田地，哪里还晓得跳舞是哪回事，大家围着刚抬腿，便有人要大笑起来。这让老太太很生气。老太太一生气，后果很严重。她大声叫：“我让你们笑，扣工分扣工分！”

大家的笑便僵止了。扣工分，相当于一天到晚的辛勤劳动白干，这可是她们的命根子啊！

于是，劳动妇女们赶紧跟着她跳。可一跳，有人踩了别人的脚，有人重心不稳就倒下去了，有人转过头与别人脸对脸了。大家便又笑了起来。

老太太想出了一个整人的好办法。她决定派妇女们去从事男人们才从事的劳动。

我们本吴庄李老实的爱人，生来比较迟钝，动作不太协调，反应还慢。有一天，她刚跳了一会，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家忍住不笑，她自己却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老太太喊：“下午有你的好果子吃！”

果然，下午在队长黄金河派工时，老太太一定要李老实的婆娘去犁田。黄金河说：“女人犁田，你不是让人看笑话么？”

老太太说：“就是要让她们知道革命的威力！”

因为赵春玲曾授予过老太太在生产队里的权力，黄金河有时不愿与她吵架，基本上是让着她，没有在意。

结果那天下午，我们本吴庄滑稽的一幕出现了：李老实的大屁股婆娘，赶着一头精壮的水牛，在一块特别大的田地里犁田！

犁田这种活，一般是本吴庄男人们才做的事。让女人来做，除了面子无光外，还要让大家笑话的。

那天下午，当老太太惩罚李老实的婆娘时，正遇上生产队集体挑塘泥——就是把池塘里的水放干，把堆积下的淤泥，挑到田地里，当做肥料。当大家路过那块田地时，先是一个人忍着乐，接着大家都忍着乐，再接着有一个人开始捂不住嘴地笑，最后发展到全田埂上路过的人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本吴庄少有的笑。笑声穿云越野，响遏不止，像钢针一样扎在李老实婆娘的心上。她本来就没有犁过田，那头水牛东拉西扯，她手中的犁跟着在地面上打飘，刚插入泥土，又迅速被水牛拖着拔了出来，泪水一个劲地在她眼里打转。

嘲笑声中，李老实的老婆受了刺激，忽然她不撵那头水牛了。而是把手中的鞭子一扔，跑上田岸，往岸下的河中跳！

这一招出人意料。那块田下面就是河，田岸最少有五米高，李老实的老婆一跳下去，很快就没了顶。

大家停止笑，连忙下去救人。李老实的女人被救上来，醒来一阵撕心裂肺地长嚎。这声长哭，好像唤醒了大家的悲剧意识。于是，包括下面村庄里的女人们，都与我们本吴庄的女人一样，突然集体声讨起了那个该死的老太太！

“这个老不死的，什么时候才能死呢？”

“作孽啊，害人虫！狐狸精！”

李老实来了，一个大男人，他什么也不敢做，只有跟着哭。

本来，在山头上监视劳动的老太太，想下来继续发挥革命威力，但看到大家都不满的情形，她也不敢靠近了。最后，犁田这种活便由李老实在夜里干完算事。

出了这档事，并没有改变老太太在繁忙紧张的劳作之余，号召大家跳忠字舞的激情。她没什么改变，但群众改变了，骂她的人越来越多了。

有一天夜里，不知谁把老太太家自留地菜园里的菜全砍了；还有一天夜里，不知是谁把老太太住的房子门，用铁丝从外面扭上了，让她早晨起来想敲钟却出不了门，结果那天早晨的忠字舞只好取消。

这样厉害的女人，按说强势得不可企及。但奇怪的是，她却没有生育能力，没有生出一个像她一样坚强的接班人。我上小学时，地主婆已孤单一人度日了。没有革命后代，一切不再靠神仙皇帝，只能靠自己。

有几次，我在上学的路上，见到地主婆挑水。两个不大不小的水桶摆来摆去，看上去非常吃力。我天生心善的母亲，便主动帮她挑过几次。老太太感动得不得了，连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今天我想起这话还觉得奇怪，一个革命如此彻底的女人，最后居然相信的还是菩萨！

有一次，我也帮地主婆挑水，她感激地唠唠叨叨说：“这伢，和你娘一样……积德啊，积德啊……”还有一次，她又表扬我，“像你爷爷一样好！”

我听她说出“像你爷爷那样好”时，怔了一下。我好像觉得这话根本不会从她的口里蹦出来，因为基本上村庄里没有人敢说我爷爷的好话，更别说别的村庄了。虽然是一个生产队的，但这话从这个老太太嘴里蹦出来，委实让我从心里对她的好感多了一些。

那时，地主婆已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因为此时已没有那么多的运动了，而且运动也渐渐由武斗改为文斗了。失落的女强人地主婆，此时显得非常寂寞与孤独。她一个人生活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那样的土房子，地上高低不平，四处黑得放光，一下雨便充满潮湿，让屋子整天散发着一种霉味……

我母亲说：“想那时她跳忠字舞多么红火啊……”

也许，母亲在怀念那些跳舞的岁月。因为在这群跳忠字舞的人中间，我母亲与别人不一样。她表现出做什么事都很认真的性格，跳得特别好，多次得到老太太的表扬。

我父亲说：“农村妇女，跳么事舞，吃饱了没事撑的。”

我母亲马上反驳说：“给毛主席跳的舞，怎能不跳好！你们李家祖坟上是红的，好歹出了两个闹革命的，评不评得上烈士是一码事，心里有没有革命是一码事。”

那时我上小学，对我母亲说出这样的话感到很震惊。直到今天还很震惊。

四

长大以后，我学会了“民以食为天”这个名句时，觉得发明了这个句子的人特别伟大。特别是在我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后，更是对制造出这句话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民食大过天。

可以说，在我们黄安县，一直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基本解决了吃饱饭问题。

由此可以想见，往我曾外祖父和我母亲生活的那个年代延伸，吃的问题曾是多么严重。我们黄安的人，有的整个村子甚至一家几代人都把脑袋拴在裤腰上，跑出去参加张国焘、董必武、徐向前和李先念闹起的革命，多少人就是因为吃不饱穿不暖啊！赵春玲同志不就是因为在饥荒年代没有继续借到李成和的米，才在解放后让李成和一次又一次地挨斗吗？李成和你没有过饥饿的滋味是吧？没有啊，那就让革命的运动给你补上生动的一课吧。

突然有一天，村庄里改为人民公社，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被称为“社员”，大伙吃大锅饭的年代到来了。

这是多么平等的一天啊！我父亲说，无论你是么事人，都可以在一起吃饭，而且是吃一样的饭，这种新社会真的是好。

于是，从赵春玲的口里再次蹦出了革命年代才有的那个词“共产主义”。村庄广播里反复播放的就是《共产主义好》歌曲，“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地位高”迅速得到了体现。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共产主义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于是，当大部分社员都在田野里劳动时，有几个社员便在公家的屋子里为大家做饭。做饭与劳动相比，是一件相对轻松的活，因此这些“为人民服务的人”都是当时在村庄里混得好混得开的人。比如赵春玲的另外一个侄子李坚固，黄金河的老婆陈春花，李希望撤职后新上任的大队民兵连长的小姨子何玉米等，其中，居然还有我四叔李寿！

按说，当李成和受到批判时，他一家子都得靠边站的。为何四叔就那样受人民群众喜欢呢？

答案是这样的。赵春玲来确定生产队饭堂人选时，特别地提到了我四叔李寿。

赵春玲说：“这个人，是黑五类分子中思想改造得比较好的人，是人民群众可以团结与争取的人。把这样的人放到食堂，说明我们党的政策、说明我们这个党支部，对人功是功，过是过，功过分明，也体现了公平与公正的原则。”

我四叔便喜颠颠地去了。他没想到，这一去，差点连命也搭上。

大锅饭，顾名思义，要用大铁锅做饭。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制造那个大铁锅的人很有水平。看上去大铁锅就像是一个大坑。站在边上往里一看，格外让人害怕掉进去出不来。

黄金河把下面村子里的队部腾出来，暂时作为饭堂。那时，本吴庄和下面村子里的人，每天只有中午才能吃大米，其他时候都是稀饭。因此，每当一大桶一大桶的稀饭被抬出来，人们的眼睛都睁大了。大家一个劲地往前挤，弄得队长黄金河拿着铁勺，一个劲地见了脑袋就敲。有一次，大家还把一大桶粥挤翻了。黄金河说，这下好了，大家都不用吃了。没想到，真的就有人拿着碗，用手到地上去抓。

饥饿的人们，此时已顾不上尊严。饥饿面前，很难找到君子。对于革命者来说，连命都不要，出去就是为了一张嘴。对于现在饿得发晕的庄稼人来说，也是一样。吃饭时，难免发生打架。

我父亲再次体味到了阶级成分的厉害。因为像他这样的人，是要排到最后才能吃上饭的。他甚至想得到我四叔的关照，比如多留一点，多给一点，或者把好吃的多铲一点。

但我父亲很快失望了。李寿为了表示要彻底与这个家族分开，他不断不看我父亲，反而还要给他少打一点。

我父亲低声说：“老四……”

李寿装作没听见。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他们发现了李寿是可靠的，不会照顾自己的亲人。于是，每次打饭时，掌勺的居然是我四叔李寿！

四叔的脸上红光满面。有一次，轮到他给自己的父亲李成和打时，他居然只给李成和打一点汤水。

李成和想发怒。但他忍住了。他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个儿子，发怒是没有用的。

他不发怒，自然有人发怒。村子里有的是二百五，他们整天游手好闲，不甘心一个富农的儿子掌勺。于是，他们故意刁难李寿。

很快，他们发现问题了。无论李寿多么毫无私心，一心为公，但打饭打菜，一勺下去，难免有多有少。

于是，这些二百五开始推推搡搡。有一天晚饭时，有人从黑暗中扔了一块砖头，重重砸在李寿的头上，把他脸部砸了个大血块。这还不算，还有一天，他们趁我四叔李寿上厕所时，溜进来往大铁锅里撒尿。李寿哪里知道这情况！吃饭时，这几个人把粥盛到嘴边，假装大吃一惊地叫：“这粥里咋有尿骚味？”

几个二百五跟着呼应。于是，大家一闻，真的感觉到了尿味。先是一个，接着是两个……最后，人声鼎沸。

“这还了得？坏人就是坏人，不会变好！”

“为么事坏人能来做饭，我们就不能？”

“打倒，打倒他……”

在一片打倒声中，几个二百五将李寿抬起来，扔进了大铁锅里。

滚烫的粥中，传出李寿的惨叫声。黄金河赶紧拿了铁锹，伸进去，李寿抓着把柄，爬了上来。

黄金河心里明白，有人捣鬼。但鬼没有抓着，他只得罢了。最后，李寿被调离了做饭这一光荣的劳动岗位。他的脸上，从此留下了两块大疤。

幸运的是，大锅饭在我们本吴庄仅仅吃了两个月后，便被停止了。因为，大锅饭使粮食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够吃。

黄金河说：“再这样吃，冬天村庄的人都得饿死。”

于是，本吴庄又开始了私有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五

大锅饭不搞后，有一天，知识青年突然到我家来吃饭了。

这在我家是一件大事。那时从武汉下乡的知识青年，留着长长的头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他们初来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太好。因为他们有文化，虽然是向农民伯伯学习，但除了向农民学习种田种地，他们感觉从农民们身上学不到什么。

知识青年们还常常到村庄来做些偷鸡摸狗的事，因为他们分到的口粮太少了，饿极了。

到我家来吃派饭的知识青年见到我母亲时很不好意思，他进我家门时还怔了一下，脸红了。

原来，这个知识青年实在饿得受不了，跑去偷生产队的红苕，被我母亲看见了。我母亲当时在挑粪种烟，但她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我母亲常说，“那些离家的孩子，苦啊。”

那个知识青年叫王卫国。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王卫国头发长，脸苍白，极瘦，不过看上去很老实。

我父亲说，这些知识青年们，特别害怕繁重的生产劳动，因此一搞运动与活动，便显得相当积极。

本来，这些知识青年不住在我们本吴庄的。但由于我们本吴庄与下面黄金河所在的陈各庄村，同属一个生产队，因此派饭谁家也不能免。

黄金河说：“你们本吴庄人好客，一定要把毛主席送来的这些孩子招待好。”

在这一点上，黄金河是个好人。他不给知识青年们派重活，但一般的劳动活，知青们也受不了。

我母亲说，我们大队那时一共来了八个知识青年，其中有两个女的。一个有文艺特长的女青年被留在了公社帮忙，另外一个女的便和其他两个男青年分到了我们的生产队。

知识青年唱着歌到生产队来时，大家像看景致一般热闹。

那时，关于武斗、串联、大字报、“文攻武卫、针锋相对”、“大鸣大放大辩论”，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军代表，都渐渐成为过去。这些运动成为过去，新的运动跟着登场。我们本吴庄的李公平此时说了一句话，老长时间在当地流行。

饿极了的李公平，有天顺手拿了生产队的一个瓜，结果被抓住了。上面来人要挖他的材料，他怎么讲都过不了关。他在被斗得受不了时，在大会上说：“我的大脑想进步，但我的肚皮太反动，饿得受不了。”

大会原本开得很庄严。所有的人面孔上都写着正义。忽然被李公平这样一句话，搅得所有人都甩掉了面具，开始哈哈大笑。

笑声先是主席台传来的，接着传到台下，有点文化的老百姓悟了半天才悟到，没有文化的纯粹是跟着笑。于是，整个会场充满了笑声。后来一位公社干部讲，李公平如果不是坏人，这样的话倒讲得真有水平，讲出了大家的心声。

关于大人们滔滔不竭地讲起当时的中国大家是怎样吃野菜、啃树皮和吃观音土时，讲起哪些人得了浮肿病，谁谁因为偷粮食被打死时，我只记得知识青年到我家来，让母亲发愁的历史。

我母亲看到王卫国时，王卫国真的脸红了。

他站在我家的门槛边，尴尬地说：“大嫂……”

母亲说，“进来吧。”

母亲的话很轻。可在王卫国的心里，不啻一个炸雷。

他偷东西那天，看到我母亲挑着粪从那边走来，他紧张得趴在红薯地里。我母亲走过他身边时，装着什么都没有看见。当时是午后，阳光烈烈地照着。我母亲原本是到自家的菜园里浇点水，但撞见了，母亲没有吱声，她一言不发地过去了。

母亲不吱声，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结果，那天下面村庄的老太太，在巡视时突然发现自己负责的那几块地里的红苕被人偷了。到老虎的屁股下动土，这还了得！

于是，两个村庄一齐开会。从公社回来的赵春玲主持了这次会。

赵春玲讲：“偷盗行为是社会主义最可耻的行为！谁要是揭发出来，就可以记五个工分。”

五个工分，相当于成年人半天的劳动。但是，没有响应。赵春玲又把工分提升为十个。

这一下，人群骚动了。我四叔站起来，想说。但我爷爷的目光凌厉，他一屁股又坐了下去。

赵春玲的儿子李希望站起来了。他一站起来，很多人都很紧张，因为大家不知他会咬谁。那时他犯了许多错误，那个阶段赵春玲也觉得自己的儿子太不像话，暂时把他送回我们生产队来改造。说是改造，其实是学开拖拉机。那种拖拉机，我们都叫它手扶拖拉机。

赵春玲此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站出来。她主持的会议，不想给人不好的印象。但她的儿子站出来了。

李希望说：“是周莹，我看见她挖的。”

周莹，就是到我们生产队的那个女知识青年。她一般住在下面的村庄里，靠近黄金河家的隔壁。

李希望这一说，人群开始骚动。

那个叫周莹的女知识青年，先是紧张得发抖，后来突然哭了起来。

李希望在笑。

赵春玲知道，自己的儿子在撒谎。但在大会上，面对着上千人，她不便斥责自己的儿子。

吃惊的还有队长黄金河。他问：“你看见了？”

“看到了。”

“在哪里？”

“在地主婆管的地里。”

“哪一块？”

“山头上的那块。”

黄金河大笑起来：“你说错了。不是山头上的那块，丢失东西的地是山坡下的那块。”

人群一阵哄笑。

李希望的笑僵了。赵春玲的脸铁了。

会议又进行了许久，大家谈不出新的敌人，赵春玲只好宣布：“散会！”

于是会散了。可以说，全生产队的人，只有我母亲知道是谁偷了东西。

会散了，斗争还得继续。阶级敌人还得继续查找。无论有没有事，周莹都成为一个重大的怀疑对象。每天她从人们身边走过去时，农民们的目光都显得复杂。

为这件事，我母亲还很内疚。她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但她指明了一个，就意味着另外一个受伤。为此，王卫国每次出工时见到我母亲，腿都打哆嗦。

这样，我们生产队总有两个人抬不起头，一个是周莹，另一个是王卫国。

我母亲决定替他们承担责任。她也不知道，承担责任，要付出的代价。总之在一次会上，我母亲对地主婆说：“那天是我看到地瓜被兔子扒了，便摘了一个吃了。”

地主婆睁大了眼睛。她虽然很赞赏我母亲跳的忠字舞，但对这种偷盗行为还是反对的。幸运的是，她事后并没有再深究，只是罚了我们家一担谷子。

一担谷子，要了我父亲的命。好长时间，我父亲为此和我母亲吵架，骂她不值。

但地主婆不追究，这事就算过去了。

从此，生产队里有两个人特别感谢我母亲，一个是周莹，一个是王卫国。

尤其是王卫国。他还有另一个方面的歉疚。那就是，在批斗我爷爷李成和时，有一次他也跟着人们下了重手。

问题始于赵春玲。她调到公社后，特别重视知识青年的成长，认为他们是革命的种子，一激就发，一点就灵。这一点很快得到了证实：在每次运动中，乡里乡亲的人们不愿意上台斗李成和这样的“地富反坏右”，但知识青年们敢。他们反正谁也不认识，既不沾亲带故，又无私下交情，所以胆子特别大，下手特别重。

有一次，我爷爷被带到公社陪斗时，是由王卫国和李希望带人押去的。那是一个夜晚，全公社有一万多人坐在巨大的操场下，当斗到特别热烈的时刻，几个主要被斗的人被打落了牙齿，鲜血直流。

这时，人们高呼口号。

在口号之中，知识青年王卫国对我爷爷下了毒手。他先是给我爷爷几个耳光，接着在兴奋的群众呼喊声中，把我爷爷从高台上推了下来。

那次，我爷爷断了一只胳膊。

我母亲当时不在场。但当我爷爷被送回的时刻，我母亲突然号啕大哭。她发誓绝不放过推我爷爷的人。

这个人，便是王卫国。

我母亲第二天便找到了打我爷爷的王卫国。她问他：“你为么事要下毒手？一个老人与你无冤无仇，他欠你的么事？”

王卫国听说过我母亲的厉害。他低着头。其他的两个知识青年，看到我母亲来势不妙，围在旁边，准备助战。

我母亲说：“你说呀，你说！我们哪里得罪了你？”

王卫国还是低着头。

我母亲手里拿着镰刀。她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王卫国在我母亲的逼视下，突然哭了。

他一哭，我母亲的双臂垂了下来，反倒不好说什么了。加之此时，围上很多人来拉扯，我母亲脚一跺，走了。

从那以后，每到出工时，王卫国见了我母亲，都躲得远远的。倒是周莹，每次见了我母亲，都亲切地喊她“姐”。

现在，王卫国却到我家吃派饭来了，这节骨眼上，他当然不好意思。听黄金河说，本来前面还派过一次，轮到我们家来吃。但王卫国听说是我家，不敢来，于是便饿了一天。

黄金河还说：“这个孩子，没有娘，只有一个后爹，又不管他，便下来当知识青年了。”

黄金河这样一说，我母亲的心便渐渐变软，再软。

所以王卫国站在我家门口时，我母亲说：“进来吧。”

王卫国进来了。首先他面临的是我父亲那愤怒的目光，之前罚了一担谷子的事，在我父亲眼里简直就是丢了一挑金子！

我母亲却摆上了非常丰盛的一顿饭菜。有我们吃不到的鸡蛋，还有一点干腊肉。

那是多少年来，我们记忆里过年也未必能够吃到的东西。

那顿饭菜，我和姐姐都没有上桌。

母亲若无其事地招呼王卫国说：“吃吧，吃吧。”

饿极了的王卫国起先不肯动筷，接着终于忍不住饥饿，放开肚子吃。他一边吃，我母亲一边给他盛饭。

突然，他蹲在我家的桌子边，大哭了起来。

我母亲去拉他。他突然跪在母亲的跟前，哽咽着说：“大姐，对不起啊……”

这是他第一次把我母亲由“大嫂”改叫“大姐”。我母亲的眼睛很快也红了。

她扶起王卫国说：“吃吧，吃吧，以后冇得吃的，就到家里来吧。”

王卫国千恩万谢地走了。后来，他在生产队劳动非常积极。有时收了工，还帮助我母亲干活。当然，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他还到我家里来吃上一口汤饭，也就是把菜和米煮在一起的东西。同时来的，还有周莹。

两个知识青年，跑到一个富农家来吃饭，让赵春玲看到了。她觉得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人想腐蚀党的青年。在抓不到把柄的情况下，她把周莹调到了大队部帮忙，把王卫国搞到隔壁村里劳动。

从此，周莹很少在村子里见到。而王卫国，却时不时晚上从隔壁村跑到家里来，吃点什么补补，或是坐上半天才走。

每次，我记得他离开时说得最多的话是：“大姐，你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对我最好的人。”

我母亲笑笑。我父亲不说话。他一直为那担谷子，不愿意原谅他。但家里的权威是我母亲，父亲也不便说什么。

有一回，听说隔壁村要拉我爷爷陪斗。王卫国在半夜跑到我家来敲门，告诉这个消息。我母亲连忙送我爷爷到山那边。第二天一早，当李希望来提人时，我爷爷不在。李希望问：“富农李成和呢？”

我母亲冷冷地回答：“一大早到山那边为生产队砍柴去了。”

李希望本来想让我母亲或我父亲把我爷爷叫回来，但那个地方的确太远，加之我爷爷不是主斗，只得罢了。

因为这事，一直不肯原谅王卫国的李成和，最终也原谅了王卫国。他从此在夜里经常出入我的家里，坐在我家厨房的草堆上和我们说话。我对于城市最初的印象，都是从他那里得到启蒙的。

我爷爷死后，王卫国有一天跑到我家里来，安慰我母亲。他用一口武汉腔对我母亲说：“姐，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我母亲说不用。

他固执地坚持。眼里闪烁着真诚。的确，他一直觉得欠我母亲的，总想表达点什么。

这样的表达坚持了好多次。终于有一天，我母亲开口了：

“你教我的儿子认字吧。”

“好啊，好啊。”他兴奋地搓着手。

我说，“我不想认字。”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我是富农的孙子，认字也冇得用。”

笑容从我母亲脸上降下去了。我母亲“啪”的一个耳光，重重扇在我的脸上。我的脸上热辣辣的，很快起了红印。

我流着泪。不看母亲。

王卫国站着搓手。

我母亲说：“跪下！”

我不跪。

我母亲突然号啕大哭。她是真的哭，哭得撕心裂肺。

我说过我这个人一生什么都不怕，就怕女人流泪。这个传统是从我母亲身上延伸下来的。

我那时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我认字。我害怕她的眼泪，于是我跪下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跟着王卫国学认字。每天晚上，他收工后，到我家来，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开始教我语文和算术。

于是，我过早地识字，与他相关。我后来不停地在学校里得到名次，也与他相关。当然，我今天的近视眼，还与他相关。

我小学五年级那一年，王卫国回了武汉。最初那些年我们家还与他来往，他专门跑到乡下来看过我的母亲。再以后，他结婚了，我母亲亲手缝了一床被面，亲手做了两个漂亮的枕头送给他。但他结婚以后，听说婚姻并不幸福，来我们本吴庄就渐渐少了。再以后，基本上没有他的消息。随着时间的变迁，他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终于不来往了。

我母亲有时还提起他。说：“不知那孩子，日子过得好不。”但她是一个要强的人，认为别人不来看她，肯定是过得不如意。

至于周莹，她被赵春玲调到了大队部。不久她的儿子李希望也调回去了，再后来便出现了李希望把她肚子搞大的事。我们村庄里的人提起来，总是三个字：“作孽啊！”

至今，我还不时想起王卫国与那几个知青。想起他们，我便想起了在油菜花开的季节，他们像梦一般地出现在我们本吴庄中，最后又像梦一般漂走，消失于无形。我于是特别相信，命运，肯定就在许许多多的无形中，一定悄悄地隐藏着一些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

☉第九章：尘埃落定

一

我奶奶走了。

我母亲说，奶奶走得非常突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痛苦，也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

那天，奶奶像往日一样，在田地里干活，突然眼前一花。花白的天空顿时相当明亮，好像她额头的汗珠子突然掉下，在阳光下变成五颜六色的彩虹。

毕竟是近七十岁的人啊，岁月不饶人呀。我奶奶意识到眼放金花时，便觉得人生的一件大事要了了。于是，她向负责她们劳动的人请假。而那天的临时负责人，恰好又是她的儿子我的四叔。

我奶奶对她的儿子说：“我头昏，熬不住了。”

“大，你别在我值班的时候请假啊。”

“我真的头昏，两眼发花，脚都站不稳……”

“熬吧，大。熬到收工就好了。”

四叔自从做大锅饭被人打后，老实多了。在赵春玲的交代下，黄金河仍然用他，有时让他当个临时负责人。他为此特别珍惜这点好不容易到手的权力，生怕有人说他以权谋私，怎么能让自家人破坏这种局面呢？

我奶奶也理解她的孩子。当她所有的孩子都在受苦受难，动不动就被派到遥远的工地上支援别的生产建设时，独这个儿子还生活得有点人样。虽然她心里对这个儿子的做派严重不满，但毕竟在这个大家庭里，还有一家人能像周围那些人一样生活，以我奶奶有限的文化认知，她觉得这也是一件幸事。

于是，她不再吱声，在太阳底下熬着。

我奶奶继续熬着。直到嗵的一声响，她突然倒在地上。

有人喊我四叔：“四痞子，你娘倒了！”

四叔很不高兴地走来。摸了鼻子，才慌了手脚：“大……大……大大大……”

有个对我四叔一直看不惯的人，见此阴阳怪气地说：“是不是在装死啊，坏分子一般都喜欢装死。”

我四叔没吱声。大家围过来，这才发现我奶奶真的死了。

田野里的人这才慌天慌地地喊起来。本吴庄的天空顿时热闹起来。

由于天热，我奶奶迅速被安葬。

除了我爷爷李成和，一家人都哭得死去活来。就是一直积极向人民群众靠拢的四叔，从那以后，也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我母亲说，不知道我爷爷为什么那样冷静。我母亲还说，有天一大早，她发现我爷爷坐在离我奶奶坟头不远的山包上，一个人默默地抽烟。

母亲讲，她发现，我爷爷坐在那里，远看上去就像山林里的一匹狼。

这个说法令我们害怕。

村子里的人回忆，我奶奶特别喜欢我母亲。因为我母亲的到来，这个家庭里有了点亮色。更重要的是，我母亲对这个婆婆，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

为此，两个女人，在人世间那最寒冷的日子里，互相温暖了对方。

奶奶，你就这样走了吗？

二

奶奶走了一年后，我爷爷李成和也闭上了眼睛。

迄今我也忘不了那样一个时刻，在一大堆头戴白帽、身穿素衣、脚裹白布跪下的人中间，一个人静静地躺着。

这是我童年中，关于死亡最清晰的记忆。

我爷爷也是在田地里割谷时倒下的。当金黄色的谷粒，随风漫过山野；当土地的芳香，随风吹入心脾，我爷爷与稻谷已融为一体。

他再也不能收割它们。那曾是他的希望，他的记忆。六叔说，爷爷在割倒那块田中最后一把谷子的时候，他便倒在了周围一望无边的金黄色中。

这里，曾是他一锄又一锄挖出的田地，曾是他的私有地。

这里，曾是他年轻时一锹又一锹铲平的田地，曾是他人生全部的收成。

他的倒下，意味着他就此告别。

当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从田地里抬回来，我母亲号啕大哭。前一夜，爷爷还被大队叫去开会，说要准备接受新的批斗。回来时，我母亲看到他一脸的青色，一家人，谁也不敢多问什么。

但那夜看到我，我爷爷还是很高兴地把我抱过来亲了又亲，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仅仅一天，这些都成为回忆。

尸体停在我大伯家的堂屋里，我父亲连忙去村庄各家各户报丧。我大伯是长子，他负责到各个亲戚家报丧。

当天晚上，所有的亲戚和村庄里的人，一家一个代表，跑到我大伯家的房子里“坐夜”——在本吴庄，人死了的头三天，人们必须从天黑坐到天亮。

我父亲与大伯一起替爷爷擦身子。当他们掀起他的衣服，大家惊呆了——我爷爷李成和身上的伤疤简直是惨不忍睹。由于长期的批斗和挨打，他的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棘条抽过的皮肉，皮鞭扫过的地方，棍子打过的骨骼，人脚踢过的皮肤，全是伤痕。由于旧伤连着新疤，让我父亲几乎洗不下去。

“大，你终于死了。”

我大伯流着泪说。

他们一边扶着，一边流着泪将李成和的身体擦净，然后给他穿上那些打着厚厚补丁的衣服，将他摆放在堂屋的案台下。

当大堂屋的门一打开，一大群前来“坐夜”的人，一拥而入。

哭声在女人们中间传播开来。特别响亮。

男人们先是基本上保持沉默，最后由于受女人们哭声的影响，便也跟着哭起来。声音组成了一股河流，好像本吴庄的倒水河，滔滔不绝地向东流去。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仿佛天崩地裂……

我母亲和两个姑姑哭得最厉害。她们的声音直冲屋瓦，直刺窗棂。村庄中那些曾在饥荒年代受过我爷爷恩惠的人们，再也忍不住把眼泪投向一个死去的富农。

李希望来了。按本吴庄的规矩，家家户户都要来人。他坐在人群中，左顾右盼，没有悲戚之色。我们全家人敢怒不敢言。周围“坐夜”的人也是如此。

李希望想找人说笑，但周围却没有人理他。

看到我在哭，李希望突然指向我：“去把棺材下的灯吹灭了。”

我看到棺材下点着的油灯在随风摇晃。那时我还不知道，按我们本吴庄的规矩，灯熄了表明人不能超生。

我还没行动，我母亲却听到了这句话，她突然变得大怒，从跪着的人群中站起来，用手指着李希望的鼻子：“你给我滚出去！”

我母亲的声音很大，大得使所有在哭的人突然停止了啼哭，他们都吃惊地看着我母亲。

李希望的脸由白慢慢变红，然后发青，最后变黑。他站起来，眼睛喷着邪恶的火。

我母亲怒视着他。

“滚得远远的，没有棺材里的死人，今天都不晓得到哪去给你收尸！”我母亲的话在乡下偌大的堂屋里作响，好像有子弹打在石头上，又撞了回来，击中了李希望膨胀的邪恶。

李希望像个瘪了的气球，扭头走了。出门时，他回头撂下一句话：“你们等着瞧！”

我母亲冲着他的背影吐了一口痰，“呸！”

我不懂母亲呸的意思，我开始跟着又哭起来的大人哭。特别是母亲，母亲一哭，我便哭。

果然，报复很快便到来了。

我爷爷李成和死后，李希望串通东头几个在村庄里说得上话的老人，说李成和是富农，不能埋在李氏家族的祖坟里。

我六叔那时还在，一听就急：“凭么事不让？过去甚至连土匪死了收了尸，都埋在祖坟山里，富农就不让了？”

几个老头中，有一个是李希望的本家，也即赵春玲丈夫李登高的叔哥，叫得最凶。

在本吴庄，如果不埋在祖坟里，意味着死后从此便是孤魂野鬼。所以，许多进不了祖坟山的家族后代，都感到特别自卑。生死都属红白喜事，但似乎死的白喜事，永远比生的红喜事更隆重。对一个人死的评价，比生时还要在乎。

我大伯听了这个消息，不敢说话。四叔也不吱声。

六叔是读书人，坚持这是大事，要拼个鱼死网破。他拉着我父亲去挖坟，说谁阻挡，就和谁拼命。

我父亲头脑简单，听六叔这样平时胆小的人一说，血气上来了，拿了斧头就往外走。

这时，我母亲站出来了。

她说：“不忙。”

大家看着她。

母亲说：“是哪几个不让我公公埋在祖坟山的？”

六叔说了李希望的叔父等几个人。

我母亲说：“去把他们请来说话。”

很快，几个在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到齐了。

我母亲先给每个人敬了一杯茶。他们不接。

母亲便说话了。那一刻，她非常冷静。

“各位叔爷大伯，这是给你们面子。今天我把话说在这头，我公公为么事不能进祖坟？你们能说个明白？说不明白，我就要说几句不中听的话。”

几个出头的人都不吭声。

我母亲说：“那好，你们不说，我就说了。我说各位叔爷大伯，你们小时，有哪个没有吃过李成和家的粮食？哪个没欠过李成和家的肉钱？你们的心，是什么做成的？”

他们还是不说话。

我母亲把他们不接的茶，全倒在地上说：“我敬你们，不喝，好，那现在就让死人喝了。”

屋子里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

母亲又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让，有什么权力？你们爱同意不同意，没关系，我公公还不想和你们埋在一起呢。我把你们叫来，就是要告诉你们，我公公死前对我讲了，坚决不进祖坟山，不与你们以及你们的先人葬在一起。他嫌你们不干净！”

一屋子的人，都惊得呆住了。

本吴庄的头面人物当中，有人开始低下头。

我母亲说：“你们平时总是装出仁义道德，动不动就说重视祖坟，可有几个人能挺着腰杆子进祖坟的？有几个对得起祖坟里埋的祖人的？那我今天不客气地说了，你们心中的祖坟，算个屁！”

我母亲一席话，吓得屋子里没人敢吱声。

母亲对父亲说：“去，拿把刀来！”

父亲站着不动。

母亲沉了声说：“快去！”

父亲去了，一会儿取出一把菜刀，还不敢交到我母亲手里。

几个头面人物，走也不是，坐也不是。李希望的叔父，惊慌地叫着我母亲的小名说：“你，别乱来……”

我母亲不屑地哼了一声。她说：“杀你们，玷污了我的刀子！我还不至于为你们去犯法！”

接着，我母亲在人们惊异的眼光中，从供奉的香案上取了一块肉，拿起刀，剁了几下，肉很快成了几块。接着我母亲一声呼唤，几只狗便进来了。我母亲把肉丢在地上，几只狗扑上去抢。

大家看着我母亲，都不知她还要干什么。

等狗把肉吃完了，我母亲喊我们家的那只狗：“小黑，去把扫帚给我叼来。”

小黑跑过去叼来了。

我母亲说：“大家看到没有？狗养的时间一长，还能有感情，还能做点人事，听人使唤。可有些人呢，还不如一条狗！”

母亲说这话时，斩钉截铁。

李希望的叔父等几个人，灰头土脸地走了出去。

我母亲对我父亲说：“你和老六，去后山边上挖墓地，就在那棵最大的枫树下，公公早选好了。”

我六叔说：“还是大嫂有主见。”

一屋子的人，都放下心来。

第三天下葬时，本吴庄的大部分人跟着下葬的棺材，摆了长长一路。当棺材被封上盖，当锣鼓的声音响起来，当哭声又冲向云霄，当飞扬的纸钱从空中落下，当扬起的黑土渐渐淹没棺材，我才意识到，我爷爷真的离开我们了。

我戴着白纱，脚上缠着白布，戴着白袖章，跟在人群堆里，哭得稀里哗啦。

当我们送完葬回来，天空不知怎么的就下起了雨。接着狂风大作，四处变得漆黑一片。闪电不停地从头顶上炸开，秋天的雨，下得像夏天一样急。

我母亲站在天空下，像傻了一样，任雨打在她的身上。

我大伯还一直担心，会有事情出现。因为在我爷爷等待下葬的那三天里，李希望不但没有回来，就连经常回本吴庄的赵春玲，也一反常态，没有在村庄露面。

我大伯对此非常害怕，他认为，最可怕的敌人，是你看不见他。

我母亲不以为然。她说：“天大地大，又不作孽，怕么事；不做坏事，鬼都不碰。”

后来，本吴庄果然什么事也没发生。

但过了几天，我母亲发现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那天早晨，她起床发现，在我家的老屋外放着一大摞火纸。这些烧给死人用的钱，怎么放在这里呢？我母亲问父亲。父亲揉着睡意蒙眬的眼睛说，不晓得。

我母亲连忙拔脚往外赶，结果她自己吓了一跳。她看到，已到公社当了领导的赵春玲，弯着腰在前面走路，跑得飞快，好像不敢回头。

我母亲于是明白了：这火纸，是赵春玲捎来的。

许多年后我还在想，赵春玲是怕我爷爷的魂会缠上她，还是出自于我爷爷曾给她孤儿寡母粮食的感激？

不知道。

我母亲一下子觉得内心有块石头放下了。从那之后，她见了赵春玲，开始主动和她打招呼。她发现，赵春玲的目光里，总是有些支支吾吾。

女人啊……

我爷爷李成和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本吴庄已是油菜花开的季节。一汪又一汪的油菜花，把整个村庄裹得金碧辉煌。那时的本吴庄，像大别山深处任何一个无人问津的山庄一样，生活静如流水，波澜不惊，名声不扬。

只有我爷爷的坟头上，悄悄地长出了一棵松柏树。旁边，还长满了一片青青的竹子。

三

我爷爷李成和虽然走了，但他担心头上那顶摘不掉的无形帽子，还会继续戴在后人的身上。我母亲也一直担心我们长大以后，会永远受到影响。

母亲说：“么样办呢？这帽子一戴就摘不下来，以后世世代代都要受人欺负。”

我父亲不说话。

我那时也不太懂，我懂得的，只有那个经常喊我吃肉的李成和，从此不再喊我。我从此也没有肉吃，便和大家一样，过着极为普通的生活。

这顶帽子，让我大伯家的儿子李和平整天忧心忡忡。他那时上了初中，担心以后的斗争还会继续，影响自己的前途。那时一切事都要政审，四类分子肯定是过不了关的。

我大伯母说：“不要怕，要攒劲读书，书读多了不怕拼不过别人。”

我大伯家的儿子李和平还是很自卑。他从小便沉默寡言。一直到后来恢复高考，他鱼跃龙门，如愿以偿地上了大学，却还是愁容不展。我初中毕业时，李和平已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有天我问他为啥总是不高兴，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过去对我影响太大了。”

那时，李和平除了看书，很少与人来往。但我知道，在他那与我一样倔强的性格背后，他也承受了富农后代许多难以言说的苦痛。这种苦痛，深入到他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活。因为他发现：一个在乡下带有某种成分、好不容易走出去能与别人平起平坐的人，在心理上，还是要丢分的。

这种自卑，就像我曾经对自己的相貌、身材、家庭与前途都感到失望那样，一直到大学毕业后才慢慢甩掉。

那顶无形的“富农”帽子，曾压了我们多少年！谁说英雄不问出处。

而在此之前，我父亲老是抱怨：“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嘴都供应不了，肚皮问题也解决不了，却被评为富农！”

这一点让他特别想不通。

的确，尽管我爷爷死了，但“富农子弟”称号，却仍然让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由于是富农的后代，按照当时李希望所说的血统论观点，我父亲身上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基因。于是，在新的大队书记周得天的授意下，黄金河不得不派我父亲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大山林里，守山开荒，兼种那里的一片田地。

我小时曾经去过那片山林。按我们那里的说法，那是一个经常闹鬼而没人敢去的地方。我父亲原来也不想去。但听说那里的工分高，又不用回来开会，他便答应了。他住在那片山林中由石头垒起的两间房子里。房子夹在方圆数十里没有人烟的大山间，远远望去像是一个点。在房屋之后，有一片茂密的竹林。竹林之中，还有一座小小的寺庙。“破四旧”时，由于寺庙是下面村子陈姓家族的祠堂，加之离我们的村庄太远，因此侥幸逃脱了扫除之列。

在我父亲被贬去守护这里之前，已有好几位革命同志先去守过，但大多数中途逃离，声称打死了也不再回去。而逃离的原因，按他们的说法是那里的鬼的确闹得特别厉害。有人说他们半夜睡着，突然听见一阵风来，接着便听到了沙沙沙的响声，有人在外面说话，出去一看，却什么也没有。又有人说，他们夜里把门闩得紧紧的，但半夜里一阵响动，门竟然自己开了。还有人说，自己本来睡得好好的，突然觉得有东西在卡自己的脖子，自己明明感觉到了，心知肚明，可就是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得。

这些去守山林的，原本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是组织上相信才委以重任的，但最后一个个都逃了回来。他们这样一说，就更没有人敢去了。

父亲去了之后，管它鬼不鬼的，他一个人在山林里种竹种地，看林守山，插秧除草，割谷打麦，忙得不亦乐乎。他还开荒种油麻、小麦，种籽瓜、西瓜，把山垄里一大片土地伺弄得惹人眼羡。

至于鬼，我父亲好像根本不怕。

有一次他回来时，我母亲问他到底见到什么没有。

我父亲说，他只要听到屋后的竹林里有人叫，有狼叫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叫，就拿着柴刀，点着火把，大呼小叫，热血沸腾，不知鬼为何物。

父亲说：“我只要听到竹林一响就高喊，‘出来吧，要想喝茶就进屋来，要想害我就拼一命，反正我的命不值钱！’”

奇怪的是，父亲这样一喊，竹林里马上便没有什么声音了。父亲睡得安然。即使夜里有什么敲门，我父亲也会拿着镰刀大声喊：“进来吧，要命拿去就是。”奇怪的是，后来连敲门声也没有了。

父亲这样一说，母亲便担心起来了。她对我们说：“你父亲想早死呢。”

于是，每当父亲再次上山，母亲便在家里哭。而我父亲也的确有早死的意思，他好像看不到活着的希望——家里的人除了批斗便是罚做苦役，在人前根本抬不起头来，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父亲在山上一待便是五年。五年来，山上的林木成了片，山上的瓜果飘了香，山上的竹林遍了地，山上的花生丰了收，山谷里的稻田金灿灿……父亲也在劳动中享受到了乐趣，一个人待在那里，根本没有再下山的意思了。每当我母亲在大白天带着我们走老远的路上山林去看他，他一定要趁天黑把我们送回来，不让我们在山上过夜。

父亲对我母亲说：“我的命不值钱，但别吓着你们。”他这一说，我母亲便搂着我们，一路流着泪赶在天黑前跑回来。

就在父亲不准备再回山下那个乱糟糟的本吴庄的时候，我已经快小学毕业了。有一天，队长黄金河派人摸上山来了，说是让我父亲去大队开会。

我父亲问：“么事会？”

送信的人说：“不晓得。”

我父亲起初以为又是要接着挨批斗，因为我爷爷突然死后，批斗的对象就落在了后代人的身上——经过了山风的吹打，我父亲那张沧桑的脸，由于痛苦，好像变形了。

于是，我父亲作了思想准备。他心想，大不了一死，死了一了百了。

但他怕我母亲知道，便没有回家，直接从村子山后的路去了大队部。

结果，会完后，父亲没有回山林，而是一路小跑回了本吴庄。一进庄，他满头大汗，见人就眉开眼笑地喊：“摘了，摘了……”

有人不理他，有人却好奇地问：“么事摘了？”

我父亲流着泪说：“邓小平说，我们不再是富农了！”

父亲说完，抱着村头的那棵大柏树，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得像个小孩。

那一夜，父亲弟兄几个，第一次坐在一起，说说笑笑，笑逐颜开。

我母亲说：“穿头了，终于穿头了！”

女人们都高兴得流下了泪水。我们也跟着傻乐。

第二天，我父亲高高兴兴地照例又上了山林。可是就在当天的夜半里，我母亲突然听到屋子外的敲门声很急。她立起身，听到了我父亲在门外狂喊：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我母亲慌张地把门打开，见我父亲衣衫不整，鼻青脸肿，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上的鞋却跑掉了，两条腿上全是让茅草拉出的血道道。

我母亲说：“你怎么了？”

我父亲一把把门撞开，进屋把门关上说：“鬼……鬼……有鬼……”

我母亲心头也战栗起来，她缩在我父亲怀里，战战兢兢地问：“哪里有鬼……”

父亲说：“山上有鬼，真的有鬼……”

这时我们都醒了，听到有鬼，突然捂着被子，立即缩成一团。

原来，父亲在摘帽后回到山林的当天夜里，睡到三更时分，突然又听到竹林里传来了沙沙沙的响声，他不知为什么突然害怕起来了，不敢再像往日那样大呼小叫，特别是听到房门被风吹开时，他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拿着镰刀，吓得不敢动弹。最后，他听到竹林中有唧唧之声，接着有人哭有人笑，于是他便不顾一切地夺门而出，一路狂奔，跑了回来……

他觉得自己的身后，一直跟着许多鬼。

父亲到底看没有看到鬼，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我父亲再也不敢一个人到山林里去了，更别说是一个人守在那儿过夜。队里再派他去时，他说：“我家的帽子摘了，打死我也不去。”

由于时代已变，黄金河也不能再像往日那样勉强，因此只好派了五个人一起去干我父亲当时一个人干的活。

而那五个人，有时在半夜里根本不敢睡，有时甚至在半夜里自己吓自己，最后有一天，他们大呼小叫，一起跟着跑了回来。个个面如土色，跑到黄金河家里，说真的有鬼。

黄金河心知肚明，不敢说没有。于是，那片山林，便没有人去守了。接着，本吴庄里开始分田到户，父亲曾守过的那一大片田地，由于没人敢去，也便迅速成了荒田，最后让麻城市的人抢走了，全部种上了杉树。

☉第十章：摇晃的童年

一

摇摇晃晃的，我们像山坡上的瓜藤一般，一下子就长大了。

穷人家的孩子，其实是很好长大的。所以我母亲说，越是接近社会的最底层的家庭，孩子越是好养。特别是男孩子，往地上一扔散养，岁月便慢慢地把我们催熟了。

后来我母亲告诉我说：“人不能娇贵，要晓得随便甩一粒西瓜子在本吴庄的土地上，明年就会结出圆滚滚的西瓜来。”

我也像瓜秧子一样，迅速地长大。小时的记忆除了饥饿，便是母亲常常在三更夜半里，低声唱着一些有关红军的歌曲，催我入眠：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或是：

三更到来哟

正月初在夜

参军的女子觉悟高哟

我也要去当一个红军哟

或是：

十一月里是冬天，

校场岗上把天变。

穷人当了家，

富人完了蛋。

从今往后闹革命，

天不红遍不回转。

还有：

打下黄安县，

人民好喜欢。

建立新政权，

红了大别山。

工农掌大权，

穷人把身翻。

审判狗地主，

枪毙狗县官。

黄麻好儿女，

革命冲在前。

跟着共产党，

跟着毛委员。

那时，母亲一动唱，就是一首接着一首。

不知为什么，母亲常常是唱了哭，哭了唱。我那时不懂母亲唱的东西叫做音乐。但在母亲的歌声中，我每每睡得很香很香。

事实上，直到我后来奋斗到城里后，才发现城里的音乐太难懂，什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什么“白天不懂夜的黑”，比我们黄安县唱的复杂多了。而我母亲唱的那些歌，不但简单明了，而且当时在我们黄安县一经传唱，穷人们便跟着队伍出去闹革命了。

革命的年代我没赶上。我赶上了一个我们家族摘掉帽子，并且可以光明正大地读书的年代。

在我三岁那年，我弟弟来到世界上，开始与我打架。我不与他打架，因为我要上小学了。而我姐姐，那时已扎着辫子，上了小学三年级。

我从一年级到二年级是在本吴庄里上的。从三年级开始，便到大队部那儿上了。大队部的学校墙上，四处都贴满了革命标语。在我们之前，那个小学里老师经常换人，大都是些民办老师。那时的小学生，是在“文革”闹了十年之后才开始上学的，有的早就过了中学生的年龄了。让他们上小学，无非是要完成扫盲任务。

于是，在本吴庄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六七岁的孩子与十四五岁甚至十六七岁的孩子挤在一起，学点横竖撇纳，念一一得一、一二得二，看上去非常滑稽，让我们常常在一边咧着嘴笑。由于扫盲的任务很急，这些小学生多半是重男轻女思想下快要嫁出去的姑娘，她们好不容易从田头回到教室，一上来便要学习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理论……

小学乱糟糟的。我们几个班挤在一个大教室里，那个很少言笑的老师，在教室里教了一年级再教二年级，等二年级在做布置的作业时，他又开始教三年级。反正那时大多数乡村人，对读书的态度就像今天一样随便。今天的大人们常对孩子说，读书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于是，当时我父亲也在想，读书还不如早点帮他下地干活呢。早点把农活都学会，以后日子也好过。

我刚读完二年级，我父亲便不想让我读书了。

我母亲马上否决不干。母亲说：“再困难也要读。”

父亲坚持。但他拗不过我母亲。我母亲也不说原因，父亲后来便依了。

母亲对我说：“伢啊，穷人不识字好伤心啊！”

我说：“大，那个知识青年不是教我认了一些字么？”

母亲说：“伢啊，认几个字有什么用？不读书，这个家冇得指望啊。”

母亲一说，泪水便扑扑地下落。

我懂事早，心软了，便上学去了。

今天，本吴庄的人谈起我来，还津津乐道于我从小就有小聪明的事迹。的确，从小学到初中，我基本上都是当班长，基本上包揽了前三名，基本上独占第一名的时候多。这让我们那里的老师们很高兴，他们一高兴，便四处讲。一讲，本吴庄的人都知道了，整个大队的人知道了。我们本吴庄乃至整个大队的人，都觉得本吴庄李成和的孙子是个神童。

除了赵春玲。赵春玲曾经在路上碰到我父亲，她说一句“读书有么事用”，让我父亲高涨起来的热情降温，但我母亲却坚信，有一天，这里会发生奇迹。

因为那时候，我已成为这个家庭日益增长的骄傲。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岁月啊，从小学开始，每年的寒假和暑假，老师们都会敲锣打鼓地穿过无数个村庄，把我获得的奖状送到家里。一路热烈的锣鼓声，引得家家户户猜测：“哪个伢又得了奖啊？”

“喜报！喜报！哪家又来了喜报！”小伢们跟在后面喊。

于是，本吴庄的人都把头从窗户里伸出来。或是跑出大门，站在路口观看。

关于老师们送喜报时的敲锣打鼓，有人说是为了引人注意，我们黄安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也有人说，老师们走夜路，怕狼，怕鬼，怕踩上蛇，锣一敲，鼓一擂，什么都不怕了。

无论他们怎么说，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多么热烈的夜晚啊。特别是夏天，人们坐在院落里纳凉的时候，一大群老师们，点着火把，敲着锣鼓，给考试前三名的同学家送奖状。当锣鼓声在本吴庄附近的山川响起，乡亲们都张望着，议论着。这种张望和议论，让我母亲特别高兴。

记忆中的那些年，我们本吴庄周围忽然对教育变得非常重视，便经常开展各种竞赛，我老是在竞赛中获得名次，而且基本包揽了第一，这让我在四里八乡有了些名气。我母亲脸上洋溢着笑容，似乎从此我们家族便要变样了。

那是我父亲和母亲最欣喜的岁月。

二

在记忆里，母亲的脸上露出微笑，是从我上学时开始的。当我背着她缝的书包上学后，她看我的目光就格外柔和起来。长大后我才体味到，那种目光就像一个农人看着自己种下的庄稼，就像一个猎人在等待着他的猎物，都是为了等待收割，等待希望。

在本吴庄，我们这个家庭太需要收获，母亲因此对我寄予了太高的期望。

在我们黄安县里，人们的出路无非两条：当兵或上大学。

解放后，我们本吴庄里的人，似乎对当兵不再感兴趣，那些出去闹革命的，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好不容易得知李光斗的儿子李稀有仍然活着，在北京城里当了大官，但他生前却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乡，好像把家乡人都忘掉了。家乡人也再不把他当家乡人了。就连他的结发妻子，对此也讳莫如深。人们对参军，似乎完全不像革命时那样热情高涨了，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兴趣。

一直到我走出村庄，解放后我们本吴庄里就没有一个出去当兵的。赵春玲的儿子李希望曾想去，而且参加了体检，但由于乡下人民群众告发，部队保持了高度怀疑的态度。结果，虽然赵春玲上下疏通了关系，可到临出发前的那一天，一听说那批兵要上战场，便又拖着没去成。

如果当不上兵，那只有读书一条路了。

学习、劳动、家务，跟着父亲母亲，我过早地领悟到一个农村孩子的艰辛。直到我舅公的出现，母亲才感觉到生活有了一丝亮色。

原本，母亲希望靠着这个在革命中九死一生活着回来的舅公，能干预一下我爷爷李成和那没完没了的批斗。而最早，舅公也是准备帮助的。因为李成和的两个哥哥参加革命时，他也在参加革命。他们虽然不属于一个部队，但属于同一杆红旗。

但让舅公没想到的是，赵春玲这个人势力的强大，超出了他这个老革命的想象。赵春玲靠着当时在她家避险的那个省委领导X，在黄安县随便说点什么，都很有分量。

舅公于是选择了沉默。

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学会了沉默。不成帮凶，便要成为不语的大多数。特别是随着舅公一倒霉，他再想帮李成和说几句话，也没有指望。于是，李成和该怎样挨斗还是怎样挨斗，该怎样挨打还是怎样挨打。

而以我爷爷李成和的倔强，他一直觉得这门亲戚是属于我母亲家的。他不肯登门求人，也不便登门求人。

两个家族，也就凭着我母亲的那一点血缘关系，一直拉扯着。许多年后，一直持续到我母亲和舅姥都离开人世，两个家族才渐渐少了往来。

我母亲说，原本想到我爷爷李成和走了，整个村庄能安静下来。但没想到，就在我爷爷李成和死后，村里村外又开始有了乡亲们谁也不理解的“运动”。谁也不曾想到，这次取而代之的批斗对象，居然是享福时间不长的李红旗！

我母亲的内心深处，对运动有着深刻的抵触、恐惧与厌烦思想。她说在我们黄安县，一般搞运动都是要分指标的。县里分到公社，公社再分到大队，大队分给小队。分到我们本吴庄时，队长黄金河很着急：“过去的运动有李成和顶着，现在李成和死了，我左思右想的也不知道点谁家的名好，这可么样办啊！”

有一天在吃饭时，他把这个苦恼告诉了李希望。

李希望想了想说：“这还不容易，李红旗有个叔父李宝玉到了台湾，这海外关系，谁保不定哪天联系上了，不是特务？”

其实，按李希望的意思，他肚子里流着坏水呢。他早就垂涎于李红旗老婆四娘的美貌，只是没有下手的机会，心想李红旗一走，自己不就可以趁机而入吗？

黄金河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眼睛一亮。

“是啊，有理，就李红旗吧。”

黄金河就去李红旗家做工作。李红旗不干，四娘是地主的女儿，她爹叫人斗怕了，低着头坐在那里不敢说话。

黄金河拉下脸了。

黄金河说：“这是上头定的，你不干，也得凑数。”

那时，四娘已有了五岁的孩子李晓光，听了这话便哭起来。

她一哭，扑在她怀里的李晓光也跟着哭。

黄金河心软了。他对李红旗说：“你不为村庄着想，也要为孩子想想吧。凑个数，我们晓得有个分寸就行了。”

李红旗还是不干。

李希望听说后，带着几个人来了。

李希望说：“你不去，那好。这几个人可有话说。”

几个同去的二流子，开始用话威胁四娘：“你不去，就把这个地主婆的女儿捆去陪着斗！”

李红旗有些急，但还是不答应。

李希望悻悻地退了。

不几天的一个晚上，四娘刚出门，便被人蒙了头，拉到一块草地里，被一阵猛打。

四娘想叫，叫不出来；想哭，没人听见。

本吴庄的黑夜，不知掩盖了多少辛酸的往事。

四娘回来后，头发凌乱，像傻了一般。见到李红旗，她便放声大哭。李红旗看到四娘挨打，他咬牙切齿，拿着菜刀沿着草地找了一阵，但四处黑灯瞎火的，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李红旗明白，他还不能哭。一刹，他似乎明白了缘由。

此后几天，四娘哭，孩子也哭，把李红旗的心搅乱了。

终于，他来到黄金河家里，阴沉着脸说：“我去。”

黄金河很高兴，总算完成了一项政治任务。他对李红旗说：“你去顶替一阵吧，为村里完成了这个指标，我们也不白待你，村里还给你算工分，要不然，我也交不了差啊。”

李红旗说：“去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黄金河说：“么样的条件？”

李红旗说：“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证我媳妇和细伢的安全，假如他们安全出了问题，我就是不要命，也一定要杀了你！”

这话从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李红旗嘴里说出来，虽然是夏天，可黄金河心里有些发颤，他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寒冷。

他不敢想那么多，便一个劲点头称是，答应了。

李红旗二话没说就到公社去了。可怜的四娘，看到李红旗背了一大袋红薯翻过那山峦，以为他过不了几天就会回来，谁知半个多月后，公社那边送回来的竟是李红旗的尸骨！

原来，李红旗到公社后，正遇上黄安县百年不遇的一场暴雨，为了救灾，公社让五类分子前去放水库的水。其中就有李红旗，李红旗由于年轻，排在最前面，他跳入水库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四娘得知消息，哭得晕了过去。

那几天，我母亲在她家里陪着她，两个女人，是哭了又哭。

我母亲说：“我们的命，怎么就这样苦呢？”

哭了几天，送完葬后，我母亲对四娘说：“妹啊，为了孩子，你也不能有什么意外啊，可怜的伢，还盼着你呢！”

四娘搂住我母亲，哭得格外伤心。

从此，村庄里常和我母亲一起下地的，就是四娘了。

我常被母亲叫回来，要我陪着李晓光玩。

我比李晓光大两岁。我说：“光光，来，玩家家。”

李晓光不玩，他哭。

他一哭，我也哭。

我问母亲：“大，为么事李晓光的父亲李红旗会死啊？”

母亲说：“伢啊，这是命呀！”

我父亲说：“李希望这个狗东西，下一步不晓得还会害谁！”

父亲一直害怕我爷爷李成和死后，这个帽子会让他戴上。因此，一听到运动，就格外紧张。

好在，李红旗死后不久，运动便又渐渐少了。按黄金河的话说，“李希望和他娘赵春玲一样，面临着失业的危险。”

李红旗出事的那些天，李希望见到四娘，都要绕着走。本来，他还想在年轻的四娘那里捞点什么的，现在看到李红旗死了，心里有些发毛，再也不敢造次了。

倒是黄金河，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从此在村庄中闷闷不乐，特别是见了四娘，都不敢把头抬起来。

有天，黄金河喊来我母亲，指着一个蛇皮袋子说：“老嫂，麻烦你一项，你把这袋粮食，给李红旗屋里的送过去。”

我母亲不解地说：“她要的吗？”

黄金河说不是。

我母亲说：“这还算账吗？”

黄金河说：“老嫂，算什么账啊。可怜啊，造孽啊！”

我母亲就给四娘送过去了。

四娘坚决不要。

我母亲说：“妹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你不吃，伢也要吃啊。”

四娘又哭。

她一哭，我母亲便跟着哭。

那时，本吴庄又面临着饥饿。村庄里瓜菜代、糠菜半年粮、农忙时三餐、农闲时两餐的情况，还没有发生改变。粮票、米票、面票、油票、蛋票、肉票等，这些当年购买主副食品的“命根子”，大人们根本不让我们看，也不让我们摸。

摸不到粮票，吃不到粮食，我便格外恨我们家中那个碗柜。

一直到现在，我还做梦，梦中还经常梦见家中的那个碗柜，我一直认为，那是我童年的碗柜。

三

那时，我常听到人们说，你母亲有个好亲戚。

那是指舅公舅姥他们。

在我爷爷李成和过世三年之后，一个悲哀的消息传到乡下：我舅公逝世了！

那一年，我读小学四年级，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便傻了。我吵着要和母亲一起进城去，母亲没有答应，她说舅公家的客人非常多没有人来照顾我，况且我又在上学。

我终于没有机会进城去向舅公的遗体告别。但是，那天我从公社的那台电视中——那是那个在我们村躲过的X副省长捐赠的——看到了给舅公送葬的队伍，队伍很长很长。

从电视中，我还看见了舅姥脸部憔悴的特写镜头。

那一天当地的报纸和省报，不仅刊登了他去世的消息，而且编发了他那些战友的悼念文章。那些文章在我读书的小学里，被老师念了无数遍。我们那时候才知道，那些在电视新闻中出现的不少接见外宾的人物，有许多是和我舅公同甘共苦过的战友和领导。而这些，舅公活着时却从未对我们讲过，直到报上署名文章写他的过去，我们才知道舅公为什么多少年来一直坚持看新闻。

母亲从城里回来后，瘦了许多，上工的时候也是想一场哭一场。我便老想起电视中舅姥那副愁眉，叫母亲去接她到乡下来住一段，母亲因为农忙一直没去，而舅姥又要在烈士陵园中守灵也很长时间没有来。

舅姥再来的时候我已接近寒假，当舅姥坐车来到村中，她被村中那些好心人问候得哭了一回又一回。母亲只是轻声细语地安慰着她，她俩哭了一场又一场……

一九七六年，毛主席去世了。我们本吴庄人哭得山摇地动。

赵春玲像死了亲人一样，带头大哭。本吴庄的人说，自解放以来，还没有见过赵春玲哭得这样厉害，这样真诚的。

在她召集下，上到整个公社，下至我们全大队的人民群众，人们一窝又一窝地聚在一起，面对着毛主席的画像，泪水长流。

那幅画像我曾经在大队部的门口摸过，当时由几个民兵持枪守着。画像呈黑色和白色的条纹状，摸上去有棱有角。我看着毛主席的眼睛，觉得他的眼睛很大。

一个眼睛哭红了的民兵对我挥挥手：“走开！毛主席是伟人，不能随便摸！”

我便弹开了。回到家里，我母亲正在低声地哭泣。她一边哭一边说：“没有了毛主席……我们该么样办啊！”

看上去，母亲哭得特别伤心。

她一哭，我便跟着哭起来。

我虽然没有见过毛主席，但我隐隐地觉得，这个毛主席一定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亲人。

☉第十一章：现世报

一

终于有一天，本吴庄开始慢慢地变了。

这种改变，也是从赵春玲开始的。

在公社里当了一段时间干部后，赵春玲栽了跟头，差点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在毛主席去世后的第三年，村村户户开始分田到户搞单干的时候，赵春玲从公社回到村庄里来了。村子里的人们说，赵书记光荣退休了。当然有人说她是主动辞职的，还有人说她犯了错误。

赵春玲从公社回到本吴庄后，一直深居简出。只有那个年轻的邮递员每次响着铃铛给她送工资，她才出门接见一下。她基本上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四合院里，人们不去。她也不串门。

每次，那个年轻的邮递员送工资来时，脸上都闪着特有的兴奋，那几个青春痘便格外的明亮。

就是这些工资，让本吴庄的人们充满了羡慕。因为，只有国家干部才能领工资。

我父亲便担心起来：“她还是国家干部，会不会再批斗我们？”

我母亲说：“应该不会吧。我们家摘了帽子了。邓小平当政了。”

我父亲还是为此忧心忡忡。

读过书上过学的六叔不以为然：“时代变了，运动不会再有了。”

我母亲连忙拦住了他说：“可不能在外瞎说惹事，我们惹不起啊。”

我六叔唯唯诺诺的，不再说什么。不过，他私下里对我讲：“没有了运动，赵春玲像霜打的茄子，看上去一点精神也没有。仿佛一夜之间，她便成了一个老太婆。”

本吴庄的人们也感觉到，世界变了。

是啊，没有运动的世界，从此变得那样安静。

但本吴庄人还是充满了疑问，赵春玲在公社里干得风风火火，黄安县革委会的人也很赏识她，在我们黄安县她也算得上是个当红人物，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呢？

本吴庄的人感到叹息。

后来，另外一个公社的干部到我们大队来办事，喝酒过多吐露了真相。

原来，有人到县里告了赵春玲的黑状。先是一个公社干部写匿名信，说赵春玲作风不好，与公社书记关系暧昧。上头派人来查，结果查来查去，证明并无此事。再深入调查，原来是公社一个普通干部嫉妒赵春玲在位子上如鱼得水，占了自己的位子，于是想趁浑水摸鱼，把公社的队伍搞乱。

很快，这个干部被清理出了革命队伍。

但紧接着，一年之后，有另外一个县革委会主要领导的指示，说赵春玲的儿子道德败坏，必须严打不放。

前一个，人们没有抓住赵春玲的把柄，奈何赵春玲不得，让她平安过关。可第二个理由，却最终断送了她的政治前途。

问题出在她的宝贝儿子李希望的身上。

二

有一段时间，全国流行推荐上大学，按说李希望正好是这样合适的人选，何况那时赵春玲同志也调到公社当副书记去了，完全可以有以权谋私的机会，她心中也有这样的想法——革命者也是有私心的嘛。

据说赵春玲为此事也曾私下里找过本吴庄的小队长黄金河，以及大队的大队长周得天，让他们联名推荐。大队当时需要向上级靠拢与表决心的机会，双方一拍即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事情发生了。一位在我们本吴庄下乡的女知识青年突然自杀了！

女知识青年自杀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今天，本吴庄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她。一个多么漂亮的女孩啊！本吴庄的人提起来时，便叹息着说。

女青年自杀的原因迅速被查清，因为遗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她怀孕了。而在她肚子里播下革命优良种子的，便是李希望。

这还了得！事情包不住，一传十，十传百，最后连县里都知道了。知识青年们不干了，跑到县里闹事。最后查来查去，李希望落入法网。当公安机关审判他时，李希望还振振有词地叫嚷：“哪个叫她长得漂亮呢？”

原来，长得太漂亮，在当时也是一种罪过，是要命的啊！知青们围着大队部，希望把李希望抓起来，事实上李希望也的确被抓了。他抓的那段时间，好像赵春玲眼圈上一时多了些黑边，过早地消失了如花岁月。

谁知三个月后，李希望又突然出现在村庄里。还带着笑意。他竟然被放了回来，送他回大队的人说，李希望改造得很好，反省很深刻，中间有误解，只是与那个姑娘谈恋爱而已。于是提前释放。村子里的人目瞪口呆。

村长黄金河后来私下里讲，李希望真正被释放的原因，在于赵春玲上县城开会时，找到了当时还未退休的那位省领导X。省领导给黄安县的某位县领导打电话说：“自杀的事件在我们湖北许多地方都有，娃娃谈恋爱嘛，不是他杀也不是杀人，伟大领袖在革命那么繁忙的情况下也抽出时间恋爱呢，不要把人民的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

如此有水平的话，给了李希望另外一重希望。他终于被放了出来，回到大队时挺威风的，不久还当了民兵连的副连长。村子里李公平的白发母亲说：“幸亏李希望这伢没有再被推荐上大学，不然有多少姑娘伢又要倒霉。”

在漫长的斗争与运动里，李希望在我们本吴庄，就像一个命运的宠儿，在赵春玲的庇护下，始终一帆风顺。他先是闹出了许多作风问题，赵春玲一次又一次把他屁股擦干净后，他老实几天便又迅速变得不安分起来。

让我四叔特别不解的是，虽然李希望的坏名声在外，但那时公社的姑娘们，却有许多人想嫁给他做妻子。

赵春玲就想让李希望结婚。她对身边的心腹讲，结婚就像是一根绳子，他再怎样蹦也蹦不到哪里去。

刚好此时，李希望又搞大了另外一个姑娘周弘艳的肚子。

当李希望每天提着一个录音机，穿着喇叭裤在乡村窜来窜去时，赵春玲原来在大队的同事周得天的女儿周弘艳，居然非常崇拜李希望。

赵春玲在时，周得天是副大队长，他对赵春玲百依百顺。赵春玲高升到公社后，她就推荐周得天当了大队长。怕周工作展不开，临走赵春玲还把大队十二个小队中可能不听话的小队长，一口气换掉了六个。所以赵周两家人都很熟悉。过去李希望也和周弘艳经常见面，还偶尔一起出去玩，但那时李希望害怕周弘艳的爸爸，加上觉得周弘艳不漂亮，也没认真过。

事情是从李希望有天喝多酒后开始的。那天后的次日，一大早，我父亲正好要到大队部去汇报我爷爷病了，不能走路，也参加不了批判会时，恰好路过那个山包，刚好看到李希望与周弘艳抱着，睡在一块草地上。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我父亲走过去也就走过去了。就在我父亲路过他们身边时，刚好看到了有一条剧毒的土里蛇向他们爬来。

我父亲一急，便大声喊：“希望快跑，希望快跑！”

李希望和周弘艳从梦中被惊醒，正准备骂我父亲打扰了他们的好事时，刚好看到那条蛇滑过脚前，两个人吓得马上站起来，提起裤子，分开了。

李希望严肃地警告我父亲：“你什么也没看见，不然，有你好看的！”

我父亲说：“是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于是，我父亲走了。

男女的事常常是这样的，只要突破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李希望虽然并不喜欢周弘艳，但觉得她丰满，摸起来舒服，加上那害羞的样子，还有点滋味。于是隔三差五以开会为名，让周弘艳参加。两个人就在大队部，或在本吴庄附近的山林里，行男女之事，享性爱之欢。可日子一长，纸包不住火了，那时乡下还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几个月过去，周弘艳哭哭啼啼地找到李希望。

周弘艳指着肚子说：“你要做爸爸了，我们结婚吧。”

李希望说：“有了？”

“有了。”

李希望说：“我当多大个事呢，打了呗。”

“打了？不！”

周弘艳的一声不，让李希望的笑脸没了。无论他怎样哄周弘艳，周弘艳就是不答应。

于是，有天夜里，周得天来到公社敲赵春玲的门。

周得天与赵春玲是政治上的盟友，从来就是一唱一和，把我们本吴庄那个大队的运动和劳动搞得热火朝天，有一段时间，两人上我们黄安县的报纸时，名字经常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有话，他们都直说，谈得来。

周得天一说让两个年轻人结婚，赵春玲不好说什么了。她送走周得天时说：“我想想吧……”

这几天中，赵春玲让李希望也想办法。李希望说：“我说不是我的，就行了呗。”

赵春玲说：“你自己的孩子也不认了？”

李希望说：“打了那么多孩子，还在乎这一个？反正又没有人作证。”

赵春玲气得话都说不出来。她说：“和你老子差……”可能是想说“差不多”的，但后半句还是迅速吞到肚子里了。

李希望也没有在意。

赵春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还不想得罪周得天，就让李希望继续想办法，尽量把影响减至最小。

李希望于是找到周弘艳，想给她一点钱作补偿算了。

周弘艳说：“希望，我是真心爱你的。我们必须结婚。”

他们谈判了一整天，也没有谈出个结果。周弘艳就是不答应散，她甩给李希望一句话：“要么我死，要么结婚。”

李希望耍无赖说：“你说是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了？有谁作证？”

周弘艳说：“有啊，那天李禄哥不是看见了吗？”

李禄就是我父亲。

李希望哈的一笑：“李禄，他敢来作证吗？”

周弘艳心中有气，脚一跺说：“有什么不敢呢？我去找他！”

结果，那天晚上，周弘艳还真的找到我们家了。我父亲说：“我百么事（黄安方言，什么事之意）也冇看到，你莫找我。”

周弘艳求了半天，我父亲都坚持说自己不知道。于是，她哭哭啼啼地跑回去了。

我母亲也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第二天晚上，大队书记周得天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是队长黄金河陪着来的。

周得天说：“都说你为人老实，你怎么就不作个证呢？”

我父亲不说话。他把目光投向我母亲。

我母亲开头也不说话。过去，周得天也帮助赵春玲整过我们家呢。

周得天自知理亏，犹豫了半天才说：“你们不作证，我也不能为难。这个大队，除了我，还有谁敢说赵春玲家一个不字啊！”

他们起身准备离去。一边走，周得天一边说：“可怜我这伢，从小冇得娘，现在又要送条命啊！”

我母亲听了，说：“你们等等。”

周得天站住了。

我母亲问父亲：“这事是不是真的，你那天早晨见了吗？”

我父亲一直瞒得紧，点头说：“见是见了……”

我母亲说：“那就应该作个证啊。一个伢一条命咧！”

我父亲不同意。他说：“谁敢得罪李希望？不被整死才怪。”

周得天眼泪一掉，说：“那就算了吧……可怜我伢一条命啊……”

我母亲突然说：“他不去作证，我去！”

周得天的眼睛亮了。黄金河给我母亲使眼色，让她不要答应，但我母亲毫无惧色。

于是，在我母亲坚决要作证的情况下，李希望妥协了。他知道我母亲的为人。他终于承认，自己是与周弘艳好过。

李希望一妥协，赵春玲也跟着对周得天作了妥协。她主要从几个方面考虑，一是两个人都曾同过事，撕了脸皮不好；二是闹崩了，会影响李希望的前途；三是周得天还有个叔，在县里也是个人物，在县委常委那里说得上话，轻易也得罪不得。何况那时，赵春玲还准备向县上进攻呢。有次，老县委书记来视察，还对赵春玲说过：“赵副书记，你这个公社今年交粮再创新高，我就力荐你到县委工作。”

这样一想，赵春玲很快作出决定，让儿子结婚。

没想到，现在不想结婚的，还是李希望。

熬了几天几宿，赵春玲最后给李希望摊牌：“摆在你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结婚，一条是进大牢。你自己选吧。”

别看李希望当民兵连长时，打人那样厉害，现在听到自己母亲这样一讲，他倒害怕了。

于是，在周弘艳肚子里的孩子打不掉，李希望又面临自己母亲的威胁面前，为了遮丑，在两家大人的威逼和撮合下，李希望不得已娶了周弘艳。

新媳妇上门不久，李希望便做了爸爸。

孩子降临时，赵春玲看到第一胎是个女儿，心里就有些不悦。

日子就这样过着。

刚过门时，李希望就没有给周弘艳好脸色看。后来，就开始小打小闹，到周弘艳生下女儿后，李希望家动不动就大吵大闹，像地震一样。

赵春玲到公社去后，一般都住在公社里，只有李希望仍然住在本吴庄，他家闹地震时，除了我母亲，村子里的人基本上都不去劝架。

我父亲对此很有意见。他埋怨我母亲：“你看人家争吵成那样！谁让你当初多事。不多事，人家就不会吵。”

我母亲说：“我倒不是报仇，而是不忍心弘艳那伢可怜，她从小没娘，性格又倔强，不结婚没准真的就死了。救人一条命，哪里顾得了啊！”

其实，许多年后，我母亲还告诉我说，周得天这个人，虽然也整过不少人，但总体还是可以的。特别是有一年冬天，落厚厚的雪，把我们家屋子过道那个毛棚压垮了，是周得天，瞒着公社的赵春玲，偷偷批条子让我们家上山砍了七棵树，重新搭毛棚。

母亲对我讲：“伢啊，做人不能忘本，要知恩图报啊。”

三

赵春玲虽然躲开了李希望家庭的争吵，到底还是没有摆脱李希望带给她的耻辱。

李希望的婚姻，并没有拴住他的心。特别是周弘艳有了孩子后，李希望还是喜欢在外面游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久，李希望又与邻村的一个有夫之妇勾搭上了，被人在路上蒙头打了一顿。

这个消息让赵春玲失去了控制：“一个革命的后代，这样下去成何体统！”

赵春玲实在看不过去，就想给李希望在外面谋个差事。

正好，县城正在建政府大楼，准备由解放时的木楼搬到新楼里去，砖瓦厂要加大运力，必须从下面各公社抽调拖拉机手，我们四道桥公社分了两个指标。

在公社书记的默许下，赵春玲决定让派自己的儿子去。一则，可以避开李希望在熟地方老出事，挽回一点名誉；二则，听说干得好，没准还可以转上个工人。

李希望兴冲冲地去县城了。

这次，他不是开拖拉机，而是换成了神牛20。这家伙比拖拉机大，跑得也比拖拉机快，车头还带个车篷。李希望就是聪明，仅仅两天，他就在师傅的带领下，把车开得很顺溜。车开得好，李希望还喜欢唱几首歪歌，这很快引起了会计室一个姑娘的注意。这个姑娘长得也不咋的，但人家是城里的，又会穿着打扮，在李希望眼里就是比周弘艳好看。

李希望本来就继承了父亲李登高的优点，长得又高又胖，皮肤又很白，看上去无比精神。这也是我们公社姑娘们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加之他特别会与女孩子打交道，嘴巴又甜，很快，那个会计就和李希望对上眼了。

他们看上去像是相爱了。直到这时，会计才问李希望：“有老婆不？”

李希望想说没有。不过他不敢，本吴庄离县城也就六十来里地，一打听不就晓得了。因此他说：“快离了。”

“快离了？”会计不但不觉得吃惊，相反听了很感兴趣。要知道，那时在我们黄安县，要提离婚，肯定是轰动四乡八里的新闻。离了婚的人，人们都是带着异样的目光看的，不饿死，也得让唾沫淹死。

李希望肯定地说：“快了。”

这话给了会计空间。她犹豫着，是否还要交往下去。可过了一段，几天不见李希望，她心里又觉得有什么东西割舍不下。

有一天，李希望又来登记运载数量时，会计又多算了一些他的工作量后问：“真的能离？”

李希望说：“真的。办得差不多了。我是包办的，没有爱情。”

会计动心了。

于是，为了她的爱情，她疯狂地爱上我们本吴庄被人暗地里称为“人渣”的李希望。不久，李希望又没有让人们失望，他再一次搞大了会计的肚子。

后来我们本吴庄的人说，李希望原本想通过这个方式，攀上会计这门亲事，把农民的身份改成工人。可是结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幸运。这个会计，和他交往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她竟然是革命委员会某个头目的女儿，是先放在砖瓦厂锻炼，下一步准备安排到更好更重要的县团委位置上，去做青年工作的。还没等到她做别人的工作，她自己先得做自己的工作了。

这一出事，那还了得。

革命委员会的那个头目大怒，他可不愿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一个有妇之夫，何况还是个农民！

盛怒之下，他让人迅速去查一查李希望的来历。这一查，不就查到赵春玲头上了嘛！

“赵春玲？”革委会的头目怔住了。

他认识赵春玲，也知道赵春玲这个人不是简单人物。但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呀，和一个有妇之夫有染，说出去不仅毁了孩子的前途，还会毁了自己的名声！

此时，赵春玲认识的那个副省长X，已从岗位上退下来好几年了。退下来，说话也就不那么管用了。而那个革命委员会的头目，家里还有一个亲戚在中央组织部呢。

光凭这件事，还搞不倒赵春玲和李希望，也仅是吃个哑巴亏，毕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各打五十大板了事。但革委会主任不甘心，他让人去查李希望平时的表现。

这一查，不仅李希望完了，赵春玲经营了多年的仕途之路也打了一个结。

调查的人向革委会报告：“四道桥公社的副主任赵春玲，纵容自己的儿子，奸污民女多名，其中有知青，有少女，还有已婚少妇，罪大恶极！”

为这事，调查组还曾到我们本吴庄来取证，也到我家来过。

结果，县革委会领导找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赵春玲谈话，要么，李希望判刑；要么，赵春玲下台，李希望的事不予追究。

其实，革委会那位领导早就想好了，这件事，知道的范围越小越好。把事弄大，谁也占不到便宜。可这个造反起家的人，最恨的就是有人欺侮到自己的头上，他想，如果不整整赵春玲和她的儿子，他咽不下这口气。

他给赵春玲打电话：“事情你也都知道了，两条路，你不走，就抓李希望，估计判个死刑都有可能！”

权衡利弊，赵春玲为了这个宝贝儿子，选择了后者。

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刻，赵春玲觉得，仿佛本来有一个可向上跳跃的台阶，自己却突然跳到了半空，既够不着台阶，又落不下地，她伤心地大哭起来。

她给省里的那位退下来的副省长打电话。X副省长说：“退下来的人啰，说了不算。再说，你那个儿子，实在太不像话呀……”

赵春玲明白了。

说来说去，还是革委会那位领导在中央组织部有亲戚，没人敢去碰。赵春玲第一次感觉到了孤独。

一个月后，被扣压的李希望回到了本吴庄。看上去，他瘦得没有人形，听说是在看守所里被人打的。

赵春玲没有和李希望一起回来。不过，那天晚上，李希望的老婆周弘艳碰到我的母亲，她高兴地说：“挨千刀的，终于活着回来了！回来了好，这下我可以踏踏实实地好好过日子了！”

我母亲说了一些宽慰与安慰她的话。

周弘艳对我母亲说：“嫂子，你真是个好人。”

再以后，赵春玲也回来了。她是趁着天黑回来的，那天一切静悄悄的。

“她夹着尾巴回来了……”李红旗的老婆四娘对我母亲说。

我母亲并没有高兴的意思。倒是我父亲，终于松了一口气：“幸亏回来了，要不然，还不晓得么样整我们呢！”

我母亲说：“不许胡说。”

我父亲便老实地不说了。

赵春玲回到村子的消息，很快就让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因为回来的那天晚上，赵春玲跑到丈夫李登高的坟头上，哭了整整一夜。

我父亲感到特别奇怪，他说，过去她走夜路都要人送，居然现在既不怕鬼也不怕死，一个人在山头的坟地上待了一夜。

后来，X副省长嘴头上说不帮了，最后还是帮了赵春玲的忙。在他的干预下，县里决定将赵春玲调到食品粮油公司任一个副职，但赵春玲却不去上班，她坚决要求退休。

上头很快就答应了。

从此，我们的本吴庄，便又多了一个在门口晒太阳的老太太。她像我们本吴庄许多的老太太一样，看上去平庸、平凡。如果不是本吴庄人，大约外来的人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老太太，曾经是一个运动高手，一个政治明星，一个革命遗孀和一个权力野心家，曾那样地在我们黄安县叱咤风云、无比风光过。

本吴庄的人都说，这叫现世报。

本吴庄的人，也终于慢慢看到改变，见到光明和希望了。

☉第十二章：何处是归程

一

时光进入一九七九年，也就是在我大伯家的儿子李和平上了大学之后，本吴庄人一下子感觉到了没有运动的幸福。

幸福的生活很容易让人忘记过去。

关于革命，以及革命中所有涉及的牺牲，仿佛像一阵风，一下子就吹过去了。

就在人们快要把那些在革命过程中牺牲的亲人们忘记时，一九八○年初秋的某一个下午，我那已经七十多岁的外公突然睁大了眼睛：他看到大山的路口，一个满头白发的妇女背着一个包袱向村子里走来。

我外公真的不敢相信他的眼睛：尽管时光转过了四十多年，可那个妇女多么像记忆中熟悉的一个人啊！

当那个满脸风霜的妇女走来，向我外公打听几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时，我外公的眼泪立时就掉下来了。这个好久没有哭过的男人，突然蹲在地上号啕大哭。

接着，他站起来，紧紧地把那个妇女搂在了怀里。

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突然在离本吴庄三里外的邓家湾，哭得惊天动地。

那个满面沧桑妇女，就是他的七妹，那个曾经可爱而又漂亮的七妹！

他们的哭声把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招来了。大家这才知道，这个人，竟然是我外公离散了四十多年的亲妹妹！

在一阵哭声过后，我外公的七妹讲述了战争年代她活下来的缘由。

原来，外公的七妹被当地的老百姓收留后，算她命大，终于挺了过来。那对收留她的老百姓夫妻，把她养大后，发现已离不开她了。

那时，新生的共和国陷入多事之秋，外公的七妹就在那里嫁给当地的少数民族，并且成家生子。她的养父养母直到去世前，才告诉了她真相，给了她两张发黄的纸片。

那是我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留下的纸片。那张纸片用毛笔写着数行大字，大约由于行军的匆忙，我读过私塾的曾外祖父肯定还来不及把心中的话讲完——

姗姗吾爱：

吾写此信时，不知今夕身将死何处矣！家中除尔之外，还有九口向西，亦不知将葬何方。故留下此书，尚盼你逃过大劫，续我之愿尔！若上苍有好生之德，让尔苟命于乱世之中，则吾家族之福！既而革命，就已备好头颅，前尘路上死难之烈士千千万万，吾等何有所惧，何有所惜？只望尔长大之后，万勿悲恸，纵使身经百患，亦能保全平安，若能回黄安故里，即上奶奶坟前祭奠，则何幸如之！尔长大之后，亦要继续革命为最！打碎旧世界，迎来天一重！

父切切！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纸片的后一页写着他们一家参加革命的人名单，按我曾外祖父的想法，他还希望在战争中活下去的人，能够把自己家庭中的人都续上家族的族谱。可我外公生活的那个年代“四旧”破得厉害，不允许他们做此事，加之他又被戴上逃兵的帽子，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到了我母亲的那一辈，虽然姐弟三个，却由于十分贫穷，没有一个人读书上学，关于族谱的事，已成一个梦幻。

我母亲搂着她的姑姑号啕大哭。

她们手拉手走在乡间的路上，让好奇的人们听着一段段关于革命与生命的传奇。

说来奇怪，就在我外公见到了他七妹的那个冬天，他住的那幢老房子，也在次年春天的一个雨夜里突然坍塌。于是，那张记载着他们家族气息的纸片，被泥土堵了个严严实实。

我没有上大学之前，我们两个家族还没有一个人发现那两张黄色纸片的历史意义。随着两张纸片的消失，我曾外祖父，还有他们参加长征时一家人的名字，也随着这场大雨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外公的七妹，心里惦记着她的孩子，很快回去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到村庄来过。有一年，贵州那边来电报说我外公的七妹去世了，我的两个舅舅却嫌路途太远，加之家里太穷买不起火车票，没有过去奔丧。从此，我们便与那些远在南方、流着相同家族血液的亲人们，断了最后一丝联系。

二

在我外公的七妹还未回家之前，有一天深夜，我大伯家的门突然被敲开了。

电报是由那个年轻的邮递员送来的。邮递员敲门声很急促。我大伯在夜里向来是柴门紧闭的，听到敲门声他还以为是武斗的人又来打劫，于是他有些沉着声问：“哪个？”

邮递员说：“大爷，是我哩。”

我大伯又问：“你哪个？”

邮递员说：“送信的。”

我大伯的心抖了一下。他想，又会出什么事呢？

于是他紧张地从床上直起身了。

接着我大伯在黑暗中窸窸窣窣地穿衣服，摸着黑点亮了灯。邮递员听到门吱呀一响，开了。

“你的电报。加急。”

邮递员的声音急喘。我大伯的心又紧了起来。

“么事……电报？”

“李稀有老首长平反了。这是北京来的电报，邀请家属去参加他的骨灰安放仪式……”

“你说哪个？送错了吧。”

“没错啊，李首长，就是你的堂叔嘛，你真是……”

邮递员有些责怪我大伯的意思。我大伯这才明白他说的是自己的堂叔，于是声音又颤抖起来：“他……平反了？”

“是啊，你赶紧准备一下。县委也接到了通知，办公室的人让你一块去参加。”

我大伯有些不太相信地接过电报，也没有说去还是不去，只是对邮递员说：“进来喝盅茶吧。”

邮递员说：“不用了。你在这里签个字吧。”

我大伯说：“你就代签一下。”

邮递员说：“那麻烦你按个手印。”说着他拿了一盒印泥出来。

我大伯说：“都乡里乡亲的，还不信你啊？”

邮递员说：“我这是公事公办。”

我大伯于是用手在印泥盒里按了一下，在邮递员递来的单子上按了个手印。

邮递员说：“那我走了，这事你可得重视啊。听说县长、县委书记也都参加。”

我大伯说：“我这身份，怎么能去北京呢？”

邮递员年轻，不太懂事。他固执地说：“你一定得去，到时肯定要上报纸的。”

我大伯说：“报纸我从来不看，你进来喝盅茶不？”

邮递员说：“不喝了。我还得回去。”

我大伯说：“那就谢了。”

看到邮递员转身上了自行车，我大伯在黑暗中喊：“你哪，那个谁，慢点骑！”

转过身，我大伯关了门，坐在床上。我大伯母黑了灯，他们想睡，可这一夜，却翻来覆去的，再也睡不着。那个消失了多年的李稀有“首长”，扰了他们的好梦。

大伯母说：“他不是不理我们了吗？算了吧。他当他的官。”

我大伯说：“要不是电报，我还真记不起他了。”

这个堂叔，就是我曾祖父李光天兄弟李光斗的孩子李稀有。

他们似乎陷入了回忆。一夜无话，也一直睡不着。天亮时虽说闭了眼，可心里都不踏实。黄安山区的夜风吹来，好像把李稀有的魂也吹来了似的，往事竟然一桩桩的全在我大伯母心里活络了。

我大伯说他做了个梦。

梦中，他对自己的堂叔李稀有说：“二叔，你还回来做么事，在北京当你的官好了。”

李稀有不说话，全身看上去水淋淋的，像在哭。

我大伯又说：“你还敢回黄安来？还有脸回本吴庄来？”

李稀有仍不说话。他开始蹲下去抽烟。我大伯看到，他蹲下去的动作像黄安的庄稼汉，于是我大伯的嘴有些软了。

我大伯不甘心地说：“你回来做么事，你也莫到二婶的坟头上去了，她不会理你的。”

李稀有还是不说话。但我大伯看到，他的眼里真的涌出泪水来了。我大伯便不好意思地坐起来，觉得屁股被什么东西梗了一下。

我大伯醒了，才知是南柯一梦。其时，窗外已经大明，阳光穿墙透瓦，挤在我大伯床前的桌上。我大伯要喂的牛，在隔壁的屋子里不满地抛着蹄子，长长地叫。

我大伯一屁股坐起来，点了一支自制的土烟，两个眼睛眯着。很快，小小的土屋里，燃起的香烟在阳光中跳着并不规则的舞蹈。

我大伯仿佛看到李稀有从村庄的那头，穿着老人头的粗布鞋，像个庄稼佬一样慢吞吞地走过来。

三

在我大伯和本吴庄人的记忆里，关于革命者李稀有，好像与他们毫无关系。因为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李稀有便再也没有回过黄安，没有回过本吴庄。

有关革命者李稀有的故事，好像到革命胜利后便结束了。他在北京当了官，他的婚姻曾几度跌宕，他的人生曾数次劫难，似乎都与本吴庄无关了。

许多年后，当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已作古，人们不再想起他时，一九八一年的春天，革命者李稀有最后一任妻子，竟然在他平反后突然来到了我们本吴庄。

那天真是让本吴庄的人们大吃一惊。李稀有的第四任妻子，居然捧着李稀有的骨灰盒，连同她的三个孩子——大的已经三十多岁了，回到了黄安县革命者的故乡。

革命者的故乡依然贫穷，革命胜利后，我们黄安除了以将军县闻名于世，乡间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有的地方因为死人太多，还是一片萧条。

那个异乡的北京女人，把革命者李稀有埋在了李稀有的母亲坟边。我六叔说，从李稀有出去革命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母亲。母亲什么时候死的，他不知道。而现在，他终于和她葬在一起相聚了——这是他给这个北京女人交代的遗言。

现在，他来还愿了。

因为他死了，所以他回家。

这位北京女人，还为李稀有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革命者李稀有之墓。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部书中反反复复把李稀有称为“革命者”的原因。

这块碑至今还在。它躺在那一大片因各种各样原因而死去的乡人的坟地中，看上去并不孤零，但我长大懂事后，一直相信它非常寂寞。

按说，一切好像到此结束。革命者李稀有从这里走出的，又归于故里，按照宿命的说法，他是转了一大圈又回来了。

但事情并非如此。

他的第四任妻子，那个坚强的女人，向我们当地的领导要求：听说大姐仍然活着，我一定要见她一面。

天哪，她竟然想见革命者李稀有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连我们都要忘掉的大奶奶！

本来，关于她们回乡，当地领导始终是瞒着大奶奶的。大奶奶并不知道那么隆重地安葬的烈士，会是她日夜想念的那个男人。

她们终于见面了。

一见面，听到介绍后，我看到大奶奶搂住了那个小她许多的女人，两个人顿时号啕大哭。

那时，大奶奶已经七十多岁的高龄了。她的头发已经全部变白，她搂着那个比她小二十多岁的女人，哭得天昏地暗。

我们原来估计，大奶奶肯定会揍那个抢走了她男人的女人，但是她没有，而是搂着她哭了。

她们情同姐妹，抵足而卧，像是一家人一样。

事实上，她们就是一家人。如果革命者李稀有的在天之灵有幸看到，他也肯定会露出一个真诚的微笑。他早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话，也许，在他还没有被打倒的那几年，他还会带着最后一个女人回黄安来看看大奶奶。

然而，他却没有看到。

我们后来才知道，北京那个女人，给大奶奶带来了李稀有的遗言：一定要把我埋在黄安的故乡。只有那儿，我的灵魂才能得到安息。

于是他的骨灰回来了。整整五十多年了啊，他终于还是回家来了。

北京女人还带给大奶奶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她说：这是他的本子，我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的，给你吧。

大奶奶不说话，但眼泪还是流下来了。

她从那位小她许多的我们应该称作姨太的手中接过本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像个女孩似的哭了。

大奶奶带着北京女人上了我们家族的坟地。坟地就在屋后的山头上，从那里直通村子的路口，无论是谁从村庄的路口进来，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李稀有的母亲一定要我大伯把她埋在那儿。她可能相信，总有一天，她的儿子，会从村子的那边走回来。

到了坟地，还很年轻的姨太也哭开了。

因为大奶奶利用休息的时间，把李稀有家族的坟地修理得非常漂亮。那片坟地，在我们家族的坟地中特别显眼，整整齐齐的石头，一层层地堆砌起来，好像要造屋子似的。

就是我们长大后，也不知道大奶奶哪里来那么大的劲，搬得动那样重的石头。

两个苦命的女人，在山头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我们从远远的地方看着，我相信她们之间，一定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大奶奶并不识字。在送走那位姨太之后，她好像怕村庄里的人知道那个本子中的秘密，便把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叫去，偷偷地读给她听。

我长大后才知道，那是革命者李稀有的日记。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不识字的李稀有，自从参加革命后，不仅认识了许多字，还偷偷地写了日记。

那时上小学的我，因为想学更多的字，在拿着字典帮助大奶奶读日记时，我还把那些字一笔一笔地记了下来。只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文字的价值：

一九三五年八月X日

今天又是一场恶战。双方各有死伤。最令我心痛的是，看到我们没有子弹，刚来部队的小罗子跑出去捡子弹，被敌人打死了。当我看到他的尸体时，觉得就像是死了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看到英姑哭泣的样子，忽然想起了老家，想起了母亲和妻子。出来十二年了，不晓得她们是否还康健平安？听说，我的老家，已被白狗子们杀了不少人。不晓得她们是否还活着？

天天都在死人。天天都有人在问，为什么要车（撤）离川陕？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

今天一大早，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还设警戒哨，我们都不明真相。

但我们听到徐总指挥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他要我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自己人！

在张主任的命令下，我们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死亡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

一九三五年十月X日

经常记不住日子。部队在一个劲地走，雪山草地，一个个的非战斗减员，令人心惊。我看到她，真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我方面军的“大举南进”早（遭）到失败，总兵力由八万减到四万。令人痛心啊。

部队开始有人发牢骚。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

年初，我方面军被迫撤至四川甘子（孜）地区。又是一场斗争。

他们来了。保卫局的人终于来了。他们斤（竟）然要杀掉她！

我说，不行！不行！

他们问为啥不行。我说：她是我老婆！

我想，只有这样，才能救她。

他们放了她。

那一夜，她进了我的帐篷，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拒绝。

谁知道呢，或许，明天，我们都会战死。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

虽然艰苦，虽然寒冷，但我感到了温暖。

有了她，我感到非常兴（幸）福。有时，我也想起老家的她来。可怜的女人啊，不知你过得么样？

我感到了内九（疚）。

兴（幸）福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太快。

一九三六年七月X日

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努力下，加上陈昌浩等老部下的“倒戈”、“华（哗）变”（张国焘语），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七月初，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我们再一次越过雪山，不幸的是，在行军途中，我的妻子英姑从雪山上不小心摔了下去。

她死了！

她的肚里，有我还未见到胜利的孩子！

可怜的儿呀，我的心像刀子在果（割）！你看到我掉泪了吗？

一九三六年八月X日

我们终于到达甘肃南部。开始执行中央的宁厦战役计划。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今天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日子，我们红军的三大主力终于胜利会师了。

我方面军的作战任务是：一、为阻击南敌进攻，在西（宁）兰（州）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确保红军主力在预定地区展开；其二，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西渡黄河攻宁夏。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会儿电令西进，一会儿又让待命，一会儿又让东返。不知到底是什么计划？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部队在西进路上举行了辞旧迎新的沟（篝）火晚会，广大指战员引行（吭）高歌：“我们是铁的红军，钢的力量，工农的儿女，民族的希望。不打通国际路线，不是红四方面军！”

一九三七年一月X日

今天是什么日子？不知道。

恶战，恶战，一路的恶战！

部队在不停地伤亡！

在高台，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本死了！

全团战士大哭！

日记到此出现了空白。也许革命者李稀有没有想到，那次晚会，竟成了西路军的最后一次集会，最后一次欢乐。

透过李稀有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本一字不识的农民，自参加红军之后，不但识了字，而且还会写日记。

我们不知道西路军失败之后，他在流亡的日子中，那些日记是怎样保存下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把它看得非常珍贵。从高台之役后，李稀有的日记便停止了。不停的战斗和奔走，可能使得他再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记下每天的战况。我们也不知道，革命胜利后他遭到批斗之时，那些日记，他又是如何保留下来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为了保存它，这个农民出身的革命家一定想尽了种种办法。

那个厚厚的日记本，到了中间就像断代的历史一样，突然出现了空白。

今天的我们，对这段日记的空白，稍有常识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们不理解的是，李稀有在平反之后，在那么长的日子里，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写下去时，为什么他又偏偏不再写日记了。特别是人在延安像许许多多高级将领那样再婚时，他又是种什么样的心情，在以胜利者的面目进入北京城后，他又结婚时是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从此不得而知。

他的心中藏有太多的谜团，再也没有人能够去揭开了。

他最后写的一篇日记，是给我们大奶奶的，与其说是日记，还不如说是留给大奶奶的遗言：

梅子，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便是你了。

我先走了。如果你原谅我，就说服老家人把我的骨灰埋在母亲的身边。生前我不能保护她，死后也要给她尽孝。

我给你留了一笔钱，让家人一并给你吧。这么多年，你吃苦了，如果你原谅我，就让我下辈子再做你的丈夫，我发誓，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

如果不是李稀有的留言，我们还不知道，看上去老态龙钟的大奶奶，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

如果不是大奶奶发自内心的痛哭，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慈祥无比的老太婆，内心深处还有那样的痛苦。

或许，同样不知道这些的，还有李稀有本人吧？

我母亲多次流着泪对我讲，李稀有可能不知道，在他离开家乡后，我大奶奶是如何度过那漫长的岁月的。虽然她听说李稀有仍然活着，听说他当了大官，但她一直相信他会回来。

多少次啊，那些白狗子摸上门来，打她，问她，问李稀有什么时候回来，回来后一定要报告。

她始终忍着。她默不出声，在无数次死亡与饥饿面前挺了过来。她相信村头一定会出现他的影子。

大奶奶像许多黄安的女人们一样，作为革命者的家属，她们仍在等，仍在望。但是，当男人们成为电视中、报纸中那些大人物后，这些善良的逃过了战难的女人们，懂得一种东西叫隔膜，懂得了一样东西叫遥远。在那信息遥隔的征途中，他们中间不少人有了新的妻子。即使在革命胜利后，他们在一夫一妻制的新法律下，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用宽广的胸怀来容纳她们。

他们有了新的生活，不再像她们这样一成不变。

于是，她们的盼望，到头来是活活地守寡。可怜的女人们，这些后方的苦难者与支持者，这些坚定的贞妇，因为战争和革命，到头来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黄安籍中，她们只是个别。但是在革命的路上，她们却并非少数。少数的悲伤，并不因她们的不善表达和无声无息的忍耐而被历史遗忘。

女人啊，为什么总是受苦受难最深重的一群！为什么历史在“她们的男人”手中改变后，她们反而变得无所依靠。

在那个深深的巷子里，在一所破落的小院中，我们见证了大奶奶的苦难生活。

这个见过战争死难的女人，这个一辈子想念丈夫的女人，在亲人被杀之后，她等待着革命的他能够顺利归来。她没有想到过他要出将入相，只是想他平安归来就好。她甚至还想要一个孩子，她嫁给他的时候，还是刚二十出头的女孩子，他没有让她生育。但是，当胜利来临后，随着时间的加长，不安的情绪开始在大奶奶的心中慢慢地滋长。那个已在北京结了婚的男人，只是让人给她送了话：“革命的路上如此，我也没有办法。”

他再也没有回来见过她。虽然，每年他都会托人送些东西给她。

大奶奶的希望一下子成为绝望。这是一个女孩子的绝望，也是一个女人的绝望，更是一个妻子的绝望。

这还是一个母亲的绝望。

大奶奶终于在后来变得吃斋念佛，在那所幽深而又幽静的大院里打发余生。人们只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每天搬了一个老式的太师椅，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那真是黄安最寒冷的太阳。

四

终于有一天，人们看不到大奶奶了。在李稀有的骨灰运回黄安不久，大奶奶死了。

人们发现她死在床上，属于无疾而终。

大奶奶生命中最后的岁月看上去非常高兴，她的脸上甚至有了少女般的羞涩。有时，她还搬出一把椅子，坐在门口晒太阳，看到村子里人走过去，她还会高兴地打声招呼。

有时，她还跑到墓地里为李稀有和他的母亲培土。

在收拾大奶奶的房屋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凡是李稀有寄来的那些钱，还有物品，她从来就没有用过。那些东西都放在李稀有曾经住过的、他们结婚曾被人闹过洞房的那间屋里，一切整整齐齐。好像他从来就不曾离开过。

那个厚厚的笔记本，被大奶奶用红绸子包得紧紧的。她死时，可能还翻过它，因为一张张原本清晰的字迹，被大奶奶的泪水打湿而变得有些模糊了。

送葬那天，我大伯把它烧在了大奶奶的坟前。

大奶奶啊，你让我们想起自己善良的母亲，想起整个的天空与大地！

大奶奶死后，如何安葬她是个问题。最后，我大伯和村子里的人们商量了半天，最终还是把她埋在了革命者李稀有的身边。

生未继续同眠，死却依然同穴，也许，这正是大奶奶最大的安慰。

故事讲到这里好像又讲完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革命者李稀有的第四任妻子因肺癌在北京去世。她死后，按照她的遗嘱，她的骨灰盒同样被她的孩子送回黄安，同样安葬在李稀有的身边。

于是，一左一右，革命者李稀有的第一任老婆与最后一任妻子，与他葬在了一起。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这恐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结局。

这是第一个葬在我们村庄祖坟上的外乡女人，这个正宗的北方旗人，为革命者李稀有的传奇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十三章：飘逝的迷雾

一

自从解放后，除了知识青年，我们本吴庄不曾进来一个外人。

在放蜂人来到我们本吴庄之前，庄子里虽然也曾波涛四起，危机四伏，但本吴庄的骨子里始终是个平静的山里桃花源，花开花落原有日，炊烟升灭自有时，一年四季，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百年不变，千年如是。在那之前，即使偶尔有个别民间艺人的小曲悠扬悦耳，给本吴庄增添一点新鲜，但本吴庄的红白喜事、礼仪风俗、人情世故，基本上没有变化。

我没想到，一个外乡放蜂人的到来，居然把我们本吴庄人从春眠中惊醒了。

放蜂人是载着一马车的蜜蜂抵达我们村子的。

放蜂人到我们村子的那天，天刚擦黑。薄暮的青山在夕阳的照耀下有些陶醉，满野的野花和油菜花清香入鼻，痒丝丝的。随着放学小孩的欢叫，一个黑夜落下帷幕，一顿晚餐即将开始。

放蜂人的脸马上绽开了花朵，他喊了声“操”，就从马车上卸下他的蜂箱。看到春天傍晚满山满畈的红色、白色、紫色花朵，放蜂人扑在地上像小孩般打滚。我们一群孩子斜背着书包，马上围了上去看景致。当一窝又一窝的蜜蜂从箱子里飞出来，我们马上又散开了。山里的野蜂非常多，我们上山砍柴时不时遇到它的侵扰。六叔的脸曾让大黄蜂蜇得青皮脸肿，让我们跟在后面笑了半个多月。后来我们上山砍柴时常拿了一根竹竿子，在待砍的柴火上先打一遍，遇有野蜂飞起我们就绕过去。

作为第一个进入我们本吴庄的放蜂人，大人们虽然不怕，但小孩子见了密密麻麻的蜂虫，吓得直哭。我当时一直不明白他是怎么翻过门前的那座大山，找到我们这个村落的。直到第二天，他在地上挖了个坑支起灶台起火做饭，我才知道他是山西人。说来真巧，许多年后，我混进北京城娶的媳妇，刚好也是山西人。或许，这就叫做缘分。

那时的本吴庄，乡间仿佛总是阴云常在、小雨常存，没完没了的梅雨，让人产生无尽的愁绪。可放蜂人的到来，却使天空变得相当敞亮。

“你怎么晓得到我们这里来放蜂呢？”

“我闻到花香就来了。”放蜂人笑着说，“这里的花真香呀，女人也漂亮！”

“你这个流氓！”李红旗的儿子李晓光说，他有些愤愤的，“一到我们村来就看女人，还不流氓？”

“不流不流，是盲流！”放蜂人又笑嘻嘻地说。他用罐倒了些黏稠的白色液体，又倒了些开水让我们喝。开头我们不喝，后来喝了，妈呀！真个甜的！甜到心里去了。

“比糖还甜！”李晓光说。

“你家又没有糖！”一个小孩对李晓光说。

李晓光家是寡母孤儿，细想的确没有。为这句话，李晓光和那个小孩打了起来。

放蜂人连忙走上去拉架。这时我才看清了这个放蜂人很年轻咧，比我们村的庄稼佬年轻，又白。

“你的蜂不蜇人吗？”小孩们问。

“你不惹它，它就不会蜇。”放蜂人又给我们化了一碗蜂蜜水，我们就一人一口全吞下去了。好甜啊！我们还要喝，这时村长黄金河走来了，他有意使劲地咳了一声。我们扯起腿便飞快地跑开。老远里，我们看到黄金河背了手，阴着脸和放蜂人说话。

放蜂人点了根纸烟递上去，黄金河的动作马上变了。叉在背后的手，热情地伸了出来，他们点烟。烟火的味道仿佛飘进了我们的鼻子。要知道，我们本吴庄虽然种烟叶，但乡下人根本抽不起纸烟。有的即使能够抽上，也是把生产队里不要的烟叶偷偷地拿回来，用加力杠和石头拼命压，最后切成烟丝过个瘾。大部分人，都是抽水烟。有的干脆，将丝瓜藤晒干，当做烟吃。

这里是本吴庄的地盘，黄金河代表村庄前去交涉。

放蜂人说：“等丰收了，给你们蜂蜜吃。”

放蜂人说着又给黄金河泡上蜂蜜水。那股甜呀，让黄金河感觉说话都很黏糊。黄金河本来有咳嗽的毛病，可他只喝了一口，便连痰都舍不得吐，咕噜一声便吞进去了。

接着，我们老远便看到黄金河站着的身子蹲下去了，很快那个放蜂人的身子也蹲下去了，看上去就像两堆牛屎粪。凭我们的经验，我们知道黄金河蹲下来与人说话，一定是交上了朋友。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靠近。

于是，我们一哄而散。后来，我们听说放蜂人送了黄金河家几罐头蜂蜜，他就准放蜂人在我们村放蜂了。

黄金河选择了默许。他一让步，村子里的人们便不再说什么了。本吴庄是个随遇而安的村庄。它从来没有学会计较。

这是放蜂人到我们村第一天的初始。这天给童年的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记得那时我们放了假回来帮家里干活，放蜂人挨家挨户地发了一些蜂蜜，尽管每家每户得的比村长家的少得多，但这个放蜂人还是得到了大人们的赞许。

“真是个懂事的外乡人啊！”连退休回到本吴庄养老很少再出头露面的赵春玲也这样说。

大人们脸上绽开了春天的微笑，用洗净的碗接过了宝贵的蜂蜜。我之所以记住了这一天，是因为我就是在这一天领略了什么叫做“甜”，那滋味沁入心底，一下子改变了我对放蜂人的看法。我觉得那张陌生的面孔，变得亲切起来。要知道，那时候我们的村子根本买不起砂糖（即红糖），谁家有了袋砂糖当宝贝一样藏着，只有病了的人才有机会吃到。我多次看着家里一个装有砂糖的玻璃瓶，盼望自己生病，从而能尝一尝那红色颗粒和开水搅和的滋味。然而大病小病一直不肯“垂青”我，直到那砂糖因受潮而变成了硬块，我也只是见母亲把它拌鸡蛋，端到得了肺结核的姐姐床前。

为这砂糖，我母亲还断绝了与亲弟弟的交往。亲人断绝往来，在本吴庄是一件大事。我母亲一直到去世，都为此耿耿于怀。

在我们黄安县，每到春节，都有这样一个规矩，女婿必须提前去拜望老丈人和舅哥家。那时大家都穷，最好的礼物就是带一块肉、一斤糖，叫“送年接”，意思是接新年。有一年，我父亲专门去大队的代销店里赊了三块肉、三斤糖，去送年接。说实话，这些节礼，父亲是舍不得的。家里一年都没尝到肉味，还不如我爷爷李成和在世的时候。父亲翻了几座山，来到外公家里。那时，外公家也早已分成几家，外婆去世得早，外公便轮流在几个儿子家里度日。父亲来后，先是到外公家里，外公接了礼，说父亲不应该花钱，实际上是高兴的。父亲接连又走了几家，到几个舅哥舅弟家里，把肉和糖送到，算是完成了这个仪式。我的几个舅舅也都接了。谁知，才过了两天，大舅突然到我们家来了。母亲在劳作的田地里被叫回来，一见是大弟弟来了。她很高兴，说：“这么忙，么样还有时间来呢？”

母亲连忙倒茶。大舅的脸阴阴的，说：“不用倒了，这是最后一次到你们家来了。”

母亲一怔，问：“怎么了？”

大舅说：“你说送个年接吧，为么事要两样对待呢？”

母亲不明就里，问大舅：“你这么事意思？”

大舅鼻子一哼说：“你送另两个兄弟家里的节礼吧，都是足斤足两的；而送我家的呢，肉少了一两，糖少了半两，两样对待，再走动来往，有么事意思！”

母亲说：“不会吧，都是到代销店赊的，代销店过的秤，我们也不晓得啊。”

大舅把东西扔在我家里，说：“不用多说了，你这是看不起我们，以后就一刀两断，不来往了！”

母亲的泪涌了下来。这是他的亲弟弟啊！

母亲爱面子，她连忙上前去拉大舅，说：“弟弟，你误会姐了。姐是那样的人吗？代销店销的东西，哪个还会去过秤呢？他们短斤扣两的，也时常有啊！”

大舅不理她，径自走了。

母亲在家里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在本吴庄，如果被亲人提出不再来往，说白了是让人看不起的。

这时，李晓光的母亲四娘来了。她问明事由后说：“嫂子，你还不明白啊，他哪里是计较你们短斤缺两的事呢？这事在代销店是经常有的。他是嫌弃你们家穷啊，怕你们沾他们家的光！”

一席话，把母亲说醒了。母亲想了一想，说：“是啊，大弟弟的妻舅，在另外一个大队像周得天那样，当大队长，很威风。他原来是怕我们沾他家的光，怕影响他们的前程啊……好，一刀两断就一刀两断了！”

母亲突然不哭了。

她对我们说：“你们以后要记住，不要再上他家里去，他不认我这个姐，好，我也不认这个弟弟！”

母亲又说：“你们长大了，要给我争气啊。”

话虽这样说，母亲还是经常偷偷地哭。于是，母亲托人去说和。结果，说和的人，被大舅娘一顿讽刺，回来对我母亲说：“大嫂啊，算了吧，各人有各人命。你弟弟是怕老婆的人呀……”

母亲便认命了。

这件事，对母亲打击非常大。

从此，无论我走到哪里，喝糖水看到砂糖时，便会想起此事。而在喝了那个山西放蜂人的蜂蜜时，我总觉得有一种温暖，至今还飘荡在我的身体里，让我想起故乡的童年便要陶醉。

二

如果放蜂人没有别的本事，我们本吴庄人的日子还会像往常一样，吃饭、劳动和睡觉，不会发生本质的区别。

但在放蜂人到后的第二天夜里，全村人突然从安足的睡眠中惊醒了。他们听到了一种曲子，像山中的雾气一样徐徐袭来，让人不得入睡。

那是一种特别的曲调。它与我们南方的缠绵、低吟、委婉、咏叹不同，它高昂、兴奋、激越，刺耳、悲凉、苍劲，最后突然一转，又阴郁、优柔、凄怆，本吴庄许多人都从睡梦中惊醒了。

是笛声。

是放蜂人吹出的笛子声。

“怎么能吹出这么美的声音呢？”村子的人第二天见了面就互相探头，他们走过那个外乡放蜂人的帐篷时，眼里都赤裸裸地露出了尊敬。

“怪可怜的小伙啊！”连退了休的赵春玲也这样说。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赵春玲的话在本吴庄仍然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她一说那个放蜂人可怜，本吴庄的人便觉得他真的可怜了。

“他孤身一人背井离乡的，年纪轻轻没有个人照顾，还能不可怜吗？”连我母亲也这样说。好像本吴庄人特有的怜悯心被一首曲子突然激发了出来。人们忽然发现，这个外乡人值得关心了。于是，村里的小孩们常常听到大人们这样的嘱咐：

“把今天的稀饭给放蜂人送一碗过去。”

“把刚长出的韭菜给放蜂人送一把过去。”

“把这碗花生米给放蜂人送去。”

“把这点清油给放蜂人送去。”

这样的嘱咐，让乡村的孩子们非常高兴。孩子们不懂得什么叫同情，他们只是垂涎于那个放蜂人碗里甜丝丝的糖水。

“好甜好甜啊！”吃到了蜂蜜的小孩们说。他们的鼻子一缩，做出回味无穷的样子。

放蜂人在人们送了他东西后，开始慢慢地走乡串户，开始慢慢地到每一家去聊天。渐渐，夜里村中的人都盼望放蜂人能来聊天，和一个外乡人聊天是多么好啊！外面的世界好像全被他走遍了。陕西的婆姨，承德的汉子，河南的梆子，河北的戏子，北京城里的军阀，天津卫的跑腿……他谈起来头头是道。村里人乐意在劳动之后听放蜂人说古道今，那些东西在我们村是太少了。我们村里人只知道播种、插秧、打谷，只知道东家的到外边花钱买了个媳妇，西家的猪又下了十几个崽，知道红薯地又被野猪扒了，五老汉的羊又被狼扯断了一条腿……而这个放蜂人，他知道贾宝玉林黛玉，知道陈胜吴广，知道梁山伯祝英台……他一下子把全村人迷住了。

时代的变化真的令人恍如隔世。就在放蜂人来后不久，队长黄金河突然得了类风湿毛病，背驼且走路不便，本吴庄的变化就慢慢开始了。

先是本吴庄北边的外来户杨有治接替黄金河，当了本吴庄的队长。杨有治虽说是我们本吴庄的搬迁户，但当过民兵，对训练很有一套，他枪打得好，原来有段时间还在李希望的手下干过，不过他没干什么坏事。村民开始有了选举的权力后，排来排去，选来选去，最终他竟然名列第一！

本来，作为搬迁户的杨有治，想在欺生的乡间立足都很难。但是，由于本吴庄东边与西边不和，西边与南边有隙，选举新的生产队长时，互相闹得不可开交。

有一天，周得天到我们村子里，说村民可以投票直选。

我父亲不懂什么叫直选。便问：“是不是不在选票上画O了？”

过去，我们本吴庄的选举，无论去选什么人或什么代表，都是在一张粉红色的票上，直接画O的。我父亲不识字，起初也没有选举权，后来有了选举权后，看到票上的人选都是定好的，也就走个程序，因此兴趣一直不浓。这次听说直选，还弄不清是啥玩意。

周得天说：“就是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我父亲表示怀疑，他说：“周书记，你莫给我们开玩笑了。我们哪敢啊！”

周得天笑了，说：“这次是真的。”

我父亲还是不信。过去，本吴庄周围方圆几十里，都是赵春玲说了算，赵春玲走后便是大队长周得天说了算。全大队下的每一个小队，他说哪个当小队长，哪个就当小队长。不过自从出了周弘艳的那件事后，周得天仿佛一下子变了。他对全大队的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横眉冷对、傲慢无边了。

周得天说在本吴庄搞直选，对于本吴庄来说，还是头一次。

于是，本吴庄人嘻嘻哈哈地坐在打谷场上，在一张粉红色的票上画圆圈。许多不认识字的，还交头接耳，左顾右盼，议论纷纷，觉得好玩。

我父亲不识字，就让旁边的人代画了一个圈。

交票之后，周得天让人抬来了一块小黑板，由几个识字的人，当场验票、唱票和标票。一位小学教师负责在黑板上板书票数，负责写“正”字。

唱票完毕，周得天宣布，北边的搬迁户杨有治当选！

本吴庄的人一下子傻眼了。原来，大家除了投本族的票外，东头的相信西边的选不上，西边又不投南边的票，南方不买东头的账，于是都在附加的人员之中，不约而同的投了杨有治一票，杨有治便捡了个便宜。

由于是当场投票，当场出结果，有人想悔，也来不及了。

本吴庄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外来户当队长了。

杨有治也蒙了。他没想到，这顶生产队长的帽子就落在他头上了。

周得天马上表态：“同志们，这是民选的，既然是大家选的，少数服从多数，大家以后就听杨有治的指挥。”

本吴庄的操场一下子躁动起来。大家议论纷纷，但事已迟。

杨有治说：“大家选我，我就一个目的，为大家服好务。如果服务不好，下次选举，大家把我撸了！”

北边杨有治一姓的人，都不敢鼓掌。结果，倒是我母亲第一个站出来鼓掌了。

我母亲说：“这多好！大家选的，肯定为大家办好事。”

我母亲这样一说，接着有几个人跟着鼓了掌。

为这事，本吴庄的人好久都闷闷不乐。连赵春玲也觉得不妥，找周得天，周得天说：“时代变了，就要顺应时代啊！”

赵春玲不说话了。她知道，时代真的在变了。

好在杨有治也的确有一套，他联东合西，亲南携北，既不得罪任何一方，又为任何一方排忧解难，也就渐渐在村庄里站稳了脚。

从此，村庄便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一切以杨有治的哨声为准，他什么时候吹哨开会大家就什么时候集合，什么时候吹哨听广播大家就什么时候听广播。但吹哨的机会很少，因为毕竟分田到户了嘛。不管哪一家干起农活来都非常积极。

我父亲说：“分田到户就是好啊。想休息就休息一项（黄安方言，一会儿的意思），想干，干到天亮也是为自家干。”

本吴庄的人也觉得，过去黄金河当生产队长时，大人们总是在田地里挑灯夜战忙到半夜，个个肿得像发了酵的面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根本不知什么日出日落。祖上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规律，全被黄金河的哨声打断了。而现在倒好，杨有治当了队长，总是合理地安排时间，出基建工（主要是为公共事务进行的集体劳动）时，男女按轻重缓急的活分工，本吴庄人一下子觉得轻松了。更重要的是，杨有治当队长后，一是开会少了，不像原来本吴庄几乎天天有会，现在是有事才开会讲；二是开会的时间短，不再讲那些国际国内的大形势、大道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开得利索；三是开完会后，安排一场庄稼好把式讲座，传播一下经验做法，再或是请个说书打鼓的，来几场湖北大鼓，讲三国，谈封神，论水浒，品楚剧，把大家的精气神调动起来了，积极性都引发出来了。

果然，本吴庄虽没像过去那样没日没夜地干，稻谷长势却好了，麦子产量增了，棉花丰收了，红苕增产了，花生打更多油，油菜花漫山遍野地疯长……

本吴庄人想不到，这么多年治不好管不好的村庄，居然让一个外来的搬迁户治理得井井有条。我六叔说了一句文绉绉的话，说这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于是，队长杨有治迅速成为全村最高的权威，他取代了赵春玲原来的位置，把本吴庄治理得井井有条，村庄里的媳妇们个个服服帖帖。

赵春玲不知为什么，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失落。

由于是提前退休，赵春玲回到本吴庄还有一份工资可拿，所以，她基本上不干活，五十多岁的她，就坐在她家院子的那棵大树下，乘凉，喝茶，听收音机里的楚戏。

杨有治过去没有挨过赵春玲的整，他偶尔也去看看她，向她请教。

当然，杨有治也看得出，赵春玲对他并不放心，但他很快发现，在对待外来放蜂人的问题上，赵春玲和他的步调达到了完全一致。赵春玲说：“一个外来人，你们要多照顾点，让人感觉到我们庄的温暖。”

这话从赵春玲的嘴里出来，杨有治觉得很奇怪，但他不知道赵春玲为什么这样说。

杨有治很聪明，赵春玲不说，他也就不问。

三

随着放峰人在本吴庄越来越得人心，加上他生得皮肤白皙，细皮嫩肉，赵春玲暗地里便动了心思。

赵春玲有个侄女李秀秀，我们叫她秀姑。秀姑是我们本吴庄的一枝花，长得出奇的漂亮。按附近村庄的说法，是脸像脸，腰是腰。邻村许多年轻的小伙，常常到我们村庄走动，为的就是看一眼秀姑。但秀姑从来不理他们。

赵春玲动了心思后，便不时支使李秀秀去给这个外乡人送东西，有些东西甚至是她自己不愿意施舍给村里人的。这种偏爱使幼时的我们很迷惑，我们一直认为是这个外乡的放蜂人给赵春玲家太多蜂蜜的缘故。要说送东西村里谁不给这个放蜂人送呢？就像李晓光的母亲四娘，她送给放蜂人的东西比送给队长杨有治家的都多。

我小时不懂“阶级仇、家族恨”，经常喜欢到赵春玲家里去。因为她们家里来往的客人多，大家都谈论山外边的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不知她与我爷爷有怎样的仇恨，每天晚饭后，我都喜欢跑到她家里去，听人们谈天说地。说来奇怪，赵春玲与我爷爷像死对头，对我却有另外一种亲切。每次见了我，都要用手在头上摸一下，或者给点好东西让我吃。

我父亲对此很不高兴。他不让我去，有一次还威胁：“你再往她家跑，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父亲是恨她的。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

我母亲却不以为然。她似乎并不记恨赵春玲，就像她不记恨任何仇恨一样。母亲总是对我们说：“你莫听你大的，冤家宜解不宜结，代代相仇，何时能了啊！”

我母亲后来多次提起，自从我爷爷死时她发现赵春玲一大早也到路边烧纸钱后，她对赵春玲再也怨恨不起来了。

而我的童年朋友李晓光不同，他坚决不到赵春玲家中去。那时，李希望的小孩李小麦也开始学会走路了。赵春玲被罢职回乡后，周弘艳经常把孩子丢给她带，赵春玲也希望我们能陪着李小麦玩耍。

李晓光说：“这是个坏地主婆，他害死了我大。”

我不知道李红旗是不是赵春玲害死的，回来告诉我母亲。母亲听了只是叹气。

李晓光不愿意到赵春玲家玩，却有人喜欢到他家来玩了。

那就是外乡来的放蜂人。

放蜂人第一次是怎么到我家的我忘记了，可能是在那个春天的中期；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他到李晓光家聊天的日子。那正是油菜花开得正旺的时节，那天我和李晓光一起做作业。我善良的母亲一直要我到李晓光家做作业，是为了让我陪伴李晓光母亲母子俩。按说我母亲比李晓光母亲也大不了多少岁，但李晓光的母亲看上去比我母亲年轻得多。她白皙的皮肤包着一个白花花的身材。那颀长的身子除了我们村的李秀秀，谁也比不上。我们村的大人们到现在也不知道性感一词，我后来上大学后知道了这个词，马上把它用在李晓光的母亲四娘的身上。

外乡的放蜂人进了四娘的家。进门时，他还怔了一下。从李晓光第一天吃蜂蜜糖和小朋友李琪打起来，放蜂人就知道李晓光的母亲是个寡妇了，所以他进门叫了声“四娘”，马上就在门槛上呆住了，他一只脚进了门另一只脚还在门外。他肯定没想到四娘会这么年轻、这么好看，或者有了进退两难的意思。进去吧四娘是个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不进去吧平日里李晓光家给他送的东西太多。

“进屋吧！”四娘说。四娘的脸上有了很平和的微笑。这一微笑坚定了放蜂人把另一只脚抬进门槛的决心。但他一定感到了心跳，因为他的脸立马红了起来。以至于放蜂人在四娘的堂屋坐下后竟不知说什么才好，他那多才多艺的舌头一下子打了个结，变得结结巴巴的。

“你这屋收拾得真利落。”放蜂人用本地的方言说。

四娘也不回答，只是又笑了一下。这一笑让放蜂人的心又跳起来。好在四娘及时搭上了话说：“你吹的笛子真不错啊！”

四娘的无话找话鼓励了放蜂人的信心。他连忙说了些谦虚的话。

“一个人种庄稼不易啊！”放蜂人说。

“大伙包嘛。”四娘说。

“听说孩子他爹……”放蜂人一说到这个话题就打住了，也许他觉得在这个时候提起李晓光的父亲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的确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才把话扯到了这儿。

四娘的脸果然白了，有泪光闪了一下又迅速收了回来。仿佛在她受痛的伤疤上又撒了盐粒，四娘说：“都怪他生在成分不好的家啊！”

放蜂人听后叹息了一声，就有把这个家庭的故事延伸下去的欲望。无话可说的四娘满足了他这个欲望，一向沉默寡言的她，居然絮絮叨叨地对放蜂人讲起了李红旗家族的历史，甚至于从来不对外人讲的自己家族的历史，比如，她那个划成地主的亲爹，也在批斗中被打成了精神病，后来淹死在一条小河里……

四娘对放蜂人讲起李红旗的事时又流了一通眼泪。我后来一直认为是四娘的眼泪打动了放蜂人的心，使得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差点掀翻我们村的传统，闹得全村沸沸扬扬。不管这一切是不是源于那个夜晚，总之那个夜晚是放蜂人一生的转折。四娘就是在那个油菜花香的夜晚，让这个外乡的放蜂人介入了我们村子宁静的生活。她家的阳台上，从此永远放一瓶甜蜂蜜。她家的屋后，从此永远有不安分的脚步声。在油菜花飘香的夜里，那个放蜂人充满忧伤与热切的笛声进入了四娘的梦，使她一生再也没有摆脱对这个梦的记忆。

那个记忆是那样苦涩而又甜蜜。

而在我们的记忆里，总不外乎这样的一种场景：放蜂人将蜂箱全部摆在我们村口的山坡边上，黑黑的蜂箱中埋藏着许多令人害怕的秘密。春天的上午，一群又一群的蜂虫嘤嘤地叫着，飞到漫山遍野的油菜地里，使得本来娇艳的油菜花更加娇艳。满野幽香的油菜花黄中透紫，青中露白，在太阳底下欢快地跳起舞蹈，欢快地唱歌。大人们说蜜蜂的传粉会使油菜花长得更加鲜艳，由此人们那样欢呼放蜂人的到来。

我们见了蜜蜂总是想躲。放蜂人哈哈大笑，他不但不怕蜜蜂，还戴着面具摇出那么香甜的糖来。本吴庄人除赵春玲家能买得起砂糖外，还有谁家能够尝到甜味呢？因此，放蜂人在本吴庄受欢迎的程度，肯定超过了那些来过本吴庄的首长和同志们。

因为有糖吃，我们本吴庄的大部分人都对这个外乡的放蜂人有了好感。我常常放学后站在他的帐篷边观望，看到他把一箱又一箱的网盖打开，然后打开那个木箱子，取出爬满蜜蜂的窝巢，用一把柔软的毛刷拂去上面的蜂虫，再把蜂巢放在一个特制的桶里摇转，于是蜂蜜就顺时针方向流下，从桶底的一个小口里流出来。那时候我便觉得这个放蜂人是我眼里的英雄，一群又一群的蜂虫在他身边飞来飞去，他眼也不眨一下，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看见了我们，他每次都说：

“过来吧，喝口蜂蜜甜丝丝！”

我们开头不敢，后来就过去了。喝完了他递给我们的蜂蜜，我还要在碗边舔一舔，然后咂着嘴巴回家。大人们是反对我们接近他的，一是怕那些蜜蜂蜇着了我们，二是怕欠下这个外乡人的人情。我们也过意不去，但经不起那种甜的诱惑，往往避了大人就跑过去。喝了之后，心里果然就有欠他一个人情的感觉，我们就偷偷地拿了家里藏的红薯，或是自家白菜、萝卜给他送过去，算是交换。放蜂人开头不接，后来在大人们的默许下就接了。

那的确是我们童年时一个开心的季节。看到满野的油菜花盛放，一群又一群的蜜蜂飞来飞去，在群花间轻歌曼舞，闻着泥土和油菜花的芳香，我们便在放学的路上高声歌唱：

哈哈哈，油菜开了花

小树发了芽

鸟儿张了翅

癞子娶了大嘴妹

老太太生了个胖娃娃……

放蜂人听了哈哈大笑。在夜里，他坐在月光下给我们讲山外边的故事。那些走南闯北的，糅合了他个人漂泊的故事，是我们儿时知道山外消息的唯一来源。我那时不明白，这个来自山西的小伙子，肚里为什么竟装了那么多除蓝天、白云、泥土、稻草、牛羊、五谷外的故事。我一下子就觉得我们村里那些人的愚笨了。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我们吃的东西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在土地上生长的，压根儿不知道山那边还有个灯火辉煌、五光十色的城市。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正是从那个放蜂人口里蹦出来的遥远城市，引诱了赵春玲的侄女李秀秀，最后让她心甘情愿地在一个黑夜里，和放蜂人一起消失在村庄的远处……

四

在本吴庄那群崇拜外乡放蜂人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四娘。

我母亲有一天对我父亲说：“四妹子好像对那个外乡人有意咧。”

我父亲白了她一眼说：“就你们女人多事。可能吗？”

父亲一句“可能吗”，让我们都笑了。父亲不识字，一辈子可能就这句话还带点文气。

母亲不让我们笑。她不但不让我们笑，还不让我们乱说。

其实，母亲不说，我们也看到了。我和李晓光在一起写作业的时候，四娘坐在窗边，老是朝那个方向望。

我上初中开始莫名其妙地思念一个女同学时，才知道那就叫做爱情。

然而，就在四娘和放蜂人一步步地靠近的时候，本吴庄人谁也不知道，赵春玲要物色这个外乡人当上门侄女婿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赵春玲不知为什么那样喜欢这个漂泊的游子，也许是他的博学和勤劳，或者是他的慷慨和大度赢得了她的欢心。

那时候，赵春玲的侄女李秀秀已出落成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她走到哪里就会把春天带到哪里，她走到哪里哪里便充满了阳光。本吴庄人到山外去给公社修水库的时候，听说那些年轻人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挑着重重的担子健步如飞，以至于工地的劳动进度加快了。赵春玲虽然不在政治舞台上，但公社书记看到她是赵春玲的侄女，念及旧情，便干脆让秀姑发签，于是小伙子们走起路来一个赛一个，挑起担子像飞一样。这使得一个月的土方任务，最后提前十天完成。公社领导奖给李秀秀一块肥皂和一块手帕。

那块绣有鱼儿戏水的手帕，最后我们在放蜂人的口袋里看见了。

我于是将记忆的闸门打开，彻底记起了我们的秀姑是怎样有事无事地出现在放蜂人的蜂场里，又是如何引起了邻村小伙子们的嫉妒。他们一直认为秀姑会在他们中间挑选一个的，即使未必选到自己能常看到也舒服。他们没想到秀姑竟然选了那个只会养蜂不会种稻的外乡人，于是他们对这个外乡人有了莫名嫉妒。以至于有一个夜晚，当他们看到秀姑在一棵树下静静倾听放蜂人的笛声时，他们忍不住要去捣那个放蜂人的蜂箱。几个小伙子沿路点了一把火，把柴火引到放蜂人最外边的那箱蜜蜂上，受惊的蜜蜂一飞而起，四处密密麻麻地乱扑，向着火光飞来，结果，蜇得那些放火的小伙子们青头肿脸，其中一个小伙子如果不是最后跳池塘躲避，还差点被蜇死了。所以，那些邻村的小伙子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秀姑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好在那天火势正旺时，天上突然下了一场及时雨，将大火浇灭，使放蜂人的蜂箱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村里的人帮着放蜂人一盘点，发现只有沾了火的那一箱蜜蜂在蜂王的带领下飞走了。李琪看到的那群蜂虫，正是朝我们东山那块最密的林子飞去的，他说一大群蜜蜂跃过头顶时像飞机叫。

尽管我们村里的人十分同情这个损失了一箱蜂虫的放蜂者，但他的蜜蜂毕竟还是飞走了一箱。这个外乡人也不敢在本吴庄这个地方说些什么，因为这里毕竟是他人的故乡。因此，那几天他吹的笛声更加幽怨与苍凉。我后来一直认为，放火这件事使放蜂人萌发了报复心理，以至于他真的把李秀秀带走了。我想他那时候带走李秀秀完全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你们不是不让她爱我吗？我偏偏把她带走！”

而事实上，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放蜂人最初看上的是我们本吴庄的寡妇四娘。我和李晓光在一起做作业时，放蜂人常常帮四娘做些家务事，并且在眼里有了某种默契。但是，由于他经常帮村里人做些家务事，所以这并未引起村里人的注意。

我在李晓光家做作业时，也只是见放蜂人进屋来了，往往埋头坐一坐，或是饭熟了四娘让晓光去喊放蜂人来喝碗粥。我一直不知道四娘和放蜂人在什么时候达成了一种默契，但我记得李晓光背起放蜂人送的新书包时，四娘在那段时间的由衷喜悦。从不梳头打扮的四娘梳起头来了，偶尔也穿件结婚时买的衣服。

有天，我把这件事对我母亲说了，我说：“大，那个人喜欢晓光的娘。”

我母亲当时正在纳鞋底，她马上拿起鞋帮子在我的头上敲了一下，说：“可不能瞎说。”

村子里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会是真的。赵春玲还把放蜂人叫到了家里问：“你娶了媳妇吗？”

“我老在外面逛荡，哪娶得上呢？”

“没娶就好，没娶就好！”赵春玲脸上绽出了微笑。那种微笑对村子里的人一向很吝啬。

直到后来，当赵春玲转弯抹角地向放蜂人说明，想招他为侄女婿的时候，大辈子从未遇到任何反对的她，只得到了这外乡人吐的一个字：

“不！”

五

到后来长大了以后，我开始思索村子里的事来，一直认为放蜂人和四娘有了直接的接触，是从那箱丢失的蜂虫开始的。因为那天夜里被火光惊走的蜂群竟让四娘给找到了，就在东山的那块最密的林子里。

四娘是怎么发现那窝蜜蜂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从李晓光的口里知道，四娘是在东山坡上打草时发现的。我想四娘不单是为了打草吧？也许这是她回报这个常帮她干活的外乡人的一种方法。

收蜂那天，是四娘在前面带的路。因为怕蜇着我们，放蜂人怎么也不肯让我和李晓光跟着去。那是一个晴天的下午，油菜地里青青的枝叶让人爱怜，油菜花蕊里开始慢慢地结籽了，一只又一只的小蜜蜂，从一个花枝上飞到另一个花枝上。

采呀采呀采呀，

采朵花来戴呀，

戴在谁头上呀，

谁做我老婆呀……

小孩们这样唱着。他们在花丛中，像蜜蜂一样跳跃。

那时刻，整个本吴庄就是一片花的海洋，衬着那青青的小麦，无名的杂草似乎被打了催化剂，疯狂地长出条子和身子。满山满野的植物呈现出一片表现自己的欲望。流水在山沟里欢快地跳舞，小鸟在枝头呼朋唤友，漆黑的村庄房子倒成了绿的点缀。

因为怀了对放蜂人的好奇，我违背了四娘的嘱咐，悄悄地跟在了他们身后，越过几道沟又翻过了几座小山包，我怕四娘发现就钻进了草里。我看到放蜂人发现他飞走的蜜蜂时那种喜悦的心情，他和四娘面对面地站着。四娘的脸红成了山楂树上的果子，她说：“快收吧，不收它们就飞了。”

这句话给了放蜂人一个质的暗示。

或许四娘心里没有这种暗示，但在放蜂人的耳里听起来仿佛这一整个下午都充满了暗示。他的耳里一直回荡着那种柔和的声音：

“快收吧，不收它们就飞了！”

我在草丛里看到放蜂人恋恋不舍地收回了放在四娘脸上和身上的目光。他开始口中念念有词，他用带来的水桶盛满水，将水瓢舀了水向天空洒去。一片片的水珠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接着，放蜂人用一个小木箱去收趴在大树上的蜂虫，那些蜂虫像他生的孩子似的，很听话地钻了进去。他一直拨拉着那堆蜜蜂，我奇怪那些嘤嘤直叫的蜂虫竟不蜇他，而是像着了魔似的绕着他飞来飞去。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蜂王，然后用蜂蜜吸引它来到木箱口，再用棍子拨拉进去。蜂王进去后，那些蜂虫大部分乖乖地跟着它走了，只剩下一些找不到头头的虫子在树林里飞来飞去。

放蜂人继续用水向天空洒着，四娘提了木桶站在树下，一向害怕蜂虫的她竟然没有丝毫害怕的迹象。当放蜂人水桶里的水用完了，她就到旁边的溪沟里提来水。他们配合得相当默契，像生来就有什么在他们中间沟通一样，没有任何隔阂。

经过半个时辰的忙碌，放蜂人终于收了那些蜂虫。他用一块丝网堵住箱子的入口处，拍了拍手说，总算收回来了。

然后，我看到放蜂人坐了下来，有一种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的喜悦，又像有件什么大事没有完成。

四娘在旁边仍然站着，没有说话。放蜂人说：“坐会吧。”

放蜂人说得很简单，奇怪的是四娘乖顺地坐了，而且就坐在了放蜂人的身边。她像他的蜜蜂，饱满而温顺。

他们长时间地坐着，不说话。

本吴庄的山野静得像一个用水泥筑成的空间，没有半点风声的侵扰。野草弥漫着一种撩人的气息，四溢的芳香铺天盖地。有小蚂蚁爬进了我的衣服里，我都不敢动一下。

这时，我看到，放蜂人猛地把四娘抱住了。

我差点“啊”了一声，在心里骂了他一声流氓。怎么能抱李晓光他妈呢？

四娘似乎挣扎了一下，又似乎呻吟了一声就不再动弹了。我怎么也想象不到在村里对男人们那么凶的四娘，竟在一个外乡人的怀里像团棉花，听任那个男人抱着。

我的心竟然怦怦直跳起来，忍不住有了喊的欲望。但我生来似乎不像李成和的孙子，带有那么一些怯懦，我属于真正乡间的孩子。当我看到四娘和放蜂人在草地上打滚时，我吓得差点哭了，便站起来，飞也似的钻出草丛逃出那片森林地。

一边跑，我的心一边怦怦地直跳。

我一直没有把那件事告诉任何人，连我母亲也不知道。

六

没等我们明白怎么回事，夏天就悄无声息地来到了。

夏季在我们老家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江南的雨季是那样热烈而又缠绵，它就像多情的秀姑在每个漆黑的夜里，站在那棵大柳树下向着放蜂人的帐篷张望一样。在大人们的建议下，那个放蜂人在帐篷旁边竖起了支架，做成了一顶很好看的凉棚。我们可怜的秀姑就站在那棵柳树下纳鞋底。她一针又一针地绣着她的梦，在黄昏或月夜的光下编织着少女的青春。

有次，我放学时路过那儿，碰见秀姑和放蜂人搭上了话。

“你吹的那个竹管那么好听！”秀姑羞红了脸说。

“那叫笛子呢！”放蜂人说。

“我才不管它叫什么，反正好听。”秀姑的脸上起了红云。

“你爱听我就吹给你听吧。”放蜂人安心地答道，也许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个比他小得多的秀姑，对他怀了怎样的一份初恋。在他眼里秀姑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孩子。

“那敢情好！”秀姑涨红了脸说。

放蜂人就吹了起来，笛声在黄昏里迅速笼罩了我们村庄。还未收工的大人们，放下了手中的活计出神地听着，村头吃草的牛羊停止了咀嚼，连那些翩跹起舞的蜜蜂也像忘记了跳跃，夏日妖艳的油菜花在夕阳余晖下一片金黄。

这个迷人的时刻直到四娘出现而戛然停止。

放蜂人看见四娘走来时，口里的感觉全都飞走了，笛子在嘴边还没有放下来，他就发现四娘的眼里噙满了泪水，脸上迅速布满深刻的忧伤。

“你……回来了？”放蜂人说。

但还没等到他站起来，四娘已踩着踉跄的碎步走过去了，把秀姑和放蜂人丢在那里目瞪口呆。

我后来猜想这件事一定给了四娘一个很深的误会。村里传说村长家招放蜂人为女婿的消息在这个黄昏得到了证实，在强大的族规和家规前，我们可怜的四娘不得不落荒而逃。

果然，那晚赵春玲将四娘唤去了。

赵春玲坐在那张黑得放亮的木椅上咳了一声，威严地说：

“一个妇道人家，要坚守贞节，切切不能轻狂。”

四娘站在漆黑的堂屋里气都不敢大喘一下。即使赵春玲已退休，但本吴庄的人谁敢在赵春玲面前说个不字？谁又敢在赵春玲跟前打个喷嚏呢？

其实，在赵春玲退下后，关于她那个革命者男人李登高的事，又成为本吴庄人嘴里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人说李登高后来没有革命，是在外做了土匪因为火并被打死的，也有人说他是睡了人家的女人被干掉了，理由是赵春玲现在受到了牵连。只有我母亲坚定地对我们说：“那全是瞎说。李登高就是参加革命死的，像你们的大爷爷二爷爷一样。”

但村里的人说：“要是因为李希望出事引起赵春玲下台的，可李希望出了那么多次事，赵春玲最开始不是一点也冇受到影响吗？”

于是大家更加相信，这事还是与李登高有关联。

遗憾的是，李登高生前没留下任何一张照片，没有让我们看到那个被人们说成是貌比潘安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副模样。在漫长的岁月里，赵春玲一个人把李登高的儿子带大，也算是为国家作了贡献；特别是她一直守孝守寡，忠贞如一，从青发如丝到白发鬓鬓，这奠定了她在本吴庄的地位。要知道，这个地位是几十年来她用心中的苦凝成的。

赵春玲坐过的那个黑得发亮的木椅，见证了她几十年来的辛酸和痛苦。但此时此刻，赵春玲似乎忘记了这种痛苦，相反现在她还为自己的这种牺牲感到幸福，她还要把这种幸福传承下去。从本吴庄走出的孩子们，多数人在童年时特别害怕赵春玲那双冷冰而又阴鸷的眼睛，仿佛赵春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女巫。

四娘就是在这个女巫的逼视下退缩了。四娘在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恋爱这个词。她凭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需要爱与被爱的感觉，一种需要温存和温存别人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一出现就被赵春玲扼杀在襁褓里，使她动弹不得。

“你可千万不能轻狂，以小失大呀！”

赵春玲这样说。这句话把四娘打入了我们村的那个贞节牌坊里。

四娘或许还想挣扎一下，但这种挣扎迅速被淹没了。当她说出这个念头时，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李晓光一口拒绝了她的再嫁想法。

“伢，你还想要一个爸爸吗？”

“不！”她的儿子回答道，“我不要那个放蜂人做爸爸，免得李琪认为我们是为了吃他的蜂蜜！”

这个回答，让四娘瞠目结舌！

她慌张地回忆和放蜂人每次幽会的情景。她努力思索起每一个细节，不知道是哪一次让儿子知道了？看见了？发觉了？儿子竟然知道她想嫁的是那个体贴而又多情的放蜂人。

四娘于是变得惊慌起来，好在李晓光没有再说下去。那么一点大的孩子是怎么发现大人们的秘密呢？倔强的孩子啊！

四娘开始默默地流泪了。她慢慢地关闭了那扇已悄悄开启的心灵窗户，恢复了以往的苍白与忧伤，从此在漫长的岁月里没了欢容笑貌。直到很多年后，李红旗跑到台湾的叔父李宝玉突然归来探亲，四娘的脸上才有了开心的一笑。

也就是见到李宝玉后，四娘才知道儿子李晓光不准她再嫁的原因，是源于他倔强的自尊心，因为他和李琪有了一场孩子间的争斗。

李晓光从放蜂人到村子第一天起，就被李琪的那句“你家又没有糖”刺激了，他当时就和李琪打起来了。一个孩子是多么要面子啊，在放蜂人来到我们村的那一年里，只有李晓光一直没有吃过他的蜂蜜。尽管放蜂人一直爱偷偷地在四娘家的阳台上放蜂蜜，但李晓光却从来没吃过，那些蜂蜜被四娘走亲戚时当做礼物送掉了。

按说，李晓光并不讨厌放蜂人，因为放蜂人一肚子的知识和故事是我们在童年时最感兴趣的东西。李晓光一直是个好学的孩子，他心里也是很崇拜他的。这种好学让李晓光开了眼界，增长知识，在他成为我们村第一个考上中专并且后来成了人人羡慕的吃国家饭的人后，从心里说，他很感激那个让他开了眼界的外乡放蜂人。有一次他对我讲：“那个人，还是蛮好的。”

但历史定格在那个夏天的时候，八岁的李晓光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母亲的再嫁。原因始于那天放学后我们回家，李琪对李晓光说：

“你大大（妈妈，黄安方言）要再嫁人，你就可以天天吃蜂蜜了。”

“放你娘的狗屁！”李晓光骂道。

“你大大不是为了吃糖才要嫁给那个人吗？”李琪又说。

这句话使后来也有了孩子的李琪一生都后悔不已。但那时候，谁知道这样一句天真的话竟影响了四娘的命运？

为了这句话，李晓光和李琪两个人打得青皮肿脸。为了这句话，都已做了父母的李晓光和李琪至今在回到本吴庄时，偶然遇到了也不打招呼。童言无忌，但童年的恨有时是会记一生的。这正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宁可得罪八十老翁，不要得罪三岁的顽童。”

“你大大不是为了吃糖才要嫁给那个人的吗？”

这句话使得李晓光长大了。为了不落得吃人一点糖的讥笑，他断然地拒绝了四娘的再嫁，而和他相依为命、把他看成命根子的四娘，想起赵春玲说的那些话时，更慢慢地熄灭了心中燃起的火焰，在无穷无尽的日头和劳作中打发时光。

那个时候，我敢说放蜂人的笛声比什么时候都凄凉。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在三更半夜里吹，让大人们听了心里难受。有些人在夜里醒来怎么也睡不着了，就在床头疲乏地坐着。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在半夜里起来，眼里常常蓄满了泪水。

啊，母亲！你不知是为谁叹息？

我长大后奋斗到了城市，也做了人父，有时在夜里醒来，想起天下操劳的父母，我就禁不住为天下的所有母亲而泪湿枕巾。

七

赵春玲正式向放蜂人说起婚事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那天的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敢说正是这个午后的摊牌加快了放蜂人离去的速度。在初秋来临时，他终于带走了我们庄最美的秀姑。

那个午后像是要下一场雨，阵阵惊雷从远处隐隐作响而来。赵春玲让人去把放蜂人叫了过来问：

“你可愿意留在我们这儿？”

“大娘，我家里还有父母呢！”放蜂人心不在焉地回答。

“那你是不愿意了？”赵春玲又问。

放蜂人没有回答。空气一下子停滞在赵春玲的屋子里，让人喘不过气来。隔壁的李秀秀都快把心跳出来了。村长杨有治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烟，低了头沉默不语。

“你可不要吃后悔药啊！”赵春玲把拐杖放在地上一顿说，“我们家的条件，打灯笼都难得找到！”

赵春玲脸上有了难堪的颜色。这种颜色很快感染了在屋子里的每一个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传染了这种欲说难言的气息。好在这时外面下起雨来了，放蜂人叫了一声“我的蜂虫！”就拔腿往外走，过门坎时，他甚至还打了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身后的赵春玲喀的一声吐了口浓痰，痰里带了丝丝的血迹。

她剧烈地咳嗽起来，脸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神情。这种景象使得秀姑伏在门边上轻轻地抽泣起来了。

那个夏天真是个极不平常的季节，多雨的天气使得大人们唉声叹气地咒骂。本吴庄乡间的土屋非常潮湿，我们村不少人就是在那个潮湿的夏天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有的甚至痛得走不了路。

在那个有着惊雷和阵雨的季节里，秀姑做了一件有损我们村子上百年来名声的事。有人亲眼看见她在一个雨夜跑到了那个放蜂人的凉棚去了，待到了早上才偷偷地溜了出来。

发现这个不平常的夜晚的人是四娘。当她在夜里起来准备给那个放蜂人送块挡雨的苫布时，她站在漆黑的茅棚外，听到了棚子里放蜂人和秀姑急剧的喘息和呻吟声。四娘的脸马上就白了，一串泪珠在雨夜里顺着她的腮帮子流了下来。她感到那个黑夜是那么的冰凉和阴冷，她感到她的命运是那样的凄凉和辛酸。她把那卷苫布放在凉棚外，就跌跌撞撞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家去了，第二天她没有起床，发着高烧，嘴里有些胡言乱语。

我母亲一直守在她身边。她不说，我母亲也不问。

后来，四娘开始哭。我母亲还是不说。

两个女人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就够了。

一个星期过去后，四娘的病好点了。当她再度站起来时，再也没有和那个放蜂人说上半句话。每次，放蜂人碰见了她都想说什么，欲言又止。最后，两个人见了面都是低着头过去了。

有一天，四娘去菜园路过放蜂人的帐篷时，放蜂人突然抬起头来勇敢地对着四娘说：

“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四娘头也不抬恶狠狠地说：“反正你那样了，就要对她负责。”

眼泪从四娘的眼里溢出来，她怕人看见于是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此后，一直到放蜂人离开我们村，他们之间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从那个雨夜后，李秀秀再也不曾迈出过家门一步。我们村里的人从头脑里排除了那个夜晚是出于赵春玲的纵容，像她那样的人肯定不会同意自己的侄女去进一个陌生男人的房子。村里尽管每个人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说出来，他们更乐于看到村长杨有治不再催命似的用哨子催他们出工，另一个方面，他们也都要捍卫我们村子的名声和荣誉。但从那个雨夜后，人们再也没见过李秀秀。

邻村的小伙子见了我们村的人问：“你们湾里的李秀秀呢？”

“她走亲戚去了。”人们说。

本吴庄人似乎在严守着这个秘密，谁也没有露出一点端倪。

于是夏天在一片沉闷、多雨的气息中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在我们村子的周围，四处结满了丰硕的果实。梨树和枣树压得枝头弯了腰。红彤彤的辣子光艳夺目，在阳光下一个个挺起了胸膛。

“今年不会挨饿了。”人们说。所有的人都沉浸在一种将要丰收的喜悦里，没有人再提起秀姑。

没想到，沉静的本吴庄出事了。

秀姑走了。

秀姑和放蜂人是在一个初秋的夜里走的。那天夜里狗叫得特别厉害，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沉浸在睡梦里，没有人在意狗的喧嚣。四娘在夜里曾听到屋外有人走动，她的心死了就不再在意地去听。她翻过身来又睡了过去。

第二天清早，当四娘突然发现窗台上有一大坛蜂蜜的时候，她心一惊，知道发生了大事，因为放蜂人好久不敢送蜂蜜给她了。

四娘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向村头，尽管她有了心理准备，但仍然眼前一黑：放蜂人的帐篷和那些蜂箱不见了！

四娘禁不住眼泪滔滔地流下来。

我母亲就站在她的身后，说：“走了？”

四娘不回答。

我母亲便说：“走了好啊。”

四娘破天荒没理我母亲，捂着脸回到自己家里。

秀姑的出走，是我们本吴庄有史以来的第一起私奔。当时，在整个四道桥乡都引起了轰动。它与赵春玲的仕途遇挫、李希望差点坐牢连在一起，便成了我们那里民间艺人的口头故事。他们说，这是现世报。

八

关于放蜂人为什么要在那个夜里偷偷出走，我们本吴庄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人说季节到了就该迁徙了，但有人马上反驳说迁徙为什么要选择夜里？有人说放蜂人可能是怕麻烦大家，马上就有人说他走也应该打个招呼，因为我们村里的人待他不薄。后来大部分人在得知秀姑也走了之后，就认为一定是秀姑怀了胎，名不正言不顺的不得不走。

“怎么没有一点迹象呢？”人们说。

迹象还是有的。在放蜂人走的前几天，他不是还到各家各户去坐了坐吗？他的脸色很阴郁，但也看不出什么呀！还有就是放蜂人给我们村留了两箱蜂虫，一箱给了李琪家，另一箱给了村长杨有治家。由于耳闻目染，两家人都学会了养蜜蜂。至今在我们村里的那些蜂虫，都是从那两箱中分化出来的，是那个放蜂人蜜蜂的子孙。它们一群又一群地像当初那样飞舞着，出没在山坳和田野里。田野里的油菜每年还是像当初一样开花、结籽，大人们还是像往日那样劳动。一茬茬的花开了又谢了，一茬茬的人长大了又老了。

秀姑从此一去无踪，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而无比强悍的国家干部赵春玲，就在秀姑私奔的那一年冬天死去了。这个在本吴庄人眼里得势一生的女人，以她的死宣告了一个宗族牌坊和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她，死时却十分安详，脸上还带着不可捉摸的微笑。

原来我还以为，像赵春玲这样的人物，肯定会死得非常风光。没料她说走就走了。

在秀姑走后的那个冬天，在一场大雪过后的夜里，赵春玲走得非常突然。她躺在床上，无声无息，既没有叫喊，也没有悲伤。死时，她的脸上还带着不可捉摸的微笑。

等儿媳周弘艳发现她时，赵春玲的身体已变得格外冰凉。

由于李希望在本吴庄得罪人太多，当他到家家户户报丧时，人们一是因为天气太冷，另一个原因是不太搭理他，因此，那天到他家来守夜的人很少。

我父亲得知消息，松了一口气说：“总算死了，再也不怕运动了。”

我母亲听了很生气，认为我父亲不应该这样说。

父亲说：“就是嘛。”

我母亲不理他。她自己备了火纸，第一个来到李希望家里。

周弘艳说：“嫂，还是你好啊……”

她的话还未说完，我母亲不知为什么突然放声大哭。

那天，我也跟在母亲的身后，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放声大哭。我那时就特别奇怪，赵春玲害了我们家，让我们家那么多年抬不起头来，我母亲为什么还要为她而哭？

我母亲一哭，本吴庄迅速听到了。于是，大家便都跟着来了。

李希望对此非常感激。他要给我母亲下跪，我母亲拉住了他。

人们说，我母亲是真的哭。因为她哭得眼睛都肿了。

母亲，你为什么哭啊！

原想，赵春玲在大队和公社都当过干部，认识当官的多，葬礼肯定非常隆重。没想到，她的死，却像本吴庄任何一位老人那样平淡。一切都按照常规进行，那些过去在黄安县上与四道桥乡里对她无比重视与仰视的人，都没有出现在我们本吴庄里。

我六叔说：“真是人走茶凉啊！”

原来，再厉害的人，死时也不过就像一个普通农民。

送葬的路上，本吴庄的男人们开始锣鼓喧天，抬棺木的喊着号子，女人们哭哭啼啼，而孩子们嘻嘻哈哈。

在赵春玲下葬后，我父亲为我母亲陪周弘艳给赵春玲的坟送油灯而生气不已。他们虽然一辈子很少吵架，但那次吵得格外厉害。在我们家，这是很少见的事情。

在给赵春玲烧“头七”的那天，我母亲对父亲说：“多买点火纸。”

我父亲说：“给她？那是浪费。”

我母亲说：“你照我说的办。”

我父亲不理她。

我母亲很生气，但她又不会打火纸，所以两个人呛了起来。

他们都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没睡着。

我母亲知道我父亲心里还堵着一个结。她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个女人啊，一辈子也不容易。”

父亲说：“她就晓得整人，有啥不容易！她过得比谁都好。”

我母亲说：“你不晓得啊……”

父亲说：“不晓得么事？不晓得她整天害人？”

母亲说：“你晓得吗？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她有自己的苦衷啊！”

父亲冷笑：“苦衷？她要有苦衷，全国人民都有苦衷！”

母亲长叹一口气说：“你非要逼我，我就说给你听吧。不过，你要保证，这事绝对不能讲给别人听！”

父亲看上去不屑一顾。

母亲犹豫了好久，终于说了出来：“你晓得啵，李希望……不是李登高的孩子！”

我父亲瞪大了眼睛：“你瞎说么事！”

母亲说：“当时这个孩子是……”

父亲说：“哪个的？”

母亲说：“X副省长的！”

我父亲当然知道X副省长就是在我们本吴庄躲过劫难的那一个。他睁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

母亲说，X副省长在本吴庄躲的那段日子，一来二去的，不知怎么就与赵春玲有了。后来，X副省长为了自己的声誉，一直不让承认此事，也不让赵春玲提这件事……赵春玲去找过他，他为了当官，加上老婆又特别厉害，坚决不让李希望回到自己身边，说要让李希望留在她的身边，给她养老送终……

我父亲听着听着，猛地从床头坐了起来。

就是躲在被窝中偷听的我，也觉得毛骨悚然，背上发凉。

母亲说：“这事千万不能讲，要出人命的。”

我父亲当然知道人命的分量，他说：“难怪，她那样偏袒李希望……原来……原来……”

父亲说着，立即下床，迅速地去打火纸了。

我母亲还在那里摇头：“她，你说她，为么事在死前，要告诉我这个呢？就是想让我们原谅……？”

我父亲说：“我哪里晓得！”

我母亲说：“是不是你大（指我爷爷李成和）晓得这件事呢？赵春玲为了堵他的口，才往死里整他……”

我父亲听了倒吸一口冷气。他们不说话了。屋子静得可怕，没有任何人回答。直到一股冷风突然吹进门来，把门框打得叮当一声巨响……

外面，有雷声传来，接着本吴庄便下起了大雨。一道闪电过后，我看到，我母亲的脸上还凝着泪珠。

☉第十四章：向下生长的枝条

一

赵春玲的死，意味着革命彻底在本吴庄告一段落。随着分田到户的政策已日益深入人心，本吴庄的建设和改变从兹开始。

在我舅公去世的那段日子，我的小学生活也摇摇晃晃地走近毕业。

我和姐姐一起考入了初中。但由于家里凑不起上初一的七块钱学费，我姐姐便没有继续读下去。

父亲说：“女伢，能认得一点字，会算个账就行了，再读也没有益。”

我母亲不吱声。她在为学费发愁。就是我一个人上学，也难以凑出那七块钱。

在我读书的日子里，姐姐在家揽了一切家务活。很瘦小的她，渐渐地成为生产队的劳动力，跟在大人后头天天下地劳动，而我吃完饭碗一甩，就背起书包上学。包产到户后，农民的日子慢慢闲了下来，家里种田种地好像不似生产队那么忙了。这时姐姐便上山采药、打柴，卖了后把钱供我作学费。一直到我高中毕业，姐姐都没有谈婚论嫁，而那时在我们那里，她这个年龄的人都已结婚了。

我想象不出姐姐那时一个人出没在山上山下的心情。但是，我看到爱唱歌爱看书的姐姐似乎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笑容了。在我的记忆里，姐姐特别爱看书。我们家买不起书，姐姐便到城里舅公家去借。舅公死后，母亲想到舅姥孤单，一大家人要吃饭，而舅姥又不太会做，便让姐姐去了舅姥家。姐姐当了三年多的保姆，等于做义务工。那时，人们刚分田到户，拥有自由，我姐姐得以暂时离开乡下。

姐姐不怕干活，她喜欢舅公家里的书。每天家里的事忙完了，姐姐就坐在那里看书。

其实，在母亲的心里，她让姐姐到舅公家帮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舅姥能够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力，在城里给姐姐安排一个工作。附近不少像舅公那样家庭的亲戚，都因为这种方式被先后安排了工作。然而，舅姥也许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或者是能力不够，一直没提这事。

她不提，我母亲也不开口。我父亲让母亲对舅姥提一下，母亲说：“她肯定是有为难的地方，要是能办，她肯定办了。”终于还是没说。

三年过后，我姐姐重新回到乡下，她什么也没带回，就带了不少文学书。

每次放学回家，我经常看到姐姐在田头地垄休息时，坐在树阴下看书。她一边看一边东张西望，生怕让我父亲看到——因为在父亲眼里，种田就是种田，看书有什么用呢？

父亲说：“何况是一个女伢。”

母亲听了，只是一个人孤独地流泪。她叹息着对我说：“儿呀，要好好读书呀，让我们的苦能穿头啊！”

母亲一说，我便觉得心里很沉重。

二

入了初中，我开始到四五里外的学校上学。那时，大队开始改叫村了，小队改为小组，我们本吴庄排行第八组。此时的中学，原来是公社的初中，现在公社改为乡，学校也就叫四道桥乡中学了。

起初我们放学了还可以回来，但路太远，常常赶不上课。学校不久便让我们住学，当然也可以选择不住。

住学，一般是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个星期里，我们只能吃从家里带来的咸菜。放了几天，咸菜便发霉。而我们煮饭用的大米，得在学校边的河里或学校前的池塘里淘干净，再放入一个大锅里蒸。没有煤，我们还得带柴火交给学校。五六里的路，先是父亲挑着送柴，后来再由我自己挑柴。我的梦里于是便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我跟在父亲身后，高一脚低一脚往前走。田埂上露水很大，我和父亲的裤脚很快都打湿了。

“世事真难料呀。”有一次，我母亲来学校给我送菜时说。

我问她什么事。

她说跑到台湾去的李铁路有一天突然跑回本吴庄了。

我说，去台湾的人还能回来？国家不是不让吗？

我母亲说，政策变了。

母亲说，李铁路回村子里时还告诉大家，李宝山的弟弟李宝玉也还活着，并准备回乡探亲呢。但台湾那边一直不允许，因为李宝玉曾在重要部门工作过。当局怕他回来泄露了国民党军队的机密。

但李铁路肯定地说，李宝玉迟早会回到本吴庄的。因为他们在一起聚会时，两个人想起故乡便一直流泪。

毕竟，本吴庄是他们的根啊。叶落归根，自古亦然。

母亲还对我讲，在我没回家的这段时间里，已白发苍苍的李铁路，准备出钱在我们本吴庄修一条石灰路，还要建一座庙堂，并准备捐资建一座桥。作为条件，本吴庄人允许他在山后为其家族及他妹妹李铁梅各建一座坟。

后来，那是我们村庄迄今为止修得最好的坟地。

我没有回家，没有见到李铁路。据说，李铁路离开本吴庄的那天，哭声在我们村庄响了一夜。

再以后不久，我们回家，便看到了李铁路捐钱修建的石灰路，以及那座如今仍然香火旺盛的庙堂，还有那座我们不脱鞋便可以过河的石桥。

三

本吴庄在一天天变化，而我唯一不变的任务就是读书。

砍了柴，挑到学校，身子像散架似的。

坐在教室里，我有时内疚与自责。要说，我读书时成绩挺好的，但自从注意到了班上一个女孩的后脑勺后，我的成绩有时便由一条居高不下的直线变成抛物线，时好时坏。

因为没有钱，我常常是坐在最后一排。这一排一般不发书，还随时有可能被教师“请”出去。

往往是被请出去之后，老师还不好意思地挠头皮问我：“学费搞齐没有？”

老师考虑到我的自尊心，从来不说“借”字。我站一会儿，说：“没有。”

老师不好意思地让我别再进教室。我很自觉，便站在教室外，有时看一会天，有时便慢慢沿着原路回家去了。

父亲在田地里看到了，老远便喊：“放学这么早啊？是不是放假了？”

我说：“是。”

我便到田里帮助父亲干活。我干活时不说话，父亲也不说话，干得不好，可能还得挨上几句骂。

母亲从田地的那头扯完草过来了。看见我，她站在那里问：“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

我不看母亲。

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比父亲更明白，我是被赶回来了。

母亲不出声。空旷的田野一下子很静。母亲好像一下子老了下去。

我们不停地干活。一会儿，三个人脸上都有了汗珠。我在拔草时，手不小心碰到了岸上的野刺，出血了。母亲连忙用衣服替我擦。然后，她把我的手指含在嘴里，吸吮着止血。

一会儿血不流了。泪水却从我母亲的眼里涌了出来。

母亲说：“伢啊，我们对不住你啊！”

我想笑，但笑不出来。我说：“没事没事。”

母亲还是流泪。只有父亲沉默地干着农活。

到了晚上，母亲简单地吃完饭后，出去了。我知道，她是出去借钱。我们家没钱时就靠母亲出去借钱，让父亲去，他在别人家坐上几个钟头，也吐不出一个字来。

我听到本吴庄的狗在叫。

夜很静。我早早就睡，躺在床上。我开始想哭。

很晚，我才听到一声门响。母亲回来了。

父亲坐在柴油灯下。我听到他们在低声说话。虽然声音很低，我还是听得见。

“借到了？”

“还差几块。”

“日子真难啊。”

“真是屈了孩子……”

然后他们坐在油灯下沉默。在里屋的我，终于忍不住让泪水哗哗地流出来。怕他们听见，我紧紧地咬着嘴。

母亲进来了。我连忙转过身，把头蒙在被子里装睡。母亲在床头摸我的脑袋，她叹息着，坐了好久。

第二天醒来时，我发现枕头边多了几块钱。他们一大早又出去劳动了。

我拿了钱，慢慢地走到学校。几里的地，我走了老长时间。

进了校门，老师问：“带来了？”

我伸出手，拿出攒得出汗的钱。

老师知道不够。他也叹息了一声，摇摇头。

我便往回走。

老师像铁钉一样站着。

学校里书声琅琅，我却觉得挺静。往回走时，我觉得心中透明无比。

那一刻，我不想读了。

老师等我走了老远，才喊：“回来吧。”

我不回头。

老师还喊：“回来吧，先上着。”

我仍不回头。

老师跑过来了，生气地抓着我的手说：“回去吧，先上着。”

我站着，然后哭了。

我发誓，再也不盯住那后脑勺看了。我感觉那后脑勺开始注视我，她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她父亲在公路段吃公家饭，母亲在农村，我们那里称作“半边户”。她穿得很漂亮，有一双丹凤眼，很迷人。

她开始喜欢盯我。这是某一天上自习时我感觉到的。一回头，两个人的目光一接，像火一样，我们都迅速低下头去。

我转过身，面对窗户，开始想心事。少年时的心事，就像无穷无尽的云彩，飘呀飘，飘得很远。

我想象窗外的世界，一定很美很漂亮。就像许多年前，我想起那个深夜离开的放蜂人一样，我觉得山外的世界，一定也很美很漂亮。

四

本吴庄里失学的人渐渐多起来，许多同学选择了广阔的田野，开始面朝黄土背朝天。学校也是一样，总是过不了多久，老师又会把我们没交齐学费的叫到一起开会。往往是刚刚散会，有些同学就搬起椅子桌子回家了。读不起书的人，回家时一般是悄悄的。就是借到了钱，也很少有人回来。

好朋友李北京就是其中一个。他搬桌子撤离学校的那个夜晚，是我给他帮忙的。

李北京拿出一把刀子说：“老子再也不上学了。我恨老师，恨父母，恨这个地方！”

我不说话。因为我劝不了他，说不定哪天我也和他一样。我也不知道他哪里弄来的一把刀子，刀子插在桌子上，发出冰凉的光。

其他要搬东西回家的人都不说话。每个人的脸上都刻满了自卑，刻满了恨意。

自卑后来像巨石一样，沉在我们的心里。长大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我才甩掉它跟踪的影子。

大家像鸵鸟一样出了教室。我们一行出了寝室，像黑夜里的野兽流窜，然后道别，然后分散，潜入无穷的夜里。

我听到了分手时有人在哭。

也有人在骂：“什么学校，就认钱！”

还有人在发誓：“不混个人样子，誓不再回黄安城来。”

黑夜里每个人说话时眼睛都发亮。不知谁从哪里弄来了一包烟，几个人点了火便抽了起来。火光映红了几个中学生的脸。每个人的脸看上去那样成熟。

我想抽烟，但抽了一口咳嗽了几声，便扔掉了。

我仍想蹦一蹦，仍对未来抱有希望。

他们走了。

旷野静了下来。

我一个人慢慢往回走。我不知道是该回学校还是该回家。因为明天一早，老师看到少了人，自然也知道有些人自动退学了。这是正常现象，学校里常见，老师们也见怪不怪。再说退学的大多数成绩不好，家长们认为上学也是浪费，所以不会引起关注。

站在十字路口时，我想起了母亲。我知道我此时回去母亲肯定会哭一晚上，所以我决定还是不回去。我就是待在学校的寝室里不上课，也不想让她伤心。

我于是往学校走。刚到校园边，一个人影突然闪了出来。我吓了一跳。

他抽着烟，透过一明一灭的烟火，我看到了班主任的脸。

他在黑夜里咳嗽。

“他们都走了？”

“都走了。”

我们的声音像夜风一样飘。然后我们沉默。

班主任是个好人。他不停地跑去做学生家长的工作，往往把他们劝回来学习几天，让学校教保处一催学费，同学们便又跑了。李北京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好几次。

“可惜了，可惜了。”班主任说。他摇头。

我们都知道他没法。那么一点工资，还要养几个孩子，他不可能让他们回来。

在班主任眼里，“大家每个人都是人才，每个人都可以造就，每个人都能培养。”所以，只有他还坚持着家访。

事情的结果往往是，他把同学们劝回校园，教保处来收费的人又让同学们选择了离开。这样班主任就进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费了老大劲把学生从家长那里做工作要回来，学校因为催学费又把学生赶回去，家长便认为他说话不算数；而学校这边呢，教保处的人称他要是再把学生叫回来，就停发他的工资。

班主任没法照顾所有的人，只有叹息。

班主任在讲课时说：“我多么盼望你们中间有谁以后能够当个大官，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爱读书，我要上学，可交不起学费，拖的时间长了，学校也不可能老照顾我了。要不是每次考试时，我还能捞上名次，为学校争得一点光，学校也许早把我赶回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迅速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后来他也不再希望我上学了。

他说：“认识几个字，能记账，不受人欺侮就行了，认那么多字做么事？”

母亲很快打断了他：“你个老实坨子，一天做到黑，落了个么事？连工分都搞不清楚，年终一算账，还要给生产队里贴钱！”

父亲不说话了。他打量着我。他肯定不相信我读书还能读出个模样来。

母亲是家里当家的。她做主的事，父亲不会说二，所以我还得到学校里去。让我上学这个工作往往是母亲来做的。

我母亲往往坐在床头叹息，然后摸着我的头说：“伢呀，还得上啊，穷人不读书会一辈子、几代人伤心啊！”

母亲说着就哭起来了。

这是母亲最厉害的一招。她不是装哭，而是的确哭了。许多伤心的事一桩又一桩地涌上她的心头，她哭得非常厉害。

母亲是一个可怜的女人。这一点我比谁都明白，她一哭我便觉得心里特别内疚，于是我二话不说，背起书包往学校里走了。

其实更多的时候，我没有真到学校里去，而是跑到本吴庄后边的大山头上望天。我想，自己鼓起了那么大的勇气跑到教室里，却又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叫出去，要我回家要学费，那是多大的耻辱啊！

我那时并不知道穷并不可耻，只晓得爱面子。母亲一哭，我便装作去上学，其实跑到山上一睡一天。

山上的风很小，阳光晒在身上，暖烘烘的。但我感到心里一片冰凉。我仰面躺着看天，天很蓝。我侧身看山，山很静。

远处的草丛不停地随风飘动，看样子不少野兽藏在那里。但我不怕。我过去很怕的，现在不怕。我甚至还希望有只狼能够突然窜出来，把我吃掉算了。

望着无边无际一座接着一座的大山，我心里想啊想啊，想不通就哭了。

我在山上躺了好久，后来感到肚子饿了。我不想回家，怕被母亲发现，怕她伤心。于是我还在山上躺着。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那时家乡的山头上不时有狼群出没，吃掉不少村民养的猪羊，但我在逃学的日子里，身边却没出现过一只狼。有次，好不容易出现了，它却若无其事地坐在山头上，根本不看我一眼。

连狼都不想理我了，都不想吃我了。看来贫穷的罪过很大啊！

我于是哭了。

我后来想，狼不吃我，说明我可能是天上派下来的神，以后要做大事业。我当时真的这么想，因为老家都是这样传说的。

我于是精神又振作起来了。我爱读书，与其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被狼吃掉，还不如到学校里碰碰机会。

一进校门，同学们正下课呢。那么多的人，让我又犹豫了：一个没有交学费的学生是与他们不一样的。

那时我正处于成长的年龄，不懂得贫穷并不是罪过，强烈的虚荣心让我对教室望而却步。

我怕看到后脑勺。她美丽的丹凤眼会流露出什么呢？

我躲在大门后，看到他们上课了才溜出来。我想从后门溜进教室。刚一露头，却发现班主任向我走来了。

“你，站住。”

我想跑，脚却很听话，站住了。

“我天天在这里盼着你回来，你可算回来了。”班主任摸着我的头。我的眼泪下来了。

“我也不好意思再往你家跑呀，不知该么样对你父母说。”

“老师，我晓得……”

“孩子，这是课本，我替你买了。你不要怕，要勇敢地去上课。教保处的人赶你，你就出来；不赶时，你就坐在教室里，他们拿你有么法子？总不能把你关起来吧？”

班主任把课本塞给我。我不拿。他硬塞在我的手里，然后说：“我们来个约定，将来有一天你考上了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你要还我的课本钱。”

我晓得他这么说是怕伤我的自尊。我流着泪与他的手勾到了一起。

从此，我便成了教室里一个常进常出的油条生。教保处的人一赶，我就自动跑，不赶时，就回教室。除教保处收费的人赶我外，所有的教师都对我非常好，上课时如果我没到的话，老师还要等我几分钟才开始讲课。

我最怕的不是那些来查没交学费的人，而是后脑勺。每次看到后脑勺，我便觉得自己矮了下去。长大后我才明白，爱一个不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是要产生自卑的。

有次后脑勺看到我，她的脸红了。

我的心跳得更厉害。

我拼命地掐自己的大腿：不想她，不想她！

结果我越是想她。一想她我便觉得对不起老师和母亲。想到母亲那张布满了沧桑四处说好话求人借钱的脸，内疚便鼓满了我的心。

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一个人来到河边坐着。小河的水很清，小河里的鱼儿游得自由自在，让我特别羡慕。

我甚至抽了自己耳光，学习如何自我克制。

终于有一天，我做到了。

那次，当我们下课在一起聊天时，我故意装作没看见后脑勺。其实她就在我们身后站着，同学们在讨论班上的女生谁最漂亮，有人说，当然是后脑勺。

我突然来了一句：“最丑了。”

后脑勺肯定听到了，我听到她用力地咳了一声。

我说完就想走。后脑勺突然来了一句：“穷光蛋！”

我的鼻子一酸。像有刀在胸上剜了一下。

我走到学校的墙角，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这句话，我觉得比所有的话都管用。后来每当我精神走调时，想起这句话，我的心都要痛一下。

从那以后，不管是谁对谁错，反正后脑勺再不理我，我再也不理她。

我要对付的，是教保处收学费赶学生的那些人。

为了躲教保处的人，有时我不得不躲在蚊帐里听课。那时我们的教室非常大，一般前面部分上课，后面部分就是晚上睡觉的地方，中间什么也不隔。我经常放下蚊帐，躲到最后的那个床上，这样我能听到老师讲课的声音，他们却看不到我。遇到教保处的人来，他们只看前面，不会查到后面的宿舍，我也因此成了一个偷听老师上课的学生。

终于有一天，教保处的人在蚊帐里逮住了我，说：“伢呀，算了算了，你好好上课吧。再堵你我就亏心了，再堵你天理不容啊！”

我以往挺恨他的。他这样一说，我便觉得他是好人。

天下还是好人多啊。我从此可以不像做贼一样上课了。

母亲不知道我在学校还有这样的事，待我回去高兴地告诉她时，母亲的泪一个劲地长流。

“好人啊，好人啊……”我母亲不停地这样说。

我知道母亲很不容易。为了尽快把学费补上，她和父亲一起上山采草药，到茶厂摘茶，一角一角地凑钱。母亲把自家种的豇豆摘了送到学校教师食堂，食堂不好意思白要，就象征性地给点钱；父亲从山上砍下竹子编成扫把，卖给学校，学校也象征性地给点钱。

一分，一角，一元，加上家里鸡下的蛋卖的钱，母亲就这样渐渐凑够了学费。父母很节约，有时他们甚至连盐巴也舍不得买，更不说菜里有油有肉了。

我回去时，看到父亲母亲都脸肿腿肿，我不想上学的念头又产生了。

我说：“大，我不想上学了。”

我说完便哭了起来。

母亲跟着哭。她不说话，比我哭得更厉害。

父亲却直接得多，他一个耳巴子刮在我脸上：“不读？不读你就跟老子下地，种一辈子田，过一生穷日子！”

我不怕父亲打。从小我们便是对立的。但我怕母亲哭。母亲一哭我就没了主意。

我长大后才明白，女人的眼泪，其实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武器。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我不停地遇到这个问题。我是个情感型的人，遇到此类问题总是搞不清楚，因此，我总是有选择地避开女人。

我认为，除了母亲和姐妹之外，避开女人就是避免伤害。

母亲还哭着，我背起书包，然后拉了拉她的手，说我走了。

母亲把我拉到怀里，哭得更厉害。

我也跟着大哭起来。

母亲说：“对不住啊，伢。对不住呀，伢。”

我背着姐姐准备好的大米和咸菜，走了。

姐姐说：“好好读啊！要用心。”

我点点头。

越过了高高的山峦，我向后望去。母亲拿着锄头站在本吴庄的半山腰那块地里，直起身来望我。

我翻下山，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发誓，以后我一定要越过这道山峦，以另一种面貌回来。

一路上我在不停地发誓。

到了学校，我来到教保处的财务室，把一大堆零票递给那个经常找我的会计，理直气壮地说：“交学费。”

他抬起头来：“真的交啊？”

我说真的。

他说：“那真不好意思，我也晓得你家的难处……”

他好像真的不好意思。但还是伸出手，接了钱，数了老半天。

开完发票，他还站起来，摸了一下我的头说：“伢，要好好读啊！多不容易。”

我说“好。”出了门，我发现我哭了。

走进教室时，我觉得学校那样亲切，觉得心里非常踏实。

坐在自己的桌子前，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我看到老师满怀信任地看着我，觉得非常自信。

学习其实是一个非常愉悦的过程。这种美好的感觉从此时时冲撞着我。我又开始恢复了前几名的位置。每次考试，我基本上都包揽了前一二名。

五

在没交齐学费之前，我还不知道学习是如此快乐的事。我只觉得不好好学习，就对不起母亲。那时我只知道把钱交齐了，同学们便不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

现在，我终于可以和大家一样平起平坐了，学习的沉重感变成了另外一种欢乐。无数个未知的窗户在我面前打开，种种新知识像阳光一样灼痛了我的眼睛，无数个崭新的符号像跳跃的音符令我醍醐灌顶，少年的智慧像个大仓库一样轰然洞开，我看到广阔的世界连在通向乡村的小路上，五光十色的新奇与四通八达的思想，一下子挤得满满当当的，令人目不暇接。

坐在教室里，我感觉到脑袋要爆炸，而身体也许因为知识增长的原因，迅速地膨胀起来，一种无穷的力量似乎在前方呼唤，让我每一寸肌肤，都能感觉到被知识抚摸后的灼烫。我甚至能够整夜整夜地把目光投在书中，吸收每个角落里传来的信息。我甚至能够感觉每个写书的人，和书中所有的人物乃至数字和符号，都能与我的脉搏一齐跳动，与我的心灵一起呼吸。

与同学们不同的是，我在搞好课堂上书本知识的同时，还特别喜欢看课外书，那些书中的人物与故事，成为了我生命中永远不变的传奇。我的性格，也在这些人物的熏陶中，渐渐地成长。我听到青春成长的声音，像窗外的树拔节一样，拼命地生长，一不小心，就感觉到自己已融入了一个广阔的天空，要与大人们平起平坐，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理想。

那时，我们学校旁边有个小卖部，经常搁着那些课外书。每次路过那里时，我非常渴望得到那些书。那些书就搁在小卖部的柜台上。

小卖部的那个老头，在我们那里据说算得上是最早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有时戴着眼镜，有时不戴眼镜，没事的时候也喜欢看书。我每天都要到那里去看书的封面，我口袋里没有钱，只好看书的封面。当然我们不买书的话，老头自然是不喜欢我们动书的。

老头也喜欢看书，他看书时如果需要翻页，便把手指放在嘴里抹一下，弄点口水来翻它。他吸痰翻书的声音至今还响在我的脑海里。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偏偏喜欢看那些课本之外的书。因此我成了小卖部的常客。起初几次去时，老头挺热情的，总是要问我：“买什么吗？”

我的脸红了，连忙说：“不买，不买。”

他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和微笑。我站在那里，看着书的封面，我特别希望柜台里有风，能把那些封面下的纸吹起来，让我一页一页地读。但是小卖部里哪来的风呢？那些书散发着油墨的香味，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不语地看着我。

我看了一会儿封面，低下头走了。

但下了课，我又到了那儿，老头又问我：“买什么吗？”

我还是说不买。老头的微笑和目光又收回去了。以后我再去，他不再问我，而代之以怀疑的目光。好像我总上小卖部是为了要偷他的什么。

我站在柜台边，望着那些书。

老头喝了一口茶说：“这些书真好看。”

我吮了吮嘴，似乎觉得口里很渴。最后，我鼓起勇气说：“你能借给我看看吗？”

“不行！”老头回答得挺干脆。老头说：“书弄脏了谁还买呢？”

老头摘下眼镜，露出一双商人的眼睛。我天真地说：“那你看了它，谁还会买呢？”

老头笑了。他说：“我自己的店，我进的书，我有权利先看，然后再卖给别人。”

老头有些讥笑我。我听出来了。于是我便走了。上了课，我常常走神，总是回想着那些书的封面。多么香的书啊，放在那里，真是太可惜了。

我那时这样想。那时我读初中，对书的欲望超过了对课本的热爱。我总是希望能够飞到大山之外去，我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希望自己通过书能飞到山外的那些热闹的人中间去，可这也是不可能的。

那些书成天摆在那里，根本就卖不出去。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人分为两拨：一拨是有钱的人，他们买得起书，可很少买或从来不读；一拨是没有钱的人，他们大多不识字，即使识得字，有了看书的欲望，却又买不起书。其实，这种情况换在今天还是一样。

我生活在那个地方的那所学校，闻着田野间稻谷与杂草的芳香，我常常一个人极其失落地坐在田埂上胡思乱想，成了别人眼里一个孤独的孩子。没有书读的时光，让我常常陷入无限的迷茫，看上去非常忧郁。

于是我开始无缘无故地恨那个老头。我并不像今天的人们那样有着仇富的心理恨他有钱，而是恨他把书放在柜台上，明明卖不出去，却不借给别人看。那时，我自尊心特别强，所以我在恨他的同时再也不到那个小卖部去了。无论人类的心胸进化得如何伟大，你也没法去抑制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那莫名其妙的恨意。

那时我就想，一定要好好读书，为母亲和自己争口气，考出去。让他们瞧瞧，我也不是等闲之辈。所以，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面。

不用说，当每一次考试，我把成绩单或者奖状拿到母亲面前时，母亲那种因为喜悦而让泪水悄悄流出的神情，让我尤其喜欢。于是我知道，我的命运，与这个一直多灾多难的家族，与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母亲，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

语文老师说过：“知识的力量，真的是非常大呀！”每逢考试，老师们都抢着要阅我的卷子。而每次竞赛，我总是老师眼中首要的人选。

明白了太多的道理之后，对于后脑勺，我再也没有投入过多的关注。倒是她，每看到我一次又一次地站在领奖台上时，眼中流露出一种异样的感情。

我知道，作为穷人家的孩子，那个年龄段，我们不配也不能拥有这样的感情。有一天晚上自习时，在所有的人走了之后，我发现后脑勺站在教室的门口。我出门时，她低下头说：“你等一下。”

我的心跳了起来。我知道，她有话说。我正犹豫着是否回答她，她却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一封信塞在了我的手里，然后转身跑了。

我向周围看了看，没有人。

我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拿出手电，非常紧张地打开信封。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百块钱。

天啊，一百块钱啊！

那时一百块钱不仅对我这样的穷孩子，就算是对家境较好的任何一个在乡间读书的人来说，都是一笔大数字。我的心跳得更快。

在信中，她忏悔了上次对我说那句话的不妥，还表达了对我的敬佩，对我学习成绩的羡慕，更重要的是，她表达了另外一层不属于我们那个年龄的感情。

我一夜没睡。毕竟，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到异性的来信。

我考虑怎么处理它。那时候，在我们周围，也经常见到这样一些偷偷摸摸塞进桌子或者书包的信件。有的人选择公开，结果弄得满城风雨，让当事者抬不起头来而退学；有的交给老师，虽然悄悄地处理掉了，但他们心理上总有一丝未解的症结；有的偷偷地恋爱，结果学习一落千丈。

我想了很久很久。却找不出一个既顾她面子，又能顺利解决难题的办法。

那天正好周末，我回家在田地里帮助母亲干活，看到母亲的白头发和她头发上凝结的汗水，我的心就非常沉重。

休息时，我与母亲坐在田埂上。母亲说：“伢呀，我总望着有天，你拿着通知书从山口跑回来，告诉我你考上了。”

我不敢接母亲的话。谁有绝对的把握能够考上大学呢？那么多学习非常好的人——大家一致认为能够考上的学习尖子，在高考张榜后名落孙山。

母亲接着说：“你要是考上了，大就是高兴个死，也值。”

母亲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让我感觉特别孤单。我不敢想象，如果我失败的话，母亲的心中会装满怎样的石头。

夕阳一点点地沉下去。我虽然笑着与母亲说话，但我的心里先装满了石头。远处的大山在夕阳中沉默不语，无边的树木一直延伸到我们看不见的远方，只有这散发着泥土芳香和飘散着母亲希望的土地，真实地抚摸着我的脚踝。我看到家中那头已快老掉了牙的耕牛，闪着智慧的目光，一边吃草，一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转过身去流泪。

我最后决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将后脑勺的东西还给她。等了好几天，终于有次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我把一百块钱连同她的信，递给她说：“我非常感谢你，但是，请原谅我不能接受。”

她犹豫着。

我看到她的脸先是红了，接着泪水在她眼中打了一个转，我生怕她的泪水会掉下来，打落我已准备好的思想，改变我的初衷。于是我对她鞠了一躬说：“我真的谢谢你。真的。请原谅。”

她接过信和钱，转身跑了。

我看到她姣小的身子在校园中奔跑，两边的绿树往后倒去，我甚至能够感受到她奔跑的速度。

那是青春。我们乡间孩子的青春。

我的泪水也顺着脸流了下来。

六

终于，在本吴庄渐渐发生改变的时刻，我们摇摇晃晃的青春开始渐行渐远。初中那苦闷而阴郁的生活，在母亲深切期望的目光中一下子打了一个结。

毕业了。毕业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当一件事情的希望还在进行过程中，这种希望会永远在前头等待，让人充满期望；而当这件事终于完结，一下子有了一个真正的结果时，一旦事与愿违，就完全是一种绝望的痛苦。

起初，我们本吴庄方圆几里都在谣传，说成绩一直很好的我考上了中专。

“中专，意味着吃国家饭，拿商品粮，有城镇户口啊。”本吴庄的李希望说。自从赵春玲死后，国家便停发了工资，这让李希望的日子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因此，他对吃国家饭充满了无限的怀念。

我父亲更是这样。

得知消息那天，我和父亲在离家很远的一个水田里薅秧。那水田是我们本吴庄的一个五保户的。那天母亲说：“你们去帮老人干干活吧，那么大年纪，弯着腰在水田里，眼睛都快瞎了，看不过去。”

我和父亲光着脚站在泥泞的田里，田里尽是杂草，还有蚂蟥，一阵风过，青青的秧苗便拂在我的腿上。我有过敏症，虫子一爬，全身发痒。

我说：“大，我干不了，太痒。”

父亲起初骂我。他的话很难听，我不敢反驳。

这时，李希望的老婆周弘艳路过这里。她站在田埂上对我父亲说：“哥，你细伢考上中专了。”

我听了身子迅即立在水田中央。

父亲的脸上马上有了笑容。他的态度马上转变了。

他说：“原来你不是吃这碗饭的。”

他看我的目光，也便有了亲近的意味。考上中专了，我当时还未回过味来，父亲站在水田里开始设计我的未来，将来会在城里过怎样的日子，娶怎样的媳妇，住怎样的房子。

我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考上，胸膛慢慢被喜悦充满。那天父亲很早就收工，太阳没落山就回到家，一进家门，我看到，我母亲眼里闪烁着泪光。

晚饭后，本吴庄的人开始登门祝贺。大家热热闹闹，母亲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喜悦。当人群散尽，一家人，坐在灯下，静默许久。

我低着头，父亲与母亲还有姐姐妹妹，都用特别高兴而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真的就要离开他们，去过另外一种生活了。

那个夜晚，我母亲坐在我的床头，几乎彻夜未眠。她给我讲我们家族的历史，讲我外公家族和我舅公家族的历史。母亲的话从来没有像那夜样絮絮叨叨，仿佛那些事，都要让我装着带着。

母亲说：“伢啊，师范虽说不是特别好的学校，但学完了可以当老师，我们也总算有了盼头和指望啊！”

我母亲觉得我考上师范，天便一下子亮了。

我看到，那一晚，始终有一朵最美丽的花，开在了母亲的心田上。

但第二天，一个消息敲碎了全家的希望：那年中专招生特别少，我不仅没有考上中专，而且连高中都上不了。因为我们四道桥乡没有高中，其他乡镇的高中，录我们这个乡镇的学生，分数都定得特别高。

于是，我看到，仿佛有一盆水，在寒冷的冬天泼到了全家人的脖子上，很冰，很凉。

一家人又坐在那里，照样沉默，并且叹息的声音从外传来。那是母亲的叹息，也是父亲的叹息。

那个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推开窗，窗外弯月如刀，在我心头一点点割肉。

这时，母亲推开门看我，问我怎么了。

我强忍着泪，说没什么。

母亲说：“明年再考，古代也没有几个人一次就能中举当秀才的。”

母亲坐在床头，用手抚摸着我的头，我觉得愧疚都溢出了胸膛。

母亲要我去复读。我说复读很难，档案得用别人的。

母亲说：“那就不复读，学还得继续上。”

为了上高中，她开始漫无边际地找关系。一个山里人家，与外界几乎隔绝，能有什么关系呢？舅公死了，母亲也曾想过去找舅姥，但考虑到舅姥连姐姐工作的事都办不了，也就算了。

有一天，母亲背着家里的花生与花生油——那是我们本吴庄最金贵最值钱的东西——去了城里。

那一天，我待房间里一直没有出去，心怀忐忑。

终于，第二天晚上，母亲回来了。一看她的脸色，不用问，结果已写得很清楚。

实在没有关系上其他的高中，我母亲说：“认命吧，伢。”

母亲又说：“命中只有八个米，走到天下不埋身，人的命，都是天注定的，哪个也跑不脱。”

夜里，母亲强装笑颜劝我：“千千万万的人，种了千千万万年的田，不一样过日子？”

那是我在本吴庄极其灰暗的日子。

我当时也打定主意，就这样算了。

七

那时，我大伯的儿子李和平已经大学毕业，分回到县城工作。我大伯母为此很高兴，对我母亲说：“这下终于风吹不着，雨晒不着了，有工资拿，旱涝保收，我放心了。”

母亲不说话。

在一次劳动时，母亲对我说：“伢呀，我们家也一定得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啊！”

母亲又对我姐姐和弟弟说：“这是我一生的指望，如果你们中没有一个上大学，我们过去的苦就白受了，我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母亲背着花生油，又去城里找人。母亲让我一起去，我不愿去。母亲说：“去吧伢，人在屋檐下，不可不低头啊。”

母亲一说就哭。

于是那天，我和母亲一起去了黄安城里。我背着一袋花生，母亲提着一桶花生油，我们坐在要找的那个人的家门口等他。

黄安夏季的太阳毒辣，我看到母亲的脸因为长年累月的劳作，黑了下去也瘦了下去，脸上虚汗直流。

我开始哭，母亲的泪水却硬生生地缩了回去。

她说：“伢啊，人在屋檐下，就得要低头啊，我就不信，你会考不上。”

听了这句话，轮到我低头了。

那个人回来后对母亲客气了几句，笑着与母亲说话。但他却看也不看我一下。

我低着头，也不说话。

就这样坐了一会，我听到母亲说了一大堆的好话，可那个人却没有一个肯定的回答。

出了门，我看到，母亲的泪溢出来了。

我转过身去，装作没看见。

我说：“大，我跟你回去种田吧。”

母亲生气了，从来不骂我的她，开始一路走一路骂我了。

母亲说：“你忘了你爷爷李成和是怎样死的吧？”

母亲又说：“你不记得你父亲是怎样挨打的吧？”

又说：“你知道你外公家的苦吧？”

还说：“你晓得你舅公他们过去的难了吧？”

母亲说的，都是与她、与我有关联的三个家族的事。母亲的话里头，好像是说，几个家族的命运都要让我一个人的肩头挑起来。

而挑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考上大学！

大学，多么美好的大学啊！附近的村庄，只要有人考上了大学，便改变了命运，人们都会口口相传，所在的村庄会放炮庆贺。有钱的人家还会请来电影放，让本吴庄的村民羡慕得不行。

记忆中，那是母亲第一次这样骂我，骂得我胆战心惊。我说：“大，你别说了，我去读就是了。”

母亲这才搂住我，说：“伢，你们李家，命苦啊，我盼着这苦能穿头呢！”

我们回家后不几日，消息终于传来了。可以到别的地方借读。

于是一个月后，我便又离开家上学了。那所学校是个正规的高中，离家有八十多里地，属于别的乡镇。

因为正规，我也就不怕路远了。

去的那天，母亲委托在县城里上班的堂兄李和平送我。母亲又让我带了一壶花生油，给学校那个帮忙的人。他是学校的校长，与我去县城找过的那个人是同班同学。

无论是什么关系，无论那一年我的家人怎样没油没盐地度日……我终归是进了一所正规的学校，又回到了母亲希望的目光中。

这时，我基本上是两个月才回一次家。学校离家八十多里，中间要经过县城。为了省钱省时间，母亲一般让我们村子里的人，把给我的米和菜带到县城堂兄李和平那里，我再从学校到县城取，一个月一次。

米菜一般是姐姐坐拖拉机送到县城来的。

姐姐说，母亲在家常常想我。

我不知母亲是怎样想我的，我也忽略了母亲的感受，因为我自己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可以说，那几年的高中生活，我几乎都是在一种阴暗的心情中度过的。特别是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同学们都回去了，偌大的教室，经常只剩下我们几个外地生。于是，我常常一个人走在学校和乡镇周围的马路上，对着异乡陌生的天空，涌起无数无端的眼泪。再或，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集体宿舍，躺在黑暗中，捂住被子哭。

那时，星期六和星期天学校都不开伙，这意味着我得自己找饭吃。然而人生地不熟的，我到哪里去吃饭呢？镇上有餐馆，但我哪里吃得起呢？买一根油条，还得犹豫再三，我觉得那是一家人身上流着的汗与血，舍不得。于是，我有时就那样饿上一天，饿到头昏眼花，便躺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对前途充满了恐惧。

那时我自尊心很强，从不对人讲这些事。直到一年后，我交了几个特别好的当地朋友，他们主动帮了我许多忙，比如把我带的咸菜拿回去加工一下，或者给我带点新鲜的菜，抑或带点吃的东西来，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不过两年过去，由于伙食不好，心情压抑，我已有严重的胃病了。一到天阴，胃部受了刺激，我痛得站不了坐不住，严重地影响了学习。每当大家在灯下上自习时，我由于疼痛难忍，便伏在隔壁宿舍的床上偷偷地哭。

我那时开始相信，一个人的命，真的就是天生如此的。

在校期间，青春的气息无处不在。我甚至还自作多情地爱上了一个女同学，把自己憋得心慌意乱，但想起家族的希望，我便活生生地扼杀了这个念头。可以说，那时的我，自尊、敏感、脆弱、自卑、多情而又多愁善感。成长的岁月，就这样带着贫穷的烙印，让我在整个青春期都不能自由地呼吸。直到今天我还翻那时的照片，看到那时的我眼里盛满忧愁，足以杀死世界上最凶猛的动物。

那时，我最盼望的，就是两个月后，可以回家。

终于，熬到两个月，回家了。一走进家门，母亲便搂着我哭。

她一哭，我的心便像沉到水底。但我忍着。我想，我不能哭。

在家待两天，帮家里干上两天的农活，我便又走了。走的前夜，我母亲仿佛总有说不完的话；走的早上，她总是要把我送到村口。有时，她还一边送，一边抹眼泪。

我说：“大，你停下来吧，别送了。”

母亲不自觉地又跟着走。我又说别送了，她停下来了。

我硬着头皮向本吴庄的大山外走去。我告诫自己，千万别回头。等走了老长一段，我还是忍不住回头望去，母亲的身影还立在本吴庄的山雾中，我的泪水终于哗哗地流下来。

村庄，也便成了我心头，永远难忘的一个痛。姐姐说，我不在家的日子，母亲在田岸上，在池塘边，在灶头旁，在菜园里，在山头顶，在河沟里，常常望着村头的路口出神。

我知道，村头，是她的全部牵挂与寄托。

我便背着这种牵挂与寄托，出门远行。

那时，我身边的同学来来往往，换来换去，我们从一个考场奔赴另一个考场，从一群认识的人中剥离，再走向另一群陌生的人，然后挥手话别。即使我们感觉得到友谊与竞争同时存在，我们却来不及细想这些东西，贫穷甚至饥饿，将这一切，都冲得老远老远。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像是被人用鞭子赶着，成为父亲眼前耕地的黄牛，无论劳累与否，疲惫与否，前面永远有耙不完的地，耕不完的田，必须机械地向前走……

但说实话，我在梦中偶尔光顾的，还包括初中那段经历，那一夜退学的同学们搬东西离校时，一个个咬牙切齿的语言和凶狠的目光，这些有时令醒来后的我灵魂战栗。我便想，生活中我们虽然缺少许多东西，但如果我们再失去奋斗的动力，我们失去的将会更多。

无论那些年的学业怎样艰难，我始终坚持并咬牙切齿地走着。

忽然有一天，老师说有人找我。

我想，在这离家近百里地的高中校园，我哪个也不认识，有谁来找呢？

出去一看，是当初退学的一位初中同学。

他见面便拥抱着我说：“我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

我感到很温暖。于是我们沿着校园走着。琅琅的读书声不停地传来。

他说：“每当听到读书声，我真想回到学校，真想再学习一次。可是没有机会了。”

我想安慰他。却不知说什么好。

他说：“我有时还回想起那些早早起床的日子，被老师从被子里赶出来，一边打着呵欠，嘘着寒气，一边背书。我不得不承认，最后还是你坚强，有毅力，始终坚持着，在困难面前不低头。”

我说：“我相信我们黄安的未来和每个人的未来肯定不是这样。”

其实这是母亲的话。每遇到困难，母亲就说：“来年肯定不会是这样的。”

母亲不识字，她当然不会说“相信未来”之类。但我知道她说的就是那个意思。

我想告诉老同学，其实我内心也不坚强，也不自信，但是我咬着牙在走路，而且是在悬崖边上疾走，只要松一下神经，我完全有可能从边上掉下去万劫不复……但是我不能说，我需要有一个声音来安慰自己。

毕竟，我那时才刚满十六岁。

我于是问起了当初退学的李北京的情况。老实说，想起他时，我的眼前便闪着他挥舞刀子放出的寒光，令人觉得周身发冷。

老同学说：“不知道，听说去了南方，走南闯北的，是个老江湖了。”

李北京退学那年，算起来也不过刚满十二岁吧。一晃，已经五年过去了。五年的青春在我们面前打了一个结，还没解开，我们便沿着年龄的轨道，已冲出了老远老远。

我们便感慨起来。大家实在想不出，一个十二岁出走的少年，到了陌生而潮湿的南方，面对的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那时已经懂得，一个在成长期的少年，就像路边的一棵树一样，如果稍有外力，它的枝枝节节，就要改变成长的方向。

但是，世界如此之大，又有谁会在意路边的一棵树呢？

只有那些高大的树木，人们才会注意到它。而我们，都是在风雪乱舞的生活中挣扎。我是如此，我父亲也是如此。想起他一辈子都是穷酸地活着，我的心里盈满了忧伤。

那是一生刻骨铭心的忧伤。

记得有一年春节——就是大年夜前的那天中午，父亲提着篮子出门了。

那天大雪。由于次日就是新年，父亲不得不出门了，因为家里没有买肉。按我们黄安人的习惯，从初一起，便陆续有人上门拜年，而招待拜年客人，必须有肉，客人吃不吃倒在其次，重要的是若没有肉招待的话，人家便会认为你看不起他。说出去轻则丢脸面，重则亲戚之间互不往来。

父亲出去时我们全在家里坐着。母亲的脸上写满忧愁，姐姐坐在火边唉声叹气，不懂事的弟弟说说笑笑，盼望着父亲的篮子里能装满了肉拎回来，可以大吃一顿。

父亲是去赊肉的。那些年故乡黄安的乡下太穷了，到了年关买不起肉的不在少数。在此之前，父亲脸薄，一直不肯出门，眼看年关将近，再不弄点肉回来，过了大年三十，肉店一关门，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

母亲说：“去吧，求官不动秀才在，去试试看。”

我看到父亲和母亲的眼泪都掉了下来。父亲明显不想去，可看到我们的头都低着，作为一家之长，他还是提着篮子走了。

外面的大雪纷纷扬扬。我看到父亲走在雪中，看着他的背影慢慢吞吞地消失在远处，我跑回房间里捂住被子，悄悄地哭了起来。我觉得人世间的贫穷，从那时起就开始在一个少年的心里扎下了伤害之根，同时也在我们悲凉的心里种下了自卑的种子。

父亲是中午时分出门的。我们一家都坐着，弟弟后来也不闹了，一家人都没吃饭，等着父亲回来。

时间慢慢地逝去。外面的风声越扯越紧，雪越下越大，我们都坐在火炉旁等待着父亲回家的脚步声响起来。但是直到天黑，父亲也没有回来。

母亲开始担心起来了，她一次又一次地直起身，跑到村头去望，可外面除了茫茫的大雪，什么也没有。

到夜里，父亲的脚步声终于响起来了。当他把门“哐当”一声推开的时候，全家人一下子都站了起来。

我们把目光投向了父亲手里的篮子，好像那只篮子里装着救命的金子。

父亲的鼻子冻得通红，他看着我们，忽然把篮子扔在地上，然后蹲下身子，双手捂住了脸——这个全家的顶梁柱，这个家庭里唯一成熟的男人，竟然嗡嗡嗡地哭起来了。

我们望着那只空荡荡的篮子，在大年夜将临的时候，一家人全都哭起来了。

父亲涕泪双飞，哽咽着说：“他们……不肯赊啊……”

母亲说：“伢呀，我们做大人的没用，对不起你们呀！……”

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大年夜。后来，如果不是半夜里一位亲戚送来了一只猪头，到了大年初一，我想我家的门都不敢打开来迎客。

那一年春节我们全家人都没有吃肉。有限的肉，都拿来招待了客人。为了抵制肉香，我们都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只有我弟弟，拿着客人吃过的碗舔食，被我母亲狠狠地打了一顿。打完后，我母亲看着我弟弟委屈的眼泪，这个历尽了生活沧桑的乡下妇女，顿时也蹲在地上号啕大哭。

幼年时的贫穷，是那样地击垮我们的自尊，使得我们在经历了许多之后，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与成功，才找回了人生的自信。一直到若干年后，我生活在北京这样繁华的大都市里，以实力找到了内心的支撑，可每到春节，我仍会想起少年时那个大雪纷飞的年关，仍禁不住坐在佳肴美酒、温暖如春的桌边流泪。

我后来才知道，我父亲那天之所以半夜里回来，是由于肉没有赊到，他便跑到飘满大雪的山沟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那一刻，自尊的崩溃，使得这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差点选择了轻生。

我不知道父亲在茫茫的大雪中怎样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年关，但我从那时起便知道了，一个人要找到人生的自尊与尊严，就要靠自己不懈地奋斗。

那个赊肉的新春过后，我又面临上学。按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在开学前都要去报名交学费。由于失望与绝望，贫穷与贫困，学校里失学的学生越来越多。

那是大年初八过后，我在本吴庄的鞭炮声中，跑到八十里外的学校去报名。那时，天空下起了大雪。那是我们黄安城罕见的大雪，人们说，五十年不遇。

我出发时，雪还没有过膝盖，但也到了小腿。早晨，雪下得小，父亲说：“这样的天，哪个还出去啊，不去了。过了正月十五再去吧。”

母亲有些犹豫。我说：“学校要求必须去。”

母亲说：“要不我陪你去？”

我说：“不用了。我这么大的人了，不是小孩了。再说，来来去去的，还要花钱。”

母亲停顿了一会说：“那……就去吧……”

我对母亲许诺说当天一定回来。我先步行了五里的山路到镇那边坐车去县城，三十多里的路，由于雪深，加上路滑，车子走走停停的，平日里四十分钟的路程，走了快两个小时才到。到了县城后，又去转车到学校。雪大车少，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趟班车，赶到异乡的学校已是下午两点多。我连忙报完名，并准备回去。可来到学校附近的镇上，由于雪的确下得太大，地上的积雪已过了膝盖，镇上已没有到县城那边的班车了。

我站在无边的雪里发呆。等了好久，车没来。

几个同学对我讲：“别走了，明天再回去吧。”

我看着漫天的雪，想着回去还有那么远的路，也有些犹豫。但我突然想起了早晨叮嘱我多次的母亲，如果我不回家，她会不会跑出来找我？

那时乡村没有电话，我不能及时通知母亲。再说母亲身体不好，这么大的雪，要是真跑出来找我，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办啊？

绝不能让母亲牵挂，我要走着回去！

那时，无边的雪还在下着。此时，雪已经过了膝盖，走起来更加艰难。最初，还有几个勇敢的外乡同学和我一起走，都是山里长大的伢，大家一边走一边说话，也没感觉到什么。但快到县城时，同学们都沿着各条路开始分岔了，过了县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这时，离家八十多里的路，我才走了四十多里，而且又渴又饿又累。天慢慢黑下来了，雪也下得更大。我穿过县城时，已没过膝盖的雪，让我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出了县城，到我们四道桥乡这一带，都是山路，而且路上行人渐少，风开始刮起来了，我咬着牙，坚持着往前走。每走一步，我都相信，我离母亲的心，靠近了一步。

走到一半时，天完全黑了。四野里没见一个人影。我怕狗，也害怕起狼来。路过郑家榜村的一堆柴草前时，我找了一根大棍子，因为那里时有狼群出没。我想，如果命不该绝，我怎么也能见得到母亲。好在一路除了风，除了雪，除了在风雪里胡思乱想的我，我什么也没有遇到。过去，我是害怕走夜路的，村庄里关于鬼的太多传说，让我们从小就害怕鬼会出没。但那时，一想到母亲，我就什么也不怕。

这样一路走啊走啊，终于离村庄越来越近了。巨大的疲惫与喜悦，让我加快了步伐。一边走一边散出的热，把头上和身上的雪都融化了，我感觉全身湿漉漉、汗津津的。

那时我还买不起表，八十里的路，我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但到达村口时，已是夜半时分。

这时，我听到风雪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伢啊，是你吗？”

那是母亲的声音。我高兴地大声回答，“大，是我啊……”

我看到，母亲站在雪夜里，手上提着一个马灯，无声的大雪，早已盖了她一身一头。如果不是那个马灯，我绝对想不到，那里站着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棵树。

我顿时泪如泉涌，接着倒下就不省人事了。直到睡了整整两天后我才醒来，睁眼第一个看到的，还是母亲。

她说：“可把我吓着了，生怕你出事呢。”

我握紧母亲的手，身子在不停地颤抖。

从此我就相信，永远守候在村头那棵树下，等我和盼我的那个人，就是这个已人到中年、头发渐白的女人。许多年后，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已离开人世时，我更加明白，在村头能这样守候我一生的，也仅有这样的一个女人。

村头那里消失的，永远是她的牵挂；村头那里出现的，将会是她的希望。

时间流水一般逝去，在拉拉扯扯中我终于慢慢告别高中。在一片期望与祝福声中，我顺利地走到了参加高考的时刻。

八

高考完后，当时乡下又开始疯传，说我考上了大学。其实通知还没有来，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父亲每天都若有若无地把目光盯在我的头上。母亲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

他们都迫切地想问结果，但是自始至终，母亲和父亲都没有把话摆在明处。

我感觉到父亲看我的目光比过去温暖了。他放在我肩头上的犁，也比过去轻了许多。

母亲每天都给我多做一道菜。她说：“虽然油水不多，但毕竟新鲜，吃吧吃吧，娘的全部希望都在你头上了。”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鼻子陡然一酸。但我捂住鼻子，一点点地把眼前的饭慢慢地咽下去。

有一天睡觉前，母亲又拿扇子替我打蚊虫。在离开房间前她突然说：“没考上也没得事，明年再好些来。”

我感到泪水迅速地包围了我的世界。在我眼前，母爱，已经成了一片看不见的汪洋大海。

☉第十五章：逆行而上的河流

一

在我就要高考的那一年，我外公走了。

多少年后，我还在城市经常梦见这样的镜头：外公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里到我的城市来了。外公还是穿着那件破旧的衣服。我看到他又在哭。

外公可怜巴巴地说：“你有钱么？我想要些钱……”

外公的声音很低，他甚至不敢抬头看我的眼睛。我说：“你怎么找到我这个地方的呢？”

外公说：“我沿着你当初出逃的路找来的，我没有人可找了，便只好找你了。”

外公的衣服湿透了。我看到他拐着腿，他脖子上还留着那个大大的刀伤，于是我鼻子一酸，禁不住大哭起来。

这只是一梦。醒后我便给老家打电话。那时我们本吴庄已装了一部电话，接一次电话要给人家一块钱。因此我母亲再三叮嘱，没有什么事不要往家里打电话，多省点钱。但那次母亲还是接了，她担心我出什么事，每次村子里的人喊她接电话时，她便心跳。

母亲急切地问：“什么事？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你明天让父亲到外公的坟上给他烧点纸钱吧。”

母亲说：“你又做噩梦了？”

我的鼻子变得酸起来。我说：“外公在梦里很瘦，他冻得直打哆嗦，你们给他烧点钱吧，他哭了……”

与我外公相比，我母亲更爱我些。她说：“他真是的，每年都烧那么多纸钱还不够用，跑到你那儿去要？”

我说：“你别问了，让你烧你就烧吧……”

我母亲答应了。为了给我节省电话费，她挂断了电话。

我那时在天津工作，还没调到北京来。我想，外公从来没有到过这样大的城市，他是怎么找来的呢？我一夜都在猜想外公是坐火车来的还是坐汽车来的，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一个人认识我，那外公又是被谁带来的呢？

这样的事情，在我调入北京工作后，又曾发生过一次。外公又是要钱，又是低着头不敢看我，又是那样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又是那样让我心酸。

这就是我的外公——这就是那位参加过革命上过战场打过仗的外公。

他已经完完全全地变了。

二

外公是自杀的。

外公自杀时我并不知道，那时我在外地上高中，离家远，又没有电话，一个信息也难得带过来。

何况，那时我在高中还过着那种压抑而又贫穷的日子——饥饿与胃痛时常把我搅得翻江倒海，无法入睡。我背负着家族沉重的希望，也无精力去关心家里其他的事。

外公自杀的时候我正面临高考。那种要跳出农门和背负母亲深沉情感的压力，逼得我几乎先要自杀了。我不知道我的家族是不是有自杀的传统，反正我爷爷李成和含冤挨打时，他是多次这样想过。当我母亲跪在那里，请他看在我们这些孙子们的份上，放下他脖子上的那根绳子和他枕头下的那把刀子时，我爷爷才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

但我外公就不一样。我外公纯粹死于自杀，与阶级斗争和血泪仇恨无关。我后来常想，如果我父亲娶的不是我母亲，那我外公便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可能也不会介入他的悲剧。但是正因为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并且在爱情中生下了我，我便与我外公有很密切的关系了。小时候，我住在外公家，他赶着我帮忙下地干活，我也是挨了不少打的。但我一点也不记恨他，因为我小时可以搜寻到的一点爱的记忆，竟然全是外公给的。那个从革命之路上捡回了一条命的“前革命者”，在成为黄安县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后，他的身上似乎再也没有革命者的痕迹。如果没有长征时掉队的经历，我几乎怀疑他曾参加过革命，怀疑他是否真的摸过枪打过仗。因为回到他的故乡邓家湾后，他只是一个庄稼佬，与我们本吴庄种庄稼的没有二样。

关于我外公给我的爱，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小时候，我们那里经常开商品交流会，也就是赶集。四道桥公社镇上的一些商店，把平时人们买不起的各种物品一下子聚起来，汇集在公社里让人们去买。那时，即使买不起的人们也喜欢热闹，习惯过去看一看，至少可以一饱眼福。有次，大约是个秋天，天还不太冷，我穿着一条裤衩去了，那时我实在是没有太多的衣服，即使有，没有到季节，我母亲也不会让我穿的。因此，我身上没有带一分钱；即使有一分钱，母亲也不会让我随便花的。看着那些热热闹闹的场所，要说我心里不羡慕是假的，你没法去锁住一个孩子的真实思想，就像他看到那些好吃的东西，并不能控制自己的口水一样。我那时的确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学会控制自己是少年上学后的事。那次交流会，我看到那红红的苹果，看到别的小孩吃得津津有味，我真的没法控制自己的食欲。正当我非常难过时，我看到了我外公。他在人群里，亲切地用手打了我一下。那一下把我的胆子打出来了。

我说：“家家（黄安方言，对外公的称呼），我要钱。”

我外公说：“你要钱做么事？”

我说：“我想吃一个苹果。”

我外公思索了一下，也许是想到别的什么，他说：“我可以给你买东西，但不能给你钱。”接着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我还是想吃苹果。我外公又思索了一下，他大约是舍不得钱，不过最后他还是大方地给我两角钱，让我买苹果。那时两角钱可以买一包盐，因此我母亲从来就没有一次性地给过我两角钱。记得我后来读小学一年级时，交的学费就是一角五分钱，母亲还有些舍不得，交钱时她再三叮嘱我要好好读书，说穷人家的日子不容易——那时我便觉得钱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在世上竟然会那么重要。它让我们在还不识字、还没有长大时便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我长大后不乱花钱的原因即在此，并不是我小气，而是我一想到花冤枉钱时，便回到了童年与少年时代，在当时这些钱可以买多少东西呀！因此我外公给我两角钱的时候，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

我用外公给我的两角钱，买了三个苹果。一个当时我便吃掉了，怕别的小孩来抢，我还把另外一个塞在口袋里。第三个苹果我给了外公。我们一起坐在草地上吃起来。

外公一边吃一边问我：“好吃吗？”

我说：“好吃。”

那是真的好吃。我后来永远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苹果，当时只觉得心里甜丝丝的，美极了。我觉得平素对我板着脸，动不动便不顾场合训斥我的外公真是一个好人。我很感谢他那时圆了一个小孩最真实的梦。那是外公一生中仁慈而大度的一次，让我永远地记住了。

还有一次是上高中的时候。那时我自认为已经懂事了。快到春节了，我又面临着开学。开学便意味着要交学费，可寒假里我没地方挣钱，我不能上山采草药卖，也不能下河捞鱼虾换钱，这意味着我又面临着到学校里受辱。那时我多么可怜啊，为了缓交学费，我母亲曾在一个夏天里，要我到一位老师家里干活，帮他家插秧……那个炎热的夏天在我的记忆里一直很深刻，我站在那么大的太阳下，弯着腰在水田里帮他家插秧，而他家与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站在田岸下的树阴中玩耍。因此不论那个老师后来对我如何好，我总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一直堵着——小小而瘦弱的我，为了讨好他，在炎炎烈日下的水田里插秧差点晒虚脱了，而他那与我同样大的儿子，却坐在树阴底下吃吃吃地笑……

这次不是夏天了。在去外公家拜年的头天夜里，我母亲便对我说：“你拜年时，对你外公讲讲你没钱的事。”

我说我不想说。

我父亲说：“你不想说那你就别上学了，在家里干活。”

不上学当然是我最害怕的，因为我拼命想上学。所以我必须听我父亲的了。他们都知道我外公有点钱，虽然并不多。我也知道我外公有钱，虽然并不多。因为外公长征时掉队后，一直到解放，没人承认他，但到了抗美援朝岁月，为了证明自己曾经当过红军，他申请去参加抗美援朝。那时，外公的年龄已不小了。家里人都劝他别去。特别是我母亲，认为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打什么仗呢？

但我外公很固执。因为他在村庄里说自己当过红军，没人相信。他为了证明他是打过仗的，坚持要求上前线。没想到，他的这个要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得到了批准。

我外公穿上军装，在亲人们的眼泪中兴冲冲地出发了。但没想到，他在新兵连仅仅训练了一个月，正要坐火车开往朝鲜的土地之时，朝鲜战争突然实现停火。我外公他们那一批人幸运地撞上了一个好结局，因而他在老年享受优抚。他竟然捡到了好处——每个月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七元钱，后来又长到二十多块钱。我后来听说，每个上过朝鲜战场的人，无论打没打过仗，列为正式军人的人都有。

我外公对这个政策感激得不知流了多少回泪，他见了人便说：“政府好呀，政府好呀！”

政府是好，只是他的儿子们也就是我的几个舅舅并不好。后来谁也没想到这个长征过的老兵，在人到老时竟然会落到连儿子都厌烦的地步。

我父亲说：“早知这样，他还不如在朝鲜战场上当个烈士好了，后来又受那么多的苦又何必呢？”

我父亲话音刚落，我母亲便哭起来，说我父亲没有孝心。

现在，当我准备去给外公拜年的那个早上，父亲要我向外公借钱时，我心里很郁闷，也很忧伤。

我外公一直以我为骄傲。特别是他到了老年，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便是为我骄傲，盼望着我有一天会出人头地。那时候，他所有的亲人们，只有我的父母亲把人道主义精神献给了他：陪他说话，帮他倒尿盆，替他拾柴挑水。

但不幸很快光临了他。有一天他出去犁田时，突然倒在一条小河里，再也没有站起来。经人发现送到医院一检查，说他中风了。

说起外公中风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好端端的一个人，上午还在干活，还在田地里与别人开玩笑，下午便倒在河沟里了。外公中风后，他的三个儿子便有想法了，与其说是他们的想法，倒不如说是他们媳妇的想法。在我们黄安县，别看男人们在外喝五吆六的，在家里的媳妇前，一个个都像小绵羊。我母亲与她的大弟弟关系曾那样好，最后就是在其媳妇的指使下，因一斤糖缺斤少两的事，便弄得亲姐弟都不相往来。我外公的几个儿媳在他中风后并不想养他，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不能动，又没有人养，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他只能从每家领一点吃的或用的东西，然后自己拐着棍去干生活中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后来还奇怪他的生命力是如此的旺盛，这个在长征中掉队的老兵，竟然在中风后还能上山打柴——这应是他的几个儿子稍动手便能做到的事情，但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去做。最后，这件事只能让我母亲这个善良的女人来做了。

困窘的生活，加上中风，让我外公从此多半时间就是躺在床上。我母亲虽然每个星期都去看他，但他的脾气变得暴躁起来，动不动就发火生气。

那天早晨，我站在外公的床前说“家家，我没钱上学了，上不成学了”时，我的鼻子忽然变得酸了起来。

我外公躺在床上，用一种同情的眼光看着我。

外公盯了我好长时间。这时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不知道我外公是不是能给我一些钱。如果给，他又会给多少——我根本没有去想他已瘫在床上，双腿已不能行走了。我当时只想到，我需要钱上学，需要钱好好地和那些同龄人一起，痛痛快快地读书。

那天我姐姐和我弟弟也去了，他们都站在外公的床边。这时我外公尽管是住在其中一个舅舅那里，可他们是分开的，也就是说他一个人过日子，一道门向外开着——外婆早死了，我甚至对她没有一点印象，如果有，也只是每次我们去外公家时，路过我外婆的坟，我母亲常常伏在那个土堆上痛哭。

那天早上外面还在下雪，外公盯了我很长时间，我心里一阵阵地发抖。最后，我外公对我姐姐、弟弟挥挥手说：“你们出去吧。”

我姐姐与弟弟迅速出去了。我外公使了一个眼色，让我把门关上。我便把门关上了。他让我走到他的床前，他摸了摸我的头，说：“我可怜的伢啊！”

说完，他在被子的夹缝里掏了好一阵。终于，他掏出一叠钱来，并不厚。他从中抽了两张十元的给我说：“拿去吧，不要让他们知道。”

我知道外公说的他们便是指我的几个舅舅与舅母。我便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同时我的眼泪也下来了。我握住了外公的手，感觉到他那枯黄的、干瘦的手有些发冷，我的心头却阵阵地发热。最后我拥抱了一下外公，终于忍不住哭了。

多少年后，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我一个人孤独地行走时，偶尔回忆起这些如歌如泣的往事来，始终为自己这次的举动内疚不已——向一个瘫在病床上的老人要钱，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啊！可那时我的确没有办法，没钱交学费，我就得离开课堂和学校。

因此，我理解外公为什么在死去多年以后，还从梦中跑到北京来向我要钱了。我欠他的，是永远也还不了的。我只有像故乡的人那样，在他的坟头多烧一些纸钱给他，籍以安慰自己。再说，可怜的外公，他的灵魂又能找谁去要钱呢？除了我这个外孙，他可能实在是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

三

外公自杀时故乡多雨。我那时正在备战高考，黑板上写着“离高考还有最后X天”与“可怜天下父母心”的长条字幅，让人一进教室心情便沉甸甸的。

有一天，我姐姐到县城给我送米送菜。她在县城一直等到我从学校那边赶来后，首先就告诉我外公去世的消息。

当时我以为他是病死的，因为他中风后，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他与儿子们闹矛盾闹得不可开交，他的生活一团糟。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是个孝子，曾把我外公接到我家里住过一段时间。从小父亲就一直对我武力相加，我对父亲的好感便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天，我母亲回娘家，看到我外公的生活现状，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让我父亲把外公接到我家里住着。我父亲虽然不是亲儿，但他这个女婿竟不怕我外公的脏，天天为他穿衣洗澡，在外公大便时替他拿着便桶，在他小便时给他拿壶，还替他揩屁股。

我父亲做这些时没有一点怨言。黄安俗语中的“一个女婿半个儿”在我父亲的身上得到了佐证。外公中风后大小便失禁，常常把屎尿弄得满床都是，都是我父亲一手服侍的。我母亲为此一直感激着我的父亲，我认为我能干的母亲爱着我老实巴交而又对我们脾气不好的父亲，真是父亲的福气。当然，我也为我父亲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对我外公这样好，而感到我父亲这个平常人，其实也是不平常的。我因此增加了对他的尊敬。

我外公便这样在我家里住了半年。那时我家房子还是那两间要跑来跑去的黑屋子，并不大，我外公便住在堂屋里，白天黑夜地躺在床上，他用温和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出出进进。如果不是他的儿媳们来闹，我估计按我母亲的意思，她可能一直让我外公就这样在我家里待下去。

事情的变化总是难以预料的。就在我外公准备在我家里过着还算幸福的日子时，他的几个儿媳来闹了。她们闹的目的，并不是要图我外公的钱财，而是她们认为一个老人要靠女婿来养，明显是让她们丢脸，好像是因为她们养不起或者不行孝似的。事实上她们的确不太孝顺，但她们要面子，更害怕社会舆论，因此她们不想让我外公就这样在我家里住太长的时间。

我母亲尽管想留，但那一刻也突然怕起我父亲来了。我父亲一直没表态，反正按他的意思和想法，留也可，不留也行。他只是尽责。我母亲还下决心要让外公住一阵，但麻烦来了。我外公的几个儿媳借机与我母亲吵架了，她们认为我母亲这样做是造成他们家庭不和，是向公众讨好。我母亲一辈子是一个在外面吃了亏往肚子里吞的人，在大吵面前，她想过安宁一点的日子，她只好对我外公说：“那你就回去吧。”

我外公当时不想回去，但看到我母亲让他回去，当天他便拍着桌子说自己“早想回去了”。他从此便对我母亲没有好脸色。我外公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他在他们那个习惯于被女人统治的村子里长大，他怕儿媳而不怕女儿，哄儿媳而骂自己的女儿。我母亲也不解释什么。我外公回去后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外公回去那天，我母亲是流着泪水送他走的。看着我父亲和我一个舅舅抬着外公往外走，我母亲的泪水像缺了堤一样向外流着。我们跟在母亲身后，看着她哭，我们也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其实，我是为哭而哭，根本不知自己到底在哭什么。

那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从此，我外公一直到死，都没有到我家里来过。

在我高考那个漫长而又恼人的梅雨季节里，我外公真的死了。我外公死时，我不知道。我后来知道时，就再也没有原谅过他身边的那些亲人们。那些因为我母亲的缘故而与我有了各种各样亲戚关系的人们。

我外公是不堪受辱而死的。那时候，他的孩子们已不再过问他，这位可怜的老人只有瘸着腿每天出入那间小房子。我母亲每次去时都要流下一串串的眼泪，但我母亲没有办法，她斗不过我外公的几个儿媳。与那些亲戚相处，她早已伤痕累累，特别是与大弟家不再来往后，爱面子的母亲有口难辩。她开始意识到，不管是怎样血浓于水的亲情，在金钱和现实的种种利益面前，一切都可能分崩离析。

我母亲为此事伤透了心。她亲耳听到她爱过护过的大弟弟说：“姐，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就算了吧，没有必要再来往了。”我母亲当时就哭了，她看着她的弟弟，看着她一手带大的弟弟，仿佛要重新认识似的。但我母亲没有怪他，因为她知道他被另外一个女人统治着。我母亲后来以同情的目光看着他，于是他走了。我们两家从此断绝了往来——这就是我母亲的那些亲人们，这就是从小和她一起长大的亲人们。

一个不能劳动的老头，整天遭到周围亲人的白眼，认为他活着是个累赘，还有时遭到无端的怒骂，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外公死的那天没有下雨。当时的情景是后来我听别人复述的。随着复述者漫不经心的嘴一张一翕，我的心也一上一下地忽悠着。

那天外公不知为什么又惹着了儿媳。儿媳当面大骂起来。她说：“你怎么不死呢？老不死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句话，使我后来再也不曾从心里原谅过我的舅母们。也就是这句话，引着了我外公多年来一直包藏得很深的自尊心。就是在那一瞬，他看到他亲爱的儿子们，以一种仇视般的目光盯着他时，他多年压抑的自尊心终于被引爆出来了。外公最后对人世的那一丝温情远去了，死神仿佛在身边流着泪说，“走吧，跟我走啊，这样活着的确没什么意思。”

我外公哭了。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

“你怎么不死呢？老不死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两句简单的话，让我对那个有着血缘关系的家族一下子陌生起来。我也希望它能陌生起来，因为它带给我的，只有满目的疮痍和痛苦。无休止的争吵、争斗，无休止的贫穷、落后，无休止的犯罪和人祸，使得我对故乡的回忆总是那样沉重。作为一个弱者，我外公却在临死前表现出了一个勇者的气概。也唯有死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拥有了人的尊严。

在流了一通眼泪之后，我外公毅然地拿起剪刀剪开了自己的喉咙，鲜血迅速喷涌而出，溅得四处都是。他的胸前被自己的血染红了——可怜的老人，他一辈子不敢让别人放血，只有放自己的血来证明他是一个有血性的男人——在长征时，他没有这样想过；在踏上抗美援朝战场的路时，他没有这样想过——现在，他居然这样做了。可恶的是，他的那些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却看着鲜血喷出来而无动于衷，以为他不过是做做样子。就是因为这个，让我以后觉得血缘关系是靠不住的，不再相信血浓于水的古训。外公的那把带血的剪刀，使我对他和他的生命有了深深敬意。我敢肯定外公还是想活下去的，作为一个弱者，他有着比常人更厉害的求生本能。但是他举起了剪刀，对着自己的脖子剪了下去。那些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村人麻木地看着，他们没有谁敢把我外公送往医院。他们害怕遭到外公“亲人们”的谩骂。既然外公的亲人们都冷眼旁观，仿佛这个要自杀的人与他们毫无干系，村人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再说自杀，也不能让外公的亲人们背上一个什么样的罪名。

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敢动。那些亲人们更是以为他在做样子，觉得他是活得太不耐烦了。所以所有人都做了看客。

复述者说：“你外公可怜呀，人还没有死，村子里的那些狗便想扑上去了……”

听到这句话时我哭了。我真的想对那些看客特别是那些亲戚们每个人脸上打一个耳光。但我终究无能为力。

有人一生活得轰轰烈烈，结果却死得无声无息；有人一辈子活得无声无息，死时却死得轰轰烈烈。我一直认为外公在死的那一刻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男人的况味。

在用刀子自杀不成，而又根本无可挽回的情况下，我外公从屋子里出来，向池塘爬去——那是他吃着里面的鱼和水长大的池塘，离他仅仅二十多米。我外公用双手爬着，他的双腿已经中风，早就不能顺利行走了，他在死前是用手行走的。他在爬，一边爬一边洒下一路血迹，那些人还在继续麻木地看着他。外公终于爬到了池塘边，爬到了那个高高的石岸上。他用愤怒的绝对是冒着火花的双眼，冷漠地看了他的那些“亲人们”一眼，我可以想象他在人生路上的最后时刻，眼泪肯定从脸上掉了下来。

池塘很静，水很绿。我外公没有说一句话，似乎痛苦让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只是爬到那高高的池塘岸边，飘然一跃，飞向了他人生最后的归宿。

他死了。

他终于死了。

他终于在自家的水塘前被淹死了。

我一直相信我外公在死前的那一刻姿势是绝对优雅的。因为在那一刻，他虽然要死了，却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长征掉队时，他如果死了，即使算不上烈士，也会很壮烈，而他没死；参加抗美援朝时，他完全可能被流弹击中，变成一个真正的烈士，但他没上战场所以没死；三年自然灾害挨饿时，他完全有可能饿死，而他吃了观音土亦没有死；现在，时光转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却死于自杀。

自杀，是需要勇气的。

他滚入池塘中淹死后，大雨忽然就下来了。惊天的雷，打得撕人心肺地巨响。他的亲人们，终于开始哭了。

复述者说，她们是吓哭的，生怕老天的雷，会击打这些不孝的儿孙……

复述者说，奇怪的是，地上那么大的水，竟然没有冲走我外公流在地上的血迹。直到很久以后天晴，那些血迹还在地上，赫然入目，让整个村里的人看了都禁不住暗自心惊肉跳。

这回我外公是真的死了。

他的尸体很快被人打捞了上来，浮肿和膨胀得成了一个巨人。

他的亲人们的哭声终于震天地响了起来。我长大后才明白，有些人的眼泪，一辈子是流给别人看的。

四

我外公死时我正在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参加高考。

我们是从镇上到黄安县城参加高考的。由于没有钱像同学们那样住旅馆，我便到我舅姥的大儿子家借住了三天。

那三天，我躺在一个新的地方，睡觉总是不习惯。

三天中，我没有一天睡好。许多往事像蚂蚁般的来来回回，搅得我不能入睡。

走上考场，我很想在考卷上写下我内心真实的声音，但我不能。我像所有人那样规规矩矩地坐着，怀着不安的心情做完了试卷，并把命运寄托在那一行行带泪的答案上。

高考完后，我回了故乡。那时天空又下起了大雨。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外公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家里人为了让我安心读书，一直对我隐瞒这个消息。

我母亲再次提起我外公死的那一天，我正站在我家的老屋旁——它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夜里倒塌了。那是我爷爷留给我父亲的唯一财产，它终于在某夜经不住风雨飘摇，轰然倒塌了。

老屋倒塌的那些天，我父亲正与他的兄弟们进行着无尽的战争——他们那一代基本上没有和睦过。我一直认为那是我爷爷的血脉在他们身上的终结，从此之后，我再也见不到爷爷的任何遗物，甚至连一张遗像都没有留下。牵连着他们感情的东西，最后化作我铁锹下的一堆堆泥土。我正是站在那儿，从我母亲的嘴里听到了我外公之死的来龙去脉。

我黯然地站在那里，让眼泪毫不犹豫地涌了出来。

从那以后，我对外公身边曾经存在过的亲人们，再也没有过去那样的一种亲密感了。那恼人的梅雨，从此在我心里永无绝期。

从那以后，我便像母亲一样，有了一双始终含着忧郁的眼睛。

五

许多年后，我进入北京城，过上了小时、少时、年轻时想过的那种生活。有一天夜里我又突然醒来，我再一次打电话对我母亲说：“你烧纸钱给外公了吗？”

我父亲对我深夜打电话可能有些恼怒。他不耐烦地说：“烧了烧了，烧给他了……”

我母亲也不高兴。

她是一个迷信的人。她不高兴外公死后还跑到我这里来找事，让我睡觉也不安宁。我赶紧说是我自己想这样做的，因为我觉得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是我爷爷李成和与我外公一起，一直在暗中保佑我，使得我经过多年的熬煎后还是能够考上大学，并且奋斗到了城里，过上了另外的一种生活。

信佛的母亲说：“我再烧就是了，只要你过得好就行。”

那年春节，我回本吴庄。我说服了我父亲，让他和我一起到外公的坟地去上坟。我们买了一些火纸，在我外公的坟前烧了起来。透过那升腾起的烟雾，我仿佛看到了我外公在恍惚的火光中，忧郁地睁大了眼睛看我。他一定是相信，只有我，才能理解他和同情他。

外公啊……

我双膝一软，跪在他的坟前，流泪了。

在我跪下的那一刻，天空开始下雨。透过雨雾，我看到外公所在的那个熟悉的小村子在我的眼里逐渐矮了下去。我转过身来看外公的坟，坟很小，在一大堆坟中看上去根本不起眼。我想，外公在阳世是一个弱者，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他会不会坚强起来不受人欺负呢？我甚至根本不相信，在那小小的土堆下面，竟然埋着他那样肥大的身躯；我不相信，他那样一个软弱而又喜欢哭哭啼啼的人，竟然会那样坚强地选择自杀！

站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了我母亲的弟弟——那些我应该称为舅舅的人们，在用一种复杂的眼光打量着我，我的脸蓦地改变了颜色。真的，从那以后，无论他们过着怎样贫穷或艰难的日子，我从心里再也没有同情或怜悯过他们。

六

又一个晚上，我外公到我生活的城市里来了。他来扣我门的时候，脚步轻轻的，生怕惹我生气。我开门，看见了他，他站在我的门后，用手掩着脸，最后看着我哭了。

我说：“你回去吧。回去后等着收钱，我一定让家里给你烧钱用。”

我外公不走。他第二天夜里又来了，我想，是不是他没有收到钱？我听老家的人说，一个人太老实了死后，烧给他的钱也会被其他的鬼抢走。于是我问他：“你没有收到钱？”

我外公只是哭。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他。因为在他死后，我曾试图起诉几个舅舅，告他们不作为，告他们虐待罪。

但我母亲说：“你把他们起诉了，他们坐牢去了，谁来帮他们养孩子呢？谁来照顾他们的家呢？”

我母亲一说，我便退缩了。我相信我外公也不想让他的儿子们坐牢的，我们的父辈总是那样无私地燃烧或者牺牲了自己，而从来不从下代那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外公，你为什么常常到我梦里来呢？

后来我明白了，我外公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上，一定生活得非常寂寞。他像我们本吴庄周围许许多多的人那样，生前不被人理解，死后也不会被人关怀，就像他曾活在这个世上时一样，他永远是一个被人遗忘和忽略了的人，根本不会有人注视他。而生前，只有我一人，曾经坐在他的床前，听他倾诉心中的苦闷。那时候，尽管我未必全听进去，但我一直坐在那里，以同情的目光看着他，让他觉得世上还有最后一丝爱与温情的存在。而这份爱，来源于与他有着血缘关系的外孙——一个在他眼里好像有点出息的男子汉。

我外公一定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上，找不到同情者，才到我这里来了。我说：“你就住在这里吧，我吃什么你也吃什么。”

我外公抱着头，嗡嗡地哭开了。他蹲在墙角里，开始擦眼泪，开始想拉我的手。最后，我朦胧地感到，他拄着拐杖，悄悄地离开了我的房子，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于是，每年我回乡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他和我爷爷的坟头上烧纸，以寄托我无尽的哀思。

许多年后，我已经不太喜欢回故乡。对故乡那些零星的记忆，慢慢地淡下去了。说真的，故乡并没有留给我多少美好的回忆。但当我奋斗到了城里，在远远地挣脱了故乡之时，我发现，故乡却仍然坐在我的心灵之上。在外面受了屈时，我们只有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慢慢舔着伤口的疤痕；只有在那时候我才想到，故乡，还有那些生活得像当初一样贫穷的故乡的人们，是我永远的家。我爱着那里，却又选择了逃离。

于是我终于相信，到我父母百年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了；而对于我的儿子来说，他的故乡，只是父亲出生地的一个籍贯，那个地方，对于他来说，可能毫无意义。我的儿子生活在城里，便注定了他与那块土地的疏离。

我不得不承认，我外公的死，是故乡失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十六章：逃遁与归宿

一

外公死后，关于母亲家族的长者，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了。

母亲一下子感觉到孤零零的。她从此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我能考上大学。

高考分数下来的那天，一大早有人带信说，让我们到学校去看成绩。学校离家有八十多里地，一去一来，得一整天时间。

一大早，母亲就给我做饭。我起床时，母亲还打好了洗脸水。

她说：“吃吧。不要急，来去要注意安全。”

母亲没有提有关考试和考试成绩的任何一个字。

上车的地方离家有三四里地，母亲执意要把我送到车上再回。一路上，母亲又讲起她年轻时的事，母亲讲了一路，我的辛酸也跟了一路。

上车时，母亲站在车下，我把脑袋伸出窗来，对她说：“放心吧，娘。我会考上的。”

我说这句话时，感到了一种悲壮。好像是要远征的将士，想给母亲一个放心的理由。

我看到瘦弱的母亲，脸上黑里带黄地站在那儿，虽然矮小，却很高大。随着班车的远去，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

班车开动时，我满脑子都是母亲的影子。我知道，希望我考上大学，已是母亲生命的全部。

然而，当我站在成绩榜前，仿佛一下掉进了冰窟：在经历了漫长而又苦闷的三年后，在外公死后不久的那个夏天，在所有的日子熬至滴水成冰的时刻，我再一次给了母亲一个沉重的打击，以九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

我考的那个分数，放在其他省份或地区，上重点大学都不成问题，但我生在属于湖北黄冈地区的黄安城，那里的分数奇高无比。命中注定，那些满怀跳龙门希望的人，注定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希望破灭了。

一个巨大的气球突然破裂，彻底冲落了一家人的梦想。

那天我不知道是怎样走回家的。

那天，也不知是谁，过早地传递了我考上大学的消息。一个又一个的人，在看到我父亲母亲时，都恭喜他们：

“你的儿子，考上大学了！”

母亲开头不信，后来说的人多了，母亲便渐渐地信起来了。可能是太多的喜悦冲击着她，可能是一个长跑者在经历了苦难的长跑历程后，看到了成功还来不及品尝，母亲挑着飘香的稻谷，身轻如燕地走在故乡高高的田岸上。她挑了一担又一担，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故乡人们的祝福，她甚至忽略了那高高的田岸，她竟然一脚踩空，从上面一头栽了下来……

当父亲发现她时，伴着母亲的只有那头流泪的老黄牛，在她身边孤独地哀鸣着。

等我回到家时，母亲已躺在床上。我开头不敢回家，一直到天黑看不到村子里的人时，才进了家门。

看到我的样子，母亲便读出结果了。

我看到，母亲的身体像筛糠似的乱颤。她的泪在眼眶中直打转，硬是没让它流下来。

一家人坐在那里，又继续陷入沉默。

沉默，从此在家中形成一种习惯。本来就沉默的父亲，坐在一边，开始以同情的目光，不时扫过我的身影；而母亲，想装出若无其事，她已经做不到了。村庄里有多少句讽刺的语言，在挑战着她的神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祖坟上想冒秀才烟，得了吧！”

母亲终于忍不住，有一天她瘸着腿，跑到外婆的坟头上，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那个下午，我一直在母亲的身后跟着。我怕母亲想不开，会出事。乡下想不开的妇女，许多人都选择一了百了，跳河死了。母亲没发现我，我躲在离她很远的草丛中，听她哭得撕心裂肺，那声音像针一样扎着我的耳鼓。

没有我的大学，也就没有她的希望。

那真是一个让我永远也无法忘怀的夏季。

那个夏季我们本吴庄的太阳，毒辣辣的，晒得我无精打采。当我扛着自己的行李回到村庄，村庄里的人们都纷纷避免和我的目光相遇。他们好像一下子变得忙起来，看见我，每个人的眼光都在躲闪，装作在忙自己的事。我也努力装着与他们无关。每天吃完饭，我便夹上一本书，跑到山上大睡。说睡，其实只是眯着眼睛，事实上是根本睡不着，任何人面对失败肯定无法睡着。像许多农家子弟一样，我无法面对突如其来的命运，无法面对落榜后那份突然的空茫，于是我唯有对着天空流泪，再流泪。

我母亲对镇上的人说：“他就这个样子，没考好是我们大人的责任，考试那些天我们四处借钱都没借到，所以他不能和老师们住在一起，你想他一个人睡在亲戚家里，能考得好吗？亲戚家太吵了……”

我母亲尽量把责任往她头上推，好像我没有考上非常非常地不光荣。我忍不住说：“大，没什么，这本来不算是什么事，天下那么多种田的……”

我这样一说我母亲便哭开了。她猛地给我一个耳光说：“我一生就望你长大了能为我争一口气，现在你却满不在乎……”

那是母亲自我长大后第一次打我。打完后，她有些吃惊地看着自己的手掌，然后蹲在地上，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那个夏天，我差点被我母亲的眼泪击倒了。她的眼泪时常使我觉得，一个人没有考上大学，就应该感到非常非常地惭愧，就应该觉得自己非常对不住任何一个人……

我父亲对我说：“连村主任邓有治的女儿邓小微——一个女孩子都考上了，而你呢？”

我父亲这样一说，我母亲马上用目光去拦他，但他的话已经说出来。我只是冷冷地看了我父亲一眼，便头也不回地出门去了。

本吴庄在那个夏天是不平静的。与我们家门前冷落车马稀相比，人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了我们村组长邓有治的女儿邓小微。那一段时间他们家门庭若市，当大学录取通知书飞向她家的时候，整个乡镇洋溢了节日的气息。那时，邓小微的父亲邓有治在当上我们本吴庄的队长后，很快又因为政绩出色，接替已到了年纪的周得天，当上了村主任，成为我们村子里最大的一个官。所以，当邓小微的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邓有治请来了电影队，在我们大队放了整整一个星期的电影。我弟弟本来非常喜欢看电影，但那个星期，我母亲都坚持着不让他去看。我弟弟知道这是因为我的缘故，他一脸委屈地坚持住了。但一到晚上，他便偷偷地把耳朵贴在墙上，仔细地捕捉外面的声音。看见我时，我弟弟便迅速地用双手捂住耳朵，表示出非常坚定的样子。我发现这一点后心里非常难受。我知道弟弟平日里是非常爱看电影的，但因为我没有考上大学，连累了他不能看电影，这对于一个少年来说的确是非常残酷的。而这种残酷，却是我带给弟弟的。我心里非常内疚。我对弟弟说：“你去看吧，为什么不去呢？”

我弟弟说：“哥，我不去看，我才不爱看电影呢！”

我知道我弟弟是在安慰我，因为过去，他说他长大后的理想，就是当一名电影明星。所以，他这样一说，我心里更加难受了。我看到我母亲以一种复杂的目光望着我们，我的鼻子便酸软起来了。想了想，我走了出去，一个人跑到常去的山上。对着天空，我想，清风、明月，它们有谁知道我的心事呢？

于是在那个高考完后的年龄里，我便轻而易举地学会了长长的叹息。那是谁也不会听见的叹息。

那个夏季从此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我父亲对我的落榜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怒，他一直以为可以靠我来光宗耀祖，使他能在小镇上直起腰来，可现在，希望成了泡影，他的发怒也是可想而知的，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父亲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再理我，仿佛我不是他的儿子。每天吃完饭后，他把锄头一扛，横了我一眼说：“走吧，给老子干活去。”

我对父亲这种口气当然是非常反感的，但他是家里的君王——至少在孩子们面前是，永远只会站在说一不二的位置上，我便站起来跟着他走了。从我十多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出，我们家里的任何反抗，在他强大的巴掌面前，都是非常可笑而又弱小的。我咬着牙，一声不发地在田间地里坚持着。

收工后，我经常躺在山上，不言不语。我母亲看到我这种样子，心里非常害怕，她总是在暗里问别人：“这孩子，不会是得了什么病吧？”人们会回答她说：“我看也不对劲。”还有人说：“你可要小心呢，听说邻村有一个娃没有考上，投水自杀了。”

人们这样一说我母亲便紧张起来了。每当我父亲对我冷言冷语时，我母亲就成了我的保护者。这曾让我一度在十七岁的年龄里，有些为自己悲哀。一个男子汉还要女人来保护，这说明我从小在父亲的专政下，非常懦弱……

有一天，不知怎么我惹怒了父亲。他又骂我。我顶嘴说：“你只有田地，田地，一年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有！”

我父亲恼怒了，他用那条几十年没有断过的扁担，横扫在我的背上，把那根扁担都打断了。鲜红的血好像憋了很久，一下子找到一个缺口，从我背上汩汩地流下来。我母亲吓坏了，她说：“你再打，干脆连我也打死算了！”

我父亲说：“不打他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他吃的大米是怎么来的！他以为他是谁，以为他是吃公家饭的那些国家人？”

我明白我父亲是在讽刺我，我看着他，动也不动。他肯定是想等着我求饶，但我一直也没有开口求饶，只是恶狠狠地看着他。我父亲的怒气越来越大，但我脸上表现出来的镇定很可能吓着了他，他竟然有些害怕了，手上拿着的半截扁担在空中抖了又抖，最终没有落下来。后来，他干脆把扁担一扔，说：“你去吧，你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这里养不了你了！”

就因为他这句话，坚定了我要出去流浪的想法，我特别想逃离这个难堪之地。

我们小镇上的人们好像继承了逃离的传统，只要有天灾人祸或者走投无路，他们便选择远方。远方真是一道迷人的风景，在我们黄安县，最早逃出去的一群人据说到了南洋，成了巨富；中间逃出去的人参加了革命，少数人带着将军的头衔回来了，成为我们家乡的荣耀。我承认，我的故乡太穷了，穷得连三岁的小孩子也想逃到山那边去吃上白花花的大米。所以，千百年来，在我们家族的历史上，布满了关于逃离故乡那生动而又惊心的笔墨。

那天夜里，我一直在选择逃离的方式。然而，作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一个山沟里的孩子，我能逃到哪里去呢？——我头脑里整天都在想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一点倒解放了我自己，因为我父亲害怕我会选择自杀。我们大队曾有个落榜生自杀了，这在我们乡上引起极大的轰动。于是有人对我父亲说：“你得当心你的孩子呢，我看他整天走路都低着头，好像不太对劲。”

他这一说我父亲害怕了，无论他怎么样对我实行专政，他还是盼望自己的儿子以后能够继承他的家业，能够传宗接代，这种观念在我们那儿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父亲再看着我时，目光开始变得有些柔和了。

母亲劝解我说：“认命吧，孩子，人的命都是天生的。”

我看着母亲，她也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我们先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这时我弟弟进来了，我把目光投向我的弟弟，他马上把头低了下去，于是，我站起身来，什么也没有说便走了出去。

我只能去山坡上。那里是我永远的避难所。出走前的那晚我在山坡上待了整整一夜，觉得夜里冷极静极，整个山野空荡荡的，四周的群山好像要向我压下来，天空漆黑，我没有出路也没有朋友，前途一片黑暗，我不知哪里才是自己的安身之地，泪水不知不觉地盈满了双眼。于是我回过头来，向我生活了十八年的本吴庄望去，本吴庄一片漆黑，人们在梦乡中熟睡，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耕作多年，可是，村庄还是十几年前的老样子，一点也没有改变……

那是一个真正的伤感之夜。因为第二天，小镇上便没有了我的影子。对家里，我只说自己出去了，实际上，我是在选择逃离。我到一个很远很远的陌生地方打工去了，那是一个建筑工地，我每天抢着干那些沉重的活计，就是想麻痹自己的思想。但有时深夜，我还是忍不住一个人偷偷地哭。

关于我出走的事，小镇上曾传得沸沸扬扬，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直到三年半后的一个冬天，当我戴着大学的徽章，从外地回到本吴庄的时候，我发现，人们看我的眼光，从此又有了很大的不同……

二

在出走之前，我还想过去当兵。

那年的秋季，我加入了报名参军的行列。报名、体检、政审……一切顺利，一切都有走的可能。

我六叔那时还在，他说：“要是过去，富农家的孩子，哪里有当兵的可能啊……时代真是变了。”

我们村的李希望，还对我讲：“兄弟，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说一声。我还有些关系……”

那时，李希望在村庄里已改邪归正了。自从赵春玲死后，他老老实实地与周弘艳过起了日子。虽然，他种田并不在行，但毕竟经过农村的锻炼，也差不到哪里去。虽然村子里的人大多看不起他，但他却自娱自乐，甩掉了玩女人的毛病后，他与周弘艳过得挺好的。

我回答他：“我不要关系，我从来不相信关系。”

现在想来，当时我说这话多么没有水平，肯定会遭到许许多多人的暗笑。如今在中国，不相信关系的，又能有几个呢？

终于有一天，村主任邓有治通知我准备准备，要出发了。

我们家又充满了希望。

我对母亲说：“只要能当上兵，我一定能考上军校。”

母亲很高兴。虽然我给了她一个又一个失望，但她还是相信每一个渺茫的希望。

母亲原来不知道我报名去当兵的。直到政审的人到家里来她才知道。

部队上政审的人对母亲讲：“你的儿子，我们了解了，从小学到高中都当班长，表现很好，素质不错。你放心，只要体检合格，政审过关，我们就把他带走。”

我母亲在惊讶之后，说：“那敢情好……”

不过，等政审的人走了，她又担心起来：“你爷爷是富农，会不会影响到政审呢？”

第二天一大早，她又唠叨：“这次是什么兵种啊，要到哪里去？”

她害怕我走得太远了，或者是到一个特别苦的兵种去。

我不怕。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我还是相信自己。人到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时，茫然四顾，如果不相信自己，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我在老屋的墙上写着：当没有人温暖自己的时候，左手握住右手，也是温暖自己的方式。

我六叔看了连连点头。

邓有治通知我第二天准备去试穿军服的那个夜晚，本吴庄的人又聚在我家中，准备为我送行。

谁知，第二天，当我来到大队部，一大早便看到邓有治坐在台阶上抽烟。

我叫了一声叔。

邓有治抬了抬头，指着地方说：“坐。”

我感到奇怪，一夜之间，邓有治好像有些落寞。

果然，邓有治说：“侄儿啊，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问：“叔，么样了？”

他沉默了一会说：“伢呀，你去不了了。”

我心里一惊，问：“为啥？”

他说：“大队只有一个名额，而你和六个洼村的包小五都验上（黄安方言，都通过之意）了。”

我知道包小五，我们一起体检时曾碰过面。于是我说：“我高中毕业，他才初中毕业，为么事不让我去呢？”

邓有治叹息了一声说：“伢啊，现在的社会，一言难尽啊……”

我突然感觉眼泪要出来了。

邓有治又抽了一支烟，才慢慢对我讲：“侄儿啊，包小五有个叔叔在县劳动局当局长，给四道桥乡的乡长打了个招呼，他们不敢不听啊。”

我觉得眼前发黑。

邓有治说：“人都是命，认吧，伢。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呢。”

我只有蔫蔫地回到家里。

母亲听说原委，禁不住放声大哭。

母亲说：“伢啊，是我们冇得面子，冇得能力，对不起你啊！”

母亲哭得伤悲。我听得咬牙切齿。

那个夜里，我再一次游荡在本吴庄的山坡上，感觉自己像个孤魂野鬼。我想起了本吴庄过去的那些人们，想起了自革命以来，从我曾祖父李光天到他的三个儿子，再到我父亲和六叔，他们所有人的命运，想起了在那块土地上我所知道的发生的一切，于是，我决计出走。

这个决定是那样斩钉截铁。

走的前一天，我对母亲讲：“大，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怎么办？”

母亲以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她喃喃地说：“没了你，我不知活着干什么……”

母亲这句话，差点又打消了我要走的念头。然而，一九八九年那个夏夜，当我游荡在本吴庄时，在黑暗中，我听到了这样的话。

说话的是我四叔。

四叔讲：“奔来奔去的，还不是回来种地，冇得那个命！没有金刚钻，别把瓷活揽。”

听这话的是原来与我们住同一个楼道的李公平。李公平说：“也还说不准呢，我看这孩子，与别的伢不一样。”

四叔说：“你看他那个样，牛么事啊！我看他与我家的伢也差不多，他也就是多识几个字，犁田打耙的活儿，还不如我的伢咧！他能到田地里算几何啊，读英语啊？”

李公平说：“那倒是。”

四叔又说：“他娘指望他这个葫芦，结成天大的瓢，最后连个酒盅也冇得，可笑得很……”

四叔说完大笑，李公平也跟着笑。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也就罢了，偏偏它是从自己亲人的嘴里说出的，且偏偏让我听到了。胸中的一把火顿时把我烧得通红，而对此，我竟然没有一点反驳的力量！

我愧对母亲。因此，我要到远方去寻找证明。

终于，在一个雨夜里，我背着自己在初中和高中时所写的诗，真的悄然出走了，而且几乎是永远地走了。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还会回来。不过我心里明白，为了一个梦，我得离开已没有了任何希望的故乡，去他乡寻找我自己的人生传奇。

第二天一早，当故乡的人们起来，他们找不到我的身影。我从那个小村庄里销声匿迹。

啊，母亲，我不知道“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我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为了给你面子争光、给你心中争口气，我选择了逃离！

至今，我想起地下的母亲，想起那个阴雨绵绵的夜晚，我都为自己的举动愧疚不已。但是，亲爱的母亲，不这样，我又能怎样呢？难道就整天待在家里，看着你们大眼瞪小眼，无限制地悲伤，无节制地自虐？

走前，我回过头，环视整个村庄，村庄在雨中沉沉地睡去。母亲绵长的爱，随着我的目光，掠过高山小河，掠过菜地田野，掠过乱石残垣，掠过无尽的岁月，最后掠过我的心头，只是一阵冰凉的风。

那个有雨的夜晚，因此显得像贫穷那样漫长。我决计走了，到他乡去寻找自己的梦。我知道，如果告诉母亲，她肯定放心不下，不会让我走。于是，我在半夜爬起来，在大家熟睡之后，背起自己过去写的诗和文稿，背着好友写给我的信，悄然出走了。在村头，在母亲曾经站立等我的地方，我甚至没有下跪，我知道一跪我便失却了前行勇气。我也没有回头，我知道回头便有无限的内疚与牵挂，会拉扯住我前行的脚步。

走的那天夜里，故乡正下着连绵不绝的阴雨。那雨下在了我心里，因此我的心里灌满了悲伤。我甚至没有回头望一眼故乡，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没有一个人送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就像我们本吴庄生活过的许许多多的人们一样，他们的生，没有谁重视；他们的死，也没有谁在乎。

那种雨天就像我当时的心情。当我站在长途汽车站，面对着外面从未染足的世界，面对着莫测的未来，我只是凭着一种悲壮的情绪完成了心中的选择。

其实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能够活着回来。

我只是硬着心肠对自己说：走吧，要到远方去，去寻找证明。

我不知道我走后母亲是怎样过的。反正就在那个无休无止的雨夜里，我就那样轻易挥别了故乡与村庄，轻易地留给母亲一个巨大的旋涡与莫测。

离家最初的那两年里，我流浪了八个省，从武汉到郑州，再到北京，然后去西安，经兰州，出宁夏，经历了万千磨难，最后到了新疆。在那个陌生而广阔的地方，我差点因疟疾死去。

我流着泪，想逃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干什么。无数次，我想返回。但是，强烈的自尊心与年少的虚荣心，还有对母亲的愧疚之心，又让我不敢回望出发时的道路。

行囊里的东西，是我平日里写的一本又一本文字。我以为，我一定是个怀才不遇的能者，在流浪的生活中，我一定会写出惊世之作。

南方的愁雨，北方的苍白，西部的狂风……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明白生活远远不是诗歌。诗歌中曾有着无数号召人们“流浪”的谎言。

那时我也写诗，那是带血的诗。远在天涯的日子，饥饿、困顿，无依、无靠，时时刻刻，给我人生太多太多的启示。那是一些书上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的启示。

有好些次，死神就在身边徘徊。每到那时候，我便想起了故乡可怜的父母，他们生我养我，竟然不知我流落何方。于是，每到一个城市，我便流泪给他们写信。每封信只有简单的一行字：我还活着，一切平安，勿念。

我不知道父母收到我的信后是何种心情。我说过那时还年轻，根本不理解“家书抵万金”的涵义。

那种日子让我至今不忍用文字去表述。我想表述的是，我得感谢诗歌。正是诗歌，给了我激情，给了我心中的勇气与力量。

因为我是背着自己写的诗歌出走的。每一个码头，每一个车站，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城市，我的爱，我的恨，我的悲伤，我的兴奋，都通过诗歌，表述得一览无余。

那些诗，我一直认为是带着血的。

因为我的流浪。一个少年在流浪。

一个带着理想的少年，他的流浪也因此充满痛苦。其实，更深的，还是一种寂寞。那是渴望生活宁静的寂寞，那是盼望夜里有望归之灯的寂寞，那是祈望能有一碗米饭与面条充饥的寂寞。

那更是一种无法与人言述的寂寞。

而诗歌，却支撑起了我的天空。它让我明白，我需要奋斗，需要自我奋斗，来证实存在的意义。

可能在他乡，没有人注意一个满脸苍白与憔悴的少年，饿着肚子，拿着笔在本子上记下的东西，竟然会是诗歌！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寂寞行走

我在寻找那条传说中布满希望的道路

在村庄千里之外的茫茫旅途

有谁知道和懂得我的身后

撒下的竟是那永远不变的乡愁

在那长长的流浪之日，就是诗歌，支撑着我度过了漫漫的长夜，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沧桑日子。那时的激情，如水一般奔泻，一天之中，竟然要写几首有时几十首诗。

那时我就背着它们，去寻找同盟。

一个少年的想法，是如此幼稚。其实，那时中国刚刚实行市场经济，还有几个人在乎诗歌呢？即使那些吃这碗饭的，也笑话我是一个痴人，精神上有问题。

那时我的心里充满偏激，充满不满与愤怒。

于是我更加拼命地写下我在流浪过程中的另一些诗歌。那些不入流也不成流派的诗歌，我认为，那是我一生中写得最好的诗歌，它幼稚，单薄，但真实，自然，是我全部感情的喷涌与积累。

但是，我最终也没有遇到任何知音，更没有解决任何有关我生存的问题。我明白了，诗歌有时仅是那些经常写流浪情怀的诗人们，对生活产生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觉。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命运就在新疆那块陌生的土地上，让我见证了奇迹：在南疆的一座有风的小城里，我被故乡在黄安的一个好人收留，我成为早期打政策擦边球的高考移民。而帮我的人，也成了我这辈子最好的亲人。

又是一年过后，我在当地直接参加了高考，并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

通知书来的那天，帮我在当地上学的亲人，拿着通知书哭了。

他喝了酒，流着泪讲：“当时，听说你从黄安来的，我便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后来又看了你写的诗，觉得你这个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

那一夜，南疆夜风习习，微有凉意。我对他千恩万谢的同时，心中涌起的是无限的暖意。

我想起了故乡，想起了母亲。那些日子里，这种思念无时不在。可那些年里，我每到一地，只给家里写一封信，说我还活着，叫他们不要担心。我从来没讲自己在外干什么，更没讲读书的事。我想给母亲一个惊喜。现在，这个惊喜，终于实现了！

到北方上大学的那天夜里，在火车站，我回过头看到自己在异地他乡认识的亲人，看到风吹起他的白发，顿时泪如泉涌！

上车时，我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一直到此时，我才给家里发了电报：

“大，我上大学了！”

三

大学的第一个寒假，也就是我离家近三年后，我终于带着母亲当年坚守的那个希望与心愿，回家了。

是啊，回家了。拿到车票的那一刻，我觉得那张小小的车票，比世间的一切都亲切。

又是火车，咣当咣当地把我送回千里之外的故乡。

回到本吴庄的那天，正值冬季的夜里，天很冷。一路上，公共汽车跑得飞快，但我觉得它太慢太慢。我回到家时，又是夜半，天漆黑一团，故乡的山路上还有迷雾，我下了车便沿着当年出走的山路狂奔，那时我觉得什么都不怕。好像传说中的鬼神，都在给我让路；好像故乡大山的一切树木，都在向我问好，低头致敬。

当我在空荡荡的夜里敲自己家的门时，我感觉心怦怦怦地跳动起来，血管都要爆炸了。

敲门声在夜里格外响亮。

当门打开时，我看到，我的母亲——我亲爱的、让我总是在想起她时要流泪的母亲——拿着一盏油灯站在门后面，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想象不到，她的儿子，寄托了这个家族全部希望的儿子，居然这样活着回来了！

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母亲的头发白了一半，她瘦弱的身子站在门口直打哆嗦。

我轻轻地喊了一声“大”。

话音刚落，我看到，那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手中的灯掉在地上，她猛地扑了上来，紧紧地搂着我，不停地拍打着我的背，吼出了一串撕心裂肺的长哭……

几年了，我在外受了那么多的苦，从来未曾哭过。仅在那时候，我才让自己的哭声高高地扬了起来，让整个村庄，在我和母亲的哭声里，不再昏沉沉地睡去；让整个村庄的人，都从夜梦中惊醒，互相传说着我归来的惊人消息。

四

直到我回家时，我才知道自我出走后，关于我的种种传言。

本吴庄的人们对外人说：“你们知道吗？那谁谁家的孩子，就是原来成绩非常好的那个，今天在这个城市，明天在那个城市，肯定是加入了黑社会，不然他怎样活下去？”

他们于是教育孩子：“不要学他呀，学他就学坏了！书读多了，枉费啊！”

我可怜而又自尊心特别强的母亲，听到了这些传言，心里的种种希望一下子全垮了。她整日整夜地跑到山里，偷偷地哭过不停。她的身体从此开始垮下去。而我父亲，从此变得像大山一样沉默寡言。

我没有想到我的出走，会给一个家庭带来这样大的打击。而那时，我还在努力，还在咬牙切齿地奋斗着。

我更没有想到，三年后我回来时，又在故乡变成了传奇人物。人们又开始这样的传言：“你们知道吗？那谁谁家的孩子，几年前跑了的那个，竟然活着回来了，还考上了大学！”

他们开始这样教育孩子：“你看看人家的孩子，那才是你们的榜样呢！”

我母亲听到人们这样说，精神从此慢慢变得开朗起来。

再以后，我毕业，又奋斗到了北京，在一家中央机关的大单位工作，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捧得大大小小的奖状，并且还出了十几本书。而故乡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其实根本不知道，之前，我曾在外面受过怎样的委屈。那时，我母亲她们的全部心愿就是：你活着，一切平安，这就好。

这正是当初我母亲让人给我写的信上说的话。

母亲，我总算圆了你的梦了。请你原谅我吧。

那时，母亲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要一起到本吴庄和亲戚家串门。

我不去。

母亲说：“要去啊伢，不然人家以为你考上了瞧不起他们哩。”

母亲又说：“你总算让我抬起头了啊伢，你不在的那些年，我都想死咧。我想了，再难我也得活着，我要见到你啊，我晓得我的伢，肯定会争气的咧！”

看完亲戚，走访完朋友后，没事时，我又来到我们家的老屋前。老屋在我高考那年倒塌后，父亲又盖了一间。父亲坐在老屋前搓着草绳，他不像母亲那么感情丰富。他一辈子就那么沉默，永远只在内心里包容着那个世界。

但现在，父亲想要我们陪着他说话。他很想谈谈他的庄稼，很想谈谈他内心的土地，但是我那时还不懂得他的那份心情，不想让他再像过去那样没日没夜地在土地上劳作。父亲摇摇头，走开了，他沉重的叹息从墙的那边传来，我一下子被他苍老的声音感动了。记忆之门开始开启，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童年时是怎样跟在他的身后，去拾起丢落在田地里的稻穗，父亲给我讲着一粒稻一滴汗的不易……

那些夜里，我睡在我原来睡过的房子里。数年过去了，那间房子还挂着我出走的前一天写的那些字，那是《红楼梦》中一段关于贾宝玉的描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高粱：莫效此儿形状！

四年过去，那幅字上已挂满灰尘，有蜘蛛在上面结了网。但那幼稚而有力的字，却似乎表达了我当时对这个世界的全部感情宣泄。我看着那歪歪扭扭贴在墙头的条幅，内心深处发出了属于青春的叹息。

夜深之时，我还睡不着。我原以为母亲也会睡不着的。但自我回来后，我发现母亲夜夜睡得很香，好像她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倒是父亲，我经常听到他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的。特别是在深夜里，我听到父亲的叹息从墙的那边传来的一刹那，我忽然觉得他像一个孤独的行者，这么多年都在苍苍的夜色中走着。

夜里很静，我一下子像是明白父亲了。

在寂静的夜里，我于是翻身下床，推开门到外面走一走。整个村庄都很静，月光有些冰冷，月色却有些温柔，我的目光扫视着我过去生活过的地方，那些曾经熟悉尔后又陌生下去的一切，开始走入我无穷的记忆。在朦胧的月光中，我看到一个纯真的少年向我走来，我几乎不认识他了。那是我吗？好像是，又不是。

我只觉得有一种发咸发涩的液体，迅速布满我的眼眶，布满了我回乡的画布，打湿了归乡那条遥遥的小路……

☉第十七章：失落的故乡

一

时间过得很快，公元一九九三年的夏天，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本吴庄四娘的孩子李晓光恰好师范大学毕业。

就在他参加工作的那一年，我们的村子突然来了一个人。

他的身后，跟着一大溜车和一大堆人。

迅即，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本吴庄传开了：“李晓光的叔爷，李红旗的叔父李宝玉，突然从台湾回来了！”

另外一个更刺激大家神经的消息是：“国民党的老兵李宝玉，带回了大把大把的美金！”

这个消息，在我们本吴庄老大一片地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李晓光一家一时又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

啧啧啧，真好啊，看人家的生活……

是啊是啊，我们怎么没有这个福分呢？

的确，我们本吴庄跟着共产党出去闹革命的，没有一个活着回来。本吴庄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孩子还是读不起书，女人们还是穿不起裙子，男人们还是抽不起纸烟。一年养一头猪、喂几只鸡，这仍然是维系本吴庄一个家庭日常生计的基础。

但居然在若干年后，从本吴庄走出的一个国民党士兵活着走回来了。他的回乡，迅速给消沉的本吴庄抹上一层光彩：“他也要在本吴庄修一条通向山外的路，还要给本吴庄各家各户五百块钱！”

啧啧，啧啧，啧啧啧！附近的村庄都羡慕着我们。

这时，那顶所谓“敌特”的帽子，李红旗家早已不戴了。李晓光和李晓光的叔爷一下子成了黄安县里的新闻人物。连县上的领导也跟着一起来，对村干部再三申明李宝玉是统战对象，欢迎他回乡来投资。

李宝玉被当做贵宾一样看待。

我们本吴庄的人说：“真是世道翻了个了！”

黄金河那时还在世，但他不敢从家里走出来。当初定李红旗的帽子，就是他为完成赵春玲交待的任务硬性给戴的，没想最终要了李红旗的命。黄金河自觉理亏，不敢出来见面。

村子里的人说：“要是赵春玲还在世，不知会作何感想。”

长期郁郁寡欢的四娘，终于在此刻挺起了胸膛，走到哪里，她说话的声音都特别响亮。这响亮的声音，像耳光一样，抽打着某些人的心。

李宝玉来到自己的祖坟山上，大哭了一场。

不知为什么，回乡者的哭声总是忧伤。那哭声，在本吴庄的后山上飘荡了几天，连空气与云彩都沾上了哭声的味道，让人想跟着哭。

李宝玉在本吴庄待了一个星期，布置了他的想法后，留下一笔钱，坐上车从坑坑洼洼的山路一溜烟走了。

四娘用李宝玉从台湾带回的美金，在离我们本吴庄四十公里外的黄安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她从此搬到了城里，成了城里人。

这条消息让大家感到失落。大家一下子觉出身份上的差别。于是有人怀念起过去的日子来：

“要在以往，哪轮到这样的家庭过这样的好日子呢？”

有的男人甚至在想，早娶到这样的一个女人，是钱色皆有，谁能想到一个地主的女儿，还会有这样的好日子呢？

无论大家怎样想，四娘终归是要离开本吴庄了。

四娘走的那天，来到我家里坐了一会。她对我母亲讲：“嫂呀，我要走了。”

我母亲说：“好啊，总算苦穿头了。”

四娘又落泪说：“嫂，感谢你啊。冇得你，就冇得我的今天。”

我母亲说：“这一切是你前世修来的命。”

两个女人在一起，没完没了地唠叨。

最后，四娘说：“嫂，欢迎你到城里玩，多来看看我啊。”

我母亲说：“好好。一定去。”

从此，四娘走了。她在城里开了一个杂货店维持生活，很少回到乡下。尽管她仍是单身一人，但生活得美滋滋、香喷喷的。

有一年，我到县城李晓光家里小住了一晚，感觉到他那个家里充满了幸福与温馨，只是青发如丝的四娘已苍苍白发，让我禁不住百般感叹。

二

我上大学时，我原来的同学中已考上大学的，正面临着大学毕业。我虽然落在他们后面，但毕竟也赶上了末班车。我母亲说：“不怕，在我们黄安县，还有复读了八年才考上大学的呢。”

我父亲补充说：“听说有的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复读几次后甚至变成了疯子。”

母亲说：“我们不与别人比，能上大学，能改变你的命，就行了。”

那时，当我上了大学回到家里时，我三叔家的一个妹妹也考上了大学。也就是说，我和这个妹妹几乎是同时上大学的。我在外地的那几年，这个妹妹考上了高中，等我上大学时，她也坐在我们黄冈地区的一所大学教室里，一点也不比我差到哪里去。而奇怪的是，本吴庄里的人唯独看重我们男人，认为我们干的才叫做事业。我妹妹曾多次为此不平过，认为我们本吴庄上的人偏心和重男轻女。我听了只是一笑置之。

那时候，我每次放假回到故乡，应母亲要求必须去各家各户串门。但不知为什么，我在和别人说话时，总是走神，往事总是在我眼前跳来跳去，让我心里很不平静。

有次，周弘艳婶婶甚至说：“这孩子，怎么有点不对劲了？”

她的话音刚落，李希望便马上站起来呵斥她说：“这伢是吃公家饭的人，能一样吗？要和别人一样，大家就不用种田了，不都可以成为公家的人吗？”

李希望这样一说，周弘艳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我听后却越发走神，总是盼望着早点回家去。这时候，我妹妹都会准时地走进来对我说：“哥，家里来了客人，大叫你马上回去。”

我趁机可以逃身。出门时，我还被门槛绊了一下，差点摔了个趔趄。回头望去，曾经是我们本吴庄风云人物的李希望，已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与本吴庄的其他人，早已没有什么区别。而关于他年轻时的风花雪月，也早被扔在山的那一边，很难再把这个人，与那些曾经火红而又荒唐的岁月联系起来。

那时候，我就开始隐隐觉得，我与本吴庄之间，一定还横隔着一些什么。

第二年的夏天，我又回了故乡。故乡的夏天还是过去那样炎热。我承认出去了很长时间后，我已不适应原来这个我非常熟悉的地方。比如我生于斯长于斯，却已不服这里的水土，回去一次，只要下田帮村子里的人干农活，腿上便长满水泡，奇痒无比。

本吴庄的老人笑着说：“真不是吃这碗饭的伢，别再干了吧。”

我便从布满泥泞的水田里上岸，看到田里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我心里又十分不忍。

这是常常压在我心底的一种感觉。每当我看到父辈们在田地里挥汗如雨，我的心总是格外的沉重。

但有一天黄昏，我从城里赶回村庄，站在山头上，当我看到本吴庄像是被人抛弃了的一个城楼时，我的心里骤然升起了一种难以言传的爱意和怜悯，那是我对故乡的无限的深情。

我想起了从本吴庄里走出的人物，革命者、反叛者、上大学者、打工者，出去了的那些人都流落到了哪里呢？

在我的印象里，那些稍微有些头脸的人，只要是走出了本吴庄，便都逃离那儿了，最后没有一个人回来。即使回来，他们也早变成外地人了，他们已放弃了本吴庄人的某些特点——包括那些好的东西，比如质朴、厚道和宽容——他们早就和本吴庄上的人脱离了干系。我们村庄里邓有治的女儿邓小微，在大学毕业时为了能够留在城里，同一个与邓有治差不多年龄的有钱人结了婚，虽然邓有治心里极不舒服，本吴庄人也议论了一阵，但最终却并没感觉失去了什么。相反，还有一些人羡慕地说：“看人家，嫁个有钱人多好！吃喝住穿，百事不愁！”

我后来不得不承认，我还是低估了故乡的人们，因为有时我根本不懂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但每次回故乡，我仍能真正感受到，我是幸福的。与在乡间生活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们相比，我是幸运的。

即使我在城市里生活得再普通不过，在故乡人们的眼里，我还是英雄。

同学们也是这样。多年后，当我再次见到初中与高中的同学时，青春已经彻底在我们之间打了一个结。男人们开始沉默，而女人们——与男人相比，都各自老了下去。岁月在她们的脸部、她们的额角，在她们的身材上，在她们的手掌上，都留下了粗重的呼吸，打下了时光的烙印。

这时，我们都能心平气和地在一起聚会。我发现，无论岁月走得多远，总有一种真情，流溢在我们心灵的河流上，不易被时光的雨水打湿。

这时，多数女同学已做了妈妈，成为孩子的母亲。由于同学聚会，我们偶尔也有电话，或者几年没有电话，但每当谈起往事时，大家的语气里彼此都有了深深的祝福。

谁和谁，又有恨呢？比如那个我曾恨过的开小卖部的卖书的老头，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最后做到城里去了。到我们上高中时，他已在城里买了房子，让乡下的人都非常羡慕。有一年，我从北方的大城市回故乡探亲，刚坐上去乡间的客车，一个人猛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回来了？”

我回头，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我以为他认错人了。没想他说：“你这孩子，我记着哩，当初你总是往我那个小卖部里跑，我还以为你要偷我的书哩。”

我想起他来了。时间过得真快，老头变成老老头了。我说：“是吗？当时你真这么认为的吗？”

他笑了，说：“我可没少在报纸杂志上看到你发表的作品，没想到你还挺有出息……”

我客气地说哪里哪里过奖过奖之类。

他说：“嗨，早知你这样有出息，我就是不卖也把那些书借给你看。”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客套话还是真话。一个商人何曾去理会一个少年的心事与梦想？但我还是礼貌地说了声谢谢。一路上我们谈了许多，虽然最后我一句也没有记住。但老头对我考上大学混入大城市还是很高兴，觉得我有出息。

我只是把头低着。我心里很想对他说，真得感谢他商店柜台上的那些书给我的刺激，正因为买不起，我才如此努力地通过读书最终改变了命运。

但是我没好意思说出来。因为我生活在安逸的大城市后，家里的书成山成垛的，可打着“为了生活而忙碌”以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幌子，我却很少有时间再来读它们了。

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了羞愧——岁月原来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造我们的。

还有一年，我回本吴庄时，在镇上突然遇到后脑勺。

后脑勺那时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因为前边两个都是女娃，她不得不一生再生。其时，后脑勺在顶替父亲的工作岗位后，好景不长，工厂破产了，她下岗在家待业。说是待业，其实只不过是拿着几十块钱的生活补贴，后来甚至连这几十块钱也发不出了。她的三个孩子，跟在她的身后，一个个看上去黑乎乎的。而她自己，也很快地胖起来了，已完全不是当初那个清纯如水的女生。

我在叹息的同时，还有一丝内疚，我觉得像欠了后脑勺什么。我在市场上给她的孩子买了整整一箱水果，还给了她几百块钱，算是给孩子的见面礼。

后脑勺一个劲地感谢我。我看到，有惊惶与失措的泪水，从她的眼里落下来，令人心酸。

我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镇。

后来，我还得知了李北京的消息。一个老同学告诉我说，李北京到了南方之后，开头是做水果生意，后来不知怎么染上了毒瘾，最后因为抢劫，被公安机关抓起来判了二十年的徒刑。

算来，如果他出来的话，也是近五十岁的人了。

人的命运，真是千差万别的呀。

有天深夜，多年不见的儿时伙伴李晓光突然来到北京，在夜里给我打电话，约我相见。等我赶到他下榻的宾馆时，看到他带来的，竟然都是一些正儿八经的大学研究生与博士生——他们虽然年轻，但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他的公司集团。就像上个世纪我们本吴庄的平头百姓，曾义无反顾地加入共产党闹革命一样。

那时的李晓光，已不是我们一起长大的李晓光了。他无比光鲜，也无比智慧。

见到我，李晓光大大地夸了一通，认为我单枪匹马来京后，混得还不错。他最后提出：“辞了单位，与我们合伙吧，我们要干一番黄安县将军们不曾干出的轰轰烈烈的事业！”

我说：“我仅能干这个，其他的干不了，请你们理解啊！”

我们喝酒，然后叹息。那些硕士博士们，在李晓光面前，一个个俯首帖耳，点头哈腰，让我感到极不舒服。

李晓光当着他们的面说：“他们没有你有志气。”

我看了看那些站在他身边伺候他的人，他们竟无怒色。我于是想，时代真是在变了。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火光闪闪的夜晚，李北京因为没钱读书退学时，眼中流露出的那恶狠狠的凶光。

难道，命运真的是天生而成的吗？

我不相信。

我的母亲也不相信。

越是这样想，我便越是要感谢母亲。所以许多年后，每当我在母亲那长满了蒿草的坟前，在点燃火纸后，我按照故乡的规矩，双膝一并，对着冰冷的石碑重重地跪下去，磕了不知多少个响头时，我心里总在说：

母亲啊，你是我一生最感谢的老师与亲人！

三

公元二〇〇二年，我与北方山西的一位女子相识并经过短暂的并不复杂的长跑后，终于结了婚。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走进我的生活，开始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亲爱。

我结婚时，母亲没有来京。她说：“花费太大了，结了婚再回家办一次，我就不去北京了。”

结婚后，我与妻子回故乡。母亲乐得手都不知晓该往哪里放，她用眼偷瞄我的那位，紧张得了不得。

母亲对我说：“这好，这好，就是瘦了点……”

我说：“那是苗条。”

母亲不好意思地说：“对对对，苗条，城里人就讲苗条……”

我妹妹说：“还有性感。”

母亲说：“对对对，就是性感。”

周围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婚礼办得挺热闹。母亲说：“这下就算完成任务了！”

父亲乐呵呵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显得亲热，看我的眼神，早已不再带有杀气。那时，本吴庄留在家里的人员，全数出席了我的婚礼，中午是正餐，招待村庄的男将；晚上是副餐，请村庄的女人和小孩吃。

本吴庄那么大的村庄，结果一餐只摆了十几桌。因为稍微大点的年轻人，十四五岁以下的孩子去了学校，十六岁以上到五十岁以下的男人，都跑到外地打工去了。有的甚至关门闭户，全家都出去了，村庄里只剩下了我们习惯性称之的“老弱病残”人员。

饭到中央时，母亲说：“你媳妇让人打红不？”

“打红”是本吴庄的一种规矩。就是新媳妇上门时，酒过三巡，菜品五味，等到上羊肉萝卜的时刻，一帮人要把锅灰倒入烈性的白酒，再拌上红色的颜料，趁吃饭的人不注意，突然冲进去抹在人的脸上，这种东西，一旦涂在脸上，不仅味道大，还不容易洗掉。

我说：“还要打红么？”

母亲说：“都是规矩嘛。有些新媳妇不喜欢，会当场生气，弄得玩的人觉得冇得意思。”

我了解老婆的脾气，从小生长在与我完全不同的环境，肯定会不高兴。我对母亲说：“算了吧。”

母亲说：“啊，那就算了。”

接着，我听到母亲走到窗头下对那些庄稼佬讲：“儿媳从大城市回来，不懂这里的规矩，你们多包涵，别为难她了，心意都领了。”

母亲又说：“看来，儿大了不由娘啊。”

本吴庄留守的人，本来就长我们一辈，打红也不好意思，听母亲这样说，也就渐渐地散去了。

那是母亲最为高兴的时日。她点着烟，看着一堆又一堆的客人从房子里出入，脸上洋溢着特有的喜悦。

回北京的那天，母亲照例又送到村头。我说：“大，回去呗。”

母亲说：“好，回去。”

我向前走，她又跟着走。

我又说：“大，回去呗，不用送。”

她说：“好，回去。”但她仍然跟着走。

走了老远，本吴庄甩在山那边了。母亲还没有回头的意思，我说：“回吧，不用再送了。”

母亲这才住了，对我说：“你脾气爆，要对媳妇好点。”

我说啊。

然后我就走了。我听到母亲好像开始哭。母子连心，她一哭，我就能感觉到。

果然，后来回来，我那个上大学的妹妹打电话说：“大等你们走后就哭了。也不知为啥。”

我说：“她舍不得呗，觉得她的儿子跟着另外一个女人走了，可能感觉一下子生分遥远了……”

我妹妹不信。

我说：“不信你问她。”

我妹妹就问母亲。母亲笑：“说，这伢，还晓得娘的心事。”

又过了几个月，我对妻子讲起母亲过去的事，讲起母亲的种种遭遇，妻子说：“要不，把她接过来住一段吧。”

我说：“好。”

我马上给家里打电话。母亲说：“不来，来了麻烦你们。都要上班，又冇得房子。”

我说：“来吧，毕业这些年了，还冇让你到大城市看看呀！”

母亲还是说不来。

后来妻子说：“我打电话试试。”

她打了。

母亲开头也是说：“还是算了吧，不来，来了给你们添麻烦。”

妻子坚持着说：“来吧，刚好来检查一下身体。”

母亲犹豫着。

妻子说：“来吧，出来散散心。”

母亲便答应了。

那一天，母亲进城来了。在弟弟的陪同下，母亲来到我的城里。她的脸上带着兴奋，带着喜悦，更带着疑问。

母亲在城里住了一个多月。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医院里。那时，单位还没有房子，我结婚住在一间单身宿舍，同事搬出去了。房子很小，但母亲没说。媳妇带着她上北京城玩，我有时间也陪着，母亲很高兴，但她没说。母亲住院检查，先是说要做手术，后来又因为血红蛋白上不去，做不了，母亲没说什么，但她硬是戒了烟。

戒烟这件事，对我弟弟影响极大。他说：“没想到她几十年的习惯，真的一下变过来了。”

我也觉得奇怪，因为戒烟，在我周围人的眼里，本来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而母亲，说戒就戒掉了。

母亲喜欢在我去看她时聊天。

母亲说：“看到你生活得这样，我放心了，想多活几年咧。”

母亲又说了：“住院期间，看到那么多的人来看我，晓得你与领导同事处得不错，我放心咧。”

母亲还说：“你媳妇跑前跑后的照顾我，我也就放心了咧。”

母亲最后说了：“看到我住院一天天的花钱，不到二十天花了一万多块钱，我就急咧！我晓得我得的是么事病，我要回去！”

母亲坚决要回去。

医生悄悄地告诉我说：“不是妇科病，是肝硬化转肝癌，晚期了，回去吧。”

医生的话，仿佛天塌了下来，我根本不相信。但事实就是那样。

看到我流泪，母亲却笑着说：“能活着来一次城市，看到苦命的伢有了出息，我也就值了，一辈子值了。”

母亲安慰我：“本吴庄的女人，有哪个能来北京呢？来了北京，又有哪个能住上这么好的医院咧？伢啊，我知足啊！”

母亲坚持要回去。

我不让。

母亲却趁我上班时，让我弟弟去买了火车票。我让弟弟去退，母亲生气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给她办理出院手续。那时我很忙，也只能抽出几天时间陪她又转了转。

去天安门，看故宫的皇家大院，母亲说：“伢啊，我知足呢，真的知足呢……”

母亲拉着我媳妇，在天安门前照了相。她的脸上一直洋溢着微笑。看得出，那是母亲真正发自内心的微笑。

第二天，母亲走了。母亲走时，我才知道弟弟买的是硬座而不是卧铺票。当时我就急了，要去换票，让母亲改日再走。

母亲拦住我说：“来一趟，花了你一万多块钱，够多的了。伢，娘心疼你咧！再说，我这辈子能坐上火车，能坐上硬座，这辈子也值了。湾里（黄安方言，村子里）有哪个有这个福呢？”

母亲执意坐上火车走了。

从此，母亲再也没有来过。

从此，我每次出差，只要是坐卧铺，我便想起母亲最后离开北京是坐硬座走的，心里隐隐作痛。我仿佛看到，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母亲坐着硬座，怀着莫须有的喜悦，就那样带着一身病离开了北京。

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坐火车，也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来北京。

四

我母亲走后，媳妇对我讲：“以后多寄点钱给你母亲吧，你知道不，听那天检查的医生说，你母亲身上仅带了三十块钱，还用线缝着，紧贴在里边的衣服里……”

为母亲作检查的妇科大夫，是妻子认识的，她在全国很有名，想来不会说错。

我说：“每年都给钱了呀……”

后来打电话问我父亲。父亲说：“农村一年不知多少个礼数要还，你大爱面子，总比别人给得多，早花完了。”

我说：“用完了不晓得跟我说声啊……”

父亲说：“有钱就多用，冇得钱就少用，你大说你在城里过得也不容易咧，不让张嘴……”

让母亲接电话，她说：“有哩。存着哩。没让你父亲晓得。”

我不知道母亲是真存着还是假存着。反正，每次寄钱给她，都要挨她一顿训斥。

公元二〇〇三年，北京遭遇“非典”的那一年三月，正是花草吐绿，飞絮连天的季节，我儿子在母亲曾住过的那家北京医院里出生。

母亲得知消息时，一天打来好几次电话，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她一个劲地说：“好事好事好事咧，你爷爷你父亲做了善事呢……”

过会儿又说：“做了好事咧，生了儿伢咧！”

还说：“儿伢好啊，有接班人了咧！”

母亲接连几天都打电话，每次通话时，就是这几句话。

没想到，那年夏天，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家里打来电话说，母亲病重了。

我说：“大，到北京来治吧，肯定能治好。”

母亲说：“大晓得呢，这次肯定好不了，不来咧。”

母亲又说：“来过一次，知足咧。”

母亲说：“就是冇见到你的孩子，想咧。”

我说：“北京‘非典’闹得厉害，细伢只好送到外地去了，他外公来车接的，回不了黄安呢。”

母亲说：“我晓得回不了，就是想伢……”

我知道母亲想我的儿子。但“非典”越来越厉害，一时整个北京城都人人自危，加上我又参加了单位抗击“非典”的斗争，没有时间照顾家里，考虑到孩子的安全，岳父派人开车将我儿子接到山西去了。

那时，全国人民发动了一场如当年黄麻起义一样的革命战争，到处被封锁，陷入了另外一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人员流动禁止得厉害。

母亲再惦念孙子，也没有办法。各村各户，都开始设岗，外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

还未等到彻底解冻，那年秋天，母亲果然走了。而且是永远走了。

五

公元二〇〇三年秋天，我母亲病重的时候，虽然“非典”刚刚结束，但各地阻难人员流动仍非常厉害，无论如何，我还是从北京城跑回故乡去陪伴母亲了。

那时，我所在的单位正在搞改革和精简，我弟弟多少经历些世事，不让我回去。但我还是回去了。那一年，我冒着“非典”的危险，共回去三次，一次便是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直到母亲仙逝。

我弟弟说：“反正没救了，你还是别回来吧。”

我姐姐也这样说。

我说：“即使单位把我裁掉，也不能夺去我与母亲共处的日子。”

我爱母亲，尽管当时我并不怎么爱她脚下那片曾让我无数次为之落泪的土地。

母亲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什么，她只希望我在外平平安安。至于她背地里的思念，我很少想过。有一年，为了写一本书，多挣一点钱，我甚至连春节也没有回去。姐姐后来写信说，过年时，母亲在桌子上多摆了一双筷子，说是我的位置。

后来工作调动，后来恋爱，后来结婚，无数的新鲜事物与新鲜事情在等着我做。所以，回家，往往便成了一个传说。除了往家里多寄些钱，南方的村庄开始在我的记忆里模糊下去。

直到母亲病了。

母亲这次发病起初并没有告诉我。直到医生说她病危之后，家里人才发现母亲发疯似的想我，每天都对大家念叨着我的名字。

我回去了。仅那一年，我便回了故乡三次。我发现，原来回故乡是那么容易，根本不是我认为的那么艰难——要完成一大堆的工作呀，要请假啦，要存钱呀，要拜亲访友啦，要应酬啦。

更让我烦恼的是，苦了一辈子的母亲，竟然在五十九岁时得了肝硬化，并伴有顽固性的腹水。起初，我弟弟在电话中把病情说得很重，我当时还不知怎么个重法。直到回家看到母亲时，我猛地吓了一跳：母亲的肚子肿得像个水桶，而脸、手与脚则瘦得像麻秆。

见到我，母亲马上拉住我的手，抱着我哭了起来。

那是坚强的她，第一次为自己而哭。

“我多想再活几年啊，看你们成家立业，替你们抱抱孩子……”母亲说。

在本吴庄人的眼里，我们家的几个孩子被认为是最孝顺的，母亲病了几年，我们每个月只要有了钱，便寄回去给她治病。中药、西药，母亲不知吃了多少，有的医生说没有希望，不要再治了。我们做儿女的，觉得只要还存一丝希望，就想尽一切努力治疗。

看着消瘦下去的母亲，想起去年她来北京我带着她去参观天安门与故宫，带着她到中央电视台节目录制现场时，母亲那种像小孩般好奇的样子，曾让我忍俊不禁；而短短一年过去，眼前的母亲像萧条的乡下一样，已成了一棵孤零零的树。

那一年，我坐在家里陪她时，得以有时间详细地算了算我家的收入，最后我悲哀地发现，我父亲在乡下种着五个半人的田地，一年的收入竟然还不到一千元，再加上化肥、农药的费用，除了顾上一年的口粮，种田还得倒贴。如果我们不寄钱的话，家里从来没有超过两百元以上的现金。

周弘艳说：“如果不是你把每月的工资寄回去要你大住院，要不是她不停地打针吃药，你大很可能早已不在了。”

周弘艳说得泪汪汪的，触动了她自己的心事。我后来才知道，周弘艳的老公李希望得了严重的前列腺炎，最后导致行走不便。没钱治，这个曾经叱咤本吴庄的男人只得躺在床上每天唉声叹气。

在本吴庄里，村子上的人如果得了病，便成了一家人的心病，按照习惯，他们从来是小病不看，大病不治。村子里很少有人上医院，等到酿成大病，更是熬得过则熬，熬不过就只有等死。

仅仅一年没有回去，我便听到我弟弟讲，村子里的谁谁不在了，谁谁病重过世了。而那些故去的人中间，有许多本来是可以继续活着的，可没有钱，辛辛苦苦了一生的他们便提前告别了人世。

我母亲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母亲说：“全家人都同意给我治病，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知足呢。”

因为这个，我们兄妹几个在村子里成了孝子，成了人们羡慕和谈论的对象。虽然母亲也处在痛苦中，但听到人们对她的羡慕，她感到了心理上的一丝安慰。

有天下午，我一个人跑到山沟里，想看看那里的风景，我却看到了另一幅场景：由于天干厉害，我看到和我们共过巷子的叔叔李公平夫妇蹲在池塘里，用一个木桶往外舀水，他们想把秧田灌起来，以便插上秧。

我看到李公平和他爱人那根根凌乱的白发，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于是我脱了衣服，光着膀子帮他们干了整整一个下午。

开头他们不让。李公平说：“伢，你不是吃这碗饭的，犯不着啊！”

我说：“帮帮吧，锻炼锻炼。”

一下午下来，我累得腰酸背痛，直不起身来。

李公平的爱人说：“你还没有忘本啊伢，好人啊！”

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其实我知道，如果我再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也不可能这样活下去，靠一点点理解与同情是根本解决不了这里问题的。这也是村子里那些年轻人为什么要选择逃离的原因。

我问了他们家的情况。

李公平说，大儿子已经结婚，和媳妇一直在广州打工，已有三年没回家过年了，乡下过年的传统不再像往日那样受重视与热闹。二儿子在武汉，也不知到底在干什么，据说是一年四季找不到活儿，可他在城市就是不愿回来。至于大女儿，算来已有二十五六岁了，在乡下算得上是老姑娘，可她到武汉市为一个单位做了多年的饭，就是不结婚，因为她不愿再回乡下来；而在城里，城里人现实得很，也不会轻易地找一个农村姑娘做媳妇。按说，在乡下二十五六岁的女孩没有出嫁，人家就开始称老姑娘了。李公平叔叔没少为此事烦恼，大儿子的孩子就跟在他们身边，一出工就带着，晒得奇黑。

婶婶说：“你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啊，简直就不是人！”

婶婶的话让我低下头来。

我问自己：乡下人生活的尊严在哪里？乡下人的出路在哪里？如果“非典”当初在乡下流行，结果会不会更加恐怖狰狞？

我想，如果我当初不是跑出去，如今我母亲也只有像无数个可怜的乡下人一样，病了等死，最后像村子里的那些人一样死得无声无息。

回一次故乡，故乡便坐在心上，成为我的一块永远无法抚摸的疼痛。回到城市，每每听到办公室的同事在讨论什么名牌能跟得上时尚，谁谁又换了一辆好车的时候，我唯有默默地坐在那里，心中真正是无法悲伤，而又倍感凄凉。

有一天早晨，我坐在故乡的瓦房前，突然又想起了“命运”这个词。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没有一回逃得过它。母亲说，每个人的一生，似乎早就在命中注定，该受的苦难，该享受的幸福，好像一切都已注定。

那时，母亲躺在床上，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一生可以说是劫难重重。一直到她可以享受到幸福时，她却突然病倒，并且在这种病痛的折磨中度过自己的余生。陪母亲的那段时间，母亲还对我讲起她的亲戚。

母亲说：“你舅公家吧，曾经住在那么大的一幢别墅里，一大帮人进进出出，日子红红火火的让许多人羡慕。我也是看着表兄表妹们迅速地长大的，过去，她们一个个在城里生活得多么滋润！可如今呢，可怜啊！”

母亲说，在舅公去世、舅姥改嫁后，一晃又是十多年过去，他们家那些曾令我们无比羡慕的孩子，在时代的大潮中开始了另一种人生。母亲说，除了在事业单位的大舅外，其他的所有表弟表妹们已全都下岗，没了工作。

母亲那时对人生的阅历已具有了另一种沧桑，便常常感慨命运的无常。她絮絮唠唠地说：“你说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说没事做就没事做了呢？你小姨下了岗，给人当保姆，一个月挣三四百块钱还要挨别人训；你三姨下岗后开了一家小店，可总是亏本，她见到我时一提起就哭；你大舅好一点吧，可孩子却死活不读书，非要跑到外面去打工；还有你小舅，整个人没有了以往的光鲜，穿得破破烂烂的，哪里还像个革命家庭里的孩子……”

我母亲为此慨叹时代变了。她为舅公一家的后代担心害怕，为他们不平。她说：“他们一个个本来应该都是好命呀，你说咋像唱戏似的，说变就变了呢？”

我父亲说：“革命胜利后，当年他们真不该回黄安来呀，要是在北京，不晓得要当多大的官了！”

我没法回答他们。我只是偶尔想起了过往，想起刚直不阿的舅公，想起了可怜的舅姥，想起了他们留在那个院落里的欢笑，不知为啥，有一次我站在异地他乡竟然流出了眼泪。

那时，电视报道整个南方下着罕见的大雨，让我陷入了忧伤的情绪。我不知这是否就是命运。因为我听说，与舅公一起革命而没有回故乡去的那些人，他们的孩子不是当了老板就是出了国，成为主流社会的人群，他们过着与舅公的孩子完全不同的日子。而谁又能想到，我不识字的母亲，早在二十五年前就告诉我，人的一生，生辰八字就注定了一切。

我以往从来不信，现在也不完全相信，但是我在街头上为那个落魄的男人我的舅公哭了。

然而，当我又重新回到本吴庄时，我发现人们已不再想命运。一切认命了，就不再想了，整个村庄的人们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情。

那天早上，故乡的一切生灵都围在我的身边，鸡、猪、狗，都在怡然自得地生活，而一切的杂草，在静静地生长，疯狂地挤压着自己的生存空间。整个村庄看上去挺静，安静得像一幅油画。

我与母亲就这样坐在故乡的大门前，坐在我老家的泡桐树下，看着孩子们在远处玩耍，看着一切生灵在寻找着食物，我觉得我们也不过像这些生灵一样，只是寻食方式不同罢了。

我絮絮唠唠地对母亲说，我庆幸自己当初终于走出了这个地方，不然，我只有在这个小小的范围里，看不到广阔天地里的那些美好事物与人生更多的经历，不明白怎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

母亲说：“这是你李爷爷李成和与你舅公的在天之灵保佑着你呢。”

末了她又添了一句说：“有一天，我也要在另一个世界保佑你。”

六

终于，那一天还是到来了。催命的钟声还是响起来了。

在那样的八月初，母亲好像是预感到生命的不再，在走的前几天，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交代了她走后不放心的事情，包括父亲，包括妻子，包括我弟弟的孩子……

那时刻，我的泪水才大颗大颗地从脸上滑落。

一切在一瞬间变得沉寂。

生命静止在那个午夜的子时。

屋子里，是母亲的喘息声。那种痛苦的声音已经延续了许久。后来，由于病痛的无限折磨，母亲不愿再住在县城的医院里了。回到家，再也不让一直信任的赤脚医生打针了。

那时的母亲，耳聋了，嘴哑了，眼瞎了，手不能动弹了。她终于失去了知觉，这个坚强了一生的可怜的女人，就这样在经过了长期的药物浸泡后，变得那样奄奄一息。

那时，我、我父亲、我姐姐和我弟弟不分昼夜地守候在她的床边。那是一张老式的床，还是她结婚时的那张床，是生我们的那张床。床很结实，岁月老了，床还是原样，没有受到虫子的侵扰，它曾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们的生命由此而来，又一声不响地看着母亲的生命因此而去，像一个哲人一样不发一语。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不欠别人的人情。在最后几天，母亲还专门对我讲：“有件事你现在就办。”

我问什么事。

她说：“请邓医生吃顿饭吧。多年来他一直帮我们治病，有没有钱从来不主动要。”

母亲说的邓医生，就是我们本吴庄的赤脚医生。他对我们本吴庄周围的一大片病人，无论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多少年来，他在乡间游走，无论有钱没钱，先治了病再说。乡下人们都把他当做神灵。

我听后默然无语。可以说，母亲的一辈子，从不愿欠任何人的人情，这让她赢得了周围人的普遍尊敬。

在母亲告别这个世界的那天夜里，乡村一切安静得如同往常。她的眼先是努力地想睁开，我握住她只剩下骨头般的手，感觉冰凉一点点浸入骨髓。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她在清醒时也已说了：“要好好对你的媳妇，好好对你的儿子和你弟弟的儿子……”

她还想把眼睛睁开。但是，她不能够。

她于是闭着眼睛，再没有与我们说一句话，在痛苦的呻吟终于平息的时候，我听到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是她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表达——然后，她曾想努力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里她的孩子们——他们整整齐齐地站在那儿看着她，眼里噙着泪水——可她眼睛只睁了一半，好像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还是闭上了。

姐姐开始轻轻地哭起来。我说：“别哭……”

我说完这句话眼泪也出来了。老实巴交的父亲双肩在抖动，他在控制自己。我弟弟的脸上有些茫然，好像这一切在他意料之中，他的眼圈红了。

我站在那里，站在那个漆黑的房间中，站在那张床前，茫然不知所措。但我知道，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我看看表，是公元二〇〇三年阴历八月十一，凌晨一时三十分。这个时刻被古人称作子时。

她的眼睛仍然不闭，似乎死不瞑目。

父亲说：“你帮她合上吧。”

我便流着泪，用双手轻轻地抹了一下她的眼睛。她终于合上眼了。

“真是放心地走了喂……”先到我家来的周弘艳说。

她一直说母亲有福。即使母亲走了，她们也认为我母亲有福。而有福的原因，是我走出了大山，挤进了城市。在故乡的人眼里，一个人如果改变了命运，走到了遥远的山外，到大城市去追求自己新的生活，那就是幸福。其实故乡人不知道，那些费了老劲从乡间来到城市里的人，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过只是城市里普普通通的一个市民而已。

同样在故乡人的眼里，如果一个人能够走得安详，走得坦然，走得清清白白，那就是摸到了幸福。

所以在他们的眼里，我是幸福的，我的母亲也是幸福的。

这时天还没亮，父亲开始出去喊人。按故乡的习惯，村庄的人都要起来为她送终。不一会，狗开始叫起来，人们也陆续来了。哭声便终于在房间里荡开来，最后声震屋瓦，黑夜不再平静。我坐在那里，仿佛这一切与己无关。因为我不肯相信母亲会这样离去，我不相信一个好人，就以这种病这种方式告别尘世……

我在大家的哭声中走出大门，来到屋子外。本吴庄的上空挂着一轮清月，外面有些阴冷，四周的树木像鬼怪一般，阴森森的，但我已不再害怕。掐指算来，再过一个多星期便是中秋，按说应该是团圆的日子，但母亲先走了。她已不愿再在人世间与我们团聚，因为她不愿让我们看到她的痛苦。她是一个忍耐了一辈子的人，当然不屑于尘世的一切苦难，只是为了不让活人再痛苦，她便宣告了生命的终结，宣告了那个夜晚的消亡。

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是，母亲在走时，留下了一声悠长的叹息。虽然我读不懂她叹息的涵义，但那声叹息，却像雷霆一般地响在我的头脑里，让我对这个世间，从此存了另外一层淡漠与游离。

我们把母亲葬在她自己选的坟址上。挖墓地的那天，天阴下雨。给我们帮忙的一个叔爷说：“你大是好人哩，突然天凉了。”

我不说话，只是挖。挖着挖着，下面全是石头。

那个叔爷又说：“难怪你大选这个地方，底下全是石头，这下她有靠山和底子了。”

生前没有任何依靠，死后有了靠山，是本吴庄人的迷信说法，而我，宁愿相信，叔爷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当飞扬的尘土撒在棺材上时，我哭得昏了过去。

我一直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会这样走了。我一直相信，她在某个地方的某个角落，在望着我。我记起了她说过的一句话：“人在干，天在看。”

我相信，我无论做什么事，她一定在天上看着。

七

那一年的春节，按故乡的习俗，是母亲的“新年”。按照本吴庄老家规矩，再远的人也必须赶回去。

于是，我再次回了黄安本吴庄的老家。因为是母亲“新年”，我家的人全部回来了。过年也就有了一丝忧伤的气氛。

年夜饭时，我在家里象征团圆的桌子上，为已不在的母亲摆上了一双筷子。

然后，我们跪下来，烧纸钱，为她祈祷。

我看到，自母亲走后，父亲的背驼了。他苍老了下去。丧妻的悲痛，使得父亲的脸上长满岁月的伤疤。

我只能无言地看着他。

以往母亲在时，我回乡，父亲喜欢讲乡下的物事。但由于没了母亲，父亲的话明显少起来了。他只是坐在我的身边，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父亲老了。真的老了。

而我们本吴庄的兄弟姐妹，许多已做了父亲母亲。日子开始像父辈那样周而复始。

一切怀念的仪式都是做给活人看的。我始终认为，一个人走了，什么也没有了。除了母亲的血液还存在于我们的体内，母亲甚至在梦中也不肯再钻入我的头脑里。值得欣慰的是，母亲在她人生的最后岁月，体味到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反哺之情。

春节时的大别山区奇冷无比，由于不像北方那样有暖气，屋里与屋外都一样的冰冷。我有十五个春节没在家乡待过，耳朵都冻坏了。每天夜里睡觉时，我都抱着父亲的双脚。父亲老了，我明显感到，他腿上传来的温度已不如当初。

我希望通过抱脚的小小方式，表明我爱他，送给他一丝慰藉。毕竟，他那在大城市里生活的儿子，还是那个裤子上黄泥巴未曾洗尽的头顶草屑的孩子。

我在老家一共待了五天。由于妻子还在北京值班，孩子放在山西，所以我很早就回京了。走的那天，我和兄弟姐妹一起出门，每个人的身上都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他们是出去打工的。那天早上，我站在村头望了一下母亲的新坟，新坟上的花圈还在，孤零零的坟地看上去像一坐无言的山丘，压在了我的心头。父亲佝偻着背，送我们到村口，我看到眼泪在他眼窝中打转。我对自己说，决不能让父亲的眼泪当我们面流下来。于是我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和兄弟姐妹一起走了。

一路上，兄弟姐妹们都关心地问我情况，比如老婆，比如孩子，比如工作——我在北京上班，但房子小，孩子不到一岁，只能送到山西岳父家养着。我姐姐特不放心，关切地问了我许多话，叮嘱了一路。从她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母亲活着时的样子，眼泪都快下来了。我是靠着姐姐上山采药草卖钱才完成学业的，兄弟姐妹为了培养我一个，全部放弃了他们的学业来重点保证学习成绩好的我。而我大学毕业，进了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后，却只能顾自己的生活，根本帮不上他们。

姐姐一边走一边叮嘱说：“你在单位不要与人闹矛盾，家里就出来你一个，多不容易啊！”

弟弟说：“你不要每天写得太晚，钱是挣不完的，我们自己可以照顾自己，母亲走了，你不要总是再往家里寄钱了，你有自己的家。”

姐姐与弟弟的话都让我无比惭愧。过去姐姐在武汉一家服装加工厂打工，一天要上十五个小时的班，才拿一千元钱，有时甚至还因为生病没上班而遭受老板的克扣。相比之下，我在北京一天上八个小时的班，能稳稳地拿到千把块钱，还不时觉得单位不好，生活紧巴巴的不满意。

车子一路走，我的心境一路悲伤。同行的姐姐一家，准备去广州那个陌生的城市寻找机会。其实，并不是出去就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的，而他们必须出去，因为故乡那个盛产将军的山区县，太穷太穷了。

我曾试图在北京给我的兄弟姐妹找一个好一点且稳定一点的工作，找了不少认识的人。但人家开口就问：“什么文凭，哪个大学毕业的，学的什么专业，有什么技能？”

我便哑然。朋友知道后说：“实在是不好找，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多多原谅罢。”

汽车到了武汉，又是我们分头行动的时候了。我订的仍然是回北京的卧铺票，而我的兄弟姐妹手中拿的全是去广州的硬座。我要去的是一个拿“铁饭碗”的地方，而他们将走向一个未知的领域，一个背离了故乡土地的陌生之地，那是人家的屋檐下，尽管我不曾亲睹过他们低头。

上车时，听着姐姐一遍又一遍的叮嘱，仿佛母亲生前一般，我忽然泪从心来：到底她们如此倾心培养我，她们自己得到了什么呢？仅仅因为我们有着化不开的血缘关系，他们就应该付出吗？当我在另外一条幸福之路上行走的时候，她们自己却不得不过着另外一种人生——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命运？我们是在同一间又旧又黑的老房子里长大的亲人，为什么却有如此不同的命运？

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走向另一列火车的时刻，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哗地落下来。

其时，我已越过了三十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生活在北京的大城市里，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亲人。当我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群淹没的时候，当我的兄弟姐妹汇入了滚滚人流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也被羞愧很快淹没。

☉尾声：远离稼穑的江湖

母亲，今天是清明节

我看到太阳沉默 花草默哀

所有的行人

开始学会怀念过去

亲人 温暖或者故乡

我站在千里以外的京都

那个你曾梦想我到达的北方

多少年我曾沿着你的目光行走

在你白发、泪水和思念中

将你的理想一路送达

南方的梅雨悠长

打湿我脚下的道路、泥泞抑或伤口

让我忘却回家的道路

而你无穷的思念

点点滴滴积在你的心头化作河流

母亲，今天是清明节

记忆越过一个又一个城市

寻找你的呼吸 欢笑或者眼泪

结果我只看到无数乡村路上的妇女

她们的希望 土地和牛羊

以及隐藏在庄稼地里的梦想

我看到许许多多的孩子挥手作别

轻易地离开你们

翻越了故乡的山峦奔向

一个叫做钢筋水泥、灯红酒绿的地方

我看到此刻花开南方 河流奔涌

而你们已永远沉睡

母亲，你曾将整个家族的希望让我背走

从此村庄变成阡陌

从此故乡成为远方

而你在田间与老屋守候

花开花落，雨住雾化

那棵你曾多次抚摸过的刻有我名字的树木

此刻正躺在老屋的梁上

往事在阳光中跳跃

你在我心头坐着

我却看不到你 伤心或者高兴

一路走过多少冰冷与沉默的墓碑

又有谁

曾在意你们心中的爱与忧伤

母亲，这是北方的四月

城市慢慢恢复漂亮

爱人穿着鲜艳的衣服

你未见面的孙子 拿着玩具高叫

爱人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孙子不认识他的奶奶

而你的儿子立在街头的高楼上

想变作识路的候鸟遥望南方

母亲，今天是清明节

风声吹过 车辆喧嚣

我想甩开这里的吃喝玩乐

甩开满脑的功名利禄

回到缺衣少食的日子

回到你的身边听你唱歌

我甚至愿意喂猪、打柴、割草

或在交不起学费的日子里

流着眼泪背着你的理想上学

而此刻，我仅是闯入城市的一只南方之狼

习惯于在黑夜嗷叫或阴谋闪烁

远离你的叮嘱

深藏抱怨、叹息甚至愤怒

学会在泪中微笑和望风奔走

母亲，今日是清明节

南方又注定开始下雨

我愿山上的花开

我愿阳光灿烂

我愿回到从前看你

春耕夏种 秋收冬藏

依然好客地抽烟 品茶

热热闹闹地迎来送往

这首《遥望南方——清明节回眸》，是我在母亲去世三周年之际写的。

清明节，成了我最不愿意触及的日子。每当这个日子，我看到城市里的人们，开着车，到郊外烧纸钱和冥币，心头就如突然下起一场雨。不知是清明真的在下雨，还是雨下在清明时我的心里。下雨之后，江南故乡本吴庄便跑到梦里来了，它总是无声无息，突如其来，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想不到雨会这样突兀，好像故事突然发生，又如命运突然宣布。

母亲走后，故乡并没有因此消失。

她永远静静地安放在那里，安放在地图上我们目光所及处。故乡的小城，永远是那样热热闹闹而又平平静静。许多年后，我们离开了那里。我们离开时，已不是那些革命前辈与革命先烈们早年离开那样的心情。他们出去闯天下，是为了打出一个新世界，寻找大众的生路；而我们出去，与那些背井离乡去打工的人们一样，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去寻找自己的人生，寻找所谓的前程。和前辈一样的是，我们的故事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外面曾经有过怎样的遭遇，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拥有过怎样的成功，有过怎样的悲伤与哀痛。世界太大，大到我们与故乡总是擦肩而过；而故乡又太小，小到我们常常在异地他乡听到那久违的乡音。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才强烈地感觉到了某种迷失。而大多数时候，我们散落民间，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其时，我朝思暮想的母亲，坟头已衰草丛丛。我百般思念且感激的姐姐，正拉扯着两个读书的孩子艰难生活。我曾无比热爱的弟弟，外出打工不知到了哪里。而我心头暗恋过的某些人，已远嫁他乡、音讯全无。至于那些从黄安城出去的英雄们，早已散落江湖不知所终。

那就是黄安，那就是后来我不愿回顾却又无数次想起的黄安——如今人们叫她红安，是我永远的故乡和梦想之所在。

我挥挥手，很想带走她的每一片云彩。

（责任编辑：郭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