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的无助与冷痛

摘要：《天堂蒜薹之歌》作为莫言为数不多政治批判力作，在书写底层百姓的苦难命题中进行了深刻的人性揭露和强烈的现实讽刺。莫言基于农民的身份体认酝酿出对底层农民的悲悯情怀以及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曝光信心；以作者的客观身份真实残酷地叙写了伴随蒜薹事件衍发的底层农民的人间惨剧和生活遭遇。本文将从《天堂蒜薹之歌》文本入手，深入剖析莫言笔下底层人物在生命价值、生存境遇、个人福祉、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与困境，探寻底层苦难背后的人与社会双向反思和现实警示意义。

关键词：底层 生命价值 生存境遇 个人福祉 民智启蒙

作为一个植根故里，乡土气息浓郁的作家，莫言的小说始终秉持着冷静的民间立场，执着于通过底层百姓的刻画反映世事冷暖，人性明暗，专注于糙砺生命的剖析与反思。莫言一直将自己称作是“乡下人”，关注底层人民的生命悲剧和苦难生活是其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主题特色，《天堂蒜薹之歌》就是典型一例。《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为数不多的政治题材小说，取材于1986年震惊全国的“苍山蒜薹事件”。作者依托于自己“高密东北乡”这个立足故土的文学世界，叙写了方四叔家、高马、高羊等这些生活底层，以种植蒜薹为生的劳苦农民在丰收后非但获喜，反而因政府盲目摊牌、腐败压榨、粗暴惩治而酿成系列的家庭悲剧与人间惨案，以冰冷、细致甚至略显残忍的笔触真实勾勒出的底层民众在生命价值、生存权利、个人福祉、民智启蒙等方面的惨痛遭遇和空白缺失的苦难全景，诠释出底层苦难宏大主题下农民的绝望现实与人性悲歌。

（1） 生命价值的漠视

人若草芥，是莫言小说中底层百姓生命价值的真实写照。处于社会支配体系的基底的底层劳苦民众，尤其是无权无势，贫穷落魄的农民，在莫言的多维文学世界里永远处于一种原始和脆弱的生命状态。在《天堂蒜薹之歌》里，死亡是贯穿于全书的隐线。挣扎徘徊于死亡和苟活基线，是每个书中底层人物的共鸣之处。方四叔因蒜薹没有被政府冷库接收无功而返，却在夜路中被喝醉酒的王乡长司机开车轧死。而坐在车中的王安修书记在得知死者是自己管辖区域农民时，竟然说出“是咱乡里的农民，事情好办极了，给他们家点钱就是啦！”这样不负责任、漠视生命的丧尽天良之语，罔顾法治的自私可怖心态可见一斑。当方四婶在群众的支持下，携家人到乡政府讨要说法时，却被官官相护的杨助理以巧妙的“劝说”逼退，丈夫的死变成了活人的买卖，变成了多讨赔款的利益纷争，亡者的生命价值与无辜厄运变成了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生命价值变得无足轻重、低廉可笑。此外，小说中民间瞎眼艺人张扣，始终以自己的街头唱词来还原历史的真实，对政府欺压民众、蛮横统治的做法进行讽刺，他是整个天堂县唯一敢说真话、敢吐真言的人。然而他的结局却是被人塞满污泥，谋害而死，甚至毕生相伴的野猫也不放过，显然是利益集团杀人灭口，彻底封住他嘴的结果。一条可贵可敬的生命轻易被统治者残害，莫言用零度却震撼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个体生命价值丝毫不受尊重的残酷世界，在失去温暖与平等的世界中，底层民众如同蚍蜉一般，生命的意义荒谬而可怜。

（2）生存境遇的困顿

莫言的小说常常具有着独特的审美效应，甚至常常超越人们的承受范围。由于他的描写太真实，刻画太具体，许多令人作呕甚至不忍直视的画面常常涌入作品中。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也是一样。在这里，莫言用了诸多粗鄙不堪的词汇细致勾勒出底层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和艰苦环境。例如高羊狱中和犯人争食，幼年喝尿，高马嘴里的异味，火车站中脏乱不堪的环境，都让人产生极强的视觉冲击后引起强烈的感情刺激；高马家徒四壁的家境状况，方四叔艰苦不易的劳作生活，人们顿顿吃蒜薹的无奈心酸，都真实的反映出农民的生存艰辛和窘迫。小说中底层百姓的生存权利和生存水准随意的操控于当地政府的少数手中，政府的盲目摊牌导致本应丰收的蒜薹变成了腐烂的垃圾，各级官员巧立名目，为中饱私囊而设立的苛捐杂税让本就生活困苦的可怜百姓变得雪上加霜。地方政府设置贸易壁垒，压制农民蒜薹的自由流动，官员们只顾自己蒜薹保利畅销却不顾百姓们的死活，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被外部的压力无限的逼迫进死角，辛苦的劳作换来的只是冷痛的绝望，这使得本就生活艰难的高密百姓变得愈发生活艰难。

在莫言小说中，动物常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象和喻体存在于人物或场景的叙写中。小红马，“像轰赶苍蝇似的”赶走，“像一条被逼到墙角的狗”，像“被打懵的鸡”，“像老狗舔小狗，像老牛舔小犊”这些生动的意象和形象的比喻真实映射出底层农民在不堪生活压力和忍气受辱之时的可怜状态与狼狈心酸之态。莫言在小说中善用动物来比喻底层民众，实则指出民众在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瘠的重要下已沦为牲口般的处境，生命价值已然低廉，生存权利亦无从重视。贫困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水准不是自身的懒惰原因，而是怯懦软弱的人性在残酷无情的政治压迫下必然结果。腐败干部对于底层民众的欺压，恰似猛兽对弱小动物的威胁。在黑暗自私的专制笼罩下，高密东北乡的底层民众只能如牲口甚至不如牲口般卑贱的活着，毫无生存权利的维系和提升而言。

（3）个人福祉的破坏

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处于封建守旧思想统治下的闭塞地域，广大底层民众对于婚姻的选择和爱情的把握毫无自主支配权力。方四叔为了能给家中残疾的老大寻一房儿媳，决定将自己的女儿金菊嫁给犹如“棺材瓤子”刘胜利。退伍复员军人高马与金菊彼此深爱着对方，而金菊却迫于父母的威严不敢迈出相爱的一步。高马鼓起勇气去方家提亲，却被无情地打骂出来；去县政府讨要说法、寻求公道，却被县政府蛮横粗鲁的辱骂驱赶出去。合理的幸福追求与恋爱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违背人性的婚约陋俗却横行于世，这是小说中个人福祉的第一层破坏。金菊的坚持和高马的执着换来了“一万元”的婚姻救赎，这对于渴望合理幸福的高马金菊来说却是一种可贵的福音。却谁料政府的腐败专制导致丰收蒜薹滞销堆积，而方四叔无辜车祸遇难，方四婶和高马参与暴动被抓，方家兄弟二人自私自利、忙于分家，方家顿时分崩离析，危难重重。已然怀孕的金菊在分娩之际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原有幸福理想被残酷厄运完全破灭与摧毁。她与腹中孩子的臆想对话实则是她对这个不公世界的愤怒而无助抗诉。本将出世的婴儿因母亲的无助与绝望而丧失出世的可能，这种可悲的生命悖论后面隐含着个人福祉惨遭破坏的第二层深意。高马潜回家中发现怀孕的妻子已死，已然是毁灭打击，因而他将金菊埋葬，被警方拘捕后已然对生活失去了应有的热情和曾经的向往，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是他坚信金菊至死都是他的人，金菊的灵魂与爱与他永生相伴。但是，文章的结尾骇人的真相让高马精神的支柱崩塌了——金菊的尸体被方家兄弟卖给曹家兄弟，怀着死婴的金菊尸体被曹家安排了冥婚。原想能与死去金菊在精神相伴的幸福愿景再次被世人残忍无情的摧毁，个人最简单最底线的第三层福祉的破坏，也宣告了底层百姓对于美好积极爱情向往的无望与可笑。高马与金菊在个人福祉中的三层破坏，是生者——死亡——死后的逐层破坏，逐步逼近社会的黑暗本质和人性扭曲的深渊，残忍的说明合理幸福追求对于挣扎与社会底层的百姓而言只是难以企及的奢望，无论怎样的抗争都将陷于无穷无尽的折磨，无望的徒劳只能换回绝望的果实和可悲的生命终结。

（4）民智启蒙的缺失

探究上述底层百姓痛苦的根由其实可以有很多。政府的昏暗统治，腐败专制横行，农民的自私与懦弱……但是除此之外，民智启蒙的缺失也是造成上述惨状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底层百姓悲惨生活的表现。文中的高羊是一个典型的卑微怯懦的农民形象，诚如其名字一样，他是官员欺压下任人宰割的顺从“羔羊”。高羊作为地主的后代，文革时期始终处于被批判抨击的处境。在不断的批判打压中，高羊自小养成了无力反抗只能一味忍让的奴性。蒜薹丰收后，高羊前往冷库送蒜薹中，遇到“计量、工商等部门借机巧立名目，乱收费、滥罚款”，高羊心酸悲愤之余却无力抗辩，只能说“既是国家政策……那就随您吧……”即使后来参与暴动，高羊也是随波逐流，浑浑噩噩的，并不明确这次反抗暴动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后果。类似高羊这类生性懦弱卑琐，毫无权利意识，甘为奴役的民众比比皆是，是高密东北乡底层百姓的普遍真实写照，恰如鲁迅笔下半世纪前批判的麻木不仁，卑躬屈膝，奴性十足的国民，没有丝毫改变。作品真实深刻的揭露出，即使已经步入80年代末的现代社会，底层民众的思想意识也并为发生实质的改变。高羊的麻木软弱、方家兄弟的自私冷漠、方四婶的无助盲从依然是普遍社会底层民众的真实精神状态；杨助理的虚伪蛮横、仲为民的腐败渎职、王安修的目无民生，也是当时落后地区部分为官者严重错误思想真实体现。社会的改革发展，民智的崛起醒悟显然任重而道远，莫言用一种近乎冷酷极端的故事告诉我们，唤醒底层民众的自我良知和权利意识，路到底还有多长。

生命价值、生存状态、个人福祉、民智启蒙是四种渐次上升的人生需求，也是底层民众生活进展的四个阶梯，却在莫言的一声声冷枪中奏鸣了绝望的悲歌。在批判社会政府的黑暗腐败的愤怒之余，莫言更多体现出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哀叹，他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其实是中国历史不断发展中基础性的探讨内容，在社会不断注重民生发展的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思想光辉和现实批判意义。

参考文献：

[1]林迈可《论天堂蒜薹之歌》 当代作家评论 2006.6

[2]李静《不驯的疆土——论莫言》 当代作家评论 2006.6

作者简介：王子潇，男，1989.10，辽宁沈阳人，现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