铩羽而归的末路英雄

摘 要：继《锅匠，裁缝，士兵，间谍》（1974）和《荣誉学生》（1977）之后，《史迈利的人马》于1979年问世。这是英国当代作家约翰·勒卡雷间谍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也是奠定他在间谍、犯罪推理小说的世界地位的扛鼎之作。《史迈利的人马》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不是一部关于人性在通常意义上“观念先行”的小说。而是如何保持艺术家对现实独有的敏感，使新思想从纷沓而至的人性故事中破茧而出。

关键词：新诗 王统照 《童心》 五四小诗

继《锅匠，裁缝，士兵，间谍》（1974）和《荣誉学生》（1977）之后，《史迈利的人马》a于1979年问世。这是英国当代作家约翰·勒卡雷间谍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也是他构筑的冷战时代的“人性喜剧”，由较为单纯的正剧转向人物情节更为复杂的自审，从而被誉为“当代一流国际观察家”的“文坛大师”的重要作品。贯穿三部曲的主人公史迈利，原英国情报组织（“圆场”）负责人，不再是与苏联情报机构（“莫斯科中心”）负责人卡拉正邪对峙的角色，随着案情的展开，卡拉原本毫无人性的面孔逐渐模糊，史迈利突然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对立双方其实是彼此的“另一个自我”：

他（指史迈利）探索着卡拉的过往，也追索着自己的往事。有时他甚至觉得两人的生命互补，也觉得他们是同一种不治之症的起因。他一如既往地质疑，倘若他拥有卡拉的童年，倘若他置身相同的革命烈焰，将会如何。

传统小说，特别是侦探、公案、史传一类，善恶、正邪的对立与较量，使其魅力历久弥新，“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而今世搬演为戏文者尤多，则世之所乐道可知也”。b这与现代小说强调人性复杂多元，加之心理描写的繁冗驳杂，似乎是矛盾的。《史迈利的人马》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不是一部关于人性在通常意义上“观念先行”的小说。当“观念先行”成为一种现代小说套路，小说家的贡献并非摒弃现实，退回到思想洪荒时代（那也是一种“观念先行”），而是如何保持艺术家对现实独有的敏感，使新思想从纷沓而至的人性故事中破茧而出。

勒卡雷对作品的整体构想肯定在落笔之前：“我希望通过作品传达我的谆谆善言”，“例如，冷战所带来的道德沦丧，在西方和共产世界都无二致，以及冷战对谎言的赞颂崇拜如何渗透到西方公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致使国家内部的所有政府机构，自最基层的行政教区上溯，几乎都无可避免地召唤国家安全的恶灵来掩饰其偏见、无能与腐败”。c然而小说通过大量生动细节的铺陈、演化，使作家对人性坚实的思考，成功地隐蔽在一连串突发或偶发性事件背后，从而打破冷战观念原有的逻辑线索。因此，如同小说对冷战双方的质疑，它带给读者的体验也是新鲜的，足以动人心魄。

一

要想了解这部“当代一流国际观察家”的小说，先要从故事的背景说起。20世纪70年代，冷战双方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但彼此的明争暗斗却没有一刻消歇。如小说家所言：“像朝鲜战争与越战这样的热战，会开始也会结束，但间谍行动却历久不衰。两大经济体系对彼此的认同、意图、实力和弱点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导致20世纪70年代出现相互戒备的态势，产生无边无际的偏执狂行为。”d当时英国与苏联正在筹备高层会晤，展开正式的官方政治对话，无论各自内心如何想象对方，表面都做出结束冷战的姿态。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圆场新贵把被排挤出局的史迈利召回，调动一切间谍手段和情报资源，一步步如剥茧抽丝，终于掌握了老对手卡拉的弱点，将其逐出莫斯科情报中心。当年卡拉使用障眼法，指使打入圆场高层的“鼹鼠”比尔·海顿勾引史迈利的妻子；至此，为英国情报机构屡建功勋的资深间谍史迈利，也终于报了他个人的一箭之仇。

史迈利获胜，卡拉败北，小说结局一目了然，但这指的是结果而非过程。由于小说叙述分别集中在与案情有关的不同人物身上，叙述视点不断转换，使小说的开始部分显得头绪繁多，疑点重重，特别是那些与案情进展有重要联系的证人，不像史迈利的形象贯穿作品始终，而其外表沉默、内心机敏的性格也令人难忘；他们只是活在不同场景的芸芸众生，好像互不相干，除了瓦拉狄米尔和奥图·莱比锡，其他人没有太大的政治抱负，或者以前有，现在已逐渐淡漠，并希望尽可能从过去的政治旋涡中解脱，过一家一户平静的小日子。然而，时代却没放过他们，在这场冷战大戏的尾声阶段，伴随史迈利的调查逐渐展开，他们都陷入一张疏而不漏的间谍网难以自拔，在史迈利和卡拉的殊死较量中生死未卜。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在法国“聚居众多穷苦苏联移民”区域、在处理腐坏物品仓库上班的女工欧斯特拉柯娃。欧斯特拉柯娃的丈夫欧斯特拉柯夫原是住在巴黎的俄裔流亡者，罹患癌症，这时他在苏联受监禁的妻子，获准进入巴黎，与丈夫团聚。当局的目的显然不是让欧斯特拉柯娃与丈夫最后告别，而是企图让欧斯特拉柯娃打入法国流亡团体。但欧斯特拉柯娃在法国的十几年里，只象征性地写过两次无关痛痒的报告，并没真正履行当局派给她的任务。欧斯特拉柯娃离开苏联前，曾与犹太青年葛利克曼同居，生下女儿亚莉珊卓。在法国生活十几年后，欧斯特拉柯娃突然得到消息，她那一出生就再也没见过的女儿，即将来巴黎与她团聚。但当她到苏联大使馆办理完女儿来巴黎的一切相关手续，这件事却石沉大海，仿佛从来也没发生。欧斯特拉柯娃情急之下，来不及仔细考虑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轮到她，向居住在伦敦的苏联将军、爱沙尼亚政治难民瓦拉狄米尔寻求帮助。没过多久，史迈利的线人瓦拉狄米尔遭暗杀，他甚至没来得及看到欧斯特拉柯娃给他的第二封信。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欧斯特拉柯娃这个小人物引起的一系列谋杀、追捕以及残忍的酷刑，并不是为了一桩譬如“德军进攻苏联”或“轰炸伦敦”那样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而完全是因为卡拉要在瑞士安顿他的私生女塔蒂亚娜，也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当时东西方对峙有所缓解，苏联为树立良好的人权形象，推出一项政策，准许部分侨居异国的父母子女团聚。卡拉抓住这个机会，假借欧斯特拉柯娃女儿亚莉珊卓的名字与身份，使自己患精神病的女儿在瑞士获得优厚的生活、医疗条件。但这笔巨额资金是以向西方世界派遣卧底的名义，由卡拉亲自物色可靠的下属基洛夫、格里高利耶夫秘密操办的。因此卡拉必须向东西方两个世界严守这个秘密，一旦察觉有人可能泄密，格杀勿论。瓦拉狄米尔和他的情报员奥图·莱比锡，还有苏联驻巴黎使馆二等秘书欧雷格·基洛夫相继被谋杀，欧斯特拉柯娃也险些惨遭毒手，原因皆在于此。更耐人寻味的是，连卡拉这样极端的忠诚分子都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地欺骗当局，冷战时期标举的种种口号虽不能说已经灰飞烟灭，起码是打了大大的折扣，并暗示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

二

史迈利是冷战时期近乎完美的间谍。圆场高层几次将他弃之不用，又都不得不召回。但重新起用史迈利的原因，不全是由于他出色的能力，还由于冷战局势变化，圆场必须给瓦拉狄米尔被暗杀事件一个令人满意的交代，以避免反对势力攻击当局仍然顽固地坚持冷战立场。权衡政治高层在权力角逐中的利弊得失，拉康和索尔·恩德比e等人并不考虑把史迈利召之即来、挥之而去的做法是否公正合理，更不在乎众多小人物会因此丢掉性命，现代官僚政治的冷漠无情由此可见一斑。但即便如此，史迈利仍然兢兢业业地着手那些被上司搞砸了的案子，从不发牢骚，也不怨天尤人。当索尔·恩德比与史迈利讨论案情时，恩德比不得不佩服这位被自己顶替掉的前圆场负责人的侦破能力，并表示圆场将暗中支持史迈利擒获卡拉，他俩有一段对话十分有趣：

“谢谢你。”史迈利又说了一次。

“很抱歉，让你成为帝国伪善行动的工具，但事情就是这样。”

“别在意。”

恩德比停下脚步，让史迈利赶上来走在他身边。

“安恩还好吧？”

“很好，谢谢你。”

“你有多少——”他不再往前走。“这么说吧，乔治，”他深吸了一口夜凉的气息，说，“在这件事上，你是因公，或是为了娱乐？哪一种？”

史迈利的回答姗姗来迟，而且迂回间接：“我从没想过娱乐，”他说，“或者，我的意思是，我从没想过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恩德比也许有些惭愧，也许只出于好奇：一个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人，为什么不辞千辛万苦，终于使案情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己度人，恩德比根本不相信拉康对史迈利的赞誉：“都是爱国的人，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我们受的训练就是要奉献。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恩德比最终婉转地向史迈利说出内心疑惑，即个人的兴趣和意愿，在史迈利此次行动中到底占多大比例？史迈利的回答也很婉转，但也道出了一个事实：除了侦破一个又一个案件，他没有业余生活，包括个人嗜好。在史迈利漫长的间谍生涯中，唯有凭借对案件的反复研究，才能激发出生命的全部活力。因此，凡是与案件线索无关的抱怨、牢骚、表白或者推托，無论来自多年共事的朋友、部下，还是受审查对象，都很难影响他对案件的深入分析。就像一支疾速的箭矢，史迈利心无旁骛，从不放过问题的关键。他也不在乎谈话对象对自己个人的态度，或伤害自己的面子，而总是十分有礼貌地把谈话对象纳入自己设定的轨道，使他们终于吐露所有的秘密。例如，他从伟林处了解瓦拉狄米尔遇难前的最后一幕；从曾经的圆场情报女王康妮·沙赫斯处了解基洛夫与奥图·莱比锡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基洛夫受卡拉指派，让奥图在移民中“为一个女孩创造传奇”，终于破解瓦拉狄米尔死亡之谜。

其中史迈利的老部下托比的表现更令人难忘。托比不想再介入这个已经被上司搞砸了的案子，他对登门拜访、和颜悦色的史迈利大喊大叫：“我们已经结束了，乔治。我们没有执照了。他们已经不要我们了。忘了吧！”然后托比有些尴尬地当面揭短：“好吧，安恩的确让你很不好过，因为她和比尔·海顿的事。那是卡拉，卡拉是比尔在莫斯科的大老爹。乔治，我知道这很残忍，你懂我的意思吗？”但史迈利接着继续追问，“仿佛根本没听见托比后一部分的话”。“最后，勉强作为友谊赠礼，托比如史迈利所请，一五一十地，像被击溃的人那样坦诚相告。”

这些描写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句史迈利对事业和理想的个人表白。或者，由于人物在破案过程中显现出高超的天分、义无反顾的执着，这样的表白显得多余。史迈利的工作常常显得单调枯燥，而且十分危险，但由于他的忘我投入，与其说他让读者对其辛苦报以同情，不如说同情中也包含羡慕甚至嫉妒。工作与爱好、公与私，能如此不加区分地焕发一个人的热情与才智，这的确昭示了一种幸福的存在方式。小说在这方面有许多出神入化的描写：史迈利把瓦拉狄米尔留给他的底片冲洗出来，反复思索照片上的人：“他是谁？他以前是谁？”“面前摆着照片，开始潜入记忆深处，搜寻他漫长职业生涯中的一幕幕场景。”就像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在《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中对牌桌上各式各样的手的观察与描摹，以立体化的方式，别出心裁地揭示了人性。史迈利“像分享秘密的人一样，游出这张小小的照片，停泊在他摇荡不定的意识中”：江湖郎中、炼金术士、杜撰故事的人、沿街叫卖的人、中间人、无赖、流氓，偶尔还有一些英雄人物。史迈利在阅人无数的经历中游走，终于隐隐约约发现奥图的身影。从这儿开始，奥图正式出现在案件重要证人的序列。

然而，史迈利忘我投身的间谍工作，是无法脱离整体战略布局的。撇开冷战双方所宣称的道貌岸然的实施动机，其实就是把人类的善良天性当作致命弱点加以利用。这里没有爱，只有无情的攻击与胁迫。沉默而多思的史迈利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无论他以多么高超的技能战胜对手，最终都将陷自我于不义，都是一个末路英雄的悲剧角色。从卡拉的执着、激进与多疑，史迈利看到自己的坚守、无畏与犹豫不决。康妮曾不客气地一语道破：“双子城，我们以前常这样说你们俩，你和卡拉，同一个苹果的两半。”虽然这是史迈利最难接受的评语，但如果暂且不计具体战役中一城一池的得失，卡拉利用史迈利的妻子，史迈利利用卡拉的女儿，他俩实际上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找对方的弱点以击垮对方。

他（指史迈利）一路独力奋战。直到此时，他可以坦然地说，他已冲破了最后一道重锁。年岁已大，但他的专业技巧登峰造极；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这是第一次，他比宿敌更占上风。

另一方面，他的宿敌出乎意料地竟清晰展现了其人性的一面。他不是史迈利竭力追索的那头野兽，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不是机械。他是一个人，而这人的败落，倘若史迈利选择让这样的结局发生的话，全都只因过度沉重的爱。历尽生命沧桑的史迈利，对于这个弱点了然于胸。

三

更扣人心弦的是结束冷战所须付出的代价。行政高层士气低落，权力再分配带来没完没了的抱怨。拉康对史迈利反复说，圆场的新贵“毫不尊重传统——例如行之多年的双面间谍的运用。执迷，我们的新主子在他们的判决书里这样说。还有策反的老把戏——策动我们敌人的情报人员转向投降阵营。在你那个年代，是反情报工作的无上乐趣；今天，乔治，贤士们（指国家上层人士）共同的看法——今天，这个做法应该淘汰不用。不符合经济，全盘否决”。伴随着这些新规定的出台，拉康等人的权力范围逐渐缩小，史迈利被迫退休，不讨新领导喜欢的莫斯汀等迅速走人。圆场高层充斥着一群善于钻营、阿谀奉承的小人。

但最令人关注的却是在上层权力震荡下的底层，那些被策反者、双料间谍，包括圆场被裁减的干员，等等，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结局？

瓦拉狄米尔曾是史迈利重要的线人和忠诚的属下，他的父亲是爱沙尼亚人，也是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在整肃运动中被镇压。但瓦拉狄米尔仍为苏维埃政权英勇战斗，并晋升为将军。战争结束，爱沙尼亚人悲惨的命运令他深感绝望，于是他开始向英国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成为英国了解苏联情报圈“最好的情报来源”。后来他趁着到巴黎出差的机会逃亡，并在巴黎组织波罗的海组织，被法国政府驱逐，后来到伦敦，皈依“祖先的基督教信仰”。当移民组织内部许多人消极怠工，希望逐渐淡化或摆脱过去的政治身份，瓦拉狄米尔却依然坚持自己的工作。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他收到欧斯特拉柯娃的信，发现其中暗含击败对方情报机构头子的宝贵信息，不禁欣喜若狂，似乎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却没想到冷战结束了，他最信任的史迈利被逐出圆场，就像握着一手好牌的人却找不到对家。不久情报泄露，瓦拉狄米尔被苏联情报机构人员射杀在伦敦汉普斯特德石南园内。

奥图·莱比锡是瓦拉狄米尔手下的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娃凭借女人的直觉，发现他的热情“是一种强烈、特殊的恨意”。与犹太人格利克曼的熱情不同，格利克曼“是一种对抗不公的广泛、无休止的热情，随机投注在不同的议题上，范围可大可小”。而奥图的“热情却是单一的火柱，聚焦在她无法看到的目标上”。原圆场情报女王康妮·沙赫斯对此有最详细的解说，她向史迈利讲述奥图“热情”的由来。对方间谍基洛夫曾组织爱沙尼亚码头工人建立“不合作讨论俱乐部”，暗中向秘密警察出卖那些小组成员。奥图是小组成员之一，并且与基洛夫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甚至共同拥有一个女友。女友告诉奥图，基洛夫是现职秘密警察，奥图不相信，直到小组成员被捕他才恍然大悟，但“那个企图警告奥图的傻女孩死了”。为了复仇，奥图设计害死基洛夫，他本人也被卡拉派来的凶手暗杀。

这些复仇天使都曾经受过史迈利和特殊机构的培训，例如他们在被杀之前，都成功地遵循“规则”把重要的证据保存下来。“莫斯科规则规定，如果你身上带着某种消息，你也必须带着毁弃消息的方法！无论是经过伪装或藏匿——微缩文件，秘密文字，未冲洗的底片，还有成千上万种危险的、吹毛求疵的方法——那都还是一个最轻巧、最易到手而且在抛弃时又最不引人疑窦的物体。”当史迈利在他们尸体附近发现那些藏匿完好的物证，他难过的心情无以名状。

谁都无法否认瓦拉狄米尔和奥图·莱比锡对复仇的渴望，但也无法否认冷战结束这一既定的事实。史迈利的人马刚好出现在这个错位的历史节点之上，虽然史迈利最终获得情报，但他的属下，一个被迎面射来的子弹击穿头颅，一个受尽酷刑后遭斧劈。这就好比是经过史迈利的动员和训练，瓦拉狄米尔和奥图们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而他们在战场上急需史迈利帮助的紧急时刻，史迈利却不见踪影，变相地把他们推向毁灭的深渊。过去史迈利一直以为在人性问题上，自己这方面要比对手好许多，然而瓦拉狄米尔和奥图之死，改变了他的想法，让本来可以不死的人去死，史迈利内心的悔恨将永远难以平复。

四

无论卡拉、瓦拉狄米尔，还是拉康、史迈利，包括圆场后任领导人恩德比，都属于“二战”乃至冷战时期东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小说以写实主义文笔，反映出冷战后期，双方精英阵营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塌陷。卡拉为女儿治病挪用公款；瓦拉狄米尔叛逃，充当英国圆场的情报员；而史迈利三番五次受到排挤；拉康善于以冠冕堂皇的言辞，掩盖作为官僚体系说客的真实身份；恩德比对帝国衰落并无一丝留恋，而且就是这位把史迈利所获情报分析得头头是道的圆场新贵，为欢度周末，才搞砸了瓦拉狄米尔的案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是冷战结束带来精英阶层的塌陷，还是精英阶层的塌陷促成冷战局面的结束？

小说家勒卡雷通过一个侧面，颇有见地地阐释了这一历史过程。“二战”结束后，社会精英阶层越来越脱离实际，再加上官僚化政治所造成的劣币驱逐良币，使社会上层迅速溃败并发生转型。当时冷战双方“都准备好要付出一切代价，承担一切风险，编造一切谎言，让自己的情报工作比对方更胜一筹。而双方似乎也都没察觉这个情势荒唐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所以，也难怪玩家最后终于看见彼此手中的牌时，会惊觉自己竟严重高估了对手的战略能力。就此而言，情报工作不免陷入虚构的形式，因为间谍并不必陈报敌方的实情，只需替敌人绘上令人胆战心惊的外衣，让警钟不断敲响，直到永远”。敌对情报组织之间的战争处于冷战的核心位置，“这是所有的间谍游戏里最无稽、最没有生产力，也最无法自拔的一环，因为这对供养他们的真实世界无任何启发，也无任何助益，更把基本上非常单纯的侦察工作变成无休无止的镜子迷宫，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一窥腹地，没有人能知晓究竟”f。精英阶层脱离实际到如此地步，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闹剧。

勒卡雷原名大卫·康威尔（David Cornwell），1931年生于英国，十八岁被英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他退役后在牛津大学攻读现代语言，曾在伊顿公学教授法语和德语，二十七岁进入英国外交部，并开始写间谍题材的小说。史迈利小说三部曲，特别是三部曲最后一部《史迈利的人马》无疑是奠定他在间谍、犯罪推理小说的世界地位g的扛鼎之作。尽管这位被作家曾经称为“代理父亲”“告解的神父”“游侠骑士”的史迈利，在这部小说中“用太过苍老的眼光看这世界。看见沧桑变化，他感到痛苦”，但铩羽而归的末路英雄终究还是英雄，“一个宏伟故事里的主角”，他的操守和英勇，以及洞明世事的眼光，依然使后革命时代的读者获得感动和启迪。对此，或许作家下面的这两段话更为生动，也更适于结束本文：

如果有一天，史迈利被某些秘密结社的美式猎巫组织送上他的同伎所组成的私刑法庭——这在当时确曾发生——以他潜藏悲悯之心不适任情报工作为由加以定罪，我的读者势必会群起捍卫，把这些控罪者清干扫净。

我一直记得一位柏林喜剧演员在柏林墙出乎所有人预期终于倒下时所说的话：“正确的一方输了，而错误的一方赢了。”我想，他的意思是，在柏林墙倒下之后，我们仍然必须面对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的贪婪，以及对自己以外世界的人类苦难漠不关心的问题。我敢说，如果乔治·史迈利仍与我们同在的话，他一定也还在苦苦思索。h

2017年7月7日完稿于北京

a约翰·勒卡雷：《史迈利的人马》（Smiley’s people），李静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

b鲁迅：《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cdf约翰·勒卡雷：《作者序》，《史迈利的人马》（Smiley’s people），李静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1页，第1页，第2页。

e勒卡雷小说中人物。拉康，内阁办公室负责监督圆场的首席行政官员；索尔·恩德比，从外交部空降的接替史迈利成为圆场的最高主管。

g参见小说《史迈利的人马》扉页《约翰·勒卡雷》，《史迈利的人马》（Smiley’s people），李静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

h约翰·勒卡雷：《史迈利的人马》（Smiley’s people），李静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