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底的红色风景
作者简介：鲁娃，一九五五年生于中国浙江，祖籍山东。毕业于浙江广播电视学院。九十年代初赴法，现定居巴黎。旅欧前任中国浙江《温州日报》记者、编辑，从事报告、纪实文学写作，发表上百万字各类体裁的文学新闻作品。其作品曾获各类报告文学奖和优秀新闻奖。出版《悲剧性别》、《险恶的西行》等长篇纪实小说。长篇小说《女儿的四季歌谣》，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二○○三年出版。
一
马克思还是住进了山坡上的养老院。
马克思当然姓马，但他的真名不叫马克思而叫马耕天。马克思是他从中国带过来的雅号，有敬仰的意思，也有揶揄的成分。那时人们也叫他马老耕，马老耕是他不沾洋腥的土外号，从字面解，即老于耕田的农民。
现在的马克思也就是马老耕意识偶尔会迷糊，好的时候看不出一点毛病，坏的时候就坐在那里发呆，眼神浑浊，最糟糕的一次竟连下班回家的女儿家怡也没认出来。医生诊断是脑血管阻塞，家怡则认定就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父亲八十多岁的身板依然硬朗，意识却开始飘浮不定。家怡是个孝顺女儿，生怕照顾不周真酿出什么不敢想象的后果，就一直劝父亲就近入住山坡上的那个养老院。一是可以接受医生的系统治疗，二是那里有很多老人做伴，虽然语言不通，也比一个人闷在空空旷旷的家里强。其实在法国或在欧洲单身独处的老人很多，真正的孤独并不意味离群索居。但马克思一贯是在组织里的人，离了组织就像抽了脊梁骨，人也蔫了。离休那会儿好歹挨过一道坎，来了法国这第二道坎就垒在脚边怎么也跨不过去。
马克思终于肯住进养老院应该归功于胥贝先生。
胥贝先生是位孤鳏却快乐的法国老头，红红的鼻头，雪白的眉毛又浓又密，眼睛深陷下去，头上戴顶红色小帽，看起来像个圣诞老人。胥贝先生就住在养老院里面。有一天马克思散步经过院门口，被胥贝先生请了进去，坐在湖边的长椅上，聊了一会儿天，各操各的语言，据说还聊得很投缘。出来，竟绷着脸默认了女儿家怡再三再四的请求。老爷子的点头真有让家怡受宠若惊的感觉。家怡不认识胥贝先生，父亲与他的会晤家怡也没有见到，是家怡的儿子维克多从他外公嘴里挖出来的，据说那位法国老头是位在党的法共。就凭这一点，足够了。家怡闪着酷肖父亲的那双眼睛，对儿子说，外公是找到组织了，懂吗？
于是在这个初春的早晨，家怡与维克多一边一个护送马克思走进了养老院灰蓝色的大铁门。院内铺了一席金色的阳光，墙上爬满密匝匝的藤萝，祖孙三代的脚步在平坦的甬道走出了窸窸窣窣的声响，似在催动两旁的嫩草强劲拔节。马克思在阳光下眯缝起多皱的眼圈，视线在空茫中飘忽，无处栖息。
养老院就在镇西头，很大的园子，绿茵茵一片，呈品字形揽了朝湖的三幢老楼，百叶窗漆成白色，窗框门框都砌了红砖，是那种典型的诺曼底式小城堡。养老院离家怡的宅子很近，一条镇街朝西走，走过面包房、花店，还有兼卖书报烟卷彩票的咖啡馆，再走过教堂，攀上斜坡即是。养老院里花香鸟语，碧波荡漾，真有点天堂的意思。
可是之前，马克思一直拒绝成为这个天堂这个城堡的入住者。养老院集治病养身过日子为一体，常是西方人愿意把生命交付出去的最后驿站。马克思则不然，每每经过那个山坡，脸就扭向一边，喉结突出来，一副势不两立的劲头。劝急了，还把他喝了十多年的暖水杯摔了个粉碎。他说，去那干吗？老子打地主老财出身，莫非到了法国，反把自己也打成了住城堡的地主洋老财？那时他脑子还不糊涂，筋骨也硬，在女儿家后院刨出一片菜园子，就用旁边河沟里的水浇田，种了些瓜豆西红柿，日日老农般拾掇伺奉，倒也有事做，家怡便不强求他去享那种洋人的清福。一天，家怡离异的洋丈夫来看她和儿子，见马克思裤管卷起，赤了一双脚走进屋，把客厅的地毯踩出两行湿漉漉的泥印，就外星人似的打量他。马克思也不问是谁，哼一声扭头就走，把本来就尴尬的家怡弄得一阵脸红一阵脸白。她那混血的儿子维克多居然也跟在后面对他洋老爸聒噪，见识了吧，红色风景—— 我外公。马克思听不懂也不听，回头骂了句小杂种，扬长而去。
要说，外公也算是与他的小杂种相处甚好。周末或假期维克多从巴黎单身公寓回来，马克思板着的老脸就会冰雪消融，绽开一抹春意，乐了还会呵呵笑出两声。维克多是修社会学的，在巴黎第五大学就读，外公对他而言就是上世纪的中国版本，新鲜、刺激，使了劲要往他的毕业论文里掺糅。马克思并不知这小子的险恶用心，只当是逮着了一个久寻未遇的隔代知己。这年头，满世界电脑满世界时尚也满世界欲望，除了这个杂种外孙，谁还要听他那一嘴让耳朵都磨出茧子的陈词滥调。所以，外公的光荣履历维克多倒背如流。
马克思祖籍山东枣庄一个叫土坝的小村，十四岁就跟他爹在集市上吆喝卖豆腐，后来他爹吃多了荒年里的野菜中毒胀腹而死，他别了娘撂下豆腐担就奔了队伍。他是一九四一年的老党员，打地主老财出身不假，还接着打了小日本与蒋介石，渡长江那会儿就当上了解放军团长。他身上留了好几处弹片，后脑勺下面那块伤疤最大，像倒挂蜈蚣，是淮海战役的馈赠，幸好被衣领遮了一半，才算没有破相。马克思好歹也是解放新中国的一员功臣，退役南下后官却越做越小，临到二十多年前离休，只落了个省汽车运输公司小处长，两袖清风——富余出来的只有耐人寻味的一个绰号：马克思。
这样的外公自然不会坦然入住西方人的养老院当地主洋老财，好在维克多与老人投缘，一上来就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地叫他，叫得马克思浑身筋骨舒展。马克思清楚这个红色的词在自家门口已被尘封到历史书中，很少有后辈肯去翻阅。倒是眼前这个杂种外孙，反与他有了些薪火相传的意思。不过维克多虽说与外公投缘，还是私下里埋怨母亲，他说外公根本就是一棵中国树，移别处就活不成，为啥偏要弄来法国？母亲家怡笑笑，眉眼里一抹无奈。
走着，就来到了湖边。湖边有间隔的一排长椅，圈成大半个圆，圆心是一个渚，栽了棵老柳，虬枝吐着嫩芽，茸茸的一片青绿。长椅上坐了三两位老人，有男有女，都戴了保暖的帽子。早春的湖面氤氲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天骨还是料峭。远处有位老头急急地走过来，头上顶了一片红，火似的跳跃。他的身边跟了条棕红色的狗，尾巴雄健地招展，像面抖开的旗帜。
马克思的眼睛顿时亮了，冲他们扬了扬手。
那老头还没走近，棕红狗先一步蹿了上来，前爪立起，哼哼哧哧就往马克思怀里拱，被赶过来的老头一声猛喝，才悻悻然偃旗息鼓。马克思，欢迎哪！来人捶了下马克思，一把捋下头戴的小红帽，裸出圆圆的秃脑袋，笑着说，这下好了，多了道红色风景。
马克思也对他笑，笑出一排白牙。马克思的两排牙都镶了假的，所以白如细瓷。
他似乎不用听就明白了对方那口洋文的意思，一副心知肚明的神情。
家怡简直不敢相信一贯很民族主义的父亲会对眼前的法国人有这份亲昵。猜都不用猜，此人必是那位法国共产党员。刚要开口，机灵的维克多早已跨前一步说，您好，胥贝先生！我叫维克多。又转身介绍家怡，这是我母亲。
马克思也说，用的当然是中文：我女儿，我外孙。
胥贝先生耸耸肩，我知道，我都知道。他看起来是真的高兴，白眉毛挑起来，夸张的大鼻子红得发亮，一脸皱褶里塞满童稚般的笑容。他簇拥着大家，走，去咖啡吧喝一杯，庆祝庆祝。又拍拍棕红狗，一边冲马克思风趣地眨眼，为红色中国的camarade！
Camarade即法文里的“同志”。胥贝先生反手又把那顶薄薄的红呢软帽扣到头上。帽是无檐的那种贝雷帽 ，顶上翘一个弯弯的蒂，戴在他的大脑袋上显得小，有点滑稽。
二
咖啡吧就设在窗明几净的餐厅西角，一挂屏风围了三五张小圆桌，铺了浅米色隐条桌布，营造出家居的精致与温馨。每张台面都有小花瓶，插了一束枝叶细瘦的黄玫瑰。总是两朵，一朵藏着掩着，是欲开未开的花蕾；另一朵顾自绽放，等不及了似的，搔首弄姿。几个人一入座，便都吸了吸鼻子，闻到暗香袭来。因是隶属老人院的咖啡吧，不卖酒，也不卖烟，只卖那些无损健康的饮料。胥贝先生指着饮料牌子先问马克思，喝点什么？马克思立即懂了，白开水。想想又做手势插了一杠，花生米。未曾想胥贝先生一猜就中，有，有，这儿的花生还真不错。维克多又把白开水译成煮沸的水，喝惯了凉水的法国老头惊诧地张着嘴，喝这沸水，不烧喉管烧肠胃吗？家怡说，喝了一辈子，他的肠胃久经考验呢。
侍者是位红头发的法国女孩，举着托盘走过来，别人点了茶也点了咖啡，只有马克思那壶白开水，还得家怡亲自去吧台咖啡机里打出来，滚烫滚烫的，冒着热气。胥贝先生咂着自己又苦又香的小杯咖啡，饶有兴致地打量马克思。马克思把壶里的开水沏到玻璃杯里，端起来就灌了一大口，咕噜咽下，嘴里喷出一股热烟，然后抓起花生米扔进烟里，咬出嘎嘣嘎嘣一阵脆响，把胥贝先生的眼都看直了。
家怡就问法国老头，胥贝先生，您怎么就跟我父亲说上话了呢？
胥贝先生笑道，山坡上遇到，我问他叫什么，他听不懂，我就说我是胥贝先生，您呢？他明白了，说他就叫Marx。我一听直乐，哇哈，中国来的Marx，我有伴啦！
家怡也是舒心的表情，她诚心感谢终于把父亲带进这个养老院的胥贝先生。她说这下好了，父亲找到“组织”，活过来了。
有这么严重？
唔，严重。家怡点头，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家怡在诺曼底这个叫赫格勒的小镇与她的洋丈夫协议离婚后，拥有了不大不小的园子和园里的一栋小楼，在巴黎则有经营不错的服装公司，她不缺钱，缺的只是时间。每天一大早开车去巴黎，一个半小时车程，晚上回家天都黑了，弄出一顿晚餐吃完，父亲也就困了，所以除了周末，她几乎与父亲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找过几个中国保姆，都被父亲轰走。轰走后还黑了脸对她吼，我有这么娇贵吗，专门找人伺候着，一天到晚在眼皮底下晃来晃去，头都晃晕了，还不早死？家怡也恼了，不是为您的午饭犯愁嘛。马老耕往灶台前一站，说，别的不好说，面条还不会下，吃什么不都是填一个肚子！
可是更要命的是孤独，没人说话，是足以把垂暮老人急速推向死地的。这是家怡忧虑的难题。可在如此陌生的处境里，能让父亲跟谁去说话？维克多是对的，外公更是马老耕，一棵中国树，想让法兰西成为他的土壤异想天开。
家怡真有些后悔把父亲带到法国来，虽说那时也是别无选择。
其实，三年前来这里，马老耕就是被家怡骗上飞机的，恰如此前死活不让他的洋女婿上门一样。上海至巴黎的飞行跨越两个黑夜，漫长的旅途终于让谎言穿了帮，家怡只得承认是带父亲去她法国的家。她说我已离婚，家里没有洋人了，是中国地盘，吃，也是清一色家乡饭。马老耕就是不理女儿，眼锋寒气逼人，进了家门更是甩给她一脸青色。家怡深知自己与小弟家远的合谋遭到惨败，未敢多言，诚惶诚恐煮了面片汤，搁了菠菜打了蛋花，哄父亲吃下。又递上他的暖水杯，战战兢兢领他进了早早备下的房间。房间很大，却不敢有一点资产阶级花哨，就一床一柜一桌一椅，清贫朴素。唯一的奢侈就是那张靠了窗的丝绒高背沙发椅，是从古董行里淘来的旧货，散发着老欧洲的气息，坐在上面喝水看报多少会比父亲家里那张用了几十年的破藤椅舒服。马老耕看也不看，脱了外衣扔在椅上，躺倒就呼呼大睡。起来已是新的一天，脸面还是晦暗，家怡的心就愈加七上八下。
接父亲来巴黎的再上次，家怡飞回去也是为了父亲。父亲与小弟说不拢也住不到一块，几年前老房拆迁就搬入当地一家养老院。母亲早逝，父亲的家园坍了一大半，只能接受晚景的残缺与凄凉。说来也怨不得小弟，原是一家企业的头，经营不善倒闭了，重砌炉灶到上海开了公司，生意刚有起色，一味地忙，自己的小家都不怎么回，更是无暇顾及另一头冷冰冰独住的老人。父亲原是被母亲宠惯的，洗衣做饭啥都不会，生活自然一塌糊涂。拆迁时父亲无处可去，是被小弟不由分说摁进养老院的，理由是离小弟家不远。此院固然非彼院，一位挣了点小钱的女老板租下临街一排旧屋，刷了刷粉，雇了两个洗衣做饭的，挂出一块牌，就成了孤寡老人缴费买下的临时之家。没有茶室娱乐厅，也没有绿地可以走动，下雨闷在屋里，晴了天就坐到屋檐下的竹椅上看街景，齐齐的一排，衣着灰暗，头发花白，是热闹边缘一道褪了色的侧影。这座城市富得流油，院里的老人则都穷。曾经有钱曾经有权曾经有地位的人大多不屑于混迹此地，或亭台楼阁高高在上或护士保姆保驾，不是公家伺候就是钱伺候。马老耕没有那些显赫的曾经，却是这道侧影里惟一的老革命。革命再加老，使他成为这排旧屋里的异类。别人听不懂他的道理也听不懂他的山东话，他又不看电视不搓麻将没有任何嗜好，原先抽的烟喝的小酒也早早戒掉了，所以他孤独。所以他频频“越狱”。
越狱是家怡的想象。第一次走进父亲黑黢黢的屋，想象更是无边放大。低矮的顶，窄小的窗，地面是湿漉漉的潮，昏黄的灯白天也需亮着，所到之处影影幢幢。屋里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张木床两只木柜。父亲坐在床沿，摇着蒲扇，穿件洗黄了的白汗衫。他的邻床躺在被窝里，盖得严严实实，像是睡着，喉咙里咕噜咕噜响。父亲的床头有簇新的电风扇，是小弟给他买的，他却从来不开，只用蒲扇。无风的溽热里，屋内一股腥臭。用餐了，一个托盘送进来，一碗米饭还有一菜一汤搁到柜上，就坐在床沿吃。父亲风卷残云几下扒完，抹把嘴，打了个饱嗝。
家怡蹙起眉头，爸，您怎能住这种地方？
父亲拂拂手，比打仗那会儿好多了。
他可真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即便不打仗流血，呆在山东老家的晚景恐怕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就不觉得委屈？马老耕一眼洞穿女儿的心思，无所谓地说，这里是客栈，吃饭睡觉，白天我根本不呆。
去哪里？
公园，那帮老家伙都在那儿。
公园确是马老耕离休后的唯一去处。只不过这么多年过去，老家伙们陆陆续续也走得差不多了，剩下那么几位，不是医院就是家里的病床上躺着，他去公园也是形影相吊。当然还有另一处也渐渐出入频繁，那就是殡仪馆，一个一个送老友老同志去天国。
家怡有些心酸，就说，爸，带您去法国，好吗？
做假洋鬼子？马老耕浑浊的眼睛立即瞪圆了，蒲扇一挥，不去！斩钉截铁。
小弟却背地里对他姐说，爸必须得走，不然准出事。他把一张报纸往家怡面前一拍。社会版上有幅醒目的图片：马老耕走在立交桥下，四周是风驰电掣的车辆，像把他围困在漩涡里。父亲虽说气定神闲，画面却是让人胆战心惊。
你瞧瞧，他去公园就这条路，死活不上立交桥，嘴上犟，其实是腿累，再劝不听，老命还不挂到车轮上。
听小弟这么一吓唬，家怡手心都攥出了汗。
小弟的忧心远不止这张报纸。他支吾半天才说，还有绯闻。
绯闻，爸还有绯闻？家怡扑哧笑出声。
都说爸有个相好，已让他连续几个月把银行卡的工资倒空，有人还看见他与那个女人坐在三轮车里招摇过市。小弟摊开两手，苦着脸，我去问爸，他不仅光火，还管我要钱。你说，就他自己，一月两千多元花得完吗？
家怡还是难以相信，谁有绯闻好像也轮不到父亲。
小弟恼了，不信你去公园看看就清楚了。
家怡真的就去了公园，寻了一圈，发现父亲果然在假山旁的草地上溜达，也不做操也不打拳，只把那只袖珍收音机贴在耳边听新闻，眼睛东张西望，像等人，又像不是。家怡远远盯着，没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人。
下次，再下次，仍是没有撞上绯闻里的那个女人。
到了第四天，跟踪的心情轻松起来，心想再守那么一两次，足以去堵那些乱嚼舌头的嘴了。偏就这天还真出了状况。家怡起晚了，到公园时早练的人已散去，一眼就能看见父亲坐在假山旁的石椅上。离他两步远的树下，站了一个乡下女人。梳短发，穿一件缩了水的花衬衣，吊吊地有些短，看不清脸面，只觉得瘦削的脊背有些不经风寒的萧瑟。她与父亲说着说着抹开了眼泪，到后来泣不成声，肩头也树叶般颤动起来。父亲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背，从兜里掏出一沓钱，递过去。那个女人连连后退，像是那钱烫手，不敢接。父亲来不了软的，呵斥一声，硬是塞进她衣兜。女人哭得更伤心了，声气倒噎进嗓门，又呛出来。父亲掉头就走，那女人扯住他手臂，又缩回去，扑通跪下地，连磕三个头。父亲真发了火，也不好言相劝，挥手让她走。
家怡闪出来，风一样插到他俩中间。
父亲见女儿，略有几分吃惊，皱起眉头，你跟踪我？
家怡不回答，只顾去看跪地上的女人。女人慌乱地回望一眼，又埋下了头。这张脸毫无美感可言，所有线条都是一个词语粗糙的写意，那就是——操劳。女人应该只有四十多岁，看起来却像个老太婆。
父亲更不耐烦了，凶巴巴地赶她，像什么嘛，还不起来，快走！瞧父亲的模样，倒像捉了个做贼的。
家怡说，慢，待我问个明白。
父亲回头冷笑，别人嚼老爸舌头，你也真信？乜一眼，嘴角挑起深深浅浅的讥诮，爱问不问，别坍台就好。丢下话，顾自噔噔走了。
女人立起身，止了泣，一双哀然的眼睛死死瞪住家怡，膝盖上沾些草屑，没顾得上掸。看她可怜巴巴的模样，再想父亲一贯的操行，家怡猜到了真相。
事情其实很简单。女人与她男人双双从沂蒙山奔了淘金的美梦而来，有了些年纪，找不着轻松的活，就做了废品回收的营生。拾掇破烂脏是脏，也辛苦，还是比沂蒙山老家能多扒拉点小钱，就在这个城市一住十年。白天各踩一辆三轮走街串巷，晚上歇在城郊废墟租来的工棚里，棚后刨出块地，浇上人粪，种些菜，倒也自给自足。他们卖力做活，又省吃俭用，攒下钱就寄回老家由母亲压在箱底，想等攒够了盖上几间房，再扯些家什，老人孩子就图有个殷实的家。他们的愿望谈不上奢侈，如果没什么意外，再做三五年也就可以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穷命总有磨难，好好的，男人平白无故就撞上了两股斗殴的流氓，打断了腿，还打断两条肋骨，围了一圈人，竟没有敢站出来解围的。流氓散后，男人当街躺在那里，昏死不醒。马老耕见他是在医院门口，已绑了绷带，躺在一扇门板上。他的女人蓬头垢面扯着一个医院的“白大褂”苦苦哀求。“白大褂”挣开她的纠缠，面有愠色。马老耕走上前，不问三七二十一，一把钳住“白大褂”的手，我命令你，收下他！“白大褂”翻着白眼，你是谁，凭什么命令我？马老耕使劲一摁，收不收？“白大褂”痛得龇牙咧嘴，我只管手术，收不收是院方的事，要动刀，交钱去呐。马老耕眉峰一扬，女人急忙从口袋掏出七零八落的一堆纸票，呈给他看：都凑上了，还不够。马老耕问，缺多少？女人呜呜哭起来，两千。马老耕把“白大褂”一搡，救死扶伤是唱的？带人办手续，我去银行取钱。
马老耕就这样认识了捡破烂的夫妇。认识之后才知他们是从沂蒙山区来，也算半个老乡。几个月的伤治下来，马老耕自然就倒空了他的工资卡，甚至连早餐豆浆馒头的钱都抠掉了。如今男人好了大半，死活不肯再在这边耗，女人就来向恩人告别，打点回老家去。马老耕知道他们要走，就把路费替他们备下了。马老耕的记忆力逐步衰退，自己的吃喝拉撒常犯晕，别人的事却想得清清楚楚。他也不是第一次扮演这类慈善家的角色，给人钱是常有的事，只是这回帮穷帮到底，掏钱也掏出了瘾，没想到就触犯了众怒。人人利己，凭什么就你唱一出反调？绯闻大抵因此而来。
家怡把真相告诉小弟，小弟心疼那些流掉的钱，却也无奈。我说呢，叫他马克思真不冤枉！
事实上姐弟俩都难以左右父亲的意志，相反，他们家的传统一直都是马老耕的强权统治。自小到大，家怡家远与父亲的距离就从未缩短过。马老耕没上过学，粗通的文墨都是部队下来在工农干校学的，脾气不好，言语也笨拙，说不来软的或好听的，动不动还会“操”上一通。但现在的家怡知道，父亲有信仰而他们没有，父亲的信仰甚至已不是精神追求，而是融化在血液里与身体同生共死的生命实质。于是她对小弟说，爸老了，只要他高兴，由他去吧。
事后不足三个月，小弟又来电话，还是关于父亲。
小弟在电话那头说，别问了，带上手续赶快回来接他走。家怡撂下电话就订票，匆匆交代下公司业务，揣了替父亲办妥的一应手续，赶紧飞了回去。
这一回是马老耕躺在医院里，头部密匝匝缠了绷带，只露出一双迟缓轮动的眼睛，眼眶里网着血丝。家怡握住父亲的手，他的舌头有点大，又来做啥，我死不了。这次住院是他不小心摔倒了，磕伤了头部，医生诊断是脑震荡，又说他筋骨健，不会有什么大碍。
小弟把家怡拉到一边，抱怨道，说是找什么老乡，独自摸到江边建筑工地去了，撞倒在一排钢管上，血流了满脸满身，多亏好心的打工仔用平板车把他拉到医院，才救下一命。又说，这还不算，他老人家气没喘顺就要去买火车票，闹着要回山东老家。
家怡不信，回山东老家？家怡深知父亲来自老家的伤痛，他是从来不提这事的。
小弟压低了嗓门，这回不一样，老爷子的前妻快死了，他要赶去见最后一面。
没听说他们有联络呀，那个老太婆大字不识一个。
是建筑工地那个老乡说的，家里来了信，他是老女人的侄子，住一个村。
家怡这才不得不信。
山东老家家怡上高中时陪父亲去过，一条土路掩在麦田中央，总也走不到头，飞扬的细尘像灰蒙蒙的雾，拦在前面堵在身后。进了村口，恰有一队送殡队伍走出来，举着旗幡，扛了纸扎的牛羊，在尖峭的唢呐声里悲啼嚎哭……这就是她对老家概而括之的记忆。家怡不喜欢这个老家，尤其不喜欢父亲留在老家的那一截卖豆腐岁月，对她而言那简直就是一段羞辱。因为在姑妈家炕头上，家怡从乡邻的嘀咕里证实了父亲在母亲之前的另一桩婚事。高中生家怡当时很深刻地为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委屈伤痛，觉得母亲是受了父亲的骗才上了他的婚姻之船。不曾想就是这桩让父亲后来总也不能救赎的情史，因母亲的介入而注定那个乡下女人守了一辈子活寡。
稀薄惨淡的月光下，父亲徘徊在姑妈门前的老槐树前，脚步重得像沉缓转动的碾盘。大青石琢出的碾盘就伏在几十米远的村尾的暗影里，被窗玻璃泄出的灯火照出一团微明的昏黄，磨道里也许还留有父亲当年的步履。可是父亲走了几乎一夜，终于没敢敲开暗影里那扇破败的柴门。换老婆固然不是父亲独创，属于那个年头南下干部的时髦，父亲不过东施效颦。可惜父亲是马老耕，天生没有别人的潇洒，他很快就悔了，悔了一生。
家怡回头就去了江边工地，找到那位老乡，要了村长的电话，打过去。电话里噼里啪啦一串杂音，家怡喊了半天，终于弄清一个事实，那个守寡的老女人死在几日前，刚入土，就葬在高粱地旁的坡坎上。家怡捏着话筒愣了好久，心里竟有些难过。这才陡然发现，自己原是打算再陪父亲去一趟老家的。便去告诉父亲。虽是凶耗，还是尽量用了平淡的口吻。父亲的手在她手里僵硬得像个铁爪，冰凉冰凉。两行浑浊的老泪在多皱的脸上磕磕绊绊爬下来，没了气力似的。家怡经历过结婚，生子，再离婚，对父亲的心思多少有了些认同。
马老耕自然不再闹着回老家，话却越来越少，两只眼睛白天黑夜都瞪着，朝向天花板，好像那上面真有一扇深幽的门，能带他回到他想去的一个所在。他躺在病床的身体也日渐干枯下去。医生却说他什么病都没有，伤也愈合，可以出院了。
家怡姐弟商议了一宿，狠狠心把他哄上了飞机……
家怡把父亲的前史道给胥贝先生听，有着进一步求助他的企图。马克思听不懂就当耳边风，顾自往嘴里扔花生米。其实，他心里明白得很，不仅明白女儿说的一箩筐话都关于自己，还明白泄漏他的私密是想让面前这位法国老头成为档案袋，把他一股脑儿装进去。他不在乎，心里觉着他俩早已熟稔起来，相逢不过是迟早的事。他喜欢这个法国老头就像喜欢自己的雅号——马克思。
胥贝先生不断点头，摇头，耸肩，直至一字不漏地听完。脸上就像蒙上一层多变的云，忽儿惊愕，忽儿怆然，忽儿又是感慨。就是不说话，仿佛唯有沉默才是仰视的姿态。
马克思却把花生米嚼得嘎巴脆响。
直到胥贝先生扬手招呼侍者，众人才发现马克思面前盛花生的碟子已经空了。胥贝先生又要了一份推给马克思，然后才对家怡说，我很遗憾，未能早一点给你父亲帮助。他的孤独其实是多数老人都有的伤痛，是失落，我也有。胥贝先生的眼圈有点红，却笑着，幸运的是老哥俩走到一起，即便都伤了半瓣心，总能拼出一颗完整的，足够起搏了。
马克思定定地看着胥贝先生，读他脸上的表情，似乎读懂了，伸过手去，扶正他的贝雷帽。
三
马克思住进了三号楼，胥贝先生也执意从二号楼换过来，搬到他隔壁。因早年是城堡的格局，他们住的两间屋原是套房，一墙之隔，隔中一扇门，随开随闭。后来城堡继承人捐给慈善机构做了养老院，就在门前立了衣柜，把所有套房都劈成两个房间。于是这背靠背的衣柜就堵了两个热络老头半夜串门的捷径。夜长梦短时就用手叩墙，你敲一下，他应一下，敲得频繁了就把值夜班的护士小姐招来，莞尔一笑，跑来跑去哄两老小孩继续就寝。屡教不改，就唬他们，再捣乱，就把你俩拆开。这一招果然灵，胥贝先生还是挤眉弄眼，却不敢轻举妄动了。他原就是养老院里的老顽童，常常生出离奇的花样，如今又掺和了一句法文也不懂的中国马克思，麻烦愈加多起来了。
胥贝先生退休前是漆艺技工。不同于一般漆匠的是，他不事普通装修，专给那些修缮一新的古堡以及贵族宅第的墙裙、门框、窗棂上漆、勾画线条。漆也不是平常的漆，多为描金镶银，或者干脆攀上脚手架给大师们描画在穹顶上的圣经故事套色，点缀，勾边，让纪元前的男男女女飞扬起来，就像梵蒂冈大教堂穹顶上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用经年生命画的那种。他参与过卢瓦河流域五个城堡、巴黎三个博物馆、全法包括他的家乡诺曼底在内二十多处老贵族院邸的漆艺修缮，有几次还被请到德国、丹麦甚至加拿大魁北克现场传授。所以，虽然终究还是工匠，他的艺名却比那些画廊里画价不菲的画家还要响亮，就算用了名闻遐迩这个赞誉也不过分。
他的太太就是与他在卢瓦河古堡修缮中相识的。那时他其实已不年轻，一头浓密的头发过早谢顶，心态却仍然年轻，每天下了班就骑着他的摩托在卢瓦河畔夕照下窜来窜去兜风，发现漂亮姑娘就吹一个尖啸的唿哨，然后飞吻调情。他的太太是农场主的女儿，家里种了辽阔无边的麦田，就从他骑车经过的路两边延伸开去。那天，他看见熟透的麦地里直起腰站立着一位姑娘，穿了细花连衣裙，长发被风扬起，遮了半边脸颊。姑娘向他走来，麦浪滚动，燃烧的晚霞在飘拂的头发与发后的那张脸上镀了亮晃晃的一层金，美得让他喘不过气来。他看呆了，扔掉他的摩托，朝镀了金的人冲过去。姑娘反手把他挡住，清澈的眼里却是灼热的两把火。他被烧得通体灼热，拽起姑娘就往麦田深处跑。阵阵风吹来，他一个踉跄，撞到姑娘身上，再也按捺不住，索性扑了过去，把她按倒。两个充满欲望的身体纠缠着起伏扭动，滚倒一片沉甸甸的麦子。麦穗碎了，琼浆般的麦香灌进连绵的长吻里。
三个多月的古堡修缮工期完成后，他骑着摩托把姑娘从卢瓦河带回了诺曼底。农场主的美丽女儿成了法共camarade的妻子。
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很聪明，却死在他的十岁生日。幸与不幸都源于一轮轮换代的摩托。他去参加工会组织的罢工集会，抵制裁员，要求加薪。大革命孕育出来的人权法国，几乎每周都有这样那样的游行示威。儿子的老师也罢课，小家伙就要跟了父亲去看热闹。他把儿子提溜到后座，驾了摩托就上路。摩托刚换代，是最新款的宝马，一路风驰电掣。儿子五岁就坐父亲的摩托，都坐油了，再怎么快眼都不眨一下。集会完毕，他与几个同党聚在咖啡馆里久久不散，大杯大杯灌啤酒。回家的路是沟坎连绵的旷野，天已漆黑，他头重脚轻，先把摩托撞到电线杆，反弹出来，又翻到深沟，打了三个滚。满身鲜血爬起来，摸到儿子摔在三米外，青蛙般趴着，啃了一嘴泥。推不动，叫不应，掀了头盔，血柱喷涌出来，像是崩了水龙头。
妻放了一把火，把他的宝马烧了，然后坐在一边号啕。
哭了几个月，眼泪流干，脸皮起了褶子，人也沥了水似的失去光泽。那个冬日融着积雪，天冷得彻骨，他下班回家，发现妻子走了，给他留下一张白纸，纸上什么字都没有。他明白，妻是永远不会回来了。他想追又没有追。妻怨他，追是追不回来的。
他沉郁下来，从此孤鳏，再也不碰摩托车。
维克多把胥贝先生的故事转述给外公，马克思听后久不言语，末了才叹了口气，他为啥偏要骑那遭祸的东西？！说这话时，脸上的凄惶与他自己丧妻那会儿一模一样。
然后，他与胥贝先生便多了些惺惺相惜。老哥俩不再单独出入餐厅，一日三餐都要凑在一张桌上吃。本来家怡专门给父亲备好了中式餐具，胥贝先生非要独出心裁来个中西转换，让马克思用刀叉，自己用筷子。这类转化在年轻人或许就是一顿饭的工夫，轮到两双经络突出的老手就不那么听使唤了。胥贝先生还好对付，总算把盘里的食物挑到嘴里。马克思就惨了，不是叉子戳到盘外，就是刀从手里跳出去，惹急了，干脆一推桌子不吃了。也不怨胥贝先生，只把自个的脸黑得像李逵。
大夫查房也是。家怡来探视时都会把父亲近两三天的适与不适记在纸片上，马克思听不懂，又不会说，只要把纸片递给大夫就算回复问诊。那胥贝先生偏要来插一杠，好心好意充当翻译，又说不通。干脆夺了马克思的小纸片，依样画葫芦照本宣科一番，还免不了在无关紧要处加点油添些醋，弄得大夫总要在马克思身上花费双倍时间，还不得要领，只好多开出几种维他命，以不变应万变。马克思却一向腻味吃药，总把花花绿绿的这些药丸子随手一扔，全然辜负了法国社会保险局的一番体恤。
晚餐后，照例是胥贝先生欣赏交响乐的时光。他说那是他活了一辈子最值也最奢侈的享受。每一天只在那个时段，胥贝先生才是绝对安静的，安详的。他闭了门闭了窗，任晚霞在遥远的天边绚丽燃烧。若是下雨，雨声就被不容分说挡在外边。他不开灯，天暗下来就点燃两支蜡烛，插到壁炉上的烛台里，暗红的火苗一闪一闪。他的音响很高级，一排排电钮在马克思看来像数不清的眼睛，明明灭灭，两只音箱几乎占据了大半个房间。这套音响是屋里唯一的私产，是胥贝先生从诺曼底老家另一个小镇带过来的。他的碟片不多也不少，无非是些贝多芬、莫扎特、舒曼、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等等，清一色交响乐。光是贝多芬的《命运》，就有不同年代不同指挥不同交响乐团演奏的十几个版本，每场指挥的演奏风格他只要听上一小节就能如数家珍从容道来，甚至几个音符间最细微的处理，都难逃他那双又大又肥竖在贝雷帽下的招风耳。可见，胥贝先生对交响乐已不是一般的爱好，而是到了痴迷的程度，近似于爱女人的那种刻骨铭心。
自从马克思成为胥贝先生的老哥们，就被破例请进每一个如此神圣的傍晚。胥贝先生把马克思安置在音箱后的折叠椅上，自己则在床头的高背沙发椅上端端正正坐好，脱了帽，整整衣领，然后把手里的遥控器轻轻一按。乐声响起，总像在无限的深广里一步步走来。他牵了牵浓密的白眉毛，合上眼，神思邈远起来。马克思刚好在胥贝先生的正前方，对了那张如醉如痴旁若无人的脸，坐姿就怎么也不舒服。音箱后面骤然发出的轰鸣，总会让他受了惊吓似的站起来。他从来就听不懂这些洋玩意儿，觉得那响动就跟渡江时的涛声、国民党的枪炮声没什么两样，就振奋了一会儿，怀旧了一会儿。到底回不去了，那些岁月还有那种血液的沸腾，想象很快偃旗息鼓，手脚五官重又无所事事，没了目标。音箱里的声音却是越来越激越，把胥贝先生的脸都振荡起来，亮起来。马克思想走，又不敢，生怕胥贝先生从椅上跳起来一把揪住他。胥贝先生早已摆出架势让他明白，谁搅乱了听这些玩意儿，就跟谁急。就搓了搓手，把眼睛看向窗外。那条棕红色的狗正在草坪上玩球，陪它扔球的是穿了一身蓝色休闲的女孩，大约是院里的员工。脱了湖绿或者粉红的工作服，他便再也无法辨别这个女孩是哪幢楼里的护士小姐。在马克思看来，她们长得都一个样，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漂亮是漂亮，就是太夸张，不像真人，倒像戏台上画出来的脸谱。
待乐声终于休止，胥贝先生从天上的朝圣之路回到地面时，马克思却歪在折椅上睡着了，眼睛眯着，头抵在胸前，嘴角流出的口水湿了衣襟。胥贝先生晃晃光脑袋，嘟囔，这是贝多芬哪，你倒好，竟敢在《命运》里睡觉，亵渎啊！他一生气，忍不住就用巴掌去拍马克思的脸，喂，老家伙，回你的马厩去，马还识谱呢，我可不是请你睡觉来的。马克思醒了，人还犯着糊涂，就被胥贝先生轰出了屋。
这一气，三天没理他的茬。
马克思明白自己犯了法国老头的忌。可真要检讨错在哪里，马克思还是糊涂。
只是觉得那三天时间比三年还要长。没了那顶小红帽在身边转悠，就像掉了魂。又不肯放下老脸举手投降，就憋着，这个本来就是地主洋老财呆的地方都不想再待下去了。
就去湖边的长椅上恹恹坐着，眼看西天火球般的落日一点一点淹进水里。名叫杰克的棕红狗奔过来，摇着尾巴朝他狂吠。此时他已知道这条三岁的小帅哥是胥贝先生从墓园里捡来的，当时只有五个月大，瘦得像只叫春的猫。院长夫人不肯收留，怕给安静的养老院造成骚扰。胥贝先生一生气闹了两天，两天里不吃不喝禁水绝食，差点儿犯了心脏病，弄得院长夫人慌了手脚，各房各楼征询意见。没想到大多老人都站到胥贝先生这边，众口一词接纳这条流浪狗。于是就留了下来，取名杰克。胥贝先生大获全胜，杰克虽成了院里的狗，在他却有战利品的意义，自然多出一份亲昵。
马克思揽过杰克，抚摸它的脑袋，杰克安静下来。杰克的皮毛像缎面一样光滑，手感非常好。马克思知道跟在杰克后面的定是胥贝先生。他也知道杰克对他狂吠传递的也是胥贝先生的心思。脚步声果然停在面前，胥贝先生一屁股蹾在椅上，背向他，吁吁喘着气。马克思想，这个时辰，他该去听什么贝多芬的，怎么会坐到我边上来了。心下便有些小得意，熬不住了吧，老伙计？赶紧去扳他的肩膀，也算找个台阶给自己下。胥贝先生转过身，灰蓝的眼珠在白眉毛下轮动，眼圈竟是隐隐的红。马克思咯噔一下，什么东西坍塌了，心里涌出呼呼的热。他一把抱住了那个肩膀，并用拳头捶了两下。杰克这坏东西也蹿上来，逮住一个缝隙，挤进他们扯都扯不开的拥抱里。
回到房里，胥贝先生闭了门就叽里呱啦说开了，还使劲比划做出各种手势，看得出是憋了三天筹划的一个什么预谋，然而马克思就是不明白。胥贝先生急出了一头汗，鼻头由红憋得发紫。他示意马克思搬开衣柜，俩人哼哧哼哧费了些劲儿也就挪到了边上，豁出一道灰色的门。马克思的衣柜大致是空的，很少几件换洗的内衣，两套当令的中山装，毛衣穿在身上，冬季的羽绒衣羽绒裤仍挂在女儿家的大橱里，当初进来时就没想长住，所以衣柜不沉。不像胥贝先生满柜的衬衣、毛衫、西装、呢大衣，比集装箱都不轻。胥贝先生拍了拍门，想说什么，大约又觉得说了也是白说，转身去了自己屋，捧来两个玻璃罐。一个空的，一个装了半罐红的黄的药丸子，有胶囊，也有片剂。他问马克思，你的药丸呢？这回马克思总算明白了，指指卫生间，说，扔了。胥贝先生除了用一些治疗心脏与降血压的必服药以外，从来不信那些连超市也卖的从美国人那里搬来的花样层出的保健品，他以为爱惜生命是活得开心，不靠嗜药如瘾。这些天来，他发现马克思也不吃这些药丸子的，比他更有过之而不及。仅凭这一点，他俩也对路。胥贝先生把空瓶递给马克思，以后别扔了，攒在这里，记住了？马克思点点头，却不清楚攒这些药丸子有什么用。胥贝先生吐了口气，又拍拍门，诡谲地对他笑，你会明白的。
四
以后，胥贝先生听贝多芬莫扎特的时候，马克思就坐在自己房里做功课。他的功课是看报纸，唯一的一张《人民日报》，也算是离休干部的特权吧，单位替他订的，又付了昂贵的邮资从国内千里迢迢寄过来，到他手至少迟到两周到三周。《人民日报》他已读了几十年，断茬就如割了他的血脉。以前在岗在位，他还多读一本《红旗》杂志，别的碰都不碰。也是不敢。文墨有限，所有理论文章都让他头大，望而生畏。后来离休，落得偷懒，《红旗》也就告别了。如今活在别人地盘上，中国字看不到一个，中国话听不到一句，电视里倒是天天有新闻，却一概都是别人的，与他毫不相干。于是这份《人民日报》更成了他的贴身棉袄，温暖，捂手，想丢也丢不开。
那天，不是周末，维克多突然来了，家也没回就冲外公直奔而来。推开门，把包里取出的几张纸抖得哗哗直响。马克思放下《人民日报》，拿起那些纸来看。有文字，也有图片，都是彩色的，十分醒目，即便老眼昏花，也能一目了然。哪弄来的？马克思问。维克多说，网上下载的。他满脸疑虑，外公，不是十六世纪了，中国真还有这种事？
什么事？
字迹图片模糊成一片，血腥洇散开来。是一则丑闻，从山西小煤窑揭露出来。私营窑主连诈带骗买进僻远山沟的童工，赶到不见天日的井底，昼夜连轴替他们卖命挖煤，吃在地下，睡在地下，终日手脚并用，爬行代步，直立的人退化为囚禁的一窝地鼠，活得比中世纪的黑奴还不堪。饿乏了，累病了，就拳打脚踢，皮鞭抽打，直至打晕，打死。企图逃跑的，抓住，就活埋井底……
马克思读不下去了，七窍生烟，感觉自己嚯地从椅上跳起，反了，反了，这群畜生简直一手遮天，老子这江山算是白打了！事实上，他的身体依旧蜷在沙发椅里，凉气从脚底逼到头顶，像有冻僵的一条蛇在血管里蜿蜒。他老了，从沙发椅上蹦起来的力气没有了，愤怒变成郁闷堵在心头，吐不出，也咽不下。他抬起沉重的眼皮，对外孙说，维克多，别信那几片纸上的东西，是洋鬼子造咱中国人的谣，不许你跟着瞎起哄，往自个儿脸上抹黑，记住了！
可我明明是从中国网上下载的。
那也是谎言，别有用心！马克思呵斥。
维克多走了，将信将疑的那张脸却一直晃在外公面前怎么也赶不走。马克思骗得了混血的外孙却骗不了自己，他相信纸上的字与图都是真的，还在国内时，这类丑闻听得少吗？他觉出自己的脊背火烧火燎的痛，那些鞭子就像抽在他身上——他十一岁，给王老财放牛，因为偷吃少爷书包里的半个馍，就被王老财从牛背上拽下来一顿毒打。打瘸了腿，牛放不成了，爹来接他回家，他趴在爹背上呜呜地哭。走出那个黑瓦白墙的宅门，王老财叫住他们，沉着脸塞过来两个雪白的馍，还冒着热气。他想摔回去，摔到王老财脸上，摔出一个志气，到底没舍得，热馍黏在掌心，狼吞虎咽塞进了嘴。爹流了泪。他嚼着馍，甩了自己一个大巴掌，从此恨上了狗日的王老财李老财张老财。
后来，他揣着这份恨离开家乡，当上八路军，打日本小鬼子。那次反扫荡，他与栓柱乔装民工摸进鬼子据点。一个村子从头烧到尾，房屋倒坍了，烧焦了，尸首遍地。有一家老少吊到房梁上，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七具焦炭，是男是女都认不全。他与栓柱把牙都咬酸了，一怒之下自作主张直捣据点。炮楼端了大半个，鬼子追出来。弹绝，他背了栓柱从废墟跑到湖滩，再也跑不动。他的胳膊哗哗淌血，栓柱打穿了肺打断了腿，早已奄奄一息。鬼子扬言抓活的，嗷嗷叫着逼过来。栓柱从他背上滑下，仰在倒伏的芦苇上。栓柱把手枪递给他，吐着血沫说，还剩一颗子弹，把我崩了！他血脉贲张，眼球掉出来，被自己一掌按回去。栓柱的嘴抽搐得像狰狞的笑，栓柱说，我是怕，被鬼子抓去，我会扛不住的，你丫必须这么做。芦苇刷刷响，刺刀挑着寒光罩过来，压到背上，一阵阵冷。栓柱用没断的那只脚狠狠蹬他一腿，狂叫，快，鬼子上来了，崩我！他被栓柱的意志裹挟，血涌上头顶，眼前呼啸着诡谲的红光，枪一横，最后的子弹射出去，栓柱戛然哑了。他纵身一跃，跳下湖，连排枪弹在水面炸开了花。他在水底凫游，眼泪滔滔不绝，每一个漩涡都是栓柱的脸，笑着，哭着，血飞溅出来。
逃回部队，他为擅自行动背负了处分。栓柱牺牲的过程成为他的秘密，他的心病，从不对外人吐露，部队首长也不。
栓柱来部队，就是从山西煤窑跑出来的，为了穷哥们不再受苦，栓柱死了。难道栓柱的死也白死了？山西那帮窑主怎么就能比当年的王老财还要蛇蝎心肠。王老财打了他还肯放他走，还赔了两个馍，这些王八蛋倒好，把逃跑的孩子活埋掉，居然就敢！
想当年他戴了高帽挂了大牌站在批斗台上，还不是那两个半馍，成了造反派大批判的靶。佩了红箍的革命小将用皮鞭抽他，惩罚他吃了地主的馍。众目睽睽下，他头勾到地，后脑勺的伤疤火辣辣地疼，他是真觉得自己犯罪。回到牛棚，写了一叠认罪书，马耕天那三个字还咬破手指用血签上去，红得骇人。
他至今不悔。因为那是他的信仰。栓柱也是为这信仰死的。
马克思觉得冷，浑身直哆嗦。他晃晃脑袋，却看见自己穿了灰色大褂，操把铁锹往锅炉里添煤。一九七二年，临近年关，他从牛棚放出来，贬到单位浴室烧锅炉。天下着雪，公司职工排了队来洗澡，锅炉工马克思又被传令兼职看门。都知道这扇门难缠，才“请”出一贯的黑脸唱这出戏。他旗杆般一戳，手臂上仍是打了叉的黑袖章。
一个披了军大衣的年轻人不排队就往里挤，他张开手臂拦住。年轻人把脖子梗成长长的鸭颈，要不是我爸来这鬼地方当军代表专政你们这些戴黑箍的，我家院里就有浴缸，请我还不来呢。他一听火了，别拿部队那套吓唬人，老子玩枪时，你小子恐怕还没从屁眼里钻出来，排队！
当时马耕天只叫马老耕，马克思的称号还是这起事件后“军大衣”扔下的。可是马老耕的传说却在汽运大院比比皆是，随便捡一个都是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比如王老财的馍。比如后脑勺的疤。比如他越做越小的官——文革前，长途客运出了桩大事故，一辆客车翻了，死了十九个人，处理了几个月，结果是分管安全的副书记副局长都升了官，只有客运段长马老耕降级降职降工资独自承当所有领导责任。
还比如，他当劳动工资处处长的时候，门上贴了条，一概拒绝访客上门，结果把女儿来家访的老师也关到门外。他的家进不了，为调动工作为安排子女的那些人就把烟酒一拨拨拎过来堵到门口。那时权钱交易远未发展到今天动辄几十万或转账国外或银行金卡的大手笔，那时的人钱袋干瘪想象力贫乏，行贿也是初级阶段。可是他们还是走错了地方。马老耕一怒，酒瓶都被当成手榴弹，从楼道里一个个扔下去，酒精烧得整架楼梯差点儿没蹿上火来，楼板的色都变了。烟也不可能有好去处，拆了包散了盒，扔了一楼梯。嗜烟的邻居开门出来捡，他吹胡子瞪眼，噔噔噔跑下楼，又噔噔噔冲上来，硬把白花花的烟踩成了泥。还冲缩在墙角悔青了肠子给他烧香磕头的人冷笑。他说没错，咱马老耕是抽烟，也贪嘴边的一杯两盏，可这劳资处的权力不是我的，我不卖，更不换酒喝换烟抽。
与马老耕斗气的结果可想而知。可是年轻的“军大衣”受了奚落，偏要飙一把，执意往里冲。
一边去！马老耕挥手，没工夫跟你磨牙。
“军大衣”指了他的脸就骂，小爬虫，敢跟军代表作对，你想复辟吗？“小爬虫”是马老耕黑袖章上的字。他官小，走资派都排不上。
马老耕嘿嘿冷笑。
“军大衣”使劲一搡，马老耕退了个趔趄，脸上挂了层红，忍住。“军大衣”又扑过来，一阵拳打脚踢。那年头，部队大院出来的年轻人就好打架，“军大衣”一米八个头，自然不是花拳绣腿。马老耕一直捏着拳，却一直没还手，终于被打得满脸血糊，想爬也爬不起来。围观的职工与家属捧着盆，搭着毛巾，没有一个敢出来劝架。还是“军大衣”自己被血吓住，悻悻然落荒而逃，你以为你是谁，姓马，就真把自个当成马克思了？
马老耕从此有了马克思的称号。代价是断了两根肋骨。
此刻，马克思又恨又恼，为什么节骨眼上偏想蒙受羞辱的破事。老花镜仍在鼻梁上挂着，恶气出不来，脸都紫了。他想拍桌大骂，想摔一屋子的东西，想表达自己的愤懑，却什么也做不动。后脑勺的光荣印记也乘机发作，电流似的顶上天灵盖，痛得他直抽筋。就咬着牙，把手里那几张关于山西小煤窑的纸撕了，撕成条，再撕成碎片，撒了一地。他感觉撕这些纸片用了他所有的力气，内脏也抽空了，身体扔在椅上，像团棉絮，像摊泥。眼角却是烫的，有什么东西慢慢爬下来。
他听见敲门的声音，是胥贝先生。那门敲得极是文雅，女人似的。他窝在椅里没有动，不知是不想动还是动不了。门便越敲越急，声音却越来越远，像在天边游荡。他闭上眼，有瞌睡弥漫上来。他觉得自己躺在山东老家的土炕上，边上偎了一个女人，梳着髻，脑门前一排齐齐的刘海。
敲门声多出一重复音，一只手也变成两只手，焦虑中掺杂担忧。这新来的一只手他辨别出来了，是负责这个楼道的护士小姐，蓝眼睛像猫，脱了护士帽，一头亚麻色的鬈发，挑了一绺金，一绺暗红。若不是耳朵上一连穿了三个洞让他看了不顺眼，他想他会好好疼爱这个法国女孩子的。他动了一下，把姿势挪得舒服点。炕上的女人坐起来，低着头抽泣，他伸手去摸，那齐齐的刘海沾了眼泪，是湿的。
脚步声乱起来，跑来跑去的，门外似乎围了更多的人。女儿家怡跑来了，趴在窗外一声一声叫着爸。他歪过头去看，看见家怡两行眼泪凝在窗玻璃上，晶亮晶亮。门被什么东西撬开，人涌进来，墙一般排在他面前。胥贝先生冲他嚷，为什么插门？他轮动浑浊的眼珠，我插门了吗？家怡脸都白了，哭着说，爸，您哪儿不舒服了？他摇头，声气低得听不见，我生气。蓝眼睛像猫的护士给他量血压，听心脏，脉搏弱，血压低，是受了刺激的症状。家怡吁了口气，看见满地的碎纸片白花一样围绕着他，恍然大悟，维克多来过了？给您看什么了？家怡又恼又笑，爸，您真是江山不改呀！
五
这个周末，家怡让维克多去接两位老人回家吃饭。胥贝先生用掌遮住半边嘴，凑近维克多耳根问，有酒吗？维克多说，有，陈年波尔多。法国老头便欢天喜地，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马克思披上他那件千年不变的夹克衫就要走，被胥贝先生一把拽住。慢，你也得打扮打扮。就去扯他翘到下巴的衣领。你烦不烦呀，马克思别过头，我是去女儿家，怕她不认老爹不成？胥贝先生郑重其事，去女儿家也一样，对主人的尊重是起码的礼貌。塞给他一把刷子，去，刷刷身上杰克的毛。自己则在镜前横过来竖过去地端详。胥贝先生的穿着果然正式，深灰色薄呢西装，浅灰细格衬衣，酒红斜条丝绸领带，黑色软皮鞋。唯一与平常没什么两样的是那顶贝雷帽，扣在头上俏皮地翘着蒂，乱了其余的装束，仍是胥贝式的滑稽。三人并排走出养老院，走下小山坡。年轻的维克多走在中间，笑着，软软的额发耷拉下来，在两位老人之间显出蓬勃朝气。路过镇上花铺，胥贝先生一头扎进去，捧出了一束浓烈的郁金香，随路招摇着，走过镇街。有药房的瘦男人，面包店的胖女人，还有领了两条牧羊犬从对过走来的小男孩与他招呼、问候、寒暄。他不停地点头，不停地说着下午好，有些应接不暇。马克思见他繁忙，就有点落寞，撇嘴对维克多表示不屑，酸！
到了家，家怡已在餐厅的圆台布好席，餐具是银的，杯盘镶着金边，各就各位排列在米色隐花台布上，俨然西餐的架势。水晶瓶里插着淡雅的百合花，壁炉烛台上点着蜡，烛光亮得早了些，在窗外泻进来的暮色里多余地扑闪着。
家怡接了胥贝先生递过来的花，吻他的脸颊，连声说谢谢。一抱的郁金香插进水晶瓶，摆到桌中央，一席的餐具都被染得嫣红。
家怡的菜很丰盛，有龙虾，有鲜蚝，还有鱼，主食却是很中国的牛肉水饺。马克思对龙虾鲜蚝之类不感兴趣，家怡多半是为胥贝先生准备的，马克思喜好的只有饺子，这是他永远不变的口味。吃着水饺就是吃着中国，吃着山东，吃着农村老家炕桌上的烟火味。维克多开了陈年波尔多，并为每人斟上大半杯，酒香弥漫上来，在杯盘间袅袅依依。杯在手里轻轻转着，胥贝先生不去咂抿，只是眯了眼睛凑到杯口去闻，鼻头红了，额上密密的褶子舒展开来。马克思却把酒杯一推，不喝这玩意儿，甜不唧唧酸不唧唧，拿老白干来！家怡制止，大夫不让喝。马克思就耍赖，一点点，喝不死的。家怡只好用只袖珍杯斟了小半杯来，也就两三口的量。马克思夺过去，明显的不满，狠狠瞪了女儿一眼。
牛肉水饺端上来了，满满一大盆，冒着热气。马克思这才缓过脸色，也不让客人，只顾自己夹了吃。家怡给胥贝先生往盘里夹了几只，说，您尝尝，我自己包的。细碎的肉馅从薄如蝉翼的面皮里渗出色，透明的亮。又把作料舀到各人的小碟里，绿的葱花，黄的姜末，红的辣油飘在无色透明的白醋里，嘴未馋，眼就先馋了。胥贝先生瞅着，嗅着，咂着，问，不是意大利的面饺吗？放大了，中国人也爱吃这东西？马克思顿时竖起眉头，啥意大利，明明山东出的。与胥贝先生呆久了，许多话不用听也都明白。家怡笑了，告诉胥贝先生，面饺原来就是中国的吃食，后来由马可波罗传到了意大利。维克多也打趣，胥贝先生，您可别张冠李戴，我外公不依不饶哩。维克多一不留神把“张冠李戴”掺到法语里，立即勾起胥贝先生的不耻下问，免不了又解说一番。如此折腾一番，盘里的水饺也凉了，他才叉了一只塞进嘴，咬一口，眉眼眯缝，笑逐颜开。家怡这才注意到，法国人不吃烫嘴的东西，碍于礼貌，胥贝先生才迂回了一番。
有酒，又有美味，席间气氛热闹，众人都热了。马克思额头渗着细汗，捋一把像是犁耙犁过的短发茬子，竟也呵呵地乐了两声。胥贝先生久不沾酒，两杯下去，脸就醺醺红了。贝雷帽也摘下来，搁在烛台边，烛光下隐隐红着。但他意犹未尽，转着手中的杯，杯里还有见底的一层薄酒，沾了唇，舔着。瓶里其实还有酒，家怡却是不敢再让他们喝了。煮出咖啡，加了许多糖。糖也是替代糖，不含糖的浓度，也没有糖的甘甜。
维克多突然就问，胥贝先生，您总爱戴贝雷帽，有什么故事吗？
胥贝先生的须眉抖了抖，眼神倏忽变了，像是悠远的一个回眸，一个遥望。谁说不是，帽里有我的初恋呐。
胥贝先生的初恋自始至终笼罩在二战的硝烟之下，是残酷的浪漫，刻骨铭心。恋情虽然短暂，巨大的阴影却伴随了他一生。那年，他十八，唇上密密的茸毛，眼睛清澈明亮。他在投射下来的阳光里看自己的影子，穿着黑色制服，骑了锃亮的自行车上学，车铃响过镇街，心像长了翅膀一样飞翔。镇上的女孩小鸟啁啾般在他身后追逐，令他快乐而骄傲。可是高中没毕业，纳粹的铁蹄一夜之间踏进了诺曼底。他趴在门后，看见无数黑色的皮靴齐刷刷地晃过去，刺刀挑了冷飕飕的寒光。天暗成墨的黑，再重新亮起来，他的学校已与诺曼底一起沦陷。犹太籍老师被抓走，抓走时手里还捏着粉笔，西装的袖管被整个儿扯下来。课本换了，外语课的英语被强悍的德语所取缔。操场也圈了铁丝网，驻扎了戴钢盔的德国兵，走来走去，铁着脸。学校弥漫着囚牢的气氛，再已安不下静谧的课桌，学生们纷纷弃学回家。胥贝先生是第一个逃离课堂逃离校园的，跟随做了半辈子漆匠的父亲拎起了油漆桶。他原一直不肯子承父业，是战争把他逼得无路可走。他讨厌油漆桶，恨不得冒死到反法西斯战场抗敌去，但德管区壁垒森严，他扒了几趟开往法管区的火车都被德国鬼子赶了回来。
深秋的一个午后，天阴沉沉的，风很大，胥贝先生穿了一身连体蓝色工装，给炸破门楣的面包坊装修上漆。他看见一辆蓝色自行车碾过镇街远远驶过来，落叶被风卷起，在车轮下窸窸窣窣地走。车上骑了一个女人，披着披肩，戴一顶贝雷帽，帽是红的，披肩也是红的，跳跃着就像两团火。薄呢大衣被风扯开了扣，鼓荡起来，如大鹏张开翅膀。女人骑得很快，似有万分急切的事情等她去做，眨眼间，飞身而过。胥贝先生停了手里的油漆刷子，眼睛慌乱地追逐。风旋起来，像升腾的一柱烟，掀走了姑娘头上的贝雷帽，又落下来，一团红色就与地上的枯叶纠缠着，卷到胥贝先生脚边。他的心突然被蜇了一下，捡起帽就追了上去，一路追，一路把帽捂在嘴上吻着。帽上遗留了淡淡的香水味，在他青春的欲念里弥散开来，心旌不由地摇荡。女人刹了车，脚尖踮地，看着他笑，细碎齐整的白牙在红唇里闪光。那笑灿烂极了，阴沉沉的天豁然开朗。胥贝先生把帽子递过去，埋下头，有几分腼腆，心却狂跳不已。女人腾出一只手，捋了把他茂密柔软的头发，说，谢谢，小孩！胥贝先生猛然抬头，眼里掠过一丝云翳，是不被重视的委屈。女人其实也很年轻，比他大不了几岁，叫他小孩，自然挫伤了他的自尊。胥贝先生咬着唇，回身就走，脚步很重，踩碎了无辜的落叶。女人知道他不高兴了，在背后叫道，有空来看我吧，我叫简，就住前头农庄里，我父亲是兽医。胥贝先生转而高兴起来，等简骑车一走，扔掉漆桶，拐个弯就跟了上去，也不管父亲在身后连声唤他。
一路小跑跟到农庄，随即发现一座挂了兽医牌的石头房子。闪到墙角，看到简正推了车拐进院门。犹豫着，到底按响了门铃。门咔嚓一声自动开了，简直就像预知他的到来。胥贝先生掸了掸工装，鼓足勇气往里走。院是一个小院，铺了满地的黄叶，踏上去飒飒响，听起来惊心动魄。上了台阶，石头房子的门虚掩着，他缩了缩腿，闪进去。走过有点幽暗的通道，迎面就是一间闭了两扇门帘的候诊厅。里面没有猫狗的动静，只有喁喁的广播声，从收音机里发出来。收音机有些老旧了，音量又调到最低，播出来的声音就很喑哑。胥贝先生侧过身，头抵在门帘上，终于听清是逃亡英国的戴高乐将军在演讲，号召法兰西人民奋起抵抗希特勒法西斯。胥贝先生悚然一震，猜测到简父亲的兽医诊所正是地下抵抗运动联盟的秘密集会点。他如饥似渴地去听，不小心动了门帘，半扇门咿呀开了。他看见了一屋的人，都翘起头来，满脸惊愕。简走过来，问他，你？你怎么来了？他不知如何回答，慌乱着，掉头就跑，一边跑一边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几天后，胥贝先生再找到简，要求参与反法西斯地下抵抗运动组织。简把他带到父亲面前。她父亲说，这不是游戏，要流血的，你不怕？他回答，简不怕，我就不怕。他挺直身体，抬起下巴，一副为自由而战的铿锵。简的视线与他对上，一来一往都是灼热的流萤。
进了组织的胥贝先生后来才知道，简原是兽医学院的大二学生，德军侵入诺曼底的第一次大规模轰炸中，她的学校被炸坍了，如沉没的一艘破船。那是一个原本美好的傍晚，简与男友正在校园里散步，天空突然黑压压地黑了一片。为抵挡一颗呼啸而来的飞弹，她的男友扑过来救她，自己被炸得血肉横飞，死在血泊里。她的男友叫菲立普，一个家庭富有布尔乔亚式的男孩子，浅褐色的头发，温润英俊的蓝眼睛，鼻翼几点同样浅褐色的雀斑。简披头散发跪在哧哧冒烟的地坑里，抱着菲立普死命摇晃，血肉模糊的身体正一点一点冷却下去。那时，简二十，菲立普也二十，他们相爱仅仅九个月。简没有哭，缄默得像一块石头。从菲立普葬礼回来，简就成了地下抵抗运动组织的联络员，代号小红帽。父亲只有她一个女儿，先是不同意，简就关在屋里三天不出门，饿到气息奄奄，父亲终于拗不过她。简对后来的胥贝先生说，我要为爱复仇。
胥贝先生就说，请允许给我机会，帮你复仇。
地下组织炸桥、劫狱、刺杀纳粹、惩办内奸，更多的则是在山背后的旷野里，点起火堆，迎送戴高乐将军从英国友军那里派来的直升机。直升机扔下的是武器、弹药、宣传用品，带走的却是人，那些从法国境内辗转而来或上了纳粹黑名单或受了重伤生命危在旦夕的地下成员。这一带组织力量其实甚是单薄，只有七个人，七个人中一个瘸了腿，一个断了臂，都是德军炸弹炸的，领导人是兽医，又患着顽疾，身体一直很弱，胥贝先生的介入无疑是添加了强大的生力军，几乎每一桩任务都会派到他头上。“小红帽”频繁地给他传递指令，那辆蓝色自行车就隔三差五泊在他家门洞里，钢圈折射着照出人影的亮。
胥贝先生竭尽全力去做这些秘而不宣的事，一半为了信念，一半为了爱。兽医说过的，反法西斯不是游戏，所以胥贝先生得到的不仅仅是胜利的喜悦，更有失败的痛苦，连生命都时刻成为赌注。比如炸桥，导火索紧攥手心，专等纳粹军列驶过来，千钧一发，桥与军列断成几截栽进河里，笑脸酣畅映在冲天的火光中。又比如，劫狱失败，他们的卡车被德军的重机枪啄成蜂巢，车头一歪，撞了山墙，没救出狱内的，还贴上狱外的，都被老羞成怒的盖世太保一枪一枪崩了。再比如，一名觊觎已久的德军上尉垂涎简的美貌，在一个影影幢幢的暮色里单枪匹马摸索到农庄。兵士离了群便是飞蛾投火。他与简设下圈套，把德国兵诱入水车房，用铁棍击昏，挂到水车上，被旋转的大木轮卷进浑水里。古老的水车沉缓地画着硕大的圈，简面色惨白，他也面色惨白。直面一个同样年轻的生命在自己手里悄无声息地消失，两人不约而同地寒噤。如此零距离感受死亡，在简是第二次，在他则是第一次。寒噤之后是胃的抽搐，是翻江倒海般的呕吐，以至几十年过后一旦走近水车还会条件反射。当时他与简抱成一团，不是耳鬓厮磨相亲相爱的那类拥抱，而是逃避残酷，相互温暖。
年轻的胥贝先生知道简忘不了菲立普，却不妨碍他的初恋之火愈燃愈烈。他俨然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把爱酒一样捂在心窖等待发酵，耐力就是催化剂。一个漆黑的夜，惊悚的情绪在惊悚的氛围里游走，欲望的瓶颈充塞膨胀，恰如窖藏醇酽的香槟，终于遏制不住喷薄而出。诺曼底的山从来都不高，与小片小片的森林连绵成低矮的山坡。平坦的山坡总是很宽阔，从山岗走下来，就是一望无边的旷野。那个漆黑的夜里有风，风在旷野呼啸，把两排用柴禾堆起来的火烧得噼啪直响。胥贝先生，简，还有两个地下抵抗组织的同志迎风站在火堆前，身形隐在暗影里，脸上的表情被火光轮番照出清晰的轮廓。其中一个面色尤其白净的男人穿了一身黑，竖起立领，嘴抿着，眼神冥默，居然是教堂里的神父。他们的脚边放了一个担架，担架上躺了人，捂了厚厚的毛毯，一动不动。这个人是被神父救下然后藏在教堂里的巴黎抵抗组织头目，在纳粹的大搜捕中脱险，却负了重伤。这夜的行动就是护送他偷渡去英国。有轻雷般的隆隆声响过，众人仰起头，看见一豆星火朝着火光急速降下来。转眼间，一架直升机旋着顶部的螺旋桨蜻蜓般憩在被夜掩隐的山野上。机舱门打开了，舷梯上走下一个人，先与地面的等候者交换两只形状相同的小皮箱，然后担架被抬了上去。短短几分钟，都是静默，就像无声电影的一个片断，过去了，痕迹也没有。飞机再次腾空，闪电般掠过夜空，飞向英吉利海峡。气浪翻卷着，底下的人在浪里缓缓地挥手。
山背后的德军驻地昏睡着，一片死寂。
火堆熄灭的时候，东方有了一线氤氲的白。风越来越湿，饱蘸了夜露，在空气中飘洒开来。几个人影向四周散去，消遁于林木丛中。胥贝先生跃上简的蓝色自行车，驮着车后架上的简，骑了半截短路又掉转车头踅了回来。他问简，困吗？简说，醒着呢。他脚下的轮子便欢快地旋起来，朝西边不远处一个破败的草棚飞驶出去。草棚是一个废弃的马厩，没有马，堆满了枯干的麦秸，主人想必是避战乱逃走了，正好给这个拂晓留下一个想象的伊甸园。胥贝先生扔掉车，忽地抱起简，一脚低一脚高走进废弃的马厩。麦秸散发出干燥的气味，恍若沉淀了几个夏天的炎热。炎热传染给了暗影里的两个人，把欲望点着，熊熊地燃烧起来。他们撞到麦秸，把高高的垛一下子撞翻了，差点儿没把自己淹没进去。四目在一头一脸的草屑里亮出来，对峙着，全部的青春之勇电闪雷鸣压境而来。年少的胥贝先生突然变得力大无比，把比他大了好几岁的简拥在怀里，浑身激荡着决堤的欲望，战栗不已。这个时候的简已丢开了菲立普，也不再欺他小，伸手轻轻抚摸他的脸，把滑落下来的一绺额发捋向耳后。温柔的触摸是似水的绸缎涌漫过来，载着沉甸甸甜丝丝的母性。他咬住简的唇，死命吮吸着，简蛇一般扭动起来。他伸手去解简的衣扣，慌乱中怎么也解不开，就用双手去拽。衣领撕开了，裸出简白花花的半个身子，饱满的胸乳弹跳着挤压他的鼻尖，眼眸，让他阵阵眩晕。小红帽滑落下来，弃在麦秸上，罂粟般张着花瓣。他闭了眼，屏住呼吸，五官的感知却透彻地洞开，四处五彩缤纷，花香鸟语……
那个黑夜以后，胥贝先生与简有了肌肤相亲血肉相连的认知，革命被爱情之手涂上了浪漫色彩。简的蓝色自行车更频繁地穿梭在连接了兽医诊所与胥贝家的那条土路上，情报每每在相拥中传递，眉眼默契。随着战争岁月的沉缓流逝，青春亦日渐成熟。终于，到了诺曼底登陆前夕，和平的曙光亮起来。
死亡却一步步逼近。睡梦里，胥贝先生被叩门声惊醒，简裹挟了湿漉漉的凉气闪进来，堵在门后，急促地说，英国飞机来不了了，我必须立即把情报送往巴黎。那天清晨简穿了白衬衣，红裙子，一如既往戴了贝雷帽，长发散在肩头，没来得及仔细梳理，有些乱。
胥贝先生问，什么情报？
简说，德军防守工事草图。
诺曼底沿海一带的？
简点头，敌人内部挖出来的，盟军登陆时会是炮击目标的参考。
胥贝先生当然明白这份情报的重要性。你准备怎么去巴黎？开车？
简摇头，不了，坐火车，开车关卡更多。
胥贝先生就说，我陪你去！披上外衣。
简扯住他的外衣阻拦，我来，只是向你告别。简的眼神复杂起来，本不该来，但我没忍住。
他懂她的意思，这是一次危险的出行，简宁愿先作诀别。胥贝先生不由分说，拽了她就走。不替心爱的女人分担危险，算什么男人？！
简不再坚持，依偎着他，嘴里说，上了火车，我们必须装作不认识。
早班火车旅客稀少，整节车厢只有五、六个人。简与胥贝先生一头一尾坐成对角，视线却像长了翅膀飞来飞去。
胥贝先生浑身灼热。简，我爱你。
简却缩着萧瑟的肩头，真想与你相拥坐在一起。
胥贝先生说，等从巴黎回返，我会一直抱着你，走完全程。
……
简又说，我渴望和平。
胥贝先生说，和平会到来的。那时我要娶你，生一堆小孩，在花园里追逐阳光。
简笑，生活多好！
他们热切地说着，句句清晰。不用嘴，而用眼睛，是目光与目光的对话。
火车突然摇晃着，停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道上。车门咣当拉开，上来几个纳粹，有官也有兵，钢盔，皮靴，脸与刺刀一样寒光闪闪。初阳从窗口照进来，原就不明朗，又被军服里笔挺的一排身躯阻碍，车厢里就暗下来，如爬动着乌云。查讯者与被查询者对峙，都没说话，只把身份证掏出来，默默地看。掏得快，看得却慢，几乎是用鼻来嗅。眼睛则是阴鹫似的停在对方脸上，意在恫吓。简坐在车尾，长长的睫毛垂下来，眼睑一道阴影。她的下巴被戴了大盖帽的那个官抬起来，亮在暗影里，仿佛上了釉，白如细瓷。官笑了，啧啧赞道，漂亮的法国小妞！简脸容冷然，把官的手轻轻推开，头转向窗外。官讪讪走过，带士兵下了车。
刚松口气，胥贝先生那头又上来了两个戴黑色皮帽穿黑色皮衣的盖世太保，帽檐扣得极低，遮了一半深陷的眼窝。简倏忽变了脸，不等那两人的视线扫到她，霍地站起，转身就去推门，朝另一节车厢走。盖世太保发现了，追过去，脚步乱成一片。背后的胥贝先生也从椅上跳起来，一个箭步冲上去，血呼呼地从脚底涌到头顶。但是，在简坐过的座位前，他钉一般钉死在那里。理智告诉他，简走时没有戴帽，披散着头发，她把小红帽留给了他。他俩都知道，帽的夹层里缝了那张至关重要的图。继而猜想，盖世太保不会盲目重上这节已然受检的车厢，简暴露了，她是为了情报才把盖世太保引开的。胥贝先生坐进简的座位，从椅垫椅背的缝隙里抽出那顶贝雷帽，揉成一团，塞进裤兜。帽在兜里烫着手，是简的体温。胥贝先生感觉被无形的力量推搡着，一步一步走回原来的座位。嘈杂的撕裂般的声音从另一节车厢传来，击打他的耳膜。
后来的一切定格在他的记忆里，再不敢去看。
铁路边是摇曳的荒草，荒地上有一座破败的修道院，围了一堵经年失修的残垣，墙皮脱落了，粗砺的石块裸露出来。碧空如洗，阳光灿烂起来，照得断墙白森森的。简被德国兵推搡上来，双手缚在身后，脸肿了，嘴角流着血。与她一起推到墙根下的还有另外两个女人，一个年纪稍大，一个年纪稍小，都是淡金的发色。简像被阳光刺得眯起眼来，头耷拉到胸前，长发披挂之中，露出钉般的下巴与陡峭的一挂鼻梁。只是一会儿工夫，她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腰也站不直，身体一寸寸矮下去，俨然铺在墙面的一摊破絮。
盖世太保既搜不出情报也拷问不出结果，叽里呱啦叫嚣着，即令德军士兵拖出两杆龙头状的喷火长枪。枪管乌黑，枪口反射幽幽的冷光。或许预感到败局将临，盖世太保已对严刑拷打失去兴趣与耐心，巴不得草草收场，一了百了。修道院与它的阴影都在三个女人身后静默，阳光在她们脸上水一样流过，漂白了薄如蝉翼的皮肤。火车依然停在那里不动，每节紧闭的车门前把着岗哨，车窗里无数双眼睛喷涌着恐惧与愤怒。胥贝先生咬着牙，全身筛糠似的抖个不停。他看见简抬头寻他，眼睛一扇一扇数着车窗，连忙探出头，把简的小红帽戴上。他不能确知简是否找着了他，只觉得简的眼睛亮了亮，便有星光落在自己脸上，热辣辣的，有难以承受的重量。他还感觉到简轻轻一笑，如释重负的样子。盖世太保的一只手举起来，戴着黑皮手套。令下，火枪左右开膛，喷出两束熊熊火舌，断墙顿时红光闪闪，腾起烈焰。
浓烟滚滚——简在瞬间消失，三个女人在瞬间消失，美丽的身影化为墙面焦黑的人形，薄薄的，黑黑的，像抹上去的一层灰烬。
有旅客在车厢里惊叫、呜咽。胥贝先生的手掌抠在窗架上，痉挛着，筋络突起。指尖嵌进铁皮，殷红的血一滴滴滚落下来……
说不下去了！胥贝先生倒噎着气，重叠密布的皱纹把伤痛的眼睛埋进去。他像盲人似的在桌上乱摸，碰翻一路的酒杯，发出一路的碎响。家怡懂了他的心思，忙把壁炉上的那顶贝雷帽递给他。胥贝先生把帽捂在嘴上，肩头颤动起来。
维克多像被吓着了，无法平静地充当外公的翻译。他只把简的死尽可能委婉地复述了一遍。即便如此，马克思还是摔了一个盘子，地毯上的碎裂声是闷哑的。马克思把手搭在胥贝先生肩上，你的痛我也有，我就亲手崩了自己的同志，他害怕当俘虏，不愿当俘虏……他叫栓柱。那种痛比刀还剜心。
胥贝先生转过脸，贝雷帽已端端正正戴回头上。眼睛也重新张开，宛若厚茧里钻出来的蛹。他说，我替简送走了情报，并把简的小红帽带回了诺曼底，从此戴在自己头上。帽很重，头上仿佛压了巨石。我想，那是一个比爱更广袤的重量。
诺曼底登陆是在三周以后，可惜简看不到了。他又说。
六
那天以后，胥贝先生格外地繁忙起来，除了用餐，马克思几乎都见不着他的人影了。
问他忙什么？他来去匆匆，说，助选。
马克思不解，他就停下来，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两手比划着，竞选总统了，我在为候选人工作。
共产党也有候选人？
每个党派都有。
马克思也关切起来，能选上？
胥贝先生笑笑，摇头，选不上也要造势。像你打仗，枪总要放的，是过程，不会因为输赢这个结局就把过程省略了，是吧？
马克思不耐烦听他的绕口令，嘀咕道，既然选不上，还瞎忙乎啥。
那天上午有雾，雾还很大，窗外的景色像被烟云蒙了起来，看不真切。早餐后，猫眼护士来巡房，胥贝先生尚未出去，猫在马克思屋里鬼鬼祟祟的，见她，凭空连串的赞美，十分可疑。猫眼护士量了血压、发了药丸。待她走了，两个老头嗤嗤地笑，把药丸扔进先前胥贝先生拿过来的玻璃瓶里，已攒了鲜鲜艳艳的大半瓶，晃着，藏进柜里。胥贝先生提出要去湖边散步。马克思疑惑，你不助选了？又指窗外，就这天？胥贝先生说，有雾才有意思，到处真真假假的。就穿戴出门。
杰克扑过来，狗鼻子早已嗅到他们的气息。杰克就喜欢胥贝先生遛它，以前是胥贝先生独自，多少还有点落落寡合，现在多了马克思，正好是它要的热闹。
湖边没有人。坐在长椅看书的老太太和那位总爱拄着手杖散步的巴黎老绅士都没来。只有湿漉漉的风，在雾里穿来穿去，湖面是灰绿色的。绕着湖走，就像追着雾。马克思总也学不会悠闲散步，走着走着就蹿到前头去了，两手甩得不自如，索性背到身后，远看就像被胥贝先生递解出境。
倒是杰克，紧跟慢随，寸步不离。
胥贝先生拍拍它，又说，人老了，见过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
马克思“嗯”一声。
胥贝先生追上去，扯他袖管，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克思摇头。
语言固然是障碍，又不是绝对的障碍。交心了，知根知底了，很多时候就能从口气、手势、表情领悟彼此的表达。他们的交流正在超越语言，尤其需要全神贯注。马克思话少，心重，就比胥贝先生多出些领会短路的时候。
胥贝先生又问，不看那些网上下载的东西了？
不看！这回马克思答的比问的还快，女儿不让小孙子送了，怕她老爹把命搭上。
胥贝先生说，也是，这世界早不属于你我老疙瘩了，看不懂的烦心事太多，不看也罢，养养神。
马克思就蹙起眉头，问胥贝先生，你说，你那个简，我那些战友会不会白白死了？
会吗？胥贝先生站下来，白胡子白眉毛一起跳着，Non，Non，世道变了，真理不变，人类的善意不变。
马克思只听懂他的“Non”，眉头一紧一松。
有惨淡的阳光照过来，照不出影子。浓雾却稀释开来，湖面露出真相，是安然不醒的真相，让看湖的两个老头觉得乏味。就撇开它，顺着甬道走下山坡，来到街上。是周末，平常这个时辰镇街会格外清冷，上班族或是早早出游度周末，或是窝在家里补一周的懒觉，遛狗的闲散之士也只选择午前出门，然后到咖啡馆喝一杯，聊几句照样闲散的话题。今天一反往常，镇政府门前聚了好几拨的人，手里拿着花花绿绿的图片资料，见个人就塞过去，不停地解说。镇政厅是修缮一新的老房子，顶端插了三色旗，灯柱上吊着花篮，门前一个开放式大花圃，开满各式各样的草花，扇形延伸的广场被点缀得春意盎然。那些人就站在广场内，花圃外。马克思跟着胥贝先生走近去，看见公告栏上贴了总有十多张大幅头像，有男有女，笑眯眯挤在一堆，让他想起“文革”大批判栏上那些排列的领袖头像，也笑，却打着血红或者漆黑的叉。心里猜着，早被胥贝先生拽到花圃旁边那一圈人面前。也就三五个，个个脖上扎了红领巾，跟中国少先队员似的。胥贝先生跟人一一握手，又把马克思介绍一番，那些人就很热情地对他笑，嘴里毛，毛！手指竖起胜利的V字。马克思心里很热络，是大老远撞见亲友的感觉。
胥贝先生把那些人给他的图片展开，是一个女人放大的照片，五十多岁，剪得很短的头发，眼睛亲和地看着你，充满智慧。这个女人也在刚才走过的公告栏上贴着，马克思发现她的耳朵特别长。胥贝先生像看情人似的看她，看了半天又俯身去吻，吻她的脸，然后小心翼翼卷起，拉着马克思走了。
回到养老院，胥贝先生费劲地说了半天，终于让马克思明白——
今天是法国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下个星期天就是第一轮投票；
广场上分发传单的人是在为各党派候选人竞争助选，就在街头，公开透明；
而胥贝先生带回来的图片是比弗夫人的肖像，她是法共总书记，此届总统候选人。几年前曾在左翼内阁任体育部长。
马克思问，谁票多，谁就是总统，当真作数？
当然作数。民主不是游戏。胥贝先生看着他，脸上似有期待，可惜你不是法籍，否则比弗夫人会多一票。
马克思记起早两年在家时看到过的一个情景，也是郊区的乡镇，电线杆上粘了一圈治性病治痔疮的招贴，其中挤了一截叫卖选民证的小纸片，纸片上写着：出让选民证，六百元，联系电话……忽然觉得这些洋人、这个小小的国家还是蛮可爱的，虽然从来不是共产党当政。
胥贝先生张了张嘴，又去搔头，然后把那顶贝雷帽扯来扯去。
一向不敏感的马克思突然敏感起来，老伙计，你想说什么？他意识到胥贝先生今早陪他看湖、上街似乎不像忙里偷闲那么简单。
果然，胥贝先生又展开比弗夫人的画像，试探他，你喜欢她吗？不想投她一票？
哈，拉票拉到红色中国头上来了。马克思心想，为什么不直说，偏要迂回暗示一番？脸上却是不动声色。后来才知道，一些中国大白于天下人人皆知的事在西方却正儿八经都成了隐私，别人不问，自己也不说，揣着，捂着，玩味着，都是一个人的秘密。包括工资袋的数目，包括身体的疾病，包括女人的年龄，还包括纳税人投票权的指向，等等。
当晚，马克思独自一人跑去了女儿家。家怡来开门，看见暗影里站着父亲，吃了一惊，爸，出什么事了？
马克思手一摊，用从未有过的口吻说，把你的选民证给我，好吗？
家怡莫名其妙，进家说吧。
半个钟头后，马克思回到养老院，把胥贝先生的房门敲得山响。他掩饰着兴奋，把手里的一张卡片扬了扬，有了，选民证。胡桃核般的脸上每一个褶子都在跳。
胥贝先生旋即明白，你女儿把投票权委托给你了？胥贝先生的脸笑成一朵花，本来嘛，家怡是法籍。砰一拳捶到马克思肩胛上，老家伙，你行啊！又去搔自己的光脑袋，正想明天如何再给你暗示呢。
家怡说了，要到镇上办个委托书。马克思没笑，还是掩不住一派得意，得意中掺糅了难为情。
胥贝先生扯住他，女儿问你选谁了？
我能选谁？谁与我一个党我选谁！
她说什么了？
她说，我的票注定牺牲。
胥贝先生说，牺牲怕什么，多一票就是好。
整整一周，比弗夫人的肖像就挂在胥贝先生的房里再没摘下。短短的头发，淡淡的笑。马克思越看，就越觉得她的耳朵比别人长。
两位老人也一起相伴忙碌，进进出出，赶集似的。据说有一天，两个老头竟然双双走过镇街，敲开了沿街的那些门，把比弗夫人的传单递进去。门里的人噢噢应着胥贝先生的迂回，冲了马克思新鲜的亚洲人的老脸笑。笑固然是善意的，却不乏揶揄。猫眼护士在房里总逮不着他俩，生气，见了面也不理茬，漂亮的小脸蛋挂了霜。
总算挨到周日，一大早就起来，穿戴齐整。胥贝先生还是那天去家怡处做客的打扮，又修了眉毛，剪了胡须，看上去精神矍铄。马克思也不敢敷衍，在胥贝先生的指导下穿上那套铁灰色的中山装，专门理了发，稀落灰白的几撮发茬剃成薄薄盖住头皮的板刷头，多了份在意的修饰，就比往常年轻了些，气宇轩昂了些。胥贝先生还特意教他在房里模拟预习一番，怕到时投错了票。
然后去了设在小学校里的投票站。
自然是最早的。到时八点三刻，投票站九点开始，只得先去斜对过的咖啡馆。胥贝先生喝了杯咖啡，又抽了支烟；马克思照旧一份白开水、花生米。再回到投票站，门敞开了，大厅里已站了一小队人，有男有女，大多是像他俩一样心急的老人。大家都不说话，很安静。马克思看向队前，见有一张长桌，铺着台布，桌后一男一女。男的站着，身边一只投票箱，箱背上开着口，后面戳出一杆漆成银灰的手柄。女的坐着，面前摊开一本厚厚的大簿子。长桌左右侧有两个亭子间，挂了布帘，模样像是路边常见的自动照相亭。对过一排架子，上面依次摆放了十几个候选人的名单，每个名单都是一大摞，旁边还有精致的小信封。长桌后头的墙上，挂着三色旗，蓝，白，红，庄严神圣。
先轮到胥贝先生，再轮到马克思。
胥贝先生替马克思对桌后的女人说了句什么，女人收了委托书，就在簿里找寻家怡的姓名，然后用木尺挡出空格让马克思签名，马克思签了马耕天三个字，字迹很浓，不像写字，倒像耕田。然后随胥贝先生走到架子前，胡乱抓了几张。胥贝先生说过，这是用来混淆视听的。再把胥贝先生专门递过来的比弗夫人那张紧紧攥在另一只手，脚步顿了顿，分别进了左右两个小亭子。门帘放下来的时候，马克思紧张的情绪才松弛下来，嘘了口气。虽然已经模拟过，他还是有点无所适从。他发觉额头竟然沁出了汗，漉漉的湿。抹了一把，才把比弗夫人折叠起来，一丝不苟装进信封。出了小亭子，胥贝先生已在等他，就走向长桌后面的那个男人，把信封往投票箱口塞。那口却是咬住的，只等那男人轻喊一声，把手柄一摇，票才落到箱底。胥贝先生喜笑颜开。马克思却像手心攥了烙铁，使劲搓着。瞥一眼墙上那面旗，觉着蓝的白的都不见了，血红一片。
回到养老院，胥贝先生径直去了马克思房里，闭了门，差点儿把午餐都忘了。没有谁知道他们在里面捉什么迷藏。细心的猫眼护士也不是没有察觉，两个老头每天都会在某个时段销声匿迹一会儿，关上门，拉上窗帘。伏在门上听，又听不出什么动静。多半是晚上，胥贝先生的交响乐欣赏之后。也有例外，比如今天。猫眼护士绕着弯儿探过胥贝先生的口风，胥贝先生总是打埋伏，诡谲地笑，然后装聋作哑搪塞过去。年轻女孩也就没了追根究底的耐心。
就这样神秘兮兮地到了晚上七点半，院里其余的老人都去娱乐厅的大屏幕前坐下，他俩偏不，执意守在胥贝先生房里。马克思把自己屋里的沙发椅也搬过来了，两张椅就贴着那台小电视，身体前倾，戴了花镜的两个脑袋几乎扎进了屏幕的方框里。电视里一直在播广告，香水，手机，新款汽车、酸奶、人身保险，像跑不完的龙套，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肯偃旗息鼓。几分钟就比几个世纪还要长。马克思频频看表，五官蹙成一团，很是烦躁。胥贝先生却是不着不急，仿佛那广告才是此刻他的眼睛最需要的。
终于八点，时事新闻，屏幕上出现了连马克思也不再陌生的配乐和主播，旋即一个画面，总统竞选者的头像跃然而上，头像旁标着各自的中票率。揭晓了，这是一个连小孩也能看懂的直观的竞选结果。马克思急咻咻去找比弗夫人的头像，见她局促地窝在右下角，险些就被挤到屏幕外去了。她的得票率是百分之二多出一点，很少。马克思的眼皮耷拉下来。胥贝先生仍在笑，嘴角抽动，细皱打着漩，更像哭的表情。手一拂，花镜跌到地上，碎了。
比弗夫人的失败让马克思窝火。他想起那顶被胥贝先生前赴后继戴在头上的小红帽，觉着代女儿牺牲的这一票有点荒唐，有点可笑，无法给自己一个交代。维克多曾告诉外公，法共从战后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是法国左翼力量的中流砥柱，组织过声势浩大的工运、学运，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与辉煌的历史。这些曾经都哪里去了？他想责问胥贝先生，又不敢，因为胥贝先生此刻正像老僧打坐似的呆坐着，把自己隔离在孤岛上，容不得任何人任何事的打搅。马克思到老都没学会安慰别人，何况眼下连自己都安慰不了，只好也是呆坐。屏幕闪了一下，比弗夫人走进镜头，仍是那种淡淡的亲和。马克思看不出她的情绪，仿佛既没有竞选也没有挫败，只是在哪儿开了个工作会议出来，忍不住嘟囔了句莫名其妙。便去地上摸胥贝先生的花镜，捡起来，断了一条腿，镜片也四分五裂，扔回地上。又摘下自己鼻梁上的那副，替胥贝先生戴上。胥贝先生却啪嗒关掉电视，走出屋去，马克思跟了出来，两人都没穿外衣，就嗦嗦抖着。那边娱乐厅大屏幕前的老人们正稀稀落落散出来，有说有笑的。
胥贝先生叹了一口气，脸上的沮丧慢慢收起来。
马克思问他，到底谁当了总统？
胥贝先生笑了笑，不说这事了，好吗？
结局马克思还是知道了，第一轮没有一位过半数，所以右翼民主联盟还要与左翼社会党竞选第二轮，其他党派都淘汰出局。家怡打电话来劝他别在意，说这里毕竟不是中国。马克思刚刚建立起来对法国的好感倏忽间水汽般蒸发掉了。
一夜睡不安生，梦里全是女人的脸，看不清好看还是不好看，都有熟悉的气息。一会儿是胥贝先生的那位简，戴了小红帽；一会儿又是老家被自己抛弃的前妻，梳着髻，额上一排刘海。似是而非时，那张脸又变成了比弗夫人，在荧光屏里晃来晃去，细皱如章鱼的须爬满额头与两颊，耳朵尤其长。马克思一向自诩男人中的男人，除了前后两任妻子，从不与女人啰嗦，梦里也不。其实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自从前妻捂着嘴在离婚协议书上按了指印，他就欠了所有女人还不清的感情债。所以他被这个梦吓醒了，男人的天地怎么就被女人包围起来？马克思坐起来，倚在床头，再也不敢合眼。
第二天醒来就去隔壁敲门，房里是空的，床褥散在铺上，有些凌乱，不像胥贝先生的风格。湖边找了一圈，不单胥贝先生，连杰克也不见踪影。一路寻过去，就出了院门，下了坡，在十字路口拐弯，朝东走了一些路，居然就步入镇街后头的墓园里。鬼使神差，似有冥冥中的引领。
胥贝先生果然坐在一块没有碑也没有墓的草地上。旁边是墓园低矮的石墙，爬了稀疏的藤蔓。身后有棵苍天大树，枝叶繁茂，树冠伞一般张开，投射的阴影遮蔽了小半个墓园，绿森森一片。冠上缀满细碎的花絮，浅白淡黄，有清凉的馨香。胥贝先生光着脑袋，那顶贝雷帽捏在手里，浑身上下都被夜露打湿了，脸是平面的安然，五官在皱纹里舒展，没有笑，也没有恼。杰克蹲坐一边，也是一动不动，歪过脸出神地盯着甬道两边排列齐整的墓碑。看见马克思走过来，胥贝先生咧了咧嘴，笑得很飘，像是被风吹动了脸肌。胥贝先生说，早两年买下的墓地，突然想来看看。马克思点点头，把他搀扶起来。胥贝先生的身体很重，像浸泡了太多的水。杰克也跟着立起来，舔他的手，眼神甚是温和。马克思说，咱们回家，还没到搬这儿住的时候，不是吗？胥贝先生点点头，把帽戴上。帽是皱的，戴不好，就有点歪，有点小，斜在头上，别处借来似的。
有连串的车喇叭在墓园门外响过，声气是沉郁的。马克思把掌招在耳后，倾听着。
胥贝先生说，是那些美国人，英国人，还有加拿大人。
马克思便知道是二战盟军的后代们，几乎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会到诺曼底登陆的旧战场来，扫墓，缅怀父辈的英魂。
他们并肩朝外走，稀薄的影子拉得很长。杰克跟在后面，就被罩在他们的影子里。墓地里还是潮，气压又低，两人的喘气声就一个更比一个响。
七
胥贝先生死在两个多月以后。是心脏病突发。死前没有任何预兆。
那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早餐后胥贝先生与马克思留在餐厅没有立即离去，在屏风后面的咖啡吧坐下，各要了意大利浓缩咖啡、花生米、白开水，也不怎么说话，就干喝。两人的脸上漾着喜气，胡子眉梢都在笑。系了白围裙的侍者小姐问他们何事喜庆，胥贝先生睁了一只眼眯了一只眼说，老哥俩的秘密，不可泄漏。
后来院里来了理发师，一男一女，开着车，车里载了应有尽有的全套设施。这是法国理发行业的一个分支，依着版图一站站停，半月循环一次，专门给养老院里的老人理发美容。胥贝先生是个大光头，原是不必理发的，那天因为高兴，非要与马克思坐成一排，让那位女理发师给他修脸、做面膜。一边做一边开上几个不轻不重的玩笑。一高兴就过了度，变成打情骂俏。马克思在自己面前的镜里盯着梢，看不顺眼就猛喝一声，给胥贝先生关闸。其实根本就是杞人忧天，那女的理发师与胥贝先生早已烂熟，巴不得眉来眼去给乏味的工作找点性骚扰呢。马克思用中国眼看法国人，当然就会岔道。待两人从椅上下来，都年轻了好几岁。尤其胥贝先生，新蒸的脸往镜前一凑，皱纹抚平了，竟是油亮油亮的。他与女理发师拥抱贴面，像吻别妻子或女儿。马克思早在门口等他，嘴边挂了冷笑，你就晕吧，臭美！胥贝先生追上来，问你嘀咕什么？马克思回答，我说这个风景不好。
午餐是阿尔萨斯特色菜，冒尖的一大盆，水晶肘子、火腿、蒜蓉香肠，还有咸肉等等，酸菜作底。酸菜是腌制的，切成很细的丝，洁白透明，拌上几粒杏红的辛料，色香味全有了。胥贝先生在餐厅门口就闻到了熟悉的味，席间的话自然就多，吃出了勃勃兴致，也吃出怀旧的感慨。胥贝先生的母亲是阿尔萨斯人，原籍毗邻德国，嫁到诺曼底。胥贝先生说他母亲做这道阿尔萨斯菜是绝活，在镇上有口皆碑。邻家来了客人都请她去献艺，小镇上节日聚餐多半由她掌勺做这道菜。他家地窖里有口大锅，有只大缸，就是专门用来煮腌酸菜的。小时候，每逢母亲让他地窖去搬大锅搬大缸，他的馋就上来了。母亲未动手，他那比狗还灵的鼻子先就嗅出满屋的肉香菜香，直咽口水。战时德国侵略军实行食品副食品管制，他家两年没沾肉类，面包且得分配，排队去购呢。母亲一气之下，把缸给砸了，砸完就抱着碎缸哭，又一瓣一瓣试图拼回去，嘴里哼哼唧唧骂德国鬼子。马克思呢，嚼着法国的酸菜怎么也怀不出人家的旧来。有什么办法，食文化的泾渭就是如此分明。他能吃出的念想只在热气腾腾的饺子里。成亲那天，家里摆了一桌酒席，号称酒席其实只是高粱酒就饺子，灌一碗酒，再把饺子往醋碟里蘸，咬上一根大葱，嘴上生香不说，浑身的毛孔都舒张开来，那才叫过瘾！他喝得烂醉，新媳妇的盖头都没来得及掀。次日一觉醒来，新媳妇就歪在炕头打盹，红衣红裤，脸上仍旧严严地遮了红盖头。他一把掀开，媳妇惊得跳起来，长长的瓜子脸蛋比盖头还红。他扑上去就亲，脸颊竟是湿的，都是眼泪。
猫眼护士风似的从身边刮过，把吃带出来的缅怀打断了，她款款笑道，祝两位先生好胃口！杰克一直都在身旁兜圈，馋，猴急，马克思就把盆里的肘子塞给它。杰克咔嚓咔嚓嚼着，满嘴是油，甩着尾巴向他致谢。
下午是听歌剧。也是巧，理发听剧赶到了一起。听歌剧其实只是听歌，没有剧。来人是诺曼底歌剧院退休的一对夫妇，每隔十天半月来一趟，都是义务献演，不收钱，纯粹是给老人找乐，给自己找乐。丈夫弹钢琴，妻唱花腔女高音，管弦乐伴奏就录在一张碟里，往音响里一放也是现成。演出却是极认真的，丝毫不马虎，称得上专业。妻化了妆，穿了长裙，雍容华贵；丈夫也是燕尾服，一身黑，很绅士。演出通常都在娱乐厅里，舞台小小的，一架三角钢琴占了半壁江山。舞台下面围了三两排听众，白花花的头颅，多是已然苍老的装束，却有庄重在意的礼仪。
马克思不想去，是被胥贝先生硬拽了去的，坐在头排正中，比演员早到了半个时辰，惹眼得很。胥贝先生其实更喜欢听他的交响乐，但他不甘寂寞，在热闹里出场他如鱼得水，至于热闹由什么成分组成，可以忽略不计。马克思则连被法国人称为中国歌剧的京戏也一窍不通，何来欣赏外国东西的雅兴。只是独自坐房里钟走得慢，就遂了胥贝先生的愿，心里琢磨着要瞌睡也赶到热闹里打。
要说，他也算有自知之明，那女高音拖着曳地长裙往那里一站，他的头就大了。天下竟有这么胖的女人，浑身的肉水一般漫出来，人就成了一团飘拂的蘑菇云，遮蔽了他的眼目。舞台虽小，也根据剧情设计了浅浅的海湾，涂了蓝色。这个胖女人简直就是一艘航空母舰，让海湾整个沦陷了。钢琴弹跳着，管弦乐奏响。一个低缓的过渡，女人开了腔，鲜红的唇里吐出气浪，房顶轰鸣起来。马克思下意识地蒙住两耳，像是受了惊吓。胥贝先生说，不怕枪声倒怕唱歌，把他的手从耳朵上拍下来。马克思明白又犯了忌，丢人现眼，心里不服，脸上讪讪的。扭过头，尽量不去看舞台，果然不那么烦躁了，眼皮打起架来。又被胥贝先生拍醒，听，咏叹调！一惊之下记起在胥贝先生房里听贝多芬时的那一觉，觉是睡得舒坦了，人家却硬是跟他急了三天。心里叹道其实并不是任何热闹都可以睡觉的，睡觉便是坍台。也是，人家铆足了劲对你呼天抢地，你倒好，卸了五官梦游去了，对得起谁？可醒着，耳根子实在不清静，听也是受罪，不如撤了的好。干脆站起，乘胥贝先生不备，猫腰溜出了大厅。
一个人回到房，锁了门，合了窗帘，就把衣柜推开，搬了张椅坐在那里端详藏在衣柜后面的那扇门，左看右看，再把衣柜推回原处。那一刻，他的眼神是清澈的，脸上交织着亦幻亦真的表情。
听罢歌剧散出娱乐厅的胥贝先生是在湖边长椅上找到马克思的。长椅在垂柳荫蔽之下，马克思的肩头落满了柳絮。这个夏末秋初的傍晚天空澄净，没有一丝云彩。夕阳照在湖里明晃晃的，却是不动的涟漪。诺曼底没有酷暑，热也是恰到好处，除了花红就是草绿，树绿，空气永远祥和，安谧。胥贝先生在马克思身边坐下，该晚餐了。马克思说，不吃了，中午撑的。胥贝先生说，我也不饿，看看这湖这景色比晚餐有意思。
贝多芬呢，也不听了？
听罢歌剧，要静静心。
马克思也算进步了，记住了贝多芬、莫扎特。是维克多的功劳，每个周末，他都来，专门给外公填补他与胥贝先生间的沟沟坎坎。当然，互换的筹码是马克思的红色家史。维克多的论文越来越像一篇小说，题目就叫《红色风景》。
杰克来过，又走了。它不喜欢两位老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望着湖面出神。它一再咬着胥贝先生的衣角拽他走，胥贝先生说，我的宝贝，玩去吧，你老爸累了，想歇歇。
鸟在树上啁啾，听起来声音也是倦怠的。
就这么无话地坐到天黑。
再见面已是翌日清晨。又是周末，早就约好去家怡那儿撮一顿的。家怡还在床上就被父亲的电话吵醒了，匆匆赶去养老院。一看，脸都白了。
马克思坐在胥贝先生的床杠上，低垂了脑袋，铁青的面色，重如磐石。眼睛被密布的皱纹围剿着，眼珠几乎不怎么轮动，死死钉在胥贝先生脸上。马克思是一早过来的，门没锁，碰一下就开了。湖边走走去！散步在于马克思就是“走走”。他推了下露出椅背的那个肩头，手缩了回来。肩头是僵硬的，没有温度。
胥贝先生像是睡着了。眼皮合着，嘴微微张开，贝雷帽戴在头上，仍然歪着。他的脸看上去比马克思舒展，因了神态的安详。八十年的沧桑似乎在一夜的酣睡中蒸发、捋平，镜面一般光滑起来。床依旧铺得一丝不苟，没有掀过的痕迹。胥贝先生穿着深蓝色的睡袍，身体圈在沙发椅中，有不易察觉的倾斜，是他一贯听交响乐的姿态。胥贝先生从来不穿睡袍与大师在音符里对话的，这是一次例外。他对面的音响已经哑然，碟早早转完了，指示灯还亮着，明明灭灭是忽闪的一排眼睛。
地老天荒的睡态，不再醒过来。
家怡从音响里取出碟片，还是贝多芬的《命运》。家怡觉得心被重锤撞击了一下，轰鸣起来。
葬礼那天突然刮起风，下起雨，雨里还夹杂了晶莹的冰雹，仿佛是神祉某种异端的昭示。胥贝先生没有亲属，院长夫人从他的经纪人那里领回一纸遗嘱，展开读了。遗嘱把他的丧事代理权以及存款十万欧元都写给了养老院。他留下话说，我把身后的一切至诚地交付予你们，谢谢收留。
家怡与维克多都来了，穿着黑衣，打着黑伞，搀扶着马克思蹒跚在去往墓地的队列里。马克思在几天里瘦了一圈，腰板佝偻了，肩胛耸起，脸上胡子拉碴，颧骨突出来，眼神浑浊黯然。风把家怡的伞卷起，冰凉的雹子就密密地砸在马克思头顶。墓园里昏天黑地，那棵苍天大树在风中摇曳着枝杆，如乌云翻卷。养老院的员工与老人来为胥贝先生送行，在他生前买下的那块墓地周围站了一圈，浑然的黑。坑已挖就，棺木缓慢地沉下去，小心翼翼，怕要惊醒躺在里面的老人——自然是衣冠楚楚，自然不会少了那顶不弃不离的红色贝雷帽。马克思挣脱了女儿外孙的搀扶，抢到前头，颤巍巍地把第一朵红玫瑰扔到沉入墓穴的棺背上。玫瑰被他捏碎了，花瓣血似的溅出来，在风里飘飞，只剩了一杆孤独的花茎。马克思哽咽道，老兄弟，好走！见了马克思，先替我报个到……话没说完，早已老泪纵横。
墓碑是粗粝的青石，上面刻了一行连缀的法文字母——胥贝先生与他的小红帽安息在此。
墓碑的青石与墓志铭都是照了遗嘱做的，不敢有丝毫的违背。胥贝先生把自己与他的初恋简葬到了一起。
回院的路上，沉默的马克思蹦出一句，我要回家！
他当然是指中国的家。
家怡婉言劝道，爸，您先养养身子，我们过几天再讨论回家的事，好吗？
马克思没有坚持。然而家怡知道，父亲是不会再在这个诺曼底的养老院住下去了。胥贝先生一走，山坡上的城堡对他来说只是空巢。
接下来的一周，马克思把自己关在屋里半步也没出去，一日三餐都是猫眼护士用托盘送进来，送来了，也只偶尔吃几勺，又恹恹推开。言语也是一天比一天少，除了“谢谢”，别的好像都不会说了，即便对家怡和维克多。就那么一动不动坐在沙发椅里，出神发呆，从早晨到黄昏。
家怡每天都来，与院长夫人商榷来商榷去，只好妥协。
还是周末，家怡办完一应手续来到父亲房里，维克多已经把外公的衣物塞进他自己平常背的旅行包里。旅行包依然瘪着，外公的全部家当只填了包的一大半。马克思早已穿戴好，缩在椅里，似睡非睡。他一上午都没吭声，就连通常最有话说的维克多也没答理。铺了白床单的床也没有躺过的痕迹，马克思想必是睁眼坐了一宿等待自己的离去。
院长夫人与猫眼护士来送行，一左一右围着马克思说些惜惜离别的话。马克思听不懂，也不想听，他只伸出手捋了捋猫眼护士的头发。也许在他心里，是感激这个伺奉了他多日的法国女孩的。
家怡要搀他起来，说，爸，我们回家吧！
马克思从椅里站起来，眼睛瞪着衣柜，执拗地要穿透什么。猫眼护士记起自己的疑窦，说了句什么，维克多便再次打开衣柜，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马克思的脸颊抽动一下，像是在笑，然后推开旁边的人，掉头朝外走去。一周没出门，他的脚步有些踉跄，家怡与维克多连忙扶住他的手臂。院长夫人和猫眼护士跟出来，站在台阶上，目送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两个法国女人的眼里都蒙上了一层雾。
杰克从斜刺里冲出，追上马克思，在他脚边兜圈，并前爪腾空人立着。马克思把它搂进怀，孩子般抚摸，杰克就在怀里呜咽。杰克的哭让马克思不受用了，推开它继续朝前走，走出院门，走下山坡。杰克始终绕着他的脚后跟，形影相随追到镇街。直到十字路口才停下步，仰天长啸，然后拐向街后那条岔路，甩着尾巴朝东而去。
马克思终于嘟囔一声，它去墓地看胥贝先生了。
八
很快到了深秋。
家怡忽然接到养老院的电话，要她去一
趟，说是看个东西。家怡匆匆赶了去，上了山坡。那时马克思已回中国，住在他自己那个城市一家新建的养老院里。
院长夫人很热情地接待家怡，并对她说，院里新来了一对老人，就住在原先胥贝先生和马克思的两间屋里。因为是夫妻，院方决定把中间隔着的那道门重新打开，以便两位老人相互走动。当衣柜挪到一边，柜后面那扇门豁露出来时，清扫屋子的人惊呆了。
因为，漆成湖绿色的门上是一面飘不动的共产党党旗，血色殷红，红底之上是黄色的镰刀锤头，耀着淡金。这面旗当然不是红绸缝制，不是画出来，而是门框里的一幅拼图。拼板也不是通常的硬纸或者木片，而是花花色色的药丸，有胶囊，也有片剂。数不清的颗粒，用每一个属于它们的微小空间，拼出了一个奇异的图案。
院长夫人与猫眼护士都相信这是胥贝先生与马克思的杰作，两人中少了其中任何一位都不太可能完成，填拼的药丸也会不够。胥贝先生身怀画艺，平日里又总爱讥笑美国人吞吃维他命就像吞吃“伟哥”那样上瘾，马克思更是屡屡当了护士的面把药丸子扔进抽水马桶，除了他俩，谁会玩出这一绝招？院长夫人说，竟有这样可爱又可气的老头儿，居然携起手来视自己的健康而不顾，把每日医嘱的药丸弄到门上，弄出了意想不到的一个奇观。
她说她为两个老人宗教般的信仰感动，为这面信仰之旗感动。她还说，不知为什么，就是想请家怡来看一眼，分享此刻她心里的复杂。
家怡点头表示理解。家怡想说声谢谢的，却哽咽着，眼睛慢慢湿了。
二○○七年十二月七日
于巴黎诺曼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