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放弃

　　作者简介：李德复，湖南新邵人。现任《真情》和《爱情婚姻家庭》杂志社编委主任、编审。一九六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一、丁玲“一本书主义”在我身上的效应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后，到一九五八年春，我有一段相对稳定、甚至相对辉煌的日子，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却在我生活中打下了带点“喜气”的印记。
　　我难得有“喜气”，“喜”从何而来？这得联系丁玲前辈的“一本书主义”。应该说，我是比较喜欢丁玲作品的，除了她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外，我还读过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母亲》、《在医院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我欣赏她的叛逆，她的尖锐，以及她书中毫无遮盖的真实。而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的一次给各省学员的讲话，让我牢记了一辈子。
　　那是在讲习所的课堂上，一次，她向听课的学员们发问：“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智利，大家知道吗？”
　　学员们异口同声回答：“知道。”
　　丁玲继续问：“智利的总统是谁？”
　　学员们相互望望，答不出来。
　　“那世界上有一个人叫聂鲁达，知道吗？”丁玲又问。
　　“知道。他是智利的著名诗人，也是世界的著名诗人。”学员们齐声说。
　　丁玲由此引导：“明白了吧？智利总统和聂鲁达同是智利人，可智利总统的名字，人们不一定知道，而聂鲁达因诗写得好，文章写得漂亮，世界各地的人大都知道。他的名气远比总统的名气大。所以，我希望大家刻苦学习，写出好作品来。只要写出一本好书，就可以屹立于文学史，经得起历史考验，亦会走出省界、飞出国门，名扬世界……”
　　我这个回忆不一定准确，是那个年代在文学界盛传的，几乎对每一个学习写作的文艺青年都起到了鼓励向上的作用。但谁知丁玲的这个“一本书主义”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大毒草”，在许多报刊上点名批判她——这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利用文学反党”……等等。当时，我表面上不敢说，可心里认为丁玲没有错，这怎么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呢？！毛主席还写诗表扬过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事实是，世界上的确有很多很多国家的总统、皇帝的名字我们不知道，而他们国家的著名作家、诗人我们却知道。比如大家都晓得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以及他脍炙人口的四大悲剧之一《哈姆雷特》，可他所处时代的英王到底是谁？不翻英国历史，就很难一口说出；再如我们知道意大利伟大作家但丁和他的名著《神曲》、《新生》等，但他那个时代的国家统治者是哪位？恐怕也得翻翻十二世纪与十三世纪的欧洲史。至于毛主席，他的丰功伟绩，他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早已名震寰球，丁玲怎么可能借聂鲁达去贬低伟大领袖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故那个时候，我心里还是装着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并按照“一本书主义”的呼唤、教导去努力：即一个文学青年必须像丁玲那样深入土改生活，否则写不出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必须像丁玲那样——从年轻时候起，就发愤读书，发愤写作，否则就不可能具备精品意识，写出震撼时代的作品来……我还勉励自己：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不想当作家的文学青年，就没资格称自己是“文学爱好者”。另外，在自己灵魂深处，还有个自私的、阴暗的想法——像我这样一个出身极坏的人，欲翻身，想出人头地，必须按自己现有的条件，结合现实，力争从石头缝里冒出一棵草，不，是一朵花来，且是一朵鲜艳的花，人见人爱的香花！唯如此，我这个黑身子，才能戴上红顶子，和出身好的人慢慢混在一起。
　　那自己现有的条件和优势是什么呢？我自认为是李氏祖宗给我的人文细胞：喜欢读杂书，爱好耍笔杆——对我来讲，完全是兴趣使然，大约自己九岁时就萌发了：我记得在湖南邵阳老家花亭子有个书楼，是前清举人祖父和留学美国的父亲及其同辈兄妹讲学、习文处，里面除藏有四书五经及各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书籍外，还有《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等等。这些书，不仅使我着迷，更促我产生编故事的“玩”法。我就胡思乱想：有这个“扫北”，那个“征西”……为什么恰恰没有“扫南”的人物？于是我模仿上述演义的写作手法，编造了一本《李勇扫南》，还故意拿着手抄本问我的小学伙伴：你们读过我家的《李勇扫南》么？过瘾得很呀！居然骗过不少小读者。
　　到读初中时，我深受巴金《家》的影响，于是在上课之余，常常情不自禁地给伯父、伯母、堂兄、堂嫂以及周围的长辈、同辈、晚辈，还有隔壁的农户“画像”，把我平常对他们的印象，用速写方式一人写了一个小传：我把伯父写成个假圣人，说他令子侄戒酒而自己每顿都要来两盅；说他表面对讨米的叫花子不错，一次施舍一小茶杯米，可对佃户交租很少让步，算盘子扣得紧；又对他不许我看闲书和天天逼我背八股文大发了一顿牢骚。谁知，这个《伯父小传》被伯父发现，硬把我拖到“天地君亲师”的神坛前打了一顿板子，治了我一个“不孝”的罪名；我还给我家佃户的一个女儿写了小传，但没照实写，是模仿《家》中鸣凤虚构的。其实她完全不像鸣凤，据说后来攀上一个阔佬当太太了。
　　在学校时，我非常讨厌数学，一见数学就头疼，但不能不形式主义地做两题，或抄同学已做好的答案。一有空，我就拿张大白纸编报，内容完全模仿三十年代文艺作品反映的东西——“反封建”、“婚姻自主”、“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及学校出现的各种“笑料”。尽管当时自己年幼，对这些东西一知半解，但还是津津有味地编，甚至大胆地贴到学校的布告栏里。当我看到许多同学围看我那张“小报”时，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但是，大祸马上临头了。一次，我在自编的小报上描写了一下训导主任，说他的眼睛有两道光，一道光是看学生的，一道光是看校长的。就因为这两道光，我差一点被开除学籍。训导主任说：“我是看你伯父的面子，饶了你！”十四岁的我，第一次尝到了“文字罪”的味道。
　　不久，我回到了在天津工作的父母身边，在一个“贵族”式的工商学院附中读书，也经常按捺不住地写点“工商附中花絮”、“湖南的中学生”……在当时《新昧报》、《力报》的报屁股上发些小豆腐块，自以为了不得而洋洋得意。
　　再就是解放后在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写的一些不成气的“作品”，有的还在不知不觉中挨了批。唯一成气的一篇就是在襄阳农校谷书记支持下写的、登在《湖北日报》上的小说《谁是第一》。这一切使我悟出个道理：我可以利用我的人文细胞写作品成名，但一定要在党领导下去写，具体讲，就是要在本单位党组织一把手指导下去写，写好了，荣誉归领导培养有方；写坏了，自己头上有把保护伞，有单位帮你顶着。这可是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写作法宝啊，加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被内定为“中右”，还以为自己在“反右”中表现不错，就精心策划自我的写作计划了。
　　这计划，我一方面按丁玲“一本书主义”的教导：要细读名著，深入生活，打造精品；另一方面，我从李凖一九五三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中得到新启示，那就是所写的文艺作品定要紧跟党中央，为政治服务，而且要跟得巧妙，艺术化，不露痕迹，使读者读了，感到党中央的号召、政策与下面群众的心愿是完全一致的，丝丝入扣的。《不能走那条路》不就是这样写的么：土地改革后，土地回了老家，之后却出现了问题，如小说中描写的张栓，做小买卖，亏了本，负了债，便想卖掉自己的土地，拿一部分钱还债，留一部分钱继续做买卖，急欲把亏了的本捞回来。而小说中另一个农民宋老定，土改后富裕了，存了钱，就想买下张栓的地，为后代置个产业。但宋老定的儿子东山是个共产党员、干部，便劝父亲不仅不要这么做，还应拿钱帮助张栓解决困难，以避免两极分化。父子俩经过回忆对比，深感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宋老定就放弃了买地，诚心地帮助张栓，与张栓一起自觉地走上互助合作的康庄大道。李凖运用几个生动的情节和细节，圆满地完成了“农民不能单干，不能只顾自己发家致富，必须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主题，这恰恰符合当时党中央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讲了：“……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中心。”而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也于此时——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中间只相差五个月，非常及时地为政治服了务。故此文一问世，各地三十八家报刊立刻转载，不仅演了话剧，许多省还将它改成地方戏演出，霎时红遍了全国。我就想，李凖这个写作办法，这个“一篇小说主义”，我是不是可以模仿试一试呢？李凖由于这篇小说，誉满文坛；我能否也走这条出名的道道呢？
　　
　　我真的这么试了。因为我当时从报刊上了解到，一九五八年春，毛主席在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大反冒进，猛反保守，要在全国各个战线上贯彻“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且鼓励率先在农业上搞大跃进。这年一月，“全国各地农村便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上工农民达一亿多人，扩大灌溉面积三点五亿亩，改善灌溉面积一点四亿亩，治理低洼易涝耕地两亿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十六万平方公里。”我也就在这个时候带农校的学生下农村治水、治土，同时积极收集这方面的典型材料。老实说，我和我的学生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倡的大跃进是热烈响应的，口服心服的，没丝毫怀疑。在下面和农民、社员一起劳动，不仅愉快地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且和农民一样欢天喜地，认为我们中国正在经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生活，可以在几年内赶英超美，就要吃饭不要钱，跑马进入共产主义了。
　　当我在下面工作告一段落，带学生回校时，我就把我在农村的劳动体验和所看所想，先向党支部谷书记汇报，并在他的支持下，很快写出反映农村农田水利建设大跃进的长篇报告文学《典型报告》，主要是用第一人称叙述湖北襄阳地区谷城县内一个大山里的乡党总支书记，是如何带领群众引水上山改旱地为水田的、带点喜剧色彩的浪漫故事。开始，这位年轻书记认为，在山里，只能是靠山吃山：红薯芝麻，桐油木耳，外加上等木炭，在这上头翻几番，不也是大跃进么！可县委张书记在与他通电话时启发他说：“你那大山窝里不是有这么一首民歌么——‘国民党时喝红薯汤，解放后吃供应粮，什么时候变个样，自有大米卖余粮’……”他这才明白，这是提醒他在大山里改水田——插秧种稻谷，从根本上改变山区面貌，这才算正儿八经的大跃进。于是，他就想办法与全乡群众一起挖泉找水，第一次改了五亩田，以为这是从无到有，大跃进了，可到县里一发言，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典型；接着，他不甘心，带领社员到一个叫月亮潭的地方，千辛万苦，总算挖出一口大湧泉，把两百亩包谷地改成了水田。他想，这下可是本乡的大跃进了吧？可第二次到县里听报告，别的乡旱改水，是一改上千亩，自己是两条腿跑步的小跃进，别人是坐喷气式飞机大跃进。本来想上台讲两句，一见这场合，根本就不敢上了。还是县委书记继续给他开窍：“你那个山里，难道只一个月亮潭？”这样，他一回山，就继续发动群众，人人找泉水，社社修水利。他那儿是青山连着青山，既然在一个青山里找到了泉水，难道别的青山就找不到泉水？结果不到一个月，各个社在自己附近的山窝里均找到了泉眼，旱地改水田也就自然地成倍往上翻番了……没多久，他又一次到县里参加汇报会，本不敢发言，可张书记偏安排他第一个向大家报告。他上台便说：“咱山区起头跃进多少水田呢？五亩……”底下一片讥笑声。他接着说：“伙计，莫笑，听听咱现在跃多少？一万五千亩……”笑的人的嘴巴便闭不上了，有的人还伸了伸舌头。沉默了分把钟，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于是，他补充了一句：“要不，怎么叫大跃进哩！”底下的人都善意地笑了。最后，张书记做了总结，说这位山区总支书记几个月前做了个保守的典型报告，现在又做了个先进的典型报告。不光是水田跃进了，更重要的是人真正的跃进了。
　　我这篇报告文学也和李凖写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一样，与党中央毛主席当时的思路对上了号：即必须反冒进、反保守！大跃进是广大群众的要求，是亿万人民的希望，结出了丰硕成果，取得了伟大胜利！大跃进万岁、万万岁！
　　果然不出所料，我这篇《典型报告》一寄出，不到一个月，当年《长江文艺》的四月号就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接着，全国数家出版社：如作家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湖北出版社等都抢着出版；几十家报刊则连连转载；就连苏联《真理报》也登了这个作品；人民教育出版社亦把此文列为学校语文的教材，这可是丁玲“一本书主义”和李凖的“一篇小说主义”在我身上展现的立竿见影的效应。算不算一夜成名，一步登天？也算，也不算！怎么说呢？因人没长后眼，生活会一下子把自己捧上天，也可以一下子把自己摔下地。不过，这是后话，只有到放棺材盖时，才有个说不清楚的定论。
　　二、电影《典型报告》背后的酸甜苦辣
　　
　　一些报刊、学校课本和出版社竞相发表《典型报告》后，没想到这作品又被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看中，那真是一阵不算十二级，至少也是十级的大风——政治对了路，运气便来了，巍巍大坝也拦不住！
　　当时，电影制片厂派来的责任编辑杜边先生，魁梧高大，英俊挺拔，浑身都是大男人的气势。他从上海来到我襄阳农校寒舍，可太委屈了：那阵子，七月骄阳，热浪似火，我家连个电扇都没有。幸亏他来头大，电影厂的介绍信是给襄阳地委宣传部的，再由宣传部介绍他到农校找我，故农校对他相当礼遇，专门在学校办公楼给他单辟一间房子休息，只是那年代没空调，我就每天提两桶水上去，让他一面给我谈剧本，一面把双脚伸到水里降温。他对这个法子非常欣赏，说：“脚冷一身凉，连头发丝都冒凉气。李德复这个发明可申请国际专利了。”笑话归笑话，他却日夜连轴转地与我谈脚本，每晚不到下三点是不收兵的。我那时年轻，身体好，就与这位老哥泡着、熬着，一般是他讲我听，他那滔滔不绝的精辟论述，让我受益匪浅，是我写电影剧本的第一堂启蒙课。
　　我们谈了一个星期，他准备回上海了。临行前，他催我先在家里写个剧本初稿，再下乡到《典型报告》故事发源地去一面加深生活体验，一面继续修改稿子，早日把本子定下来。因电影厂想立刻拍摄。这是政治任务，时不待人啊！
　　按照杜大哥的建议，我就风风火火地干开了。这时，我妻子婉灵刚从武汉大学中文系进修回农校，她既要放弃熟悉的俄语改教中国语文，又要带正吃奶的、我们头一个孩子基泰，还要勤俭持家，从微薄的工资中节约一部分，给双方家里寄钱。因我俩都是家中老大，大学毕业了，自力更生了，按中国传统习俗，是不能忘父母恩和兄弟姐妹情的。老实说，我俩当时的教学任务、家庭负担、经济情况都相当紧张，特别是婉灵，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加之这年秋天，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国无论农村、城市都要大炼钢铁，因毛主席此时在一份报告上指示说：“超过英国……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两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身子较弱、又担任班主任的婉灵，这个时候必须在上级指定的时间内，带本班学生到土高炉工地炼钢铁，能请假么？能耽误上工么？不敢想，也绝对不能想啊！很自然，我这个做丈夫的一家主心骨，便非常自觉地干家里家外的一切繁琐杂活，比方，给孩子洗尿片，给妻子洗衣服……再就是孩子晚上哭闹，婉灵休息不好，白天怎么干活？我便在每日中午，强迫她睡一小时，孩子由我带；夜晚，孩子除了吃奶外，就跟我睡，至于把尿，换尿片子，哄孩子不哭……都是我这个年轻父亲的责任。而如何构思《典型报告》的电影脚本，如何写这个本子，都是我在哼着催眠曲，拍着怀中的孩子在卧室迈步时，一节一节、一章一章思考出来的；孩子一睡着，我就把他轻轻放到我的被褥里，自己便伏在旁边的桌上，提笔疾书，一百多章节的电影脚本，就这么在孩子的撒尿中、哭声中、换片子中紧凑诞生，我还阿Q式地自嘲曰：“大丈夫既能洗换尿布，又能堂堂然写文学剧本，渺小哉！伟大哉！”
　　剧本初稿一完成，我就到襄阳地委宣传部，请他们给我开一张去谷城县的介绍信，因《典型报告》的主要素材来自于谷城大高山粟谷区三道岭。我坐公汽到谷城后，把介绍信往县委办公室一递，没一会儿，县委第一书记沈汉民同志就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了。他对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你就是李德复同志？”
　　
　　“是的。”我说。
　　“《典型报告》是你写的？”
　　“是的。”
　　接着，他与我紧紧握手：“秀才，秀才，我们下面就要你这号秀才，”又问：“你住在城里，怎么想起写我们的大山区？”
　　我告诉他，我在襄阳农校当教员，常带学生下乡实习，和农民一起治山、治水、治土，又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己有很多感受和体验，就情不自禁地写些农村的散文、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典型报告》就这么在脑子里慢慢构思流出来了。
　　“是流出来的……”汉民同志笑了，“你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得还可以嘛。秀才就是要向工农兵学习，要深入工农兵生活，这样，你写东西才不会挤牙膏，不会吭吭哧哧，而是行云流水，自自然然地一泻千里，对不对？”
　　“对对对。”我直点头。
　　办公室里的一个年轻同志，后来我知道是他的秘书李加犹，一面在用报夹夹新到的报纸，一面抬头对我说：“我们沈书记也爱读书，爱文艺，爱写作哩！”
　　“呵！”我诚恳地说，“今后，一定在读书、写作上向沈书记学习。”
　　“哪里哪里。”汉民同志也是诚恳地说，“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学习，秀才。”
　　开始我进汉民同志办公室还有点拘束，这下我放松了，说话也放得开了。
　　汉民同志继续问：“秀才，你的文章不是已写出来了，也发表了。要改编电影，在那个基础上改就成了，未必一定要进大山？”
　　我说：“沈书记，我那个《典型报告》是综合襄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典型创作的，而你们县粟谷区三道岭党总支书记龚正发同志的一个农田水利建设报告对我启发最大，就像一把火点燃了我的灵感，亦如画龙点睛把我心中的想象都串在一个美丽的图画中。所以，我定要上三道岭的最高峰——摩天岭，一方面感受感受那儿的无限风光，一方面和那儿的贫下中农一起，治土建梯田……”一时兴起，我说得有点得意忘形。
　　“得劲，秀才！”汉民同志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支持你！不过，那儿不通车，全靠两条腿！且山道崎岖、坡陡径滑，走一趟一百四十里，来回两百八十里。我可以派一个干部给你带路，你这个瘦个儿，受不受得了啊？”
　　“受得了。”我嘴壳子硬，心里却打颤。说老实话，我一辈子也没有一天走一百四十里。一九五一年，我从教育学院去阳新县姜祥山土改，一天紧赶死赶也才走七十里。
　　“一百四十里啊，分两天，还是三天到达……”汉民同志眯着眼睛问。
　　“我想一天赶到……”我明知自己吹牛，可咬紧牙关，就想吹。
　　“你该不是大山窝窝长大的吧？”
　　“是在江南平原长大的，湖南是我的故乡。”
　　“那你从小吃过蛮多苦，是穷劳工家庭？”
　　这句话一下打中我的要害。我顿时噎住，不好作答。约停了分把钟，才慢慢地、不好意思地说出：“我家庭出身不好，官僚资产……还是地主……”
　　汉民睁大了眼睛，盯了我好一会儿，忽然大声地：“呵呵，没关系，年轻人，这只能说明你思想改造得好，愿意一老一实地干革命！在我们新社会，你还是有前途的，有前途的！”
　　我在谷城县委会招待所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凌晨四点，就和汉民同志指派的、领我上山的干部一起奔赴三道岭了。在弯弯曲曲狭窄的羊肠山道上，汉民同志的那句话：“……这只能说明你思想改造得好，愿意一老一实地干革命……你还是有前途的，有前途的！”一直鼓励着我，它像根鞭子直抽我的脊梁。我一想歇，或不愿再前进了，这句话就在耳边响起。我真的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在天蒙蒙黑时赶到了目的地，尽管全身酸痛，手抬不起，连屁股都疼得不能落座，心里却挺高兴：怎么样？我在吃苦上、攀山越岭上，并不比工农子弟差吧！
　　我在三道岭呆了近个把月，让乡总支书记龚正发领我上了摩天岭，那风景真是美绝：“条条渠道盘山转，层层梯田布满山，哗哗银水流不尽，处处稻谷金光闪。”我在此补充了不少情节，把剧本又重新改了一遍，自认为天衣无缝了。也就在这时，谷城县委机关打来电话，说拍《典型报告》电影的导演游龙同志来了，叫我立即下山，和他一起去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电影《典型报告》要立即上马。
　　接了这个电话，第二天，我又走一百四十里山路，回到谷城；第三天，和游龙回到襄樊市襄阳农校。我高兴地告诉婉灵，我要去上海拍电影了。婉灵便把刚领的、我俩一个月的工资一百一十元分一半给我，又帮我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用个帆布袋装好；而我把稿子和要用的书，以及必带的参考资料，用绳子捆实，还找了个小扁担，一头挑衣服、用具，一头挑稿子、书，就这么准备进大都市上海了。这时，我不禁想起：一九四七年，我和母亲、四个妹妹从天津到上海，然后由上海回湖南邵阳，沿途都是我父亲当总经理的单位——恒大公司、恒大分公司的人员开着小轿车接送，哪有什么扁担！我又怎么会自己挑东西、扛行李？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环境、地位决定了一切。
　　婉灵见我用扁担挑东西，认真地说：“你这可是去上海，不是下乡！”
　　“知道。”我说。
　　“你不怕人家说你老土、乡巴佬？”
　　“不怕。”我也蛮认真，“听说上海吃的、用的、搭车、坐三轮……比我们这儿贵。我有肩膀可以挑，有腿可以走，省些钱嘛……”
　　婉灵笑了：“那你就去出洋相吧！”
　　婉灵的话不幸言中，我在去上海的途中和到上海后——确实出了不少连我自己都没预料到的、被人讥笑的“酸瓜烂枣”的洋相：比方我和游龙导演结伴去上海，我总想请他的客，招待他。不能说是讨好，是想搞好关系嘛，但我囊中羞涩，仅五十元零五角人民币，还不知道在上海要花多少钱……那怎么请呢？我就想了个自以为聪明的法子，即在去上海的轮船上，我早上不吃饭、晚上不吃饭，每天集中三餐的钱，中午请游导演撮一顿，自己也于中餐时狼吞虎咽。船上的两天，我就这么干，还以为显示了我湖南蛮子的好客大方……谁知此事上岸前被游导发觉，他摇着头，点着我的脑壳叹息：“你这个年轻人呀……何必呢？还是我请你吧！”我知道他的级别高，工资比我多得多，但我始终不让他请，真如人们对我的评价：茅坑里的顽石，又臭又硬。
　　到上海后，责任编辑杜边大哥引我去住海燕厂事先给我定下的宾馆。他见我自己挑行李，就叫来一辆三轮，让我和他一起搭三轮去。我坚决不干，定要自己挑着走。他说：“德复，别这样，搭车的钱，厂里可以报销。”
　　“能报销也不干。”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喜欢走。”说着，我就自顾自地往前奔。
　　“你神经病啊……”杜大哥喊不住我，只好边跟我跑边带路，直到宾馆大门。
　　进了宾馆，我发现这儿太阔气，一问我住房的价格，每天二十八元（相当于现在三百元左右），我心里咯噔一下：“乖乖，住一天，是我大半个月的工资呀！”于是，我又来了个“坚决不干”。杜大哥反复劝我：“德复，讨论你的剧本和你继续修改稿子，得有个比较安静的、舒适的环境。而且不管你住多久，房钱由厂里付。你为什么这么犟呢？”
　　我就是犟，就不住。杜大哥后来只好把我安置在一个小旅馆里，每天房费五元，我就安心住了。之后，海燕厂几个与我同时来的、修改剧本的年轻人，便笑话我，给我取了几个扬名电影厂的绰号。有的直呼我“扁担李”，有的叫我“李（你）五块钱”，还有的学武汉话调侃我：“湖北的夹生苕”……
　　我不光是夹生苕，用杜边当时恨铁不成钢的话讲：是“傻到顶了”。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傻到顶了呢？原来，我写的剧本，游龙导演一直通不过，非要按他的意见重写，可本子杜边说好，他拿给厂长徐桑楚先生看，也说好，应该算通过了。于是，杜边向我建议，要我给海燕厂的几个领导写信，请他们换导演，否则，就把剧本拿走，不在这里拍。因《典型报告》这题材正赶上了大跃进“时代”，另几个厂，比方长春厂，也想要哩！可我对此不同意，一定要让游龙导演拍摄，至于他怎么改我的剧本，哪怕改得面目全非，我也没意见，并请杜大哥把我这个想法转告他。我对杜边说：“写电影剧本，游龙同志是老手，我是新手，他肯定比我强，他愿意使这劲，我举双手赞成。我能和他共事，就够光荣、很满足了。”杜大哥见我执意如此，只好依顺我的意思办。由此，电影《典型报告》很快在一九五八年秋天拍好，一九五九年春便在全国各地放映了。
　　
　　事过多年，杜边还为我在上海出洋相和傻不啦叽的事笑话我；对这个本子，他不知讲了多少惋惜和为我打抱不平的话。可我始终没把当时内心深处的、不敢示人的隐私告诉他——
　　像我这么个自小在伯父地主庄园里生长的、高人一等的优越胚子，少年时又在官僚资产阶级父亲洋房里长大成人的大少爷，我如今之所以能处处小心翼翼地约束自己，能事事节省地不乱花钱，能蛮自觉地吃苦、过低人一等的生活……这可不是我的阶级本性和本能。在伯父的“花庭子”庄园里，我虽和佃户的孩子一起上山放牛，一起进山砍柴，一起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可我定要当“王”，定要他们服从我，跟着我恶作剧，瞎闹腾；在天津我父亲居住的洋房大花园里，我这个少爷就能随便支使听差（仆人），不仅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专人给我擦皮鞋，专人给我烤我喜欢吃的那种焦黄面包……出门可坐爸爸的小轿车，假日能在自家的客厅里约朋友们开豪华派对，大人上层社会的那套奢侈玩意我都会……解放前，我虽读过进步书籍，看过进步电影，学唱过进步歌曲，脑子里亦常浮现革命的浪漫、自由和美丽，可解放后一零距离接触革命，特别是教院的思想改造，华师的反胡风运动，农校的反右……我逐渐明白革命的艰辛和斗争，革命的鲜血和泪水，革命的残酷与无情，我一下、两下、三下……就学乖了，就感到自己是要彻底改造了，是要背叛原来的地主兼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了，是要在各个方面适应无产阶级专政了，且要在一切方面向工农看齐了……所以，自己写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章，写歌颂大跃进的《典型报告》，就是紧紧地往那边靠哟，有时，表面看我似乎成功了，可我怎能好了伤疤忘了痛，翘起尾巴呢？又怎能目空一切、自以为是呢？我不是不愿住豪华宾馆，不是不愿吃山珍海味，而是怕，怕，怕！怕又出问题，怕别人说自己与导演不合作，怕别人说自己不检点，不艰苦，贪图享受……说到底，就是怕再挨批，怕再打成反革命……因前几次陷入灭顶之灾，都是由这些几乎不起眼的小细节积累引发的。我一九五七年好容易没戴上极右分子的黑帽帽，亦是非常非常谨慎地摸爬滚打过了这座生死的难河桥呀！这就是电影《典型报告》背后说不出口的辛酸苦辣。当然，电影《典型报告》也给我带来了以往从没有过的高兴与欢欣，那就是我在上海改电影剧本没花几个钱，一切都是海燕厂报销，婉灵给我的五十块零五毛，我还剩下一大半，临回襄樊前，我到上海淮海路转了一整天，给婉灵买了条深蓝色呢裤和一段紫蓝白三色花布料。这条呢裤和用这段料子做的棉袄，婉灵穿了十几年，我平常一看到她穿这两件我买的东西，就会引起我悠悠的美好回忆，我总算有一个打在心坎上的幸福烙印了。另外，电影厂最后给我的稿费，让我在惊喜中吓了一大跳：两千元人民币！那时物价便宜，相当于我四十个月的工资！可对这笔钱，我在上海丝毫不敢动，准备拿回去上交组织，不是我有什么觉悟，仍是一个字——怕！有时即使拿自己的钱，也会犯错误，信不？我老记得孟夫子那句话，对我这号角色，尤其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否则，莫说成名成家，就是想生存也生存不下去。我几十年的历史不已说明了这一点么！
　　
　　本文节选自李德复长篇自传体作品《不言放弃》，武汉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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