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淑耘同志
作者简介：李建纲，河北盐山人。一九六四年后历任武汉钢铁公司《武钢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理事、常务副主席、秘书长兼《长江》文学丛刊副主编，湖北作家协会文学院院长。湖北省文联第一届委员。一九五○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坐火车玩儿》，散文集《无意上仙山》、《去工地的路上》，小说散文集《走运的左龟连》，长篇纪实文学《民众乐园》等。
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九十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隆重的日子里，我要写下一个人，一个我久已想写的我所敬爱的老共产党员。
在我的这一生中，认识许多品德高尚的人，热情真诚的人，善良亲切的人。每想到他们，心里就充满温馨和快乐！有时候甚至想，这一辈子多亏了遇到他，为我的生命添了光彩，是多么幸运啊！我这里的这个他，是泛指，就是有许多，但现在我要特别说的是她：我们的淑耘同志！
现而今，同志这个称呼，已经不那么时兴了。可是，当我们说到某些特定的人物的时候，比如湖北文坛熟悉的骆文、王淑耘，同志就依然是他们最尊贵最亲切的称呼。他们本是为了同一个志向而结合到一起，为了志同道合而走向革命，他们一辈子如同守护生命一样，守护着信仰着这志向，一辈子是亲爱的同志。至少在湖北的文艺界，在湖北作协机关，我们大家总是以敬爱的口气称呼骆文同志、淑耘同志，从来没有变过，无论是他们当书记、主席的时候，还是退休多年以后。对于他们，任何尊称、爱称、昵称、时髦之称，都不能代替这简单朴素而神圣的两个字：同志！
我们的淑耘同志退休已多年。这位湖北文坛的老祖母九十二高龄了，不能不说已经进入了老境。但是淑耘同志的女儿丹丹说，老人家除了耳朵有点不好使，身体基本是健朗的，没有大的毛病。日常活动，一般不要人服侍。每天早早起来，自己收拾家务，把自己梳洗打理得整整齐齐，然后坐在楼上大窗前的阳光里，读刚刚送来的报纸，或者看电视新闻，有时要戴上老花镜，有时竟不需要。她基本足不出户，但天下大事皆在心中，爱与人谈改革开放的喜人变化。
当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总会放下手里的书报，微笑点头。她总是那么亲切、素朴、谦和、优雅。我从认识她的第一天起，就被她身上的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高贵娴雅的气质逼得不敢多看她。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她的这一切美质再加上老人的慈祥，仿佛夕阳下的玫瑰，更加艳丽动人！您要笑我了：对一个老人，也能用艳丽这词儿吗？我对您说，艳丽也不足以表达我心中对老人的敬爱呢！在我的心中，永远保留着五十年前我们的淑耘同志那年轻的、风华正茂的、勃勃青春的、美丽智慧的身影和面容。比较起来，老人家现在确是老了，头发业已灰白，面容业已松弛，额上有着几条细细的波纹。但是，正像一个年轻人特地对老迈的杜拉斯所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我也想对淑耘同志这样说。是啊，人看人，不光是用眼睛看，更是用心在看，心可以看到心，而她的心永远是美丽的艳丽的！
人老了，常常生活在回忆中。梁启超有言：“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这两种心，都是好心，可贵的心。当我们的淑耘同志回忆着她这一生的时候，分明可以看到她的面容沉浸在幸福的遐想留恋之中，时有红晕微染那依然白皙的脸颊，眼睛里闪耀着深情而欣悦的光辉。她缓缓地清晰地亲切地叙述着她的生平，不要人的打扰。她没有一般老人回忆过去时常常会有的一点点悔恨一点点懊恼，没有的！这又使我想起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二
我因淑耘同志而知道了江苏句容这个地方。它也许不算名城大都，却是南京、镇江之间的一个连接的重镇，三足鼎立之一鼎，长江上的一颗出水明珠。境内有一座句曲山，是江南第一名山。汉时有茅氏三兄弟弃官在此筑坛修炼成仙，故又称茅山。汉武帝的“山中宰相”陶弘景在此隐居。清代时这里属江宁府，就是曹雪芹的祖父当江宁织造的所在了。由于整个小城为句曲山所包容，故名句容。瞧瞧这是一个多么古老而秀丽的风水宝地！
句容地灵人杰，美而小巧，仅一条长街，分为东、中、西三门。一九二○年，我们的淑耘同志诞生于西门大街的一户书香世家。在她之前已有两位姐姐，父亲便为这位三姑娘起小名为“根娣”，一年后果然便跟着来了一位弟弟。父亲王敬轩是句容县教育局副局长，学富五车的名士，他很注意子女的文化教育、道德熏陶和礼仪规范，我因此明白淑耘同志的美丽聪慧端庄淑雅高贵娴静自是有其缘源了！
在那条石板铺就的古老长街上，响起了小皮鞋的嗒嗒声，王家的三姑娘牵着小姐姐的手上小学了，这一对秀美文静的小姐妹，总是在一起，吸引了多少街坊老邻喜爱的目光。因为淑耘学习成绩优异，整个小学阶段的学费全免。十六岁初中毕业，身为教育局长的父亲，相信教育兴国的父亲，就决定让这个头脑过人的三姑娘去当老师，于是她考入了三十里外著名的镇江师范。全句容中学众多考生中，淑耘是唯一考取的女生。
三姑娘已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自己的眼睛，被一位挺拔俊雅文质彬彬的大男孩所吸引。就在这句容县城唯一的一条大街上，多少回擦肩而过，而忽然间被吸引了注意！那高高的个子，白净的皮肤，清秀的面庞，一个大男孩，穿着一身学生装，胳膊下总是夹着杂志或书本，身材笔挺地匆匆来去。这正是五四以后一些进步青年的模样。
有一天她与一位要好的姓骆的同班同学一路放学回家，又远远地看见了那男孩子，并且带着笑向她俩走来，原来他就是她的这位同学的哥哥，名叫骆文。就这样，住在西门大街的淑耘同志和住在东门大街的骆文同志相识了。这时候，骆文已经是个向往革命的青年了，他大量阅读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初中毕业就没有上学了。战争开始了，日本鬼子要灭亡中国，已经打到了上海，骆文热血澎湃，他要参加革命，参加抗战，之后淑耘就没有在句容再看见他了。他不辞而别跑到上海去，参加了金山所领导的剧团，又做编剧又当演员。然后一路演出，宣传抗战，一路辗转长沙、湘西，最后到了重庆。
淑耘本来在镇江读师范，她照例读得很用功，总是名列前茅。她憧憬着毕业以后，像父亲一样，做个培育桃李的教师。可是读了两年，战争爆发了，她病了一场，回到句容。日本的飞机已经从上海飞临句容的上空，美丽的小城，眼看就要被日本人的炸弹炸得粉碎了。军民同仇敌忾，有一天居然打下了一架投炸弹的飞机，活捉了飞行员，人们一时义愤，割下了那小鬼子的一截手指头，让他再不能开飞机来炸我们！
句容待不得了，家也乱了。淑耘虽然不知道骆文去了什么地方，但是她知道这个外表文静而内心炽热的青年是去参加抗战参加革命了。她也要走他的路，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到祖国最需要她的地方去！
这时有一个“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在组织教师们到重庆去。淑耘知道重庆是抗战的首都，她毫不迟疑以小学教师的名义报了名。小姐姐不放心让她一个人走，就以中学教师的名义报了名。姐妹俩告别了父母家人，跟着服务团就出发了。两位从未出过远门的小姐妹，逃难的一路，可吃了苦了！走到巢湖已经精疲力竭，好在遇到一只小木船，摇晃着直到宜昌才坐上了大船。然而大船上人挤人，船几乎走不动，是靠拉纤、大绞盘才过了峡江和夔门。淑耘第一次听见了山鸣谷应的雄壮的川江号子，异常激动！旋即又被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吓住了！原来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孩子睡在甲板上，半夜里孩子竟被挤到江里去了，而所带的一点钱为了安全，恰缝在孩子的衣服里。年轻的夫妇那个呼天抢地寻死觅活啊，淑耘陪着泪流满面……
三
重庆，一座云雾缭绕的名城，左嘉陵而右长江，三面临水。从江南水乡来的人，一到重庆，第一个考验就是爬坡！码头名叫朝天门，抬头朝上看，城市在天上。从码头到市区，要爬上四五百级的石头“梯坎”，真把在船上辛苦了几天又穿着高跟鞋的我们的淑耘同志，爬得气喘吁吁，差点崴了脚。到了市区，刚想喘口气，一看呀，还得爬！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所有的人家都沿山而建，望去如层楼杰阁，高出云表。出门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山坡道上的人力车，上坡时车夫躬身头点地，一寸一寸地往上挣，而下坡时风驰电掣脚不点地，仿佛要飞下山去的样子，看得人心惊胆战，淑耘虽累，既不忍看车夫挣扎着上坡，也不敢坐它飞下坡去。
但这里是古称渝州的天府之国最富庶的地方，是战时的首都，市面繁荣，物资丰富，风景壮丽。全国各地的仁人志士都往这里集中。大街上有那么多的人，穿军服制服的，长袍马褂的，短衫布袼扛扁担抬滑竿的，那种爬坡的姿态，正象征着我们的国家，背负着艰难，奋力地向上，振奋着昂扬着抗战的激情，这也感染着十九岁的淑耘。更重要的是，她知道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八路军办事处也在这里，她随即想到，向往革命的骆文可能就在重庆，也可能与办事处有联系。
但是她必须先安下身来，找个糊口的工作。“国民政府”只把这些青年召到重庆来，却不管他们的死活。有一天，她在街头遇见了镇江师范的校长，真是喜出望外啊！校长拉着这个秀外慧中的得意高足，关心地问长问短，知道她还没有工作，就以校长身份亲手给她写了一份镇江师范的毕业证明，其实她还有一年才毕业，但校长知道她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毕业绝对毫无问题。果然凭校长的证明，她很顺利被分配到北碚张家坝小学教书，二姐也跟着她，就在这所学校当了会计，她始终照顾着小妹妹。
北碚是重庆的近郊，面临嘉陵江，群山环抱，曲水流觞，山光云影，别有洞天。北碚温泉十分有名，自古建有温泉寺。那位酷爱荷花的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曾在这里讲学，他的《爱莲说》淑耘是读过的。
如今，我们的淑耘同志也在这里讲学。她教孩子们语文。她知识的渊博，态度的温静和深入浅出的讲解，深得孩子们的喜欢。为了让孩子们听得明白，她还向孩子们学习本地方言，一下就拉近了和孩子们的距离。但是山村小学，十分清苦，收入微薄，而且没有房子住，她和姐姐租住在简陋的民房中，生活十分拮据。
有一天在公园里遇到姐姐的一位朋友，她的丈夫在最近一次的空袭中，被炸弹炸伤，不治而死。她正在北碚镇街上的一个大户人家做家庭教师。她看到朋友和朋友的妹妹十分清瘦，知道她们生活艰难，便告诉她们在北碚有一些北平上海来的富贵人家，要找家庭教师，于是她就带领淑耘去了一家。
这是上海来的一个官宦人家，极有气派，有一个六、七岁的小丫头。这家慈祥的老祖母一见淑耘的模样儿就喜欢，又见她性情温柔，字写得好，又是一口的吴侬软语，就将她留下了。但是这家规矩多，家庭教师不能和主人同桌吃饭，而是和“下人”一起。有一天淑耘给小学生讲解唐诗，讲得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官员主人恰在旁边，很惊奇这年轻女教师学问根底如此深厚，便稍稍改变了态度。有一次一家人游公园，小丫头非要教师姐姐一起去。小丫头求知欲强，问东问西，淑耘便讲这温泉寺又叫广德寺，建于南朝，有一千五百年历史了。到了宋朝，有一个大哲学家叫周敦颐在这里当老师上课。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爱莲说》，说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好比一个人生活在乱哄哄的社会，但是自己学问好，修养好，操守好，追求进步，不同流合污……说得小丫头直点头，慈祥的老太太就说：“我看你这姑娘就是这样一个人，长得跟莲花似的！”而那位官员更是对女教师刮目相看，从此不但请淑耘与主人同桌吃饭，而且请上座，工资也立即增加了。
四
有一天——对不起，我的文笔太笨拙了，太轻率了，那可不是普通的一天！如今，时光虽然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我们的淑耘同志还是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九四一年八月里的一天，北碚云雾散去，阳光灿烂，花红柳绿，鸟语蝉鸣。淑耘心情欢畅，到街上去买些日用品。她增加了收入，一个花季姑娘的日用品，可以齐备一点了。
她离开家乡已经一个多月，时刻想念着父母兄弟。好在还通消息，知道父母都好，小弟弟已经从军走了。一来国家需要军人，二来，弟弟说他是家中唯一的壮男，有义务挣钱养活这个家。而她能够跟二姐一起来到重庆，是幸运的了，只是不知道骆文在哪里。说来也好笑，直到现在，骆文跟她只是一条街上的邻居，君住街之头，我住街之尾，刚刚认识，还没有来得及交往，就各奔东西了。却又奇怪，时时地不由地想起他，真正是不思量，自难忘……说时迟那时快，突然警报凄厉地响起，天气晴朗，日本鬼子的飞机照例又来空袭了。淑耘虽然已经经历了几次，仍然没有习惯，正在马路上慌乱时，猛地被一个人拖了就跑，她甚至没有看清楚那个人的模样，只见他高个儿，头发飞扬，拖得她跌跌绊绊。直到进了附近一个防空洞，安全了，那人放了手，喘息着回过头来看她，这一看，几乎把她惊呆了，“我的天，是你，骆文！”淑耘虽然想到过骆文会来重庆，但是却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样遇见他，就在北碚遇见了他，她的骆文！她重新抓住了他的手，仔细地看他，看不清，眼睛里布满了眼泪，抹了又流，泪流满面！终于看清了，一点不错，就是她的骆文！显然已经长大了，不是那个纤秀的男孩子了，而是高大粗壮结实成熟的英武青年了，头发长长地飘散着，而眼睛还是那么清澈热烈。他笑看着她说：“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可是在一街的人里面，我一眼就认出了你，看你的身材，你走路的姿势，甩手的样子，就肯定是你！我叫你，你没有听见，我就不顾一切，先拉你躲了警报再说！”
烽火连三月，他乡遇亲人！遇到了这位不思量自难忘的大哥哥，让十九岁的姑娘淑耘如何不欢喜激动，她心跳得厉害，差一点情不自禁投入他的怀抱！她有许多话要对他说，她还有许多话要问他。
这才知道他跟着金山的剧团，在文化工委主任郭沫若的领导下，从上海到了长沙。那时候，长沙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聚集了来自南京、上海、武汉等地二十万抗战人员和大量物资，周总理也在长沙。却不料在一个严冬的深夜里，长沙突发大火，几乎使全城化为焦土！后来才知道正是蒋介石密令放的火。他们跟着周总理、郭老逃出了长沙，转战到湘西，最后来到了重庆，现在在北碚演出已经几天了。
“真的？太好了，那我可以经常见到你了！我就住在附近，警报解除了，到我那儿去坐坐吧，认认门，好常来找我。”姑娘高兴地领着骆文到自己的住处去。
淑耘与二姐住在一家保育院里，保育院房屋破败，许多小孩子骨瘦如柴，所谓的保育员凶狠如豺狼，一个孩子犯错误，全体孩子受惩罚，不是挨打，就是挨饿，常常是哭声一片。淑耘难过地想：“什么抗战首都，竟然这样对待小孩子！”她对骆文说：“这里简直是地狱，太可怕了，我再也不想在这里住下去了！”
骆文看了看糊着旧报纸的窗户，低声而急切地说：“我正要告诉你，我要到延安去，那里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总司令部，大量的进步青年都去，我们一起去吧！”
淑耘不假思索地应声说道：“好极了，我也知道延安，我们一起去！”
两个热情真诚的年轻人，在决定将自己的命运融入革命大业的时候，同时也就决定了两个生命将融为一体。在此之前，在分别的几年里，他们谁也没有忘记谁，但是谁也没有明确地想到过爱情。现在，在北碚这个美丽的地方，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在姐姐的见证下，他们走到了一起，一句“我们一起去！”才使他们发现彼此竟是那么深爱着对方，已经深爱了很久很久！
此时周总理在重庆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在红岩，在曾家岩五十号，时人称为周公馆。周总理真是日理万机啊！他在国民党的首府、心脏之区，高扬着共产党的革命大旗，积极进行着革命斗争的工作，广泛地团结着包括国民党的高层人士在内的政治家革命家以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向往革命的青年。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一批一批地不断组织各地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到陕北去，到延安去，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储备干部人才。骆文已经名列其中了。与他联系的是周总理的秘书，名叫张颖。张颖的丈夫叫章文晋，是国民党驻美大使，实际是我党干部，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
在保育院见面后没几天，骆文就又一次来到淑耘的住处。这一回就要领淑耘远走了。一直在一起的姐妹俩要分别了，从此天各一方，不知何时再相见，姐姐哭得泪人儿似的，舍不得啊！但是姐姐又是高兴的。她也认识本是同一条街上的骆文，把心爱的妹妹托付给这个有才有貌又诚实可靠的年轻人，年轻的革命者，她可以放心了。她给妹妹准备了一个小箱子，装了一箱子衣物用品，书籍杂志，又把从句容家里带来的两只金耳环给了妹妹，然后目送这两个相爱的人的背影远去。
五
淑耘、骆文这一批到延安去的，共有三十来人，首先在办事处的招待所里集中等候。使淑耘意外惊喜的是，她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那时当然不叫总理，或是周副主席。但是，还是让我们以我们习惯的亲切敬爱的周总理相称吧），身材笔挺，浓眉大眼，英气逼人。周总理还请他们一批人吃了饭。八路军办事处虽然身在大城市重庆，但是生活与延安保持着一致，自己种菜，自己养猪，穿着粗布“延安服”，过的是与国民党官员截然相反的简朴的生活。
周总理是苏北人，离句容不算远，这使淑耘倍感乡亲的亲情，周总理亲自下厨做了淑耘喜欢吃的苏北菜狮子头。周总理给他们讲话，用亲切的苏北口音说，皖南事变暴露了国民党的反革命嘴脸，你们不能在重庆待下去了，到陕北去，到延安去吧，那里是革命的根据地，欢迎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去，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总理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大家都急切地盼望早一点动身。
这时候，淑耘才知道在国民党心脏里战斗的八路军办事处，形势多么险恶！当时周公馆就在特务们的包围之中，上下左右都驻有特务，特务头子戴笠就住在附近，他亲自指挥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周公馆和招待所的活动，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所以淑耘他们一进招待所基本就不能再出来了，防备国民党特务的盯梢或绑架。
出发到延安去的那一天，他们都化了装，而且被告知什么也不能带，沿途特务都检查得十分严密。前一批赴延安的人中，有一位买了个烧饼，吃完后把包装纸随手丢在路边，马上被特务检到，硬说他是有意传递消息，立刻就把人抓了。所以他们这一批要格外警惕。特别是过重庆市郊的青木关，被称为鬼门关！山高路险，一群特务专门驻守在那里，盘查每一个人。淑耘是扮作知识分子，只能带一支钢笔，小箱子书籍杂志都被扣下，把几件衣物包了个包袱，挎在胳膊上。而骆文则是扮作工人，特务一看他就是个白面书生，哪里像工人？特务就不放过他。但他有演员经历，有斗争经验，临危不惧，沉着应对，针锋相对地回答特务问话，说自己是建筑工人，专门挖地基盖房子的。淑耘知道他的意思，就是挖掉国民党，建设新中国。
坐的是一辆大卡车，没有座位，没有顶棚。但是开车的人却是已经颇有点名气的龙飞虎。龙飞虎当时也只有二十五六岁，却已经是一个老八路老党员了。他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行政科长，实际就是周公馆的馆长，负责周总理和整个办事处的生活与警卫安全工作，有着丰富的对付特务的斗争经验，被周总理称为老虎。他曾多次负责护送同志们从重庆到延安，从延安到重庆，机智勇敢，万无一失。周总理特派他为这一批人开车护送，说明了对知识分子的重视。龙飞虎解放后曾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一辆大卡车，三十几个人挤在上面，只有两个女同志，有一个原是上海地下党员，还带着个一岁的婴儿。因为她填的表是没有结婚，所以不能有孩子。为了对付一路上国民党哨卡的检查，孩子就算淑耘的。但是淑耘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孩子哭闹，吃喝拉撒，要找妈妈，弄得淑耘手忙脚乱。好在有她的骆文就坐在身边，照护着她。几天下来，淑耘以她的细心温柔和母亲般的呵护，竟使孩子离不开她了。
在这些年轻人看来，从重庆到延安，这是一条朝圣之路，通向太阳之路，但也确实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荆棘之路。荆棘就是那些沿路密布的国民党的哨卡，从青木关开始，几里一个，十几里一个，一天要接受四五次的检查，往往是全体下车，一一搜身。检查人员知道这些人是到延安去的，搜得十分仔细。大概骆文同志平生第一首诗就是在这个时候作的：“搜查吧，你这犬鹰！我可以把衣服脱尽，但是你检查不了我的心！”为了尽量躲避国民党的关卡检查，熟悉地形的龙飞虎有意绕过大城镇，不走官道。这样一来，路就更加长了，也更加难走，颠簸得浑身骨头像要散了。淑耘抱着孩子，要保护孩子不受颠簸，自己就比别人更辛苦。
六
菊花黄时离开郁热的重庆，进入陕北地区时，已是十月秋凉了。庄稼已经收割，天地苍黄，风沙很大，沙粒有时候打得人睁不开眼睛。但是，这是解放区了，荆棘铲除了，立刻就有了一种到家的感觉，尤其是一看到宝塔山，大家兴奋得不得了，跳呀叫呀喊着，到家了到我们的家了！有一个同志狂喜不禁，不小心跌下车去，被卡车压了腿，淑耘立刻用自己的包袱皮给他做了包扎。
全新的革命的延安的生活开始了。来时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裙子啦旗袍啦高跟鞋啦统统收起来。公家发每人一套军服，一件棉大衣，都是灰黑色，高跟鞋换成布鞋，头发一律剪短，戴上一顶八角帽。衣服鞋子不论尺寸，一律按大中小三个号，淑耘领的是中号。大家穿起来一看，有的大有的小，互相评论，很有意思。花季少女们挡不住爱美之心，就自己动手修改，让衣裳更合身一些。帽子也不规规矩矩戴着，而是稍稍扣向后脑勺，帽檐向上，露出一些蓬松的额发。鞋子是无法改的，削足适履或者撑足适履的情况都是免不了的。
吃的是小米饭。淑耘在老家也见过小米，那是喂鸡的。而这里的小米显然和她家乡的不一样，颗粒大，圆滚滚黄澄澄的，倒也不难吃，就着土豆南瓜，也能吃一碗。骆文嘴馋，看见人家卖的枣糕、羊骨头汤什么的也想吃，这时候，淑耘的金耳环就起作用了。在延安是没有人戴金耳环的。
他们一开始住在外交部的窑洞里，很快便分配了单位和工作。骆文和淑耘都分配在延安鲁艺，鲁艺的校长是周扬，大教授有周立波等。设有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系。骆文在金山剧团就写剧本，这时到戏剧系任助教，淑耘有文学修养，就到文学系当学员。鲁艺在桥儿沟，住房也就分配在桥儿沟窑洞里。淑耘和骆文自然住到了一个窑洞里。邻居有莎莱、周巍峙、王昆、肖昆（肖军的妹妹），冼星海一家是一年前就来了。
淑耘和骆文是第一次住窑洞，感觉窑洞真是太好了！从寒冷的外面走进来，就觉得暖烘烘的舒服，原来窑洞是冬暖夏凉的。窗户和门都在一个方向，其他三面都是土墙。门是单扇的，进门就是一铺大炕，也是泥土填起来的。炕上铺着席子，可不是竹席，而是高粱秆的皮编的。然后把也是公家发的各自的铺盖铺在一起，一个家就这样成了。关上窑洞门，屋里就是新婚的两口子了。骆文亲吻着自己的妻子，笑说：“延安的窑洞做了我们的洞房，这真是天作之合，革命之合啊！”两个进步青年，两个革命的知识青年，两个相爱的人，千里迢迢来到延安，革命和爱情同时在这里开始！世上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幸运，这样的幸福啊，小两口陶醉了！几十年后，在《编辑人》这本书里，我们的淑耘同志关于桥儿沟的回忆，还是那么鲜明、生动、亲切！
蜜月中的小两口，带着欢喜和激情，带着感恩和忠诚，以充沛的精力投入了自己在鲁艺的工作和学习。鲁艺集中了一批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和广大的文艺人才，经常有一些演艺活动，受到延安老百姓的欢迎，被亲切地称呼为“鲁艺家”。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怀“鲁艺家”。毛主席曾经就文艺工作，在他的住地王家坪对少数高级干部讲过一次话，很快被鲁艺的师生们知道了，便热烈地请求主席给他们鲁艺广大师生也讲一讲。没过几天，好消息传来：毛主席要来鲁艺跟大家举行文艺工作座谈会。要见到毛主席了，大家奔走相告，都很兴奋。早早地带了自己的小板凳、马扎子，有的人就拿一块砖头，在桥儿沟老教堂的广场上整队坐好，大约有一百来人。
七
那天天气很好，延河水明朗朗地流淌，教堂上空有鸽子飞翔，操场旁边的两棵大槐树郁郁葱葱。不一会儿，迎接的同志跑回来说来了来了，大家就哗地站起来。只见毛主席骑着一匹枣红马沿延河走来，下了马，大步走进广场。人们就热烈鼓掌欢迎。那时候还不兴喊万岁，鼓鼓掌就安静地坐下了。淑耘和骆文一样是读过毛主席著作的，心中对毛主席十分崇敬。此刻见毛主席身材高大，气宇轩昂，面颊清瘦，面带笑容。身上穿的和大家一样，也是四个兜的灰军装。两个大兜大概装着香烟什么的，鼓鼓囊囊，看起来，和这队伍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这使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淑耘十分感动，她想：怪不得全国的进步青年都被吸引到延安来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领袖！
毛主席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演说家，他讲话幽默风趣，挥洒自如，用最通俗生动的语言，讲出最深刻的道理。他以操场边的大槐树和常吃的豆芽菜做比，说明文艺工作者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你们的鲁艺是小鲁艺，是豆芽菜，只有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也就是走到人民大众中去，走到工农兵中去，让文学艺术和工农兵相结合，在人民大众中生根开花，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毛主席浓重的湖南口音，使淑耘听起来有些吃力，但是她听得用心，做了笔记，不仅听懂了，而且深深地领会了。后来在鲁艺文学系分组讨论的时候，她的发言受到大家的重视和推崇，一个专门的短训班就请她为师，去讲了一个月的课。
毛主席的延座讲话，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延安的文艺界被动员起来了，整个鲁艺沸腾了！到生活中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鲁艺的大秧歌在桥儿沟，在延安街头扭起来了。此时也正是延安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广大人民群众响应毛主席“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展开大生产运动的时候。男人们上山开荒，女子们手摇纺车纺线。鲁艺的人，也积极参加了这运动。请允许我在这里抄一段淑耘同志的《到桥儿沟去》吧，读来真是如饮美酒一样地沉醉：
“晨曦初照，或暮色苍茫中，我似乎又听到这院子里，那古老纺车的嗡嗡声，仿佛唱着一支轻柔而神圣的劳动之歌。是哪位同志，又在用他握笔挥毫、抚弄丝弦的手，细心地摇着车把，在他的左手的拇指和食指间，像春蚕吐丝缕缕不断地抽出白森森的细棉线，纺车锭子上的线穗穗更加饱满了。”
在我读着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想这“是哪位同志”？不就是我们的骆文同志啊！我相信他那握笔挥毫的手，是磨出了血泡，磨起了茧子的。他就用这起了茧子的手，再握笔挥毫，写出了一首首歌唱劳动歌唱新生活的诗歌。其中一首，被住在他们对门的淑耘的好朋友、女音乐家莎莱看见了，喜欢得不得了，很快就谱了曲。这就是红遍陕北，唱响全国，流传至今的那首悠扬高亢有信天游之风的《纺棉花》！
毛主席的延座讲话，像春风吹过，大地花开，万紫千红。除了骆文的《纺棉花》、《挖穷根》、《三套黄牛一套马》等歌曲，还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以及《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人民的革命的文艺的参天大树，果然成长起来了！巧的是，《白毛女》最初排练的时候，恰就在淑耘同志住房后边的小广场上，她每天看见剧作者贺敬之、曲作者马可，还有王昆、林白等等同志，怎样一个个动作，一句句台词地反复切磋琢磨，反复排练，终于使一个传世的大歌剧登上舞台！这使淑耘同志坚定不移地深信，毛泽东文艺思想，就是指导革命的新文艺不断壮大，不断繁荣兴旺的保证，因而在她后来担任湖北文艺界领导时，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工农兵的人民大众的文艺方针！
八
也不知是何时，边区明朗的天空，就飘起些乌云，热烈的土地上就刮起些旋风。先是整风、审干，对此淑耘同志和大家都能理解，战争期间，敌人大军压境，边区处在十分艰难的境地，一下从内地涌来那么多的人，理应向组织把自己的历史交代清楚。其实大多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除了一腔热血和一颗红心，有什么“历史”呀？骆文曾经不许国民党检查的那颗心，正是要向亲爱的共产党袒露的。再说来延安的每一个人，都是要首先通过“政审”的。然而，康生这个共产党的大佬翻脸不认账了，运动迅即升级为肃反，为抢救！各种批判会、斗争会狰狞展开，窑洞变成黑牢。一个又一个人糊里糊涂就被关了进去，戴镣铐，受审问，折磨殴打，几天几夜不准睡觉，有人受不了就跳崖、上吊自杀了！骆文的好朋友朱平康（解放后任周扬秘书），被人揭发有什么关系，抓了起来，被折磨得受不了，自己用钉子钉进太阳穴寻死，可又死不了，疼得满地打滚，大叫“冤枉，我是到延安来革命的呀！”弄得大家心酸：我们谁不是来革命的呀！有个魏伯（解放后曾任武钢副总经理）也跳崖自杀，没死成，跌断了腿。这时候也有人告密了骆文的什么问题，批判斗争，险些也被抓进黑牢。这时正是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骆地的时候，孩子一个人丢在冰冷的窑洞里没人管，身上长满了虱子，哭声撕裂了母亲的心。淑耘的心天天都揪得很紧，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连想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惶惶不可终日。这样的大力“抢救”，大约一千五百多人被“抢救”成了特务，许多还是自己“坦白交代”的，有五六十岁的老特务，也有十来岁的小特务，差不多把投奔延安的一半人都“抢救”了！康生还意犹未尽，在大会上挥着拳头喊着：“谁说来延安的都是好人？边区的特务比蚂蚁还多，你站着看不见，蹲下来一大片呀，要彻底一个个把他们都挖出来！”后来周总理知道了，建议毛主席火速停止这次运动，本来运动后要被处决的一些人，才保住了性命。运动的结果是一个所谓的特务也没有，毛主席向大家脱帽鞠躬赔礼压惊！
我们的淑耘同志心地良善，不愿意多谈这段历史。实际上关于延安的这个抢救运动，现在人们已知之甚详，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多有叙述，我亲耳听到骆文同志在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后，对我说起他的下一部书就准备写包括抢救运动在内的延安生活。再说了，我们这些解放后积累了丰富运动经验的人，也可以大体想象那场抢救运动的模样儿。那不过是康生小试锋芒大戏之前的跳加官而已。我们的党是光明磊落的，其过也如日月之蚀，不回避不护短，而且自己就能够解决。
九
一阵阴风过后，边区的太阳依然红又红，延安的生活艰苦而快乐。骆文当主任的俱乐部里，常常有舞会，有全国各地聚集来的一流乐队伴奏，我们的领袖们都是这里的常客。这是骆文后来常常骄傲谈起的事情。因为他们有了孩子，生活上也受到特别的照顾，每月有糖、牛奶和肉供应，以致独身的华君武专给他们画了一张漫画，有点羡慕地题为：《享儿子的福》。淑耘同志更回想起她在重庆时，国民党政府是怎样虐待那些可怜的孩子的，尤其感到共产党毛主席真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日本鬼子投降了，延安沸腾了，桥儿沟，延河边，宝塔山下，人们跳呀舞呀，扭呀唱呀，点着火把游行庆祝，通宵达旦。骆文扭秧歌回来，激情洋溢，无法入眠，写了好几首诗，朗读给爱人听。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乘胜前进，八百万国民党军，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简直摧枯拉朽，望风披靡！解放军一日千里地挺进着，以致跟着队伍运动的干部们，鲁艺家文人们，也是马不停蹄地紧跑。
淑耘那时正怀着女儿丹丹，大着肚子骑在马上，虽然有老乡牵马，但那马左眼是瞎的，转弯时，因为看不见另一边，一脚踏空，淑耘跌下马来，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护住自己的肚子，而那一只眼睛的马，在紧急关头显出了它的人性，它扬起前蹄，腾空而起，跃过主人的头顶，保护了母女的安全！行军到了热河（内蒙），在老乡的土屋里，淑耘发作了，老乡婆姨们连忙烧汤铺炕，叫来接生婆，终于生下了丹丹。丹丹是生在行军途中，十分光荣，但是比之哥哥骆地生在延安中央医院，还是苏联医生接的生，其待遇就差远了。满月后，母亲抱着爱女继续行军赶路，坐的是老乡赶的平板大车，路坑坑洼洼极不好走，孩子被颠得哭个不住。在一个坡度很大的地方，赶车的人没拉住缰绳，大车翻了，孩子跌出老远，没有了哭声，淑耘顾不得自己一身疼痛，赶紧去抱孩子，只怕是没命了!抱起来一看，好好的，一脸泥土的小胖丫正啃着自己的手指头。淑耘倒激动得哭了，偎着孩子说：“我的丹丹，你可真是福大命大呀！”
就这样日夜趱行，从延安到内蒙，再到河北。在河北，淑耘被分配到《冀热辽日报》、《群众日报》等报社当主编。刚开展工作，又奉命随军进天津，在天津新华广播电台任科长。科长的椅子还没坐热，又接得命令，立即南下到武汉。真是跟武汉有缘，淑耘就和骆文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先任中南广播电台科长，又任中南文化部调研科长，与陈荒煤等是同事。一九五二年，组织上要发挥她的文艺才能，于是将她调到刚刚成立的中南文联任《长江文艺》副主编，当时主编为著名诗人李季。不久，李季调往北京主持创刊《人民文学》，王淑耘正式任《长江文艺》主编。从此她与这本新中国创刊最早的文艺月刊，结下不解之缘，后来她也曾担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但同时一直担任《长江文艺》主编，直到退休。
十
《长江文艺》无疑是新中国文学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最悠久也最具代表性的纯文学刊物。它是一九四九年六月，由解放区来的几位著名的作家、编辑家于黑丁、李季、郭小川等在郑州创办的，随着全国的解放，迅即迁往武汉，第二期即在武汉出版，成为中南五省事实上是全国性的文学大刊。它与共和国同龄，是共和国新文学的开山鼻祖。
王淑耘同志曾出版了她的一部二十三万字的著作，在显示作者多方面才华的三十篇文章中，有报告文学、散文、评论、杂文。这本书名为《编辑人》，这个书名，初看起来似不能涵盖全书意蕴，也稍显平实。但当我捧着它细细品味时，才发现除了表示作者的谦逊外，它其实寓意深刻，而且充满感情。它说明了作者一生的主要职业，是编辑文学刊物，这也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而更深层次的意义则是：作者大半生在编辑文学的“人”，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大力培养新的作家，新的人才。
毛主席的延座讲话指明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就是工农兵的方向，就是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方向。而作为开国第一刊的《长江文艺》，毫无疑问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执行工农兵的文艺方向。这是从《长江文艺》创刊之初，于黑丁、李季、郭小川等包括淑耘同志在内，编辑部全体人员的信念和行动纲领。淑耘同志曾经亲耳聆听毛主席的延座讲话，亲眼看见延座讲话以后，延安文艺界的巨大变化和成就，她相信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方针，才能实现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她十分庆幸自己初到延安就听了毛主席的延座讲话，接受了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教育，使自己在今后的文艺工作中，有了指南和方向，有了信心和勇气！她接任《长江文艺》主编后，第一件事，就是率领编辑部全体人员，深入工农兵火热的生活，广泛团结全国的作家，而又立足中南，发现文学新人，培养全新的作家，推出反映新时代的新文学作品。
在庆祝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同时也是《长江文艺》创刊六十年的时候，《长江文艺》编辑部曾编辑出版了一套《长江文艺六十年丛书》，四大册近两百万字，作者近两百人。其中未央、李凖、韦麒麟、吉学沛、张永枚、何南丁、李文元、黄声孝等几十人，在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都曾经是中国文学队伍中最闪亮的诗人和小说家，而他们无一例外是从《长江文艺》起步走向文学大世界的。这是《长江文艺》亲力培养的第一批作家，也可以说是淑耘和她的战友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文艺红旗，教练出来的新中国的文学新军。
《长江文艺》为了培养工农兵青年作家，真是殚心竭虑，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而现在的文学刊物编辑部，很少有专门编辑一本内部刊物，是为了广泛联络众多的社会各阶层的文学爱好者、业余作者，并且郑重聘请他们为自己刊物的通讯员，指导他们，鼓舞他们，读他们幼稚的习作或者来信，然后给以回答的。如果发现了一棵苗子，更给以多方面的关怀和更热情的鼓励，扶持他或她最终进入文学之门。在这本内刊上所花的精力，并不比编辑正式刊物少，而且是免费寄送的。
当年的《长江文艺通讯员》就是这样一本内刊。
它是李季同志主持《长江文艺》时创刊的，而由淑耘同志坚持下来，发扬光大，连续出刊了许多年。这是一个投入和产出极不对等的工作，可是他们乐此不疲。他们还召开通讯员代表大会，请知名作家为初学写作者讲课，面对面指导。他们联络的通讯员最多时有八百多人。
十一
李凖就是通讯员之一。这位洛阳人民银行里整日盘钱的小职员，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敏锐的新思想感触，他看出来解放后的农民，有许多依然留恋着祖辈的旧生活，跟不上新社会的脚步，他看到有些农民在私相买卖刚刚分得的土地。他听得税务干部说，土地交易税在迅速增加，买卖土地的现象迅速蔓延。他感觉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而这是大大违背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农业合作化精神的。他以他对河南农民的熟悉，迅即写了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却被当地的糊涂官判为有严重政治问题，不得发表。作者将稿子寄给了《长江文艺》，主编王淑耘同志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篇富有深刻现实意义、生活气息浓郁的小说佳作，不但主张立刻发表，而且还约请原主编、老作家于黑丁同志著文评论，予以大力推荐。发表后，果然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但是有一个——这可不能说是糊涂官了，而是全国性的文学理论刊物，看不上这篇小说，发表了尖刻的批评文章，说该小说并不见佳，《长江文艺》是在拔苗助长云云。淑耘同志读了这文章，认为事关原则，和编辑部的同志们研究后，一致认为：不但对这篇小说，而且对这位新中国初出茅庐的作者必须充分肯定，全力支持。于是再次发表评论，热烈地欢呼新人新作的出世，指出了该作家和作品的优秀之处。形势的发展恰巧证明了作者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及时的把握和深刻的反映，同时也证明了淑耘同志和编辑部对李凖这位年轻作家的慧眼识珠。后来这篇小说被全国各报转载，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教材。李凖一炮而红，成为全国著名的作家。
我们的淑耘同志对于李凖的关注，一直持续着，甚至后来，李凖调入北京，离开了中南，她还在牢牢牵挂着这位作家，就像牵挂远行的孩子。她不仅继续与李凖联系，为《长江文艺》约稿，而且搜集阅读李凖发表在各个刊物上的作品，追踪研究。到一九五九年，她在仔细阅读了李凖的三十多篇小说以后，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长篇评论，题目是：《大海的涛声》，副题是：“评李凖的小说创作”。这篇评论可以说是最早系统评论李凖小说的重要评论。淑耘同志从政治的高度，生活的深度和艺术的精度出发，深刻而精到地论述了李凖的每一篇作品。她写道：
“我们从（李凖的）这些作品中似乎听到我国农村广阔的原野上，那沸腾的海潮的声浪，仿佛看到农民巨大身影在推动历史巨轮滚滚前进。不断前进着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农民群众的劳动英雄主义，这就是李凖同志所选择的最主要的创作主题。差不多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过程中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和斗争环节，在他的作品中都留下了记录，他的作品反映生活新面貌的广阔性和挖掘生活的深刻性，交织成一幅丰富生动的农村生活的画图。”
当时曾有人指责李凖的作品是图解政策，淑耘同志给予了坚决的驳斥：“李凖同志这样是否把党的政策和思想当作了生活的图解，或者单纯从赶任务出发，将生活做了简单的图解呢？如果这样是否会影响作品的艺术生命，黯淡了人物形象的光泽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李凖同志的一些作品，正是因为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与他塑造人物典型化的深度以及对于生活的生动真实的描写紧紧结合，才产生思想和艺术的力量。”
在《编辑人》中，紧接上一篇评论的，是另一篇重要的文章《蜡炬性格，真正的人——读汪洋小说<红烛>》。
《红烛》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我省及时出现的一篇具有震撼力的小说，它以武汉大学原校长李达为原型，描写了一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种种怪现状面前的遭遇及其重新思考。作者汪洋也是淑耘同志着力培养并且喜爱的青年作家，这篇“洋溢着哲理性和生活的辩证法”的中篇小说一送到淑耘同志手上，她就很喜欢很激动！小说发表的同时，她就写出了评论文章：
“读到汪洋同志的小说《红烛》，深为激动，这是一篇值得向大家推荐的作品。无论从它所包含的历史生活的容量，主题思想的深度还是别具特色的表现手法，都是值得很好地赏析和探讨的……作者以他深沉、细腻、含蓄的笔触着力刻画了这个忠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形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贞不渝，他的旷远博大的襟怀，给我们以深深的感染。”
当我阅读淑耘同志的这些评论文章的时候，我能分明地感受到这位文坛母亲的大慈大爱，她真的如同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成就和进步一样，喜不自禁，极力保护，全力推荐！其拳拳之心，让我感动！
自然，淑耘同志作为作协和《长江文艺》的领导，她培养作者，除了对优秀作品的发掘之外，更多的是大量的具体的实际工作。
黄声孝属于另一种类型。这位宜昌的码头工人，和咱差不多，文化不高，连字也写得不大周正，但却有一肚子的码头民歌，是个激情澎湃的工人歌者。淑耘同志看了他的乱糟糟的诗稿，为诗句的清新刚健、工人阶级的豪情呐喊而赞赏不已，特别请了大诗人徐迟具体辅导。对于黄声孝的培养，当时也是众说纷纭，拔苗助长，捉笔代刀云云，不一而足。但徐老亲口对我说过：并不是那样！老黄的诗大段大段的，好得不得了，“左手送走上海市，右手迎来重庆城”，多浪漫的诗句，多豪迈的气概，一个字也不用改！当然，为了扶持这位《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的工人诗人站起来，徐老和淑耘同志付出的心血是众所周知的，说手把手地教，也不为过。这样地培养工农兵作家的例子，顺手还可以举出咱们省的徐银斎、张庆和、严亚楚、魏子良、刘不朽、习久兰等等数十名。
关于《长江文艺》不遗余力地热情培养青年作家特别是工农兵作家的佳话，在全国文艺界传为美谈，有口皆碑。一九五六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举行，《文艺报》特请淑耘同志写了《培养青年作家是我们的任务》的长文，并且在会上作报告，感动全场！
在列举了上面几位在淑耘同志的培养下，成绩卓著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诗人后，还有一个人也不妨说一说，虽然此人头脑愚痴、性情粗蠢、毫无成就、绝没出息、冥顽不灵、下笔无文，但不能因为此人的不肖而护其短，掩盖了淑耘同志付出的辛劳。事实上一个好的老师，在顽劣驽钝的学生身上花的精力和心血往往更多！
十二
不好意思，这个“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不才我了。
那一天——真是光阴似箭，这“那一天”眨眼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一九五五年的那一天，我正在黄石的一个大型建筑工地上忙乎，我在一年前响应党的号召，千里迢迢南下来建设武钢，先在黄石参加了一个工程。那时我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可还不够格一个文学青年。皆因为感受到工地上火热的气氛，工人阶级建设新中国的冲天干劲，我体内的一种年轻热爱的激情，促我写了一些基本上属于表扬稿一类的文章，登在黄石《工人报》上的角角落落里，自己也没把它当成是文学，更想也没想过要上《长江文艺》那了不起的大刊物。可是那一天——一位高身材长辫子的姑娘在飞沙走石的工地上找到我，介绍她是《长江文艺》的编辑，说看了我发表在《工人报》上的文章，领导就派她来看看我，认识一下，并且决定转载我的《五十双胶靴的故事》。
《长江文艺》？要发表我的稿子？哎呀呀，差一点晕过去！说实话，当时我没有记住这编辑姑娘的名字——索峰光，但我牢牢记住了“长江文艺”，正是它，使我忽然意识到我也是个文学青年了啊！后来就收到了《长江文艺通讯员》这本小册子，我就带着行李从黄石到汉口的黎黄陂路参加了作家大会。我第一次见到了我们的淑耘同志，修长的身材，圆圆的白净的面孔，亲切的笑容，高贵、娴雅。我很拘束，不敢多看她。到一九五六年，在她和骆文同志的率领下，我和吉学沛、刘真等十余人，到北京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青年作家会议，当时叫“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淑耘同志对我说：“这是一次培养青年作家的短训班，周扬、茅盾、老舍、赵树理都要讲课，你要好好听！”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们在北京饭店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位伟人久久地慈祥地凝视着我。这是我这一辈子最高的荣耀了，因文学而得到的荣耀！也是在会议期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根据我的小说《架工和安全员的故事》改编的连环画，而小说正是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
从此以后，我与《长江文艺》亲近起来。首先是淑耘同志，编辑部的同志，他们常常风尘仆仆地到青山武钢建设工地上来，和我们文学小组的成员座谈、讲课、指导写稿。而汉口花桥编辑部所在地也成了我常去的地方。那时的编辑们，淑耘同志还有刘岱、蔡明川（苏群）、姜弘等等同志，都是具有写作实力的作家和理论家，可是他们基本都放下了自己的创作，全力以赴地编辑刊物，辅导新人。编辑部曾经为我开过现在要花钱开的研讨会，特地邀请河南的作家南丁、苏金伞为我的习作撰写评论。我曾经住在编辑部一个月两个月不间断地写稿，生活上都很受关照。我记得同时住在编辑部改稿的还有严亚楚、黄声孝和不幸早逝的韩安庆（与李晓明合著《平原枪声》）。我更清楚地记得有一位老作家，每逢散步走过我们的门口时，就把手中的龙头拐杖用力地在地板上敲，当当直响，表示对我们这些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的不满和不屑。我以此知道淑耘同志为了培养我们，是受着不小的压力和阻力的！
文革咱就不说了吧，培养的和被培养的都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不过，即在那乱世中，我听得有人把骆文和几位作家拉去游斗，我就约了武钢两位作者跑去花桥看望我们的恩师，却在公共汽车上巧遇了。在拥挤不堪的汽车上，两位老人站着，吊在扶手上，说是刚从医院回来。忽然相见，都凄然笑着，但并非执手相看泪眼，而是用眼光互相抚慰鼓舞。看到两位身体尚佳，神态自若，大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度，我就知道他们依然信念坚定，初衷不改，等待着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十三
当“四人帮”已经露出了那下世的光景，而文革还有三年才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为文学而受苦受难的淑耘同志和骆文同志，已经在为重整湖北的文学而奔走操劳了。大概“四人帮”也感到了毁灭文学罪不可恕，同意恢复刊物，却只准叫《湖北文艺》，而不允许恢复《长江文艺》的原名，以示他们与“文艺黑线”的势不两立。甚至“四人帮”覆灭之后，还是不准恢复《长江文艺》的原名，以致李季同志气得心脏病发！对我们这些淑耘同志的学生来说，倒不管刊物叫什么名字，而是一知道仍然是淑耘同志主编，老编辑们大半回归，我们就有了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激动之感！其时（一九七三年）我刚刚从武钢干校死里逃生回来，编辑部就与我取得联系。我当时就想写干校那“生活”或“死活”，可是人家告诉我不是时候。我就写了我厂一位工人老劳模王玉彩的勤俭节约的事迹：《主人翁精神》，发表于一九七三年《湖北文艺》第三期。
“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了！我们的淑耘同志面对备受摧残的文学大地，感到拨乱反正的头等大事，是要清除文艺的极“左”思潮，重新学习被“四人帮”篡改了的革命历史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她亲自组织了一次青年作家的井冈山之行，由著名作家吉学沛同志带队，队员有老作家辛雷、管用和及几位年轻作者，我也跟在后面。我们从韶山到井冈山，感受长长的步步向上的革命之路，看到了朱、毛会师之地，看到了朱德的扁担，见证了革命的艰辛，也看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黄洋界那两棵比肩而立于高天长风之下的斛树。这一次的朝圣之旅，让我知道了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总有那么一些丑类，处心积虑地要否定要打倒创业有功的前人，好让自己爬上去。也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写了《黄洋界斛树》几篇散文，在《湖北文艺》上发表，受到了淑耘同志的称赞。
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选》，特别标明是从“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九月”这一时间段全国刊物所发表的小说中所选。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选集，荒煤作序，收入王蒙、贾平凹、周立波、刘心武等二十六篇小说，其中有我的《三个李——献给全国科学大会》，篇后注明原载“一九七八年第三期《湖北文艺》”。也就是说，直到这时候，《长江文艺》依然不准恢复原名。淑耘同志为此而奔走呼号。这位青年作家的慈祥的亲爱的老保姆，在恢复《长江文艺》的名字的事情上，却显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正直和正义、刚烈和不屈不挠的一面。她争的不是一个刊名，而是要彻底消除“四人帮”加之于《长江文艺》的污泥浊水，坚决维护《长江文艺》也就是新中国文学传统的纯洁性！
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还有一件完全没有想到的幸运的事。这一年初，徐迟老人发表了他的蜚声国际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不啻文学界科学界知识界一声春雷！徐迟这名字，如日中天，而在一个工厂里窝着的我，是根本见不到他老人家的。忽然有一天，淑耘同志召我到编辑部，对我说：“徐老要去云南采访一个科学尖端题材，你陪着去一下吧。第一要好好学习，第二要做好徐老的秘书，照护好徐老。”她把我介绍给徐老的时候，对徐老说：“我们让他跟你走一趟，当你的学生也好，秘书也好，警卫员也好，你看他身材高大，有什么事，就叫他做。”我当时激动得不行，跟着这位大作家去旅行采访，不是做梦吧？
如今想来，可不是梦吗？一场美丽真实的梦！我跟着这位天人（老人现在是天神了），走进了一些我这辈子不可能再去的地方，见到了这一生难得再见的可敬可爱的人。徐老当年已六十三岁，却身材高大，身体强健，精神矍铄，眼睛明亮，神采爽朗，性情率真。他一路向我讲马克思，讲毛主席，讲屈原，讲《文心雕龙》，讲他的《哥德巴赫猜想》，讲的都是文学。他说他下一步将写周总理，去云南采访，也是为写周总理热身。这位不知疲倦的人带着我，在那离天三尺三的乌蒙山巅寒冷的阳光里、卷人的大风中、绊脚的云堆上到处走，采访科学院宇宙线观测站，从车间到宿舍到图书馆。带着我看海涛般的群山，看白云从脚下深深不知处忽然涌出，看云雀在深邃蓝天里自由欢唱，看当年红军何处走泥丸，看浪花十丈的金沙江虎跳峡，直到送我去西双版纳。他叫我放开腿，睁大眼，到处走，到处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他批评我的遇事畏缩，不善交际，言语憨直。他说：“过分的老实是没有出息！老实应该是核子，而灵活是电子，电子要围着核子而旋转。”他说：“作家要带着全部的热情投入写作，既要热烈地歌唱新社会新人物，像陈景润，我简直像林妹妹爱宝哥哥一样爱他，而对于丑恶的东西，像文革中的种种，就要狠狠地鞭笞！十九世纪的名著都是有批判性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歌唱，像这云雀一样快乐地唱天堂之歌！”
十四
《长江文艺》的刊名终于恢复了，是我从云南回来后，淑耘同志由衷欢喜地告诉我的。她说：“《长江文艺》恢复了，什么‘文艺工作室’这个“四人帮”的不伦不类的名字也要废除，恢复作协的名称，一切要走上正轨了。不容易啊，“四人帮”的流毒是很深的，要一点点地清除。你跟徐老远行了一趟，一个大作家专带你一个学生，对你的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好地写吧。”接着，刘岱同志带我找了一个地方，让我赶快写一篇小说，支持刚刚复刊的《长江文艺》。这时候，徐老的教诲，淑耘同志的谆谆叮嘱，都给我以鼓励。我是早就想“反映”一下我们那史无前例的干校的牛鬼蛇神的生活了。他们的鼓励使我“天门大开”，忽然想到我喜爱的讽刺小说，谴责小说，真是太合适了！于是我以全部的热情写了我的第一篇讽刺小说《打倒贾威》。
这是一篇完全另类的，离经叛道的，不合人们传统阅读习惯的小说。虽然粉碎“四人帮”已三年，但是正如淑耘同志所说，“四人帮”的流毒很深，捉四个人容易，要让人们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则是长期的事情。此刻正是多事之秋，这篇作品发表，万一有人制造事端怎么办？我相信淑耘同志和编辑部的同志们是抱着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发表这篇小说的。小说发表在复刊不久的《长江文艺》一九七九年四、五期合刊上。从全国来说，倒也没有什么负面的反映，基本上是大快人心！因为它是属于勇敢的，正义的，启蒙的，呐喊的，说真话的文学。很快《新华文摘》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每天中午的小说连播节目里，播了一年之久，我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也算是轰动一时了！
然而我所在的单位的个别人却依仗权势，把《打倒贾威》作为了“小说反党”的又一罪证，给我很大的压力。这时候，又是淑耘同志及时给我以精神上的支持。其后不久，骆文同志亲自写信给武钢领导，商量把我调到了省作协。
十五
是骆文同志、淑耘同志培养我，引领我走进了文学的殿堂。他们是我的恩师，是我的榜样，而现在又是我的领导。我到省作协时，正筹办《长江》文学丛刊，骆文同志牵头，交代我：先工作后创作。他老人家和淑耘同志正是这样做的。骆文同志离休以后开始倾情创作，高龄八十还创作了近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并且承蒙老人家缪爱，将打印稿给我先睹为快。我被那北国风光的瑰丽奇绝、波兰人民反抗沙皇独裁统治的英雄传奇深深吸引，更为老人恪守文学的精神而感动，八十万字认真读了两遍，大受教育，不揣笔陋，写了一篇长篇评论《骆文和他的长篇小说》，发于《芳草》。我当时下定决心，以骆老和淑耘同志为榜样，毫不犹豫地暂且搁置了自己的创作，全力投入《长江》的工作，马不停蹄地四处去组稿。接着又受命和杨红军创办文学院，两个人做八个人的事情，不亦乐乎！是骆文、淑耘前辈的精神和榜样，在指导着鼓舞着我的工作。看着又一代青年作家们在党的阳光下蓬勃成长，我的心中也充满阳光！
十六
我怀着最虔诚感恩的心，来写我们的淑耘同志，我心中的淑耘同志。没有她，就没有我的文学，我的今天！固然，我也知道，淑耘同志及《长江文艺》昔日的培养模式，于今已经不再，与时俱进，也很正常。但是，我们的淑耘同志、骆文同志及他们的同时代的文学前贤们，忠心耿耿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满腔热情地组织新中国的文学队伍，以致有了今天这样波澜壮阔万紫千红的文学胜景，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文学是生活的镜子，时代的反映，我们那个共和国初创的时代，需要那样的培养模式，正如需要柳青、赵树理、李凖那样的新文学带头人一样。长江后浪推前浪，文学前贤启后贤。篡改历史，扳倒前贤，以显露自己那副嘴脸，不过是四人帮拙劣徒然的伎俩而已，可怜无补费精神！
反正，我每想到我们那个时代，王淑耘时代，我的心里仍然充满感激，充满温馨。这位与党同龄的老党员，与共和国文学大业同步的勤勤恳恳的“编辑人”，勤勤恳恳为新中国“编辑”了怎样的一支作家队伍，怎样的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大军啊！她是值得为之骄傲的。
时光荏苒，到如今，我也垂垂老矣，但我还记得老人家早年不止一次对我说过的话：“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是啊，看着我长大，领着我进步，回顾这一辈子人生长途，阳光红旗，鲜花风雨，总有淑耘同志大姐姐一般亲切慈和鼓舞美丽的笑容伴于左右！啊！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能培养出这样的人：从小在党的旗帜下长大的人，历尽艰难险阻不改初衷革命意志坚定的人，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人，不慕荣利埋头苦干的人，心胸宽阔充满大爱的人，一身公平正义真诚正直坦荡无私秀外慧中心灵美丽的人，为社会带来和谐和快乐的人，新中国文学的开路人（之一），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共产党员，人类中最优秀的人！
（实习编辑：张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