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

李敬宇 一九六三年生于南京，现供职于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曾在《中国作家》、《花城》、《清明》、《长城》、《山花》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四十多万字，有中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等杂志转载，作品入选《二〇〇九中国年度短篇小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签约作者，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

我妈最容不得别人说我有病。她的态度影响着我，所以有一阵子，连我自己都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有病了。

为了这件事，有一次，她跟我们隔壁的王四丫打得很厉害，虽然她的头发被王四丫拽下一大绺，但她还是赢了，因为王四丫被她扇了十几个耳光，一张脸肿得就像发酵的面包，实在是没法看。还有一次，也是因为这，她给我们前院的胡健美家的两只鸡下了药，那两只鸡吃了药，当天晚上就死了。这事的保密工作开始做得还是蛮好的，连我都不知道；后来她和我们斜对门的田庆标吵架，她一激动，主动把这事兜了底。她说哪天我也像毒死胡健美家的鸡一样，把你家的鸡全部毒死！这话通过田庆标一传播，大家才知道，胡健美家发生死鸡事件果然事出有因。对了，那一次和田庆标吵架，好像也是为了我的病。

其实我是有病的，真有病。真的。我不明白，我妈为什么老是不愿意承认。开始的时候，她还带我去医院，去就诊，拿药。我还记得我吃的一种药，叫维斯通。后来有一次，是在我去医院看了大半年的病以后吧，我妈和医生突然吵了一架，她骂医生缺少医德，说人家不是个玩意。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带我去医院了。

别以为我妈多厉害，我犯病的时候，比她厉害多了！

我实在说不清我有多厉害。我的厉害与常人不同。我会开天眼，天眼一打开，能看到许多你们根本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一棵树，随便什么树，你们看不到它会张嘴吧？我就能看到。既然会张嘴，它就能讲话。我就喜欢跟它讲话。它说什么，我也说什么；或者反过来，我讲什么，它也必定会讲什么。我还会用脚丫子跟人聊天，这种感觉更加奇妙，你想都想不到！我伸出左脚，不停地扭动脚丫子，我的想法就通过左脚丫子传递出来了。当我的左脚讲话讲累了的时候，我就伸出右脚，扭动脚丫子，完成左脚丫子没有讲完的话。

这种滋味，这种感觉，跟你们说了也是白说。

对了，我还会用嘴巴射出一道长长的线，那是液体的线，其中既有我的口水和唾液，也有稀痰。浓痰不行，浓痰射不出来。你们知道我是怎么射出来的吗？准备好一口唾液或口水，你看好了呀，你看清楚了！上下牙齿一并，舌尖用劲一顶，口中的液体就会朝你射去，滋的一声，要射哪儿就射哪儿，就像枪射出的子弹一样，叫你躲都没法躲！

你感觉到了吧，我是不是很了不起？

我们班有一个坏孩子，叫华应强，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华应强虽然调皮，但脑袋瓜聪明，却不好好学习；相比之下，我有点笨，脑子转得慢。我们班完不成作业的，只有我们俩。每到交不上作业的时候，余老师就会把我们俩留下来，罚站，罚抄二十遍作文。余老师除了教书，还是个茶客，连上课也端着个大茶缸，放在讲台上。

华应强说，狗日的余老师真不是个东西，我肯定要报复他！

华应强说到做到，趁天黑，趁办公室里没有外人，往余老师的茶缸里浇了半泡尿。华应强就有这个本事，一泡尿才尿了一小半，一刹就刹住了，比汽车刹车还灵，一滴都尿不到裤子上。华应强问我，蒋晓伟你敢不敢尿？我说我不敢。华应强说，那不行，不敢也得敢，不然你当了叛徒，就把我出卖了。华应强亲自动手，强行解我的裤带，强行把我下面的家伙对着余老师的茶缸口，我不尿也得尿了。我尿得正欢的时候，华应强说，停！我的大半泡尿就被这个“停”字镇住，在膀胱里原地休息待命了。

后来我们的事情败露了。余老师气急败坏，命令我和华应强从二楼教室侧边的平台上跳下去，说，你们要是不愿意跳，那你们就赔我一个大茶缸！华应强说，我愿意赔，但我只赔半个茶缸的钱。我咬紧牙关，坚决不开口。余老师把华应强撤回了班上，逼着我一个人跳楼。我顶住压力，坚持了一下午，没有跳。却不料，第二天上学，余老师还记得这件事，还是逼着我跳楼。我一咬牙，一闭眼，就跳下去了。

没有摔死，连外伤都没有。但我脑袋震了一下，我就知道，摔到头脑瓜子了。

——这是哪一年的事了，让我想一想。

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我妈安排我去上班，去干临时工。

我妈说，蒋健康，你已经十九岁了，是成年人了，应该吃点苦。

我妈真有意思，几天前刚给我过了二十岁生日，突然就变脸了，要把我推出去。我很疑惑，我不是刚过了二十岁生日吗，怎么转眼变成十九岁了？我妈解释说，那是虚岁。

生日过得很简单，就我和我妈两个人。吹蜡烛吹得很有意思，我让我妈吹，但她不吹，不吹就不吹吧，她还往下掉眼泪，那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我妈真是没劲，太没劲了！过生日，还过出眼泪来了！

先是去建筑工地。我妈说了，安全帽一定要戴，千万不能忘记。大工也说，安全帽要戴，别不当一回事。我戴着安全帽，从一块茶色玻璃的大窗子前走过，感觉到自己很有样子。于是我经常从那个茶色玻璃窗跟前走过去，走过来。我终于发现了，我有点臭美。

大工觉得我不行，其他小工也觉得我不行。大工说，蒋健康，你干吗老是走神啊？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我脑子不好使？我脑子，不好使？他说我有病吗？可我妈明明说了，我是正常人，比正常人还要正常。

小工讲话就难听了，他们干脆说我偷懒，光想拿钱，不想干活。——我站在茶色玻璃窗前面，一边照镜子，一边想，我真是在偷懒吗？我还会，偷，懒？

我只在建筑工地上干了半个月，安全帽还没戴过瘾呢，经理就不让我干了。我妈去找经理，经理说，你家儿子，你肯定比我更清楚，他不能干活，干干就走神了。我妈脸色很难看。这让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她关门洗澡，也不跟我打招呼，我要进去拿东西，硬是把门顶开了，那一次她的脸色就是这么难看的。

我站在旁边，替我妈争辩说，我没有走神。经理朝我善意地笑笑，并不与我计较。然后我妈就拽着我的胳膊，到会计室领工资去了。

我还是蛮风光的，干了半个月，拿了二百二十块钱。我心里很美，比戴安全帽还要美。这是我挣的钱，拿我妈的话说，我已经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后来我妈把那笔钱全部给了我，说是奖励我的；在给我奖金的时候，我妈还说，给你归给你，但你不能乱花，要勤俭持家。我拿着钱，我觉得我的确应该勤俭持家。

后来我妈又送我到一家康复中心去。

康复中心不是看病的地方吗？我以为又要去看病呢；不是的，是叫我去上班，帮人家打扫卫生。我妈反复对主任说，主任你要多支派。主任说，我知道了，我肯定会多支派的；我要是不支派，他就不知道干。

康复中心有一个小年轻，每次洗过手都不揩，拿我的衣服当毛巾，往我身上揩。开始我还很高兴，感觉他是和我开玩笑。护士长说，蒋健康你还笑呢？你都被人家欺负了你还笑？我也觉得我不该笑，于是我就不笑了。我主动去找小年轻，二话不说，上下牙齿一并，舌尖一顶，滋的一声，唾液、口水和稀痰全都射在他的脸上了，特别准，特别狠，就像子弹一样。小年轻的脸颊差点要被我的口液射穿。

事情闹开了，我妈被人叫了来。当着人的面，我妈一句都没批评我，当然也没有表扬我；她把我拽到围墙的拐角，没人的地方，一张脸顿时就变了，变得跟凶神恶煞相似。我妈说，你要改掉这个毛病！我说，你叫他先改！他不改，我也不改！我妈突然抬起手，对我的头打了一巴掌，打得并不重，但脸上的火气不小。我妈说，健康呀健康，我没想到，你现在都学会跟我顶嘴了！我哪有权利叫人家改掉坏毛病呢？人家是人家，又不是我儿子，我只能叫你改！你改掉了，人家也会改掉！我说，我改掉了，他也改不掉！我妈说，你又顶嘴了！你改掉了，他不改，大家都会说你好，说他坏！

我妈的“好”、“坏”没能说服我，倒是把她的眼泪又说掉下来了。她一掉眼泪，我就想起了她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我已经长大了，成人了。

后来我又对小年轻的脸上射了两次，到第三次要射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我已经长大了，成人了，就有点害羞，把一口聚集到舌尖上的唾液咽进了肚子里。

……我这一回在康复中心干得还是很好的，拿我妈的话说，就是特别出色，特别成功。时间摆在那儿，这么久了，起码，也有大半年了。人家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爬高下低，样样都干，一把扫帚、一块抹布，几乎时时都被我攥在手里。可问题也出了不少，主要是我粗手粗脚，打坏了人家不少东西。茶杯啦，碗啦，还有一些医疗器具。用我妈的话说，是我手上没有箩。主任脸色很不好，有一次态度很坚决，比以前哪一次态度都坚决，铁着脸对我妈说，你儿子实在是不能干，我们还是要辞掉他！我妈低声下气的，说打坏了东西我赔钱，我一定照价赔偿。

我妈就拿我挣的钱来赔。有一个月，人家都去领工资了，我也去。可会计室的人不跟我讲话，直接给我妈打电话。我妈来了，没帮我领到钱，还往外掏了钱。我妈把我拽到一边，对我说，你摔坏了人家的微波炉，而且还是新买的。我点头，很惭愧。我不是有意的，我手脚太笨。我妈掏钱的时候，会计室的人说，拿不到钱，还贴钱，这个班有什么上头？我妈笑一笑，我看她那样子，好像对钱一点也不在乎。

我还是有病。不承认也不行。

我犯病的时候，情绪特别不容易控制，整个身体就像一架大型机器，旋转着，旋转得很疯狂，我连一点儿操控的可能都没有。我只好蹲在地上，不停地抓头，仿佛要从头皮里面将那个操纵机器的魔鬼抓搔出来。这时候，我必定会开天眼，会看见一棵树，它张牙舞爪，朝我吹胡子瞪眼，开口讲话。它叽里呱啦的，声音如同老母鸭，讲出的话简直像日语，根本听不明白。这时候，我也会看见我的脚丫子，左脚丫或右脚丫，哪怕是穿了袜，穿了鞋，我也能看清。它们也在讲话，窃窃私语，一刻也不停歇。实在听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突然站起来，像要奔跑，却跑不动，只好跟打仗一样，放出我的杀手锏，让我眼前的目标在我的液体子弹下面无处藏身，四处逃窜。

其实我自己很难受，难受得直想把这架高速旋转的机器就此毁掉，叫它死，叫它躺在坟墓里，腐烂。

我妈也像是一架机器。我妈很忙，上班忙，到家也忙，就像是工地上的搅拌机，永不停息。但是，每当我犯病的时候，我妈就不上班了，她把她身体里的那架机器停下来，慢慢地运转。我是说，每当这时候，她就会在家陪着我。

我妈坐在我对面的床上，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起先她还流过眼泪，后来不知从哪一天起，她不再流泪了，一次也不流。她会说，健康，你没有病，你根本就没有病！——对了，我要说一下，前面忘记说了。我以前不叫蒋健康，我叫蒋晓伟，后来我妈帮我改了名，改成蒋健康了。我妈坐在我对面，我们俩的行为表现正好相反，我是狂躁的，躁如脱兔，她是安静的，静如石头。每到这时候，我妈都会一反她自己的常态，变得特别安静。我不明白，她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变得如此安静？

每当这时候，我和我妈对坐着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很矛盾。有一次我跟我妈说，人家讲我是间歇性的，我可能就是间歇性的吧？我妈说，你瞎讲！人家瞎讲，你也跟着瞎讲！你有什么病？你什么病也没有！我妈讲话的口气很武断，很权威，她这么一说，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了。有时候，我把自己当做有病的人，但更多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没有病。还有的时候，我脑子里简直就是糨糊一团，就好比我的脑袋瓜是一个将要爆炸的星球，星球眼看着就要爆炸了，那是什么滋味吧！

只有在事后，我才能领悟到，我犯了错误，确实犯了错误。我把家里所有能搬得动的东西全都砸掉了。——我怎么会干这样的傻事呢？我不知道。

现在我和我妈面对面，其实我们也面对着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可是如果叫我回忆，那我是一点儿也想不起来刚才那惊心动魄的过程的。

我妈和我外公发生冲突，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康复中心好长时间了。我在康复中心起码干了半年，好像是一年，也可能是一年半。我记不清了，总之是干了很长时间。每天回家，我妈都夸我，说我了不起。可我还是没能坚持干下去。

我虽然不相信我有病，但实际情况是，我的病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外公说，晓伟多半像他父亲，文得很，不武，还是让他学点文的吧。

我妈说，他不叫晓伟，他叫健康；还有，他没有父亲。

外公并不理会我妈的话，再次提到我父亲。我妈突然动怒了，厉声说，我再对你说一遍，他没有父亲！

外公抬眼看看我妈，就再不敢言声了。

那天我在外公家睡着了。其实我是假寐，没有真的睡着；但他们都以为我睡着了。我听到外公说话了，声音怯怯的，像是矮人三分。他说，我是说……叫他去办个书报亭，卖卖杂志，卖卖报纸。我妈立刻接话说，那不行，他干不了，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外公又说了一句什么话，嘴里咕咕哝哝的，也听不清。我妈就说，怎么不去医院？他现在大了，我不好带他去了，但我自己还经常去，去医院咨询。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智力，只能达到小学四年级水平。外公哼哼几声，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妈又说，叫他干文的，也不是不可以，我找找关系，叫他去书店搬书吧。

几天以后，我果然被我妈送到书店去了，去搬书。

我开始想我爸了。我对我爸其实已没有什么印象，所有印象，都停留在他一边看书一边拿手指头挖鼻孔那一件事上。现在我怀疑，我那个爸爸是不是假的，因为我妈说得很清楚，我没有爸爸。

再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晓得，我在书店搬书算不算“干文的”。搬书之余，我喜欢偷偷地看一会儿书。我对书上写的东西也不是完全不理解，我能认识很多字呢；可一段文字读下来，它们到底都在讲些什么呀，我不理解，我一点都不理解。

我就只好拼命地搬书。读书的力气没有，搬书的力气我还能没有吗？

我妈越来越爱唠叨了，她老是教导我，要我珍惜这一份工作。我们前院的胡健美有一次去书店帮她儿子买书，把我拽到一边，悄悄地对我说，这工作是你妈托了我，我又找别人帮你解决的，晓伟你一定要珍惜啊！我说我妈不是给你家的鸡下过药吗，她怎么还会找你？胡健美说，邻居好赛金宝嘛，你妈又没有别的能耐，她不找我们，她找谁？

我记住了我妈的话。我卖力地干活，特别卖力。我一趟一趟地搬书，一边搬，一边在心里默念，我不能偷懒，绝不能偷懒。许多次，我把不该搬的书也搬了。比如说，柜组长叫我搬十捆书的，我一搬就搬了二十捆，刹不住车了；柜组长过来，说我搬多了，我只好将多搬的那些书再搬回去。这样一来，我比别人下的力气就大，不该淌汗的时候，我常常也是淌得一身汗。

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我也会想起我妈的话，她叫我赶紧走开。我就赶紧走开，躲得远远的。我妈这一招真是聪明得很，我从来不看西洋景，稍有不顺心，我就一个人跑到书店的墙拐旮，拿起一本书，像看天书一样看。这样做，我避免了很多麻烦，连我自己都感觉到了。

有一次，为了书应该摆什么位置，我和书店的张小六发生纠纷，张小六口出狂言，要动手打我。我实在是躲不过去了，心里一急，一犯冲，突然就控制不住自己情绪，脑袋瓜子看着看着就做不了主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了，回忆不起来，实在是回忆不起来！我不仅开了天眼，看到那些书都张着大嘴，像我以往看见的树木一样，朝我大笑，我还对张小六下了狠招，我拿我的液体子弹给了张小六致命的一击。我想张小六肯定经不住我的这一击，不死也要受重伤。可就在我得意忘形的时候，我自己却倒了下去，直挺挺的，连我自己都听到了嗵的一声，像是后脑勺着地的声音。

用别人的话说，我是犯了病。

醒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旁边围了很多人。我想我这下完了，经理肯定会批评我，甚至会把我开除的；但是没有。我看到经理正在批评张小六，张小六坐在地上，头都快要夹到裤裆里去了。

我没想到，经理会对我这么好，大家都对我这么好。

年底的时候，我获得了店里优秀店员的称号。

我真厉害，我都是优秀店员了！

第二年，我更加拼命地干活，书搬得更勤快了。大家都说我好，连张小六也不例外，也说我好。到了年底，经理把我的材料往上报，我成了全市书店的积极分子。

我妈眼泪花花的，说，你真可以啊健康，我算服了你了！

在我二十六岁的时候，我妈正式张罗着为我找对象。

为什么说“正式”呢？因为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我妈已经开始为我的事烦心了。但那时候她是瞒着我的，我到后来才知道。

我接触过两个女子，但接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是我妈刻意安排的。我还以为那是我自己的能耐，是她们撞到我的枪口上来的呢！接触了一阵子，她们说，蒋健康你是不是有病啊？我说我没有病，我还是全市书店的积极分子呢！她们都是郊区农村的，家里偏穷，前面一个对“积极分子”一点兴趣都没有，跟我拜拜了；后面一个倒是对“积极分子”充满了敬意，就继续跟我谈。可没过多长时间，她对我说，蒋健康你确实是有病，我都看出来了。我支支吾吾，还想隐瞒，她说，你别再瞒我了，你妈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你确实有病。

这怎么可能呢？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妈一直说我是没有病的，她怎么反而会对别人说，说我是个有病的人呢？

我不相信。我根本就不相信！

回到家，我问我妈，得到的答案竟使我十分吃惊，我妈还真是跟人家这样说的。

我说，你不是一直说我没病吗？你对外公、你对王四丫、对胡健美、田庆标都这样说，现在怎么又说我有病啦？

我妈听我声音这么大，即刻把房门关上，正色道，蒋健康，我告诉你！你外公死在你前面，这是我们都能看得见的，所以我对你外公要这么说！邻居永远是邻居，他们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所以我对他们也要这么说！现在不同了，现在为你找一个人，人家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你想想看吧，你应不应该瞒着人家？

我想想我妈的话，没有想明白。如果说全没有想明白，也是不对的。我妈说我外公死在我前面，这是真的，我外公已经去世两年半了。

我妈一会儿说我没病，一会儿又说我有病，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在我二十六岁这一年，我妈帮我找的这一个，仍旧是郊区农村的，比我大两岁，家庭条件偏差，没有父母，腿上还有残疾，好像也不是很厉害，走路慢了看不出来，走路一快，看得就很清楚。介绍人在场的时候，我妈讲话支支吾吾，不利落，后来介绍人一走，我妈就对女子说，小郑，当着介绍人的面我不好讲，现在我要跟你讲清楚，我们家蒋健康以前是得过毛病的，你要是不介意，你们就谈。小郑有点拘谨，说，我想知道，有多严重？我妈说，反正……也不是很严重，你说他都获得全市积极分子了，他还会有多严重？我妈又补充说，这是以前的病，我要跟你讲清楚。

我再一次吃惊了。我还是不明白，我妈干吗要在关键时刻说我有病？在她心里，我不是一直都是好好的，从来就没有什么病吗？好在这次是我妈“公开”帮我介绍对象，一切都由她说了算；不像前两次，遮遮掩掩，使我云里雾里，不知道东西南北。

小郑脸上现出为难之色，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话。我瞧一眼我妈，她一脸严肃，严肃得都有点吓人了。我于是学着她的腔调，对小郑说，小郑你再考虑考虑，这是一个认真的问题。我这话其实说得不知深浅，我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这一次轮到我妈吃惊了，她惊奇地看着我，然后郑重地点一点头，对小郑说，健康讲得对，小郑你可以回去考虑，不急，这是终身大事，应该慎重。

我和小郑结婚了。我妈为我们办婚礼，一点也不铺张，也没浪费。我妈对小郑的叔叔说，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再说，我的精力也实在是不够，我最近不知怎么回事，半边身子好像都直不起来了。

新婚之夜，在新房里，小郑悄悄地对我说，你妈太会装了，怕花钱就怕花钱，还要说好听话，说她身体不好，谁相信！

我也不大相信我妈说的话，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答话。

可是，我和小郑结婚才一个礼拜，我妈就出事了，很突然。那天早上她要下床，身子一歪，竟从床上掉了下来，半边身子就不听使唤了。

我和小郑都急得满头大汗；小郑一急，就急成了一个真正的瘸子。

我们找来一架平板车，把我妈送到医院。

我对医生说，我妈怎么会有病呢？她不应该有病的。

医生说，你这话就叫不讲道理，有病还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医生又说，她这是累的，长期这样，积攒下来的。

（责任编辑：郭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