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中国文艺学现代学科范式的奠定者

作为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和批评家，童庆炳之于中国文艺学、美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本文侧重研讨其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管窥一二。

在现代学术建制的过程中，大学教材的编纂，往往标志着新事物、新秩序的开端；就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对于文艺学的知识体系乃至学科范型的确立，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知识接受者与传承者，唤起人们对文学独立、自由品格的认同等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童庆炳很早就认识到了教材自身特殊而不可低估的价值，而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长期引领、主持着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

大致说来，20世纪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学曾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20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以中国古代文论为结构核心转到以西方文论、新文学观念为结构核心；第二次转型是1949年后到1976年，转到以意识形态为结构核心的苏联文论；第三次转型是1976年至今，转向学科自觉、中西融合、中国化的文论教学。它们体现了中国文论教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艰难历程。“第一次转型带来了现代的文学观念和科学规范，体现了学科的自觉意识，但丢弃了传统的古代文论。第二次转型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论，同时也带来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拒绝了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①第三次转型正在进行之中，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材编纂便处于这一重要时期。

1990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决定编写一南一北两部文学理论教材，北边指定由童庆炳任主编，联合师范院校有影响的人员编写；南边指定由王元骧任主编，联合综合大学中业务出色的人员编写。参加北方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有北师大的童庆炳、王一川，辽宁师大的曲本陆、宋民，山东师大的李衍柱、杨守森，湛江师院的李珺平，浙江师大的杜卫，重庆师院的张荣翼，华南师大的柯汉琳，南京师大的高小康，安徽大学的顾祖钊，西南师大的曹廷华，贵州师大的梁素清，江西师大的陶水平。1990年，第一次教材编写会议在当时的西南师范大学召开，会议期间童庆炳两次参观了大足石刻，被它那精妙的艺术之美所折服。大足石刻给童庆炳如何编写文学理论教材以很大的启发。半年后，在辽宁师范大学召开了教材统稿会，整整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一章一章地进行讨论，差不多两天一章的进行。中间当然也有许多争论，但还是比较顺利完成了。而南方由王元骧主编的文学理论教材，因为编写过程中文学观念相差较大，内部意见不一，争论不休，最终只是编出了一个内部印行的提纲，没能编写出来。1992年3月《文学理论教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了教育部统编的唯一一部文学理论教材。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组织领导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其中文艺学编写了南北两部统编教材：一本是海派代表作，即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1年5月开始编写，1963年2月出版了上册，1964年8月出版了下册；1978年被定为高校文科教材，1979年7月修改后第三次印刷，1980年修订为单册出版），一本是京派代表作，即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61年5月开始编写，1963年夏形成讨论稿，1978年又进一步修改，1979年6月出版）；它们在整体性、政治性、思想性、阶级性、斗争性、时代性的高扬中，形成了中国式的学科体系结构。20世纪80年代，这两部统编教材在全国各高校普遍使用。“由于时代局限，两部教材都以哲学的认识论为逻辑起点，以政治意识形态统领整个体系。……这两部统编教材，作为文学理论的经典表达，作为文艺学基石的知识范型，更多受制于国家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掌控。历史和理性地分析，这两部教材对于纠偏前苏联的影响，探寻民族文论之路，是有开创作用的；但认识论和反映论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学科建设的发展。”②与这两部统编教材相比，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无论在结构还是内容上都焕然一新。

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充分吸取了“方法论年”（1985年）以来中国和世界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新方法，调整了整个编写的思路。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则试图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提出的“人的活动”的范畴引入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是以活动的方式存在的，是整个人类活动中一种高级的特殊的精神活动；指出人的生活活动是文学活动产生的前提，生活活动的特性产生了人与对象的诗意情感关系，产生了人的自觉能动的文学创造，同时使文学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文学理论教程》又将文学活动论与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相结合，把文学理解为人的一种完整动态的文学活动系统，将文学话语活动系统地看成是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构成的一个交往循环结构：“文学理论所把握的不是这四个要素中孤立的一个要素，而是四个要素构成的整体活动及其流动过程和反馈过程”；“文学理论体系中的发展论、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恰好是与文学四要素构成的文学活动的结构和发展关系相对应的。”③因此，文学活动是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或系统。在这个整体活动中，主体和对象始终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一方面是主体对象化，另一方面是对象主体化，这种主体和对象的交互运动，生动地显示出了文学特有的社会的和审美的本质属性。

在《文学理论教程》在修订二版中，童庆炳又归纳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即文学活动论、文学反映论、艺术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和艺术交往论，指出：“从人类学的观念看，文学是人的活动；从哲学的观念看，文学是人的一种反映活动；从现代的经济学观念看，文学是一种艺术生产活动；从美学的社会学的观点看，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从媒介和符号的观念看，文学是一种交往对话。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从人类学的、哲学的、经济学的、美学的、社会学的、媒介学的、符号学等多学科的视点来理解文学，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文学的整体面貌。”④

以“文学”定义的阐释为例。囿于哲学认识论的理论框架，以往的文学理论教材对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只做静态和单一的考察。它们在哲学认识论的阐释框架下，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实际上只是回答了文学、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历史等的共性问题，并没能解决文学的特性问题。为此，又补充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把“形象”当作了文学的特征。这显然难以让人信服。1981年，童庆炳发表了《评当前文学批评中的“席勒化”倾向》《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两篇论文，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提出质疑，特别是批评了文学“形象特征”说，指出它是文学创作“公式化”“图解化”的理论根源之一，其中存在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即“只说明了文学的形式的特征，没有说明文学的内容的特征”。在《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等论文中，童庆炳反复强调，文学特征问题的研究应分层次、分主次地进行探讨。

在编写《文学理论教程》时，童庆炳充分考虑到了历史的维度，把“人的活动”范畴引入文学理论，将文学放到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去考察，由此出发来探讨文学的本质特征问题。童庆炳分别从“文化”“审美”“语言”三个角度界定“文学”及其性质，重点研究文学作为活动的特点、构成及其发生发展，文学活动作为话语系统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性质和价值，等等。童庆炳从马克思的“一页书”（詹姆逊语）里找到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将意识形态分析、中西审美主义、形式主义和话语理论相互融合、会通，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多元融合的理论构架，最后把文学定义为“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这里的逻辑顺序是由事物的一般性质逐渐沉落到它的特殊性质：文学作为社会结构——文学作为一般意识形态——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作为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一界说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征，强调了文学这一学科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而摆脱了共和国前期文学的阶级性、政治性和工具性的理论桎梏。《文学理论教程》从马克思主义的多重理论来考察文学，大大拓宽了研究文学艺术的领域，多角度、多层面地切入了文学的多级本质，全面而准确地揭示了文学的性质。我们知道，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提炼的结果，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王向峰等中国文艺学学者深入研究文学性质的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作为现代性分化的产物，文艺学建构了一个知识论的视野，成了一门具有独立研究对象、独特内容和方法的学科。随之而来的一个弊端是，文学中固有的智慧、感性、经验、个性、想象力、道德感、原创力、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生存世界等等，很容易在体系化、学院化的建制中一一丧失。在这样的文学知识教育中，除了一套套贫乏、单一、刻板的理论话语，读者渐渐失去了感动能力、感受能力和纯正趣味，文学的理想读者被“消灭”了。作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童庆炳对此是十分警觉的。他非常清楚：文学教育必须回归文学本体，必须充分张扬文学性，必须重新回到我们的经验世界，回到我们“生活世界”中最原初的地方，这样，才能重拾我们对于文学的信心。因此，在主持编写《文学理论教程》时，童庆炳一开始就强调“师范性”“实践性”的特点，提出“不但要使学生掌握文学的一般原理和相关的知识，而且还要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样式、类型、形态、结构、层次、叙事和抒情的技巧和风格特征等，并进而具有较强的分析作品的能力”⑤。《文学理论教程》全书十六章，其中有整整六章的内容对文学作品展开了多视角的解析和阐述，其目的就是使学生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感觉，植根于古今中外的具体文学作品，现象化、过程化地理解文学活动，切实提高感受、分析和理解作品的能力，转识成智。这样一来，文学理论便不再局限于一种理论或一种知识学背景，而是成了韦勒克说的一个“方法论上的工具”（an organon of methods），它“提供的不是一套解决方案，而是进一步思索的前景”（乔纳森·卡勒语）。

自1992年初次出版以来，1997年、2004年、2008年，《文学理论教程》先后三次修订，不断完善。正如童庆炳在1997年“修订版后记”中所言：“它摆脱了50年代苏联旧教材的范式，同时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坚持了经过文学实践检验的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对西方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理论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鉴别和筛选，吸收了其中有价值的成分；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华加以融合，纳入到新的理论体系中来；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凡正确的、深刻的，都酌情加以吸纳；对当代现实文学活动中提出的问题也尽可能给予了具有科学理性的回答，使整个教材面貌在稳妥中又有了较大的改变。”⑥《文学理论教程》前所未有地推进了对于文学性质与文学观念的多元理解，其宏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学术的包容性与视野的开放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以及中西理论的交互性生成与阐释等等，都走在了国内同类教材的最前列，是其他同类教材难以比肩的。

黑格尔曾把研究方法比喻成犁，认为它比结论更为重要得多。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马克思也强调指出：“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到，《文学理论教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莫过于童庆炳的复杂性思维范式，即从整体联系的观察点上把握文学，把文学看成诸多对立统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这在当下文学研究逸出文学性，把文学做成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后理论”时代，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随着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事物旧有的边界、规律一个个被打破，原本被看作是绝对真理的东西，也一再被条件化，原本线性的关系也逐渐为非线性的关系所替代。人们已经清楚认识到，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复杂、非线性的。正如美国科普作家、物理学博士米歇尔·沃尔德罗普所言，除了非常简单的物理系统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物，都被裹罩在一张巨大的非线性大网之中；一个地方小小的变化会导致其他所有地方的震荡……整体几乎永远是远远大于部分的总和；用数学来表示这个特征——假如这样的系统可以用数学来表示的话——则这就是个非线性的方程式：画出来的图线是弯曲的。⑦

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深入质疑了西方社会传统哲学、社会学及科学观，批判西方割裂、简约各门学科的传统思维模式，通过阐述现实的复杂性，倡导一种能将各种知识融通的“复杂思维范式”。他认为，复杂的东西不能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不能归结为一条规律，也不能划归为一个简单的思想。在埃德加·莫兰看来，根据整体与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结合的方式的不同，系统既会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也会有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因此，他把整体性效应看成双义的，它既可能形成“涌现”，又可能形成“约束”。他说：“所有系统，甚至包括那些引起涌现的系统，都会对部分加以约束，约束就是对部分进行限制和束缚。这些约束、限制和束缚或者剥夺或者压抑各个部分的优点或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体小于部分之和。”⑧这是在多中心系统中出现的新问题。埃德加·莫兰还说：“只有在部分作为部分运转时，整体才能作为整体运转”；“整体性的观念在停止成为集权式的观念、变得不能自我封闭在它本身中、变得复杂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变得美好和丰富。它在由相对自主的部分构成的多中心体制中会比在整体的集中化体制中更加光彩夺目”⑨。复杂性观点不仅是相对于原观点的元观点，即被超越、拓广的原观点，它还是多观点，亦即它的推论的前提不仅是一个理论原理系统，而且是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理论原理系统。比如，埃德加·莫兰说，研究人既要从自然出发，又要从文化出发；或者说，应该既从研究个体的心理学出发，又从研究族类的人类学出发，还从研究社会的社会学出发。多观点的方法使我们轮流从不同的基本原理出发考察对象，我们在这些基本原理之间做着环行。这表现了这些基本原理不能彼此化归，但它们又是相互依赖和制约的。我们应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观点相互校正、补充（甚至使对立的观点互补）。世界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它是“一中之多”，“多中之一”。“多样性的统一”是埃德加·莫兰复杂方法论的基本观念之一。

童庆炳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与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思维思想不谋而合。共和国前期的两本统编文学理论教材过分信赖哲学认识论，而把文学理论的研究置于认识论的框架内，侧重于概念的判断、逻辑的推衍；哲学认识论的框架，无非是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偶然与必然、有限与无限等等。二元对立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惯有概念，一直到以理性为主导的现代主义，二元对立成了解释人类基层思想、文化与语言的一种工具，甚至在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结构主义看来二元对立直接是人类思想最基本的组织。二元对立思维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童庆炳看来，这种思维方式很难切入到文学艺术和美的细微之处，难以解释和解决文学艺术与美的复杂问题。1987年，王蒙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三元》的文章，提出文学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和生命性，结果在90年代初遭受一些人批评，说主张“多元”论是错误的。童庆炳对王蒙说，你写的“元”太少了，所以遭受批评了；要是你写几十“元”、几百“元”，人们就不会批评你了。后来，童庆炳写了篇《文学五十元》，认为文学版图十分辽阔，它像人类的生活本身一样的丰富，像整个宇宙一样混茫无际，文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单一的认识论所能解决的。童庆炳以多元互动的系统辩证法取代了二元对立统一的矛盾辩证法，他主张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要“亦此亦彼”，不是一分为二，而是要“一分为多”地研究文学理论问题。在这复杂性思维范式指导下，童庆炳提出了为学界所熟知的诸多理论创见，如，“文学审美特征”说、文学内容与形式“相征服”说、文学活动“二中介”说、文体“三层面”说、历史—人文“张力”说、中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说、历史文学“三向度”说等等。童庆炳这些崭新的论说，与文艺学界的其他研究成果，一道内化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形态的生成机制与体系建构之中，其中大部分都上升为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被编写进了《文学理论教程》。可以说，《文学理论教程》充分体现了复杂性思维的重要特征。

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理论还强调有序、无序的共生与互补，认为偶然之中包含着必然，不确定之中同样存在着确定；只不过这种秩序或确定性是条件式的，不仅取决于系统的特性，“而且取决于互动的性质以及让互动得以发生的环境条件……相遇是随机的，结果是必然的”⑩。所谓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仅仅意味着系统的关系项组合及互动关系是不确定的，我们无法从固定的关系项组合和关系组合出发去推知一个必然的结果。文学观念亦然。在童庆炳看来，“历史语境”揭示了作家或作品所产生的具体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文学理论研究必须进入“历史语境”之中，才能落到实处，取得“真实”的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求善求美，真正地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从而加强理论的说服力和学理性。我们注意到，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的导论里说：“需要申明的是，最近学术界提出所谓反‘本质主义’的看法。我们的理解是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发展的，因此任何事物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固定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那种认为事物不存在本质的说法。事物本质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但在变化中一个事物仍然有其自身的规定性，这就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另一个事物的本质。”因此，童庆炳将文学定义为：“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11）与此同时，又特别指出，这一定义“不过是我们采用的关于文学属性的一种操作性界说而已”，它不是固定的僵死的，不是唯一正确或最后的定义；“随着文学活动及有关它的认识的演进，文学会显示出新的面貌来，而人们的认识也将随之改变”（12）。这种不确定之中的确定，使《文学理论教程》不至陷入到僵化的“本质主义”或庸常的“反本质主义”的泥淖，文学理论也不至蜕变成布迪厄所批判的颇具负面意义的“惯习”。

正是复杂性思维范式的运用，使《文学理论教程》彻底摆脱了哲学认识论的局限，完成了文艺学学科范式的革命性现代转型；这标志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概论”教材范式的改革取得了成功，标志着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新体系已然建立。可以说，童庆炳是中国文艺学现代学科范式的奠定者之一。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是当代第一部整体面貌稳妥、又有较大创新的文学理论“换代教材”；它先后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文科优秀教材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95）、国家级优秀教材二等奖（1996）、北京市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7）、国家教学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等奖项，并被国家教委列入“‘九五’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重点教材”，被教育部列入“‘十五’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重点教材”和“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而为国内五百多所高校采用；在硕士研究生考试中，各高校也是指定此书为考试书目。《文学理论教程》的编纂有着异常坚实的质地，二十余年来，虽不时遇见过各种“挑战”与“叫板”，但至今仍坚如磐石。迄今为止，《文学理论教程》的发行量逾百万册，影响极其深远。

正如库恩所言，各种理论和解释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学科“范式”，“在于它们共同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它们的成就空前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其二，“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3）。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的范式并不追求理论的完备性和解释的完满性，有效性和解释力才是衡量它的重要标准。这样，一个新范式才不至于创生之初即走向封闭。因此，任何一个范式都有它无法触及的视野以及无法解决的问题，关键是看它是否具有生长性和可能性，也就是提供足够的解释空间的开放性。我认为，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绝非所谓的“过渡性”教材，它有着无限的生长性和可能性，将“无限制性地”为后来的“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中国的文艺学也将在此基础之上大踏步前进！

【注释】

①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1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傅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史》，3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③⑤（12）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3—4、373、7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④⑥（11）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20、383、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⑦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第二章，陈玲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⑧⑨⑩埃德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缈等译，106、122及125—126、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吴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