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视野下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再反思

摘 要：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一直是中外学者所关注的主题之一，其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李怀印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深描集体化和改革时期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中国纪事》本着对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再反思，揭示了国家与乡村的互动，勾勒出集体化与改革之间的延续，呈现了集体化时期的另一面相。

关键词：乡村社会；集体化；延续

文章编号：1004-7026（2017）09-0014-03 中国图书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乡村中国纪事》一书以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作者家乡江苏省东台县秦村的考察，探讨集体化和改革时期的中国地方乡村社会发展的历程。李怀印凭借着在地人的优势，搜集了大量的地方性资料和口述访谈，如生产队和大队账册、报表、工分薄、年终分配方案、民主理财记录，以及生产队、大队干部的私人笔记和会议记录等等。以局内人的视角，对所掌握的一手资料条分缕析，详尽地分析集体化时期各个阶段，述说秦村集体经济和农民生活状况，以此增进对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认识与理解。

1 国家与乡村的互动

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从上层政治转移到地方社会，主张“自下而上”看历史，亦可称为“草根史学”。但是，强调“下”并不意味着要排斥“上”，或是只停留在对地方社会的关注。而是要从民众的角度、立场和行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解读社会机制，考察与政治、经济相关的重大事件。李怀印在《乡村中国纪事》一书中对国家与乡村之间复杂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一反主流史观，把关注点转向秦村村民，通过观察村民的態度和行为方式，展示集体化时期国家与乡村如何进行互动。

1.1 村民的抵抗：从正义到正当

过往研究普遍认为集体化时期的农民被动消极、无所作为，顺从于国家为追求快速工业化而采取的各项政策。而李怀印指出在农业集体化进程中特别是向高级社过渡期间，村民失去了“共享的利益”和“身份认同”。尤其是公共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偷懒和“搭便车”行为的出现，造成农业收入下降，村民开始使用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视自己的抵抗行为是符合道德和正义的，即称为“正义的抵抗”。这一抵抗模式集中表现在1950年代早期，村民们为了捍卫自身的“生存权利”，开始通过少报农业收入、隐藏剩余粮食、贿赂基层干部等方式来降低粮食征购的指标等等。亦或者利用“弱者的武器”，“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只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1]与权威进行抗争。村民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往往并不满足于这类日常的抵抗，他们会试图公开挑战政府权威，开始利用民间宗教的语言、符号和方法动员村民，向政府证明自己的力量。这类抵抗模式同解放前底层农民抵制地主、恶霸的方式亦无二致，这似乎提示该去考量国家权力在建国初期的渗透力，而其实更要反思扎根于乡村社会的传统农民文化所具有的威力。

随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并逐渐建立起支配地位。1950年代中后期，村内的“精英人物”，如退伍军人、在职或离职的干部、教师及一些受教育的人，凭借着报纸等公众传媒了解到国家的相关政策，开始寻求新的诉求手段与方法。“利用从官方媒体中学到的语言以及政府允许的途径，将行动合理化、合法化。”[2]即“正当的抵抗”，在这一抵抗模式下，精英们不会公开挑战政府的权威，相反能够十分娴熟的运用政策与制度，使之行为变得“正当”，如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排除在抵抗队伍之外。此外，李怀印在书中指出，此类鼎盛于集体化过程中的抵抗模式，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及19世纪90年代。这便多少会引发对抵抗模式兴盛与平息缘由的思考，而当下通过上访、宣传等方式所进行的依法抗争，同前文所述的“正当抵抗”二者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或许值得深思。

1.2 国家的回应：从暴力到说服

“不止农民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时不断改变策略，后者同样适时调整着处理农村骚乱的方法。”[3]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4]事实确是如此，1950年代早期，国家在面对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骚乱，多倾向于采用暴力镇压的方式，并把参与者视为农村中传统的敌人，错误的将之认识为“敌我矛盾”。1950年代中后期，政府逐渐认识到这种传统的认识并不适用于新的乡村社会。开始重新界定所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地在国家政策上作调整。主要表现为，首先将乡村的冲突界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强调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对待不满的村民。其次，在农村政策上做出了重大的调整，如集体资金管理、工分补贴开明化和干部参加劳动等诸多方面，旨在缓解干群关系。并且对部分乡村干部公开批评，允许社员指正干部的错误，以及通过“自下而上”选举干部。国家对待农村抵抗的回应之所以得以转变，李怀印认为是，“在集体化形成过程中，农民对中央的农业政策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5]农民在扭转国家对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否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仍值得继续考究。

李怀印的抵抗模式同高王凌的农民“反行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高王凌认为“反行为”是“平缓的、不公开的，带有强烈的欺骗性和隐秘性，近于所谓‘猫腻’与‘阴柔’的行为，”[6]但都旨在强调农民因国家政策损害其利益而抵抗，促使国家在乡村政策上作出实质性的调整，意图深描农民对国家农业政策的作用。国家与乡村互动进程中的动态演变，蕴涵着调和与妥协的因素，推动社会经济朝着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国家与乡村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因此，“传统社会研究需要把社区、地域社会和国家体制的动态过程结合起来考察。”[7]

2 集体化与改革的连续

集体化和改革时期国家施行农业政策的不同，“以至于人们强调两个时期之间乡村经济环境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差异和断裂。”[8]历史的发展虽有时代性，但历史研究不可过分强调时代的断裂。以往研究为宣传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至于忽视两个时期的连续，模糊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李怀印在书中突破时限，着重强调两个时期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连续，打破目前学术研究中将改革前后的社会状况完全对立的现状。

李怀印秉承延续说，认为1980年代的去集体化是“促成国家在集体化时期不断调整其农业政策的实用主义取向的延续。”[9]通过对秦村这一个案进行微观考察，运用丰富而详实的资料阐述集体化时期在水利建设的兴修、防洪灌溉系统的建设、农作物品种的改良等成绩，指出农村人均收入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显著增长，而农业生产率没有相应提高，是由于“国家对农村资源的过渡抽取的结果，而非集体化制度本身的原因。”[10]认为集体化制度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国家对乡村剩余资源的过渡抽取。同时描述了秦村村民的生活条件在住房、饮食、衣着、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发生的明显变化，“为1980年之后乡村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11]充分地肯定了集体化时期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强调集体化成果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基础和动力。李怀印对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再反思，并不是旨在证明集体化时期经济的成功还是失败。而是重新挖掘其优势所在，更加贴近集体化乡村社会村民的日常生活，以此来全面了解改革前后两个时代的经济社会变革。他以微观史学的思维，近距离地考察集体化时期秦村村民的生活状况，不同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着重强调了研究主题的时间和事件的连续性，这也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3 当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反思

当代乡村社会研究正处于瓶颈时期，李怀印对于国家与乡村的互动以及集体化与改革之间连续性的探讨，为研究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变迁打开了新的学术视野，提供了一种整体且贯通的史学思维。

前人有关集体化和改革时期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多倾向于只是考察國家政策对乡村社会变迁的贡献，而这一视角容易忽视乡村内在的社会关系和传统文化。但“底层历史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底层意识的内部是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建构起来的。”[12]需要研究者以一种“底层视角”考察乡村社会的变迁，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固有的乡村话语，贴近并建构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境。正如郭于华所言，“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历史，那里上演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阶级关系、邻里社区关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上演着无数普通人琐细卑微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13]李怀印凭借着自身的优势深入秦村调研，在搜集整理地方性资料的同时，指出“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与乡村社群内生的非正式制度的并存和互动。并且认为“非正式的、通常是隐形的制度，在形塑村民们对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以及左右他们的行为抉择方面，跟显性的、正式的制度同样重要”[14]例如，国家为防止干部滥权，采取的“人民来信”、定期查账、以及政治运动等方式，一定程度上的确给干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缩小了腐败和滥权的空间，但是乡村社群寄存的社会纽带、权力关系网络也极大地削弱了政策本身的效用。同时李怀印还强调当集体化劳动成为“惯常性的做法”并渐趋稳定时，非正式制度在规范农民日常劳动行为上的作用。集体化的政策的概念“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符号权力进入并影响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也必然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打下烙印 。”[15]在正式制度背景下催生的社会认同感，农民可以在没有干部监督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自觉的参与集体劳动。李怀印在《乡村中国纪事》一书中以微观史学的视角分析农民的动机与行为，怀着无比的现实关怀，再现了集体化和改革时期的乡村社会状况。

探讨当代历史的断与通问题，无非是因为受传统思维定式的影响。回顾近世的历史，总会有一些标志性的时间作为历史分期的节点。诚然，这样有助于了解近代史的阶段特征，但是如此人为割裂实质上也模糊了历史的延续与贯通。当代史研究亦是如此，有学者指出“先分门别类地研究专题史，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地研究总体史，那么，大型的、权威的当代社会史便指日可待了。”[16]即便是分专题研究，也要做到瞻前顾后，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不能忽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历史思考应该是批判性的，历史思考不等于维护和注解既有的理论模式，更不是附和意识形态。”[17]因此，历史研究在尊重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有待跨越传统范式的藩篱。李怀印强调集体化与改革的连续，是对当代乡村社会研究的重新反思。历史研究者更应该秉持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对于过去传统的看法加以修正，一方面既要注意到集体化与改革断裂之间的各种延续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历史延续背后的表象与本质、传统与变迁的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的把握当代社会史。

李怀印在书中着重强调了集体化与改革之间的发展的连续性，却忽视了乡村社群中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延续。目前学界有关集体化对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作用说法很多，如改造说，主张集体化制度对“传统乡村村落空间进行了有效的改造，终于将村落这一宗法社会的核心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18]诚然，集体化的确实现了农民身份的政治化，“工分制”等国家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乡土社会的时空观念，但是不得不承认“神圣情感”和政治激情不可能完全取代农民生活的现实基础和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理性。”[19]主张延续说的研究者们并不否认国家权力对传统习俗的改造，但认为“曾延续数千年的生活传统，仍有着极强的韧性和生命力，农民总是在一定时机下走向传统生活秩序的回归。”也如书中所指改革开放后传统习俗开始复兴是一样的，或许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集体化并没有瓦解乡土传统，“而是保留、甚至强化了乡土社会的一些特征。”[20]李怀印对乡土传统在改革后的回归仅仅做了描述性书写，却反复强调两个时期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并未认识到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延续，乡土传统的延续才是在农村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只着墨于经济发展先进事态的延续，却忽略潜藏在社群内传统习俗这一落后事态的详述，似乎“一味牵强附会地强套他预设的理念。”[21]当然，认识到乡土传统的延续，不只是为了强调其对乡村治理的重要性，而是需要揭示其延续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其实无外乎源于农民的处世观：理性且务实。面对不利局势时，能够利用自己所熟知的各种资源，将政治、经济等一些外来政策转换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当代社会史研究亟待更加细致地剖析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如若只是怀着对过往的同情，那么只会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

总而言之，《乡村中国纪事》是海外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一部力作。该书以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当代中国农村问题，揭示了集体化时期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示了在非正式制度下农民动机和行为的复杂性，强调贯通，指出集体化与改革之间的延续，无疑给有关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研究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尽管书中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该著仍是对当代中国新史学理论与方法上的探索，丰富了对集体化时期农民生活的认识，为研究乡村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呈现出以往研究所被遮蔽的面相。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仍然值得深挖细探，进一步为探寻中国乡村发展的道路提供思路与参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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