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极忏悔
时间：2013年9月1日下午
地点：郑州市张宇家中
人物：张宇（著名作家，河南作协名誉主席）
孔会侠（郑州师范学院讲师）
在中国作家中，张宇应该是到达南极的第一人了。从那里回来后，他写了《对不起，南极》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我读后，不由被他的思考裹挟而入。于是，在9月1日下午三点，我去拜访作家张宇，围绕着他的这篇新作《对不起，南极》做了访谈，整个过程，相谈甚欢，并常因他的幽默而笑声不断。
“我看不起自己”
孔会侠：你的《对不起，南极》写得挺好，这本书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十多年来不很在状态的张宇的魂儿又回来了。我指的是你这里边有那种把自己投入进去的沉思，把自己内心的情绪渗透进文字中的状态又出来了。
张宇：这是我比较熟悉的写作方法。
孔会侠：《软弱》后的公检法三部曲，你是把自我主体抽出来了，就是轻松地讲一个别人的故事，里面市场化的元素还是很明显的。
张宇：我的创作，在写完《疼痛与抚摸》之后，有意地扩散开了，有意地普及了写作面积，市场化的元素确实存在。小说就是市场化的。从原来发生时小说就是传奇性的故事，小说的存在不是为了新鲜的理论，这是不对的。每一个作家都在面临这个问题，一边想写纯文学提高自己的品质，一方面想扩大自己的阅读影响，作家都在这个两难之中，我也是这样。
孔会侠：《对不起，南极》又转换回来了，只在意表达。
张宇：对，写作态度决定作品的走向。我现在到了中老年的坎上了，有了一种自省的态度。一个作家怎么能自己不检讨自己呢？我是不自觉地反思，自己对自己的反省，像牛倒沫般地反刍。到南极后很痛苦很迷茫很绝望很悲悯，这样自己就一下子打开了。其实跟南极也没太大关系，南极就是一个借口。我写得比较自由。
孔会侠：就是借南极写自己的生命感悟。
张宇：是，李洱看完后就打电话说，你与自己有仇啊，把自己当敌人了。确实，我是我自己的敌人。这本书是一本自省的书，是对自己的一个看不起。我看不起我自己，到一定年纪了，回观一生，很不满意，这是现实。到了满是冰雪的地方，朝圣一样，看到了自己的灵魂，特别后悔，都干什么啦！
孔会侠：有没有觉得，以张宇的才华，跟作品比较起来，有些不相称。应该会更好，你这个宝藏没发掘充分。
张宇：这是积极的看法，还有一种消极的看法，一个人的才华的挖掘是需要客观条件的。我从小的客观条件，是生存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别人都在忙知识积累的时候我在忙生存，知识积累完不成的话，传达的能力就上不去。
孔会侠：物质确实是作家的生活基础，也会构成局限。可文学传达实际上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后来的不断积累也会起作用。
张宇：对，也会上升的。但对自己的挖掘和天赋的开掘总是有限度的。这部作品我在写作态度上打破了，不做作，也不是故意的，回忆的时候不舒服，有种痛苦，把这种痛苦写出来了。其实就是作家跟自己的紧张关系，开始是和平共处的进入，写着写着就是不能和平共处的关系了。这次声声泪，控诉的都是自己。声讨的、批判的、厌恶的，都是我自己。
孔会侠：如果能拐回去的话，会不会走得会不一样？
张宇：人是不能再重复一遍的。一个人经历什么是个人的命运，是缘分，缘分没什么高低、大小、好坏，是个人化的。人在经历各种机缘巧合上是不一样的。如果这样思考问题的话，死得就会更安静一些，就会不留恋这个世界，也不留恋自己。
孔会侠：到了南极，真正领略什么是天，什么是地，发现人跟企鹅是一样的，很多事情原来都不算什么。
张宇：可以忽略不计。说句内心话，从南极回来觉得老婆啊，孩子啊，都是局外人。当然，这不是具体的，是观念上的。生活中那种反人性的种种规矩限制啥的，想明白了，就这么回事。
孔会侠：你就是想得太明白了。
张宇：有什么不好啊，总比不明白好吧？
孔会侠：《对不起，南极》是你近十来年作品的升华，写的时候好像很自由，结构意识挺强。
张宇：我是讲究内部结构的。虽然想说什么说什么，把自己写得很舒服，但是意识上有结构。结构能力弱的作家就会小心翼翼地。我这部作品结构有两点：一是主导情绪，这是内部的结构意识，二是从出发写到回来，这是外在的。很多作家都把结构只当成外在安排，是个技术问题。其实不是，这个外部的结构好处理。还有个情绪问题，决定一部小说的主要是作家的情绪。要先确立一个作品的主导情绪，这个不能变，一变写作就摇摆了。
孔会侠：李洱的结构能力也很强。
张宇：对，李洱也是这样。
孔会侠：你和李洱，都是懂幽默的，你觉得你俩的幽默有什么不同？
张宇：李洱比我客观，比我冷，比我理性，他是冷幽默，但出发点很温暖，只是他的语调很冷。我的幽默语调是温和一些，可内里很冷酷，也许比李洱更绝望。
孔会侠：你的幽默核心态度是“嘲”，不是讽。有时候言辞上狠，心里不是，最后总是宽解了。
张宇：我是会心一笑，嘿嘿而去。最近有一个人打电话反馈说，有些部分写得很好，你怎么不放开？比如写到父母，写到南极，为什么浅尝而止？可能这是他的理解，他的智慧只到这个程度，他理解不了。我什么都要放开写，那就不是我了。这部作品我是大块留白的。
孔会侠：这部作品里，让我非常难过的是你对父亲母亲回忆的部分。
张宇：原来没打算写，写着写着，就跳出来了，跳出来就写吧，写完反倒把对父母亲的感情放下了。
孔会侠：对，通过写作这部作品里你放下了很多事。对母亲去世前在医院里那段描写可以看出，你之前好几年应该都在自责，真写完可能就有些释怀了。还有就是那个官司。
张宇：对，我就是借着这个作品做了一些减法。我不管别人怎么想，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决定。你愿意抱着你拿上，我不拿了。现在好像那被起诉的不是我，是别人一样。
孔会侠：你写夏泊这段，说了很多他的优点，你有没有担心会有人质疑说张宇在巧言自辩？写这段是你预先就想写的，还是也是写着写着自己跳出来的？
张宇：现在人与人交往好像形成了公式，说一个人好就为了回报一样。也是写着写着跳了出来，那我干脆写出来算了，这么多人关心这事，其实这么多年，我从没把我真正的想法给人讲过。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我没巧言自辩。当时我说过一个比喻，夏泊拿了个木头，我做了把小提琴。夏泊反了一个，反得很妙，他说我做了个小提琴，张宇刷上了漆。这里边主要是一个文艺理论问题：一个作家，你进入的时候就是主体进入。
“上帝和佛都靠不住”
孔会侠：《对不起，南极》的写作过程挺有意思，可能跟你读佛学有关系，先是写有，生活中各种事情对自己的困扰或者影响，后是写无，天地茫茫间的大无。你这大无，让我挺吃惊的，物质的无没有了之后，你把人类最终要皈依的精神信仰——上帝与佛也消解掉了。
张宇：也不是故意的，就是面对自然时候的一种突然领悟。我突然想人类没有了，这种精神信仰还有吗？猪没了，猪毛在哪？上帝也好，佛也好，他的存在在于人对他们的感知。他不是客观存在的，是主观存在的。当然，客体也是依赖主体的感受而存在的。人的感受这个土壤没有了，精神信仰还有存在的可能与必要吗？
如果人类消亡，上帝就不在了，佛也不在了。上帝与佛，是人类的自我感知，是很严重的自我安慰与自我想象。
孔会侠：你最后的结论挺有意义，上帝与佛并不能拯救人类，真正能拯救人类的还是大自然。
张宇：对，还是大自然。人类是大自然生出来的，要爱护这个子宫，要爱护这个母体。如果抛开了这个，人类就不能存在。这也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算是南极对我的教育吧！刚才你说得也对，我这本书是从形而下写起，写到形而上，是这样一个走向。
孔会侠：反过来读也挺有意思，在这样一个大无的背景之下，再来看尘世生活中的种种困扰，原来都很微小。另外，我突然胡思乱想，结尾换一段，或者再加上一段，写这个从南极回到郑州的陌生人，逐渐适应周围，尘俗的欲望、烦恼和挂牵又逐渐显出分量，柴米油盐逐渐被在意起来，南极的影响随着岁月逐渐风吹云散，消失于无形，会不会更有意思？我想：所有心灵都可能遇到洗礼，只是驻留下来的影响有几分？更何况健忘症总是时刻发生的。
张宇：这样就是许多人都到过南极，只是载体不同。我是有了真的看南极的机会而已。每一个人经由过的让他感动醒悟的地方，就是他的精神家园。人类，尤其是知识分子，有一定的觉悟后，主动就是一种痛苦。人的思考大多是很懒惰的，别人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只要比别人生活的幸福就可以了。做到的是对别人，而不是终极关怀，终极关怀是很痛苦的事情。你说得这种可能性很大的。就是又没有了，又回到了轮回。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是不想往那边走。那会更深重，也会更恶毒，更可怕。人回到世俗后，在世俗的欢乐和烦恼中逐渐忘了思想的痛苦和终极关怀的迷茫。这是又一个轮回，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希望吧，还是给自己和大家一种希望吧。我不想写得那样绝望，也不想回到轮回中间来，但可能下一个作品就会回到轮回里来。我现在整个心态还是久久回不来。
孔会侠：现在还没回来？为生活忙碌的实际运作回来没？
张宇：现在还没完全回来，生活回来了，心灵还没有，还是两张皮。以前做事很认真，现在就是无所谓了，随便了。
孔会侠：《对不起，南极》意义是多重的，对科技的反思，生命经历的反思，民族差异的反思。读完后那个阿根廷自由广场、南极英雄谱、企鹅都给我印象深刻，你的着重点是政治文化反差、民族思维民族性格的反差，我感觉你是怀着一颗温暖的心去探索民族现代性的距离和方向。
张宇：我这样写了吗？我可能理解中国人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熟悉我的生活方式，我又感受到了别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是那样的，很不一样，总而言之都是人类的生活，各个民族生活的形态再怎么不同，也不能作为破坏自然的借口。
孔会侠：最后你把思考推至人类性了。
张宇：我在南极的时候就没有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了，面对那个环境里你就觉得一个是人，一个是自然人。之前我对日本人是非常仇恨的，我在南极，第一次不仇恨日本人。我觉得日本人其实也特别辛苦。
孔会侠：南极的境界是一步步往上走的，先是反思我，然后是在路上反思国家民族，最后反思人类性的发展。
张宇：这就是差异和过程，如果没有差异过程，就不会助长一步一步地思考上升。
孔会侠：这个作品的重心我觉得还是不同的民族参照，在对比中你留下了很多空白，点到为止，为什么不深入多说一点？
张宇：更多地留给中国人自己去阅读吧！中国人自己的情况我们自己知道。当然也并不是他们就好，我们就不好，只是两种民族的生活形态不同。
孔会侠：其实这部分是作品的重点，甚至从杨青的印度老公开始你就在探讨这个问题，甚至去之前办手续什么的，就已经开始了。
张宇：这是我最喜欢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对比就知道，我们生活得多么琐碎，多么拘谨，多想放开一下，自己的愿望就是很想放开一点，自由一点。当然我写得还是很谨慎的。
孔会侠：你写得确实谨慎。但这点是整个作品的主线。
张宇：我回顾了我自己生活的实际状况，那种压迫感。也是我自己自觉地代表我们自己民族的一种自省。我写作时是宽以待人待物的。随着阅历的增长，我知道，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过程，逐渐学会接受它，但接受它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优良的，反思的时候，困惑就产生了。这个作品我写的时候很平和，只是对我自己，第一次这么不可饶恕地批评。
孔会侠：这是不是也是你不想要我说的那样的结尾的心态？你把这些看成是一个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你还是愿意往前看，还是愿意有希望的。
张宇：对，心里边愿望上还是觉得有希望，有进化的思路的。过程是不可超越的，是需要经历的，是需要承受的，但不能够彻底反对。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文化形态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弊病。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最长，进化最慢，我们往自由民主进化最慢，有历史和文化对人的压迫在其中。
孔会侠：这个南极，信息量还算是挺大的，从任何一地方切入，都会有感受和思考。
张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对哲学的否定，对科学的否定，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只有这种方法才能简单地否定，不然距离太近了。
孔会侠：你在文中说人类最完美的阶段就是农业社会了。确实，工业社会一开始，人类立即进入另一种速度和轨道。
张宇：是的，我这个判断也是以科学来鉴定的。农业社会，人类产生的垃圾对自然的回馈是营养，通过自产自销的方式，是有机循环。但到了工业社会，垃圾就消化不了了，成了地球的重负，这是人类社会的严重分野，与自然规律背道而驰。
孔会侠：科技发展就是双刃剑，越到后来，负面影响也许越大于正面作用，提供便利越多，危患就越大。把后代的资源环境都破坏掉了。个人聪明和人类聪明都一样，都是挺可怕的聪明，也是挺可怕的愚蠢。
张宇：对。比如现在，因为种种原因，地下水污染挺厉害，一些地方，许多人得了疾病。代价大不大？对人生命带来了伤害，得不偿失。
孔会侠：南极跟你，是挺有缘分的一个题材。如果不是南极的话，你的许多思想的毛也会找不到猪身子。
张宇：我正好撞上了这样一个缘分。这几年我读古籍和经书比较多，生活上也有些起落，这些因素巧合着催生了这部作品。如果不去南极的话，我可能往何士光的《今生》那个方向写了，会认为佛能解决一切，甚至也许会皈依。
孔会侠：但去了南极之后你把佛的价值也消解了。
张宇：对，上帝与佛是靠不住的，他们也不能最终帮助人类，帮助地球。
孔会侠：这个认识许多人不会有。
张宇：没有机会就不会有。缘分就是去南极的就我一个人是作家，一个作家在痛苦地思考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南极，南极只是一个载体。这个是思辨的。每个人都会有会心和思考那种很灵动的接口，但是要有很多东西铺垫的。有些人活了一辈子不会觉悟，有些人突然一笑，或突然一哭，就觉悟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觉悟方式，也是不同的。
孔会侠：西藏之行是不是铺垫了你的创作心态？
张宇：我从西藏回来后，痛苦了一阵。写了篇四万八千字的散文，存在电脑里突然就没了，手写底稿又不在了，怎么就找不到了。之后就没再写，写南极的时候又回忆起来了。
孔会侠：写完南极后是不是一下子有种空空的感觉？
张宇：对，给自己一个交代了。基本上是想明白了，写明白了。我解决不了，但可以引起别人的注意。
孔会侠：你在南极里着重写到了三个英雄人物，为什么？
张宇：东西方文化里都有对人类命运关怀很温暖的东西。关于南极，关于南极英雄的描写，一百年来一直再写，写过很多东西，拍过电影，但我写的是我的南极，是我的感受。写这三个人物，我是想写人性格的对比，人类文化的对比。出发点不一样，文化就不一样，性格就不一样。阿蒙森就是海盗文化，斯科特是绅士文明，更多悲悯的情怀，沙克尔顿的精神亮点是人人平等，从没有特权意识。
孔会侠：这三个人物的后世认可与判断挺有意思，常有变化，也许，一个民族，整个人类，价值观都是不断发生着变化的。
张宇：对，需要不断地认识，再认识。人类对价值观的认识是漫长的过程，没有定论，没有结论，只有感受。我是这样想的。跟年龄有关系吧，人越年轻越容易下结论，越爱谈死亡，谈终极关怀。
“再不能与自己和平共处”
孔会侠：你最初写小说的时候，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都是短篇小说，我觉得你那时作品里的细节，对生活的感受把握挺好。
张宇：那时候非常年轻，二三十岁，有一种对生命的渴望，离开家乡时间短，写得很清新，写起来也觉得很亲近。那时也喜欢孙犁这一类作家。写了《河边丝丝柳》《夏夜小河边》《秋天桂花开了》《土地的主人》等一系列的作品。《活鬼》是第一个中篇，我的作品从《活鬼》是一个分野，个人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对人的理解、对文学的理解，我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对中国文学进行了野蛮的反思。《活鬼》是我灵魂里的东西，也是我对中国文学的质疑，我觉得之前那些农民形象不是真的。
孔会侠：那会不会也有些作家觉得自己写得不真，就是改变不了呢？
张宇：会，一个人知道自己有毛病，跟能改变是两码事。写农民，是主体进入还是客体介入，是两回事。这很重要。
孔会侠：你那些小说的细节非常有意思，比如《秋天桂花开》。我觉得这里边透露出你后来创作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真挚的乡村情感，另一个是从日常中发现幽默的敏感。这部作品跟《活鬼》看似没关系，但实际潜隐着你的创作趋向。你的感受世界里，先天亲密民间智慧的东西，农民是人穷智不穷。
张宇：我从来不觉得一个农民有多少庸俗的地方，我一直说我是个农民，我是很骄傲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农民继承中国文化的基因最多，有什么可以自卑的呢？没什么可以自卑的。你看沈从文写的，他作品那个美呀，用乡土绝对不能概括，是人类生存的大悲大美。作家创作的时候是酝酿一部作品，感受是母体，而不是生产什么思想作家不是带着思想去写的，是带着感受、情绪去写的。所以沈从文是水，再老一个男人也泛着少女的感觉，灵动无比。
孔会侠：你之前《刀客的礼物》等作品中有股烈气，跟你家血缘有关系吧？
张宇：是有一点，我爷爷就是一个土匪。也跟我们山里的地域有关系。山区跟平原地势不同，一转弯就有一个风景，就有一个巨变，这就造成了我的起伏。
孔会侠：你现在跟自己关系怎么样？
张宇：我主要就是跟自己关系搞不好。我在1994年写了《与自己和平共处》，就发现了与自己保持一种什么关系很可怕。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很重要，跟自己关系太紧张的话会很痛苦，我选择了这样一个载体一个语言，就是跟自己和平共处，不要太认真了。
孔会侠：这个随笔大家引用得挺多。以此证明你开始转型了，不想伤筋动骨了，开始想放轻松把玩摆弄了。
张宇：作者写到一定程度触及自己的灵魂，是很痛苦的事情，他要确定一个面对自己的一种态度。与自己和平共处是自己对自己规定的写作时的一种状态，跟设定程序一样的。这样就基本解决了我的写作问题，跟个人的状态是两码事。但这一次我就超出了那个状态，《对不起，南极》超出了与自己和平共处的状态。
孔会侠：看来还是不能与自己和平共处好啊。你的务虚能力很好，作品《没有孤独》《自杀叙述》，思辨色彩很强。80年代90年代你的文学影响还是挺大的，《软弱》后滑坡了，生活困扰多了还是为什么？
张宇：也不是什么生活困扰，就是心态变化了，心态杂了。
孔会侠：我喜欢你的几个小说：《活鬼》《乡村情感》，《没有孤独》《自杀叙述》《疼痛与抚摸》。在《乡村情感》，你把他们的客观处境写得很可怜，但你把他们的精神气节写得很高昂。
张宇：哦，《乡村情感》我写得很极致，写得也是很可怜的，实际情绪藏得挺深。革命者被革命抛弃后，生活艰难，但他们自身对生活还是很认真很热爱。他们的生活让我感慨，我是在这样的情绪下写的，我写得很难受。
孔会侠：有时候觉得读你的这个小说，就像在剥洋葱，一层层地，每一层都有说道，但那内核坚硬地裹藏在最里面，最辣。你作品的精神走向藏得挺深，情绪饱满，张力大，意蕴开阔。《疼痛与抚摸》你就藏得挺深，你就是借水月她们的故事写自己，在写自己的情绪与态度，颠覆性挺强，也把某种形象复位了。
张宇：王蒙老师就说过这篇是意识先锋、叙述先锋的小说。当时有人很生气，告状，后来中宣部说不许再印，不许拍电影。当时不准拍电影的还有一部是《白鹿原》。
孔会侠：《疼痛与抚摸》顺着每一个指向走，都可以说上许多，好像混融了许多的主题可能性。
张宇：我觉得没有什么主题思想，我老实交代写作过程，就是我带着大家一起思考，到最后我也没有思考出结果来。但在思考的过程中，有很大的思维空间张开了。当时在北京开研讨会，开了一天，什么男权主义女性解放政治寓言，大家争论得很激烈。其实一个作家没有什么主义，不是为主义写作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可能是一部不幸的小说，也可能是一部经典之作。经典之作的话需要时间来证明，我也看不到；不幸之作的话，一阵热闹过去就算了，我也无所谓。
孔会侠：你这篇其实跟男权女权没多大关系，你是借了这样一个故事来做壳，壳本身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你壳下的寓意，挺挑衅的，气质也挺凛然。
张宇：对，正好让我释放了情绪，借尸还魂吧！《疼痛与抚摸》是我写得最复杂的书，我自己都不知道写的什么，也是写得最简单的，就是写作愉快。把各种感情写到了极致，有这种叙述欲望，当时是一上午写五千多，钢笔写的，哈出来的。诗意的、哲理的、思辨的东西，也是涌出来的，不是苦思冥想慢慢来的，是情绪带出来的。
孔会侠：莫言那状态更厉害，一天写一万多。
张宇：对，他身体好。
孔会侠：《软弱》呢？是你有意识的调整吗？
张宇：是，《疼痛与抚摸》后写的《软弱》，内部人性上对人的开掘还是一样的，只是在外部叙述语言上边洗去了一些才华，故意用大白话来。《软弱》是从一种叙述转到另一种新的叙述，挺费劲的，到《潘金莲》《表演爱情》就轻松多了。我当时觉得一个作家要多方向伸一下触觉，看到底有多远。
孔会侠：现在也伸过了，也走得挺远了，可以收回来了。
张宇：当时谁也不理解，其实是写完《疼痛与抚摸》，一个作家对自己才气的消费，消费掉了就没有了。这东西不是努力出来的，是放出来的，放出来，舒服了，没有了。再写，就是《软弱》了。
孔会侠：主要是你憋着的那股劲泄了。一些作家，始终憋着劲不改方向地去不断写的，比如莫言就是这样，总保持着热情和心劲。
张宇：这就是我跟莫言的差距。
孔会侠：你继续保持下去会不会更好？
张宇：写作不是批量生产，如果产生不了激情，就厌倦了。我对自己的文学品质估计不高，文学要天分好积累好，我天分好，后期积累不足，不能走很远。
孔会侠：也不是积累不足，就是人聪明，天分好，玩心重，乐趣点多。
张宇：对，我是转移得很快，几棵树让我玩了几年，写作的事早忘了。
孔会侠：但你心里还是把文学看得很重，《软弱》之后的几年，你有没有写作状态和情绪上的焦虑感？
张宇：你这个问题好，有。很焦虑，但我的焦虑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是焦虑外在，而是发现自己有问题了，写完《软弱》，尤其是《表演爱情》之后，不满意了。
孔会侠：《表演爱情》写完你后悔没？
张宇：《表演爱情》写得很愉快，卖得也很好，但我确实后悔了，从文学质量上确实下滑了。我觉得很恐惧，警觉到必须打住。
孔会侠：你的文命跟你性格关系挺大吧？我觉得你的性格挺有意思，一方面你很能善解别人，也能宽解自己，但另一方面，你对别人和自己的是非好坏心里特别清楚。
张宇：我对自己最刻薄了，心里不断地骂自己，我在《足球门》里流露过。我常常自言自语骂自己：他妈的，又犯错误了。骨子里我没变化，对文学的感情和写作态度我是一直没多少改变。矛盾谁都有，我不过更充分些，毛病多了些。我的特点是互相矛盾的东西可以在我心里共存，我的作品，从《活鬼》开始，很少单一，是多义性的。一个人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矛盾，不如把它们放着，养着，养着养着就可以互相营养，这样作品就不会太单一，太干净。
孔会侠：《活鬼》是非常接近你自己的。一些评论把《活鬼》当作民间生存智慧，候七有种命运危机的敏感，善于变通，可我再次读觉得他身上还有些庄严的东西，作品还隐在地对正而大的那些的偷笑与揶揄，是弱者的对策。
张宇：鲁迅写阿Q是精神胜利法，我写《活鬼》是物质胜利法。侯七生活在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中，这不是这个人的责任，而是外在环境的压迫。他每天生活都很认真，他没有力量改变生活关系，生活关系改变了他，他必须不断适应生活关系的一种矛盾。人的命运不可主宰，能主宰的是生活态度。侯七是我不管老子成什么，你们说我好也好，说我歹也好，老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你想说什么说什么，我从来没变过。他不是逆来顺受的，是挑战的，这改变了一贯的农民形象和作家一贯的农民想象，破坏了一种叙述习惯。这个作品当时影响挺大，我破坏了一贯的小说写法，解放了许多人的文学观念。其实我骨子里是现代的，黑色幽默的，那时看了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他多少点亮了我的中国生活感觉。
孔会侠：看来作者某一阶段读到什么书很重要。
张宇：那当然。不是书籍，是某个作家对你的帮助，可以说没有海勒的诱惑，就没有《活鬼》。《活鬼》是我的，但那是海勒诱惑我写作的。
孔会侠：也是缘分，你什么时候碰上什么书，能不能点亮你，是种缘分。你还喜欢哪个作家？
张宇：梅里美。他写了二十几个中短篇就不写了，当时很多人崇拜他。他写小说也不发表，放在桌上，谁想看谁看，他对我印象挺深的就是写作到底为了什么？就是玩，不是功利性需要，是作家个人才华的主动泄漏。另外，我写《疼痛与抚摸》时两个作家诱惑了我，一是米兰·昆德拉，当时我看的是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另一个是勃兰兑斯，他对我语言的启发太大了。他是世界上伟大的评论家，他对一批伟大作家居高临下地进行评价。我一看就很对味，哎呀，这就是我的朋友。
孔会侠：后来变成了你的腔调。
张宇：有一点吧。
孔会侠：你怎么撞上勃兰兑斯的？
张宇：李艾云推荐我看的。优秀作家很多，经典作品很多，适合自己的，你看了很喜欢，能沟通，引起兴奋感，就像看到情人一样。
孔会侠：最后问一个跟你的生活和写作都挺有渊源的一个话题：盆景。养盆景很多年了，对你的心态、创作观念等有什么具体影响？
张宇：说我养树，还不如说是树在养我。你知道一个作家也要生活，特别是一个进入城市的作家，没有什么朋友，和城里的人打交道很不容易，我和我的树们都来自乡下，可以做个伴儿。它们依靠我养才能够活着，我依靠它们的滋养才能够安静下来，不那么孤独。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生活关系。也许对我的创作有一些影响，到底影响了什么？其实我也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