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责任
作者简介：管新福，一九八○年生，贵州威宁人， 文学博士，现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诗学、欧美文学思潮史、二十世纪作家创作论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在《山花》、《名作欣赏》、《当代文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两项。
一
和冉正万的面识，源于一次相当偶然的机会。虽然大学时对他就有所耳闻，知道他是近年来贵州文坛比较活跃的青年作家，但当时我的专业兴趣主要集中在西方文学及文艺理论方面，因此没有对他进行细致了解。我硕士毕业后进入《山花》杂志社实习，才有机会和他面对面交流。后来因为考上博士，没能留在《山花》工作，深感遗憾。在《山花》编辑部，我总是怀着仰慕之情聆听他对写作和人生的精微洞见。在结识冉正万之前，我想当然地认为大凡作家都是些莫测高深和神秘异常的高不可攀之人，但这次和他的面识，却颠覆了我对作家神秘性的固有视阈。他性格平和、冲淡乃至于有些腼腆。我突然之间有了想精细解读他的冲动，于是我开始对他和他的作品进行了解。我精心细读了他的几个短篇和中篇，便为他处理文学的灵巧才华，以及驾驭小说的诗意智慧所深深折服。这亦让我为之前对贵州文学抱有偏见而感到羞愧。当然，他试笔期的小说还颇有瑕疵，对语言的驾驭还不够通达，在叙事上还不够圆润，但已经体现出强劲的创作势头；几年积淀下来，近年的文本功力已经非常老到，收发自如，驾轻就熟。他稍早的短篇《飞鼠》、《连环套》、《飞机》，中篇《乡村生活》、《奔命》，新近的短篇《树上的眼睛》、《天门》、《纸摩托》，长篇《纸房》、《洗骨记》等小说写得异常出彩，都是贵州文坛上近几年难得的好文本。特别是发表于《厦门文学》二○○九年第二期的短篇《树上的眼睛》，成功入围二○一○年的鲁迅文学奖。此文发表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多家报刊转载或发表了评论。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是冉正万深度推出的力作，影响也十分巨大，其中《洗骨记》最近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刊行，这是贵州文学的喜事和重大收获，亦是对冉正万写作的肯定，是对作家执着坚守文学本位的褒奖。
在具体写作策略上，冉正万常以故土的社会生活入题，家乡的风俗人情，水光山色，屡屡被他摹画在自己细腻的文字之中，文本流露出较为浓郁的乡土风味，但是作品也表述了在传统暴力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双重冲击挤压之下乡村纯真人性的普遍失落，亦表达了对乡土陋习的失望和无奈。甘阳认为，前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是所谓“第一级关系”（自然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即儒家所谓“亲亲尊尊”）为基础；现代化社会人际关系则以所谓“第二级关系”（工作关系、法律关系）为基础，而在当下转型远未完成的乡土中国，这两种关系还在不断地交替着。冉正万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就表述了这两种范型的社会关系在乡土农村中的对立与冲突。在此，笔者不打算对冉正万的具体作品进行文本细读，而是从他的心路历程上来爬梳他创作的总体特征，力求在深层次上把握冉正万创作的特质。从大的维度来说，他的写作风格小心翼翼地游走于传统和现代之间，一方面透射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有着贵州黔北农村千百年来积淀的本土特色；另一方面亦有着文学现代性的实验特质，以及欧风美雨的时髦文风。
二
不同的人去琢磨冉正万的小说，结论可能会大异其趣。也许有人会觉得他叙述的风格太过于“冷静”，他总是以一个冷漠的叙述者身份出场，毫不动情地审视着他所刻绘的对象，表面上不倾注任何叙事热情和价值判断，他把爱与恨、光鲜与阴晦都刻度到一个平静的天平上来。也有人会觉得他的小说文本中有太多乡土的“神秘”气息，具有前现代的唯心主义特质，带有现代作家废名式的“神秘主义”，甚至有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式的魔幻色彩。或许，这样的多元化解读正体现出冉正万写作的张力。他在表述自己创作感受时说：“我喜欢偏重于叙述和感觉。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是用话语方式建构一个话语世界，因而它不拒辞叙述技巧的灵动和结构模式的新变。同时，小说并非某种观念的图解，或某一主题的确切表达，它是一种感觉，感觉是诉诸内心生活的，它通过一种精神历程的展开，让人经历一个陌生而熟悉的世界，这是一个自足的虚拟的世界，在生活中也许不会这样出现，但在小说中它是真实的。对语言的审美追求，我想这是对现实的创造性模拟，是对生命状态和人生意义的思考，所以氛围、场景，以及细部的表现要充盈。而这些要素大多彼此关联，具体运用中，应服从写作者自由表达的需要。”或许，在科学主义普遍控制人类思维认知的当下，在官场文学、厚黑文学占据主流话语的中国当代文学场，在网络文学、快餐文学、庸俗文学咄咄逼人抢滩精英文学地盘的今天，他的写作似乎和现实有着难以企及的距离，他小说的主人公大多属于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和主流社会有一种时空错乱式的隔膜。但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冉正万小说的优点和成功的密钥。他以切实的乡土视阈，钩沉着他生长的那片神奇土地，以乡土文学形式的旧瓶装着新时期文学的新酒。文学、特别是贵州文学需要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式，拓展新的写作维度，寻求新的写作路向，而冉正万的这种书写策略正好契合了新时期读者的审美理念。因为他们对传统惯常的文学模式已是过度的“审美疲劳”，急需新鲜的文本来拯救他们的阅读智商。对于文学文本而言，经不起批评的文本不会流传太久，乃属不正常的文本，一个文本如果让人一看就明白其内涵，那么这个文本是肤浅而失败的，能使读者产生“陌生化”效果的写作才是成功的。文学应以思想的深度、主题的多质和意蕴悠长作为生命线，这是对文学本质的通识。正如格非所言：“所有的伟大作品都是在试图将读者带入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现代叙事理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文本解读的多元性是由文本的复杂性和写作的不确定性决定的，文本的生命活力筑基于可供阐释的灵动空间。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先锋作家群在文本的叙事层面上进行了艰苦地心灵探索，力图在中国传统和西方理论的夹缝中寻求一种折中的万能方案。冉正万在叙事上也不例外，他的小说在叙事上留有较大的空间，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填补，他充分尊重读者的审美智商，绝不在文本里面面俱到指手画脚。传统全知全能的叙事将读者看成是需要给予引导的懵懂小孩，这是极端迂腐的叙事行为，它低估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水平和整合能力。令人欣喜的是，冉正万在摸索和思考中有效地绕过了这个暗礁，避开了文本创作根基被传统理论颠覆和西方理论淹没的危险性。他的小说经得起反复地阅读推敲以及读者的审美检验，而这正是优秀写作的逻辑基点。
在贵州作家群中，冉正万属于一个另类的存在。他一开始供职于地质队，写作是他的业余爱好，但他对文学却有着一种天生的痴迷，这是后来他转向专业作家的动因（这和世界文学史上很多伟大作家的心路历程极其相似，他们最初都不是从事文学的人，比如但丁、歌德、卡夫卡、鲁迅等）。因为工作性质，他经常辗转乡间林地，和乡土有着近距离的身心融通，这就使得他对贵州乡土熟稔异常并情有独钟。这片红色的土地总是有那么多正常而离奇的素材，它们成为冉正万日后写作的武器库。艺术家的天性使他们习惯于标新立异，以追求轰动的效应，但冉正万却剑走偏锋，独辟蹊径。他的很多小说题材，完全可以写得惊天动地，但是他的叙述却不事张扬，以平实捕捉深刻，以冷静促成思考。他把贵州乡土里朴实的人性、神秘的元素，乃至于落后的陋习用很平常的叙述语气娓娓道来，这种不动声色的叙事让我们不禁陷入思索，用平常手法表现不平常的元素更能撞击读者的阅读神经，引起思考和发问。特别是在他用司空见惯的叙述语调描述乡土的陈规陋习和人性劣根时，作品的效果往往比奇特渲染更加触目惊心。如果我们有农村、特别是贵州农村生活的经历，就会为冉正万的细心描摹所深深折服，他把贵州黔北农村的很多细微习俗写入小说，复制进一些诙谐幽默的方言俚语，一下子就圈定了我们的阅读思绪，让我们不得不惊叹：这都是我们所见所闻的事情，在农村最是平常不过，怎么就没有他表达的到位传神？这就是作家和常人的区别。他对原乡题材的深度描写挖掘，是形成他写作特色的主因。这恰如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指出的：“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作一个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未能那样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对此，冉正万深有体会，并在写作中身体力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冉正万在写到家乡故土的时候，他的内心异常纠结，乃至于刻意压抑着内心的焦躁不安，但是在表面上文本只是充盈着一股淡淡的哀伤，融汇着一丝丝柔意，在爱与怨之间形构文本，笔走蜿蜒。在他的小说中，黔北乡土题材本身充满着明显的二元对立，一方面乡土的原生态诠释着一种善良纯朴的人性，它们温润抚慰着冉正万善良而敏感的心灵；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愚昧落后的顽固表征，形成作家创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怨艾底色。我们在读他这些乡土题材作品的时候，明显能发现他写作心态的愤懑迷惑和忧伤艰难：他为什么这样毫不掩隐地、原汁原味地表达他梦魂萦绕的那片故土，而不去美化它？因为往往一个离开故土的精神游子，对故土的偏爱情愫能遮蔽很多应该批驳的东西，这就使得叙述的客观性大打折扣。我们认为，冉正万这样写作不是基于他的冷漠和哗众取宠，而是基于他的痛苦和思索——那种对乡土纯朴人性的真诚讴歌和对千百年来农村愚昧陋习的人道谴责，以及对乡土社会转型期人性失落的焦虑、对纯朴人性复归的强烈渴望。也许，冉正万讨厌批评家把他归入乡土作家的行列，但是我宁愿忤逆他的意愿，因为正是那片他热爱的乡土成就了他，是他根植的故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村经验支撑着他的写作，可以肯定，这个因素必定会使他的创作新意迭出，也使得他走得更远更稳。同时，我们也应该感谢他对那片被城镇化日益蚕食的碎片化的乡土进行的化石般的文本留存，从目前中国城镇化趋势、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人文保护意识来看，因为“文明无法将自然留在人身上的任何不良的、与生俱来的癖好包容在内”，也无法将与历史错位的东西包容在内，所以多年以后这些古旧元素都可能成为遥远的传说。
三
熟悉冉正万的人都会发现他生性腼腆羞涩，他是一个内倾性的作家，因为内倾，他能去静心思考切磋，去发现很多常人忽略的现象，更能形成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他对语言的驾驭和把玩显得精致细微，这使得他的小说腻滑得如初生婴儿。他对文学似乎有一种先验的诠释，并且他的文本还非常耐读，不仅耐得住不同的阅读空间，也耐得住不同的阅读时间和阅读对象。他没有艺术家特有的个性化衣着，和大街上的行人完全没有两样，朴实的外形让一向以貌取人的我们难免狐疑：他是怎样培养出这么好的文笔以及对文学的独特感悟的？大智若愚，他通过对生命的不断感悟，升华生活的积淀，和岁月的沧桑历练同行，终于使自己的写作路数变得丰满圆润。不难发现，在当代的小说家中，他写的小说不算多，但一经写出，都很有味道，特别是他比较擅长的短篇，总能写得恰到好处，经得起慢慢咀嚼。他的小说和传统乡土小说相比，显得特别有张力，有厚重感，实验性也比较强。相对于畅销书作家来说，冉正万的写作速度是比较慢的，他形构的文本必须经得起自己的审美检验和良心的考量，他坚决不以数量取胜，而是以质量和深度为立足点，因此，我们能欣慰地发现冉正万正走在一条正确的文学道路上。卢梭在《忏悔录》中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时说了一段对写作负责的话，异常经典：“为了吃饭而写作，很快就会窒息我的天赋，扼杀我的才情，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是产生不出任何刚劲伟大的东西来的。需求、贪婪也许会使我写得快，但却不会使我写得好。当一个人为了活下去而在思考时，那他的思想就太难高尚了。为了能够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决不能只想着自己的成名。”作家在某些普适性的问题上是相通的，在我看来，这话移用在冉正万身上也相当确切。
现代社会对人的道德感和羞耻心的消解异常彻底，“人们的心理都为功利所占据，社会只以成败论英雄，而成功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权力和金钱。”作家天生就和社会拉上了关系，他们不是生长在森林里的怪物，因此也就难以幸免。冉正万虽然不能完全免俗，但他能一贯坚守作家的人格底线，遵从现代社会里一个作家应有的道德操守。正如他所言：“我心目中的作家，必须有充满现代气息的和普世精神的率直。”朴实的冉正万是特别负责任的作家，这从他的写作速度上即可明了。从作家的潜意识来看，著作等身是其人生理想和终生追求，但是片面追求数量，就会牺牲作品的深度和质量。《红楼梦》、《神曲》、《浮士德》这些传世的伟大经典都是作家长时间考量的结果。谢有顺在《写作的难度》一文中把余华很多年没有小说面世的原因归结为他发现了写作的难度，这篇文章相当出彩，我认为这也相当符合冉正万。冉正万在写作时，不是不想写快，而是发现写小说是有难度的，不是请客吃饭。他不愿意随随便便地写作，写作对他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事情，他曾在博客中深刻地指出：“文学创作必须回到正道上来，必须走正途。随意性的写作只会导致失败或者自讨苦吃。就是说，应该具有一种意义感，把人普通的痛苦，生存境遇，失败的经验，对生死的理解，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以人性为基准面，把笔触深入到事情的内部。古往今来，大作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但他们无法解决当代人所遭遇的困境，或者说当代人所面临的一切，必须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中去寻找甚至领会。文学应该成为除宗教之外，对人都有教益的东西。”可见，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对正义的担当意识、没有对生命的充分思考、没有对人性的深邃洞察、没有写作理念的独特创新，那他的灵魂应该拒绝让他提起手中的笔。在冉正万看来，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亵渎读者的阅读智商，放弃对写作的责任。对作家来说，读者是他写作的终极归宿，文本面世总要有人来读它，方能发生思想上的对流和升华，否则便是十足的文字垃圾。冉正万深刻明了这一点，他总是很用心地写作，从不迁就文本，他相信文本要在读者，特别是那些具有深厚涵养的读者和作家的共同审视和建构之下才能实现它特有的审美价值。所以他要对文学负责，同时也要对读者负责。他知道写作不容易，需要作家的责任和良知，粗制滥造的东西是对文学的随意践踏，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精品意识特别强烈，这应该是冉正万做了这么多年的作家而文本不太多的原因。
冉正万放弃了也许会给他带来厚重物质回报的工程师工作，成为纯文学杂志《山花》的编辑。虽然他的人生重心转向了编辑审稿和杂志应酬，但他对这样的选择无怨无悔，潇洒干脆地上路。他总在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思维，表达对文学的精微见解以及对经典的执着。他如饥似渴地研读人类文学宝库中那些经典得让人窒息的文学作品，然后糅合进自己的人生体悟进行创新，突破写作的瓶颈，不断地超越自己。因此，他的成功一方面来自自身的灵性，另一方面也源于后天的提高。“我每天都在读书，哲学的、人文的、文学的，都是已经被公认的经典作品。大师的作品每次重读都会像第一次一样让人惊喜。”我认为，做编辑是他选择的另外一条通向文学的曲线，这和写作一样会殊途同归。可以说，冉正万用另外一种方式亲近着他痴迷的文学并承担着一个作家应有的责任：奋力支撑着纯文学杂志狭小的生存空间，遴选优秀的文学文本，发现并培育文学新人，大海捞针般、任劳任怨地批阅那些雪片般的文稿，以使精英文学薪火相传。在他谈论先锋文学的一段话中，正诠释了他对编辑工作的心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和很多人一样，可以不管什么是先锋，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自己能写什么，好好写就行了。但作为一个编辑，我必须明白它们是怎么一回事。看着堆积如山的来稿，我必须用先锋态度和眼光。所谓态度，从大处讲，是对文学和生活的态度，是通过文本，可以看见写作者的灵魂在哪儿的态度。往小处讲，就是考查这些文本为谁写，写出来干什么。”因此，他的转向（我把他放弃地质队的工作当作是他文学生命的一次重大转向，也是对严肃文学执着偏爱的“软着陆”举措）深层次上不是什么特别的个人原因，而是对纯文学的真正坚守和固有情感。他总有一种想要表达的冲动，而且力求用一种新的模式将自己郁积的想法给予充分溢露，他总能葆有思想的深刻和眼光的锐利。可能只有作家才能真切感受到写小说远远比搞文学编辑和理论研究艰难。搞编辑和理论研究至少有一大堆材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可资参照，只要肯下苦功，出成果当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写小说，并非仅仅是文字的排列组合，作家将面对的是经典文本的成就，它们将构成一种压力，这种成就不是资源，而是泰坦尼克号所遇到的冰山，继任作家必须避开它，否则将会遭受灭顶之灾，因为文学经典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顽固和僵硬的模仿只会给文学带来陈腐的笑料。基于这个深刻的认识，冉正万对自己的写作谨慎而谦虚，同时也有一股来自骨子里的硬气：“有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写作感到绝望，比如卡夫卡，他让我怀疑自己的写作，他是一个足以让当代所有小说家绝望的人。我就想，这辈子我如果达不到他那样的高度，自己的写作还有没有意义？后来和一个朋友吹牛，他说：按你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因为无法超越就该放弃写作了，敬仰大师没有错，但被大师打死了就不止是某个人的悲哀了，而是文化传承的集体悲剧。他的话给了我一些震动，我就想，当代中国文坛可怕的不是没有真正大师的诞生，而是前辈大师让我们丧失了成为大师的勇气。”没有创新的模仿是一个作家应该永远避免的，勉为其难的写作，是对经典的漠视，是对写作的强奸。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冉正万的艰难：写作不能儿戏，不是请客吃饭，需要痛苦地磨合，更要求作家用心灵和良知来负责。
冉正万充分感受到了当下纯文学萎缩的窘境，也发现曾是贵妇人的精英文学在大众传媒和通俗文学的轮番冲击之下早已风光不再，似乎已成明日黄花。“当下的俗化文学仅仅是在叙事层面把玩，将经验与感性的外在材料当作了文学的全部内容，文学的精神内涵不仅仅被隐去，甚至被抽空。这种抽空从表面看是写作方式上的变化所带来的文学的整体变化，其结果却是作家对文学精神的抛弃。”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商业化大潮中，作家们都很难拒斥金钱权势和物质享受的诱惑，难以在文学之路上一走到底。“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不爱真理不寻求真理的时代，真理日益被利益和兴趣以及对财富的向往所代替。”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很多作家纷纷下海，投笔从商，身影和良知随即淹没在市场化的滚滚洪流之中。虽有几个难能可贵的发誓坚守文学本位的作家，却也被形而下的生存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文思随之钝化，身份也随之边缘，这样的写作境况对作家的写作信心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并使他们被动地放弃思考和写作。因此，重建纯文学的权威地位和作家的写作信心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界的头等大事。
对于冉正万而言，他不愿刻意转向去迎合文学的商业化炒作，以出卖作家的良知和灵魂去获取经济的回报。在精英文学日渐萎缩、道德普遍退化、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作家正日益边缘化，文学的能指优势让位给了科学的所指优势，文学的隐喻功能备受打击，失去了弹性。浅浮之风充斥了人类的整个精神领域，文学失去了昔日的荣耀，谁来为文学经典重新建立它的坚实的根基，为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论证？ 阿多尔诺说得好，在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如今都被雇佣化了，本来这些关系像润滑油一样使人的特性能像机器一样平滑运转，但如今整个世界都出现了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现象，这一切都要求作家用语言去呼救。在这方面，小说比其他许多艺术形式更有能力和资格。”冉正万选择了用小说去涤荡异化的路子，无疑充满着坎坷。沈从文曾说过，随波逐流容易见好，独立逆风需要魄力。要坚守文学的本位，挽狂澜于既倒绝非一人之力所能为。为实现作家的责任，冉正万被迫选择了做学术型的编辑。也许这有几分无奈。但在这座象牙塔里，他却寻求到了作家心灵的圣洁，他以另外的方式接近文学，在阅读和文本写作的张力中对文学的基础进行论证，对文学进行界说。冉正万的写作充满睿智和真性情，特别注重写作话语的锤炼，语言熟稔异常。阅读他的文本，不得不感慨：作家的思维真是与普通人大有差别！冉正万的写作不像很多作家那样堆砌文字，故弄玄虚，用一大堆欧化的句式搞得读者头昏脑胀，他的写作用一种舒适的叙述语言向你娓娓道来，讲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文学故事。他说：“我认为，作家应该用文学这样的一种样式，永远地、坚定地、不遗余力地去关心自己最熟悉的对象。”这无疑道出了其中的奥妙。同时，冉正万对小说的偏爱亦源于他对艺术陶冶人性的信任。他说：“我对小说内在品质的重视，来源于我对小说艺术本身的尊重，因为只有艺术性才能给人带来绵长悠远的享受。”也许，他的成功得力于他对写作的朝圣般思考和固有的老成才气，但我更愿意把这种情形归功于他既往不变的作家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不管在文学的哪个领域里，一个作家只要有这份心思，就能做出本真的贡献，能抛却功利感，用心写作，勤于思考，宠辱不惊。这对于当下在夹缝中苦苦支撑的纯文学，当属一种可贵的坚守。因为坚持真理与正义，不向邪恶低头；珍视自己的人格，不出卖灵魂，不玷污艺术良心；直面人生，不粉饰太平等人格操守就成为作家的社会道德规范中的应有之义，难道我们不需要作家有这份对文学的永恒责任和执着吗？答案当然不言自明。
四
作家在文本中对社会出路和人性发展进行思索，对人的美德进行颂扬，同时也对人性的阴暗面进行揭示，这个神圣的使命需要一个作家严肃地对待。“因为真正伟大的作品永远不是调查报告，而只能是心灵的直接现实”。作家应该时时为公平正义和人间真理疾声呼唤，为误入迷途和浑噩的灵魂敲响警醒之钟。写作应有激励民族向上、向善、求真、求美的诗性精神。当一个作家不是出于良知和责任去写作时，他已经偏离了写作的正确轨道，就算他的文本能在市场化的当下成为畅销书，引起世俗的轰动，但绝对经不起历时性的考验而注定成为一堆文字垃圾。因为唯有表现了人类普适性的文本和对写作负责的作家才有资格和历史一起同行，在文学的记忆谱系里也只有这样的元素才能历久弥新，功利性的写作最终将被文学抛弃，经典文本具有“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的功能，因此需要作家人格层面和历史维度的积淀。自从有文字以来，人类创作的文学文本的数量难以估量，但文学史上人类留下的经典却不是汗牛充栋，相信经典的失传亦非常态。因为大凡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他们都把写作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他们能有效抗击干扰文学的诸多非常规因素，执着坚守文学的本位，不为世俗所动，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特质进行创作，于是才有了经典文本的世代相传。正如海明威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里所表达的那样：“如果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就必须面对永恒，否则每天都会走下坡路。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写完一本书只是标志着他要写出更高水平的书的开始。”屈原、杜甫、曹雪芹、鲁迅；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等等中西方的伟大作家都是如此。因此，我们总是呼吁作家要有高尚的人品和文品，要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希望他们能对文学和读者负责，对写作负责。在这一点上，我们欣慰地发现，冉正万对写作和社会的责任态度名副其实。
（实习编辑：张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