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照进现实后的罪与罚

《认罪书》是青年作家乔叶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也是她迄今为止最见功力的作品。《认罪书》集大成式地显现了乔叶的才华：灵魂追问的力度、世事洞明的深度、叙事技艺的娴熟、语言表述的精准。更值得关注的是《认罪书》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症候式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认罪书》不仅仅是乔叶个体的产品，而是我们现时代精神状况的一个标本。

一、罪感的普遍与救赎的艰难

《认罪书》的开篇题记写道：“是时候了，我要在这里认知，认证，认定，认领，认罚这些罪。”罪与罚，这是整部小说的关键词，也是整部小说的叙述的核心动力。“罪与罚”，不是一个新颖的文学话题，但在《认罪书》中，这个话题被书写得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

《认罪书》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在道德上都是有瑕疵的。主人公同时也是主要叙事人的金金是一个自我道德定位不高因而心灵坚硬、眼光犀利、语言尖刻的女性。这样一个女性人物形象在乔叶小说的形象谱系中是具有连续性的，出身贫寒、备受屈辱、不甘低贱、勇于奋斗、不受拘束、率性而为是这一形象的人格特征。用乔叶在一些作品中的表述来说，就是这些女性心中积蓄了满满的毒，这毒是由不公平的命运所注入，又必将在命运的挣扎中释放出来。金金也是这样一个蓄毒又放毒的女性，她憎恨令自己耻辱的出身、厌恶虚伪的亲情，她出卖自己、利用别人，却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她没有固定的人生理想却也无所忌惮地寻找真爱、不成之后展开疯狂的报复，以至于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但和以往小说中此类女性相比有所不同的是，金金不仅仅是一个为爱蓄毒又放毒的女性，她同时也是另外一些故事的叙述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些故事的勘探者、追踪者，她的复仇实践、恶的释放带来了更为繁复、更为幽暗的人性经验，这也使得她呈现出和以往小说中此类女性相比明显不同的特征：认罪。一向对自己伤害别人的行为心无挂碍的不羁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开始道歉，并且以认祖归宗的形式试图从根源上清洗自己的罪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文本信号和文化信号。

与金金相似，梁知和梁新这一兄弟俩也以自己的方式清洗了自己的罪责，尽管方式有些惨烈，但是他们的罪孽无疑也是深重的。作为名字的谐音，良知和良心也有意思地隐喻了罪孽的无可逃脱，人毕竟要面对自己的本心。张小英、梁文道、王爱国、钟潮、赵小军、秦红、金金的妈妈等都是有罪的，就连作为受害者的梅梅不也要承担着自己因为恋爱而导致的父亲死亡的罪责吗？尽管这罪责是非直接的，是部分的。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即便无辜如婴儿安安，也不能幸免地成为一些罪恶的交集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这似乎是人类社会的宿命。在拥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人生来是有罪的，这是人的原罪，而导致罪恶的因由无疑是欲望。当然，《认罪书》不是要讲述一个西方式的原罪与救赎的故事，恰恰相反，其讲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式故事。在《认罪书》的诸多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中国式的情节模式，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因果报应。金金因肺癌而死，梁知自杀而死，梁新因车祸而死，安安因白血病而死，一直坚信自己应该“享受好的寿数”的张小英在顽强挣扎之后还是无奈地因绒毛癌而死。在小说的最后部分，这些非正常死亡接踵而来，文字的氛围无疑是黑暗、压抑和沉重的。唯一的亮光是有罪者进行自我救赎的努力。金金的认祖归宗、梁知的放弃仕途以便活得“更有人样”，张小英对金金母女的悉心照料，如此等等，展示了人性的暖意。

救赎并不是每一个有罪者的自觉行为，更多人对自己的罪是逃避、是掩盖、是讳莫如深。“文革”中参与凌辱梅好的那些当事人，要么避重就轻、要么矢口否认、要么推给历史和抽象的集体，但无论如何，这些罪责是无法逃逸的，只要良知和良心存在。在《认罪书》的叙述中，这些深埋的罪孽迟早会打开，罪孽的臭味迟早会散发出来。小说对罪孽的呈现采取的是金金追问、他人讲述的方式，但这一方式的根本前提在于，金金如何进入到追问的程序中去。小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巧合般地情节——金金和梅梅长得极为相像。这又是一个中国式的情节，即投胎转世。本来，梁知、梁新、张小英一家可以安稳尊贵地在既有的生活中幸福下去，但梁知偏偏遇到了和梅梅相似的金金，或者在隐喻的意义上说，良知被触碰了。这虽然是极其偶然的，但却也是必然的；虽然是个别的，但却也是典型的。张小英和梁文道在“文革”中的静悄悄的晚上放任梅好投河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没有人看到，但是白信封的到来还是提示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小说结尾那个一袭白裙的靓丽女孩之所以被叙述者确定“那就是我”，不过是在揭示金金作为典型的“这一个”，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个，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既然我们有罪，那么认罪就是必须要承受的事情，这种认罪几乎就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本能，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似乎是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小说也一再通过诸如“洗屁股是为了自己干净”、赵小军所说的“我的心就净了”等表述来强化这一主题。

《认罪书》的主题并不含蓄高深，值得思考的是乔叶为什么要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在我以前的阅读印象里，乔叶有许多作品是张扬那些火辣辣、赤裸裸的欲望的，至少在客观上是如此的，这些被很多人解读为70后作家的文化符码。因而，《认罪书》的出现不能不使人感到一些惊奇。从《认罪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乔叶思考并书写一个时代的雄心。这种对整体性或者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总体性的追求，时常在男性作家的长篇小说里可以看到——比如李佩甫先生的《生命册》，就试图对时代进行长时段、总体性的把握，试图对人物形象作盖棺论定的分析和书写，试图对社会人生有一个确定性的结论——而在女作家那里，我们更多地看到人物的未完成性和生活的碎片感。在这个意义上，乔叶的《认罪书》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她在小说中写了生生死死几代人，也借助传统中国因果报应、投胎转世等想象的伦理资源，试图为整个时代心灵状况立此存照，不能不说是一件有抱负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书写并不脆弱，其展现的生命情状是那样的丰沛，因而其追求的总体性和确定性并不像后现代论者所先验地认为的那般虚假。

二、呈现为“幽灵”的历史

《人民文学》的编者在卷首语中写道：“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新潮书写的标志是断裂‘个人’与‘历史’的逻辑联系，考掘隐秘，规避共识。这样的趣味，渗透在乔叶这一代作家最初的文学成长背景之中。”是的，相比于前代作家而言，70后作家对历史缺乏兴趣，即便是书写历史，也往往呈现出解构或戏说的意趣，不具备严肃的文化含义。不过，情况正在改变，情形也似乎不可一概而论。乔叶或许就是一个例外。对于关注70后创作的读者而言，《认罪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文革”的书写，尽管这些书写在篇幅上甚至占不到三分之一。大概是关于“文革”的话题虽然尚属自由言说的禁忌，但还是具有讨论的吸引力和价值吧，《认罪书》的文本焦点很可能被误判为对“文革”历史劫难的深度反思和灵魂叩问。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读《认罪书》，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认罪书》毕竟不是“正面强攻”地进入历史书写，而且关于历史书写的实际笔墨也实在不多。《认罪书》关注的是历史照进现实后的情形，是活在现实中的历史，这种历史不是博物馆中的历史，也不是封存在原有时空中的历史，而是生长进我们生命、怎么也摆脱不了的历史，是小历史，是个人史或者个人的身前史，也是个人对大历史承担的历史，这种承担是一生一世的事，在《认罪书》中具体地表现为罪与罚。

《认罪书》中历史的呈现是通过当事人的回忆完成的，回忆则是由心灵的触动、良知和良心的发现启动的。但是这启动有一个契机，那就是金金的介入。金金和这些历史的中心人物梅梅长得极像，从而遭遇了梁知，这成为开启历史大门的第一把钥匙。进而，金金一次次地打开或者撞开历史的一扇扇门，进入到历史的内核。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金金不仅仅是一个机智而又凌厉的追问者，单凭这些她是无法完成打开历史的使命的，具有决定性的是她和梅梅、梅梅的妈妈梅好极为相像。她是她们的幽灵，至少在当事人心灵的层面上是如此。“幽灵”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个很容易理解的概念，它和“鬼魂”近似，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仅仅是精神生活中常常触碰到的事物，尽管它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是迷信，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却一直是不在场的“在场”，影响着人们的生存。对此，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阐释得最为到位也最为深刻。他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说：“幽灵不仅是精神的肉体显圣，是它的现象躯体，它的堕落的和有罪的躯体，而且也是对一种救赎，亦即——又一次——一种精神焦急的和怀乡式的等待。”①德里达此番论述的深刻之处在于既揭示了幽灵的存在是源于精神的有罪和堕落，又指明了幽灵所象征的救赎进而安顿灵魂的诉求。《认罪书》中对于故事情节的设置和人物心灵状态的呈现是颇为契合德里达的此番论述的。原本处于仕途事业上升期的梁知，压制了内心深处的罪感，本来可以风风光光地持续自己的成功和幸福，但幽灵还是不期而遇地降临了，作为梁知罪感的投射物，作为良知的“堕落的和有罪的躯体”的金金，引发了梁知强烈的救赎愿望，进而展开一系列的认罪实践。同样，梁新也是如此，张小英也是如此。张小英试图抗拒幽灵的逼近，一直顽强挣扎在认罪与避罪之间，但还是选择了救赎，这归根结底是心灵的需要，是精神还乡的需要。事实上，即便金金不出现在婆婆张小英面前，张小英还有梁文道还是无法逃避幽灵的追踪，那些神秘的、按时来临的白信封虽然没有人的躯体，却同样具有幽灵的效力。说到此，不能不提及《认罪书》有悬疑的成分，虽然我们不能把《认罪书》视为悬疑小说，但其中悬疑感甚至惊悚感却是分明存在的，这使得《认罪书》的灵魂叩问有一种辛辣的刺痛感。因此《认罪书》对悬疑元素的借用是值得肯定的一个尝试。

《认罪书》对于历史的处理就是这样以幽灵化的方式完成的。而事实上，幽灵化可能是历史显形最为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对历史的个体承担者而言。它诉诸每一个个体的成长历史，也携带着丰富的大历史的信息。凡是在历史中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在人的内心中留下印迹，以罪恶形态出现的历史情形，必然会在人的内心留下罪感。历史过程中有很多对于美好的事物进行毁灭的事情，虽然在当时通过强力或者其他非正常的手段得以解决，事后又强加掩盖，但总有一天，幽灵会显形，会困扰、影响我们的生活感觉和幸福设计，历史也会被重新打捞、重新认知。《认罪书》中有一个不雅的意象：冰箱里冷冻的一坨屎。它隐喻人的罪行尽管被强行封冻而变得了无气息，但它毕竟是罪行，迟早会发出臭得让人窒息的气味。这个意象可能会使一贯风雅的正人君子们感到不适，但对于罪感的尤其是那种对于罪恶的呕吐感的形容却不能不说是恰切的。而幽灵的出现，则可能使得这个让人感到不适的比喻以更为让人接受的形象出现，但实质是一样的。

三、怎样讲述他人的故事

在乔叶以往的小说中，叙述的故事多半是关于一个女性情感爱欲的故事。作者讲起这些故事来，也常常显得本色当行、笔墨纷飞。这在《认罪书》中尤其是关于金金形象的叙述中同样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酣畅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以至于故事中的“他者”形象较为暗淡和模糊，往往是作为女性情感爱欲的投射的功能化形象，其自身生活世界的完整性是有所缺失的。但是，这样一种创作症候在《认罪书》被抑制了，这无疑值得肯定。这表明乔叶所拥有的社会经验和人生认知有了较为重要的发展甚或说突破，原来单一依靠个人化经验进行的表述已经不再成为小说的支撑了。乔叶已经开始了“讲述他人的故事”的探索。

五四新文学小说名家郁达夫曾说“小说都是作家个人的自叙传”，这种论断是有一定的指称效力的，尤其是在主体解放的五四新文化语境中。但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布始，新文学一直在顽强地进行从“讲述自己的故事”到“讲述他人的故事”的转变。从新文学内在的话语逻辑来看，“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出现有一个政治上的前提，即平等主义的承诺，尤其是对于底层卑微的他者的尊重。除此之外，如何讲好他者的故事，对于写作者还提出了生活经验和叙事能力的挑战。贯彻“讲述他人的故事”的文化主张的左翼文学传统，从解放区文学到新世纪的底层文学，一直面临着重重的困扰，有些甚至是难以克服的困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分析西方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创作所面临困境时曾遗憾地指出：“如果某种致力于政治观点的小说将会采取的策略是着眼经济和社会中的最高决策层，那么你能前进到何种程度呢？大部分人对现实中的统治阶级的了解目前仍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然而，创造出你没有从内心深处有所感受的人物是极其困难的，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你不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你就没有足够的激情去表现他们。工人阶级只能把工厂作为社会统治秩序的替代来对待。”②雷蒙·威廉斯的论述虽然针对的是西方的具有新左派倾向的文学创作，但对于任何一种对总体性有所追求的文学都是值得思考的。在当下中国的文学场域中，从个人有限的经验出发的创作颇为流行，作品也多是碎片化的社会场景，所反映的现实也多是“最外层”的现实。而试图对时代、社会作整体性思考的创作则因为题材来源的知识化和人物形象的缺乏感受，往往呈现出抽象化的状态，这对于文学创作当然是极为不利的。因而，致力于此的作家们必须要解决理解他者进而成功讲述“他人的故事”的问题。这也诚如小说《认罪书》里所说的：“也许，只有先去真正地理解，才有可能抵达真正的谴责。同样，想要真正地谴责，必须要先去真正地理解。不然，所谓的理解和谴责，都只是表面功夫。”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是这样，对于写作所处理的现实中的人物也是这样。

乔叶的《认罪书》已经表现出了对时代总体性的兴趣，基于个人不断扩大的视野和逐渐丰富的经验，乔叶在《认罪书》中表达的似乎是对“罪与罚”这一整个时代心灵状况的理解。小说是以叙述者的自叙传形式完成的，金金是叙述人，由她而追问出一个又一个叙述人自述自己的故事，小说的结构也得以水到渠成。值得注意的是，以人物自述形式出现的叙事，有效地规避了作者过于强烈的主观干预，这些干预在很多作品中很有可能是潜在的，作者意识不到的。因而人物形象的生长就都显得相当的自然和饱满。以往在乔叶小说中较为模糊的他者形象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切实的改善。一个突出的例证是，不仅金金形象夺人眼球，梁知和梁新等男性形象也塑造得较为成功。当然，这不是说，叙事人对叙述没有干预。事实上，恰恰相反，金金作为后来的叙事者不断地对自述者进行提问，并且在内心里发表看法，并通过作者注的形式进行深度分析和评论。但这是另一回事。作者设置的叙述人的干预首先不同于作者在创作时潜意识的干预，这种干预是为了凸显现实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幽暗，而且也的确没有影响自述者的自我塑形。因而，从整体上说，“讲述他人的故事”这个任务在《认罪书》中是完成得不错的。

《认罪书》设置了一个套盒式的多重叙事结构，以编辑管静为最外层的笼罩性叙述人，金金是内层比较核心的叙述人，既叙述自己，又叙述他人；在叙述他人的一部分里，他人又成了最里层的叙述人。这样的结构说不上巧妙和新鲜，但用在这里，却显得最为妥帖。而且，作者有效地调动和发挥如此结构的长处，尤其是赋予金金这个叙述者以较多的话语权力和叙述能量，不仅使得自我灵魂叩问显得自然，而且使得最里层的叙述人的叙述相互辩驳、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在矛盾冲突中完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存在诸多裂隙的叙事，具有强烈的现实逼近感。值得思考的是，编辑管静这一叙述层面的设置有何深意？在我看来，作者设置这一叙述层面，可能是出于一种退守的考虑，即对于这样的叙事以及叙事背后的总体性追求既没有真实与否的判断，又没有确认、赞同或质疑的能力。的确，在这样一个碎片化、个人化叙事成为根本主导的时代，讲述他人的故事进而讲述时代的总故事实在是过于迂阔和不可思议了。但这种迂阔、这种不可思议可能正是文学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9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雷蒙·威廉斯：《政治与文学》，29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吕东亮，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