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赋
作者简介:曹多勇,一九六二年生,供职于安徽省淮南市文联。先后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刊发表小说若干,作品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选载。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与人合作)获中宣部第十届(二○○三——二○○六年度)“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好日子》获二○○三——二○○四年度安徽文学奖。短篇小说《塌陷区》、《这日子应该平静似水》分别荣获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著有长篇小说《大河湾》、《找活》等。二○○四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
这是神赐的本能,在人类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天然的相互依存性,在每个人身上都产生一种奇妙的归属感。若每个家庭成员都按照神的模式去做,就能真正体会到家庭的安全与温情。
——伊恩和格雷斯·柯林伍德夫妇《家庭手册》
一
夏日里的一个早上,曹老头在淮河滩上割牛草,眼前不远处是一条淮河,身后不远处是一座村子。淮河里一片雾气腾腾的,村子里一片虚幻缥缈的,天地间充满雾气。这里是一处淮河湾,潮气大,湿度浓,每天早上都要下一场深深浅浅的雾,弄得天地间一片混沌,人世间一片模糊。一只不知名字的鸟,在雾天雾地里混淆了时间,天明后依旧熟睡在草窠里。曹老头手里的一把镰刀,“嚓、嚓、嚓”锋利地挥舞过来,惊醒鸟的美梦。这只鸟连滚带爬地往前逃窜,中途摔了好几个大跟头,才恐慌地飞走。
“嘎——,呀——”
一片静天静地中,曹老头同样吓一跳,手里的镰刀扔在脚面前,两条腿一阵虚软,一屁股坐地上。就是这么一惊吓,一跌跤,曹老头暂时从割草的惯性中走出来,两眼呆愣愣地盯瞧着眼前的雾天雾地,竟然觉察出一丝不同往日的异样来。
早该消散的雾气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散呢?
雾气害怕太阳。太阳一出,雾气就没命地四处逃散。哪里潮气大,哪里湿度浓,雾气就往哪里躲藏,就往哪里溃败。河面上,水塘里,低洼处,庄稼间,这些地方的雾气愈聚愈厚,又愈散愈薄。不一会,天地间就一片清清亮亮地不见雾气的踪迹了。此刻,太阳攀升多高了,天地间依旧白茫茫地紧锁一团。这就有点不同往常了。这就有点违背常理了。曹老头突然明白,这些白茫茫的雾气不在天空,不在四周,而在自己的眼睛里。
雾气怎么会躲藏在眼睛里?
曹老头心里一惊,知道一种名叫白内障的病症已经潜伏在眼睛里。曹老头听说过这种眼疾,村里有不少村人得过,轻者点一点眼药水,把一层白内障化解开;重者做手术开刀,把一层白内障摘除掉。曹老头不知道自己眼睛里的白内障现在是轻还是重,是需要点眼药水还是需要开刀。曹老头在心里埋怨自己马虎了、大意了。一连好多天,两只眼都模模糊糊的,很像眼疾上火,觉得眼里沙沙拉拉的不利亮。对付的办法,就是撩褂襟搌一搌眼睛,或者拿一条潮湿的毛巾洗一洗眼睛。没想着经医生,去看一看。直到今天早上眼睛里生起雾气,一片雾天雾地的,不再消散,才想起可能是白内障。
肯定是白内障!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曹老头腰身弯佝,站在河滩地原地不动,努力地仰起头,两眼睁得开开的,大大的,圆圆的,冲着半天空里的太阳,一眨不眨地直盯着。曹老头不怕刺眼的太阳,就是想让太阳晒一晒,照一照,驱散开眼睛里的雾气。一下子,曹老头两眼一白一空一黑,连个白茫茫的太阳都瞧不清楚了。
这一天,曹老头赶紧去了一趟乡卫生院。医生检查一番告诉他,白内障不轻也不重。曹老头赶紧地问医生,这不轻不重的白内障怎么治疗呢?医生说,我先开几瓶眼药水,你回家点一点,把白内障养一养。曹老头听不懂医生说的话,白内障怎么会需要养一养?医生解释说,白内障就像你们家地里种的香瓜,不到成熟的时候摘下来,味道苦,不能吃。养一养白内障,就是候白内障在眼睛里再长一长,成熟了才能开刀做手术。
曹老头问,那需要养多长时间呢?
医生说,白内障长起来快,一前一后两个月差不多。
这时候,曹老头没想到做白内障手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花钱,需要花工夫,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手术风险。更主要的是曹老头住院开刀,还要牵扯到三个儿女谁来出钱、谁来看护他。离开医院的时候,曹老头跟医生说,那我回家先养它个狗日的两个月,才来找你开刀摘除掉。医生说,那你回家候养熟了才过来。
二
曹老头是我父亲。
现在就父亲一个人孤守着老家。我们姐弟三人,姐姐嫁人,我带着老婆孩子生活在城市里,二弟带着老婆和一个男孩在外地打工,二弟跟前一个闺女在城里上学,每个礼拜回一次老家,算是离父亲最近的。父亲年纪七十多岁了,在老家依旧天天不闲着,喂养着两头牛不算,还种着家里的几亩土地。父亲没力气耕种土地,没精力经管土地,只能花钱种地,动步请人去做,犁地花钱请人、撒种花钱请人、收割花钱请人、运输花钱请人,再加上种子钱,化肥钱,农药钱,几亩土地这样子种下来不亏本就算不错了,莫想赚着多少钱。父亲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占着土地,不愿把土地抛荒在那里,或者租给别人种。在父亲的思想里,种地是一户农村人家的根本所在,要是这户人家连土地都不想去种了,那么他们家在村子里也就没必要存在了,或者说也就不是一户农村人家了。眼下村里有许多人家不种土地。他们要么常年在外地打工、做生意,要么就近在家门口做买卖、跑运输。从经济利益上来说,他们真是没必要去操心几亩土地,不如干脆把土地租给别人种,省事又省心。他们人在外地,房屋在村子里,或者他们人在村子里,就是不去种土地,你能说他们就不是大河湾村人?
由于父亲有着上述固定不变的想法,我们姐弟三人,谁个跟他说把土地扔下不种,都是说不通。姐姐生气地说父亲,看你种地能种到八十岁?父亲说,我活着一天就得种一天土地,真到哪天我两眼一闭,两腿一伸,随便你们把几亩土地撂哪里!几亩土地不属于姐姐,也不属于我,要是父亲不在人世,只能丢给二弟。现在村里的年轻人谁会在家里死种土地呀!要是几亩土地落在二弟手上,一准会撂给别人种。
父亲种地粗,喂牛却精细。
父亲一年喂养两头牛。每年年初父亲买回两头小牛犊子,先是喂干草、喂饲料,干草是稻草、黄豆秸、白芋秧,饲料有麦麸子、玉米面、豆腐渣。个把月过后,春草渐渐地绿了,深了,旺了,父亲就开始四处割草了。父亲不去放牛,他身上的力气抗不住牛的力气,他的两条腿跟不上牛的四条腿。父亲割草的地方不固定——围绕着村子有时候能跑几里路远;割什么草不固定——牛喜欢吃什么草、牛吃什么草长膘快他就割什么草;但割草的时间总是固定的——清早出门十点多钟回头,一天一趟;割草的工具总是固定的——骑一辆三轮车,车斗里搁着一把明晃晃的镰刀。父亲人老了,眼花了,耳背了,腰佝了,腿软了。三轮车是他的运载工具,又是他的代步工具。去割草,去下地,去上街,去串门,父亲都离不开三轮车。平路,父亲蹬车。下坡,父亲刹车。上坡,父亲推车。一出家门,行走在路上,父亲就与三轮车合二为一,连成一体。可以这么说,父亲在哪里,三轮车在哪里;三轮车在哪里,父亲在哪里。
两头牛越长越大,父亲一天割一趟牛草就跟不上两头牛的两张牛嘴了。好在这时候,日子早已走进夏季天。夏季天的特点就是气温高,青草疯长得快。一块青草割除一茬,过个十天半个月,青草又长出来。这种天,父亲早上趁着天气凉快,外出村子割一趟牛草,下午太阳偏西,气温略有下降,还得外出村子去割一趟牛草。父亲割草大致有这么三个去处。一处是庄稼地的沟沟边边。这里长草的地方少,长出来的草就少。父亲除非有其他事由拴着,临时来这里割几把青草,临时应付一下牛肚子,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去淮河滩或者塌陷区。淮河滩在淮河边上,那里荒地多,青草多,能骑进去三轮车,能伸展开镰刀。就是有一条不好。村里放牛的往那里放,放羊的也往那里放。一群牛啃过来,一群羊啃过去,都像一台台小型割草机,“嚓、嚓、嚓”,它们啃过的地方能下镰刀的地方就没有了。
父亲割草喜欢去塌陷区。
所谓塌陷区,就是煤矿扒塌陷的所在。塌陷区坑洼不平,不能种庄稼,不能栽树苗,只能积水,只能长草。父亲去那里割草倒是很赶手,就是离家远,最近处也有五里路,单趟去一个小时,割草一个小时,回头一个半小时。这样割一趟牛草最起码要得三四个小时。父亲早上六点多钟去,回头就是十点多钟;下午四点多钟去,回头就要天黑了。
真到秋季天,父亲割草就不用跑这么远的路程,去塌陷区了。村子四周有起花生的人家,父亲去把花生秧拉回来喂牛。村子四周有摘大豆的人家,父亲去把大豆秧拉回来喂牛。村子四周有扒白芋的人家,父亲去把白芋秧拉回来喂牛。村子四周有拔绿豆的人家,父亲去把绿豆秧拉回来喂牛。村里人家很少喂牛、喂羊,他们要这些花生秧、大豆秧、白芋秧、绿豆秧是负担,巴不得父亲骑着三轮车拉回头。花生秧、大豆秧、白芋秧、绿豆秧毕竟不是青草,父亲拉回它们还要上铡刀铡碎了才能喂牛。秋一天一天深,父亲一天一天忙。父亲每天拉回头的花生秧、大豆秧、白芋秧、绿豆秧除去当天喂两头牛之外,多余的还要铺开在路上晾晒干草,预备着冬天里喂牛。
“咔嚓”一声,冬季天就来了。冬季天父亲不用割草、拉草、晒草,只需要把铡刀铡碎的干草塞进牛槽里,只需要把麦麸子、玉米面、豆腐渣加上热水搅拌均匀端在牛嘴前,增加牛的营养,催促两头牛快快地上膘。父亲喂的是一般黄牛,肉牛,菜牛。两头牛喂一年,挨近年根底,黄牛价格涨上来,父亲就把两头牛交给牛行卖掉了。
不知怎么一回事,时下什么行当的买卖方式都改变了,现代化了,国际化了,市场化了,在老家唯有牲畜(牛、马、驴)买卖还传统着,靠着经纪人在买卖双方中间,神秘地比划着手指头交易着。父亲与这个牛经纪相识都有几十年,说是人民公社时期,他就干这个行当,这么一说真有不少年头了。父亲卖牛找这个牛经纪,买小牛犊子依旧找这个牛经纪。这个人总能适时地把父亲养大的牛卖出去,把父亲想要的小牛犊子买过来。牛经纪整天走村串户,谁家有长大的牛,谁家有待售的小牛犊子,他心里最清楚。牛经纪自己不杀牛。宰牛的屠夫手上缺牛跟他说一声,养牛的人家想卖牛跟他说一声,他像个媒婆似的从中间牵上一条红线,买卖双方分别跟他手指头拉着手指头,手上盖着一条毛巾,神秘地比划一番,最后商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一手交钱,一手牵牛,一桩交易就算完成了。
我问父亲,卖一头牛要给牛经纪好多钱?
父亲伸出一个手指头说,一个数。
一个数就是一百块钱。买卖双方各出五十块钱。
有一年春节前,我在老家见过这个牛经纪。这人干干瘦瘦的一把高,年纪比父亲要小好几岁。一进门就大声喊,三哥,我来你家看一看牛。父亲在兄弟间排行老三。这人喊父亲“三哥”,显出不一般的亲热来。父亲招呼他落座、喝水、抽烟,客客气气地说两头牛眼下还不想卖,挨一挨,到年根底卖。离年根底还有半个月,父亲想等牛价再往上涨一涨。牛经纪无事不登三宝殿,上门说看一看牛,其实就是想买牛。背后牛屠夫催要得紧。这一点父亲也是知道的。牛经纪一边嘴上与父亲说着闲散话,一边两眼“叽里咕噜”往牛槽上瞟。人们常说,杀猪的猪知道,宰牛的牛知道。这个牛经纪,我见着他很平常,牛见着他就不平常了。父亲与牛经纪喝茶、抽烟是在堂屋里,牛槽砌在院子中的一处拐角里。两头牛的牛屁股对着堂屋,也就是说牛经纪能瞟见牛槽上的牛,牛却看不见牛经纪。可能是牛经纪身上有一股特殊的气息,一股杀生的气息,一股死亡的气息。牛经纪不经意地瞟上牛几眼,牛槽上的两头牛就狂躁不安了,牛眼凸圆,乱踢乱蹬,恨不能把束缚自己的牛缰绳挣断掉。父亲没见过两头牛这样子,不知道是怎么一个缘由,冲着牛呵斥说,不好生吃草,想挨鞭子吗?牛槽的顶棚上果真悬挂着一根麻绳鞭子,父亲走过去举起鞭子就抽打两头牛。两头牛哪里理会父亲的呵斥,一时半刻的更加狂躁,都像能吃人的猛兽了。牛经纪在堂屋里冲着父亲乐呵呵地笑着说,我来、我来,哪里用得上鞭子呀!牛经纪不要鞭子,不要棍子,伸出一只手,温柔地摸一摸两头牛的耳朵根。牛经纪轻轻地抓一抓,挠一挠,从表面上看,两头牛停息下狂躁,实际上两头牛的八条牛腿却哆哆嗦嗦地一阵阵颤抖开。
父亲不知深浅地说,看来还是你懂得牛。
牛经纪说,对付牛跟对付女人一个道理,哪能动不动使用鞭子呢?
哪里会想到,两头牛经过牛经纪这么一招惹,一连三天不吃不喝,像是阉割掉一般。父亲害怕了,赶紧去找牛经纪要把两头牛卖掉。两头牛价值一万多块钱,要是有个什么闪失,父亲哪能承受住?父亲有意隐瞒两头牛不吃不喝的事实,牛经纪当然知道。
牛经纪故意问,你不是说还喂个十天半个月吗?
父亲说,卖掉省心。
父亲明明知道牛经纪在两头牛身上使了坏招,也不敢说出来。父亲后来跟我说,两头牛早卖十来天,牛的价格没能顶上去,少卖千把块。
牛经纪控制着左右村子的牛市,父亲吃一个闷亏还说不出口。
三
这一天,姐姐为了去看父亲与父亲争吵起来。
姐姐家离老家十来里路远,坐上公共汽车,再转乘一趟三轮车,半个多小时就能到家门口。这天姐姐去看父亲,家里大门紧闭,上面锁着一把大锁。父亲不在家,显然去村外割草没有回头。回家进不了家,这种事我以前遇见过,姐姐以前也遇见过。父亲割草没个确定的地点,去村外找不定能找到,唯一的办法就是坐在家门口等候着。要是往日,父亲清早割草走得早,十点多钟就会回头。这天清早父亲出门迟,又加上拐一趟街市买一点吃的喝的一起带着,回家已经超过晌午十二点钟。姐姐坐在家门口,越坐越急,脸色越来越难看,眼泪一串串往下掉,心里憋满委屈与愤怒。姐姐见着父亲,没跟他说上一句话,却“哇啦”一声哭起来。
姐姐说自己,我回家进不了这个家门,下次不回这个家照(行)了吧?
姐姐说父亲,你整天只知道没白没黑地伺候牛,你自己吃吃不到嘴、喝喝不到嘴,你望望你过的是个什么日子呀?
姐姐说完这么两句话,抬身就往自己家回。父亲一看慌张起来,自己没力气去拦阻,喊邻居过来劝说姐姐。这时候父亲想起四叔,赶紧去四叔家喊四叔。四叔家离我家只隔四五排房屋远。父亲佝着腰身,两只手划水似的乱甩拉,去得快,回得快。半道上四叔一边伸手拦住姐姐不让她走,一边埋怨姐姐为什么不去他那边。四叔说,我这半天哪里都没去,你去我那还能缺你吃喝吗?
闺女跟儿子不一样,我回家是回自己家,想在家中待一会就待一会,不想待一拍屁股就走人。闺女就不一样了,姐姐回家是回娘家,是走亲戚,没进家门,一抬腿走人,左邻右舍会说闲话不说,姐姐跟父亲闹僵,利害就大了。毕竟母亲不在了。毕竟家里就父亲一个人。
姐姐给四叔面子,去四叔家,父亲跟着一起去。
真要姐姐把心里话说出来,并不只是进不了家门这么一件小事情。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父亲喂牛为什么?要是为他自己,不喂牛,或者喂一头牛就可以了,没必要一下喂两头牛,一年到头没白没黑地忙、忙、忙。忙来忙去,还不是为了二弟一家子。更确切地说,还不是为了二弟跟前的闺女有学上、有书念。二弟没能力供养跟前的闺女上学,父亲要是不撑劲,孩子上不起学,早辍学回家或跟着她的老子娘一起去外地打工了。二弟跟前的闺女想上学,父亲想让这个孙女有个好一点的将来,好一点的出路,就用他弯佝的身躯坚持着,支撑着这个家。
前些年,二弟跟前的闺女上小学是在村子里上的(那时候二弟跟二弟媳妇还没有去外地打工),一年费用显得没多少,家中经济也不显得多么吃紧。后来二弟跟前的闺女上初中、上高中是在城里上的,学杂费,书本费,吃饭,住宿,那一年都得好几千块钱吧。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初中义务教育阶段二弟跟前的闺女没赶上,学杂费、书本费按学期给,吃饭、住宿按月给。父亲嘴上打掩护说这些费用都是二弟从外地邮寄回来的。实际上,我跟姐姐心里都明白,这些费用全部都是父亲一手拿出的。父亲光靠喂养两头牛,一年赚个三千五千的也顾不上他与二弟跟前的闺女的费用,一年一年贴补着的还有煤矿赔付的青苗费。家里的几亩土地紧挨着一家国有大煤矿,土地下面的煤炭被扒空,土地表面就渐渐地塌陷。不知道煤矿根据国家的哪一条法律法规,塌陷的这些土地不是一次性赔付钱,而是一年赔付一次青苗费,一亩土地一年赔付三四百块钱。开头土地塌陷不明显,土地歉收不明显,村民一年拿一次青苗费,一个个脸上笑眯眯的,像是手上的钱是弯腰白捡的。后来土地塌陷得影响种庄稼。再后来有些土地塌陷成水塘,不说不能种庄稼,水底坑洼不平整,养个藕、养个鱼都不能。具体到我们家一共九亩土地,水塘占三亩,还能种庄稼的有六亩。其中三亩是归属在姐姐名下的。姐姐结婚没有把户口迁移到婆家,原本就有一亩半土地。那一年村里重新划分土地,姐姐家的两个外甥又占一亩半土地。这一亩半土地,是当年按照我的名头分下的。我上大学离开村子,父亲拦着姐姐的户口不让迁移,其目的就是为了永远占有这三亩土地。这就是说,煤矿赔付的青苗费有三分之一应该归于姐姐。可父亲从来没给过姐姐一分钱。姐姐心里想着钱,嘴上不好意思说要钱,就有点别扭,就有点憋屈。
我跟父亲说,多少给姐姐一点钱,转一转弯子,磨一磨面子。
父亲说,这些钱留我买东西吃,我一分钱不给她。
父亲独揽青苗费真的一个人买东西吃掉了,姐姐不会说什么,心里也不会感到别扭与憋屈。明明青苗费贴给二弟跟前的闺女上学了嘛。这样一来,虽说是家事,情况变得就有点复杂起来。姐姐家那一边,姐姐不好跟姐夫交代。我家这一边,我不好跟妻子交代。妻子说,父亲手上的钱能贴补给二弟跟前的闺女上学,我们家闺女上学怎么能一分钱不给,两个孙女一碗水端不平吗?妻子见我不搭话茬,更难听地说,二弟是父亲亲生的,难道你是父亲抱养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孰是孰非,谁能说清楚。
这一天,姐姐当着四叔面没有说出上述这些心里话。这些话姐姐想说,也是说不出口。
姐姐跟四叔拐一个弯子说,全大河湾村有七十多岁的老头还种地的吗?全大河湾村有七十多岁的老头还喂牛的吗?
村子里确实没有。
姐姐当面说父亲,你说你舍不得丢下几亩地,请人种也就种了,你还能喂养牛,一下子还喂养两头牛?你看看你瘦得风一吹,哪还能站住脚跟,你看看你腰佝的,伸手就能够着地。
姐姐心疼父亲倒是真心的。父亲整天忙着两头牛,没时间照顾自己,饥一顿饱一顿,吃不均匀,喝不匀溜,身体越来越消瘦,腰身越来越弯佝,要是不骑三轮车,走路都困难。
姐姐说,这样的大夏天,你一个人去廖天地里割草,哪天头一昏倒在草窠里,死掉都没人知道,臭掉都没人知道,生蛆都没人知道。你说要是这样子,你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管不问了,我们做下人的不挨村人嚼(骂)吗?
不能说姐姐说的没有道理。这也是我始终担心的。
父亲辩解说,败事(没事)的,我身子骨硬朗着呢,你说我整天任啥事不干,还能就坐在家里等死吗?
姐姐说话绕开最核心的问题,父亲说话绕开最核心的问题。四叔说话不绕弯子,直奔核心问题而去。
四叔说,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二孩子家的闺女上学,谁家老人不巴着下人好?
四叔说的“他”是指父亲,“二孩子”是指二弟。我们家的家事,四叔清楚。父亲心里有什么想法,不隐瞒四叔。他俩毕竟是亲兄弟。
四叔说,说来说去,不是二孩子瓤一点、哝叽一点吗?
瓤一点、哝叽一点,是当地土话,意思是能力上、经济上差一点。四叔说二弟瓤一点、哝叽一点,是把二弟跟我与姐姐相比较。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家吃喝有保障。姐夫下乡镇小煤窑,一家吃喝也不愁。更主要的是,我跟前就一个闺女,一家大人孩子生活在城里,什么事都不用父亲操心,父亲想操心也操不上。姐姐跟前的两个孩子都大了,各自在外地打工,也都不用姐姐、姐夫操心。二弟跟前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些年来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土地没有分开,房屋没有分开,经济没有分开。几亩土地,父亲操心着;孩子上学,父亲操心着。二弟结婚生子,一个家还是父亲当着,还是父亲说话算数。就像中国的许多传统家庭一样,父亲活着一天,二弟和二弟媳就一天不可能长大。
父亲说,他俩小,遇事知道个什么呀?这个家丢给他俩当,他俩能当好?
“他俩”指二弟跟二弟媳妇俩。
姐姐与父亲争吵一场,爷俩各自气一场。姐姐一走,父亲割草喂牛的生活照旧老样子。远在千里之外的二弟跟二弟媳妇没有改变,家庭的基本现状没有改变,父亲一个人怎么能去改变呢?
四
父亲性格傲强,遇事敢做敢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土地刚分到一家一户,父亲就买回一条破船,在淮河里跑煤炭生意。涡河是淮河的一条支流,父亲就沿着这条河流把煤炭卖给那里烧瓦盆的人家。船很小,单条桅帆,装载量不足十吨,一趟来回得个把月左右。那时候姐姐还没有出嫁,我上高中,二弟上小学,一条船就是父亲、姐姐两个人在上面。顺风顺流靠着一条帆,船能走得动;逆风逆流,他俩一个人在船上掌舵,一个人在岸上拉纤。买呀卖的父亲当家,洗呀涮呀姐姐当家。而后姐姐出嫁,父亲一个人不能使船,雇一个邻居帮着跑船。原本使船做生意周期长,就不是一个赚钱的买卖,雇人管吃管喝,付给工钱,就不划算了。父亲干脆卖掉破船,买一辆拖拉机往附近跑运输。
父亲使用船做生意,在村子里算早的,买拖拉机跑运输在村子里同样算早的。
说起父亲也算是个特殊人物,在淮河岸边长大,跟淮河水打一辈子交道,就是不会凫水,是个彻头彻尾的旱鸭子。使船做生意,船上只有他爷俩,父亲不会水,万一掉河里,姐姐救不上来怎么办?父亲不会水,是天生害怕水,与水不亲近,手脚一沾水就僵硬,像是夏天的淮河水也能结成冰。姐姐,一个女孩子家,小时候下水机会少,不会凫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几年姐姐跟着父亲使船,长成一个大姑娘,母亲硬是逼着她学凫水。母亲说,爷俩没一个会水的,去使谁家的船?白天女孩子家不好下水,晚黑母亲陪着姐姐偷偷地下河里。出家门不远就是一条淮河。淮河“哗啦啦”地流淌着,母亲站在岸上默不作声,看着姐姐在浅水里学凫水。父亲笨拙,姐姐灵便,学几个晚上就学会“打扑通”。打扑通就是脸朝水,两只脚使劲地拍打水,算是最蠢笨的一种凫水方法。母亲不管打扑通蠢笨不蠢笨,姐姐会打扑通,万一掉水里就不会往下沉,父亲万一掉水里,姐姐好伸手帮一帮,救一救。其实母亲也知道,一个使船人偶尔掉水里是常事。这叫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一个人掉水里能不能上得来,会不会被淹死,不只看这个人是否会水,还要看什么样的水流,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状态。水流大与水流小不一样吧?夏天与冬天不一样吧?身体好与身体差不一样吧?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算姐姐学会凫水,她瘦瘦弱弱的一个女孩子,能救得起父亲这样一个大男人吗?母亲不去理性地分析这些事实。姐姐学会凫水,母亲心里踏实一点,安稳一点。别的不说,姐姐自己该多一分安全保障吧?实践证明,母亲的做法是对的。使船几年间,父亲一次水没落,姐姐倒是落水好几次。老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父亲不会凫水,平常格外地多加一分小心。姐姐学会凫水,一不小心掉水里,再一不小心还是掉水里。一年腊月天,父亲在船上掌舵,姐姐在船上撑篙。篙插河泥里,一下子没能拔出来,“扑通”一声,篙把姐姐别水里。河水不算深,岸上积着雪,河里结着冰,姐姐吃吃哈哈地爬上船,一身水,一身冰,一身泥,一身寒,躲在船舱里烤半天火,还是发烧感冒半个月。隔年春天,姐姐出嫁。这一年,姐姐已经二十七岁了。
父亲买一辆拖拉机做生意不会开。父亲怵水,不怵拖拉机。在一片麦场上,父亲像驯服一头犟驴似的,两手把握着方向盘,就是不撒手,就是不松劲。白天开,晚上开,一天一夜过去,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开始上路跑运输。使船做生意一个人做不了,开拖拉机做生意一个人还是做不了。那时候,我高中毕业考上大学,二弟上初中,母亲跟着父亲一起跑运输。隔些年,二弟考大学没考上,回家替换母亲,跟着父亲跑几趟生意,一分苦吃不下来,又把跟车的差事交还给母亲。二弟身体消薄,起早贪黑受不了,颠颠簸簸受不了,风吹日晒受不了。母亲身体也不好,二弟受不了,她受不了也得受。从这个时候起,父亲就明白这么一个基本事实,他开拖拉机的班,二弟接不上也不愿意接。父亲开车,母亲跟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母亲死。
几年后二弟娶妻生子,他们两口子能够经管家里的几亩土地就算不错了。老的干重活,小的干轻活,父母不好说话,我跟姐姐也不好说话。二弟不能跟车,总不能让二弟媳妇跟车吧。二弟跟二弟媳妇也想自己做点事情。他俩在家里开过商店,半年下来没见挣着多少钱,左邻右舍倒是欠下不少账。他俩去菜市场贩过青菜,不知赚着钱、没赚着钱,一共干十天半个月停下来。有一年冬天,两口子还贩卖过线衣、线裤什么的冬衣。事先不去考察市场,草率地从蚌埠买回几大麻袋劣质的线衣、线裤。一个冬天过去,剩下的比卖出的多。进的货,退不掉。剩货堆在家里,一堆好多年,发霉生虫,父亲看着心里窝堵,有一天趁着天黑,拉出村子,挖一个大坑埋掉了。
二弟跟二弟媳妇还做过这么一件事情——种塑料大棚草莓。
从家里的几亩地拣一块好的,划出一亩,买竹竿,买塑料薄膜,买草莓秧苗,一下子投入好几千块钱。二弟跟二弟媳妇做这件事,父亲是支持的,我跟姐姐也是支持的。二弟有文化,能看懂温室大棚种植方面的书籍,去乡科技站跟科技员能说通话。像是种塑料大棚草莓,原本就该二弟这种高中生所为。乡科技站的科技员愿意不定期下来指导,说种塑料大棚草莓不是什么难技术,其他村子有种的,收益很不错。一亩土地的塑料大棚搭起来,栽上草莓秧苗,浇水施肥,两个月后草莓开始开花,开始结果,可渐渐地问题也暴露出来。草莓开花没有别人家开的多,结果也没有别人家结的多。这么去说吧,一样的塑料大棚,一样的草莓秧苗,一样的种植方法,别人家的一棵草莓上开十朵花,结十只果,二弟家的只能开三朵花,结三只果,而且开花没别人家开得艳,结果没别人家结得大。问题出在哪里呢?二弟跟二弟媳妇不知道,乡科技员也不知道。二弟跟二弟媳妇不知道,是因为他俩没知识、没经验。乡科技员不知道,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个乡科技员姓侯,是个踏实做事的人,让二弟在塑料大棚里架上一张临时床铺,说是要在里边睡一夜。二弟不明白侯技术员的用意,这人说我要在夜里测量塑料大棚的温度。
侯技术员在塑料大棚住一夜,真把问题查出来。
问题不出在塑料大棚上,不出在草莓秧苗上,不出在种植方法上,最终问题出在土地上。一句话,土地塌陷,保不住温度。白天,塑料大棚里的温度跟别人家的差不多。太阳落山,地温迅速失散,侯技术员拿温度计一测量,上半夜比别人家的相差五六度,下半夜比别人家的相差上十度。就是这每天晚上相差的温度,造成草莓开花少,结果小。土地塌陷,地温散失,没办法遏制,二弟和二弟媳妇只好放弃种植塑料大棚草莓。
第二年二弟就去浙江余姚打工了。
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二弟这些年一直窝在家里,从主观上来说,手上没有一技之长,外出打工不知道干些什么好。二弟虽说高中毕业,所学数理化没一样是使用性的东西。别人有体力能做粗壮工,他有体力也不会干。别人有技术能做轻巧活,他想学技术不知道去哪里学。高不成,低不就,说的就是二弟这种人。二弟是个生活在幻想中的人,思想大于行动,凡事在家中想一想可以,出门去行动就困难了。这一次,二弟是去浙江余姚的一所农民工学校教书。学校是一个拐弯亲戚办的,工作性质比较适合二弟。算是二弟头一次外出打工。
这时候,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都在城里上初中。闺女大一岁,男孩小一岁,二弟媳妇带着两个孩子在城里租房屋住。
这时候,父亲丢下拖拉机,年逾七十岁,实在干不动了。也就是从这一年起,父亲在家里喂养起两头牛。
又两年,二弟转到浙江金华那边的一所农民工学校教书。二弟跟前的闺女上高中,男孩成绩差,不想上高中。二弟媳妇带着男孩一块去浙江金华。二弟媳妇去那里打工,二弟安排男孩在那边上一所技校。从此,家里空空落落地只剩下父亲一个人,还有父亲喂养的两头牛。
五
两个月过去,父亲眼睛里的白内障“养熟”了。
一个礼拜天,我回家才知道这件事情。父亲说,你回城里联系一家医院,我去摘掉它。父亲说话的一副轻松口气,真像去自家瓜地里摘掉一个成熟的香瓜。也难怪,父亲从来没有住过医院,平常有个头疼脑热的,在村医生那里吃一吃药、打一打针就过去了。我跟父亲说,开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回头问一问再说吧。两个月时间过去,父亲依旧不习惯白内障,说眼睛里整天雾气腾腾的,瞧看什么东西都马马虎虎的不清亮。父亲扒开眼睛让我看他“养熟”的白内障。眼睛里一片白花花的,有点像烂鱼肠子附着在眼球上面。父亲点了不少眼药水,把一只只空出来的瓶子拿给我看,说你看看我点的都是些什么眼药水?父亲不识字,只知道按照医生的吩咐去点眼药水,不知道这些眼药水有个什么用处。一共三个品种,一种消炎的,两种治疗的。父亲问,你看这些是不是好眼药水?我也不懂得这些眼药水,问,贵不贵?父亲说,贵,花掉几百块钱了。我不相信地问,怎么点这么多瓶眼药水呀?父亲说,医生说一样眼药水一天点三回,我点四回;医生说一样眼药水一回点一滴,我点两滴。我吃惊地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呢?父亲说,我想让它熟快一点、熟透一点。我说,不按医生说的乱点眼药水,是要出毛病的。父亲不当一回事地说,种地多撒一把化肥,还能把地种坏了?喂牛多抓一把嫩草,还能把牛喂坏了?
父亲总是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去看待人世间的万事万物。
再比如,父亲寻找眼睛得白内障的原因也这样。村子里从前得白内障的村人很少,现在得白内障的村人很多。有老年人,有中年人,有年轻人。经过父亲细心排查、缜密分析得出这么一条基本结论——村子里得白内障的这些村人或多或少地都与煤炭打过交道。有下小煤窑扒煤炭的村人,有家住小煤窑附近的村人,有使用拖拉机运输煤炭的村人,这些人一连多年与煤炭打交道,有多少煤炭粉尘落在眼睛里谁也说不清楚。父亲认为白内障就是煤炭粉尘淤积在眼睛里造成的。
父亲这么认定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我不知道。
我回家跟妻子一说父亲需要开刀的事情。妻子马上向我提出这么两个实质性问题,一个是父亲住院谁看护,另外一个是父亲住院谁花钱。妻子提出这么两个实质性问题后,马上提出解决的办法,花钱我们姐弟三家各自承担一份,看护我们姐弟三家各自承担一天。说实话,我回家跟父亲说这事,根本没把问题想得这么细。父亲住院,我们姐弟三家都应该出钱,都应该看护。现在的问题是,姐姐家的青苗费,父亲一分钱不给,现在住院父亲好张嘴去要吗?姐姐、姐夫愿意给吗?再说二弟能从外地回来吗?二弟手上有这笔钱吗?先不说姐姐、二弟两家最后情况怎么样,就是我们家,既然妻子早早地提出这么两个实质性问题,我就不可能大包大揽着——父亲住院我们一家看护,我们一家花钱。当即我在心里就拿定一个主意,给父亲联系医院,尽可能地离老家近,尽可能地离姐姐家近,就是不能离我家近。
一个做儿子的责任就这么在父亲还没有住院之前就懈怠开。
说起来,我算是村子里头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虽说考的是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但也是经过一番努力的,很不容易了。父母不懂得什么是师范专科不专科,问我将来毕业做什么?我说,分配到学校当老师。父母的眼神一下子就暗淡了。在父母的心目中,老师不是一种什么好职业。村里有一所小学校,不说民办老师,就是国家正式教师,连个村干部都不如。那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济还没有放开搞活,父母不可能看清未来的大趋势,就那时的社会现状,父母希望我将来能混个一官半职的,支撑家里的门面子,应该说他们的想法没有错。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人类一代一代都是这么过来的。
转眼三年师专毕业,我被分配到一家企业教育科,给职工补习文化课。说是被分配,其实我主动做了挑选的。我选择企业有两个目的,一是有改行不当老师的机会,二是企业相对学校工资高一点,此外按月还多少有点奖金。四年后,我调厂党委宣传部做了一名干事,离开教师岗位,从此跟文字打上交道。应该说我的一部分目的达到了。按理说,我在党政部门工作,提拔的机会多,升迁的速度快。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家老厂,各种关系千头万绪,各派利益相互制衡。我是个靠帮派靠不上的人,不去走动关系,不去吃吃喝喝。读闲书、写小说是我唯一的业余爱好与生活情趣。
时间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国有企业开始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工资驻足不前涨不上去不说,还一个月拖拉一个月按时发不出。这时候,父母在家里跑拖拉机做生意红红火火的。父亲说,要不你干脆回家来跟着我一起做生意吧。父亲说的做生意,就是跟着他一起使用拖拉机跑煤炭生意。当年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我好不容易挤过来,现在重新回到农村可能吗?这期间我差一点下海去一家房地产报纸。这是一张民营报纸,挂靠着某个政府部门。它的任务就是为主人多赚钱。我去后的任务就是为报纸多赚钱。当然也是为我自己多赚钱。就像我不可能扔下城市回农村一样,我也不可能扔下一份固定工作,去一家什么都不是的单位。你是干部身份,还是工人身份?你是正式工作,还是临时工作?那时候分得很清楚。我生活其中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
我在宣传部工作的第九个年头,总算被提拔为副科级的厂党委秘书。这时候企业早已朝不保夕、摇摇欲坠了。我整天跟着厂领导忙着转轨改制,忙着破产重组。每天报纸、电视上都宣传某某某企业改制后经济效益就上去了。其实谁的心里都明白,企业只有早改早死、迟改迟死一条路。就是这种时候,我暗自下定决心,离开企业,重新找饭碗,挣钱养活老婆孩子。企业破产前一年,我调进市文联,算是“读闲书、写小说”成就了我。
从表面上看,在市文联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了解文联性质的人都知道,在当下这算个什么单位呀,除去一份工资,一张破桌子,一把破椅子,其余什么都没有。同是在文化部门工作,不能跟书画家相比,不能跟摄影家相比,更不能跟唱歌的、跳舞的相比。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宣传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开车送来的肯定是歌唱家、舞蹈家,自己开车来的肯定是书画家,骑摩托车来的肯定是摄影家,骑脚踏车来的肯定是作家。在地方当作家,写出来的稿子没地方发,发出来的稿子不值钱。当下是经济社会,经济收入决定了你在当下社会的位置。所谓作家的地位就不言而喻了。
转眼进市文联已有十年。离老家四十里路不算远,却越来越少回去。在我心里始终隐隐地愧对着父亲,愧对着老家。
六
手术前,父亲在医院做了几项基础检查。血压、心脏、肝功、眼压等。这是一家煤矿医院,白内障手术是跟别人合作的一个项目。不是随到随做,而是一批一批地做。名义上是跟上海一家医院合作,知道内情的人说其实就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原先就是这家医院的眼科医生,后来去上海专门做白内障手术,一转脸变成合作对象。不算手术前的检查费用,单是手术费就得四千块钱。父亲牙疼似的直吸溜嘴,嫌贵,说村里某某某在一家小医院开白内障只花一千多块钱。费用贵在合作上,还贵在人造晶体上。进口晶体与国内晶体,相差一半价格。小医院使用的是国内晶体,大医院使用的是进口晶体。我劝父亲在大医院做手术,一是手术有保障,二是使用进口晶体手术效果好。我害怕父亲手术有闪失。万一父亲眼睛做瞎了,生活不能自理,谁能在家照顾他?这千把块钱决不能节省。临近手术日期,我与父亲协商,快点打电话让二弟回来。
父亲说,我不住院。
我问,不住院怎么开刀?
父亲说,我问过医生,人家说可以不住院。
住院费用是另外结算的。说白了,父亲舍不得花更多的钱。
我不放心,去医院咨询医生。医生说,手术就半个小时,不住院回家前后打三天消炎针,三天后来医院做一次检查就行了。我问,做一个手术就这么简单?医生说,做白内障手术没什么复杂的。结果父亲做白内障手术就是没住院。我跟姐姐陪着父亲在医院做完手术,我们三人打一辆车来到姐姐家。父亲手术后的右眼捂着一块白纱布,模样有些奇奇怪怪的。医生吩咐父亲不能低头走路,防止晶体从眼眶脱落下来。上车下车我架着父亲,他把头扛得高高的。父亲头一次开刀做手术,心里有些胆怯害怕,手术前很紧张,手术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松缓下来。
我问,疼不疼?
父亲说,疼。
顷刻,眼泪从父亲的左眼滚落出来。
我问,是麻药过去了吧?
父亲说,麻药没过去也疼。
做手术哪有不疼的。我后悔问父亲这种话。
晌午饭是在姐姐家吃的。饭后赶紧在姐姐家附近的一家小诊所给父亲打消炎针。按照我跟姐姐的商定,父亲手术后的这三天就在姐姐家吃住。父亲做手术,妻子最终提出只给一千块钱费用。她的想法是我们家出一千块钱,二弟跟姐姐家各出一千块钱,剩下来的一千块钱父亲自己负担。我知道姐姐是不会出一千块钱的,二弟也是不会出一千块钱的。二弟不出钱是因为经济跟父亲裹在一起没分开,姐姐不出钱是因为上面我说的土地青苗费。妻子说,这些我们不用去管,姐姐跟二弟两家不出钱,这剩下来的三千块钱父亲一个人出。
姐姐家不出钱,父亲在那里住三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协商这件事的时候,姐姐没说不同意,父亲也没说不同意。没候父亲打完吊水我就从姐姐家回来。当天晚上,我打电话去姐姐家想问一问父亲的具体情况。哪想到父亲打过针水的当天晚上就回家去了。姐姐说,他放心不下两头牛,回去了。父亲把家里的两头牛交给四叔,四叔代替他喂养两天不会有问题。我明白父亲在心里不想吃住在姐姐家。我问姐姐,父亲是怎么回去的?姐姐说,我送他到车站,他自己坐车回去的。我在心里埋怨姐姐不去尽心尽力,嘴上却说不出半句埋怨话。难道我自己尽心尽力了吗?我怎么好去说姐姐呢?
隔天一早我回一趟老家。出门前与妻子吵一架。妻子说,父亲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都孝顺,父亲才能有福气,现在光你一个人孝顺有个什么屁用?不能说妻子说得没有一点道理。父亲做手术,二弟应该回来,姐姐也不应该不拦住父亲回家。父亲这么跑回家,不说别的,万一晶体从眼眶里脱落下来可就麻烦大了。毕竟父亲是个刚做手术的病人,应该住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我们姐弟三人轮流在一旁伺候着。父亲饿了,有儿女把饭端过去;父亲渴了,有儿女把水递上去。现在父亲一个人跑回家。家里除去空空的四间房屋,两头牛,谁去烧饭给父亲吃,谁去端水给父亲喝?我一路急赶急地往家回,一路不断地自责着自己。
父亲不在家,竟然下地割草去了。
父亲还能去割草?我一听头脑就炸开,“嗡、嗡、嗡”不停眩晕着。父亲怎么会这样呀?邻居说父亲昨天回家,从外面买回一斤馓子,从他们家要过一瓶开水,就这么开水泡馓子吃一顿。四叔说家里的两头牛被父亲娇惯坏掉了,干草不爱吃,昨天半饥半饱饿一天,今天父亲要是不去割草还得这样子。两头牛挨着饿,父亲看不下去,一大早就下地去了。
我去找父亲。听村人说,父亲就在村子西头的一片空地里割草。我气鼓鼓地找去,见着他我肯定要质问,是两头牛重要,还是他的眼睛重要?远远地瞧见父亲的三轮车停放在路边上,一条洼沟里蹲着割草的父亲。四周都是田地,四周都是庄稼,四周都是绿色,只有父亲一个小小的黑黑的身子点缀在其中。父亲手握镰刀挥舞的幅度不算很大,能看出父亲很小心,很克制。我远远地站着,没有即刻走过去。面对眼前的父亲,我心里的一股气松下来,我没有资格去说父亲。
三天后,妻子、闺女跟我一起去医院看父亲。父亲需要去住院部接受医生的检查。病房里住着十几位与父亲同一批做手术的白内障病人。他们都是煤矿上的退休职工,手上有职工医疗保险,手术费、住院费能报销一大半。这批人当中,父亲是唯一不住院手术的,费用不能报销的。我们去得早,父亲去得迟。候父亲从老家赶到医院,医生已经检查好一多半病人。所谓检查就是拆除纱布,查一下视力情况,再往眼睛里注射一针药物。这样,病人的手术就算告一段落了。余下的就是自己点眼药,自我养护了。见着父亲我问他眼睛情况怎么样。他悄悄地告诉我,手术后的视力很好。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神秘地告诉我说,今天早上我在家偷偷地摘掉纱布,这只右眼清清亮亮地能看多远呢。看着父亲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我的心里略微染上一丝欣慰。
父亲语气坚定地说,花这四千块钱值。
父亲不住院,后续治疗的眼药水从外面药房里买比从医院里买便宜。办理好这些事,妻子给父亲买一把香蕉、两袋奶粉,父亲手上提着就回家了。
这一天,姐姐也来到医院,与父亲一块走的。姐姐家与老家是同一个方向。我没有送父亲回家,姐姐也不会。二弟知道父亲做白内障手术,自始至终没打来一个电话。车子开走了,我使劲地盯着车子,车屁股在我眼里颠呀晃呀的。我两眼潮湿,生满雾气,看不清车子上的父亲。
七
老家的四间瓦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盖的。正好那一年村里住家的地方被煤矿扒塌陷,大河湾村要全部拆迁,另外规划住处,另外盖房屋。我们家重新分到四间房屋的宅基地,就盖上四间瓦房。这在那时候算是好房屋。村里人家盖的也都是瓦房,我家的四间瓦房却比别人家盖的宽两尺,地基打得也深两尺。瓦房盖得宽,别人能看见;地基打得深,别人看不见。父亲这么做是有长远打算的。哪一天手上攒够钱,想盖两层楼房,只要把瓦房的顶子一推,直接往上加盖一层就可以了。地基的深度够,房屋的宽度够,先是使船做着生意,后是开拖拉机做着生意,眼看着盖楼房也就是三年五年的事,哪想到一拖拖了二十几年,至现在老家的四间瓦房还是四间瓦房,不但没能长高长大变成楼房,反倒更加地破旧矮小了。倒是四周的邻居家先后盖起楼房,一家比一家样式新颖,一家比一家色泽光鲜。要是从半空中俯视,老家的住处就像四周楼房环抱着的一处四方天井,阴暗潮湿,破落不堪。
父亲有过几次盖楼房的机会。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候父亲做生意家里有一定的积蓄,更主要的是那时候建筑材料便宜。粗略匡算一下,两层楼房加盖起来,钢筋、水泥、砖块,加上人工费用,不足两万块钱。那一年,二弟高考没考上,复读几天丢下来,一份学习的苦吃不下来,就等于放弃走高考这条路的一线希望。很快地,父母张罗着在家里给二弟安排一门亲事,双方同意,很快就操办结婚。最起码有一半盖楼房的钱,被二弟成家花掉了。再一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候建材物价翻上一番,加一层楼房差不多得要四万块钱了。就在父亲准备盖楼房的时候,母亲突然去世。母亲一死,花去一部分钱不说,更主要的是改变了父亲的治家思路。父亲是个傲强的人,是个不服输的人,压一压,挤一挤,他反倒更倔强。母亲一死,没人跟车,父亲一个人开拖拉机做生意都成问题,不料却花钱买回一辆农用汽车。这样做生意一次装运量更大,跑起来速度也更快。二弟依旧不愿意开车,不愿意跟车,汽车不是拖拉机,父亲没有驾驶执照,想开开不了。再说那时候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想取得驾驶执照更是不可能。父亲就让四叔家的小儿子,帮着开车做生意。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父亲与四叔家的小儿子是合伙做生意,还是付工资。父亲做这些事情一贯独断专行,买农用汽车不跟我们姐弟三人商量,我回家问一些事情,他也支支吾吾不愿说。这些年父亲做生意挣多少钱,我不知道。现在父亲手里还有多少余款,我更是不知道。
使用农用汽车做生意不到一年,父亲把生意停下来。
那一年国内经济逆转直下很快,一下子全国经济萧条下来。父亲送煤炭主要去几家砖瓦窑上,窑厂停下来,父亲手上抓着一大把烂账。卖掉农用汽车,拆掉的价格恐怕连一年生意赚的钱都倒贴进去了。这么一段时间,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东跑一头、西跑一头去要账。这时候,父亲要是把手里的钱一把投到盖房屋上面,两层楼房照样能够盖起来。父亲还是没有盖。父亲清楚他年岁大了,不可能再做生意。做生意剩下来的钱维持一家老小的一日三餐,显然要比盖楼房重要得多。入不敷出,这将是今后家中的大趋势,父亲早早地看清楚。父亲跟二弟说,要盖楼房赶明你盖吧,看来我是没这个能力把楼房盖起来了。父亲把这个愿望转嫁给二弟也知道多半是一场空。二弟若有这个能力,早把楼房盖起来。此时,加一层楼房的价格已经涨到六万块钱了。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二弟跟二弟媳妇尝试着在家里开商店、卖衣服、种塑料大棚草莓。开商店赔钱,卖衣服赔钱,种草莓赔钱更多。二弟跟二弟媳妇只好先后离开家,远远地去浙江打工。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父亲开始在家里喂牛。父亲不愿闲在家里,也不能闲在家里,找来找去,找到喂牛这条门路。父亲喂牛的目的就是力所能及地挣钱,就是为了把二弟跟前的闺女送进大学里。可在父亲的心里却始终丢不下盖楼房。
父亲跟村人说,要说住楼房,我家的大孩子早住楼房了。
父亲说的“我家的大孩子”就是我。我家住在城里的一座六层楼上。村里谁家的楼房也没有这么高。
父亲跟村人说,我家的大孙女已经考上大学了,我家的二孙女要是再考上大学的话,你们说不比盖一座楼房强?
我家的闺女算是父亲的大孙女,二弟跟前的闺女算是父亲的二孙女。现在父亲的愿望就是二孙女能够顺利地考上大学。在大河湾村,发家致富的人家多得是,盖楼房的人家多得是,就是没几户人家出大学生。
父亲跟村人说,一张大学毕业证该值二十万吧,你们家就是有二十万块钱说不定还买不来一张大学毕业证呢!
父亲说的这些都是实话,可这些实话依旧替代不了老家的楼房。
有一次,父亲跟我说起他做过的一个梦。在梦里家里的楼房盖起来,比别人家盖得宽,比别人家盖得高。
父亲问我说,你猜盖楼房的钱是谁个挣来的?
我说,是你自己挣来的,除去你还有谁?
父亲说,我这么老哪还能挣着这么些钱呀。
现在盖一座两层楼房,少说要八万块钱吧。
父亲说,是三个孙子、孙女挣回来的钱,在梦里他们一个个都长大了,一个比一个工作好,一个比一个挣钱多,莫说盖一座两层小楼,就是盖一座十层八层大楼他们也能盖得起!
梦是一个好梦。可我听后心里却发酸。
八
二弟跟前的闺女,隔代遗传了父亲的傲强、不服输劲头,认准学习一条路,下死力地用心用力用功,不考上大学,决不肯罢休。她单个人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屋,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与学习。每个礼拜天回一趟家,从家里带一碗咸菜,几斤挂面,二十五块钱,不说营养不营养,吃得饱吃不饱都很难说。
有个礼拜天,她该回家没有回家。
高三学习紧张,一般都是礼拜天挨近晌午回家,在家吃一顿晌午饭,就匆匆忙忙往学校返。每到礼拜天,父亲会早早地去割牛草,早早地回来家,中途上一趟街,买一点菜带着。二弟跟前的闺女会洗菜、会切菜、会烧菜,只要她一回家,烧刷洗涮全包了。这一天,父亲早早地回家等着。时候到了,二弟跟前的闺女没有回来。父亲心神不宁,父亲洗菜,父亲切菜,父亲烧菜。饭菜准备好,还是不见二弟跟前的闺女回来,父亲在家坐不住了,自己没吃一口饭,把饭菜提着,去城里找二孙女去了。老家住郊区,离二弟闺女的学校十几里路远,父亲出家门,走一段路坐上汽车就到了。二弟跟前的闺女不在教室里上课,不在租来的房屋里学习,却在旁边的一家诊所里打吊水。一问,感冒发烧,房东把她送过来打吊水,说已经打吊水两三天,就说带口信让家里来人呢。按理说,感冒发烧不算一回事。一般孩子吃一吃药,打一打针,抗一抗也就过去了。二弟跟前的闺女,吃的差,营养差,身子差,一病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房东是个热心肠人,二弟跟前的闺女吃药、打针钱都是她一手垫付的。
房东跟父亲说,在我家租房上学的孩子中,没见过你家孙女这么苦的孩子,天天下挂面吃,你说能吃出一个什么好身体呀。
父亲羞愧地低下头,觉得自己没能支撑好这个家。
眼见临近高考,父亲害怕这样子影响二弟跟前的闺女考大学,就把她带回家。
父亲说,回家爹爹(爷爷)顿顿烧好吃的,不耽误你调养好身子考大学。
二弟跟前的闺女眼泪汪汪地哭起来。
一场病到底影响多少高考成绩,实在没办法去量化。好在高考过后,二弟跟前的闺女还是被广东的一所大学录取了。我家侄女的心愿有没有得到满足,我不知道。父亲想把二孙女送进大学的心愿却实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到,父亲拿着去东家、去西家。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父亲也没有这样欣喜过。现在父亲有这么一份资格。父亲应该得到这么一份荣誉与荣光。父亲跟村人说,你们家的孩子去广东是打工,我们家的二孙女去广东是念大学。哈哈哈!哈哈哈……或许父亲憋屈得太久了,压抑得太久了,隐忍得太久了。父亲跟村人说着话,竟然控制不住“哈哈哈”地大笑起来。村人望着父亲,一片莫名其妙的,不知道父亲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能理解父亲此时此刻的失控情绪。此时此刻,父亲应该有着这么一份狂妄与狂喜。
其实,上述这个场景是我虚构的,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实际上,父亲从二孙女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时刻起,头脑里就盘算着卖牛了。至少需要卖掉一头牛才能凑齐二孙女的学费。不到卖牛的季节,牛的价钱便宜,牛的个头也没有长起来。这些天,父亲每天割草挑选最嫩的青草,还买回一袋玉米面,开始给牛加饲料,想尽量地把牛膘往上顶一顶,才能卖出一个相对的好价钱。
二弟跟二弟媳妇有三个年头没有回家过春节了。说是春节回来的火车票难买,说是二弟媳妇的工厂春节放假少,说是农民工学校开学早,实际上他俩是想节省钱。春节回头,他俩要花车票钱,要花过年钱。代表他俩回家过年的是他俩的二孩子。二孩子在那边上技校,坐火车是半价,象征性地给父亲买点东西就算过去了。甚至一分钱不花,父亲又能说些什么呢?在这件事情上,父亲倒是看得很开。父亲说这么远的路程,他俩过年回来干什么?一来一去在家能过几天,挣一点钱还不都扔在路上了。
二弟跟二弟媳妇在外面混得连个年都不能回来过,父亲只能这么说。
高考过后,二弟回来家一趟。他家闺女需要填报高考志愿,这份责任没人能够替代。父亲想让我帮这个忙,我推托掉。高考志愿关系到孩子的前途与命运,这个责任不该我承担,我也承担不起来。填报志愿的时候,二弟跟前的闺女不想在本省上学,想去远一点的地方看一看。第一轮志愿填报广东的大学没被录取,第二轮补报志愿还是填报广东的大学。北京、上海、广东,这三个省市地方好,随便一所学校录取的分数都很高。第一轮,二弟跟前的闺女没有挤上去;第二轮,二弟跟前的闺女被录取了。忙过这件事,二弟带着闺女急忙回浙江。
正是暑假,按说二弟回去也是没事干。二弟在家,一是不能代替父亲去割牛草,二是不愿去地里干农活,同样是个没事干。二弟在家心神不安,整天心里毛躁躁的,像是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追究其原因,是二弟离家时间太长了,这个家他愈来愈陌生,陌生的一个家等待着感到不舒适。村里有许多二弟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漂泊在哪里打工,哪里就是他们的家,真正的家反倒不是家,陌生了,疏远了。父亲说二弟,你快点回去吧,你整天在家里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都晕。二弟停下晃动说,我明天去买火车票。
这一天,父亲带口信喊来牛经纪,同时喊来牛屠夫。父亲想快刀斩乱麻卖掉一头牛。当初买牛的时候,两头小牛犊子分别是从两户人家买来的。一头大一点,一头小一点,大一点的花三千五百块钱,小一点的花二千九百块钱。半年多过去,大一点的一头牛还是大一点,小一点的一头牛依旧小一点。父亲决定把小一点的卖掉,大一点的留下来继续喂养。热天是宰牛的淡季,牛肉卖不上价格,牛就卖不上价格。父亲提早找个懂行的人来家里看过这头小一点的牛。这人说,不会超过五千块钱。这头牛花二千九百块钱买来的,就算能卖五千块钱,又能赚好多呢?当刻父亲心里隐隐地一疼,额头“哗啦”生出一层汗。牛的价格跟着猪的价格走。近两年,猪的价格一年比一年往下掉,牛的价格就一年比一年往下掉。喂牛赚不着钱或干脆就不赚钱,已经成为定局。
牛经纪先来的,一走进家门,眼睛就盯着牛槽上两头牛。牛经纪说,三哥,不到卖牛的时候怎么想起来卖牛呀?两头牛在牛槽上吃草,一副吃草的劲头,一身油光的皮毛,牛经纪打眼一看就知道牛没有毛病。父亲跟牛经纪说实话,我卖牛是为了送二孙女去上大学。牛经纪“噢”一声算是明白了。牛经纪职业性地伸出一只巴掌在父亲眼前晃一晃说,就怕不值这个数。一巴掌是五千块钱。父亲心里隐隐地又是一疼。父亲说,不值也得卖。
牛屠夫后来的。“突突突”开着一辆装牛的三轮农用车,一下来爷俩。老子是屠夫,儿子是帮手。牛屠夫走进门,先不说牛价钱,要去牛槽上摸一摸牛,父亲上前一步拦住了。牛经纪、牛屠夫都不能招惹牛。父亲在这方面吃过亏,心里有防备。父亲说,你站远一点,不要摸我的牛。牛屠夫“哧哧”地笑一笑说,好,好,好,我不摸牛。牛屠夫让父亲从牛槽上解下牛缰绳,拉着这头牛在院子里走一圈,他远远地看几眼,这头牛能宰好多牛肉,心里就有个八九成数了。
这一次,父亲、牛经纪、牛屠夫三人六眼,一头牛就站在眼前,牛价格在各自心中。牛屠夫让牛经纪说价钱。牛经纪说,还是你跟三哥说吧。牛经纪清楚这个时候父亲卖牛吃亏大,接着又跟牛屠夫说,三哥这么大岁数喂牛不易在,你多出几个钱。父亲紧张地看着牛屠夫的两只手。牛屠夫先是伸出一只巴掌摇一摇,父亲看清楚牛屠夫的一根手指头弯曲着。这表示四千块钱。紧接着牛屠夫把一根弯曲的手指头伸展开,使足劲地摇一摇。这表示五百块钱。
一头牛的价格最终被定在四千五百块钱。
父亲断然地说,不卖,少于五千块钱,今天拉不走我的这头牛。
做生意,买卖双方总是要讨价还价几个回合。父亲这么生硬的一副卖牛态度,是牛经纪从来没有见过的。牛屠夫脸色很难看,牛经纪脸色更加难看。牛经纪硬着头皮说牛屠夫,你看多少加点价?牛屠夫说,一分钱不加。父亲说,我的牛不卖了。
就这么一头牛没卖成。
一天天临近二弟跟前的闺女开学期限。过些天,父亲还是得卖牛。
九
二弟带着闺女回浙江金华前一天,在电话里惹起一场纷争。
电话先是姐姐往我家打来的。姐姐说,乡里打电话让二弟把户口本的复印件送过去。姐姐说不清楚乡里要户口本复印件干什么,只是说前两天二弟去乡里办事,少了户口本复印件。老家没有电话,二弟把姐姐家的电话留下来。我猜测肯定跟二弟跟前的闺女上大学有关联。是从乡派出所往学校迁移户口呢?还是从乡政府申请助学贷款呢?姐姐打这个电话是问我有没有二弟的手机号码,赶紧跟二弟说一声,免得耽误事情。姐姐说,二弟说他这两天就带着闺女一块回去,不知道走没走。
我说,我把二弟的手机号码报过去,你打手机试一试看他走没走。
姐姐说,我的眼睛哪能看清电话呀,号码一按就按错。
姐姐糖尿病十几年,后遗症影响到眼睛视力,佩戴一副老花眼镜,也只能看见眼前的一团影子晃来晃去的。
我说,那就我来打吧。
我说这话的口气,有点勉强,有点不乐意。
说实话,在姐姐打来这个电话之前,二弟家的闺女考没考上大学,我跟妻子一点都不知道。没到高考的时候妻子就告诫我说,二弟跟前的闺女考大学,你什么都不要去过问。理由是,三年前我家的闺女考大学,二弟跟二弟媳妇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来。那一年,二弟跟前的闺女考高中,妻子特意买两件衬衫带过去,二弟跟二弟媳妇也是没说一句感谢的话。
妻子说,他们不仁,我们不义,他们不义在先,我们不仁在后,说到哪里我说这话都在理上。
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家的这本经难念,妻子与二弟媳妇不和,说白了都是二弟瓤与哝叽干的事。若是二弟不瓤、不哝叽,能把一个家支撑起来,不要父亲去操心种地,不要父亲去操心喂牛,不要父亲去操心二孙女上学的事情,妻子就是生隔阂又能生出多大的隔阂呢?现在倒好,两口子跑得远远的,连过年都不回头,把老家丢下,把土地丢下,把父亲丢下,把闺女丢下,不给父亲一分钱,反过来还得父亲经管二孙女的学杂费、书本费、生活费。这样一来,妻子能不生意见吗?妻子生意见不只针对二弟跟二弟媳妇两口子,连着父亲、连着我一块生怨言。
妻子说父亲,你就是偏心他们,你就是惯着他们,我看你还能管多少年?
妻子说我,当老大的就要有当老大的样子,二弟和二弟媳妇就得去说,不好说二弟媳妇,总能说二弟吧,告诉他什么是做儿子的责任,告诉他什么是做老子的责任。
这些年,姐姐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娘家的大事小事,不好过问就不去过问,不好表态就做一个旁观者。这些年,我也很少去说二弟和二弟媳妇。有父亲活着一天,我就是一个儿子的角色。在二弟跟二弟媳妇面前,拉出一副老大的派头,我拉不出来。要是我做生意口袋里有钱,要是我是官员手上有权,二者居其一,能够改变家里的状况,我会回去说一说。面对老家的现状,我是无能为力与力不从心,还能回家说什么呢?父亲当然希望我多多过问老家的一些事情,尤其是他力所不能及处。比如说,老家收麦子、收黄豆,希望我回去忙一忙。比如说,二弟跟前的闺女学习怎么样,希望我打电话去学校问一问。再比如,父亲前些年做生意有一笔几千块钱的烂账,希望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掉。我呢能拖则拖,能推则推,渐渐地父亲心里生出一大堆失望,觉得我总是温温吞吞的、缩头缩脑的。
父亲叹一口长气说,当年你真不应该考大学去城里。
我打二弟手机,没打通。接着打二弟家儿子的手机,是二弟媳妇接的。
我问,二弟现在回没回浙江?
二弟媳妇说,在老家没回。
我松了一口气,叫她转话,快点让二弟把户口本的复印件送乡里。
二弟媳妇说,不是说去乡里办好了吗?
我问,乡里要户口本干什么?
二弟媳妇说,乡里考上大学的,每个孩子奖励一千块钱。
我问,孩子考的是一所什么学校?
二弟媳妇说,是广东的一所学校,具体叫个什么名字我说不清楚。
我问,选的是什么专业?
二弟媳妇说,这个我更不知道。
二弟媳妇到底知道些什么呢?看来真是甩手甩惯了。
要不是二弟把电话打过来,一场电话纷争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大约十分钟后,二弟把电话打在我家的座机上。我家闺女趴在桌子上看书,随手把电话转给我。我猜是二弟的电话,二弟却与我家闺女没有说一句话,像个陌生人来找我。我有两年时间没见过二弟,二弟回家这段时间没往我家来,也没往我家打电话。二弟大致说了他家闺女的一些情况,说父亲在家念叨我,要我有时间回去看看他。差不多有两个多月没回老家了,我说我这两天就回去。其实我心里是想回去看一看二弟。人说兄弟是手足。手足间的关联,就是兄弟间的关联。一家人生生分分,疙疙瘩瘩,我心里很难受。这种心理,妻子不理解,孩子更是不理解。二弟与我打完电话,妻子没说什么,倒是闺女生了气。
闺女说,不许你回家,不许你搭理我老叔。
我说,我回家看你爹(爷)跟你老叔有什么关系呀?
闺女说,你回家去看我爹,就是想回家去看我老叔。
我的心理她倒猜得很准。
我说,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不要掺和。
闺女说,我都二十多岁了,早已经是个大人,不要以为我是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
我问,你都知道些什么呀?
闺女说,我就知道你们一家人心里只有那个孙女,没有我这个孙女。
“那个孙女”是指二弟跟前的闺女,“你们一家人”自然不包括妻子。我一听闺女跟妻子一个说话腔调,就把怒气迁移在妻子身上。
我说,你看孩子都跟你学了些什么?大人之间的积怨都蔓延在孩子身上。
妻子说,我最近什么话都没有跟孩子说,你家闺女说的话没有错,句句都是实话。
妻子这样说话不是火上浇油吗?
我说,这些年你言传身教还要去跟她具体说些什么吗?
妻子说,你怎么不去说你家老子呀?你怎么不去说你家弟弟呀?你家老子喂牛给他二孙女交学费,怎么不给他大孙女交学费?你家弟弟打电话一直说他家闺女上学的事情,怎么不问一问你家闺女上学的事情呢?
吵话、吵话,真是越吵越话多,越吵越说不清。我不说,妻子说。
妻子说,说来说去,这个家不和睦,你的责任最大,上面不去说老子,下面不去说弟弟,弄得老婆孩子跟在你后面受窝囊气,你要是个男人,就回家跟你老子、跟你弟弟把话说清楚。
我说,你跟孩子受谁的窝囊气啦?你两年没回一趟老家,二弟两年打这一次电话,谁有窝囊气给你们娘俩受?
不料妻子一下“呜、呜、呜”地哭起来。闺女总归是个孩子,一看我跟她妈吵起话来,赶紧关上卧室门,不露一次面,不说一句话,像是吵话的起因不是由她引起的,与她一点关联都没有。
妻子哭着说,你心想我不想做一个好媳妇呀?你心想我不想做一个好嫂子呀?你心想我不想一家人和和睦睦呀?有你这样的男人在中间和稀泥我能做好吗?
难道我在处理家庭问题上真的没尽到一个做儿子、做大哥的责任吗?这一夜我没有睡好觉。隔天一大早,我决定回一趟老家,去跟父亲说一说家里的事情,去跟二弟说一说家里的事情。最起码我能说一说父亲,不要再种地、不要再喂牛了吧?最起码我能说一说二弟,他闺女上大学后不要让父亲再操心了吧?妻子看我出家门,她也跟着出家门。
我问,你去哪里?
妻子说,老家是你的家,不是我的家呀?
老家是我的家,就是妻子的家。妻子回老家,我不能不让她回。我俩依旧彼此生着闷气,一路上没说一句话。老家大门紧锁,邻居说二弟带着他的闺女昨天下午就走了。看来这一趟是见不着二弟了。我心里有点空落。我与妻子站在家门口等一会,父亲割草回头了。我迎上去帮着父亲推三轮车。
父亲欣喜地说,今个不是礼拜天怎么回来啦?
往常我喜欢礼拜天回去。
我说,我跟你家大媳妇一块回家来看一看你。
妻子与父亲有两年没见面。父亲愣一愣神,转眼去寻找他家的大媳妇,而后朝着她疾步走过去。
父亲说,快进屋里吧。
妻子说,唉!
十
老年人得白内障,一般都是两只眼睛一齐得,开刀做手术只能一只眼睛一只眼睛轮着开。父亲做手术先开的是右眼。一只右眼开过刀,看东西清亮了,就想着左眼也开刀,两只眼睛一样看东西清亮。
医生说,不用着急,候两年再说吧。
父亲说,我这白内障是养熟了的,现在不开候两年就熟过头了。
医生说,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医生不愿意往下说,父亲也就不明白。
两年一过,父亲开过刀的右眼开始模糊了,父亲没开过刀的左眼开始暗淡了。要是闭上右眼,睁开左眼,父亲基本上接近一个盲人了。道理很简单,人工晶体毕竟不是天然的,使用寿命哪能一用几十年?人工晶体衰老得快,视力下降得也就快。再说两只眼睛的视力不均等,从表面上来看,瞧东西两只眼睛一齐睁着,实际上使用的只是开过刀的右眼,左眼的视力一天一天也就退化了,暗淡了。医生说“候两年再说吧”的意思就是,候父亲的右眼看不清楚了,再摘出左眼的白内障。这样两只眼睛轮流使用的时间会长一些。老年人的器官本身衰老得就快,两只眼能凑合着陪伴一生是上策。过去不明白的道理,现在父亲明白了。
医生说,现在你要开左眼能开了。
父亲说,我不开。
父亲说“我不开”,不是担心开刀花不起费用。去年父亲已经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住院开白内障能报销一大半。父亲不愿眼下手术是另有想法的。眼见着父亲快到八十岁,整天喂牛不歇闲,不知道还能活多久。留着一只左眼不开刀,不使用,储备着,就像在银行存钱似的,想什么时候开刀就什么时候开刀,想什么时候看清楚这个世界就能什么时候看清楚这个世界,这不是一桩划算的事情吗?
医生说,现在不开刀就怕过两年开刀你身体撑不住。
父亲说,你没看见我身体硬朗着吗?
母亲是六十岁那一年死的。母亲死后,父亲就觉得死亡离他一步步近了。他像其他老人一样,悄悄地准备着自己的后事。做一件蓝布袍子,说留着他死后穿;买一顶新火车头帽子,说留他死后戴。他还早早地准备好棺材木料,说自己打的棺材自己死后睡放心。去年冬天,卖掉牛空闲下来,父亲请两个木匠在院子里“叮叮咚咚”十几天,把一口棺材打起来。父亲关照我说,赶明我死掉,不用声张,悄悄地把我装进棺材埋在你娘身边就照(行)了。母亲的坟墓旁边空出一绺土地,就是为父亲死后预备的。地方政府规定,村民死后要火化,真不火化偷偷地埋下土,乡村干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装着不知道。
父亲把后事需要的东西准备齐全,就真的能够坦然地面对生死了。
今年夏天,二弟跟前的男孩技校毕业,留在浙江金华那边的一家工厂打工,学的是数控机床专业,刚上班就能拿一千多块钱一个月。二弟跟二弟媳妇松出一口长气,三个人一齐打工供养他俩的闺女上大学,不算一件烦心事。二弟总算在父亲面前说出一句硬朗话,说从今往后孩子上学的钱不用你愁了,说从今往后你就不用种地了,说从今往后你就不用喂牛了。
父亲说,花钱请人种地累不着我。
二弟说,喂牛该累人吧?
父亲说,我还得喂牛。
二弟问,你还喂牛干什么?
父亲说,盖楼房。
二弟问,你盖得动楼房?
父亲说,不盖楼房我死不闭眼。
哦,父亲啊!
(责任编辑:郭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