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西学东渐”境况考辨

题解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作为大陆高校文科设置，始于1949年后。该学科史迄今六十余年，大体可以“1980”为界。“80前”奠基作是王瑶1953年付梓的《中国新文学史稿》①（下简称《史稿》）两卷，权威性统编教材则是1979—1980年问世的、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简称《文学史》）三册。“80后”的学科探索或“重写”则新潮纷呈，一改“80前”的拘谨统制。与“80前”相比，“80后”的幡然迥异不仅表现在文学观念、思维方式之更新，更体现为学科研究格局的国际化。学界公认，除了“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叙事’的背景直接关联”外，“又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作为异质因素，也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和学术再生长机制的建立。”②亦即“80后”学科不仅是国内诸子竞相鸣放的园地，更是海外汉学家（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等）接踵登陆、参与共建的平台。若确认该学科晚近三十年来其变可观，那么，评估汉学家在其间所衍生的参照效应，也就成了当代学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李欧梵，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李欧梵1961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赴美，于芝加哥大学主修一年国际关系学，随即转学哈佛，跟随史华慈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现代文学，1970年获博士学位。三年后，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博士论文《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下简称《浪漫》）。

《浪漫》在出版之初并未获得大陆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视，虽然“70年代即有人分章翻译”③，但该书的汉译本直到2005年被出版。三十余年的间隔。令李欧梵不由发出“明日黄花”④的感慨，然从这部学术处子作中，仍足以窥视李欧梵研究现代文学的方法，是“文史一家”与“人格细读”。“文史一家”指李欧梵认定“文学仍然是历史的一部分（或可谓是历史的表征），而历史也蕴藏于文学之中，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尤其如此”⑤，落实到著述中，则表现为李欧梵认为五四时期作家的浪漫心态首先受益于上海发达的出版业，亦即自由的出版、结社、创作环境。“人格细读”是对西方“新批评”派“文本细读”的一种校正。“文本细读”信奉“作者已死”“文本独立”，李欧梵却期待从毛发中提取DNA那般，可从文本细节与作家的个人经历中拼凑出其性格标本，比如郁达夫内心性挫败与民族自卑的纠结，以及对“才子幻象”的自我营造是其“代表作”。

李欧梵的“人格细读”方法在他的第二部专著《铁屋中的呐喊》（下简称《铁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此书提炼出了一个肩负民族责任感的独异个人形象，重塑了被“80前”学科定了性的“革命家鲁迅”。《铁屋》认为，“鲁迅并非一位有体系的，甚至也不是前后一贯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发展’也并非顺着一条从社会进化论到革命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路线”⑥，“他的心智成长的过程其实是一系列的以困惑、挫折、失败，以及一次又一次灵魂探索为标志的心理危机的过程。”⑦《铁屋》引起了大陆现代文学学科的巨大关注。苏州大学教授季进认为，“李欧梵提供了一个复杂而深刻的个体形象，而他与社会、历史、民族的丰富联系则通过个体独特的精神品格呈现出来”，从而“使人真正认识一个真实的鲁迅。”⑧

如果说《铁屋中的呐喊》是李欧梵饮誉大陆学界的成名作，其《上海摩登》（下简称《摩登》）则险些令他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学者”。李欧梵本想借此书将“文史一家”的研究方法升华到“现代学”高度，以1930年代上海为蓝本讨论现代作家（文）与现代性（史）之间的“互文关系”，并为现代文学学科打捞施蛰存、穆时英等一批原已被沉没史海的有才华的作家。无奈《摩登》简体中文版出版时恰逢上海兴起“怀旧热”，这本以“1930到1945年上海都市文化”为副标题的学术著作，于是被“‘白领’与‘小资’”认作“‘严肃’的消闲读物”，并受到追捧；书中涉及民国都市“荣华富贵”的追忆，却沦为了左派批评的靶子，被误读成“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者’”⑨，更有声音警觉李欧梵为代表的汉学界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在他们中间有着基本一致的研究范式，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研究模式”，有必要对此进行“批判性的反思”。⑩

《摩登》之后，李欧梵将自己的学术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现代性与文化研究上，著作以杂文、论集为主，包括《现代性的追求》《未完成的现代性》《都市漫游者文化观察》等书，亦颇受大陆学界注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对大陆现代文学学科之影响最大的，依旧数《浪漫》《铁屋》与《摩登》。故探讨李欧梵究竟为大陆现代文学学科带来了什么，也就是对李欧梵“西学东渐”境况的考辨。

大陆对李欧梵研究之盲点

大陆学界的李欧梵研究之盲点在于：虽然承认其《铁屋》《摩登》及《浪漫》对“80前”学科的冲击不小，但落实到具体研究时，却又有意或无意回避李欧梵与现代文学学科之关系，最终视“现代性”作为研究李欧梵最重要的关键词。

深圳大学李凤亮教授主攻“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课题，是李欧梵的最主要研究者之一。他先后发表了《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李欧梵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2005）、《浪漫 颓废：都市文化的摩登漫游——李欧梵的都市现代性批判》（2006）、《民族话语的二元解读：论李欧梵的文学现代性思想》（2006）等论文。其中，发表在《文艺研究》的《民族话语的二元解读：论李欧梵的文学现代性思想》（下简称《民族》）颇具代表性。

李教授在其《民族》的开头承认，“自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开始，鲁迅形象的重塑成为此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亦成为牵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变化的‘导火索’”11，但他又无意于探讨《铁屋》为何具如此冲击力，转眼将探讨转移到了“现代性”方面。嗣后，李教授归纳了李欧梵从五四中解读出的“现代性”主要由三方面构成：“一是批判新的时间观和历史意识凸显”12，即过于激进的庸俗进化论对五四知识分子的影响；“二是反思个人与群体的冲突，及由此导致主体（个性）的确立与失落”13；“三是探讨‘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公共空间’的开创”。14

应该说，李教授的这篇文章确具洞见，他赋予了李欧梵的五四反思一个小巧却完整的论述结构体系：“‘民族国家’是在一种共同想象的交织下形成的概念”，而在五四时期，这个共同想象的基础却是过分激进的庸俗进化论，于是从宏观来看，就能从中窥见国史中的某些“先天不足”，而从微观来看，五四作家们一方面受庸俗进化论影响，另一方面又与受到被庸俗进化论煽动的集体产生冲突，呈现出独特的“五四式”命运，其“主体的确立与失落”亦成为极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然美中不足的是，尽管李欧梵在《铁屋》《摩登》《浪漫》讨论“个人与群体的冲突”时贡献了大量具体的“作家论”材料，但李教授并未采纳，他更倾向于使用《现代性的追求》中“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文”15，而不谈《铁屋》中鲁迅的“独异个人与庸众的矛盾”，更不提《浪漫》中郁达夫的“个人认知混淆”。这当然可用“学有专攻”来解释，毕竟李教授的所有李欧梵研究都围绕着“现代性”一案，但在承认李欧梵《铁屋》的冲击的前提下，不谈“作家论”只谈“现代性”，多少显得有些蹊跷。

再看相关学位论文。目前以李欧梵为主题的硕博士论文约有七篇，依次为：暨南大学盛中华的硕士论文《论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郑州大学徐志强的硕士论文《论李欧梵的上海现代性研究》、福建省闽江学院张静娴的硕士论文《论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复旦大学彭松的博士论文《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向度和张力》、北京语言大学高慧的博士论文《追寻现代性：李欧梵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吉林大学张涛的博士论文《理论与立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家”论》、袁亮的硕士论文《论李欧梵的都市文化研究》。

如上七篇论文，有三篇直接以“现代性”入题；袁亮讨论的“都市文化”，在李欧梵语境下，也可默认为“现代性”（李欧梵说过“现代性”无疑与都市文化相关16）；剩下的三篇论文，虽主要谈“现代文学研究”，也大都选择“现代性”为其切入点。比如张涛称“‘现代性’可以说是李欧梵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17；而彭松认为“现代性”是“李欧梵文学研究的中心话语”18，他以《铁屋》为例，称“在李欧梵的鲁迅研究中，可以看到他追寻现代性的意识更加鲜明。在当时流行的关于鲁迅的主流叙述之外，李欧梵有意识地揭示、呈现出与左翼叙述中高大、完整的鲁迅形象不同的另一个鲁迅形象，他注重从个人心理、性格、人生经历的角度，发掘出一个充满悖论和内在分裂的‘人的鲁迅’，同时又从对鲁迅作品的深入阅读和细析，发掘出鲁迅作品内在潜藏的丰富的现代特质，特别是其中的现代主义成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李欧梵的鲁迅研究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李欧梵发掘出了一个淹没在正统形象中的‘现代主义’鲁迅”。19

这段话提出了三个概念：李欧梵追求的“现代性”，李欧梵发掘出的“人的鲁迅”，以及鲁迅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因素。其相互关系是：从李发掘出的“人的鲁迅”与鲁迅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因素这对成果，可以看出李追寻“现代性”的热忱。然在实际上，“现代性”作为含义复杂的历史文化概念、“现代主义”作为文学史概念，前者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的拉美文学运动口号，后者源自一战后欧美出现的崭新的小说叙事实验，至于“人性”问题则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三个概念并不具备理论上的天然联姻性。尽管李欧梵在《摩登》中尝试搭建的现代学框架，已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作为一种集体文化想象的“现代性”与作为一种文学趋势的现代主义确实会相互影响；但将“人性”与“现代性”相媾和依旧显得突兀而莫名。李欧梵曾说，他是深信鲁迅的“有些东西却在神化的过程中被扭曲和误解了，有必要重新加以诠释”20才写《铁屋》的，这颇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传统情怀，恐与“现代性的追求”关系不大。

结合李凤亮教授与如上硕博士论文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现代性”是晚近八年来李欧梵研究的首要关键词，且该“现代性”大致有如下三个层次构成：

首先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的发现，比如彭松提到了鲁迅小说中“现代的结构方式，现代的叙事方式、人物描述方式，以及象征、反讽等现代技巧”21，而高慧和张涛也在各自的博士论文中有相关表述；

其次是对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中国“现代性”的提取，包括“庸俗进化论”和“个体的确认与失落”等，李凤亮的工作最具代表性；

“现代主义”的发现和“现代性”的提取往往被研究者统称为“现代性的追求”，于是“现代性的追求”便成了关键词“现代性”的第三层次：它暗示李欧梵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心态是“现代”的。李凤亮在《民族》中引了李欧梵的这一段话：“我没有城府之见，也没有一些按部就班训练出来的习以为常的东西，因此我的求知的过程也是发现的过程，那么在这个发现的过程里，我的立场有一半是比较文学的立场，或者说超过一半。也就是说，我心目中总是把中国文学当做世界文学的一部分”22，李凤亮认为，正是这种“摒弃‘接着说’的治学传统，采取‘从头说’，‘重新说’甚至‘对着说’的思路，言说方式的变化，带来了观照结果的差异”23，于是才有《铁屋》的轰动。

看字面，上文并没有“现代性”出现，但依旧能感受到作者对“现代性因素”的凸显：即强调李欧梵的“反传统”与“世界性”。将李欧梵的“没有城府之见”解读为“摒弃传统”与“对着说”，暗示李欧梵是以西方（世界文学）的眼光观照中国文学，从而打造出了李欧梵的“现代形象”，或者说，是叛逆的、对立于“正统”的“现代形象”。

而彭松之所以会从《铁屋》“人的鲁迅”的成果联想到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也是“叛逆形象”的心理暗示所致：因为“高大、完整”是鲁迅的“正统形象”，所以李欧梵笔下的“人的鲁迅”就是一种“非正统”，因为这个“非正统”是“李欧梵有意识地揭示、呈现出”的，所以就反过来证明了他有意地“追求现代性”。所以，当如上硕博士论文一遍又一遍强调李欧梵的现代性时，其实是在强调他相对于“学科传统”的叛逆。

将李欧梵的研究视作“叛逆”，堪称学界的典型心态。除了上述论文之外，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在《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一文里也谈到，相对于大陆学科的左翼偏见，汉学家实际上也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说是出于冷战思维”24，并指出李欧梵对五四的反思有“‘过度阐释’之嫌”。25不过他亦承认李欧梵“还是立足于文本分析和原始材料的调查，也丰富了对文学史的理解”。26

将“叛逆论”推到极致的是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他在《胡搅蛮缠的比较——驳王德威〈从‘头’谈起〉》中写道：“夏志清、夏济安、李欧梵这些人，……固然意味着一种‘清醒’，一种‘新见’。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往往对鲁迅尽量地贬损。对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作家，他们不能依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作出公允的分析、评说，……已说明意识形态从另一方面对他们的束缚。”27王彬彬教授这番话显然稍逊斟酌，因为夏济安或李欧梵对鲁迅的评价都难称“贬损”，前者称《野草》为“萌芽中的真正的诗”28，后者则视鲁迅的短篇小说为“伟大的艺术作品”。29

诚然，将李欧梵视之为“叛逆”，也并非全然无理，毕竟他曾表白“对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方法，我往往故意唱反调”30，“面对中国和美国大陆学界，我都故意站在边缘的地位”。31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过分放大李欧梵研究角度的“现代性”即“叛逆性”，却并不公允。

不妨以鲁迅论为例

彭松在比较“80前”学科与李欧梵的鲁迅研究时，提到前者塑造了一个“高大、完整的正统鲁迅形象”，这似乎已成学科公识，却恰恰值得怀疑。因为这个“完整”“正统”的“革命领袖”鲁迅形象，竟使“80前”学科在鲁迅三组重要作品面前或尴尬或束手无策：他们很难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身为勤劳善良可以充当革命主力的农民阶级的阿Q却有阿Q精神这一腐朽品质？为什么无畏的革命先驱鲁迅会在《野草》流露如此多的消极和悲观？为什么战斗性极强的《故事新编》会被鲁迅斥作“油滑”？“80前”学科所呕心沥血打造的鲁迅形象，到头来竟无法完整解释《呐喊》《野草》《故事新编》，又如何能说服读者愿信其完整呢？李欧梵笔下的鲁迅就不存在上述问题。

同样的理由，“80前”学科对鲁迅作品的解读角度也不够完整，他们往往过度关注鲁迅作品的思想或态度层面，对作品结构并不关心。《铁屋》却通过分析《狂人日记》《药》等作品告诉读者，鲁迅作品的结构也蕴涵着思想与态度，且这种思想与态度可能与鲁迅真实的心灵贴得更近。这不免令人感慨李欧梵之前的大陆鲁迅研究“正统不正”“完整不整”。所以大陆学界在承认《铁屋》的影响力之余，却将其贡献限制在“丰富文学史”一说，未免太过谨慎。毕竟光靠“丰富”和“重塑”是不可能赢得如《铁屋》般轰动的。《铁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借助对鲁迅的重塑，漂亮地、犀利地回答了令“80前”学科十分棘手的诸多问题，遂使得鲁迅的人格、人生选择与作品风格及内涵达到了浑涵整体的诠释，这才让读者相信《铁屋》中的鲁迅或许更接近鲁迅原型。

当论及鲁迅之外的现代文学研究，“80前”学科也在李欧梵的对照下显得不完整：这不仅表现在其忽略了施蛰存、穆时英等一批有才华的现代作家；更表现在对郁达夫、郭沫若等作家的创作环境研究的偏执上。他们仅将目光集中在中国社会自1840年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1919年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以及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却对培育了整个出版业，成为诸作家精神摇篮的“五四新文化”的结社、出版、创作三大自由准则忽略不计。若非李欧梵史海钩沉，此大背景恐怕至今未必进入学科视野。

或许有人会说，李欧梵对作品结构的偏好，对商业气氛（出版业）的敏感是来自其西方学术的知识背景或意识形态（不宜简单地将知识背景等同于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构成将李欧梵解读为“叛逆”的理由，因为他的确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奉献了一个相对“完整”、能够自圆其说的鲁迅，以及打捞一批曾不慎被文学史教材所淹埋的作家，以及描述了一个学界更愿采信的、踏实的历史创作背景。所以与其说他是反“正统”的“叛逆者”，倒不如视其为西方学术习惯与视野的引进者或“传道者”，无须说，此习惯与视野的确相比那“正统”烧了诸多禁锢或束缚。

从这角度上说，轻率地批评李欧梵具“对抗意识”“冷战思维”，将李欧梵视为“叛逆”的人，很可能才是“对抗意识”“冷战思维”的受害者，所以难免用戒备的审视的目光投向李欧梵，而无法借鉴李欧梵的学术来关照现代文学学科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笔者认为，李欧梵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真正意义只有在整个学科史中才能凸显。在《铁屋》的一个注释中，李欧梵称“本书初稿写作之时，中国学者还囿于鲁迅的‘革命性’的框架之内。对《野草》很少谈论，即使谈到，也是强授以革命的意义。不过，从1981年以来，一般的调子已经变了，开始注重其压抑的情绪和高度形象化的语言，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32这表明李欧梵认为其研究主要是对“80前”学科的纠正而非与整个大陆现代文学学科对立，亦即其价值只有在与“80前”学科的对比中才能看得更加清晰。但这一工作却被长年搁置，仅季进教授的学生余夏云曾在其博士论文《作为“方法”的海外汉学》提到，“80前”学科的鲁迅很可能是某种“‘大写’意念的‘牺牲品’”33，惜未能进一步讨论。故本文的观点是，若能以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论为坐标，以李欧梵的《铁屋》《摩登》《浪漫》三书为参照，通过与“80前”学科的对比，来诊断大陆现代文学学科曾有的软肋，不仅能认证汉学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可借鉴之处，更能对李欧梵予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性贡献有公正、确凿的评判。

【注释】

①1995年版《王瑶文集 第三卷》（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说明”提及，“1982年著者对此书做了一些修订，于语句间略有增删，但体例框架一仍其旧。”故本文所引《史稿》，皆以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本为准。

②李欧梵著，季进编：《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见《编辑缘起》，1页，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③④⑤[美]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译本自序》，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⑥⑦[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19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⑧季进：《李欧梵和其鲁迅研究》，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12日。

⑨[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修订版）：附录一《上海摩登》韩文版序，338页：“万万没想到本书的中文版出版后，竟然在中国大陆受到‘左派’学者的批评，认为此书已成了新兴的‘小资’的读物，甚至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者’。原因之一就是上海政府也要恢复当年上海的荣华富贵。”毛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⑩17张涛：《理论与立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家”论》（博士论文），中国知网。

11121314152223李凤亮，《民族话语的二元解读：论李欧梵的文学现代性思想》，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

16“我认为现代性的一部分显然与都市文化有关。”《上海摩登》，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181921彭松：《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向度和张力》（博士论文），中国知网。

20[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原序》，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242526《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27《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28《铁屋中的呐喊》，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29[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原序》，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3031[美]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序言》，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32[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见《第五章〈野草〉：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绝境》，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33文中援引了王晴佳的“大写”历史概念，指：“第一，历史是个有头有尾的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本的概念，或是一种基本的假设；第二，历史总的方向是进步的，是向前、向上发展的；第三，历史是有意义的，或者说，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行为都是有意义的——每个历史行为都是有意义的，而每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意义。”余夏云：《作为“方法”的海外汉学》（博士论文），中国知网。

（夏伟，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ZD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