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选择与守成

作为“文学豫军”的新生代，计文君从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文学》《十月》《莽原》等刊物上发表《水流向下》《飞在空中的红鲫鱼》《窑变》《剔红》《天河》《此岸芦苇》等中、短篇小说二十余篇，并多次获得“人民文学奖”“杜甫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是一名颇具实力的青年作家。计文君善于通过敏感纤细的女性视角探寻复杂多变的情感世界，她关注变革时代中普通人的心灵遭遇，以及传统生活意识和当代生存逻辑激烈碰撞下的世道人心。面对幽微莫测的精神领域，她的叙述始终有种朦胧的悲剧意识，在静观世事的同时难掩其对世间的悲悯情怀。

一、现代与传统

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70后是独特的一代。他们成长在“后革命时代”，平淡和世俗生活是他们成长记忆的主旋律，他们没有50后与60后文化或精神记忆，也没有80后与90后狂欢式的叛逆情结，他们是庸常时代的“乖孩子”。虽然缺少激烈的青春记忆，但70后并不缺少作为文学表达资源的时代经验，如计文君所说：“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中国经验，即使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大坐标系中来审视，它都是如此的复杂，令人惊讶。这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变化过程，风驰电掣又波诡云谲，让人眩晕，难以理解和掌控，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人生记录下来都是跌宕起伏的故事，让虚构小说为之失色。正因为如此，当下的中国经验是最值得文学去表达的人类经验。”①当下的中国经验就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经验，也是传统和现代激烈碰撞的经验，正如杨耕所言：“从发展哲学的视角看，现代社会发展是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作用下实现的。”②五千年的文明史让中国人心中的传统意识异常顽固，自五四以来的改革者不得不用激进的方式反传统，让现代踏着传统的尸体前行。但现代性不可能脱离传统而孤立存在，“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已有的发达国家展现出的现代性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完全割裂自身的本土资源，仅仅依靠外来的因素，形成它的现代性。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非本土化的现代性……”③传统从未死去，它像一个幽灵，始终伴随着现代前进的脚步，当现代性暴露出自身的缺陷时，传统就会复活，作为民族的精神资源指引灵魂栖息的路径。进入新世纪以来，现代性使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也带来了道德滑坡、信仰危机等严峻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作家们纷纷以回顾传统的方式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使传统的“复兴”成为新世纪文学中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他们或是展示被埋藏在历史深处的民间文化（如铁凝的《笨花》、关仁山的《白纸门》），或是追忆业已远逝的文人趣味（如贾平凹的《高兴》、李师江的《逍遥游》），或是书写在现代性语境中日益凋零的传统艺术（如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青衣》），以此来表达对于传统的怀念和对于现代的警惕。作为70后的计文君同样关注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她善于通过敏感纤细的女性视角探寻复杂多变的情感世界，以爱情为切入点关照社会转型时期现代逻辑和传统意识在人内心中的碰撞。随着时代的变化，爱情在文学书写中逐渐与道德相剥离，受商品和金钱裹挟的人们对真挚爱情的呼唤使爱情具有了独立的价值。这种逻辑的激进演化，使婚外情也被认作是爱情，它伤害了婚姻却成就了爱情，多元主义的价值观使对爱情的宽容变成了对爱情的纵容。计文君无意于宣扬对爱情标新立异的姿态或是维护传统价值取向对爱情的定位，她关心的是当被纵容的爱情观遭遇传统婚姻观念时，人内心中挥之不去的挣扎与迷茫。

《飞在空中的红鲫鱼》讲述了一曲爱情的悲歌。丫头是男人婚姻中的第三者，经过多年的等待，男人终于和妻子离了婚。他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丫头身旁，丫头在一场旷日持久的爱情战斗中获得了胜利。爱情，根据福柯的研究，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定义。在丫头这里，爱情成了最高的真理，成了生命意义的所在。为了爱情，她不惜耗尽自己的青春苦苦等待，不惜背负“第三者”的骂名，也不惜让他的情人饱受情感的折磨，体无完肤地脱离婚姻。表面上看来丫头是个为爱痴狂的摩登女孩，但在她的内心深处，传统的婚姻观念却异常坚定。她不满足于对情人身心的占有，她要求与男人结婚，她要用传统的婚姻绑定他们的关系。但男人的离婚经历使他身心俱疲，破碎的灵魂对婚姻本身产生了不可抑制的恐惧，他害怕婚姻的禁锢，他渴望自由。丫头越是咄咄逼人，男人越是逃避。男人开始夜不归宿，和朋友们鬼混，他们之间开始变得沉默。多年的爱情在这持续的冲突中耗尽，当丫头与男人摊牌时，男人反倒觉得分手对他是种解脱。最终，为爱而生的丫头选择了为爱而死，男人也在痛苦的情感纠缠中成了精神病人。时代奔涌向前，一切变化得太快，人们漂浮于汹涌的生活之流中惴惴不安，丫头用爱情理想锚定自己的生命价值，却在实现爱情理想后依旧摆脱不了对生活的惶惑，极力想借助传统的婚姻获得生活的安全感。怎奈她心中的理想婚姻正是男人极力逃脱的梦魇，自由与稳定这两种不同生活理想冲突碰撞，终将一对爱侣送上了绝路。

二、进退之间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中，知识分子一直是作家所热衷表现的对象。这个群像中有杨沫笔下坚定顽强的革命战士林道静，也有《红岩》中懦弱无耻的叛徒甫志高，有蒋光慈笔下狂热浪漫的王曼英，也有鲁迅作品中颓唐绝望的吕纬甫和魏连殳。知识分子可以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启蒙者，也可能是面对历史变革犹疑守旧的启蒙对象。在20世纪的文学画廊中，知识分子最敏感、也最迂腐，最坚强，也最脆弱。在社会转型时代，“现代化导致的世俗化、分层化与分利化，这些社会因素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④面对这样的时代新变，知识分子一直在处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的身份选择中犹豫不决，对于计文君来说，对敏感的知识分子的书写更能表现时代变化对人心的触动，在知识分子的生活选择中，更能显露现代与传统在人内心中的碰撞和震荡。计文君在创作中更多地融入了一种反思意识，不仅对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加以近距离的审视，而且对于陷入心灵纠葛的知识分子给予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她以理性的眼光挖掘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身份变化的内因，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

《此岸芦苇》表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争名逐利过程中内心的困惑和挣扎。盛易龄是个人到中年的大学教授，他对时代的变迁有着敏锐的嗅觉。市场经济兴起之初，他就紧跟时代步伐，尝试下海捞金；电视讲座开始走红时，他又开始走向电视荧幕，靠电视评书成为学术明星；当社会上开始竞争当官，他又努力迈向仕途之路……。他与时代的步伐高度一致，在他身上丝毫见不到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想主义精神和社会批判的锋芒。但盛易龄毕竟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者，他的内心中顽强地生长着知识分子的职业操守和道德意识。小说中，为了考取盛易龄的博士，美女尹眉精心策划了和盛易龄的见面，给盛易龄留下了魂牵梦绕的印象，并找到盛易龄的朋友林北和同事曹士弘对他进行游说，施加压力。面对诱惑和压力，盛易龄没有妥协，在尹眉和与她水平相当的副教授之间，他坚决选择了那个副教授。因为盛易龄知道，学术对于尹眉来说不过是众多垫脚石中的一块，而对于那个副教授来说，那就是他的饭碗。在盛易龄与曹士弘竞争当院长的过程中，有人恶意将盛易龄与一个女生的自杀联系在了一起。女生家长闹到了学院，要求盛易龄经济赔偿。对于这子虚乌有的罪名，盛易龄本可不作理会，但当盛易龄得知女孩家里来闹事是由于女孩母亲住院没钱看病时，他毅然选择出钱“赔偿”。他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了女孩的死和他有关，也许他就要因此与仕途无缘，但在面对一个濒临枯竭的生命时，他抛弃了对个人前途的考量，选择了对生命的挽救。在这个焦虑、浮躁的时代，太多的诱惑摆在他的面前，难免让人造成内心的挣扎，就像盛易龄的独白：

他不知道别人心中如何，诚实地说，他从用诗性乌托邦来对抗现实的幼稚中走出来后，就产生了与强有力者共谋、合作的意愿，或者说他一直在寻找合作的机会，谁都需要现实的成功。荒谬的是，他又始终赶不走内心深处那个不知从何时存在的、摆出一副批判与不合作姿态的影子。某些时候，他竟会把他认作更为本质的自我，倍加珍惜；某些时候，他又厌恶他孤芳自赏的自恋姿态……。

争名逐利的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合法性，人在对名利的追逐过程中，难免会触碰自身的道德选择和尊严界线，而道德和尊严这些精神领域的概念并没有一个普遍意义上的量化标准，当名利和道德、尊严产生纠葛时，对其的取舍就成了个体内心的博弈。道德和尊严有时会在诱人的名利面前让步，但其退守必定要有一个底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盛易龄不肯为女色出卖自己对于学术的良知，不肯为自己的名声放任一个生命的凋零，他遵守了个人的道德底线，维护了人类的基本价值尺度，守护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盛易龄的选择也是一种拒绝，历经内心的挣扎，他终究在众多诱惑的纠缠下守护了内心的良知和尊严，和纷繁的俗世画开了一道界线。

在这里，计文君对人性异化的反思不再只借助集体意识形态的挤压或是市场对人性的侵蚀等外部的历史社会事实，而是指向了人的主观选择，人的异化绝不是历史或社会的单方面挤压造成的，而是人的私欲与社会历史情状的共谋。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承袭了对于制度和体系的依赖，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在面对由制度不完善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时怨天尤人，忽视在社会变革时期个体应该承担的责任。计文君对这种倾向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在表现知识分子历史境遇的同时也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提出了质询。人的每次选择都意味着一次认同，社会的现状就是个体选择的集合，每个人都不是被历史胁迫的无辜个体，每个人都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的责任人。

三、激进与守成

中国拥有五千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史，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人对传统的维护和对于经验的信赖。传统文化，作为历代中国先民经验的集成，始终是走到历史关节处的中国人在寻找新的历史可能性时需要借助的精神资源。当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性思想把中国带到道德失范、价值失落、彷徨迷茫的历史节点时，回望传统就成了中国人的必然选择。但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某种静态的理论结构，而是个开放、多义、复杂的思想集合。如孟繁华先生所言：“在现代性追求的过程中，社会求新求变的激进演化，总体性的传统文化已经无从表达。在我们感受到的生活中，到处是钢筋水泥的森林和与国际接轨的新近时尚，特别是以电视、网络为中心的新型媒体，几乎彻底改变了我们认知和感受世界的方式。那个总体性的传统日渐淹没于滚滚红尘的现实世界中。”⑤在当代社会，对传统文化做出总体性的梳理已不可能，如何在这丰富却庞杂的思想体系内寻找到某种有利于重建时代精神的思想参照正是学者们当下的焦虑。将其与异质文化进行对比也许是一条重拾传统文化的途径。孙隆基对中西文化深层结构进行了对比：“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亦即是一股趋向无限的权力意志，因此，任何‘变动’都导致不断地超越与不断的进步……此外，西方文化也在人类史上，首次将‘不断成长’的意向带入了经济活动中，以及将‘不断进步’的意向注入了社会活动中……这些不断开展、不断超越、不断进步的现象只是肯定了‘深层结构’中那个不变的意向，那就是：‘不断追求变动，而变动又总是导向超越与进步。’”⑥作为与西方文化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则“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换而言之，就是维持整个结构之平稳与不变”⑦。在与西方文化深层结构的对比中，孙隆基发觉了中国传统文化静笃、稳健的文化特质，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静止、保守，而是说相对于西方文化的狂飙突进、张牙舞爪，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冷静、内敛。在线性时间观念的支配下，历史常被当作一种过时的存在而被忽视，而生长于历史中的传统往往被认作是现代发展的负累而被唾弃。而计文君在小说创作中，以敬仰的姿态面对历史和传统，在其中发觉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意识和生活经验，以此关照当下急功近利的生存逻辑，引发人们对于生活本质的思考和对他种可能生活方式的探寻。她以塑造一个卓尔不群、不随波逐流的当代隐士形象的方式，表达了她对传统文化的敬意。

《剔红》塑造了一个“当代资深美女版陶渊明”的形象，她叫林小娴。作者从道德觉悟、生活状态、与都市人对照三个方面塑造了这一形象。“事亲之孝、待人之义是隐士被大众尊仰的首要品行⑧”，林小娴独自赡养母亲，对其饮食起居照料得无微不至，经济不宽裕的她为母亲的房间安装了空调，她虽不能给母亲富足的生活，却能时刻陪伴左右，使母亲在她的关怀中安度晚年。林小娴不仅孝顺，而且仁义，她对他人的宽容似乎只有在宗教的布道书中才能出现。她会定期去照顾她前夫的母亲，还会通过网络安慰她前夫的女友，她以爱和宽恕的方式回答他前夫曾带给她的伤害。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她像一片竹林、一阵清风，像一个得道的高僧，不为名利所动，平和、安静地生活在自己桃源般的世界里。她在长辈留下的老房子里经营一个小药店，她自己烧煤、养花、打扫院子、照顾母亲和女儿，还喂养一群小野猫，她的生活朴素而丰富，平淡而充实。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老屋中古朴、淡雅又生机勃勃的氛围，甚至老屋中被打扫起的灰尘都有股翰墨的香气。林小娴的院子充满了阳光和花香，是一个平和静穆的所在，与紧张躁动的都市构成了鲜明的对照。都市中，林小娴的朋友们一个个急功近利或者蝇营狗苟地生活着，秋染、江天、余萍和崔琳共同构成了现代都市人的群像，他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唯利是图的世界里，来不及思考，来不及感悟，迷茫、彷徨之外沁透着悲伤。他们陷入一个“无物之阵”，物质富足却精神贫瘠，他们面对四面楚歌却不知敌人来自何方。余萍作为事业有成的酒店副总，备受旁人的羡慕，却莫名其妙地选择了自杀。正如林小娴所说：

我有时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比起姥姥姥爷、妈妈他们经历的时代更说不清——你被伤害了，都不知道被什么伤害了——就是死了，也不知道死在谁的手里，为什么死了……

在这个“说不清楚”的时代中，这些现代都市人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心灵如离岸的孤舟，在黑暗笼罩的海洋中找不到方向。而林小娴却坚持自己的生活逻辑，不为莽撞的时代浪潮所左右，在典雅和恬淡中静观时间的流淌。她的生活方式是对传统的回归，她生活得有条不紊，清心寡欲，她在喧闹吵嚷的时代中守护平静的内心，她不做时代的盲从者，她是传统的守护人。计文君塑造的林小娴形象，为当下不愿随波逐流的个体提供了一种似乎已被被遗忘了的生存范式。她回顾了庄周、陶渊明、王维、苏轼一脉的精神传统，提醒人们在激烈竞争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计文君的创作是一种指引也是一种反思，在作品中，强调入世进取的现代性思维与讲究遁世清幽的佛道文化相互对照，凸显了前者的破坏性与盲目性，但计文君并不是将二者设定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将后者作为前者的参照，使现代性思维在异质文化的关照下具备自我修正的可能。

随着新时期以来深刻的历史转折，中国人被抛到了一个陌生的所在，这里好似一片暗夜中空旷的原野，没有方位，没有中心，这里充满了自由的空气，也弥散着血腥的气息。一体化的消解伴随的是既定价值的终结和集体理想的丧失，在多元主义的统摄下，一切意义与价值都成了以个人为本位的主观选择。在没有中心意义的社会里，结果成了评价事物的标准。正如陶东风所说：“市场的逻辑不认人的好坏，而只认人的能干与否。他把效率的尺度放在道德的尺度之上。市场主导的社会是能人的天堂而不是好人的天堂……伦理主导的农业社会是品质（好人）比能力（能人）吃香，而在现代社会，则倒了一个个儿。”⑨保守主义者喟叹人心不古，道德失范；机会主义者疾呼时不我待，成者王侯败者贼。这还是个高歌猛进的时代，一切变化得太快，让人来不及思考，由不得人等待。这个时代前进的过程本身就是个试错的过程，没有地图，蹚水过河，前进的路径不断根据既得的经验进行修正，这是个行动先于思考的时代，这是个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世界在迅速地变化着，但人内心中的传统意识却具有天然的惰性，正如孟繁华先生所说：“不同地区、种族、群体中，那些具有‘超稳定’意义的文化结构，对族群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道德准则具有支配、控制功能的文化结构……虽然也处在不断被建构或重构之中，但在本质上并不因时代或社会制度的变迁发生变化。”⑩道德、尊严、操守、传统……，这些“超稳定”文化意识在人心中挥之不去，与狂飙突进的时代逻辑必然产生激烈的碰撞，这碰撞震动着人的心灵，撕扯着人的灵魂。人们在冲突中选择，在选择中饱受折磨。计文君的创作关注的就是在这剧烈变革的时代中普通人的心灵遭遇以及在传统意识和当代逻辑激烈碰撞下的世道人心，计文君以如此的眼光进行创作，表现了她思考的深度以及把握现实的高度。此外，诗词歌赋不时出现在她小说的字里行间，她习惯于用这种古老而传统的方式烘托情景气氛或传达主人公细密幽微的生命体验，表现了她对中国古典美学的迷恋，而林小娴、秋小兰等具有古典文人气质人物的设定又突出了她对中国传统文人趣味的认同，这些特点使她的创作带有悠远肃穆的古典韵味而与众不同。仅此一点，计文君在今天的小说创作格局中就卓然不群别具一格。

【注释】

①计文君：《题材意识与个人经验》，载《文艺报》2013年1月4日。

②杨耕：《传统与现代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载《哲学动态》1995年第10期。

③杜维明、黄万胜：《启蒙的反思》，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3期。

④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364页，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⑤孟繁华：《文化批评与知识左翼》，84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

⑥⑦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1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⑧胡翼鹏：《“隐”的生成逻辑与隐士身份的建构机制——一项关于中国隐士的社会史研究》，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

⑨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代前言》，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⑩孟繁华：《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4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张维阳，吉林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生；孟繁华，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