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世独立”与“遁世隐逸”

摘 要：关于《渔父》一文的作者，苏教版教参上与课后练习“参考答案”的说法矛盾。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有可能损害作品主题的解读，并曲解创作者的意图。本文试从背景入手，从“圣”字出发，联系教材《离骚》，通过屈原、渔父的人格分析来解读作品的主题，理解创作者的意图。

关键词：《渔父》 主旨 苏世独立 遁世隐逸

關于《渔父》一文的作者，苏教版教参上有一段说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现代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郭沫若）。考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比较可信。”可见，教参的立场是采用郭沫若的说法。而在后面的课后练习“参考答案”上却这样说：“《渔父》采用寓言对话体的形式，假托渔父与屈原的一次相遇，通过二人的对话，展开思想交锋，把屈原内心的矛盾斗争外化出来，真实地反映了屈原的思想，表现了他崇高的人生追求。”教参这一矛盾的说法，倒像主张把作品看作是屈原创作的。

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有可能损害作品主题的解读，并曲解创作者的意图。本文试从背景入手，从“圣”字出发，联系教材《离骚》，通过屈原、渔父的人格分析来解读作品的主题，理解创作者的意图。

现在可见的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到屈原作品篇目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在《屈原贾生列传》篇末，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在这篇传的正文中他引用了屈原的《怀沙》，提及《渔父》，东汉学者王逸的《楚辞章句》将它们都说成是“屈原之所作也”，但在《渔父章句》序里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这似乎又将作者转移到了身份不明的楚人身上。但不管怎样，《渔父》的主人公为屈原是没有疑问的。

笔者赞同《渔父》的作者为屈子（区别文中作为形象的屈原）。《渔父》作为一篇真实反映屈子流放生活思想情感的作品，其“渔父”是屈子采用“分身立言”“人物的自我分裂”的艺术手法所幻化的人物。由于“渔父”的塑造，屈子在这里得以自吐心曲，进行灵魂对白，使得屈子“独立不迁”的人格美如一块璞玉呈现于世人面前，使其“不遇”人生焕发出璀璨光芒。

“忠君”还是“爱国”——屈原的难题

爱国和忠君思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忠君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一项德目，爱国必忠君，忠君即爱国，二者互为表里。《说文》：“忠，尽也，尽心曰忠。”屈原曾发誓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君：“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他的“忠”是以楚王和自己在政治目的上的共性为条件的，即楚国强盛、一统天下。屈子是想通过楚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能够凭借自己“独清”“独醒”的远大目光及出色的政治才华去为楚王“道夫先路”。他所忠的君王应该是“修身”“举贤”的明君，而绝非仅仅是一个最高权力的象征。

不过，“忠君”和“爱国”很多时候是分裂的，过去的背景分析中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得遇明君，就能大展宏图，人生价值就能借此得以实现。如果君主昏庸，弃良将贤能而不用，那么，忠有何用？面对昏庸的楚王（写作此篇时主要指顷襄王），屈子照样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人格，没有屈辱自己去顺应世俗潮流做昏君喜欢的臣子。

屈子一生，两次放逐，这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明确的记载。第一次是怀王十六年，“王怒而疏屈平”；第二次是顷襄王三年，“怀王客死于秦”，令尹子兰“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同样是流放，两次流放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乃无罪而主动去国，第二次则为“有罪”而被迫去国。

先说第一次——“王怒而疏屈平”。“疏”，是放逐，不过是无罪而主动去国（都）。《礼记·曲礼下》载曰：“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楚怀王十六年屈子被“疏”离开郢都时，亦当筑台行“去国之礼”，白衣白裤白袜，披头散发，痛哭流涕，情绪十分激动。屈子的这次被放逐是在楚怀王时期，而屈子对怀王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据清人陈玚推算，屈子出生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古代士大夫二十岁时方可入仕，那么就可以判定，屈子当在楚怀王五年入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还载曰：怀王三十年，“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这些史料表明，屈子与怀王当有二十五年君臣之谊，尽管怀王曾听信谗言，一度疏远放逐过屈子，但总的来说，屈子对怀王是很有感情的。屈子第二次放逐是在楚顷襄王时期，屈子与顷襄王君臣关系不足三年，他们之间并无多少感情。怀王三十年，其入秦而不返，太子横立，为顷襄王。“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迁”为“有罪”而被迫去国。《哀郢》对屈子这次放逐去国时的情景有直接的描述：“皇天之不纯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可见屈子第二次被逐，是既遭君王怒迁，又遇自然灾害，仓皇离京，妻离子散，孤身一人，乘船沿着夏水流亡，其狼狈、尴尬之情可想而知。

两次流放的政治背景迥异，所以两次流放的结果截然相反。第一次，屈子于怀王十六年自疏去国，而史料有载怀王十八年他已能当面谏王，可见早已召回。刘向《新序》载曰：怀王十七年，丹阳、蓝田战败，“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可见，屈子第一次被放逐，时间不足三年。第二次，“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其后屈子一直未被召回。从《渔父》所写屈原的状态来看，应该写于屈子第二次被“流放”时期，《渔父》中屈原惊呼“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浊”“醉”之中，包含了楚国国君，屈子明白自己无君可忠，只留爱国一途。

虽然忠君不一定爱国，但爱国必定忠君。屈子曾在《橘颂》中，借颂橘之品质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志：“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形象的人格分析——必须的指向

既然屈子自感无国君可忠，只留爱国一途。爱国情怀，在没有具体的国君可以忠诚的情况下，这种情感就显得比较空泛，但正是这种空泛，抒情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更需要与之对应的精神世界的映衬，也就是说只有“遁世隐逸”方能媲美“苏世独立”，其特立独行的人格力量才可能彪炳千古。

首先是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不同。儒家的圣人是积极入世的，具有兼善天下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的理念，梦想着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背后是屈原面对这种境界追求而不得的窘迫状态，所以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清”“醒”二字，既可见出其屈原的志行高洁、疾恶扬善的性格，也可见拥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境界。而开篇的渔父被赋予了极强的神秘色彩，他仿佛生活在山野泽畔，居无定所，悄然而至，飘然而逝，常人很难见其踪影，那句似惊非惊的问话，又俨然一世外高人。这是因为道家的人生态度是出世的，崇尚淡泊名利、无为无欲。老子认为，只有遵循“无为”的圣人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因此，渔父追求的是一种超脱尘世、个性自由、返璞归真的精神境界。

其次是所追求的道德境界不同。我们来看渔父的回答：“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他紧承屈原话中“浊”“清”“醉”“醒”的比喻，就勢加以生发，引出“淈泥扬波”“糟歠醨”两个新的比喻，试图用迥然相反的人生观点来开导屈原。这显然枉费心机，儒家以道德为人格的基本要素，以道德完善为圣人的首要特征；完美人格还应通过身体力行而不断实现内在的道德理想。因而，屈原在《离骚》中不惜笔墨表达自己的“内美”和“修能”，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觉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修己以安百姓”，努力与天地合德。而道家则从“有生于无”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圣人应该像自然一样“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圣人所应具有的大德：认为理想人格就是像婴儿一样具有淳朴自然的天性。

最后是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不同。渔父的这番话是想劝说屈原清世则出浊世则隐，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屈原奉行“杀身成仁”的人生信念。听了渔父一番忠告，他再次毅然地表白：“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儒家义利观的基本主张是“见利思义”。道家更注重追求自身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解脱，这种观点与“隐”的处世方式结合起来，就是主张人们抛弃义与利，去寻求一种绝对的自由。

“出世”还是“入世”——“圣”的境界

屈原和渔父的人格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在于他们所遵从的圣人“内圣外王”之道。

“圣”繁体字写作“聖”，甲骨文中的“圣”写作“”，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契文象人上着大耳，从口，会意。圣之初谊为听觉官能之敏锐，故引申训‘通’；圣贤之意又其引申也。”根据对甲骨文的解读可知，“圣”最初的意思是指听觉之敏锐，其本义是听闻。具体来说，“圣”人，就是通神之人，应为巫觋。作为垄断通神权力、具有通神能力的神圣存在，王者本身也就成了“圣”王。

但中国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文化的核心是人文性的。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打破了早期的巫术和宗教传统，人神分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人文思潮，出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他们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提出了“圣人”这一概念，圣人之治成了他们的希望和理想。儒道两家思想秉承内圣外王遵术，首重内圣，推演外王，即所谓德合天地、道济天下。但两家对其内涵的界定又有所不同。儒家追求的是道德至善的“圣人”人格，其目的是“入世”，由“内圣”成为“外王”；道家追求的是“无为”“无己”的逍遥人格，其目的是“出世”，实现个体真正的“自由”。

渔父崇尚圣人，因为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王逸注为“随俗方圆”，即随波逐流。渔父的随波逐流是顺其自然、超然物外。屈子有着强烈的圣贤意识，《天问》是其放逐中的作品。作品中的诸多设问，既有对于历史兴衰成败原因的探索，也有对人的本质和生命价值的探讨；既有对历代许多帝王成败的设问，也有对历代许多圣贤祸福的思索。尧舜汤禹以及傅说、吕望、宁戚等都是中原人民心中的圣贤楷模，深受儒家的推崇。屈子在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中深受他们的鼓舞与激励，把他们的人格当作自己追求的理想人格。

沧浪之水——“圣”的和合

在这样的立意下，屈子让屈原和渔父相遇“江潭”“泽畔”，与此相关的“沧浪之水”就有了新的象征意义。

“沧浪之水”由“自然之水”上升成为“人文之水”，始于孔子。根据孟子的记载，孔子在听到《孺子歌》后，立即意识到它独特的教育作用，马上用它来教育、激励自己的学生在清浊、美丑、善恶、是非面前要慎重做出自己的选择。渔父的歌唱，蕴含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要规劝屈原顺应社会，全身远害，但屈原却反其道而用之，取“沧浪之水”清纯、高洁之意作为表现自己特立独行的孤高品格和为理想奋斗终生的不屈精神。这样，渔父的“沧浪之歌”就成了对屈原的理解和赞美。

如果我们站在作者的视角来审视“沧浪之水”，屈子实际上是把“沧浪之水”看作中国正直士人追求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是身处逆境的知识阶层和士大夫阶层寻求自我解脱、实现心理平衡而竭力追求的精神家园。所以，回看《渔父》，此辞带有类似一种寓言性质的对比，在渔父与屈原的对话中，却是屈子对儒道两家的超越与和合。

同是不满社会现实，渔父的态度是随波逐流。而屈原则明确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说明自己坚守的人生准则，其实只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常理：清、浊本不相混，人人都不愿以洁白之身蒙受外物之污。这是对道家“全性保真”的思想与自然人生观的悖反与超越。

但如果我们把这段对话置入儒道精神做进一步对比，就会发现屈子相比儒道两家，表现出了精神的异质：他的精神世界中同时包含了两家的文化因子——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固持，即道家保持自我个性的独立精神，以及儒家积极入世的社会责任感。他所希冀的完美人格，就是自我与社会的价值在现世中的双重实现。执着地坚持理想并为之奋斗不息，是屈子人格美的精华。小人的诽谤、楚王的昏庸、一生中的种种痛苦并没有使屈子退却，相反，他就此突破了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感模式，發愤抒情，斥责楚王“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责难君主的不察民心、不辨忠奸；他厌弃贵族阶层“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的污浊风气，怒斥他们违背规矩，追随邪曲。同时，对于自己理想中的美政，屈子则始终报以极大的热忱和坚定的信念。这种矢志不移的精神，激荡着不屈不挠的人格光辉。

屈子人格的伟大来自于他的贵族精神。屈子的贵族精神表现在他敢于赞美自己、强烈的自信自负和坚定不移。《离骚》一开头就赞扬了自己与生俱来的美好：“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样的自夸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屈原鲜明的主体意识。屈子敢于赞美自己的德行：“《橘颂》咏叹‘受命不迁’‘深固难徙’，二意以自命也。”橘树是他所追求、所自勉的，也是其自画像。屈原像橘树一样，降生南国，被赐以嘉名，既有外形美，又有内在美。正因为屈子身上有着强烈的贵族精神，所以他自信与自负。他在《离骚》中大胆地宣扬自己可做领路人，引导楚王：“乘骐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自信与自负使他成为一个孤独者，他独自品尝着自己的孤独。屈子完全冲破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哲学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为人处事之道。他以全部生命去追求真善美的贵族精神，他的贵族精神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也为后世士大夫树立了完美的典范。

儒也道也——屈子思想的复杂性

屈原、渔父的灵魂对白，成就了屈子无法企及的贵族精神高度，儒也道也，因为屈子思想的来源是复杂的。

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文化上有很强的包容性。几百年来楚文化在融合荆楚文化、百越文化、三苗文化、濮文化等多方因子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中原文化的精髓，是一个文化复合体，同时它又保持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特性。自春秋以来楚人就已开始学习《诗》，在《左传》中多处有楚人引《诗》的记载。楚庄王时代，楚人全面认识到推广儒学的重要性。楚文化至此开始与中原文化接上了轨。屈原生活在社会大动荡的战国后期，作为一名贵族后裔，其思想必定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屈子的“美政”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但是，作为作者的屈子，是需要站在文本中的屈原、渔父之上来审视“沧浪之水”的，因为屈子深受母体文化，特别是巫俗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屈子所有作品中都有分量很重的巫风巫俗内容，从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楚国狂热的宗教接受和对楚民无拘无束，保持着自由、开放的天性的肯定。

在山间水泊中孕育的幽远复杂而浪漫的道家文化几乎同楚国相伴相生，并与巫俗文化蕴涵的神秘意识有割扯不断的联系。鬻熊既是楚国的缔造者，也是楚国思想的开拓者，他提出的“刚”“柔”“强”“弱”的辩证思想对道家的启发很大。除此之外，老子、老莱子、月渊、长卢子、龋冠子、庄子等都是楚人，因此，道家起源于楚，道家文化在楚独盛也是很自然的事。在这种人文环境和思想背景下，屈子接受其母体文化组成部分的道家思想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老子的宇宙观对屈子的影响很深，屈子处于困境时是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天”，试图从先哲的智慧灵光中寻找出路。正因为屈子接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信念，所以他的悲剧显得尤为壮烈。

天下大治是屈原“美政”理想的目标，于是，屈子用他俊美纯洁、傲岸不屈的人格为楚人树立了一面充满人格魅力的大旗。

楚辞与《渔父》——贵族精神的宣言

综上分析，屈子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并不能因为“渔父”的道家色彩，就否定《渔父》的作者为屈子。有了幻化的渔父，就有了屈子灵魂的对白，就有了屈子另一半隐秘的精神世界，就有了屈子流放时期“内心矛盾斗争的外化”。

那么又如何理解王逸在《渔父章句》序里所说的“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这句话呢？对这句话的理解，其实就是对《渔父》写作意图的理解。《渔父》极可能是屈子的绝世宣言，他在告诉这个世界：“苏世独立”与“遁世隐逸”都是我的选择，两条道路都不负我屈原高贵的出身、高尚的理想和高雅的人格。绝笔意味着屈子想象着身后之事：自己高贵的灵魂依然流芳百世，这是屈子的浪漫和高度自信与自负的表现。

崔建荣在《试论屈原对人生道路的探寻及其意义》一文中总结了屈子“不遇”的人生探寻，他认为屈子在人生 “不遇”时的探寻中，大致经历了六条道路：从俗以求显达、自藏以避乱世、作为以改变现实、出走以择贤君、轻举而远游、依彭咸所居。并把这六条道路概括为四种情况：与世推移、上下求索、轻举远游、从彭咸所居。与世推移：当时大多数人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如“女”（屈原姊也）所言“世并举而好朋兮”（《离骚》），结党营私，谄媚君上；而另一种潮流是如渔夫所言：“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上下求索：屈子在群臣谗害、怀王疏远的处境下，“一是向怀王反复陈说自己的忠贞，使其幡然悔悟，这在屈子的作品中处处可见；二是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以挽救楚国于水火之中”。轻举远游：“远游”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离开楚国，去广博的现世中寻找贤君；二是如庄子般让精神逍遥于尘世之外，获得精神的超脱。从彭咸所居，在屈原的作品中，“彭咸”出现了七次之多。王逸《楚辞章句》云：“彭咸为殷大夫，谏其君不听，投水而死。”种种道路屈子都尝试了，但条条道路都将他拒之门外，原因便是他心系楚国，心系人民。他与楚国是“国身同一”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屈子《渔父》的创作意图呢？

首先，楚辞《渔父》是屈子理想与道路的贵族化表达，是屈子贵族精神的宣言和独立人格的高贵表达。“这种贵族的自觉意识，既影响着屈原的人格成长和政治走向，也影响着他文学创作的气质和风格。”贵族化意识让屈原本能地选择了积极参与政治，完成贵族应当承担起的责任。怀才不遇的愤怨自然需要与之匹配的艺术样式去倾吐。不平则鸣，《渔父》中的屈原怀才不遇，他渴望继承前圣的政绩，实现美政，完成他的贵族使命。“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其次，楚辞与《渔父》是屈子独特的贵族情感的艺术化表达，是贵族化意识审美追求的应然高度。《诗》皆无题，诗之有题自楚辞始，屈原的名作《离骚》被誉为“词赋之祖”。屈子在艺术上的创新风格，与其贵族化意识密切相关。《渔父》里是主体情绪的倾注，屈子强烈的自我关注倾向在这里表露无遗。“屈赋中一再重复着‘我’‘余’‘朕’‘予’等词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屈原自我意识突出，有着强烈的自我关注倾向。它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身份自觉时代到来以后屈子强烈的主体意识，又表现了作为楚国贵族知识分子一员的屈原自觉担当文化使命的‘舍我其谁’气概。”自我关注的意识是贵族化意识的一种具体表现，是贵族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象征性认同。屈子作品中的贵族化意识对发愤著书、以物比德、深沉咏唱等文学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

虽然，屈子最终也没有找到一条在“不遇”时适合自己生存的道路，但却为后人在“进与退”中该如何安顿自我生命提供了思考路径。从文人精神建构的角度审视屈子，屈子就成为中国文人精神建构中与儒道并列的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