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不由己
杨晓升 广东省揭阳市人，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曾任《中国青年》杂志编辑、记者、版面主编，现任《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兼执行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一九八七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评论等各类作品近两百余万字。《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获二○○四年度“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和第三届（二○○四～二○○八）徐迟报告文学奖；《二十一世纪，巨龙靠什么腾飞——中国科技忧思录》获“新中国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近年所著中篇小说《红包》、《介入》等曾被《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十余家报刊转载或连载，并入选年度作品选本。
我这个人向来是思想的独行侠，不会人云亦云，行动上也是能自我主宰自我约束的。可大约是十多年以前，我却破天荒有了一次身不由己。那一次我丧失了自我，我既非酩酊大醉也非被歹徒绑架丧失了行动自由，可我还是实实在在地屈服于一种无形的力量，被这股难以摆脱的力量牵扯着，并且鬼使神差地进行了有悖我自己个人意志的冒险行动。
将近二十年前的中国，那时候的股市牛气冲天，无数的企业即便借壳上市也可以摇身一变摆脱困境，由步履维艰度日如年的企业变成身价数千万甚至上亿数亿的阔佬式股份公司。无数的股民争先恐后磕破头都想买到新上市的股票——新股，因为所有新上市的股票股价都会在短时间内迅速上扬，让股民们的腰包像吹气球般迅速膨胀，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式的富翁。我这个博士毕业后一直在研究所工作、远离商界和股市的书生，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被黄老板不知不觉裹挟着推上冒险行动的。
黄老板是我的老乡，还是我的远房亲戚，他是家乡一家味精企业的厂长。他们厂生产的一种叫荷花牌的味精，在全国的销售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他们这家企业的规模和知名度，在全国也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全国各地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味精的消费者，许多人都知道荷花味精，同时也有许多的人不知道荷花味精。虽然黄老板这家生产荷花味精的工厂年利润也有数百万元，但相比于那些利润上千万元的味精企业，黄老板这家味精企业自然是相形见绌，甚至自惭形秽，要想在同行业中成为股票上市公司，显然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差得太远。这种差距，黄老板当然也心知肚明，要按照常规，黄老板的味精企业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上市公司。
但黄老板并非等闲之辈，在商界打拼了这么多年，他可不是吃素的那种老板。黄老板自有黄老板的办法，他是那种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老板。面对眼前炙手可热的上市公司，面对上市之后滚滚而来的财源，黄老板欲望奔腾心潮澎湃，他冥思苦想彻夜难眠，面对中国股市眼前大发横财的大好时机，他不愿束手就擒，他要大干特干，他要横空出世，他要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经过黄老板将近一年的运筹帷幄和精心策划，黄老板总算寻到了良方，他与当地一家餐饮连锁企业多次磋商、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决定资产联合、组建成荷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申请上市。那家餐饮连锁企业，在我们家乡那个地级市的餐饮业中，资金、规模、知名度、综合实力等等，也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市区许多地段有他们的餐饮连锁店，但另外的许多地段尤其是黄金地段，还没有他们的餐饮连锁店。与当地那为数不多的几个财大气粗、牛气冲天的高档豪华酒楼企业相比，这家不大不小的餐饮企业同样是相形见绌。在日益激烈的同行业竞争中，他们可谓四面受敌，压力日增。想出人头地成为当地餐饮业中的龙头老大，没有外来雄厚资金的注入，要想咸鱼翻身、后来居上，简直是痴心妄想。跟黄老板一样，这家餐饮企业的李老板也是个不满足于现状的老板，李老板雄心勃勃，却同样财力不足，犹如困兽。
两只困兽于是惺惺相惜，经过一番热恋之后一拍即合，决定组成联合舰队，将双方目前各自拥有的五千万元企业资产联合起来进行包装，使总资产达到一亿，黄老板的味精企业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李老板的餐饮企业占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一旦集团申请上市成功，黄老板任董事长，李老板当总经理，但前提是集团所有上市事务包括前期策划和托关系找门路由黄老板全权负责。
用李老板对黄老板的话说，“你各方面关系多，能说会道，有活动能耐，像癞蛤蟆； 我关系少，不善交际，像井底之蛙。”
对于李老板的这个比喻，黄老板既高兴又不高兴，癞蛤蟆这个名字，使他多少心生不悦。他且喜且怒地盯住李老板问：“李老板，此话怎讲？”
李老板仰头哈哈大笑，笑毕，才解释道：“嘿，这还用解释吗？青蛙是保守派，我是井底之蛙，坐井观天；而癞蛤蟆是浪漫派，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股票上市公司就是天鹅肉，这不对吗？”
黄老板打骂道：“你不也想吃这块天鹅肉吗，那你也是癞蛤蟆啊！”
李老板答：“对，我也想吃天鹅肉不假，可我连癞蛤蟆都不如，只能是井底之蛙，只能借你这只癞蛤蟆共同去吃天鹅肉嘛！”
话说到这个份上，两个人都哈哈大笑，笑得无拘无束，笑得前仰后合。笑毕，双方啪的一声两掌相击，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准备合作的标志。
不过，两个老板都已经有言在先，两家企业之间的合作只是名义上的，就是说，为了股票上市这块天鹅肉，他们在名义上将双方的资产组合起来，组成名义上的荷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票上市公司所需的一切要求，从资产、经营、成本、利润、股东构成等等一系列的环节进行精心的报表制作、策划包装。为了避免不出差错，黄老板还不惜重金、特地从省城聘请来上市公司方面的顾问，进行了长时间的、精密细致的策划准备。现在，黄老板他们这个名义上的荷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东风是什么呢？就是股份公司的上市指标，这可是关键中的关键。拿不到这个指标，你资产再多，利润再好，实力再雄厚，那都是白搭。可这样的指标，如凤毛麟角，少而又少，按行政区域划分，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每年平均只能拿到由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的两到三个指标。所以，那个时候，全中国的老板们连睡觉都在挖空心思，琢磨着怎么才能拿到上市指标。那时候要能拿到指标，就像阿里巴巴拿到了打开金库的钥匙，随着公司的上市，金银财宝立即滚滚而来。这样的金库钥匙，谁肯放过？问题是，这样的钥匙要想拿到，就像癞蛤蟆执意要吃天鹅肉，首先必须登天，可谁都知道登天有多难啊！
所以，黄老板和李老板也做好了吃不上天鹅肉的准备。一旦这个名义上的集团公司上市申请失败，吃不上天鹅肉，那就让这个名义上的集团公司和那为上市申请所付出的一切报表和一切努力，通通随风飘去，让其成为历史。他们各自的企业也依然各自为战，各自发展。事实上，他们也已经有言在先，即便这个名义上的集团公司上市成功，黄老板的味精企业和李老板的餐饮企业也是各自经营，各自独立核算，互不干预，貌合神离。
他们之所以愿意合作，组成名义上的集团公司，目的很一致：套钱，牟取新股上市股价上扬之后的巨大利润。有了钱，他们就不怕没有实力，不怕与同行竞争，不怕当不上本行业或至少是本地同行业的龙头老大了。至于上市公司应该如何健康发展，如何合理运营，是否应该为广大的股民们负责，他们“还没有时间考虑”，这话是黄老板找我想办法帮忙时，亲口对我说的。
黄老板千里迢迢来北京找我，就是为了拿到他们那家名义上的集团公司的上市指标，为了找到那把打开金库的钥匙。黄老板在找到我之前，已经按照上市公司的有关要求通过正常渠道申报，并已先后在我们家乡的地市、省一级的主管机构和有关领导中来回穿梭，该找的人都找了，不该找的人也都找了。该花的钱都花了，不该花的钱也都花了。眼看着时间一晃已经过去了一两年、两三年，可上市的事不但依然没有进展，甚至还一点眉目都没有。那些被黄老板找过的人，礼和红包倒是收下了，高档宴请倒也吃了，而且也都信誓旦旦口口声声说愿意帮忙，可帮来帮去，就是没有什么效果。眼看着时间不断流逝，好处费流水般花花地往外流，黄老板焦躁不安，心急如焚。无奈之际，有一天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千里迢迢从家乡来到北京，找到了我。
“你身居京城，在天子脚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天时地利人和……有利条件全让你占了。何况你是博士，已经在京城工作了那么多年，见多识广。你爸都说了，你在京城名声很大、地位显赫，找你办事的人多如牛毛。看在咱既是老乡又是亲戚的份上，无论如何，我这事你也得帮助我想想办法找找关系呵！”黄老板是在一股脑儿倒出为此事到处碰壁的苦水之后，对我说出这一番话的。来北京之前，他拎着一大堆好烟好酒去找我父亲。而我北京的客厅里，眼下也堆放着他不远千里送来的礼物，有名烟、名酒，还有洋参鹿茸等高级补品。此时的黄老板仍然心急火燎、一脸苦相地注视着我，左手挟着的一支香烟静静地燃烧着，眼看着就要灼烧到他的手指了，他仍不知不觉、无动于衷。
到了这个份上，我已经没有办法推辞。但要说我有什么能耐，什么“名声很大、地位显赫”，那绝对是瞎扯。我父亲根本不知道京城之大和我的底细，见人就爱吹我如何如何，那纯粹是因为我是我们家里四代出的唯一一个大学生，而且是一路读到博士，还在京城工作，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听起来好像多么不得了。
其实博士生在京城他妈的算什么，什么都不是！那时候我仍然住着一套总面积不到三十来平方米的旧一居室楼房，月收入只有区区的一千多元，上班骑一辆轮子转起来吱吜吱吜响的破旧自行车。妻子是另一家研究所资料室一位普通的资料员，月工资不到五百。六岁的儿子那时为了上一所重点小学，我们夫妻俩正求爷爷告奶奶四处托关系，却还没有任何进展呢！
我这个博士在京城的生存苦衷，我父亲知道么？眼前的黄老板知道么？不知道！当然，他们不知道我也没必要说。毕竟在我们家乡，我这个博士很风光，在老家我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至今也还都因为我的存在而风光，风光与不风光，仅仅隔着一层无形的薄纸，我不能去捅破，也没必要去捅破。能让我那远在家乡的父母亲与兄弟姐妹生活在子虚乌有的风光之中，满足一下虚荣心，也没什么坏处啊。
面对眼前黄老板恳切而又急切的求助，我别无选择，我抖擞精神对黄老板说：“我没你想象得那么有能耐，尤其是股票上市这种事，我是外行，也没啥关系，能力真的很有限，但我会全力以赴，我试试看，尽量帮助你找找关系吧！”黄老板听罢，喜形于色，脸颊瞬间红润起来，笑容随之在脸上荡漾。那样子似乎我这么一答应他就有希望拿到股票上市指标似的。这无形中又增添了我的心理压力，我忽然感觉自己此刻如同出征前向首长立下军令状的将士，无论前方多么危险，也只有冲锋陷阵了。
黄昏，我同妻子商量着上街采购，炒几个好菜好好招待一下黄老板和这次同来的女秘书，可黄老板不肯。他执意要请我们全家到外面的酒家吃，他身边漂亮的女秘书小赵也热情地不时帮腔，说着还亲热地搂住我的妻子和儿子。一推往外再推，我们拗不过他，只好同意。
一听要到外面酒家吃饭，不谙世事的儿子高兴得像过节似的又蹦又跳，殊不知此时他那双又蹦又跳的小脚丫，就像擂在我心上的鼓点，既紧张又急促。儿子当然不知道“吃人家的嘴短”这句话此刻对我施加了多大的压力，只有我知道吃了这餐饭，我就更是身不由己、更应该百倍努力地偿还黄老板的这个人情债了。
这顿丰盛晚餐，山珍海味应有尽有，让平时难得开荤的儿子和妻子吃得都心满意足。走出酒家，儿子唇油脸红，一边往外走一边抹着嘴，兴奋得一路说说笑笑，甚至时不时还哼着歌儿。
回到家，我放下手头这几天正在进行的一个课题，一个人开始翻箱倒柜，寻找我的电话本和多年来对外交往收到过的所有名片。
不知为什么，自从这一天黄老板将托关系找门路跑上市指标的这件大事端出来托付给我，无论我愿意不愿意，无论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我都已身不由己、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个任务接了过来。我开始郑重其事地将其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来完成，否则我感觉会对不起对我满怀希望、不远千里前来京城求助于我的黄老板，同时也会对不起我自己老家那年迈的、将我当成京城能人的父亲。毕竟我这个上了大学一直读到博士的儿子，是唯一可供我父亲他老人家在乡亲父老面前津津乐道的骄傲。
这层对我来说更像皇帝新衣的脸面，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撕破的。这时候我的大脑像放电影一样将我从读书到参加工作这十几年来的所有关系，儿时的少年的青年的，朋友的同学的亲戚的同事的，甚至还有妻子那边的各种关系，通通像大扫除一样扫了个遍，然后将包围圈进一步缩小，集中在首都京城这个万众瞩目的中心地盘上。然后，我一遍遍打电话。每打一次电话，都要先跟人家寒暄一番，问问人家，说说近况，然后话锋一转，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有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什么路子可以找到中国证监会的熟人，帮助弄个股份公司上市指标，电话中每每说到这里，我都会适时加重声音说：“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我所强调的这最后一点，也是黄老板找我想办法帮忙时所强调的。黄老板向我强调时还生怕我不在意，特意说这个重谢可不只是名烟名酒或者土特产什么的，也不仅仅是几千元而是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回报，事成之后一定少不了给你送数量可观的原始股让你也尝尝一夜暴富的感觉。黄老板在我家说这番话时眉飞色舞天花乱坠，直说得我妻子两眼放光喜形于色，那样子似乎我们家真的眼看着就将要一夜暴富。如此的重谢和这么大的许诺，对我来说当然也是个巨大的诱惑，因为我跟妻子一样做梦也想搬离眼下这破旧的楼房，住进宽敞明亮的住宅小区，甚至跟妻子一样还想着拥有家庭轿车……等等。
但我知道这一切对我家来说都只能是梦想而已。因为我知道对于弄股票上市公司指标这样的事情，自己没有这种能耐，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中国证监会的人，别说是那些手握审批上市公司的人，就是证监会里那些扫厕所的或者看大门的，我也一个都不认识。我所在的单位也仅仅是搞环保研究的，我平时接触的人八竿子与证监会也打不着，我凭什么能弄到股票上市公司的指标？
我一遍遍掂量这件事的难度，黄老板许诺的那些诱惑很快在我心中就大打折扣，因为我觉得自己根本帮不上黄老板这个忙，所以我在黄老板许下的诱惑面前心如止水，我的心境就像平时听说天上要馅饼一样无动于衷。现在，我之所以开始将黄老板求助的这件事当做自己的事来对待，完全是为了不伤黄老板的情面，也为了维护我父亲在乡亲父老面前的脸面。所以打电话给别人时，即便是明知不抱希望，我也会异常恳切地请求对方想方设法竭尽所能，像我一样将黄老板托付给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我也着重强调了黄老板所说的“事成之后必有重谢”的这一点，唯恐人家不重视不当回事似的。我想只要人家能够跟我一样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就算万事大吉，没准儿还真能扯出一条与证监会的人搭得上话的关系来。我甚至心焦地想，只要能维护住我与黄老板的情面和我父亲在乡亲父老面前的脸面，黄老板重谢不重谢对我来说都已无关紧要。
然而，无论我心情多么焦急，无论我当晚打了多少次电话找了多少个人，都一无所获。眼看着写字台上的时钟指针已经指向晚上十一点，我不得不鸣锣收兵，一脸沮丧。
第二天一早，黄老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怎么安排，能不能找到关系？如果找到赶紧请人家出来吃饭，咱们找最高档的酒家！”黄老板边说边拍拍系在肚皮前那个长条形的鼓鼓腰包，意思是那里面有的是钱，足够攻关的。
我说：“别急，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昨晚我打的电话都找不到人，今天我抽时间继续打。”由于急着上班，我让黄老板白天自由活动，到故宫天安门王府井什么的随便逛逛，晚上回来再等我消息。由于女秘书是第一次来北京，趁机带她在北京游玩。黄老板自然是求之不得，反正他在北京除了我没有其他任何关系，有劲使不上，他将一切的希望都托付给我了。
到了研究所，我依旧像往日一样先到室主任那里点了个卯，算是报告我照常来上班了。今天，室主任并没有要紧的事安排给我，这让我心中不禁窃喜。到了办公室，我泡了杯茶，就迫不及待地像昨晚那样开始翻名片夹和电话本，守住办公室唯一的一部电话机一遍遍地打电话。男的女的，年轻的年长的，熟悉的或者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我都竭尽全力撒开自己毕生以来这张自觉或不自觉编织起来的关系网，一遍遍打捞着事实上很渺茫的有用关系和有用信息。
每打一次电话，我都竭力调动着自己的热情、恳切和焦灼，一遍遍重复着昨晚已经说过无数遍的话。我似乎忘记了自己当天的本职工作，甚至也忘记了周围还有其他同事。我肆无忌惮地打，如入无人之境地打，以致周围的同事挤眉弄眼怪腔怪调争先恐后地挤对我，说：“你今天是发酒疯吧？要么是准备辞职下海投身股市？”面对同事的取笑，我只是满脸赔笑说：“是啊是啊哥们儿姐们儿今天我就对不起大家了，受人之托我必须尽最大努力找到关系帮人家牵线搭桥。你们谁要是能帮我拉到关系也赶快说，否则错过发财机会可别后悔。”大家听罢便来了情绪，你一言我一语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平时我与同事们的关系不错，否则我断不敢工作时间背着主任毫无顾忌地打私人电话。
可惜打了一天电话，我依然颗粒无收。许多人一听都知道并深信这事要能帮上忙，当然毫无疑问肯定能发一笔小财。但同时此事的难度一如登天，因为谁都想发财，谁也都知道眼下干什么事能发财。就像早几年满世界的人都在找钢材和铝锭一样，眼下满世界的人都在托关系找门路弄股票上市指标，当然最好是直截了当弄到原始股。
下午下班回到家，黄老板带着他漂亮的女秘书小赵满面春风地找到了我，刚一见面就一个劲问：“怎么样，今天找到关系了吗？”黄老板和小赵此刻都脸色红润双眼放亮，看得出今天他们俩在外面玩得很开心很满足，此刻他们对我又有着满怀的期待。
我摇了摇头说：“没有。为了你的事，我上班光打电话了，四处托人找关系，可打了一天仍然一无所获。”黄老板一听，眼光和脸色霎时都暗淡下来，那样子一如泄了气的皮球。女秘书小赵在一旁似乎也花容失色，愣愣地发呆。
我只好安慰他们说：“眼下满世界的人都来北京托门路找关系弄股票上市指标，这事要那么容易，那股票上市指标恐怕就不值钱了。何况我并不直接认识中国证监会的人，甚至也不知道我的朋友同事同学当中谁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国证监会，或者有谁能够间接地找到中国证监会的人。所以这事看样子急不得。我得动员我所有的社会关系网，就像撒网捕鱼一样，慢慢地找、一个一个地找。你们俩大老远来北京，干脆先好好玩几天吧！”
我注意到这时候黄老板的秘书小赵漂亮的脸蛋又生动起来，可黄老板却面有难色地说：“市里正进行税收大检查，公司那边正追我回去呢！”不想女秘书小赵却抬起手臂使劲碰黄老板，嘟起嘴拉长腔调嗔怪他：“哎——呀——就你积极，晚几天回去他们还能怎么着你呀！”黄老板见小赵生气了，嘿嘿笑着哄她说：“那好那好，咱们索性多待两天吧！”
我趁机说：“北京那么多名胜古迹，你们就多玩两天吧！这两天我再抓紧联系，看能否找到门路。实在不行你们再回去等着，反正这事真是急不得，急也没用，得从长计议。”黄老板听罢沉吟片刻，然后点头说：“那好吧！”
女秘书小赵听罢嫣然一笑，对我说了声：“我们说好今晚到王府井那边逛逛夜市。”然后不由分说拉起黄老板的手，高高兴兴地挥手同我说“拜拜”。被小赵拉着的黄老板边走边扭过头冲我嘿嘿笑着说：“那我们现在走啊……”
“你们走吧你们走吧，好好玩！”我如释重负。正准备做晚饭的妻子适时地凑到了我的跟前，望着他们的身影一脸的鄙夷，她不满地嘟哝道：“哼，哪是什么秘书呀，分明就是他黄老板贴身的小姘！”妻子抬眼望我，那眼神带着探询、更希望得到我的肯定。可我却不置可否，只是苦笑、摇头，一脸的无奈。自打黄老板带着女秘书小赵来到北京找我，我就从小赵的言谈举止中感觉出他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妻子此时只不过公开说出了我的这种感觉而已。我对妻子说：“这种事一点也不奇怪。眼下不是有一句名言吗？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妻子瞪我一眼：“那你最好别有钱！”
我哑然失笑，“那你就心甘情愿跟我过穷日子啊？”
妻子不搭理我，头也不回地进厨房干活去了。
两天之后，我还是没找到什么有效的关系。黄老板也等不及了，说：“家那边税收大检查，一催再催，不回去是不行了。”我顺水推舟，说：“那你就先回去吧，反正股票上市的事是大事，不是一两天或几天就能搞定的，急不得，急也没用，这边找关系的事我会抓紧，全力以赴。”
黄老板说：“那好吧，这事就拜托你了，事成后我肯定重谢！”黄老板同我握手，抓得很紧，使劲用力，使劲地摇，仿佛我就是他公司股票上市的救星。
女秘书小赵也使劲握我的手，“胡大哥，这事就让您费心了，有了消息可得及时告诉我们哦……”小赵漂亮的眼睛深情地望着我，那眼神充满女性特有的温柔，深深的，幽幽的，有些勾人，又不乏恳求，让人难以拒绝。这样的眼神，难怪黄老板离不开她呢！
我说：“你们放心回去吧，我会抓紧，一有消息立即给你们打电话。”
……
黄老板乘飞机回到家乡的那天晚上，我父亲就给我来了电话，说黄老板从北京回来给他们带来了许多东西，有吃的，还有穿的，给他和母亲各买了一件毛衣。反正吃的和穿的都放在一起，装了满满的一大袋。我一听内心咯噔一声，心想坏了，黄老板走的那天我自己忙中出乱，竟然忘了托黄老板给我家捎东西孝敬老父老母，这一下倒好，反让黄老板替我尽孝了。我后悔得直骂自己，心想也真是太难为黄老板了，要不是因为有求于我，他怎么可能对我的父母如此周到细心啊！然而，越是如此，我越感觉到内心的沉重，心想黄老板的这个人情债不知到头来该怎样还呢！
有生以来，我真的是第一次被推上“贼船”，莫名其妙不由自主地要去完成一件想干也得干、不想干也得干的事情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并没有因为黄老板的离京而感觉到丝毫的轻松，相反，我意识到自己必须竭尽全力调动自己一切的社会关系，想方设法挖掘到哪怕一丁点儿对黄老板公司上市都有用的信息。
那些日子，除了正常的上下班，我几乎将原本承担的部分家务活全推给了妻子，余下的时间便发了疯一样，一遍遍地翻我的电话本和多年收藏的名片，一次次地打电话。男的女的，年轻的年长的，熟悉的不熟悉的，甚至是仅仅一面之交的，我都要掘地三尺一个个地打，一遍遍探询、打听对方是否有关系在中国证监会。甚至于在上班的时候，做课题之余，也不忘抓紧时间一遍遍地打，仿佛上辈子我没打过电话，这辈子非要将上辈子没打的电话补回来似的。反正同事都说我疯了，说我想发股票财都想疯了。反正我妻子也说我疯了，说我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情就直接跟人家黄老板说办不到得了，干嘛非要认死理钻牛角尖一条胡同走到黑？干嘛非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撞南墙不回头？
对于所有的议论和指责，我只能是有苦难言、置之不理。其实，我这样倾尽全力为黄老板找关系，且不说我的同事不理解，就是与我同床共寝多年的妻子也是不理解我的。
我妻子是北京人。我岳父岳母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在偌大的北京城，他们除了平时联系并不密切的一些同学和同事，人际关系中并没有宗族乡亲这个概念，更没有三姑六姨七大舅八大妗的。社会关系简单，生活方式简朴，说话做事环境宽松，谁也管不着谁，谁也欠不着谁，谁也帮不着谁。
我们那里可大不一样，小地方嘛，人口不多，又没有什么外来人员，人际关系是番薯藤嫁接稻秧草，牵来牵去，你与他，他与我，没有关系都能牵出关系。从小处说，不是非亲即故，就是非朋即友；从大处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尤其是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到首都京城工作的人，家乡人见家乡人，谁能不觉得亲切？何况我还是我们家乡远近闻名出的唯一博士生、我的家人和乡亲眼中的骄傲？被父老乡亲寄予如此厚望的我，被黄老板事先用各种礼遇铺垫得密不透风的我，如果对黄老板这个家乡人不远千里不遗余力的求助置之不理，那我不被父老乡亲戳脊梁骨才怪，那我不被我父亲破口大骂才怪。
再说了，黄老板不远万里不遗余力求助于我，那是看得起我，他这事要真能办成，我不发大财也能发一笔小财。虽然我对以这种方式发财也并不抱多大希望，可我却没有理由不全力以赴。
虽然我全力以赴了，甚至付出全力了，可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我却仍一无所获。我的掘地三尺和撒网式的广泛联络，并没有使黄老板托我办的事生出一丝希望。打了无数的电话，我唯一的收获是知道操作股票上市的事太挣钱了，同时也太难了。有的说我早就想捣鼓这事了，因为我做梦都想发财。有的说我也真想能够帮助你，这样我他妈的就用不着整天为缺钱的事与老婆吵架。只可惜我他妈的干错行了，当初为什么不学金融证券的争取到中国证监会工作啊，要那样我就可以大发横财了。
看来英雄所见略同，这时候人们都认定在证监会工作就不愁发不了财，就不愁缺钱花。甚至有的人说他也认识中国证监会的，可人家证监会的却并不认识他。他说他单位就在方庄，与中国证监会仅仅一墙之隔。他每天只看到证监会门口车水马龙宾客盈门，他说方庄那一带的高档酒楼每天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经常爆满，那都是全国各地前来中国证监会运作股票上市的人给抬起来的……
至于情况是否属实，我还无从查证。但有一点却是可以承认的：中国证监会炙手可热，在国家证监会工作的人牛。想想也是，谁都想求助于他们，他们能不“热”吗？他们能不牛吗？他们能不发财吗？
一个月的时间到处求人却无功而返，我懊丧极了。我直恨自己无能，甚至也跟有的人一样恨自己当初怎么有眼无珠，怎么不去读金融证券专业。要那样没准真能分配到中国证监会去工作，也没准还能在证监会捞个一官半职的。要那样我他妈的就用不着这么漫无边际地求爷爷告奶奶了；要那样我现在没准也开着高级轿车上下班；要那样我也能过上人模狗样人五人六的日子，哪儿用得着像眼下这样骑着辆破旧自行车活脱脱像个落魄博士的样子哟！
自从黄老板离开北京回家乡，他可是忘不了三头两天地给我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有时候他甚至让他的女秘书小赵给我打电话。小赵打电话可不像黄老板那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小赵总是嗲声嗲气没话找话地同我寒暄几句，半是调情半是撒娇地跟我套近乎，然后话锋一转说：“胡大哥，我们求您办的事，您可真得帮忙啊，且不说黄老板对您寄予厚望，就是光看在我的面子上，您也不能不帮忙呀……”末了，小赵对着话筒“咯咯咯”地笑，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透过话筒我却不难想象此时的小赵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她是天生的情种，善于调情，知道怎么与男人周旋。可惜我却无心恋战，因为我内心很清楚她给我打电话的真正目的。所以，每次听到这位漂亮的赵秘书的电话，我就心跳加快神经紧张。那样子就像身无分文却误入高档娱乐场所嫖娼的穷小子，面对风情万种热情无比的小姐，内心却忐忑不安毫无底气，欲进不能，欲退不甘，最终力不从心节节败退，以至羞愧万分落荒而逃。
更让人扫兴的是，每一次赵秘书晚上将电话打到我家，妻子儿子都在身边。每次一听是赵秘书那嗲声嗲气的女音，妻子总会狠狠地剜我一眼，嘴霎时气歪，那张原本生动的脸立马黑得像窗外的天，让我那原本温馨的小家庭突然间阴沉压抑，几乎让人透不过气。就连儿子原本纯真快乐的说笑声也被赶得无影无踪。
每每这个时候，我都羞愧难当，想方设法无话找话地去哄妻儿，以期重新调节回原本欢乐的气氛。顺便说一句，自从我身不由己地被黄老板推上“贼船”，我和妻子的关系便陷入冷战，很多时候她对我总是爱理不理的，晚上睡觉她总是拿儿子当挡箭牌，搂着儿子不让我碰她。有时到了周末，她甚至招呼不打就带着儿子回娘家去，害得我无可奈何独守空房。好在那时候我受黄老板之托，心在黄老板那边，对正常的夫妻生活也没有太多兴趣。况且，她们不在家我也落得清静，继续一次次为着黄老板的托付打我的电话。
就在我一次次无功而返，一次次陷入绝望之际，寻找操作股票上市关系的事却在不经意间出现了一线希望、一次转机。这线希望和这次生机，并非来自我一次次的电话，也非来自我一个多月来主动苦苦寻找的社会关系网，偏偏来自于我的博士生导师高教授的一次谈话。
那天我因做课题的事去我的母校、北京某著名大学找高教授，向他求教我眼下正在做的课题所碰到的几个难点，聊着聊着，高教授忽然问我：“听说你最近对投资股票很有兴趣？”我一下怔住了，心想肯定有人将我最近发了疯似的到处打电话找关系联系股票上市的事告诉过高教授。现在高教授既然主动提问，我无法回避，只得苦笑着，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接着叹了叹气，索性将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和现在的苦衷如实地告诉了高教授。
高教授听罢，沉思着，对我身不由己卷入股票操作的事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我索性试探着问：“高老师，您有什么关系可以帮助我联系到中国证监会的人吗？”高教授看着我，先是摇了摇头，紧接着似乎想起了什么，皱了皱眉说：“这样吧，我回去问问我儿子。”他这么一说，我的内心忽然涌起一股热流，暖融融的。我知道，高教授一向反对学生经商，更反对自己的儿子从商。他总说无商不奸，做学问就得一心一意，沾了商就肯定做不好学问。可他儿子大学毕业却偏偏选择了经商，当了父亲的叛逆，让父亲从小对儿子子承父业的愿望毁于一旦。为此他曾经无比伤心，好长一段时间情绪低落。
眼下，高教授说了这么一句，一方面说明他已经无奈地默认了儿子的选择。另一方面，他同情我眼下被无奈卷入股票风潮的遭遇，他想帮助我。一想到这些，我不由得有几分激动，我禁不住站起来抓紧高教授的手，“高教授，那我太谢谢您了！”高教授用另一只手按住我的肩头，示意我坐下。高教授说：“你先别谢，我只是回去问问他，成不成还难说呢！”话虽然这么说，可我内心已经很感激高教授了。要知道，高教授不但学问好，在学界很有威望，而且一向关心爱护他的学生，我三年的博士生涯对此深有感触，我时常庆幸此生当过高教授的博士生。
当天晚上，高教授就给我打电话，说：“我回家之后跟高兴说了，他让你直接跟他说。这样吧，我让他接电话。”高兴就是高教授的儿子，我没想到高教授真的这么惦记着我的事，而且这么雷厉风行，此时我的内心别提有多高兴了。
高兴接过话筒，没有寒暄，而是直截了当地问我怎么回事。我将情况如实向他介绍，并请他想办法帮助我。高兴很爽快地说：“没问题，明天你等我电话吧！”我很高兴，心想他真像他父亲高教授，助人为乐，正要说些感谢之类的话，没想高兴却将电话挂了。看样子经商的人真是忙，说话简短，办事爽快，我不由得对高兴生出几分好感，更庆幸高教授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儿子。
第二天，高兴果真给我来了电话，说他已经打听到了，他有一个朋友认识中国证监会的人，而且是证监会中负责审批股票上市的那个部门的人。我一听喜出望外，连声说：“好啊好啊，能不能见一见他们？”高兴说：“只能先见一见我那位朋友。”我求之不得，连忙说：“好啊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你安排吧，地点也由你定，我做东。”话一出口，我感觉自己此时活像一条正被主人喂食的狗，因有求于主人，而正一个劲地摇着尾巴蹦着跳着，唯恐主人不给似的。好在高兴马上满足了我的要求，他说出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又隔了一天，我、高教授的儿子高兴，还有高兴说的那位朋友一共三个人，就在一块儿见了面。
那天是周末，星期五的晚上。下了班，我就匆匆往事先约定的沪江香满楼酒家赶。
沪江香满楼是京城比较有名的上海风味酒楼，地点在东四十条那边，我没有去过，但听说价钱比较贵，可价钱再贵也得去啊。这个地点是高兴定的，高兴说他那位朋友喜欢吃上海菜，既然是你有求于他，咱们定在沪江香满楼吧。我说行，只要能见到你那位朋友，怎么都行。为了找到有助于黄老板的公司股票上市的关系，我已经像无头苍蝇一样忙乎了一个多月，眼看着眼前好不容易浮现一缕曙光，我的心情就如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长途跋涉之后忽然发现一处绿洲，别提有多高兴了。
昨天，高兴同意带我见他那位有关系在中国证监会的朋友之后，我立即打电话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黄老板，并告知黄老板我需要在北京的沪江香满楼酒家花钱宴请对方。黄老板听后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连声说：“好啊好啊，你赶紧去同人家见见面吧，该花多少钱你花吧，费用我出，你开发票寄回来我给你报销。”出于客套，我连忙说：“不用了，三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吧！”我之所以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黄老板，是想让他在第一时间知道，他托我办的事出现一丝希望了，而潜意识当中，我同时也想让黄老板知道我在还他的人情，我一直在为他的事奔忙，现在总算有一点进展了。即使我为黄老板的事自己掏钱请高兴和他的那位朋友，也是应该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欠黄老板太多了。
从我居住的中关村到东四十条桥那边的沪江香满楼酒家，至少也有二十公里的路程吧？打车恐怕至少也得三十块钱。那时候我的月收入才一千多块钱，花三十块钱打车，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呀。为了节省开支，我决定骑自行车。那时候正值盛夏，北京城热得像一个大蒸笼，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已经让我大汗淋漓。进入沪江香满楼时，高兴和他那位朋友早已经在事先预订的雅座上等我了。见到满脸通红、大汗淋漓的我，高兴惊讶得张嘴瞪眼，“怎么，这么远你还骑自行车啊？”
我抹了抹汗，摊开手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嘿，我习惯了，喜欢运动，不运动心里憋得慌。”
“嗬——时尚，时尚，看样子你是个时髦派、新潮派！”没等高兴介绍，高兴的那位朋友已经主动伸出手来，满脸笑容地同我握手。
我连忙笑脸相迎、伸手相握，紧接着主动给他递上名片，也给高兴递了一张名片。高兴的朋友接过我的名片，刚一端详，忽又叫了起来：“哟——胡先生还是个大博士哇，幸会！幸会！”我连忙说：“哪里哪里，一介书生而已。俗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不，今天我还不是求助于您？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呢——”我伸出手，希望他回赠我他的名片，不想他双手作揖连声说：“抱歉抱歉，敝人没有名片，我给你留个电话吧！”说着，他示意服务员拿来了笔和便笺，在餐桌上刷刷地给我写了名字和电话。我接过纸条，这才知道高兴的这位朋友叫王进财。
一直在一旁沉默的高兴这时候才介绍说：“王先生是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的经理，关系多，见识广，一会儿你向他介绍介绍你那边的情况吧！”
“好的好的，不过咱们先点菜吧！王先生您喜欢吃什么，您来点——”我将桌上的菜谱递给了王先生。王先生也不推辞，接过菜谱一页页翻着，一挥手招来旁边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一五一十地点起菜来，有上海大阐蟹、响油鳝糊、糖醋小排、油爆大虾、鸡鸭血汤、生煎包……等等，看来他真是这里的常客，点起上海菜来熟门熟路。
席间，王进财向我大谈生意经。从投资证券到投资房地产，从经营特色小吃到开生活用品超市，他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海阔天空、侃侃而谈，一下子让我这个商界的门外汉对他刮目相看，心想人家真不愧是搞投资咨询的，知道得真是多啊！我禁不住一次次向他敬酒，并一五一十地将黄老板那边公司希望操作股票上市的事如实向他介绍，请他一定想办法帮忙。
王进财咽下一口青岛纯生啤酒，抹着嘴唇上的泡沫和油腻，连声说：“没问题没问题，高兴是我的铁哥们儿，他托我办的事我不能不办啊！”他挟了一口鳝糊，送进嘴里欢快地嚼着，继续说：“我同中国证监会的人都很熟，我的一个哥们儿在里面就是管公司上市资格审批的，回头我找找他吧！”我听罢内心一喜，连连道谢，又向他和高兴敬酒。为了表示敬意，我率先将刚斟满的一杯青岛纯生喝了个杯底朝天，连声说：“此事就拜托二位了，事成之后，一定会重谢！”言毕，唯恐对方不理会“重谢”二字，我迫不及待又将重谢的含义，按照黄老板的意思强调了一遍。
王进财笑着拍拍胸脯，“没问题，我一定尽力！” 说完，他将杯中的酒喝了。高兴也笑呵呵地端起酒杯，让酒杯翘了个底朝天。
这顿饭，共花了四百六十块。结账的时候，我有些吃惊，因为比我早先的预算至少多花了两百块，但我还是心满意足地走出了沪江香满楼，因为无论如何，几个月的辛苦付出终于使黄老板托我的事有了进展，我没有理由不高兴。我满心欢喜地等待着事情的下一步进展。
接下来的几天，除了忙工作，我几乎天天盼着高兴给我打电话，期待高兴和王进财能给我带来与中国证监会朋友联系的有关信息。可时间一天天过去，高兴那边仍毫无音讯，时间一晃又过去数天。我禁不住给高兴打电话，问王进财那边联系得怎么样，是否有消息？高兴说没有，你耐心等待吧，这事急不得。
没有办法，我只得等待。这一等又过去数天，仍没有消息。我再次给高兴打电话询问情况，高兴仍然说还没有进展，有进展我会告诉你的。我问：“都过去十天了怎么还没有进展啊？”高兴有些不高兴了，“你不知道眼下办事不容易吗？何况是这么大的事！”他有些不耐烦，不由我分说就将电话挂了。我也有些不耐烦，内心直骂高兴这小子怎么搞的，王进财那边不就是联系与中国证监会朋友见面的事吗，见与不见不也就打一个电话的事么，怎么跟生个孩子似的那么难？
内心这么想着，对高兴也多少有些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只好耐着性子等待。这一等，又过去了好几天，高兴那边依然没有半点消息。
这期间，黄老板和他的女秘书小赵还分别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询问事情进展。每次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我内心就不由自主地紧张，仿佛借债人被债主追债似的。那急促的铃声阵阵敲击着我的心鼓，每次都让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自打我宴请高兴和王进财后，黄老板就像服了兴奋剂似的突然兴奋起来，原本对股市上市指标的欲望像气球一样又被吹大了，而且那气球越飞越高。我不但不忍心戳破，还仿佛被那气球吊起来不由自主地往前走，尽管走的脚步虚幻飘忽、趔趔趄趄，极不踏实，却也身不由己。
转眼又过了一周，我又给高兴打电话，高兴一听是我的声音就有些不耐烦，说：“我正忙呢！你的事回头再说吧。”叭的一声，他又将电话挂了。我“噢”的一声，也放下话筒。心想那就等待他不忙的时候回电话吧。不料几个小时过去，高兴压根就没来电话。我有些生气，抱怨高兴这小子办事怎么那么不靠谱呢！抱怨归抱怨，却还是意识到应该主动给他打电话。刚拨着号码，转念却想：何不直接跟王进财打电话呢？毕竟自己已经与王进财认识，还宴请了他，何况他也给我留了电话呀！
这么一想，我当即找出王进财的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电话通了，王进财一听是我，“哦”的一声，倒还热情。寒暄了几句，我就询问中国证监会那边的朋友联系得怎么样。他“嗯啊”一声，说电话已经联系了几次，证监会那位朋友老是出差，忙极了，根本没时间见面。我问那证监会的朋友何时能有时间？他说我也说不好，他确实太忙，只好再等等。他大概感觉到我的焦急，又说：“这事急不得，你知道全国有多少人都在找他们吗？嗤，多了去啦！你想想他们工作本来就忙，又有那么多人找他们，即使有时间不也得排一排、等一等吗？所以，你就耐心等吧！”话说到这份上，我只好对着话筒一再感谢王进财，同时极尽恳切之声请他继续抓紧联系中国证监会的朋友，力争能尽早安排见面。此刻我的心情不亚于旧时臣民拜见皇上。没等我把话说完，话筒便蹦出王进财“哎呀这我知道这我知道”的声音，这声音显然带着不悦。
我很无奈。“求人如吞三寸剑”，这是我们家乡的一句俗语，家乡父老时常用这句话形容求人办事的艰难。为了黄老板公司上市的事，我眼下何曾不是如此呢？你焦急，可人家未必焦急，你有求于人，可人家未必就将你当一回事。帮不帮你也是人家的事，何况人家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轨迹，你要想在人家正常的生活轨迹上插一竿子，除了被动等待，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可事情不仅没有着落，我还因为给王进财打电话惹怒了高兴。
我跟王进财打电话的当晚，高兴就将电话打到我家，气势汹汹地质问我：“谁让你直接打王进财电话了，你他妈的懂不懂规矩啊！？”我耳边嗡的一声，感觉突然间像被谁冷不丁扇了一巴掌，这粗鲁的话会是出自高兴——我一向尊敬的博士生导师高教授的儿子的口？我疑心自己听错了，傻傻地又问了声：“你……真的是高兴吗？我……我不明白你刚才说的什么？”
“我说你他妈的懂不懂规矩啊，谁让你他妈的给王进财直接打电话了？”从话筒里蹦出的这句粗话一如炸雷，又一次在我家狭小的屋里炸响，惊得我目瞪口呆，就连妻子和儿子都吓愣了，都皱眉睁眼惊诧地望着我。我强抑着怒火，捂着话筒压低声音问：“高兴，你甭发火，有话好好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直接给王进财打电话，那天吃饭他不是给我留了电话了吗？再说了，我几次给你打电话你都有些不耐烦，我想你可能太忙，我怕打扰你，索性就直接给王进财打电话了。”
“操，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你……你真他妈太操蛋，太不懂规矩了！”高兴在电话那头扔下这一句，不由分说啪地将话筒扣了。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抓着话筒愣愣地发呆，搞不清高兴到底为何不高兴，更搞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懂规矩了。
事情还没办成，却莫名其妙惹了高兴不高兴，看样子希望更渺茫了。我仿佛不小心吃进了一只苍蝇，这让我心里异常憋屈、难受。更让我难受的是，我真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不能直接给王进财打电话，直接给王进财打电话这事难道就那么严重？难道就犯了天条？
这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上班，我迫不及待给我的导师高教授打电话，将高兴发火的事如实说了，并表达了心中的烦恼与惶惑：“高老师，我真不知道高兴为何不高兴了。”
高教授听后不置可否，只是说：“是吗？我回头问问。”我不住道谢，并强调说：“高老师，如果我真是惹高兴不高兴了，也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千万请他谅解。”高教授答：“这个……你放心吧！”
到了下午，高教授给我打来电话，说事情搞清楚了，生意场上人与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就是说，谁给你介绍一桩生意，你只能与介绍人单线联系，不能越过介绍人直接联系他介绍的那个生意人，否则就破了规矩，介绍人也会以为你想过河拆桥甩开他。
原来如此！我“哦”的一声，恍然大悟，连声对高教授说实在对不起，我确实不懂得商界的这个规矩，内心直骂自己孤陋寡闻，对商界如此无知。高教授却说没关系，不知者不怪。我懊悔而又负疚地说：“高老师，请您无论如何一定转告高兴，我确实不懂规矩，我不是故意惹他不高兴的，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无论如何请他一定谅解。”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异常诚恳，言语几近表白。高教授连声说：“没关系，你别往心里去，高兴那边我会同他说清楚的，你放心。”我相信高教授说这番话时也是真诚的，我毕竟是他的学生，跟着他读了三年博士，我知道高教授的严谨、宽厚与仁慈。
尽管如此，我还是惴惴不安，毕竟我惹高兴不高兴了。他真能原谅我吗？他是否还愿意帮我的忙？托他办的事是否还有希望？这一串问号像一条蜈蚣忽然间爬进我的心窝，让我感觉百爪挠心，焦灼不安，疼痛难忍。毕竟，我费尽周折找到他，一心一意寄希望他能帮上这个忙，了却我帮黄老板弄到上市公司指标的心愿。我思忖着自己是否也该直接给高兴打电话，亲自向他道歉，可自尊心却不断阻拦着我做出这个决定。毕竟，高兴的粗言鲁语让我难以接受，他的怒火让我心有余悸。更毕竟，我怎么说还是个博士、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要不是为完成黄老板的重托，我岂能受高兴之辱？思忖再三，我决定不给高兴打电话道歉，毕竟我已经同我的导师、高兴的父亲高教授事先沟通好了，让高教授去做高兴的工作不仅效果会更好，我也有回旋余地。
令我依旧不安的是，一连过去几天，高教授却没有给我打电话。高教授向儿子高兴转达我的歉意了没有，高兴到底是否能原谅我，对此我一无所知。
就在我仍惴惴不安、想主动给高教授打电话询问的时候，我盼望的电话却主动打来了，但令我意外的是，打电话的不是高教授，而是高教授的儿子高兴。
“哦，是高兴啊？你好！”我拿不准高兴是否已经原谅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说话，出乎我意外的是，高兴不仅已经怒散气消，而且带来了好消息。
高兴在电话中开门见山，“胡博士，王进财经理已经联系好中国证监会那边的朋友了，说好后天可以见面。你赶紧通知你老家的荷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吧，让他们的老总赶快到北京来，准备好后天见面。”我喜出望外，内心激动得怦怦直跳。我猜想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一定不亚于当年的红卫兵将要见到毛主席。
我对着话筒，兴奋得几乎语无伦次，“高兴，这是真的吗？太好啦、太好啦！真太谢谢你、太谢谢你啦！我……我这就通知黄总，让他尽快来北京。”
高兴却异常冷静，他在电话那头提醒我：“你别忘了通知黄总，让他带上见面礼，还有该公司上市的有关资料。”
我说：“好吧，你放心。我这就联系黄总。”
放下电话，我想立即拨打黄总手机，同室的同事崔德强此时站在一旁挖苦说：“胡博士，咱们办公室的电话都快成你的专用电话了，能不能让我也打一个啊？”要放在平时，我肯定会将电话让给崔德强。可眼下我既激动又心急如焚，急于联系黄总，故只好赔笑说：“德强，实在对不起，我有急事，让我先打吧！”一边说着一边查找黄老板手机号码，不由分说给黄老板打电话。虽然我注意到崔德强此时满脸不悦，可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那时候手机在中国尚未普及，手机只是大款和少数高官的专利。办公室里的电话当然成了上班时同事们对外通话的唯一选择。
很快，我打通了黄老板的手机，将联系到后天与中国证监会的人见面的事说了，黄老板很高兴，问：“是联系到中国证监会的什么人？”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明确说：“是间接联系到的，中间有两个人介绍，中国证监会那边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是很清楚。”黄老板听罢当即说：“这样吧，我这边实在太忙，你跟你的朋友说一声，往后推些天再见面可以吗？”黄老板这么说令我意外。原本我以为盼星星盼月亮，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总算联系到中国证监会的人，黄老板不知有多高兴才对，再忙无论如何也会来见中国证监会的人的，不料他却出了这么个主意。我说：“黄老板，我可是费尽周折，好不容易联系上中国证监会的人的，你不能将手头的事放一放到北京来吗？”
黄老板说：“对不起胡博士，我实在是放不下，麻烦你同对方解释一下吧。”听声音，黄老板说得很诚恳，看样子确实是工作太忙难以脱身。数月之后我才得知，黄老板那时不能来北京，不仅仅是因为工作忙，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与女秘书偷情被他的老婆捉奸，老婆不依不饶跟他闹得满城风雨，他不便离开；二是他判断我所联系将要见面的证监会人员不是什么要员，并非马上见面不可。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我家乡的朋友告诉我的。
黄老板说确实不能来京，我只好如实向高兴转达，希望高兴能通过王进财与中国证监会的人商量一下，可否将见面的时间往后推几天。不料高兴一听又不高兴了，“操，你以为中国证监会的人是你自家的人啊，想什么时间见就能什么时间见？你不是很焦急一催再催要联系与他们见面吗？王进财早在二十几天前就联系他们了，现在好不容易排上了日程，你以为想改时间就能改啊？你知道想找他们见面的人有多少吗？比医院挂专家号都难！”高兴这么说，我的心更急了。黄老板不能来，这边见面的时间又不能改，我焦急地说：“这……这可怎么办？”
“操，我可告诉你，反正见面的时间是不能改了，中国证监会那边的人我们可得罪不起！”高兴在电话那头骂骂咧咧，瓮声瓮气。显然，他那边已经没有商量余地。再说我也得罪不起高兴，准确地说我得罪不起我的导师高教授。何况高兴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当初我心急火燎地找他帮忙，眼下好不容易摸到一丝门缝、看到一丝希望，怎么说也不能放弃呀！我只得对高兴说：“高兴，你说得有道理，我这就给黄老板打电话，让他无论如何到北京来。”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通了黄老板手机，心急火燎地将情况同黄老板说了，要他无论如何到北京来，否则事情将很难办，事态将会变得严重。黄老板听罢，叹着气说：“胡博士，实在抱歉！这两天我们公司确实碰到了点棘手事，我真的实在难以脱身。”
“那我该怎么办啊？当初你可是心急火燎要我帮助你找关系的！”我有些气急，声音也大了起来。
黄老板沉吟片刻，声音忽然洪亮，“这样吧，你以我们公司副总的名义，全权代表我去同证监会的人见面，需要什么费用你先垫付，开出发票寄来，我给你报销。”
又是一个令我意外的主意！我哭笑不得。心想你黄老板不来北京也就罢了，竟然还冒出如此主意，这成何体统？这不是弄虚作假欺骗中国证监会的人吗？何况我对企业经营和上市运作完全是门外汉，见面时怎么跟他们谈，万一穿帮了可怎么办？我将内心的疑惑与担心同黄老板说了，黄老板安慰我说：“没关系，就算你这次是打前站，先跟中国证监会的人搭上线，见个面，简单将我们公司介绍一下，公司的有关情况我马上安排传真给你。具体怎么运作上市，等你们见面后视具体情况，另找时间我再到北京来与他们详细谈。”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不能驳对方面子，只能骑驴看唱本、硬着头皮走着瞧了。
我惴惴不安地将黄老板的意思告诉高兴，生怕高兴不同意。不料高兴却满口赞同，说：“既然黄总来不了，也只好将计就计了。要知道，中国证监会的人可得罪不起。他们本已经定好的时间，你随意爽约，以后想再约他们可就难了。”我连忙附和，连声说是。
接下来，我们就该商量着如何假戏真做、准备后天与中国证监会的人见面的事宜了。由于事情复杂，又比较敏感，我在办公室当着众多的同事，不便在电话里一一与高兴商定。只好与高兴约定下班后，与王进财到上次聚会的沪江香满楼饭庄见面，商定具体事宜。
那天晚上的聚会，我又花了近五百块钱与高兴和王进财一起吃晚餐，一同商定了具体办法。王进财说，中国证监会那边将见面的是一位处长和一位副处长，共两个人。按照他们两人的意见，由于他们工作很忙，后天见面只能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地点只能安排在他们证监会办公楼附近。高兴的意见是酒楼必须定高档的，除了吃饭，还必须送他们礼品，比如香烟、茶叶和酒什么的。但必须是高档的，要不就是冬虫夏草之类的高级补品。王进财说：“香烟、茶叶和酒是不是太俗了，没啥特点，恐怕证监会的人都不缺，最好还是送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高级补品，这东西比较稀缺，每人送一斤吧！但光送冬虫夏草太单一了，送礼要成双，不能单，每人再送一件高级衬衣吧！”王进财这么说，我和高兴都不便否决了，毕竟他是中国证监会那两位处长的直接联系人，他的意见我怎么能否决呢？
那一天是星期三，我跟我们室主任请假时撒了个谎，说我儿子病了，得带他到医院看病。一大早，我就带上银行卡上街，在我家附近一家私人复印店加急制作了一盒假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浙江荷花集团副总经理胡文生”，这是昨晚高兴给出的主意，高兴说既然黄老板全权让你代理，你就得像模像样弄个头衔，好让人家证监会的领导信任你。制作完名片，我又直奔王府井，买了两份一斤装的冬虫夏草，每斤三千六百八十元（好在那时候冬虫夏草还不像现在的天价那样贵得吓人），两件红都牌高级衬衣，每件三百二十元。这些礼品总共花了八千元，都是准备送给中国证监会那两位处长的。冬虫夏草是王进财昨天指定要买的。红都牌高级衬衣则是我妻子昨晚给出的主意，那时候的红都衬衣还比较有名，“红都”二字因有“红”字，能图个好头彩，价钱也还能够接受，这主意我当即就采纳了。至于要与中国证监会的人见面送礼的事，因为要预付那么多钱购买，昨晚我如实向妻子说了，这回她十分支持。毕竟她也知道这些日子我神魂颠倒似的，求爷爷告奶奶的，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与中国证监会的人见面，再不支持丈夫，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何况我已有言在先，钱只不过是先垫付，到时候黄老板会全部报销的。更何况如果此事能办成，我们一家也有益无害，说不定还能发一笔小财，何乐不为呢？知妻莫如夫，这时候我知道妻子肯定会权衡利弊，内心的小算盘也会算得一清二楚的。
中午刚十一点，我提前到了中国证监会附近的顺峰酒楼，那里有我昨晚提前预订的一六一六号雅间，一六一六也是我刻意指定的吉祥数字，意为“要顺要顺“，祈求通过本次宴请，能顺顺利利找到可靠关系，取得中国证监会有关领导的鼎力支持，能在黄老板的公司上市时助一臂之力。
我进入雅间不到十分钟，高兴和王进财也提前来了，可见他们对今天中午的宴请也特别重视。刚一见面，两人不约而同要看看我买来的礼物，我将带来的两份冬虫夏草、两件红都衬衣从雅间的沙发上拎过来，让他俩一一过目。他俩接过礼物，左看右瞅，不约而同频频点头，看样子都比较满意。
但高兴忽然问：“礼物就这两份？”
我说：“是啊，不是说证监会只来两个人，一个处长一个副处长吗？昨晚咱们几个也商量好的呀！”
高兴忽然瞪我一眼，刚才还生动的脸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满，欲言又止。我正纳闷，王进财这时却打起哈哈，招呼高兴说咱们点菜吧。我说好，咱们赶紧点吧。我开始翻看桌上的一本菜谱，高兴却不由分说地一把夺过去，递给王进财，说：“王经理点吧！”我内心有些不悦，心想你高兴又不买单，干嘛喧宾夺主啊？不悦归不悦，嘴上却连声附和说：“对对对，还是让王经理点吧！”
王进财也不推辞，接过菜谱一页页翻着。此刻我的心却七上八下，咚咚直跳，心想他可别光挑高档昂贵的菜点啊。太昂贵我担心自己的银行卡上的钱不够付账。即使够付，钱太多我找黄老板报销也不好开口吧（虽然黄老板电话中也很爽快答应给报销，但我想那多半也有碍于情面的客气成分）。再说一开始就如此花钱不惜血本大把投入，公司上市的事最终办不成可怎么向黄老板交代？
虽然此时我内心忐忑不安翻江倒海，口头却依然鬼使神差言不由衷，“王经理你看着好菜点吧，可别亏待证监会的领导。”
王进财边翻菜谱边说：“当然当然，好不容易将他们请出来了，咱们要是亏待他们，那就前功尽弃了，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你说是吧胡博士？”王进财忽然抬起头冲我笑着，露出了爆米花般的牙齿，那些牙齿又黄又黑，还参差不齐，看样子没少糟蹋食物。
高兴此时也频频点头，笑着说：“王哥说得对，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嘿嘿王哥你就尽管点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开弓就没了回头箭。王进财此刻眼睛一亮，唤来服务员，翻着菜谱开始纵横捭阖指点江山：凤城蟹肉炒牛奶、葱香干烧辽参、澳洲龙虾、黄烧汁扣花胶扒、秘制香妃鸡、顶汤红烧血燕、极品佛跳墙……林林总总，不少菜名我闻所未闻。王进财每念出一个菜名，就像抽了我一鞭子，感觉我的心被抽得隐隐作痛，心想这些闻所未闻的高档菜得多少钱啊？可千万别超出我的支付能力！虽然我忧心忡忡，表面却装作若无其事。王进财一口气点了十二个菜，点完了还礼节性地问我：“胡博士你看点这些菜行吗？”
我咧开嘴嘿嘿笑着，但感觉自己是皮笑肉不笑，内心焦灼不安，口头却说：“王经理您比我在行，您……您就看着办吧！”高兴也在一旁附和说：“王哥可是美食家，点菜的行家里手，咱们听他的没错。”高兴边说边看着我，嘴角挂着笑，笑得有些意味深长。
身边的服务小姐此时眉开眼笑，嗲声嗲气地冲我说：“老板那我下单了呀！”我无可选择，只得点了点头。
说话间，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也来了，我们赶忙起身，笑脸相迎。王进财喊了声：“张处长李处长驾到，不胜荣幸！我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了二位处长，真是太高兴啦！”说着他率先上前与二位处长握手，然后笑呵呵地将高兴介绍给他们二位，“这是我的哥们高兴，股市高手，他父亲可是大学里的著名教授。”然后又介绍我：“这位是远道而来的胡总，浙江荷花集团副总经理胡文生先生。”
张处长轻轻“哦”了一声，平静地审视着我，点头说：“幸会。”我急忙笑脸相迎说：“幸会幸会！”主动与张处长李处长一一握手，并将早已经准备好的假名片一一递给二位处长。我发现，二位处长接过名片，看都没看就随手装进衣兜，更没有半点儿要回赠名片的意思。
几句寒暄之后，王进财招呼大家落座，他将主位让给张处长，将主位左边的副主位让给李副处长，右边的副主位让给我，并向我挤挤眼睛，示意我行驶集团副总和主人角色。我诚惶诚恐，外表却故作镇定，装模作样努力寻找着副总和主人的感觉。此刻我感觉自己像被赶上架的鸭子，除了硬着头皮伸长脖子嘶叫扑腾，已经别无选择。如此不由自主装模作样，冒充别人身份说别人的话，干本来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我活了三四十年这还是第一次。因而内心既惶惑又感觉滑稽，既惴惴不安又认定自己必须义无反顾。
此刻我不断给自己打气，告诫自己眼下就是荷花集团的副总，现在正身负重托全权代表荷花集团拜候中国证监会领导，正在全力为集团争取股票上市机会。这么想着，我竟然也胆由心生，劲由身出，只觉得自己忽然间抖擞起精神。我首先唤来服务小姐，让她送来酒水单，然后递给张处长，带着几分主人的豪气询问：“张处长要什么茶、喝什么酒，您来点吧！”张处长也不客气，他接过酒水单，从前到后审阅，用手指了指普洱茶和茅台酒，潇洒地说：“就这两样吧！”我一激灵，像忽然间被马蜂蜇了一下，心想糟了，酒水还得一大笔开销呢，看来今天真的是快刀抹脖子，得大出血了！我的心怦怦跳着，脸却堆出笑，连声说：“好的好的。”并转脸对服务员说：“一壶普洱茶，两瓶茅台酒，上吧！”我这回是横下心了，既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请到中国证监会的这两位处长，该出血就得出血，反正出了血也是黄老板给报销。人生难得一潇洒，老子今天就潇洒走一回吧！
菜很快送来，酒也斟上了。一阵推杯换盏之后，我期待着张处长和李处长说话，我以为张处长或李处长会主动说话，询问我关于荷花集团申请股票上市的有关情况，不料他们却与王进财和高兴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他们一会儿大谈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海湾战争，一会儿又大骂中国足球真他妈臭不可闻，一会儿津津乐道生财之道，一会儿又绘声绘色说某某酒吧的美妞多么多么的丰乳肥臀，而且多么多么性感开放。
说着喝着，张处长越发兴致盎然，讲起了笑话。笑话是一美女游泳上岸后众人都瞧看，她神气无比，心想这有什么好看的，难道没见过美女吗？忽觉不对，原来泳裤不知何时已丢，春光暴露。她顺手将池边一块木板拿过来遮羞，众人偷笑。她低头一看，上面写着“此处危险，深约两米”！她忙丢掉再拿另一块堵上，众人大笑。她急看，上面写着“只限男出入”。她又羞又气扔掉后拿最后一块来遮羞，众人笑翻。她低头又看，立刻昏倒，上面写着“大众玩五十元，团队玩三十元，小孩免费”！
张处长话音未落，大家已经爆笑，雅间气氛瞬间轻松起来。
李处长不甘落后，也端出一个段子，讲得绘声绘色，引来一阵哄笑。在座的除我礼节性地赔笑之外，都笑得此起彼伏。我之所以只是赔笑，是因为内心正琢磨着怎么开口将话题引到荷花集团申请股票上市的正题上来。毕竟我费尽心机花钱请客，不只是要博得眼前这无聊庸俗廉价的玩笑。
我将目光投射到王进财脸上，希望他尽快讲讲本次意图。不料他对我视而不见，李处长话音刚落，他兴致勃勃举杯向二位处长敬酒。敬毕，他抹着嘴，一边为二位处长夹菜，一边笑呵呵地说：“二位处长，你们吃菜、吃菜！这顺峰的菜可都是高档菜，货真价实，绝不像一些野鸡菜馆有名无实乱忽悠人。各位，我给你们讲讲某些野鸡茶馆最忽悠人的菜名吧？”
张处长说：“好啊你快讲讲！”李处长和高兴这时又来了精神，竖起耳朵期待王进财说话。
王进财一看更是来了精神，他说：“有一个菜叫‘裸体美女’，各位知道是什么菜？”王进财停下话，环视各位，各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摇头。王进财笑，“哈哈，就是去了皮的花生米呀！”
众人大笑。笑毕张处长骂：“操，真能蒙人！”
王进财接着讲：“有一道菜叫母子相会，菜上来一看，你们猜是什么？”他又收住话，看众人摇头、发愣，得意地给出答案，“哈，居然是黄豆和豆芽！”
众人纷纷笑骂，都说这菜名太坑人。看各位笑得前仰后合，王进财索性打开话匣子。说有道菜叫做“波黑战争”，原来是菠菜炒黑木耳。另一道菜叫“火山下大雪”，就是凉拌西红柿上面洒上白糖。某日他吃饭点了道“悄悄话”，端上来一看，原来是猪舌头和猪耳朵。还有一道菜叫“绝代双骄”，菜名很玄乎，却只是青辣椒加红辣椒。另一道菜叫“红灯区”，说的是辣子鸡丁。那个著名的“穿过你的黑发是我的手”，就是海带炖猪蹄……
王进财不愧是美食家，他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一大串忽悠人的菜名，张处长李处长听得津津有味笑声不绝，雅间里像过节一样欢声不断。
笑过了这一阵，王进财端起酒杯，频频向二位处长敬酒。敬毕，这才郑重其事地说：“今天能请到二位处长，真是难得，非常感谢二位处长百忙中赏光。二位处长也知道，今天我们是有事相求，就是关于荷花集团公司上市的事，还请二位处长鼎力支持！”说着，他将目光转向我，说荷花集团的胡总专程从浙江过来，为的就是公司上市的事。王进财这么一说，张处长和李处长一下将目光投向了我。虽然我早有准备，但毕竟是冒牌的副总经理，此刻心情还是不免有些紧张。不过，我还是极力为自己打气，镇定自己，然后按照我这些天对荷花集团相关材料的恶补和了解，将集团的大致情况和上市计划同二位处长作了汇报。毕竟是博士出身，十几年的求学和应试经历让我身经百战，对恶补功课应对备考得心应手，自我感觉对荷花集团的介绍基本不打磕巴、应对自如。
二位处长一边吃着菜，一边静静地听着，间或也作了个别提问。我一一作了回答。王进财和高兴在一旁也不时插话帮嘴，大谈荷花集团的实力，希望二位处长尽力帮忙，事成之后一定重谢。王进财说完“重谢”两字，意味深长地注视着我，道：“对吧胡总？”我赶忙附和说：“那是肯定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集团一旦成功上市，二位处长就是第一功臣，我们将百倍回报，这点请二位处长一定放心！”
张处长咽下一口肉，擦去嘴边的油腻，表态说：“这样吧，你们先将资料报上来吧，我们看了以后再说。只要你们集团的条件成熟，我们会尽力而为。”说完，不动声色地审视着我。话说到这个份上，基本达到我本次宴请的目的，我心花怒放，端起酒杯向二位处长一一敬酒，连连道谢。为表达我的由衷谢意，平时滴酒不沾的我竟也将半杯茅台一饮而尽。酒被强行咽下，我却被呛得龇牙咧嘴，不住咳嗽。
酒足饭饱，二位处长起身告别。我连忙将带来的两份礼物——每人一斤冬虫夏草、一件高级红都衬衣交到他们手里，一边介绍礼物，一边说这是荷花集团总裁黄老板的一点小小心意。二位处长二话没说，一一笑纳。王进财和高兴也二话没说，双双起身送二位处长下楼。我本想跟他们一起送二位处长，不想服务小姐拦住我去路，笑呵呵地说：“对不起先生，您还没买单呢！”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无法下楼送客，不免尴尬。高兴马上说甭你送，我们送。我正想与张处长和王处长道别，却发现他俩早已转身下楼。出于礼貌，我在后面大声喊：“二位处长慢走啊！”却不见回音。
结账的时候，服务小姐送来的账单让我目瞪口呆：四千四百四十四点四四元！我脑袋嗡的一声巨响，像被谁撞了一下。我以为自己看错了，使劲眨了眨眼，定了定神，却仍然看到四千四百四十四点四四元，准确无误！尽管如此，我还是心有不甘，虽然感觉内心怦怦狂跳，虽然感觉此刻脸上热血奔涌阵阵热辣，可我还是指着账单的这个惊人数字，傻呆呆、直愣愣地问那位原本漂亮可人的服务小姐：“这账单……有……没有搞错？”大概是我此时的傻样很滑稽很可笑，服务小姐“扑哧”笑出声来，摇了摇头肯定地说：“这是电脑打出来的单据，不会错的。”这回答不出我的意料，但我还是盯着服务小姐，极力捕捉着她脸上可能值得怀疑的蛛丝马迹。我忽然发现，服务小姐原本那张漂亮可人的脸此刻已经彻底扭曲，那原本迷人的笑靥此刻变得丑陋不堪。大概是我此时的表情过于吓人，服务小姐刚才的笑也僵住了，惊诧地看着我。
空气令人窒息，我感觉到呼吸困难、心跳急促。要命的是下楼送客的高兴和王进财并没有回来。我没有援兵，可我急于等待援兵。因为我知道自己的银行卡中的余额不足以支付本次餐费。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不仅我自己没有，高兴和王进财也同样没有，我不可能将高兴和王进财叫回来。我眼巴巴地盼望着高兴和王进财回来。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可他俩已经逃之夭夭。五分钟过去，他们连影儿都没有出现。服务小姐有些不耐烦了，催我赶紧买单，我双腿发软，额头冒汗，结结巴巴如实相告：“嘿嘿，实在对……对不起，这么大一笔餐费，我带的钱可能……可能不够，您看能不能让……让我等等那两位同伴回来？”我边说边擦冷汗。
服务小姐睁大眼睛，满脸疑惑，“他们啥时候能回来？他们能回来吗？”
我悻悻地说：“应该能吧，实在是对……对不起，你再等等。”
“那得等到啥时候啊？我还得干活呢！”服务小姐满脸不悦，她“哼”的一声，扭身走出雅间。我正纳闷，不知她要干什么，她却领来了一位穿着整齐、不苟言笑的中年女人，看样子是酒店经理，或者至少是领班。中年女人见到我，不笑不恼，平静地问我：“先生，怎么回事？”我讪讪赔笑，极尽谦卑尴尬之态，涎着脸如实相告，“嘿嘿，实……实在是对……对不起，我带的钱不够……”
不容我说完，中年女人抢白道：“你带了多少钱？”
“我……我也不知道。”我边说边掏出钱包，将钱包里仅有的三百多元钱抠出来，又从钱包的小边袋中抽出一张工商银行卡，那是我的工资卡。
中年女人问：“是信用卡吗？”
我说：“不是，是工资卡。”
中年女人接过我的银行卡，瞧了瞧，道：“先查一查里面有多少钱吧。”说完，她让我跟着她来到一楼的收银台，吩咐一位留着长发的女收银员查我的银行卡。那位长发收银员接过卡，熟练地插进POS机查询余额，很快报出两千二百五十这个数字。就是说，我的银行卡只有两千二百五十元可供支付，距离四千四百四十四点四四元这顿饭菜的消费还有近一半的差额。尽管我早已经预感到自己的银行卡不足以支付这顿饭菜的费用，但当预感变成现实、银行卡被报出准确金额，并且在眼前几位漂亮女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我脑子嗡的一下，忽然间感觉像被当众脱光衣服，我恨不得立刻从地面上找个洞钻进去逃之夭夭。
中年女人见我尴尬，倒是安慰起我来，“你甭焦急，这也是常有的事。你打电话让朋友或家里人送钱来吧，呶，这有电话——”她话音未落，那位长发女收银员已经将服务台上的电话机递到靠近我的台面上。这一来，我倒也解除了刚才的尴尬，内心不免浮出几分感激。可我该给谁打电话呢，给高兴或者王进财？他们肯定还在回去的路上，再说他们没有手机，根本没法联系。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俩为何送走张处长和李处长就一去不返？为什么他俩不回来等我结完账一起走？如果确实要先走一步，他们至少应该同我打个招呼啊！莫非他俩预感我带的钱不够付账，怕被我拖累帮助掏钱付账？可即使真是帮助掏钱付账，我也不可能不还他们钱呀！
真正的朋友，就是当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拉你一把。我现在正急需帮助，可谁是真正的朋友，谁能拉我一把呢？此时此刻，我脑子在放电影，像蒙太奇一样将记忆中可能伸出援手的朋友、同学、同事快速扫描了一遍，但很快一一否决。并非我不信任他们或他们不可能伸出援手，而是如此败走麦城的事，既尴尬又丢脸，何况为荷花集团股票上市找证监会的事，怎么说也算是商业机密，让外人知道总是不好吧？
思前想后，我找不出一个可供依赖的朋友，只得将希望寄托在自己妻子身上。当着酒楼几位漂亮女人的面，我将电话打给妻子，像做错事一样低声下气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她，让她无论如何速取钱送来，否则我将无法脱身回家。这时候妻子正在上班，她听完我的讲述大惊失色，大声埋怨：“哧，胡博士啊胡博士，你看看你干的什么好事，没有金刚钻偏要揽这瓷器活，钱一分没挣着却让黄老板给害惨了！我正上班手头正忙呢，你让我怎么走啊？”我说：“哎呀你就请个假吧，就说家里有点急事。你要是不来，我可被抵押在这儿，今晚可回不了家了！”一听“不能回家”这几个字，妻子心软了下来，说话也没了底气。夫妻这么多年，平时她最在意最担心的就是我晚回家，尤其是晚上不回家，何况这回我是被酒家抵押，她不来我就不能回家。担心丈夫不回家大概是女人们普遍的软肋，妻子也一样，一听我不能回家，她就开始着急了。反正她只说了声“那你等着我吧”，就把电话给挂了。我担心她刚才没听清楚我所在的顺峰酒楼方庄店的名称与地点，将电话又打了过去，那边却已经没人接听电话了。
我不知道妻子是怎么请假，怎么回家取钱，又怎么找到我所在的顺峰酒楼的。反正两个半小时之后，她风风火火地找到了我，气咻咻地冲收银台几位正在聊天嗑瓜子的女人喊：“谁收钱，还钱！”说着将布兜里的一叠钱啪的一下甩到台面上，那做派像极了富婆大款。我瞠目结舌，刮目相看，甚至有几分扬眉吐气。要知道刚才被酒楼抵押的那两个半小时，我是多么的狼狈不堪垂头丧气，因为这是我活了近三四十岁、一路顺风顺水春风得意之后，平生头一次遭遇滑铁卢。如此难堪的尴尬事，我恨自己，也直骂自己真是瞎了狗眼自讨苦吃，你不好好当你堂堂正正的博士、风风光光的科研员，非要不务正业接下黄老板交给的这个你力不能及的苦差，这不是癞蛤蟆想天鹅肉——不自量力么！虽然我心里窝着火，但毕竟欠着人家酒楼的钱，一时全没了底气。当着收银台那几个漂亮女人，我活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耷拉着脑袋坐在收银台旁边的一只椅子上，蔫蔫地、百无聊赖地寻找着地板上偶尔来来往往的蚂蚁，一分一秒打发着时光。让人气恼的是，那几位已经下班的女人在收银台不断聊天说笑，一点也不顾及我的感受，甚至还时不时拿眼瞅我。不是生怕我跑掉，就是打心眼嘲笑我这个被抵押的落难男人。眼下妻子的到来，无异于天降神兵，让我原本低落的情绪陡然升温，瞬间抖起了精神，此刻妻子的豪气着实给力，让我破天荒感激不已，我内心暖融融的。
收银员将妻子的那叠钱接过去，放在点钞机上嗒嗒嗒一扫，点钞机显示出一个整数：五千。那位年轻漂亮的收银员面无表情，冷冰冰地甩出一句：“甭这么多。”将多出的五百元退了回来，又点出五十五点五六元找回给妻子。妻子交钱的时候，我站在一旁傻傻地呆着，像个在外惹是生非的孩子眼睁睁看着家长与当事的大人们交涉、帮助自己解围。妻子做这一切的时候，眼睛看都不看我。待到交完钱，她才瞪我一眼：“发票怎么开？”我“噢”了一声，忙不迭报出浙江荷花集团有限公司的名字，让收银员开出了一张面额为四千四百四十四点四四元的发票。妻子接过发票，“哼”的一声，说：“你瞧瞧，死死死死……这数字多不吉利！难怪你今天倒了这么大的霉！”她扔下这一句，看都不看我，匆匆往外走。我赶紧跟着她，悻悻地离开顺峰酒楼方庄店这个今天的是非之地。
走出酒楼，我紧赶几步追上妻子，赔着笑脸讪讪地对妻子道：“嘿嘿亲爱的，今天多亏了你！你……一下子拿来了五千块钱，工资卡都取空了吧？”
妻子没好气地瞪我一眼：“哼，你还有脸问我？岂止工资卡，我……连家底都被你掏空了！”她说的是实话，那时候她的月工资也就是五百多元，今天一下子取出了五千元，不知攒了多长时间呢，要知道那是她除日常开销之外攒下的零钱呀！她今天的壮举，着实让我感动，也不得不心存感激。以至于上了公交车，我抢着帮她占座位，到了家又抢着洗菜做饭。晚上睡觉，上了床我想主动示好表示恩爱，妻子却“哼”的一声说：“去去去，我没心情。”转身丢给我一个脊背。
第二天，我给黄老板打电话，将昨天宴请中国证监会张处长和李处长并给他们送礼的事说了，并请黄老板尽快将荷花集团申报股票上市的材料准备好寄来，黄老板听后十分高兴，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当听到让他将申报材料寄来的时候，他说：“不，这回我要亲自送到北京！”听口气他兴致高涨，对我工作取得的进展十分满意，对荷花集团上市的事充满信心。见黄老板心情大好，我不失时机地将昨天请客和送礼的开销费用情况说了，告知他一共花了一万两千二百多元呢。黄老板说：“没事没事，钱不成问题，只要公司能够上市，花多少钱都值。你将发票寄来吧，我安排财务将报销款寄还你。”听了这话，我原本多少有些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原先我还担心昨天花的钱是不是太多了呢。与黄老板通完电话，我怕夜长梦多，将昨天的所有发票复印了一份，又马不停蹄到邮局将原始发票用特快专递寄给黄老板。
忙完这一切，我还想给高兴打电话，打了几次他都没接。打到第四次，高兴接听电话了，却似乎有些不高兴，声音懒洋洋、冷冰冰的。我不在意，开门见山兴致勃勃地说：“高兴啊，昨天与证监会两位处长的事，多亏了你和王进财经理，真得谢谢你们啊！”
话音刚落，高兴却在电话那头泼过来冷水，“哧，你还知道好歹啊？你还知道谢谢啊？”
我愣了一下，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对方什么意思。我说：“高兴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我抓紧话筒，竖起了耳朵。
高兴又说了一遍：“我说，你还知道好歹还知道谢谢啊？！”
我又一愣，但肯定自己这回是听清楚了，便耐着性子问：“高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高兴声音陡然升高，“你他妈的是装傻还是装蒜啊！你昨天只给两位处长准备了礼物，其他人你就不给啊？人家王进财都生气了你知道不？”
我像被遭了当头一棒，脑子嗡嗡响，却争辩说：“前天晚上咱们……咱们在一起吃饭，不是说好就准备两个人的礼物的吗？”
高兴气不打一处来，“操，胡博士啊胡博士，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别看你读到博士学位，似乎装了一肚子墨水智商很高，可你知道你的情商有多少吗？几乎是零！你真不会办事啊，你托人办事，要说感谢每一个环节都得感谢，要送礼物每一个环节都得送，这都是商界规矩你懂不懂啊？你看看你昨天干的好事，你不是厚此薄彼，故意寒碜人吗！？”
我恍然大悟，难怪昨天中午刚见面的时候，高兴和王进财都有些不悦呢！难怪结账的时候他们俩对我甩手不管逃之夭夭呢！我说：“原来如此。高兴啊，实在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再说咱们给荷花集团联系股票上市的事，事成了黄老板不是说会重谢你们，给你们每人部分原始股吗？所以……”
“你别口口声声许诺什么原始股原始股的！要是这股票上市的事最后没成，老子就都白忙乎了？”高兴气咻咻的。
“那……你说怎么办？要不，我再跟黄老板说说，给你和王进财每人补送一份礼物？”
“你看着办吧！”说完，高兴啪的一声将电话扣了。这一扣，像往我的脑袋里扣了一团糨糊，我脑子一团混沌，黏糊糊，乱糟糟的，一时间没了主意。真没想到事情刚刚出现曙光，天上又罩过来云翳，我不知如何是好。
想了想，我还是给黄老板打了个电话，将刚才的情况如实说了。我说：“黄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昨天是我考虑不周，光顾着给中国证监会的两位处长送礼物了，忘记给两位中间人，惹得他们不高兴。这事怨我！”
黄老板说：“那就给他们俩都补上。你赶紧再买两份吧，发票也寄来，我安排一块处理。”
云开雾散，黄老板一句话便解开了我内心的疙瘩！我要的就是他这句话。黄老板这人痛快！
这天下午下了班，我骑着自行车直奔王府井，在王府井昨天去过的那个商店买了两份一斤装的冬虫夏草，每斤三千六百八十元；两件红都牌高级衬衣，每件三百二十元。这些礼品总共又花了八千元。
我当然没有这么多钱，因为收入本来就不高的我，经过昨天几次消费，我工资卡里的钱远远不够。下班前我厚着脸皮找我的导师高教授（也就是高兴的父亲）借了六千块钱，我当然不会告诉高教授借钱做什么用。而是谎称一外地朋友在北京出了车祸急需用钱，我得赶紧赶到医院送钱。高教授二话没说，当即让师母林老师给我拿出五千块钱现金。我要写借条，高教授却死活不让，说人命关天，你赶紧去医院吧，可千万别耽误了！高教授边说边将我往外推搡，硬生生将我推出门外。我感动不已，对高教授的为人又一次佩服得五体投地。联想到他的儿子高兴，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高兴怎么会是高教授生养的儿子，他们两人的基因相去甚远啊，不会是当初出生时在医院妇产科抱错的吧？
买完这两份礼物，我一鼓作气骑着自行车，狂奔近十公里的路程将两份礼物交给了高兴。接过礼物，高兴却没有我想象得那样高兴，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淡淡地说：“行，我交给王进财。”如此语焉不详，让我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将两份礼物都给王进财，还是自己留下一份。有了上次不能绕过他直接找王进财的教训，我只能单线与高兴打交道了。反正我已经将两份礼物交给他了，眼下，我最关心的还是荷花集团股票上市的事。我告诉高兴，说黄老板对你们帮忙联系荷花集团股票上市的事取得的进展很满意，他们会尽快将荷花集团申报上市的资料准备好，黄老板这回要亲自来北京送，届时还得请你和王进财联系中国证监会的张处长和李处长。
高兴冷冷地说：“这个，到时候再说。”没想高兴这一说，就成了本次交道的绝唱，这是后话。
翌日，我早早来到我家小区附近的一家个体商店，将昨天补买礼品的发票复印存留，紧接着又赶到邮局，将原始发票用特快专递寄给黄老板，然后才到研究所上班。
没几天，荷花集团财务部就将报销的费用共两万余元寄给了我，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我感动之余，对黄老板和他的荷花集团刮目相看，也不由得产生了几分好感。心想仅凭高效率这一点，荷花集团就应该具备上市公司的素质。荷花集团理应上市，黄老板理应成为更大的老板。
取了汇款单，我当即抽空到邮局领回了汇款，又马不停蹄来到高教授的家，将其中的六千元还给了高教授。高教授一见是我来还钱，一个劲问我：“你怎么这么快就来还钱？那位外地朋友怎么样，伤好些没有？”我撒谎说：“好多了好多了，多谢高老师！”师母也凑上来关切地说：“如果你的朋友需要钱，就先用着，别急着还啊！”我说：“谢谢林老师，不用了。那天急于到医院送钱，是因为我来不及到家里取钱。”对两位尊敬的长辈撒谎，我内心多少有些惶惑，所以不敢久留，还了钱寒暄着敷衍了几句，就匆匆告辞了。
又过了两天，黄老板给我打电话，说荷花集团公司股票上市的申报材料已经准备好了，无论如何这回他要亲自将材料送到北京来，并且要亲自见见中国证监会的那两位处长。黄老板想与我商定来北京的时间，他好提前订机票。我说：“你来北京没问题，但何时能与中国证监会那两位处长见面，我得与那两位帮忙联系证监会的朋友商定后再通知你。”黄老板说：“好吧，那我等你消息。”我说：“行，联系好我会及时通知你。”
我给高兴打电话，打了几次都没人接听。下午下了班，我径直来到高兴的公司，高兴的公司门窗紧闭，紧闭的门上还贴着公安局和工商局的两张封条，一上一下，赫然醒目。我大感意外，疑虑重重：高兴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我找到附近的一个电话亭，想给高教授打电话，忽然觉得不妥，便直接给王进财打电话。但那边的电话也没人接听。没办法，我只能打给高教授。高教授家的电话响了七八下，才有人接，接听的是女人的声音，那听音“喂”的一声，却不见下文。我猜是师母林老师接的电话，便问：“是林老师吗？”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话筒才慢吞吞传出对方回答：“是……”声音凝滞，带着明显的沙哑。我说：“林老师，我是小胡，高老师在家吗？”那边没有应答，停了一下，才说：“老高他……他不好，他……他病了……呜呜……”接下来是师母激烈的抽泣。
我内心咯噔一下，不断往下沉。心想糟了，无论如何我得去看高教授。我想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我去看高教授，今天得晚点回家。妻子的办公室却没人接，打到家里也没人接。我这才意识到妻子大概还在回家的路上。自打我摊上黄老板托付联系荷花集团股票上市的事后，我几乎魂不守舍。我这自认为平时很顾家的男人，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应付工作，对孩子和家务事几乎是大撒把，让妻子不免心生抱怨。我为此也深感内疚。我今天本打算早点回家、将功补过的，没想又节外生枝，摊上这种意外事件，无论如何我是必须去看高教授的。
我骑着自己那辆老旧永久牌自行车，风风火火来到高教授的家。高教授心脏病发作，正躺在卧室的床上，哼哼唧唧地现出痛苦的表情。他的夫人林老师愁眉苦脸，站在床边不停地抹眼泪。我一边安慰师母，一边询问高教授的病情。林老师说他刚才已经吃了救心丹了。我问要不要送医院啊？林老师不置可否。我低下头问高教授要不要去医院，高教授苦着脸摇了摇头。林老师见罢说，先观察观察看吧，以前发作的时候，吃了救心丹就缓解了。我问，高兴知道吗？不料不问还好，这一问，林老师呜地哭出声来，浑身不住抽泣。我心里乱糟糟的，直骂自己混账，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可转念又想，我不就是想找高兴来的吗？我要不提这壶怎么能找到高兴啊！
我将林老师扶到客厅的沙发上，倒了杯水端到她跟前，不断安慰说：“林老师您别急，别生气，您慢慢说，高兴到底出了什么事？”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当林老师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平静下来的时候，她这才一字一句地张口说：“高兴……高兴让派出所的人给带走了！说是他涉嫌一桩什么诈骗案。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吧！我们自己的儿子我们能不知道吗，小胡你说你相信吗？”林老师边说边摇着我手臂。
我轻轻牵过她的手臂，摇着头安慰道：“不相信。林老师您先别急，也别生气，生气会伤身体。您看看高老师都气成这样了，您再气病了可怎么办啊？”我苦口婆心，好言相劝，言辞恳切。林老师不知是被我感染了，还是因为我的话提醒了她担心自己气病了没人照顾高老师，反正她竭力强制自己平静下来。
及至后来，我陪她继续聊天，才知道同高兴一起被公安局带走的，还有一个叫王进财的朋友。至此，真相大白，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找不到高兴和王进财了。尽管情况已经明了，我也不敢离开高教授夫妇，恩师危难之际，我觉得自己不应该一走了之。
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妻子说我的导师高教授病了，我来看他，今晚晚点回去。妻子听罢愣了一下，紧接着气咻咻地说：“哼，你总有事，反正这个家你是不要了！”我赶紧扣了话筒，生怕被身边的林老师听到。
之后，我一直陪着高教授和林老师，帮着林老师洗菜做饭，为高老师端水送药。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见两位老师精神慢慢好了，我才离开……
高兴和王进财被抓，断了我的关系线，我也无法回复黄老板，因为无法同他确定他来北京的时间。我想等再过两天，待高兴和王进财从公安局放出来了，或者何时放出来能有准讯，我再与黄老板联系。不想黄老板却迫不及待，第二天我刚上班，他就将电话打到办公室来。没等他开口，我主动说：“黄老板，实在抱歉，那两位帮助联系证监会的朋友都出差去新疆了，最早也得十天半月才能回来。”我不敢告诉黄老板真相，只好采用了缓兵之计。毕竟高兴和王进财的事情尚未水落石出，他们俩只是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事情到底严不严重？他俩何时能够释放回家？这一切都还是一团迷雾。
黄老板听了我的话，多少有些扫兴，他在电话的那头喃喃地说：“那……只好等他们回来再说了。”我说：“是啊，没别的办法，咱们只能等他俩回来再说。”黄老板听后欲言又止，似乎多少心有不甘，犹豫了一会儿才说：“好吧！”然后把电话挂了。
等待高兴和王进财消息的日子，在焦灼中一天天流逝。这期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利用中午或下班时间去看望高教授夫妇，安慰开导他们，帮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比如买米买油，换煤气罐换桶装矿泉水，陪他们夫妇俩到医院挂号看病等等，毕竟他们俩只有高兴这么一个孩子。如今高兴出了事，我作为高教授的得意门生，自然是责无旁贷。所以，那些天除了工作，我是自家和高教授家两头跑，累得晚上一上床就像一摊烂泥。
时间一晃又过去一周，高兴和王进财终于有了消息，但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高兴和王进财因涉嫌一桩金额三百余万元的诈骗案，被拘留并将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意味着，他们将至少被判刑几年或十几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等待他俩联系中国证监会张处长和李处长与黄老板见面的事，至此也已化为泡影。
这个坏消息，还是我费尽周折，通过朋友的朋友三托四托，转了好几个弯才从市公安局打听到的。我不敢将这个真实消息告诉高教授夫妇，也不敢告诉黄老板。不敢告诉高教授夫妇是担心他们老两口承受不了这个巨大打击。而不敢告诉黄老板，则是我心有不甘。既然高兴和王进财已经不能指望，我为何不试着直接找中国证监会那两位已经见过面的处长呢？由于中间人高兴和王进财已经意外折乾沙场，我直接找张处长和李处长已经不算违反商界规矩吧？
主意已定，我开始想方设法联系张处长和李处长。可是我没有他俩的电话，甚至说不清他俩叫什么名字。当初花那么多钱请他俩吃饭，见面给他们毕恭毕敬递上名片时，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回赠我名片啊，可他们却无动于衷。如果不是高兴和王进财在场，而我又担心再次违反商界规矩越过中间人惹高兴和王进财不高兴，我是多么想直接找张处长和李处长索要名片呀。然而，就是因了商界的规矩，我索要对方的名片竟也成了奢望。
不知道两位处长名字，也没有他们电话，我只能通过114查号台查到中国证监会总机。总机号码很快查到了。电话打过去，女接线员问我找谁，我说找张处长和李处长。她问我他们是哪个处室的，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叫张处长和李处长。她问这两位处长叫什么名字，我说对不起我只知道他们的姓不清楚他们的名字。她说那对不起，我没办法给你转电话。我心急如焚，生怕她挂了电话，就苦口婆心央求对方：“哎呀同志啊求求您了，我有急事找他们，您能不能帮助我查一下哪个处室有姓张的处长和姓李的处长啊？”对方说：“你有啥急事？”“我……我……”我急中生智，谎称我是从浙江前来送我们公司股票申报上市材料的，而且是事先同张处长和李处长约好了的，只是来北京的路上我不小心将他俩的名片弄丢了。听我这么一说，女接线员说，那你等等吧，我帮助你转到发行监管部。我连连道谢。电话很快接通，我说：“您好，我找张处长和李处长。”一个瓮声瓮气的男声说：“我们这儿可没有什么张处长李处长啊！”我愣了一下，问：“那有姓张和姓李的同志吗？”对方说：“没有。”说着将电话挂了。
我急得百爪抓心，欲言又止，心存不甘。我再次拨通中国证监会总机，接电话一听是刚才那位女接线员，我就讨好地说：“同志您行行好，刚才发行监管部那边说没有姓张和姓李的处长，您能不能给转到有姓张或姓李的处长的部室？”谢天谢地，女接线员一听，没有反对。她说：“你等一等，我帮你查一下。”少顷，她又接通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声，我说：“您好我找张处长。”她说：“我就是，你是哪儿？”我一听傻了，怎么是个女的呀？我赶紧说：“对不起，我找姓张的男处长。”她说：“我们这儿没有姓张的男处长呀？”我说：“对不起，那有姓李的处长吗？”她说：“有位副处长姓李，但也是个女的，你要找她？”我说：“呵呵不是，我要找的是男性的李处长。”她说：“你到底是哪儿的，有什么事？”我说：“我是来浙江来送股票申报上市资料的。”她说：“那应该送发行监管部啊。”我说：“联系过了，他们那儿没有姓张和姓李的处长。你们证监会哪个部室还有姓张和姓李的处长吗？是他们让我来送资料的，可我不慎将他们的名片弄丢了。”她想了一下说：“我们这儿只有机构监管部有一位姓张的男性处长，但没有姓李的男处长。”我说：“谢谢，那我打电话到机构监管部吧。”
我再次拨通中国证监会总机电话，请那位我已经熟悉声音的女接线员将电话转到机构监管部的张处长，通话很快接通。接电话的是一个男声，我说：“您好我找张处长。”他说：“你是哪儿？”我说：“我是浙江荷花集团来联系股票上市申报事宜的。”他说：“股票上市的事不归我们负责，你找发行监管部吧！”我说：“不是，是一位姓张的处长事先让我与他联系的，您就是张处长吧？”他说：“我就是，可我并不认识你，更没有与你联系过什么股票上市申报的事啊？”说完，他啪的一声，将电话挂了。我仍然心存不甘，再一次打通中国证监会的总机，接电话依然是那位声音熟悉的女接线员。但这一次她也不耐烦了，刚听到我的声音就没好气地说：“你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你要找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自己是不是弄错了？你先自己先弄清楚找谁再说吧！”不由我说话，她就将电话挂了。
忙了半天，我所有的努力，就此付诸东流。不仅如此，办公室的同事又挤眉弄眼地嘲笑我，同室的崔德强更是冷嘲热讽，他冲我挤着眼说：“怎么样胡博士，股票上市要发了财可别忘记请大伙搓一顿啊！” 此时的我已经像泄了气的皮球，连理会的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
一切都徒劳无功。接下来，我该如何向黄老板交代？
我内心正无比纠结的时候，黄老板的电话晚上却偏偏打到我家来了。他第一句便开门见山，“胡博士，我何时能去北京见中国证监会的人啊？眼看就快到年底了，公司上市的事宜快不宜拖……”
一听是黄老板，我忽然间像吃了一口芥末，嗡的一股辛辣味直冲脑门，我龇牙咧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待那阵麻胀过去，我才耷拉下脑袋，如实相告，“黄老板，联系贵公司上市的事，情况……情况有些不妙……唉！”我叹口气，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继续说：“是这样，帮助联系证监会的那两位朋友，意外……意外出了车祸，两人都重伤，生命垂危，已经指望不上。”黄老板“啊”的一声，说不准是惊讶还是绝望，反正他是一时无语。我继续说：“他俩出事之后，我一再联系上次请他们吃饭的中国证监会那两位处长，可……可电话一直联系不上。”
黄老板沉默片刻，声音低沉下来：“那……那中国证监会的那两位处长，到底还能不能联系上？”
我说：“说不好。我……我只能再试试看。”
黄老板说：“我操，难道折腾了这么久，我们都白折腾了？”
我安慰说：“黄老板，实在是对不起。我自己也万万没想到股票申请上市的事会这么难，也万万没料到那两位帮助咱们联系证监会的朋友会出了意外。不过，你也别急，我……我再试试联系中国证监会的那两位处长，情况怎么样我会及时联系你。”
黄老板又沉默了一会儿，有气无力地说：“……行……吧。”
此后几天，我并没有如几天前那样，像无头苍蝇一样一次次打电话到中国证监会去找那两位子虚乌有的张处长和李处长，因为我知道再打也将徒劳无功。中国证监会到底有没有我见过的那位张处长和李处长，甚或我见过的那位张处长和李处长，到底是不是真的属于中国证监会的工作人员，我已经无从考证。
令我意外的是，黄老板也没有像先前那样，三天两头打电话联系我。而黄老板的那位女秘书小赵，同样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时不时嗲声嗲气来电话与我套近乎。他们大概对我都已经不抱指望。对此，我深感负疚，同时也感觉释然。我想，只要他们不再来找我，这件让我深感负疚的事，也许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悄无声息，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淡忘。
冬去春来，转眼间春节临近，就在我准备带妻儿举家回浙江老家过春节的时候，我父亲却一反常态专程来电话劝我：“儿子，你甭回来了。”这大出我的意料。以前父亲是巴不得我每年春节都能衣锦荣归、光宗耀祖的呀！
我问父亲：“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父亲支支吾吾，嗫嚅着说：“没什么，我……我是怕你们花太多钱。再说，春节人太多太拥挤……”没等父亲说完，话筒已传出母亲的声音，“儿子，你甭听他乱说，他是死要面子活要脸，怕你回来给他丢脸！”
我一头雾水，搞不清父亲和母亲唱的是哪一出双簧。正纳闷，母亲声音又传了过来，“儿子，是这样。荷花集团股票联系上市的事，黄老板不是找你帮忙吗？你说实话，这事你到底帮上他忙没有？”
我说：“帮忙了，但股票上市的事……最终没成。”
母亲说：“我说呢，黄老板当初不是死皮赖脸找你吗，你不可能不帮忙。至于事情最终没办成，这能怪你吗？老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世上哪有啥事一帮忙就一定成的呀？可黄老板他……唉，儿子啊，我跟你说实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我说：“妈，放心，你说吧。黄老板到底怎么啦？”
母亲稍微犹豫，还是讲出了实情。原来，我没帮助荷花集团联系成股票上市的事之后，黄老板大为不悦，到处说我空有博士虚名，笨书生一个，身居京城却什么也办不成。甚至还说我只知道吃喝送礼，光花钱不办事或办不成事，说什么读那么多书有鸟用……要命的是此事在我们家乡已经被当做笑话广为流传，说得有鼻子有眼，闹得沸沸扬扬。弄得父亲不仅几次与笑话他儿子的人吵架翻脸，甚至到后来时常是闭门不出，索性躲在家里生闷气。
原来如此！听完母亲的讲述，我仿佛冷不丁挨了一闷棍，只感觉热血瞬间呼呼直冲脑门，我内心急剧狂跳、隐隐作痛。要知道，自打考上大学又读了硕士博士，最终还进了京城工作，我就成了父亲的骄傲和津津乐道的谈资。在我的家乡，父亲原本就爱出风头吹牛皮，喜串门聊天，这些年尤以谈论我为荣。我这个有着博士头衔并在京城工作的儿子，简直就是他戴在头上的电灯泡，让他走到哪里哪里亮。我参加工作之后，每逢春节父亲都要我回家，一是为了全家团圆，二是为了提升自己在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乃至所有乡亲父老中的威望与影响。所以每逢我回家，父亲都喜欢领着我到处串门走亲戚。而我仿佛就是他带在身边的兴奋剂、光荣榜，走到哪里，他笑到哪里，也津津乐道到哪里。而眼下春节在即，父亲却怕我回家给他丢脸，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啊！我没能帮上黄老板的忙，难道真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早知今日，当初他为何死乞白赖找我帮忙，而我又干嘛非得强迫自己不自量力越界干不在行的事自讨苦吃自取其辱呢？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人有时候真的不知该如何主宰自己！
既然如此，我干嘛要花钱遭受旅途劳累回家过春节？
我决定遵从父亲的意见，取消了这一年春节举家回乡与父母团圆的计划，尽管这不免会让我母亲失望与伤心，但是凡事不能两全，我只能权衡利弊选择其一了。母亲，儿子不孝，这个春节我对不起您啦！
然而，作为儿子，我觉得最对不起的还是我的父亲。尽管我断然取消了这一年春节回家团圆的计划，但这毕竟是我的无能导致父亲作出的无奈选择。假若我在京城能有一官半职，假若我在京城无所不能呼风唤雨，假若我能帮助黄老板的荷花集团成功申报到股票上市的指标，甚至假若当初黄老板压根不来找我帮忙让我最终弄巧成拙，这年春节父亲能不欢迎我们回家吗？
父亲啊，作为您的儿子，我让您失望了，我实在是对不起您！您儿子纵有博士头衔，在京城也算好不容易谋到了一份职业，但在这座熙来攘往竞争激烈的皇城古都，在这座少壮咸集群贤毕至藏龙卧虎的特大城市，我只不过是无权无势、百无一用的一介书生。
我的渺小，我的无能，说不定还不及这大千世界中的一只蚂蚁！
春节不回老家，这倒省却了我们一家三口每逢春运旅途的劳累与烦恼。但人不回去不等于礼数全无，孝敬父母这是古往今来天经地义必不可少的事，特别是春节这个中国人谁都重视的传统节日。
为了安抚父亲那颗受伤失落的心，星期天我一狠心背着妻子到王府井那家商店，同样花了三千六百八十元买了一斤冬虫夏草，又花了八百元在一家烟酒商店买了两条中华牌香烟，然后到邮局一并寄回老家。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破天荒如此破费为父亲和母亲买的春节礼物。按理说，这个开销远远超出我的工资收入水平，好在这个春节不用回家已经省了路费，用省下的路费去孝敬父母，尤其是安抚父亲，如此破费我想也算值得。
寄出包裹的同时，我给家里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父亲。我说：“爸，我刚才给您寄了年货，一斤冬虫夏草，两条中华牌香烟，过几天就能到家，您注意查收。”
父亲听罢连连追问：“儿啊你说啥你说啥，你买冬虫夏草？还买中华烟？那得花多少钱啊，你咋敢这么大手大脚？！”父亲虽是农民出身，但他当过村长，在农民当中也算见多识广，知道冬虫夏草和中华烟价值不菲。
对父亲的担心和责怪，我早有心理准备。我安慰说：“爸，这您就别管啦，这东西不是我花钱买的，是我替别人办事，朋友给送的。”
父亲听罢，先是一愣，然后“呵呵……呵呵……”地笑，紧接着问：“儿啊，你说你寄的冬虫夏草、还有中华烟都是别人送的？”
我肯定说：“是啊。这些东西都那么贵，我哪儿买得起？”
父亲又“呵呵……呵呵……”地笑，笑声浑浊、老气横秋，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儿啊，这么说，你在京城还是挺能耐，还是能帮助别人办事？”
我说：“爸，黄老板的事我也帮忙了，但最终没有办成，这是事实，但这不等于我就什么事都不能办，更不等于什么事都办不成，您说对吧？”
这一下，父亲在电话那头彻底笑开了，“哈哈，哈哈，对！儿啊，你说得对！说得对！哈哈，哈哈哈哈……”
这年春节，我一家三口真的没有回老家团圆，但我姐姐来电话说，父亲这个春节过得特别高兴。姐姐说，初一那天一大早，父亲就穿上她买的一套新衣服，叼着中华烟走街串巷到处溜达，逢人便从衣兜掏出红艳艳的中华牌烟盒冲人家晃了又晃，得意地说：“中华烟，别人进贡我儿子，儿子又从北京寄来孝敬我的。怎么样，来一根？”
（责任编辑：王倩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