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宽念纯为科研 巾帼智慧胜须眉

她是出身于香港名门的大家闺秀，自幼聪颖好学，慧心独具，可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堪称一代才女，却只对科研情有独钟，用一生的光阴与科研相依相伴；她将细心、专心、耐心、恒心贯穿于整个科研生涯，用精益求精演绎着绚丽一生。真水无香痴心凝，铅华洗净亦从容，她就是我国著名系统真菌学家郑儒永院士。

奉献不止，让中国真菌学享誉世界

谈到中国真菌学的发展历程，郑儒永院士做出的贡献意义深远。她提出的白粉菌科属级分类系统，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至今仍保持着国际领先地位；她主编完成的中国第一本完全经过直接研究写成的真菌志——《中国白粉菌志（第一卷）白粉菌目》，得到了国际著名专家的广泛赞誉。用科研成果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人的智慧。

郑儒永的第一篇论文《植物病害与真菌标本的采集、制作、保管和邮递》发表于1957年，当时，她被聘任为中科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兼真菌室业务秘书不久。随后，她又与王云章、陆定安、姜广正、余茂效合译A.H.拉依洛原著《镰刀菌》，与中国真菌学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创建人之一、她的恩师戴芳澜、相望年合编《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为她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与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郑儒永也随之成为微生物研究所的一名科研人员。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完成了《中国毛霉目的分类》和《中国小煤炱真菌科的分类》的主要编研工作，同时将英文版《中国的真菌》全部翻译成中文。

1964年之后，郑儒永开始接连不断地发表有关毛霉目的研究论文。1973年，她开始认真梳理毛霉目的相关资料，严格核查，将中国毛霉目已知种类总结到戴芳澜未完成的《中国真菌总汇》内。在五七干校时，她坚持每天阅读文献，编写了《真菌名词与名称》半数以上的名词条目并审订了全部名词条目。1977年，她又接连发表多篇关于白粉菌属（Erysiphe）的重量级研究论文，并于第二年作为“中阿文化交流协定项目”的组长，赴阿尔及利亚讲学和帮助建立微生物实验室。

在以后几年时间里，郑儒永在白粉菌属的研究方面累计发表了十几篇重要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白粉菌各个属的分类研究中，从种的界限的确定、命名法规的处理以及有关订正研究中，她均起到重要作用。对过去国内有关本属白粉菌的标本资料进行全面的整理鉴定订正，最后确定白粉菌属真菌，在我国33科103属226种和变种的寄主植物上共有52种和5变种，其中新种22个，新变种4个，新组合5个。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著名真菌学家O. Eriksson主编的Systema Ascomycetum是反映子囊菌分类系统的一种重要刊物。他在1983年访华时看到了郑儒永后来在1985年的Mycotaxon上发表的《白粉菌的属》一文的底稿，细致入微，美轮美奂。立即要采用作为Systema Ascomycetum上白粉菌的分类系统并沿用到现在。十多年间，发表了不少重要的白粉菌著作，包括U. Braun在1987年出版的白粉菌世界性专著在内，但是Systema Ascomycetum始終采用郑儒永的系统不变，充分证明了其先进性和实用性。

简单事情重复做，视为通往成功之路

郑儒永院士科研的一生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成果熠熠生辉。刚刚大学毕业时，她便进入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中科院微生物所前身）工作，成为中科院植病研究室研究实习员。正当爱好科学研究的她准备在用自己所学知识大展拳脚之时，导师戴芳澜教授却把她安排在标本室，这对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但如今想起来，她似乎更感谢导师的用心良苦，认为这是一生中值得珍藏的一笔财富。

原来，标本室内保存着从清华大学农学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几个单位整合而来的重要标本。因为每一个单位来的标本，包装不一样，有的是用盒子装，有的用口袋装，有的大，有的小，为了便于保管，要进行统一。

郑儒永的工作就是给这些重要标本打标签、贴标签、重新包装。为了把中央研究院的标本集中到北京，她还与一女同志赴南京农学院，把存放在那里的真菌标本拣出装箱运回。

或许对于常人来说，这样重复而简单的工作似乎没有出头之日，但对于有着长远眼光的郑儒永来说，每一份工作都是人生经验的积累。于是，她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完成每一份标本的整理鉴定工作。那时候，每一份标本都要手写，然后自己设计标本的包装，一点一点规整，一点一点完成。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了四年，郑儒永始终认真负责，如果你现在走进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标本馆，还能看到郑儒永当年手写的很多标本标签，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和科研资料。

“我的工作主要是整理从各单位集中到中科院的近万号真菌标本以及处理全室与课题外群众的书信往来，在别人眼中，这是最单调，最‘低级’的工作，而恰恰是这份工作，让我有了更多‘充电’机会。”郑儒永说.

在这四年里，她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不仅是成功前的积累期，更是她坚韧性格的养成期。

热爱生活，却更执着于科研

郑儒永出生时，父亲郑铁如位居香港中国银行经理，母亲谢纫瑜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出身江苏武进谢家，亦是名门闺秀。

正是在父母的影响下，郑儒永自幼便养成了温暖和煦的性格，同时对生活充满热爱，爱好广泛。长大后无论是设计、编织，抑或是绘画、音乐，她都有着独特的天赋，为生活增添了更多乐趣。

但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父亲因不愿与日本合作，被日军软禁。母亲携全家逃难至广西桂林，后又逃难到贵州贵阳和四川重庆。而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她更加懂得科研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意义。

正因如此，在科研面前，她的那些爱好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正如郑儒永所说：“做过科研的人都知道，做科研是很花时间的，必须全力以赴。我早就没有工夫发展个人爱好了。”她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无数个深夜，灯光照映着她清瘦的身影。她在专心致志地工作。晨曦初露的清晨，她早早地闻鸡起舞，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真菌研究离不开野外采集标本的工作，但郑儒永从来不因为自己是女性就叫苦叫累，每次到野外，她总是所有的行李自己双肩挑，多少次在雨后乡村路上滑倒摔伤，她从未退缩。她总说：“科研工作者，最不应该害怕的，就是吃苦，最应该习惯的，就是吃苦。”

更令人敬佩的是，郑儒永自2004年以来便每天站立工作八个多小时完成工作。原因是真菌研究离不开显微镜，长时间的认真工作让她患上了骨质疏松和腰椎半滑脱症。2004年，她的脊柱被“钉上”了两根钢柱和9颗钢钉，医生告诉她：每天只能坐一小时，其余时间只能站着或者躺着。

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垫高了自己的办公桌和实验台，并且从那时起，无论是观察显微镜还是撰写论文，无论是手绘真菌图谱还是查阅文献，她都是站立完成，并且这一站就是十余年。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郑儒永仍坚持每天上班，仍坚持每天站在显微镜下工作，很多人劝她休息，但她却认为只有在科研工作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她说：“哪个行业都有各自的困难，也各有各的乐趣，你只要有兴趣，就不会觉得困难。我觉得，如果你做那些一点没有困难的工作，那才叫淡而无味。我就愿意挑难一点的工作做。因为有难点，你才有东西去解决，你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回眸中國真菌科学发展的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从来没有动摇过郑儒永服务祖国，服务科学的决心。她呕心沥血，含辛茹苦。显微镜，印上了她的滴滴汗水，锈迹可以作证；寒来暑往，刻下了她脸上的条条皱纹，时间可以作证；实验室内，回响着她的循循善诱，学子可以作证；奖状证书，成果论文闪耀着醉人的熠熠光辉，历史可以作证！

郑儒永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为原则行走于世，勇攀科研高峰的同时，怀大爱之心，竭尽所能为社会贡献一己之力，她的人生也因 “心宽是善，念纯是美”而散发出无限魅力。

专家简介：

郑儒永，我国著名系统真菌学家，1931年出生于香港；1953年毕业分配至中科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历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真菌协会亚洲国家发展真菌学委员副主席等职务。现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在国际上首次发现高等植物中的内生毛霉，首次报道了我国特有的人体病原毛霉新种和新变种；1987年主编完成《中国白粉菌志——白粉菌目》，成为国际公认的白粉菌目检索书。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