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转附物，怊怅情切
摘要：《古诗十九首》是中国诗学史上一组优秀的作品，这组作品凭借其独特的感伤情怀而备受喜爱，笔者认为这种感伤情怀源于诗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并且标志着五言诗创作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 生命意识 感伤 自觉
一.《古诗十九首》与其成诗
《古诗十九首》历来被视为中国诗学史上一组非同寻常的作品。钟嵘在《诗品》中就将其置于上品，评价其：“温文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也道“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2}而后又有胡应麟《诗薮》评曰：“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明代陆时雍更是在其《古诗镜》中称：“《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3}这些评价都清楚的昭示了《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古诗十九首》的成书时代与作者问题，至今学术界莫衷一是。这组诗歌最早见于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历史上关于《十九首》的作者大约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几种猜测。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认为“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徐陵之也持“枚乘”说，《玉台新咏》收枚乘诗九首，其中有八首皆在十九首范围内，而作者姓氏并提枚乘；现代学者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很可能诞生于东汉班固、傅毅之后，较建安曹王略早的一个时代，非一人一时之作。{4}这也是目前学术界普遍比较认可的一种观点。木斋在《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中则大胆的将这组诗歌的产生时代推定为建安十六年之后，并认为其主要作者为曹植。{5}总之，诸种观点各执一词，着实令这组诗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事实上无论是两汉期间还是魏晋初期，五言诗都尚处于滥觞阶段，既非流行之浪潮，也无名家之作传世，偶有的几首有史可循的五言诗如班固之《咏史》，也被评为“质木无文”。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突然出现了《古诗十九首》这样一组风格近似，文笔纯熟，价值极高的作品，实属异数。这组作品，既对“国风”与“乐府诗”有所沿袭，又打破了传统的诗骚笔法，诗中所传达的情感与意义古往今来皆令人沉迷感伤，却又很少有人能将诗中的诸般妙处解析清楚。无论是其主题，笔法，还是情感，语言都充满了一种文学的蕴藉，令读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6}。
二.《古诗十九首》的感伤情怀与生命意识
《古诗十九首》从题材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闺怨诗”与“游子诗”。诗歌中所涉及的内容，大多都是从这两个角度展开的。而这两种角度在本质上又是一致的，闺怨诗亦是游子们的虚拟假托之辞。因此这样一个特殊的创作视角，为这组诗歌晕染了一种感伤的气质。
《古诗十九首》的感伤是多层次的。
其中最为典型的首先是对离别的感伤。“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7}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8}“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9}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10}“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11}“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12}“相去万馀里，故人心尚尔”{13}。在十九首诗中，涉及离别之伤的诗歌，竟然就占据了九首。并且这种离别往往是生离而非死别，是爱离而非恨别。这些抒写离别的诗句，将离别后的寂寞与长相思的辛苦发挥的淋漓尽致。
其次是对时光易逝与空间辽远的感伤。“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14}“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15}“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16}“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17}“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18}十九首中诸多诗句也传达了一种对岁月易逝的叹惋与对空间辽远的畏惧。
而这种时空性感伤，随即引发的即是对生命短暂，年命无常的感伤。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漫长的时光与辽远的空间中人的生命何其短暂，人的存在何其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笔者认为无论是对离别的感伤，对时空的感伤，还是对人生的感伤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对生命的感伤，这种感伤的背后正是诗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以《青青陵上柏》为例。“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谈的是生命的常与变。青翠的松柏四季常青，磊磊的石块常年堆砌，而泉涧中水流却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陵墓里生命，也是早已消逝，人生之于天地，不过是远行的过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区区斗酒足以娱乐心意，虽少却胜过豪华的宴席，驱赶着劣马破车，照样在宛洛之间游戏着。因为这才是属于我的生活啊。“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洛阳城中达官贵人彼此探访。王侯贵族尽情享乐，然而他们的内心却满是忧愁，不知被何所迫。因为在这粉饰的繁华与虚伪的逢迎里，并不能获得生命的归属感。
从这些诗句中不难看出，《古诗十九首》不同于在其之前的大部分诗歌，它关注的正是生命的本质，人的存在，归属，以及人的生存境遇。
三.诗人的自觉与诗歌的自觉
诗人在创作过程中这种生命意识的流露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
首先就时代而言，西汉的建立标志着自秦以后又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出现，在强盛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迅速发展，文化专制与思想禁锢也随之加强。汉武帝建元初年至建元5年，刘彻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拉开了经学时代的序幕。在儒家思想的教化之下社会人伦秩序和价值体系逐步建立。整个社会成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在一种比较安定的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然而好景不长，西汉与东汉的政权交替打破了这种大一统的局面，短暂的平静过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开始面临不确定的走向，及至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经学式微，文人们过去所依托的价值体系逐渐崩塌。于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面对一种由于社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所产生的社会性的焦虑。
其次，伴随着政治的动荡，卖官鬻爵与贿赂公行之风也一发而不可遏止，知识分子们的进身之路严重受阻，其内部学风也日渐衰颓，这一社会现实使他们不得不在面对社会动荡的同时也对个人之命运充满畏惧，从而产生对自身未来发展的焦虑。
社会与自身的内忧外患，共同导致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焦虑与苦闷，在这种生存逆境之下，过往的思维方式已经无法引领他们摆脱困境，他们也不得不走向对生命与生存的新思考，于是一种独立、自觉的生命意识由此产生。
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一方面带来了诗人群体，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自觉，同时也带来了诗歌创作的自觉。
事实上，在儒家诗教观的影响下，从先秦至东汉，文人学者们历来看重的都是诗的社会功能，诗歌可以兴发意志，可以考见得失，可以互相切磋，可以怨刺上政，但这些功能几乎都是面向外在世界的。直到经学价值体系崩溃，诗人们的生命意识觉醒，诗歌才真正成为诗人内心情感的寄托。可以说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诗歌的另一种可能，亦是《古诗十九首》使五言诗的创作与流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自觉的时代。
注释：
{1}钟嵘：《诗品集注》（上），第75页，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刘勰：《文心雕龙注·明诗》，第66页，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卷四），第1-5页，台北，文馨出版社，1975。
{4}同上。
{5}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第158-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汤显祖：《牡丹亭》，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参见《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见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卷二），第1页，台北，文馨出版社，1975。
{8}同上，第4页。
{9}同上，第9页。
{10}同上，第14页。
{11}同上，第15页。
{12}同上，第25页。
{13}同上，第26页。
{14}同上，第1页。
{15}同上。
{16}同上，第4页。
{17}同上，第9页。
{18}同上，第18页。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刘则鸣，《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与汉末文人的生存焦虑》[J].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6）.
[3]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M].台北：文馨出版社，1975.
[5]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C].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8]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9]钟嵘，《诗品集注》[M].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0]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