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莹：乡村与城市的抒情与悲歌
张丽军 一九七二年生，山东莒县人，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泰山学者”团队成员，博士后。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等学术著作六部，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泰山文艺奖、刘勰文艺评论奖等省部级奖励。
付秀莹 著有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等，作品被收入多种选刊、选本。曾获《小说选刊》年度奖、《十月》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有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张丽军：您曾经说过“书写乡村是想凭借文字回到故乡，回到童年，回到在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亲人们的身边。”请您谈谈您的童年及其对您文学创作的影响。
付秀莹：我出生在乡村，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时代。物质上的匮乏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父母慈爱，姊妹融洽，我在亲情的包围中懵懂成长。童年的我是善感多思的，心肠柔软。母亲为此颇为担忧，觉得我没有人家的孩子活泼开朗，以为小孩子就该任性顽皮、没心没肺。喜欢看书，喜欢安静，很小的时候，便懂得体谅父母的难处。如果说不是出于天性，那么我想，恐怕是同母亲的病有关。我的记忆中，母亲的形象总与病榻有关。相比在外面疯玩，我更喜欢待在她的床侧，不离左右。现在想来，或许安静、敏感、耽于幻想的童年，正是我日后走上写作道路的最初的诱因。
张丽军：您在作品中将“芳村”化作您的故乡，您用文字来回味童年的美好时光，在您的作品《旧院》中，您刻画了一位独自撑起家庭重担的姥姥和她六个女儿之间的恩恩怨怨，这里面是否有您的影子？请您谈谈故乡和“芳村”的内在关系，您是否有意建构一个关于“芳村”的文学世界？
付秀莹：《旧院》一定有我的影子。在那个“小春子”身上，有我对世事苍茫最初的猜测与想象。我的故乡在河北省一个偏远的小村庄。我在那里出生、长大，度过了完整的童年时代，至今，我还有亲人在那里生活。故乡之于我，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一个概念，更多的是精神范畴上的一处安妥之所。毫不夸张地说，在那片土地上，有我最初对人世的所有美好想象和期许。那个小村庄仿佛一枚印章，已深深烙在我的精神底色上。令我无论在人世间行走多远，都不会迷失。如果说，那个小村庄是我现实的故乡，那么“芳村”，便是我精神的故乡，是记忆中的故乡，也是艺术化的虚构的故乡。然而，谁又能把现实与虚构的关系一言道尽？它们往往彼此缠绕，互为表里，我试图通过回忆，不断建构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芳村”，建构一个能够承载我的梦想、野心和激情的文学世界。
张丽军：您在作品中经常会提到乡村人外出务工这样一个问题。种地曾经是古老的农村生产方式，它不再适合新一代的农民对于物质和金钱的向往，《迟暮》中起立爹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进城打工无能为力，《六月半》里进房总是在外打工，连相媳妇这样的大事也不急着回家看看。乡村中的老人们，独守着渐渐空落的乡村不知如何是好。您对于乡村青壮劳力外出务工留下一座座“空村”的现象是怎样看待的？这是否是新乡土文学所需表现的中心？
付秀莹：农民进城打工、空心村，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话题了，然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伦理秩序的失范，道德价值的溃败，精神家园的失守……乡土中国该往何处去？关注乡土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现实嬗变和心灵变迁，关注在这种剧烈动荡之中“人”的精神成长和人性的微妙起伏，应该是新乡土文学着力书写的部分。
张丽军：您在小说中最为关注的是女性的内心世界，是乡村世界里，男人们外出打工留下独守空闺的少妇。《灯笼草》里的小灯守着儿子瓠子孤独地等待着男人五桩的归来，大哥二桩的出现让小灯的心亮了起来又渐渐熄灭了。《空闺》中的双月给外出的男人怀上了孩子却被似乎“变了心”的男人忽略了。您关心女性内心深处的隐痛，您对于男人与女人间的爱恨情仇是如何理解的呢？
付秀莹：男人与女人间的爱恨情仇——这恐怕是一个一言难以道尽的话题。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倒是实话。要说最难说清的，便是男女之爱了，至于爱恨情仇，更是复杂到令人无语。然而，爱恨情仇，偏又是小说家钟情写，读者喜欢看的。谁的小说里没有爱恨情仇呢？譬如《灯笼草》里的小灯，她在二桩和五桩之间那百般心意辗转，曲折幽微，欲喜还嗔，未笑先泪，实在是一个小女子最平常不过的儿女情态，然而，有谁能够懂得她的内心呢？她在内心的情天恨海里煎熬了一回，终于安分了——自然，不过是表面的平静，即便是内心偶有涟漪，甚或是风暴，但生活终究教会了她心平气和。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表象，小说家的本分，是把事物的另一面呈现出来。
张丽军：您的小说多数选取女性视角来展现乡村乡民的心灵世界，展现她们的心灵隐痛。请您谈谈是否认为这些作品是女性文学？请谈谈您对女性文学的理解。
付秀莹：谈到女性文学，前一段时间曾给《文艺报》写过一篇《“流言”：也说女作家》，是谈女作家以及女性写作的。“坦率地说，对于‘女性写作’这样的概念，我向来是心存困惑的。写作便是写作，为什么要强调‘女性’呢——既然并没有特意提出‘男性写作’。正如人们一向喜欢做一些‘女作家系列’，或者，在公布名单的时候，括号中标明‘女’，总让人觉得有些过于郑重其事——这郑重其事后面，大约有深意存焉吧。”对女性文学，我也作如是观。当然，我的小说中描写了很多女性，但恐怕仅仅是因为，身为女性，女性视角写作更为方便，我懂得她们的内心曲折。我也尝试写过一些男性视角的小说，写的时候很有兴味，我喜欢其中的难度和挑战。
张丽军：您的小说一半在回味着乡村的美丽与落寞，一半在窥视着城市的错位与迷失。您是位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作家，您关注城市中的畸形情感是否与您这种人生经历有关呢？请您谈谈您的大学时代和您对城市生活的理解。
付秀莹：从故乡的小村庄到省城再到京城，一路辗转，我确实经历了很多。价值的颠覆，情感的震荡，精神的磨砺，心灵的成长……我得承认，我并不是一个柔弱的人。我内心中其实有一些坚韧的东西，一直都在，困厄的时候，它给予我最结实有力的支撑。大学时代，对于我，仿佛一个美丽而虚幻的梦，青春的激情和纯真的梦想，在时间的灰尘中都失去了最初的颜色，亦真亦幻，如现实与虚构纠结不清的小说。那时候，学的英语专业，经历了高中时代的痛楚，写作犹如一处伤口，不可触摸。那时候，我在青春年华中随波逐流，不知道在时隔多年之后，还会有提笔写作的可能。相对乡村，现代城市生活有着它复杂而丰富的面目。生存空间的日益逼仄，物质上的强大挤压，难免令置身其间的人们精神蒙尘，心灵变异，激烈的竞争，令他们在喧嚣的兵气和戾气中躁动不安，难得宁静。可以想象，这样的城市语境中的情感，可能会是情感之哪一种。自然，城市不全是罪恶的渊薮，如今的乡村也绝不是田园牧歌。这是两回事。
张丽军：在您的一部分城市小说中，写的是外出务工的乡村女孩走入城市所受到的内心创伤。小刁来到苏教授家做家政，夹着尾巴做人，得到的是苏夫人的疑心和苏教授的无理。《无衣令》中外出打工养活一家的小让，最后做了老隋的二奶，在寒冷的冬日里独自舔舐伤口。您觉得城市带给乡村女人的只有伤口吗？为什么在您的小说中对于离开了土地的庄稼人总以悲剧来收场？
付秀莹：在如此喧嚣浮躁物欲横流的城市，乡村女人，尤其是如小刁小让这样的乡村女人，会有什么可能的好出路吗？我暂时想不出。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小刁和小让来到城市，她们柔软的天性与这城市的坚硬表情不兼容。她们手无寸铁——学历、户口、房子，城市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有效硬件，她们都没有。而另外一些不必需的软件，比如，尊严、名誉、真诚、爱，她们却很执拗地不肯放弃。城市中必需的生存技能，比如，倾轧、算计、钩心斗角、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她们还学不会。她们离开了土地，城市的钢筋水泥无法令她们扎根生长。除了离开，她们还能有什么可能性呢？
张丽军：城市在您的小说中是繁华的，但里面已经腐烂了。正如张爱玲所说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蒲小月对妹妹男朋友江南的一句问话，使妹妹和妈妈警惕，怕这个姐姐抢了妹夫（《传奇》）。于芳菲与从不相识的陌生人短信调情，并深陷其中（《现实与虚构》）。柏一成与儿子共享一个女人（《如果爱》）。您以“传奇”给作品命名是否因为喜欢张爱玲的作品？您对城市中情感的放纵与亲情的迷失有怎样的深刻体会？
付秀莹：这人世间的故事，原本都是传奇。我们都活在传奇中，只是浑然不觉罢了。张爱玲的《传奇》也是看过的，很喜欢。张是一个才情丰沛的作家，文笔极好，又看破了世事，她小说中有很多妙处，叫人会心。现代城市生活中，由于残酷激烈的生存压力，人在不同程度上被异化为一种“机器”。高效能的、精密的、严丝合缝的，齿轮快速运转，无暇无力顾及内心。然而，人内心的惊涛骇浪、狂风暴雨，在铜墙铁壁的城市中如何冲决而出，抑或极力抑制而形成无法治愈的暗伤呢？看多了周围人上演的人间悲喜剧，在惊诧困惑之余，也学会了不动声色。或许，这是现代人的现代病之一种。
张丽军：城市人的情感似乎都迷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在城市中没有人找到真爱。有的只是一时的冲动，“旧事了”似乎成了您描写城市情感的代名词，您的创作题材来自何处？为何您对城市如此悲观绝望？对乡土的眷恋和对城市的厌恶，似乎是百年来中国乡土文学叙事的传统，但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化是无可避免的，城市也有自由、平等、选择等乡土所没有的权利，您在有意书写城市生活的同时是否有去思考城市的光明一面？
付秀莹：也不是悲观绝望。对城市，我怀有十分复杂的情感。爱不得恨不得，又爱又恨，爱恨交织。在《旧事了》中我写到了都市人情感的空幻、脆弱，不可把捉，写到了都市人内心撕裂的痛楚与深刻的虚无、迷惘。现实对内心的某种触发，让我不吐不快。我几乎是一气呵成。当然了，我说过，乡村已不再是纯净的抒情诗，城市也绝不是血与火的悲歌。无论乡村抑或城市，不过是我们的生存场域。应该说，我更关注的是生存其中的“人”。城市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的。坐在书桌前眺望窗外的京城，华灯璀璨，城市的夜晚也具有梦幻迷人的诗性。“正如人一样，城市也是有气质的。这个城市，大气，包容，是大海，可以纳百川。”这是《旧事了》中女主人公对北京的评价。我得承认，北京的迷人气质正在于此。
张丽军：在城乡对立这个时代命题前，您用您的小说为读者建构了一个城市与乡村共同沦陷的残酷现实，您对于这样一个属于时代的命题有怎样的看法？城市生活和几千年的乡土情感能否融合？
付秀莹：事实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变得更加暧昧、缠绕、纠结不清。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乡村，有一种微妙的潜流在其中回旋往复，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越发模糊。乡村正在进一步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乡土中国逐渐瓦解，这是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城市在饫甘餍肥之余，也崇尚布衣素食、乡野风情，同乡村城市化的沉重相比，这自然不过是一种难免浅表的“伪乡村化”。时代的列车轰然而过，文学关注的是飞扬的征尘中，有可能被湮没的“人”的内心挣扎和呼喊。来自乡土的情感在现代城市中遭遇的破碎与裂变，磨砺和幻灭以及重生，也应该是文学致力发掘的部分。
张丽军：您曾经说过，“我理想中的写作是一种‘恣意流淌’的状态。”这样的写作状态我觉得是一种很舒适很惬意的写作状态，您觉得您是否达到了这样的写作状态？您又是如何达到这样一个人与文相融的状态的呢？
付秀莹：理想中的状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只是在少数幸运的时候才能够拥有。这个时候，世间所有的奥秘都向你敞开，奔涌至你的笔下，你要做的，只是把它记下来。敲字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流淌的速度，那一种酣畅与甘美，如饮琼浆。写作的迷人之处正在于此。我知道，这个时候的文字，一定是我所能写出的最好的文字。自然，也不仅仅是幸运，还有积淀、灵感、才华，以及必不可少的定力。你必得耐心等待，才有可能等来你想要的。
张丽军：您的文字有一种特有的魅力，随意而又精细。评论家李云雷将您与汪曾祺先生相比，“它提供了一个短篇小说近乎完美的样本……可以说承续了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以来的现代小说‘抒情诗’传统，也是传统中国美学在当代的再现。”您是否喜欢汪曾祺的作品？您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否有意向汪老的写作风格靠近呢？
付秀莹：说来你恐怕不信，其实，我是在被诸多评论提醒之后，才重新找了汪曾祺的作品来读。说是重读，因为之前是读过一些的，比如那几个经典名篇。汪老的文字冲淡质朴，不事雕琢，韵味无穷。这样的境界，除了学养、才华、性情，还有岁月的积淀和磨砺。我的肤浅文字如何能与之相比呢。如果说确实有那么一些继承的话，大约是我的文字还算朴素安静，不太喧闹。我们置身于浩瀚丰富的文学传统之中，对前辈的文学营养的吸收几乎是下意识的自觉行为。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等大家的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李云雷先生所说的“传统中国美学”应该正是此意。
张丽军：您说，“我对短篇有一种近乎执拗的偏爱，我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吸引人的事情。”与长篇相比，短篇小说达不到那样的轰动效果，也承载不了太大的故事结构。对于历史、时代等重大的命题的建构更是提出了比长篇更高的要求。您为什么如此近乎偏执地喜欢短篇的写作呢？
付秀莹：在写作难度上，短篇小说是最高的。因为短，便容不得半点懈怠和闪失。长篇或者中篇，尚有回旋的余地，走错了不妨绕路而行，而短篇不行。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呈现丰富的意蕴，绝非易事。但恰恰是这难度令人着迷。我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还有，短篇需要激情以及爆发力，我喜欢那种一挥而就的快意。
张丽军：昆德拉说过，“小说之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发现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如果一部小说未能发现任何迄今未知的有关生存的点滴，它就缺乏意义。认识是小说的唯一意义。”在我看来，您的小说将笔触深入乡村女性的深处，去了解那些不被人理解的女性心灵深处的创伤与隐痛。您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否与您女性作家的身份有关系？
付秀莹：有一位朋友说，从气质上，如果说城市是阳性的，那么乡村则是阴性的。我深以为然。 女性是美好的，乡村女性几乎代表了乡村美好品性的一切。在我的生活中，有幸结识了很多美好的女性，她们的命运令我悲欣交集。如果说把乡村比作母亲，那么女性的命运便是母亲大地的命运。我愿意努力去发现乡村精神腹地中隐秘的褶皱和暗藏的伤口，并试图用文字给予抚慰。
张丽军：您的短篇小说语言简短、利索、洗练、干净，多用叠词，对动植物的拟人化和人的形象物化，都极富有语言的张力、韵味和个性风格。请谈谈您对小说语言的理解和独特追求。
付秀莹：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之于小说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语言是小说的轮子，它能够把读者带到小说应该抵达的地方。语言是小说的翅膀，好的语言能够令小说实现真正的飞翔。甚至极端地说，语言就是小说本身。语言的质地，直接决定了小说的质地。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小说。因此，语言应该是小说家的必修课。最理想的写作状态，不是作家搜尽枯肠去寻找语言，而是相反。你要的语言奔涌而至，如有神助。
张丽军：您的新作《朱颜记》采用了《红楼梦》中的语言风格，充满了满清时期的方言和语韵。在此之前，您作品中都是以讲述故事般婉转缓慢的文字来进行叙述的。您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其故事内容的安排也与《红楼梦》十分相似，您是否在有意模仿它？
付秀莹：其实，小说在《十月》发表的时候，原名《红颜》，收入集子的时候题目有改动。关于这篇小说，真是毁誉参半。喜欢的人说是红楼遗韵，批评的说是东施效颦，也有人把这篇小说视作我的“第三条道路”，在乡村和城市之外，开辟一条家族历史写作的新途。自然也有人担忧此路不通。无论何种意见，都是对我的爱护和激励。我在某个访谈中说过，“这篇《红颜》，在我，其实更像一个游戏之作。如同一个不安分的孩子，偶然被一只红蜻蜓吸引，他毫不犹豫地循着翅膀的痕迹追去了。可能他会收获一只美丽的红蜻蜓。也可能，他一无所获。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经历过，尝到了追逐的乐趣或者苦趣。”至于红楼，中国现当代作家，有哪个不从中汲取营养呢。《朱颜记》岂敢与红楼比附？
张丽军：《朱颜记》对您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付秀莹：这篇小说对我的意义在于，在某个特定时刻，我忽然想写一篇这样的小说，旧时大家族的繁华旧梦，然后我写了。我顺从了自己的内心。我忘记了当时是什么触发了我，或许是一首百转千回的宋词，也或许，仅仅是橱窗里一袭美丽的旗袍。我没有辜负彼时心境。
张丽军：您的小说结构一般都很简单，没有过多的形式实验痕迹。故事的发展慢条斯理、不紧不慢。写乡村，从思想的深处蔓延开去；写城市，从故事的开始轻描淡写开来。可以说这是具有传统风格的叙事手段，在如今这个追求创新的社会中，您为何选择这样传统的叙述方式？这样的写作方式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付秀莹：这大约同我的审美趣味有关。或许不是我选择了这种叙事，而是这种叙事选择了我。创新自然是好的，但任何创新都离不开传统的滋养。新的，不一定是好的。但好的却不论新旧。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的。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倒愿意在传统的滋养中慢慢成长。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应该是一种慢的艺术。说到影响，或许，正是旁人的新，显示出了我的旧？旁人的快，凸显出了我的慢？我不知道。我自然愿意有更多的读者喜欢，但我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内心。
张丽军：从您的小说中，我读到了汪曾祺、孙犁和赵树理等作家的语言味道，请您谈谈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您喜欢哪些作家？哪些中外作家对您的影响较大？
付秀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区别于古典文学的整体，以“五四”为界，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在这个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出现了不同的历史分期，在此期间，各种艺术流派、风格此起彼伏，优秀作品层出不穷。世纪初的第一个分期，文学成就斐然，在小说、散文、戏剧等领域出现了一大批经典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抵达了又一个黄金期。我和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受益于这些宝贵的传统资源，从中汲取养分。我喜欢的作家很多，我从不同的作家身上获得不同的启迪。
张丽军：您最近出了中篇小说集《朱颜记》，您是否有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打算呢？您心中最喜欢的创作题材是什么呢？
付秀莹：确实有这个打算。其实这是两年前的计划，一直拖到现在。应该还是乡村题材吧，觉得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触及。
张丽军：七〇后作家在当今文坛上是一个坚持纯文学并不断走向成熟的创作群体。您作为其中一员对这个群体的创作现状有怎样的认识？又有怎样的期待？
付秀莹：七〇后作家是一群有想法也有实力的作家，在前辈的光环和后来者的热闹中略显寂寞，但这只是暂时的。在这群人中，应该会有大的作品出现。
张丽军：您作为《小说选刊》的编辑，在阅览了大量最新创作的作品后，对现今当代小说的创作现状有怎样的看法？
付秀莹：当代小说创作无疑是繁荣的，这从全国众多文学期刊刊发小说的庞大数量可以看出，而且佳作迭出，令人惊喜。然而相较于庞大创作量，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真正优秀之作还是太少了。作家们往往容易陷于一种类型化的创作模式，难以冲破公共想象的束缚，写出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作品。
张丽军：您发表的小说题材大多集中在乡村与城市中的情感纠葛，视角也多从女性和儿童入手，这在获得诗意、温情以及中和的美感之外，您是否也意识到其中的局限？您是否想过扩大自己的写作题材？
付秀莹：局限肯定是有的。但没有办法，从某种意义上，个性和风格都是局限。作家在获得鲜明的个性风格的同时，也就陷入了某种局限。这几乎是一个悖论。诗性、温情以及中和的美感，可能是我写作的一部分特点，我一直试图让我的小说中生长出一种锋利的东西，如果没有做到，是我力不能逮。或许会尝试扩大吧。穷则思变。也许有一天我想写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就像写《朱颜记》，我会听从自己的内心。
（责任编辑：张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