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磨损与生机
一
人类自从有了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以来，从未停止过探寻不同文明间互通的足迹。但许多的时候，我们往往重视的是人类自身的行为，比如公元前发生了什么？公元几世纪发生了什么？两河流域文明是怎样发生的？罗马人、埃及人、苏米尔人、拜占庭人、印度人、中国人创造了什么辉煌等。进而牵涉到战争，我们更多谈论的是武器。旧石器、新石器、冷兵器、热兵器等，很少关注语言这一武器在人们交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抑或根本就没有把人们的动作、举动和行为，提升到语言的层面阐释。人类所有的行为里，语言是最具前沿性的。从旧石器、新石器到冷兵器、热兵器，人类创造了无数种武器，但哪一种武器都比不过人类自身附体的语言这一武器。它可以直接指挥人类的一切行为 。有时，一个部落的首领骑着烈性马，老态龙钟地蛮横在众人面前说的一句秉性四射的话，足以带动整个部落的人拿起武器，向另一部落发起进攻。为此，在地球的某一角落，也许发生着最根本性的变化。
人类的一切文明和野蛮、温柔和粗暴、和谐和暴动，说到底，不是行为本身造成的，而是指控人类一切行为的最致命的隐性武器语言造成的。语言本身可能没有多大功能。因为，它是人类思维的派生物，好比大喇叭的扬声器，受人类思想意识的限制。你想输出多少个词汇、多少个语句、多少呼气流和多少条信息，自然由大脑所控制。以此看来，语言是炸弹，思维——思想是导火索。只有思维——思想和语言相结合，才能成就人类的一切行为。
语言是文字产生的前提。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的信息保存和信息传递，主要靠大脑记忆和当面口传。于是人类的祖先发明图文、图像等符号来表示事物，帮助人民提高记忆力。之后，又经过了几百年的语言交流、摸索、丰富和磨损，将图像文字进一步发展为原始的象形文字。为人类的一切发明提供了可能性。文字的创制，不仅人类的思维逻辑建立在语言之上，同时也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人类思想交流的时间和空间，使语言的功能从一般意义上的武器提升到了人类智慧的层面，并给语言带来了新的生机。
二
语言如一辆庞大的四轮车或运载机器一样，它承载着一个民族，抑或若干族群的人们不断运转的同时，也要经历疲劳、消耗、磨损，然后又要不断自我调整、自我修复和焕发生机的过程。语言的每一个词汇、它所包含的寓意，就像某一大机器的零部件，机器一旦被置之不动，或使用不当，它就会慢慢地陈旧老化、风化生锈，进而被淘汰。中国是个语言文字大国。除了最具生机的汉语言外，还有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很多语种，一直以来显现出了各自独有的魅力。在中国境内，古今共使用过少数民族文字五十七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历史上使用过，后来停止使用的文字，即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于阗文、八思巴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西夏文、女真文、满文等十七种文字。这可谓是语言另一种层面的大磨损或大消亡。但这些文字和语言的气息或多或少地也融入到中国语言的土壤里，为大国的文明必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回顾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在异彩纷呈的语言的长河中，各民族的语言就像一曲曲优美的音乐，闪烁着各自的光芒。它们在大语境——汉语的大气象中不断汲取养分的同时，还丰富和发展了汉语词汇。如：以蒙古语为例，“敖包”、“那达慕”、“哈达”、“可汗”、“胡同”、“戈壁”等词汇的出现，使汉语拥有了多一份草原、骏马、牛羊和乳香的气息。
封闭和停滞不前的麻木状态是语言时刻遭受磨损或消亡的原因所在。语言是需要不断让人去经营和呵护的。民间语言艺术的大面积多种类型的集体经营，能使语言更像植物一样生长在文化的土壤里。在这片土壤上除了语言之外还时常行走着两种与众不同的人，那就是作家和诗人。他们便是语言最贴心的主人。也许，语言也很情愿地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主人。作家和诗人进行写作就是为了经营和唤醒那些在岁月的尘封里昏昏欲睡的语言。他们用心灵去撞击她们、触动她们，大张旗鼓地呼吁她们，更是唤醒她们的直觉和抚慰她们磨损的伤痛或消散的灵气，以生活记忆的方式对她们一个个进行点名并列入在自己所展开的阵营里，使其真正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他们很清楚，语言，有时很像一个聪明伶俐的精灵，在其主人的引导和鼓励下，才能展现出一些让人震惊和激动不已的精彩的一面，它们既有欢蹦乱跳、趾高气扬的积极的一面，也有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的消极的一面。于是，为了使语言不至于陷入生命的低潮，或免受磨损，作家和诗人们致力于抚慰、经营的同时，时刻为语言开创一条条通往思想的路。也是突破语言本身所包含的寓意的路。语言需要经营和抚慰，更需要获得比先前更具有魅力的生命和使命。
自古以来，人类是以语言的方式生存，以语言的形态生活着。对一个民族而言，文化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硬实力，而语言是他们发展文化的隐形载体——软实力。一个民族一旦离开了这两点，就会失去它生存的意义。在语言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中国有些少数民族在古代就有自己的语言学家。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研究，写出著作，取得重要成就。藏语学者图弥三菩札于公元七世纪参考梵文，根据藏语的语音结构，创制藏文。他还写出《三十颂》、《性入法》等语法著作。十九世纪中叶，司都·却吉久赞出版《藏文文法》。维吾尔族至晚在公元八世纪就参考粟特文创制回鹘文。维吾尔族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在十一世纪调查西域和中亚一带的突厥语言，编写《突厥语词典》。蒙古族学者搠思吉斡节儿于十四世纪初写的《蒙文启蒙》奠定了蒙文正字法的基础。这为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这些行为也可谓是对语言磨损的诊治和人类文明的抚慰，毕竟使语言文字走向了自我保护的道路。
三
说起语言，有时，我情不自禁地为我的母语——蒙古语的不坚守、柔软、温和而过于优雅感到“惋惜”。它是一种易于磨损，而又易于重生或易于接受任何一种异语气息的语言，也是一种毫无防备、很随和、很“平易近人”、很易于融合的语言。没有自己的顽固性和弹柔感。因此，操蒙古语的人，除了自己的母语之外，想学什么语言，就可以轻松自如地学好。她既有诗歌的优雅性，又有情感的柔软感。我想，就因为具备了这几点人类语言中最致命的优点或弱点，她随时都像轻风一样随同她主人多元化的语气点点磨损，渐渐削弱。一般说起蒙古人，让人自然就联想到刚毅、暴躁、粗狂、奔放等字眼，但你真正走近，或熟识蒙古人，令人惊讶以及难忘的是他们的内心世界的软弱和表现内心世界的方式——语言的柔软性。就像他们马背长歌里常出现的原野、河流、女人、骏马、羊群、父母和孩童一样，天真无邪，充满恩爱……仔细一想，世界蒙古语的大殿堂里，保留蒙古语最完整、坚守最牢固的还是新疆的卫拉特人。他们至少以卫拉特方言的坚韧和独特魅力保留并拯救了一部世界级的英雄史诗——《江格尔》。这并不是苍天给予卫拉特人的恩赐，也不是卫拉特方言的坚韧所致，是大国的仁慈。
十七世纪初，为了躲避准噶尔部的威胁，蒙古四部卫拉特之一的托尔扈特人移牧荒芜人迹的伏尔加流域，历时百余年。伏尔加河草原水土肥美，远离战争，饱经战火洗礼的托尔扈特人终于找到了他们所期盼的理想之地。但进入十八世纪后，逐渐强大起来的沙俄政权，越来越变本加厉地奴役和控制托尔扈特人，不仅占领他们的牧场，还征调大批的年轻人投入俄对土耳其的战争，使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丧生在战场。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年轻勇敢的托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决心率领全民族人民起义抗俄，回归祖国。于是他们冲破俄罗斯士兵和哥萨克人的重重追击和阻截，一路历尽艰险，喋血苦战，经过为期七个月一万多里的长途跋涉与征战，终于回到了故乡。他们出发时的二十四万人，到达伊犁竟不足七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悲壮的民族大迁徙。
付出十七万人的代价，不仅仅是一次人性的大践踏，也是一次语言的大消亡。在东归途中，随着民间英雄好汉和民间艺人的大量被屠杀，托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创造的语言文明，几乎也一并毁于一旦，到了濒临消失的地步。托尔扈特人归国后，清朝政府将他们分四路分别安置在和布克赛尔、精河、乌苏、和静等地，为他们提供丰厚的物质援助。他们不仅保留和发展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等传统文化，还用自己本土化的卫拉特方言发展和传承了英雄史诗《江格尔》、民间赞辞祝辞、言语、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化精粹。这是语言备受磨损和衰弱之后，在国人的呵护之下，又重新恢复生机的见证。
四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如今，作为卫拉特人的后代，在中国大西部的新疆生活，我总觉得很幸运。这是一片语言像土豆一样生根发芽、繁殖丰收的肥沃土地。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等阿尔泰语系民族的语言，都具有各自独特的形状、颜色、质地、意蕴和禀赋。你要接触和领会他们语言的神韵，除去听觉的功能，还需要运用视觉、嗅觉、触觉、味觉等器官，从多方位地去发现和感知，才能真正抵达各民族心灵的底蕴。同时从那些鸟语花香般的各种语言气息里，还能进一步展开你联想和想象的翅膀，获得更深邃的境界。中国西部是个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世界。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能够和谐地居住在一起，世界才能体现出它多彩的一面。如果全世界的人操一种语言、信仰一种宗教、建立一个庞大的地球村，那未必是一件好事！为此，人类也许会失去很多发展机遇和思想营养的良机，反而变得更狭隘、更自私、更暗淡。
由于从小在新疆这一片多元化的语言环境中生长，我好像天生与西部的语言浑然无隔，个个都有缘分，不仅能听懂哈萨克语、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还可以进行语言至心灵的交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语言不仅给我提供了更多语言的恩泽，还拓宽了我的思维方式，使我的母语变得更灵性、更睿智、更富有生机。尤其，在母语——蒙古语为土壤的卫拉特本土文化的小环境里，通过多年的努力很熟练地掌握汉语的同时，还学习日本语，已达到借助词典参考任何一种资料的程度。现在，我写文章，进行思考，总觉得有两轮飞速旋转的车轮带着我远行，一路上都是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像触手可及的彩虹般迎面而来。这便是语言带给我的真正的福分！
（一）
作为中国文学大潮流的一条条支流，自古以来，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以特有的气质、姿态和品格，为中国文学的丰富和发展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谜语、谚语等作品，构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宝库。其中不少作品通过古代文人的采集、整理，出现在汉文文献和少数民族古代典籍之中。新中国建立后，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得到重视和保护。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各民族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数以万计，它们通过生动形象的艺术画面，向我们展示了各民族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文化以及他们的理想。在祖国大家庭里生活着的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每时每刻都经受着来自文学的恩泽和洗礼，尤其世界文学对汉文学的影响、汉文学（包括翻译途径传播的世界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今天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我们谈论文学，谈论更多的必然是本民族的文学或少数民族的文学。不管谈论本民族的文学还是少数民族的文学，这话题必然与中国西部文学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处在西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同“西部”这一概念有着很深远的历史渊源。“西部”是历代中央王朝拓边和政治中心的东移而得名的。在西部范围内，中国目前认定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至少有四十七个民族群体性地世代居住于西部。少数民族经济在西部不占主导地位，但他们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流。除了五大自治区，各省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和民族自治区域，以青海省为例，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四十六以上，自治区域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七。这种状况注定少数民族将在西部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西部是一个具有极强的传奇性、神秘性、包容性和富有多民族生活情调的地方。它除了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本土化特征外，在慢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和玉礼器古道等四条重要的通道融合了众多外来文化的因素，其中包括地中海文化、阿拉伯文化、中原文化、波斯文化、古印度文化、突厥文化等众多成分。因此，这一地域的文学也有了它神秘而厚重的多元文化特征。具体地说，它是一个多种语言、多种记忆、多种心灵融会贯通的文本，也是一个多种风情、多种文化、多种生命相互关顾的文本。从它普遍关注的主题来分析，人和自然的相处、人和神灵对话、人和人的关爱、生存和死亡的互通、物质和精神的融合、历史和现实的交错、心灵和天地的和谐是西部的人们及文学的永恒话题。在这个大话语背景里，所有被展开的主题和中国西部社会的命题，都被众多不同语种的多元文化视野重新审视和整合，从而拥有了新的展示。它用多种语言的思维模式和心灵方式，反应生存的现状和传统的延续，真实地面对苍凉、苦劳与贫瘠而派生的土地情结，在时代、社会与历史的天平上，对所处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进行了深层解读。
（二）
好的文学作品是没有国界的。它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心理感悟，至少应该传递一种全人类心灵产生共鸣的东西，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的人看了都使他们产生一种认同感。西部的自然环境是恶劣的、艰难的、困苦的。在这神秘莫测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所经历的苍凉和困苦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疼痛，是全球肌肤的疼痛，也是人类身心困境和世界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哪一个国度、哪一个民族都经历过的疼痛。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讲，中国西部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很多名胜古迹、美好景观和人文情怀都需要重新审视，都需要推介介绍和重新定位。除此之外，西部的人们，尤其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都具有一种淳朴、善良、宽厚而谦虚卑微的品质，他们的这些品质主要体现在与大自然——天地相容的博大胸襟和安分守己的命运感上。这才是作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来源。
近十年来，在西部作家群里出现了很多从外省区来到西部生活的流寓性作家。他们对西部大地的发现、感悟和展示是比较全面而独特的。这给西部当地生活的作家诗人们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可谓是给西部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不管我们作家身处何地，都应该建立一个自我精神的支撑点，自身生存境地的任何一个巨大变动以及来自生活的压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作家感悟人生的情怀，更不能够抹杀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对精神升华的天然向往。每个人在其精神深处，都有所向往的美好愿望，包括放牧的牧人、种地的农民。他们的生命根性似乎每时每刻都被现实生活的磨难与艰辛所左右，同时也被为生存寻找意义的精神操守所困扰。我们把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景象和人类精神及情感意义上的心灵积淀真实而客观地反映到具体作品中，那远远是不够的。因为，读者要求看到的不只是生活、人生及世界的原貌，而是在生活、人生及世界的不同层面上生长出的更形象化、更具体化、更普遍化的生动画面。这是我们作家和诗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
文学是人们内心世界的外露，是情感的产物。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如同是一位长者所讲述的苍老的神话一样，具有神奇魅力的艺术感染力。人们只有听到了他那津津有味的讲述，或者说是被作品中那充满激情的人生遭遇所吸引，进而才能潜移默化地走进一个人宽广的心灵空间。这是一部作品对读者心灵的浸染。对读者而言，在阅读过程中，不仅能感受到时代、环境、人物以及被作者所拓展的精神境界的深层内涵，而且还能跟随主人公走进更火热的生活中去经受一切艰难困苦或阳光般灿烂的一个个岁月的印记。这里起重要作用的，除了艺术的感染力，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作家的精神境界，即作家独具慧眼的洞察力、宁静深沉的思考、睿智通透的人生观、待人接物的方式及坚强沉稳的意志等。如：列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莱蒙托夫、司汤达、大仲马、雨果、马克·吐温、卡夫卡、博尔赫斯、鲁迅、茅盾、巴金等名家都是以自己的精神宽广度为世人树立了文学的典范。
我想，在物欲横流的当前社会，精神空虚的人、情感危机的人、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和平淡无味的人，说比比皆是，也许夸张了一点，但堪称不少。对他们来说，文学就是调味品。每个人都应该真正地接近文学，品味文学，读出生活的味道，悟出人生的真谛，最终达到自身心灵的高原。当然，在当前各种媒体飞速发展，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要求人人爱好文学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所以我只是异想天开地畅想，而不期待用文学来改变人生。
（三）
从翻译看汉语的包容与大度。有一种无穷的力量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它像国家与国家间、族群与族群间、人与人间流通的空气一样，从地球的每个角落温馨地弥漫开来，并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心灵。这样一种无穷的力量，盛行于时空的沧桑里，已经穿越了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穿越了明末至清初的经典，又穿越了博大精深的一个个西学名著，像春耕时播种的种子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后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大地……这就是翻译的力量。
翻开中国的翻译史，有两件事件最引人注目：第一件事是公元前一一九年至一一五年有个叫张骞的人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这一大动脉的疏通，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拉近了中原同世界的距离。在这条路上，不仅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和龟兹的音乐、乐器等物质和精神的东西被运送到中原，更重要的是通过语言的交流，打通了中原同夷狄的心灵隔阂。第二件事是大约公元六十七年，有两位印度高僧用一匹白马驮着一大批佛经，从潭河流域出发，跋山涉水，行程万里，来到了中国洛阳城。两位异国高僧的这一举动不仅牵动了洛阳百姓的心，而且也引起了从官府幕僚至帝王的高度关注。于是汉明帝发布命令，在洛阳城的西面按照天竺的式样，建造一座佛寺，把送经的白马供养在那里……《白马驮经》的故事就此传开。这两件事件的发生，为中国站在更高的制高点上看世界提供了可能性。这可能是中国以语言转换的方式接受异域文明的源头，是中国翻译史的开端。
随着丝绸之路的拓宽和延长，西域及世界各地的异域文化开始像开春时激荡的大河流一样，向着中原大地奔腾而来。丝绸之路上并不是只有柔软的丝绸和坚硬的战争，还有让人看不到摸不着的比物质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语言及心灵的沟通——翻译。来自西天的佛经，也许也是沿着这条丝绸之路抵达中原的。
佛经传入中原初期，中国文化正处于不能满足和慰藉人们的心灵需求之际，佛教文化提出的前世、现世、来世等新奇的人生观念，让中国人仿佛看到人生的一线希望。于是出现很多信教者，开始接受佛经的传授，渐渐达到走火入魔、死记硬背的程度。这为佛经翻译提供了条件。因皆为口授,翻译者也就围绕自己所背熟的经文和感兴趣的内容进行翻译。他们刚开始毫无计划毫无目的地用中国式的思维方式解读佛经。在具体操作中，主要是提倡以口授笔录的方式直译, 用中国典籍中相关概念来阐释佛典事数，从而把相关类似的部分保留下来,作为常人理解佛典事数的途径与帮助。
据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中的统计,现有佛经中确定为翻译自印度次大陆各国的约一千五百种,五千七百卷。在佛经翻译领域出现了伊存、迦叶摩腾、竺法兰、安世高、支娄迦谶、真谛、昙无谶、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玄奘、义净、不空等佛经翻译家。翻译实践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开始至元代进入尾声,历时一千余年,其间因受中国本土文化的制约,故这千余年的佛经翻译,作为一个文化历史事件, 曾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汉语的丰富和规范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文化是个自然生长和借鉴膨胀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中，人类内在的创作性冲动毕竟起着主导作用，同时也有赖于外来文化的相互交流，在碰撞、借鉴、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发展与创新的动力。佛经传入中国之后，它在语言的接近、转换和融入等方面遭到漫长的冷落、排斥的同时，也经历了中国式调教、驯化和亲近、接纳的过程。人类精神层面的交换毕竟还是耳濡目染、春雨细润的过程。它不像丝绸对牛羊的交换、茶叶对骏马、骆驼的交换那么来得快。从时间上讲，佛的思想、思维方式和解释世界的看法，尤其西域及“西天”的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很早，但比起西域及东亚各国的玉礼器、黄金和农产品等晚得多，比起民间的物质交换也晚得多。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其经文都是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即犍陀罗文、焉耆文、龟兹文、巴利文、梵文等，能够读懂原文的人极少,而绝大多数人只能依赖部分佛经翻译家的口头解释和见解去了解佛经。因此，从佛经语言对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看,大部分佛经翻译者采用了直译和达意的方法，用中国化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阐释佛教义理，不仅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及语言注入了新的内涵,而且使佛经的概念包含了多重意义。这种直译和达意的翻译方法既适用于佛教,也适用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而为理解上的任意发挥洞开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随着漫长而艰难的翻译实践，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深刻艺术魅力的新词汇，像纷至沓来的贵宾一样被引进汉语言文学的殿堂里，几乎成为寓意滚滚红尘的知音。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语，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译经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新词汇和新名词术语，给汉语言注入了新的生机，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如：真理、思想、本质、思维、主观，客观、世界、化身、因缘、烦恼、解脱、清规戒律、五体投地、现身说法、昙花一现、唯我独尊、立地成佛等等，都成为人们表现现实生活的深刻用语。
经历千年的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中国的汉语言得到了一次次飞黄腾达的机遇，随着佛经翻译实践的深入，汉语言不仅经受了外来文化——翻译的洗礼，还经受了精神内涵的重塑和思维方式的再度拓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进入了自我完善的新阶段。
明末清初，中国掀起了科技和西学的新一轮翻译高潮。由伊存、玄奘、释道安、鸠摩罗什、不空等千年古人传承而来的中国翻译大传统，在时空沧桑中经历一代代有识之士的捶打磨炼，到了近代又有了新的内容。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新文学革命的代表鲁迅，对待外来文化一律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翻译介绍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外来文化植根于中国土壤进而“为我所用”树立了榜样。胡适、梁实秋、康有为和林纾等新文化和文学先行者，在继承了佛经译家的改良创新精神之后，先后另起炉灶自成一派，对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既敬仰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又不满足于旧的文言文等古老的文体形式，坚持通过翻译西学经典，不断地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成分，试图用以改良汉语言、改良社会。这种一脉相承却又开拓进取的举动本身就体现中国文人的包容大度精神，其内部向往的“欧化”进而“现代化”的意志也正是汉语言旺盛生命力所在。
翻译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境界，有时真的无法抵达，尽管万事俱备，驾驭译入语的天分只在咫尺，却难以达到“信达雅”的高度。这说明翻译是双向的，不仅要精通译入语还要精通被译入语。在两种语言的语义平衡点上，找到语际转换的最佳对应点，才是最完美的境界。
从中西文学语言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时期的翻译作品，鲁迅他们所坚持的“直译”、“归化”或“文化翻译”、“文化阐释”等技艺和方法是一种新的语言建构策略。他们把欧化的阐释语言植根于汉语的土壤里，孕育出了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从字面的意义上说，当时所谓的“直译 ”，也就是在译文的海洋里快艇观景而已，很多译文算不上忠实原文，而是在原文的基础上任意发挥，或再度创作的误读。有时这种语言的误读也是很美的，它如若戈壁沙漠中的绿洲、甘泉般，给人以生机的气息。正是这种字面意义上的误读，却构成了一种翻译文学新文体的诞生。这绝不是把外国的语言模式生搬硬套地归属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而是中西语言模式相互碰撞和交融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有着明显“双重”印记的产物。这种翻译文学文体的构建为中国传统文学走向白话奠定了语言文体基础。
一个民族的语言，如同它植根的民族的人群一样，其生存的方式应该是开放的，多彩多样的，与时俱进，弃旧容新的，而不应该是画地为牢，故步自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们所提倡的“直译”、“归化”、“文化阐释”，是一种包容，是一种大度。他们那海纳百川，借鉴西方，为我所用的博大胸襟，在他们翻译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其实，鲁迅们所坚持的“直译”就是“直接拿来为我所借鉴、为我所用”，他们所展示的是一种逆向思维，是从中国几代文人、翻译家身上传承而来的语言翻译思想的具体呈现。
当今，国家重点扶持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同时又加强了对母语创作作品的翻译力度。这不仅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厚爱、尊重和扶持，也是汉语言的一次大开放、大包容、大借鉴和大吸收。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把少数民族语言所具有的最优秀的文化成分——思维方式、语言表达习惯等引进汉语的语境里，以此来提升汉语言的阵容……”
……
汉语是一种博大精深的语言，也是一种具有巨大审美功能的语言。今天，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名翻译人员，坐在鲁院的课堂里有幸聆听中国千余年翻译史的大潮流，可以感知汉语言那万马奔腾般的大气度、大景象和跌宕起伏、叱咤风云的大阵容。今天我们人人都无意中徜徉于汉语的博大精深和无限延伸的寓意中，思绪不由自主地被语言、文字及文人们的执著、一丝不苟和持之以恒所牵引。
（作者简介：索苏尔，一九六二年生，新疆作家协会文学翻译家分会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翻译处蒙文翻译组组长，新疆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现任新疆日报社蒙文编报部首席翻译。主要翻译作品有《老榆树下的风景》（蒙译汉）、《逃跑的马》（汉译蒙）、《永生羊》（汉译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