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诸葛亮人化还是妖化？（上）

诸葛亮：史家纪实和精英想象的对接

非常受鼓舞，来了这么多同学，后面还有站着的，前面有坐地板上的。说明对诸葛亮感兴趣。当然也包含了另外一层意义，对鄙人感兴趣！（笑声、掌声）我有自知之明，你们主要还是对诸葛亮感兴趣。（笑声）当然，对我感兴趣也是令人鼓舞的。（笑声）诸葛亮死的时候才五十四岁，我今年比他快大二十岁了。（掌声）鄙人今年七十三岁！所以刚才在休息室，你们两个女同学，非常美丽的，非常认真地先后问我，说：“老师，你是坐着讲啊，还是站着讲？”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难回答。（笑声）后来我随便说：“您给我准备个座位，我想坐就坐，想站就站。”为什么呢？我眼睛一斜，走廊里站了那么多人，如果他们站着我坐着，有点于心不忍。我是个人道主义者啊。（笑声）但是后来又想，还是要坐着。（笑声）因为什么呢？诸葛亮的标准形象，就是我这个样子！（笑声、掌声）不过还差一把鹅毛扇。（笑声）看来你们也同意我坐下！好吧，有点仙风道骨了吧！（掌声）

诸葛亮很值得一讲，为什么呢？中国人呐，对诸葛亮是太熟悉了，用家喻户晓来形容他已经是陈词滥调了。诸葛亮的精神，成为我们国民灵魂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致进入日常口语，所谓“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不仅日常口语，而且还有进入书面语言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不仅仅是指智慧，而且指诚信，忠于、殉于自己的诺言，成为国人道德的一个准则。“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六出祁山”等更是妇孺皆知。还有个典故“挥泪斩马谡”，也是家喻户晓，意味着坚持原则，杀了爱将，又为之哭泣。这是把对人才的爱惜和纪律无情分开的典范。

《三国演义》成書到现在差不多六百年了，老百姓一代一代为诸葛亮的形象着迷。实践证明诸葛亮形象不朽！但是，可是，像赵本山说的“可但是”（笑声），我们一些权威、一些大人物却对《三国演义》表示不屑，我的朋友刘再复还专门写了系列文章批判《三国演义》，说它是国人精神的“地狱之门”，后来收在他的《双典批判》中。和《三国演义》的不朽来比较，刘再复也许是文化大腕，但是还有更大的，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他却认为《三国演义》写得很差，很假，尤其是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这就很值得挑战了，很值得争鸣一下了。为什么？小人物，没有什么人关注，没有什么影响，和鲁迅争辩，肃清他的流毒，就有人侧目了。特别是一些研究鲁迅的专家，把鲁迅的每一篇日记都背得下来，学问太大了，我肯定甘拜下风。但是，我一说鲁迅不行，他们就要恼火了。他们一恼火，就可能骂我了，这是我巴不得的事，因为这等于扩大我思想的影响面，替我做广告。（笑声）

鲁迅先生认为，《三国演义》虽然是根据《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插入其中的注解材料写的，这就把历史跟小说的虚构混淆了，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混乱。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引用清代章学诚《丙辰杂记》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鲁迅先生也说：“杂虚辞复，易滋混淆。”a第二个缺点就点到诸葛亮了，就是“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b为了表现诸葛亮多智，智慧超群，如果让我来说，有点超人了。但是，鲁迅先生说话是很独特的，说“超人”，太平庸了。他要把话说得尖锐一点，超人到什么程度？不像人！这样说，在我看来已经不够厚道了，他可能觉得不过瘾，说诸葛亮多智得像妖怪了。（笑声）你只要看一次，就像钉子钉在记忆里了。鲁迅先生的语言，我是很佩服的，骂起人来，真是辣椒水磨刀，我每每心向往之，因为我也是喜欢骂人的，可惜至今学不到家。骂人，也是要骂出水平来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学问。（笑声）我在这一点上，比鲁迅差得太远了，够不上专业水平。（笑声）

话说回来，以鲁迅先生这么高的权威，我从本能上不敢反对他的，后来我自我分析，这其实是胆子太小，没有做学问的起码的气魄。（笑声）反复阅读的结果，我的心告诉我：鲁迅错了！实际上是良心发现了。请你们相信，我这个人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良心还是有的，而且像红色电影里的日本人说的：“我的，良心的，大大的，好的！”（笑声）凭着天理良心，我敢说，鲁迅的论断是错误的，大大的。原因有四个，第一是，他根本就没读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第二是，他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他所认定的历史，也就是《三国志》里的历史，也不完全是靠得住的；第三是，他忽略了《三国演义》所根据的并不完全是斐松之注解的《三国志》，还有文人笔记、宋元话本、民间传说，还有元杂剧，这一切在《三国演义》里所占的分量不是小小的，而是大大的；第四是，他分析小说艺术的方法是错误的！我这话是不是太狂妄了？但是，我觉得我狂而不妄。（笑声）。你们可能想，嘿，这小子胆子怎么这么大？你们说这“小子”，不妥啊，我这么老了，可你们又不能说这“老子”，是吧？（大笑声）在普通话里，一下子找不到恰当的说法，倒是在四川话里有相当精确的说法：“这老哥子！”（笑声）俗话说，艺高人胆大，谁说艺不高，胆子就不可以大啊？不是有一种说法，叫作贼胆包天吗？贼有什么“艺”呢？我却有一股上海人讲的，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的劲头。何况早在1985年，我就在《文学创作论》中建构了我自己的小说理论。小说的艺术生命在于，把人物打出常规，表现其不同于表层的深层心理奇观；打出常规的人与人之间的情志关系，不单纯是对立的，不是心心相印的，而是心心相错的，我把它叫作“错位”。长篇小说写的就是人与人的心理错位关系，可是鲁迅的分析却是单独地分析一个人物，把诸葛亮从和他关系密切的周瑜、关羽、曹操、刘备、司马懿、马谡等情志错位结构中硬生生抽出来，做孤立的论断。这是鲁迅的致命伤。

伟大的鲁迅先生为什么犯了这么多并不高级的错误？还有一个原因，说出来你们可能吓一跳，他老人家太年轻了。（哈哈大笑声）当年他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才四十一岁吧。鄙人今年七十三，生姜还是老的辣嘛，老夫这点气魄还是有的。鲁迅如果今天还活着，四十多岁，如果还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距离我们福建师大两个小时的车程，老夫有空的话，会常常去关心这个有天才的小伙子。（热烈的掌声）

不但鲁迅没读懂，就连当年第一个把章回小说、白话小说提到文学正统的历史地位的胡适，也没有读懂！他说：“《三国演义》极力把诸葛亮理想化，但是，只晓得足智多谋是诸葛亮的大本领，所以诸葛亮竟成了一个祭风祭星的神机妙算的道士。”c

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里边好多虚构，歪曲了《三国志》。那我就抬杠了，《三国志》就那么可靠？就没有虚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三国志》里写到诸葛亮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露面，就是后来被一些选本命名为《隆中对》的，在《三国演义》里就是“三顾茅庐”。这在历史文献上倒是有的，但是，很简单，只有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里提到。“先帝”，也就是刘备“不以臣为卑鄙”，不以自己低微卑陋，见识不高，“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由是感激”，我非常感动，因而呢，“遂许先帝以驱驰”，我就决计把生命献给他。这个时候，诸葛亮是二十七岁，《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这个时候多大呢？他还不存在。（笑声）要等到什么时候他才出生呢？诸葛亮五十三岁，陈寿才呱呱落地了，一岁。陈寿整理《三国志》的材料，编《诸葛氏集》，什么时候呢？晋太始十年，公元274年，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也就是四十年以后，距离《隆中对》六十七年。陈寿如果是那个时候开始写《三国志》的话，那么，你想想看，刘备跟诸葛亮对话，怎么对话？《三国志》里写“因屏人曰”，把周围的人都赶出去，两个人密谈，谈了两三个小时，不会更多，因为早上去诸葛亮还没有起床，谈完了，也没有说留他们吃饭。（大笑声）当时没有录音机，他们也没有办法一面谈话，一面记录，又没有第三个人在场，肯定没有现场记录。当然，陈寿曾经在蜀国做过文官，也许看过什么文献材料吧！但是恰恰蜀国的资料特别少。中国古代有一个制度，就是把皇帝的话、行为都要记录下来，皇帝不能看的，叫“起居注”。陈寿自己也批评过诸葛亮不置史官，唐朝史论家刘知几批评诸葛亮做蜀国的丞相，没有很好地坚持这个制度。“蜀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刘备和诸葛亮谈话，还没当皇帝，几十年前说的话，你陈寿一字一句，怎么会知道得那么详细啊？再说，过了那么几十年你才出世，你的耳朵总不能提前贴到墙上窃听吧？而且，那个语言都特别漂亮！刘备问诸葛亮，奸臣窃命，主上蒙尘，我缺乏德行，要申大义于天下，用正统道德收拾人心，统一天下，我怎么办？刘备当时的眼光放在哪里呢？在中央王朝，也就是中原。陈寿把诸葛亮的话写得简练，说问题不在这里，曹操现在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具有王朝正统的合法性，你不能硬碰。孙权那边，从他的父亲、他的哥哥已经积累了三代，贤能为之用，国险而民附，地形非常险要——江南，就是在你们南京这个地方。嗯，那个同学说得对，建业，对！你去碰也不成。诸葛亮提出，你不要老想着中原逐鹿，把眼光放在河南许昌那一带。那些地方不要去，曹操你争不过他的；江南这带也不行，现在有个空档，荆州！也就是湖北，襄阳、武汉，还有湖南那些地方，地盘很大，但是那里的地方官，太草包！你先从荆州向四川发展，那是个大空档，天府之国，那里的行政长官，暗弱昏庸。诸葛亮转移了刘备的注意中心，硬石头不要碰，你赶快找软鼻子修理，到四川去建立根据地！这么宏大的战略意图，转变了刘备长期专注中原的焦点。但是，要费多少语言呢？要有多少交流和权衡呢？诸葛亮的语言是这样的：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这么重大的战略方向的决策，总路线的转移，几个小时，就这么三百多个字啊？诸葛亮的语言怎么这么精练啊？而刘备的话就更精练了，只讲了一个字“善”！历史可能是这么简单的吗？再说诸葛亮哪里像在对话，一点口语都没有，在句法上，是对仗与不对仗的交错；语气上，陈述、反问、感叹，变化丰富。其宏观的视野，其对称的句法，又是那么精致。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这样居高临下的视觉，明显不是日常即兴的语言，而是经过精心修饰的书面语言。这样的排比后来还成为经典模式。过了几百年，唐朝王勃的《滕王阁序》就学得很到家，例如“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就是从《隆中对》的句法模式里套出来的。（笑声）

鲁迅说，《三国演义》里的东西，跟历史，也就是《三国志》不符合，因而造成了混乱！那么我就要问了，陈寿这个记载是不是就那么可靠呢？你们学过当代哲学的人都知道，任何一种叙述都是一种回忆，这个陈寿连回忆都没有。任何一种叙述都经过主观的价值观念的同化、过滤和增补、增值。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而，在我来看，光是《隆中对》就是想象的嘛。不过这个想象不是凭空捏造，而是陈寿对诸葛亮二十多年政治军事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历史跟小说之间，当然有很严格的区别，但是，也不见得没有相通之处，历史并不是绝对的客观真实，小说全是胡扯！所以，从理论上来说，鲁迅好像太迷信《三国志》了。你想想看，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跟四十多岁的一个军阀在对话，而且是秘密的，过了六十多年以后，有人拿出个一字不漏的记录来，这有多大的可靠性？我觉得，不必那么认真！在这一点上，钱锺书先生倒是比鲁迅更通达，他有个说法，小说和历史固然有所不同，但是，在一点上是相通的。钱先生说得很彻底：

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d

这就是说，从文体功能来说，历史是纪实，然而，从作者情志的表现来说，却无不具有审美价值。钱锺书先生以《左传》为例提出“史蕴诗心、文心”，特别指出：

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e

这就是说，古代史家虽然标榜记事、记言的实录精神，但是事实上，记言，并非亲历，且大多并无文献根据，其为“代言”“拟言”f者比比皆是。就是在这种“代言”“拟言”中，情志渗入史笔中，造成历史性与文学性互渗，实用理性与审美情感交融是必然的。这就是说，《隆中对》中那些诸葛亮的语言，与其说是诸葛亮的，不如说是陈寿的。g

所以，用历史来否定诸葛亮的形象，道理是不充分的，不够雄辩的。

历史是求真的，但是，当代的哲学认为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一切历史都是渗透着叙述人的意志、情感、观念、文化等，都是经过主体价值同化的。

从鲁迅、胡适一直到易中天、刘再复先生，都是怪《三国演义》歪曲历史，可是要知道历史也可能歪曲历史啊！我再说一句，表示负责：历史也可能歪曲历史，这是规律啊。所以一切历史都要批判，都要重写。这不是我好抬杠。事实上，就是严肃的《三国志》，也有许多不真实的东西。在陈寿死了一百多年以后，裴松之给它注解，其主要原因就是，它有错误。他在《上三国志注》中这样说《三国志》所说出入百载：

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词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缪显然，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h

一千多年以后，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结说，裴注的目的是：

一曰引诸家之言，以辨是非，二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三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四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失。i

这里明确指出，裴松之在纠正它的错误，补充它的遗漏时，也还有十余处“凿空怪语”。所谓“凿空怪语”，就不是历史，而是接近小说了。！0

当然，话也不能说得绝对了，小说毕竟是小说，其虚构、其想象比历史不是在程度上要自由得多，而是在性质上，它想象的是人物的内心，人物灵魂深处的奥秘。而历史的想象，则以记言、记事，尽可能地接近事实，而不加判断，更不能直接抒情和议论。

藝术就是虚构，虚构有虚构的价值。讲到虚构，适之先生又来了一套，他认为，《三国演义》除了别的毛病以外，还有一个毛病，缺乏想象！创作力太薄弱。全书大部分是严守历史，最多不过能在穿插琐事上表现一点小聪明，没有想象创造。“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演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鲁迅和胡适两位大师，都否定《三国演义》，但是，一个认为他歪曲了历史；一个认为过于拘泥于历史，“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我想，如果罗贯中先生还活着，正在写《三国演义》，那就要火了，就要发脾气了，你们还让不让我活啊！（大笑）

a这种情况，鲁迅但举文人，但更严重的是清雍正朝，大臣奏折引《三国演义》诸葛亮马谡故事，雍正认为“甚属可恶，交部严审”。见陈翔华：《诸葛亮形象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 。

b《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对于关羽华容道放了曹操之后孔明的表现，鲁迅的评价是“叙孔明止见狡狯”，见同书第136页。

c《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书店1989版，第52—53页。

d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页。

ef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第166页。

g2011年4月23日，台湾师范大学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质疑：《隆中对》作为文章，非陈寿“代言”，陈寿乃据《诸葛亮集》中之《隆中对》原文。其时因手头无书，无从答辩，现谨答如下：

陈寿《三国志·蜀书》进《诸葛氏集》表云，其集共二十四篇十余万字。然该书不存，仅存目录中并无《隆中对》。《四库全书总目》载《武侯全书》二十卷，〔明〕王士骐撰，后杨士伟病其芜累别改定为《诸葛忠武书十卷》，亦无《隆中对》。《四库全书》又载〔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二中有《汉诸葛亮集》收罗甚广，包括表、奏、教、书、议、法、论、记、碑、军令甚至诗等，亦无《隆中对》。“隆中对”作为篇名于古籍中出现，当在〔清〕际蔡世远之《古文雅正》，然其篇名下注明作者为《三国志》。今人段熙仲、闻旭初编校《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60年初版，2010年第6次印刷）内有《诸葛亮著作考》，收罗自唐至清之考证资料，未有涉及《隆中对》者。此集带有《草庐对》，即《隆中对》，文前文后均注明节自《三国志》卷三十五《蜀志·诸葛亮传》。据此则似可断定《隆中对》全文当为陈寿所作。

hi！0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5页，第3186页，第3186页。以上均见《四库全书·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