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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禾木

作者:张好好 来源:芳草·文学杂志


  作者简介:张好好,祖籍山东烟台。一九七五年生于新疆布尔津县。曾获二○○六年第三届上海文学新人奖、二○一○年《芳草》杂志“第二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二○一○年第三届新疆青年文学奖。出版诗集《布尔以津》、《喀纳斯》,长篇小说《布尔津的怀抱》,散文集《五块钱的月亮》。现供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北京选题开发中心。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他从山上下来,说,他有两匹马。一匹母马,及它的儿子,生活在一个叫做禾木的乡村里。那是他的马,也就意味着是我们的马吗?这让我们兴奋好奇。是冬天,他把屋子烧得暖暖的。他煮花豆,放入许多的糖,在大瓷盆里碾碎,蒸包子。冰冻的带鱼泡在大盆里,他的手不怕冷地浸在冷水里刮鳞剖鱼。墙上贴着新一年的年画,毛阿敏的模样并不能打动我们,但是她的《思念》我们都会唱得声情并茂。“你从哪里来……”甫一开唱,就会觉得生命的画卷徐徐打开,不可知的神秘就要到来。翁美玲的画始终贴在我们的床头,舍不得撤下来,她的笑很美。我们尤其爱她的眼睛,嘴角那里的狡猾也不错。
  那一年是哪一年?一九八八还是八九?他的两匹马成为他的身背后神秘绮丽的风景。我们带着小狗去河边玩,边走边议论这件事。马是带不回来的,如果他不再去山里盖房子,那么我们也就永远见不到属于他的(也就是属于我们的)马了。它们会死吗?或者卖给别人,成为两匹干苦力而没有人疼爱的马。家里的菜园太小了,它们若跟着他回来,只能每日站在菜园里闷闷不乐。所以它们终究是不可能进入我们的生活,而真正成为属于我们的马的。于是我们停止了讨论。我们从河边回来,包子已经出锅,堆在面板上晾凉。花豆的纹理真像陶瓷上煅烧出来的精美花纹。他看见我们吃得迫不及待,便满意地笑了。
  禾木在喀纳斯山上。从布尔津往北走,进到山里,再一直走,穿过茂密的森林,禾木在另一座更深的茂密的森林里。许多摄影家来过这里,每年九月,花楸树和白桦树红得像火,炊烟洁白如牛奶,河面上的波光在夕阳下像金子。牛群慢慢地走过木桥走过林间小道,进到木头栅栏的牛圈里站定。它们反刍复反刍,有女人系着围裙拎着白色的铁皮桶蹲在它们的身下。牛的脑袋抬得高高的,它们从不反对人们轻车熟路地取走它们怀里的乳汁,月光下的草海让它们安心,叫做禾木的乡村简单得就像一幅画。我家(我现在的家,不是从前布尔津的家)卧室那张窄小的单人床,只要躺下就能看见对面墙上禾木的照片,炊烟袅袅,如前面我写的那样。禾木是隶属于喀纳斯的小乡村,但是禾木于我是熟悉而陌生的。每天晚上我依着台灯看书,关灯前我都会看见这幅照片,它不会让我思乡,因为它不是布尔津。画面里一片炊烟雾气氤氲的凹地,丛生的树木太过缭绕杂乱,木屋没有章法地掩在大树下,那些树木的金红更像是摄影家存心着色而令人起疑和反感。我不知道这幅照片算不算成功之作,但是它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固执地落在我的视线里,每晚温习它,终于想起,属于他的两匹马,我们从没有见到。叫做禾木的乡村我们也从没有去过。喀纳斯在左,禾木在右。原来他是小心地这样安排了——让我们背对着禾木,面向喀纳斯。那个我十五岁的夏天,我们举家上山,在喀纳斯小住一夜,他四十四岁。他的第四个孩子还没有出世。他的心爱的女人(大约是心爱的,否则他不会长年在山里,找着各样的借口,甚至在冬天停留在那里)大约已经出现了。又过了四年,属于他们的孩子出世,是个男孩。身体里有一半蒙古人的血统,另一半是他的山东人的血液。
  这一年应该是一九九三年,现在是二○一○年,也就是说,这个男孩已经十七岁了。
  
  这个故事算不算高明?我问格森。
  格森说,“这可真够神奇的。”我突然感到羞惭,为了写而写的我终于揪住了可写的故事的尾巴?我的“爱”是否亵渎了潜在泥土里默不作声的他的声息。还有他们,那个年近五十岁的女人和她的羞怯而健美的儿子。如果有一天我寻着了他们,他们会用怎样的眼神看我?向他们慢慢走去,他们会用怎样的语言描述“他”?那个从此再也不相见的男人(仓央嘉措说,为了不相恋,从此不相见)。
  我有些害怕,怕他们用着疑惑而淡漠的表情,吃力地回忆——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那么一个男人吧!因为他,有了落在地上的这个小小男子汉,仅此而已。来了去了死了,留下的其实可以与他无关。
  大段的空白使我无法想象他弃他们而去的心理。而他最后的“死”是悲惨而孤独的。好多年了,我一直在疑惑,这样一个温柔善良的男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一定有什么事情为我所不知晓。
  
  我不喜欢回忆他的死。如果是夜半静悄悄时分,他在医院里瘦骨嶙峋的画面突然又从脑海里浮出,我一定会张皇而颤抖,摇一摇脑袋,把它们抹去。但是他固执地以躺在病床上的模样,滑到我的梦中我的回忆里。他看着柔弱,却又极刚强,一肚子的委屈和不甘,负着气,紧闭着唇。唇因为缺水而干裂。他多么想捧起水杯大口地一气灌下去。他的痰极多,不停歇地顺着他的气管攀缘。被痰纠缠到愤怒,他对着墙啐出一口痰。他对萦绕在自己身体里,且越来越浓烈的腐烂和死亡的气味厌倦之极,顺带着,他也厌倦我们,眼睛只看着墙,长久地不错眼珠子地看。有时看自己的手指,仔细地看,仿佛那里有无穷的小小的趣味和秘密潜藏着。我的母亲侧身掩口悄声地说,开始看手就是快要死了。她的声音极低,他听不见。我看母亲的脸,看出我们共同的希望,希望他就此了去,他将解脱,我们全部的人都将解脱。他的食管已经裂开,不可以有一滴水一粒米经过那里,若经过会引发剧烈的咳嗽,于是他吐血,要用盆来接,大盆的血。他躺在那里,无非就是等待上帝亲自到来,带他走。他看出来我们的愿望,说,我不能自杀,那于你们是一种羞辱。他不想外面有人就这样的话题议论他。他愿意安静地在手术中就死去。他说,麻醉针过后他无知无觉,在那时死去该是一件多好的事。偏偏不,命运让他醒来,知道手术无法完成,癌细胞扩散至全部的胸腔。缝起切开的腹部,他得安静地倾听死亡的步子在每一秒钟无声向他靠拢。
  
  写下这些一直想说的话,我感到自己终于从他死之前的折磨中平静下来。只有面对,分秒体会,才能消化干净,那样的场景才不会成为始终横亘着现实令我窒息的黑色幕布。可是我的眼泪又来了。春天的正午,阳光多么好。我的头发分成两束,面容舒展没有一丝皱纹。我听一首叫《都达尔和玛丽亚》的歌,压抑着泪水写他,这个永远年轻的男人。他走的时候五十四岁。五十四岁的男人是年轻的。我愿所有的男人都要活过八十岁。六十岁到七十岁之间,他们可以完成许多从前不可以去做的事情,比如,和心爱的女人退居山野,无所谓谁去议论他们。过了七十岁,可以再有十年的时间坐在阳光下的摇椅里看书,看自己亲手栽种的花草,在洁净整齐的厨房里做一生热爱的滋味浓郁的食物。六十岁之前的男人辛苦隐忍,怀着追求之心向着理想开拔,无法歇息下来。而他,正是在此时遭遇生命的弓弦猝然绷断。
  可是我不能离婚。他郑重地对我们说。在他快要死去,还没有孱弱到无法下床走路的时候。他站在医院的花园旁说,我不想三儿结婚的时候我不能出席。
  三儿是我们的妹妹。
  我们鼓励他,若病好了,就离了吧!何必每日争吵怄气,我们不会责怪你。再说,离婚了也是可以参加自己孩子的婚礼的。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心里早已有了另外一个女人。若知道,我们又会是怎样的态度?这个问题难住了我。但是对于父亲的角色在我家长年缺席这一现实来说,我们对于他的何去何从早已坦然。就像某一天,在我知道他有一个儿子,正在我们的故乡沉静长大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心里漾起惊喜,仿佛重新找回失去了的“他的身影”。
  
  
  你不知道这件事?我的妹妹眼睛里闪动着调皮而欢乐的光芒。
  我从不知道。我这么回答的时候,感到一束极强烈而清凉的光自窗户那里照耀进来。
  我们在吃晚餐。在我的妹妹家。她的家在东莞。我从新疆来看她和与她一起生活的母亲,下飞机后长长地睡了一觉,头发蓬乱地坐在餐桌前,像极了小时候,等着大人张罗饭菜。
  母亲坐下来,用围裙擦着手。她喜欢在米饭里一同蒸红薯或者南瓜。她擦着手,眼睛并不抬起,嘴角动了动,她想说点什么。
  我们不去顾忌她的感受,继续热烈地谈论那个突然就长大了的男孩。
  他一直想有儿子……
  妹妹还在笑。
  我也在笑。我说,那可是我们的弟弟哎!
  在地区重点高中读书,我的母校,我和他还是校友呢!妹妹说。
  他当然应该是个聪明的男孩。
  母亲终于感到惶惑,在我们的对话中坐立不安。
  我说,我要去看他,供他读书。
  我的话终于使母亲理所应当地愤怒起来。但是她选择了别的方式。她说,他的妈妈已经嫁了别人,离开禾木去了一个叫和布克赛尔的镇子上生活。
  很好找的,只要去他的学校。我说。
  他从来不管这个家,要不是我供你们读书,你们哪能有今天!母亲终于放下筷子,用围裙擦起了眼泪。
  她不喜欢听见我们说要把钱给“别的人”。那个男孩对她来说完全是一个“别的人”。可是那个男孩对我们来说就是最亲近最可爱的自己的“弟弟”。
  不要写到小说里。妹妹嘱咐我。
  
  想到妹妹的话,我敲打键盘的手停了下来。我很想来一支烟,好好想想什么可以写到小说里,而什么不可以。我在做着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事情吗?伤疤的存在是为了揭开还是为了掩盖?如若揭开才能面向阳光彻底愈合,如若掩盖的结果是永远地在暗夜里浸没,你说,我会选择什么?
  有红薯点缀的米饭很好吃。母亲已经去到厨房那里大声地哭泣起来。她不喜欢我们在她的诉苦和抱怨中对父亲一贯地热爱和信赖。我们告诉她,爱或者不爱不是可以简单地用一个价值尺度做出结论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当然我们也是爱她的。但是,为什么要爱了她就不可以去爱他?或者说爱着他就意味着对她的重要性的推翻?
  他从来不承认那是他的儿子。母亲说。但是她的声音那样绵软无力。我是个观察家吗?总是能够捕捉到人的声息里细微的异样,和欲言又止的潜语。她的姿态是与他站在一起,抵挡那两个最好是莫须有存在的“外人”。那一刹,我想哭来着。仿佛我就是那个带着一个小男孩,在深山里生活着的孤独女人。我是吗?是不是我心里的那一道疤痕终于可以借此机会也来到阳光底下好好地晒一晒了?
  母亲接着说,他曾经说过,那样的女人一块泡泡糖就可以打发……
  我笑起来,竟然是“悲凉和风尘”的笑。但是她们没有觉察到,因为她们不是观察家。
  我说,他那样说,就更加证明那个女人和他有关系。如若没有关系的女人,以他的善良温和他会站在道德的一面保护无辜的人。而他,用这样刻薄的话急于撇清,必定是有关系的。
  我的母亲竟然没有反驳我。她的眼睛始终低垂着,不去动筷子吃饭,而她平时的胃口是极好的。
  是个寡妇,很年轻时丈夫就死了,名字叫娜仁花。妹妹告诉我。
  娜仁花。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最普通又最美的蒙古女人的名字。娜仁花汉语的意思是“太阳花”。你应该见过太阳花吧?小小的,圆圆的,截一枝插在泥土里就可以活。太阳一升起来,小花朵们就艳艳地开了,像是小小的绢花。布尔津家家户户都会在花盆里栽种太阳花,整个夏天放在窗台的外面。
  全县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可是我始终不相信。母亲说。最近这次回县上,小潘告诉我她嫁到了和布克赛尔。
  小潘是从前他做包工头,在山里盖房子时的帮手。江苏人,会做木匠活,娶了禾木的一个蒙古姑娘。现在县里开酒坊,做马奶酒,蒙古人传统酿法。母亲回县上,到他那里买新鲜的奶疙瘩。我们至今离不开奶疙瘩,冰箱里储存着,一阵子不吃就会全身乏力,这是草原生活给我们留下的印迹。母亲去买奶疙瘩,小潘说,都知道那是他的孩子,呵呵。他的蒙古媳妇也笑吟吟的,看着母亲。
  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大家可以这样随意地说这件事。就像今天,我从容敲下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字,不会担忧他对我投来冰凉愤怒满含羞惭的目光。
  也可能是别人的孩子,一个寡妇……母亲坚持她的意见。
  我独自想,不可能是别人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她是女人。她在一个时期里只会爱一个男人。我相信,她在那些年里只爱他。后来她带着孩子远走他乡嫁了别人,她可以不再爱他。但是他们的孩子是在爱着的时候有的。因为时间和爱,她生下了这个孩子。孩子睁开眼睛,看见属于他的马儿正在木屋外的草地上闲适踱步。我终于明白,那两匹马是属于这个男孩子的。
  
  和布克赛尔是离布尔津二百公里远的一个小县城。蒙古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梅花鹿出没的地方”。我上“百度”搜索,用一秒钟的时间登陆这片土地。我们那里的地名几乎都是蒙语。阿勒泰的意思是“金山”,布尔津的意思是“放牧骆驼的地方”,冲乎尔的意思是“山间的盆地”,喀纳斯的意思是“美丽富饶而神秘”,禾木的意思是“河水湍急似骆驼的肩脊”。成吉思汗的后代,图瓦人如是说。是的,可汗来过这里,他的巨大车轮的马车压过的车辙印迹至今在喀纳斯的山路上清晰留存。在一个叫青河的地方有巨大的石堆,据说那是成吉思汗的陵墓。
  写到这里,我想说的是,我的亲爱的就要会面的弟弟,他的小小的肩膀里端坐着成吉思汗的勇敢和威严。格森向我发出质疑,他在信里说,你确定你就一定能找到他?你确定找见的这个男孩一定就是你的父亲的孩子?
  想起海子的诗:我感到魅惑。
  是的,我的母亲是惶惑,而我是魅惑。多么美丽的词语,那样生动地表达了我对这个孩子的全部感情。
  母亲站在门口看我。台灯的阴影里她像一只沉默悄立在墙上的灰色飞蛾,专心吮吸石灰墙里的味道。
  不要去找那个孩子。她一字一顿地说。
  她的语气就像妹妹对我说,不要写进小说里。
  所以我会是这件事的最后知情者。她们都不会去找这个孩子,她们也从不写小说,只有我会做这两件事。而且关键是我是个闲人。她们清楚地知道一旦我这样自由并且精力旺盛的人介入进来,就绝不会做一个旁观者和说笑者。
  我面向电脑,没有发出声音回应她。
  你们哪里像是爱母亲的女儿,你们都和他站在一起……她的泪水充满眼睛。多少年了,她像是入戏的演员站在舞台上一遍遍重复相同的台词,无法自拔。而我们,也想不出好的办法请她自然地融入亲人应有的爱和信任里来。
  我就这么琢磨着,完全地不去理会母亲的诘难。你觉得我很冷酷是吗?我这么写的时候多想自己的心是柔软而易感的,在母亲的悲哀和眼泪面前,由衷地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拍她的肩膀,向她许诺我绝不会多事地去找那个孩子。从此,“他”的莫须有的“后代”与我们无关。我们手里的和终会创造出来的那么些微薄的财富,可以完全地只用在我们自己和我们“真正的亲人”身上。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不会再有病痛和死亡袭击我们。我们确信。“他”走之后第五年我的姐夫去世。这是我家的第二次巨大灾难。暂且不在这里说。但是这两次灾难之后我们真的能确定,会有很长一段心平气静的日子,我们在其中像深海的鱼从容生活。
  早点睡吧,明天要赶飞机。妹妹过来安慰母亲。母亲终于走开,到她的房间里大睁着眼睛在黑暗中躺下。其实我很想与她一起坐在榻榻米上,喝茶,说些无关紧要却快乐的事情。但是,每一次都不会有这样的场景。每一次都是她的抱怨和泪水,还有责骂。我们对“他”的回忆,喜爱和宽宥,令她感到我们对她彻底的背叛和轻视。
  
  
  孩子。我在睡梦中想起一个孩子。那是“我的孩子”。没有出世的孩子。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吗?那么他算不算是“被我抛弃了的孩子”呢?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在把他当作存在过的“人”去思念。他的黑黑的眼睛和咯咯的笑,仿佛当真存在过。多少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想来就像是在昨天。“十年”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长。
  而那个甚至已经不用具名的男人已经从我的生命中彻底消失。
  突然明白了为何那个叫娜仁花的女人从未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从未从山上下来,寻到我家里来,在我家唯一的男人面前痛哭,坚持着要他跟她回去。从未有过这样的画面,就像这个世界上从不曾有过一个与“我们的父亲”有瓜葛的叫娜仁花的女人。
  残破的瓷,我们这样的女人。而我的母亲,可以叫做完好无缺的棕色的陶罐吧,总是以真理和正义的化身自居,抛洒眼泪痛斥旁的人。因为她的完好无缺,旁的人无法予以反击,只能默不作声。而“他”其实是恨她的。
  他蹲在地上磨剪子。母亲的剪子,她裁了一天的衣服,这是她的三十年裁缝生涯中的一日。她感到疲累,仰靠在沙发里看电视。脚泡在烫水里。水是他从厨房里为她端来的。这是他与她共同生活的三十年中的一日。
  她真的不好看,灰白的头发直而硬,剪得很短,鬓角像是一个男人。她年轻时是好看而爱笑的,可是有一天她突然就很不好看了,身体里骨髓里那些属于柔软质地的东西丝丝缕缕飘荡干净,她终于成为今天的她。
  他蹲在地上磨剪子,突然说,你老的时候我会把你伺候得很好,你就看着吧,只有我能伺候好你。她听见这话从容地笑了,撇了撇嘴,女皇一般继续看电视。洗脚水温吞下来,她的泛白的脚搭在盆沿两边,就像翻在水面的死鱼肚腹。
  他说的这句话恰巧地就被我听见,那一年我二十一岁。正在进行我的初恋。那个男孩的字清秀工整,我们通信,因为是春节,我从乌鲁木齐回到布尔津过年。
  他依然是正从禾木山上下来。多少年了,他一直进行着“上山”和“在山上”和“下山刚回来”这三种状态。其中的蹊跷我们从未细想过。母亲偏执的抱怨和痛哭又让我们厌烦。他们沉默或剧烈的对峙总是隔着无法穿透的一张薄纸。因为那时候我们做孩子的并不知道名叫娜仁花的女人的存在。
  我从他们两人中间走过去,听见父亲说的这句话,回头看他的脸。我想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有着怎样的表情。他似乎是笑的,但是肌肉僵硬。我又去看母亲的脸,她感到踏实和妥当的放松,这个男人要陪她终老的局面是在她的掌握中的。我感到疑惑和不安,并且在那一刻,我无比地不喜欢他们,顺带着厌倦我们共有的屋檐下的生活。一种奇怪而难忍的味道悄悄从角落里升起来,绿色或者紫色,总之是诡异的霉烂或者死亡的颜色。
  他希望她先于他死去。我在他五十岁那年发现了这个没有可靠证据的秘密。同时我预感到,他将会先于她死去。为什么?不为什么。就因为他这不光明的小小的希望,上帝会给他惩罚。
  他一直希望自己手里能有一些钱。他参加传销买回来叫做“爽安康”的摇摆机,母亲找到他的“上线”,坚决地退货。他则羞愧不安地躲在家里,在心里想着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他不可以再往来的熟人,缘于他的不诚信。写到这里我就想,那么娜仁花呢?他是否会在想到她时产生无颜面对、羞愧不安的感觉。他使她成为“全禾木全喀纳斯全布尔津”众所周知的他的女人,他使她成为一个男孩的母亲,然后他下山,不再回去。后来又与母亲一同变卖房产离开布尔津,去了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他在那座繁华脏乱的城市里,在一场又一场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浑噩之梦中无望地徒步。他想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商机,他得有点钱。他的退休工资单薄到只够他的三餐饭和不离手的香烟。他梦想囤积板材,逢着价格上涨时抛售出去。他看股票的盘面,看见红色就激动看见绿色就侥幸自己并没有入市。他死之前还做过刷油漆的小工,深夜里面色苍白地回到家中,头发上有点点的油漆和蒙蒙的白灰。母亲并不心疼,坐在沙发里看电视。她说,煤气要换了,电费要交了,你得为这个家操点心,别让我累了大半辈子就是享不上福。他进到厨房里吃剩饭,一言不发,听见她的声音他感到愤怒烦躁,恨不得把桌子掀翻。终于有一天他说,你们在这里过吧,我要回去。
  回去做什么?房子都卖了。母亲说。
  那我也要回去,当初就不该搬到这里。
  他嗫嗫嚅嚅的样子我从来不喜欢。
  他果真回去了一趟。半个月之后他回来了。
  他依然是“回家”了。那时候娜仁花还没有嫁人,带着儿子在禾木生活。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张莫名其妙的照片,曾经夹在我家的影集里。一个坐在草地上的胖男孩,黑黑的,山里的孩子的笑,可以与树叶和泥土相融合的那种笑。这是谁?我一定这样问过。
  禾木的孩子。不知是谁这样回答我的。与这张照片放在一起的是“他”的照片,在山里干活的闲暇时光,他叉腰站在半山腰上看远方,他的疲倦而温柔的笑我们很熟悉。
  这么说,那个孩子在很早以前就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浑然不知。
  别人家的孩子的照片为什么要带回来?收拾影集的时候我们一定这样嘟嘟囔囔过。
  他听见了会叹气,觉得我们心眼很坏。他有时会摇着头看我们,说,谁谁家的女儿那才有女孩儿样子,你看看你们。
  我们听他这么说就很讨厌他。我们到哪里去找来漂亮的衣服穿?谁会教给我们正规的礼仪?我们也想在和美的家庭里心平气静地说话,用小仙女的神情看窗外的花。而他们,并不能提供给我们这些。
  他们,一个忙着裁剪衣服和用烫热的水泡脚。另一个在县里和山上来回穿梭。十年,十年,又十年。很容易的,他们就在无休止的争吵和愤恨中变老了。而我们就长大了。
  
  “梅花鹿出没的地方”。这是我听到过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名,几乎等同于“麒麟出没的地方”。而且我预见到,这个地名终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虚空的符号。梅花鹿是否也快要像麒麟那样从这个世界上隐退?格森说,这地方应该和你有缘,你就像一只机灵的梅花鹿。
  车驶过克拉玛依,没有多久就到了和布克赛尔。和布克赛尔是一片大草原。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并不十分高大的山峦。山体是银灰色的,雪落在上面,看着如刀斧削砍过的棱角分明。草原依然被雪覆盖,虽然已经是四月中旬。荒原的山间我看见一只高昂着头身影秀丽的小鹿一闪而过。格森说得不错,我与和布克赛尔是有缘的。这只小鹿是上帝的使者吧!以“惊鸿一瞥”欢迎着我的到来,心里有温热和眷念的泉水涌上来。
  这是一座热闹的小镇。因为这里产煤。你可以想见集市上人声喧嚷的画面吧!就是那样的。各路与煤有关的人汇聚在这里,谈生意,吃饭,修理汽车。马路两边全是饭店,装着黑黝黝煤块的大卡车停在门口。去布尔津的长途客车会在这里稍事停歇。旅客下车,方便,买水和零食(我感到艰涩,写到这座熟悉而陌生的小镇)。
  我不想下车,只在心里用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抚摸这片土地。我看见阳光极热烈地照在一个女人的脸上,我就想,那是她吗?看见许多年轻的男孩子在人堆里时隐时现,我就想,那是他吗?
  他们就是他们俩,他们俩就在他们之中。其实事情本身并不是虚玄而神秘的。我的出现与否,对于他们正常行驶的人生轨迹来说并无本质的冲击。或者说,我的到来正是他们的人生轨迹中的一部分。上帝!我在心里轻呼。你这完美的设计家!你不仅把太阳地球月亮恰如其分地搁在三个精确的点上,对于我这样微小的生命体,你也为它奏响了一首宏大的背景音乐。
  那一瞬间我真想把这片土地还有远处的山抱在怀里轻轻拍一拍。
  
  车开动了,继续向着布尔津开拔。我靠着车窗玻璃闭上眼睛想事情。
  “他”最后一次回布尔津时,娜仁花是否已嫁人?那时候他们的孩子五岁。他一定在布尔津小住一夜就去了禾木。禾木的人与他的关系极好。用母亲的话说,就像亲戚一样。突然想起,从前禾木的人来县上常常就会来我家,他为他们做饭,和他们聊天,透明欢乐的空气流动在他们中间。“他们是自己人”。我们能够感觉得到。但是,仅仅只是感觉到而已,至于为什么如此友好地就成了自己人,我们怎会懂得。
  他一定是去了山上,看望他的女人和儿子。他抱起儿子向阳光下的山坡走去,那里有清晨没有散去的白雾轻缓游荡,金莲花在山南边铺天盖地一路涌动到山脚下的河边。他和他的儿子一起望着属于他们共有的家园。他的女人为他烧奶茶,切开浅棕色的馕,舀出洁白的奶油。
  没有人指责他。这里是中国版图最西北的顶端。过了友谊峰就是苏联了。他的母亲去世多年,山东老家的亲戚几乎没有任何往来。有一个小姐姐,在沈阳,也是多年不来往的。至于县上的人,他多年前独自在山里承包工程,多年后变卖了房屋院落离开布尔津去了乌鲁木齐。他一直在逃离着人群,现在我才知道原因何在。而我的母亲,从没有雄赳赳搭乘一辆去禾木的便车去山上和那个女人厮打一番。为什么?这个问题又难住了我。她只会在他回到家中的时候流泪痛哭争吵:你从不顾这个家,你只想着上山,把她们三个扔给我一个人管。
  “她们三个”,这个提法很有意味。三个独立的生命体,很多年前,在他们二人彻底分崩离析的时候,我们三姐妹便进入了“各自庄重的生命轨道”中,而我们自己并不知晓。他们二人后来似乎总算在一起构成一个家庭的圆,在这个圆里,她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他施行着怨恨的报复。而他,离开布尔津,也就是离开禾木以后,果真就成为一个孱弱的男人,他唯一能够存在下去的方式就是承受她对他的语言上的攻击和心灵上的折磨。他们终于在很多年后躺在一张床上听见对方的呼吸声,于是他的生命必然地面临着迅速湮灭。
  我真的不喜欢他的“懦弱”。他完全可以去爱,或者不去爱。他一定以为如若他去爱了他想爱的,我们就都不会爱他了。可见,他是在乎我们并爱着我们的——我们这三个并不乖巧美丽曾经令他失望的女儿,其实他是爱的。
  是的,我没有在和布克赛尔停留下来。因为我知道,那是无用的。我要去的地方应该是布尔津,从哪里开始,便回到哪里结束。生命以及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会遵循这一准则,不信你悄悄在心里举几个例子试试。
  布尔津是荒凉的,因为我们都已不在这里。这座美丽而空寂的小城,尤其在冬天深陷在丰厚的大雪中时,只有西北风欢快地奔跑着。在这里你会很容易地感知到世界混沌初开时的模样。洁净、恬然,生命刚刚出现,充满昂扬的美的欣喜和新鲜,布尔津完好地保留着生命原初的味道。
  我在黄昏时抵达布尔津。第二天有一个小型的文学讲座。剩下的时间都属于我。我的计划很容易实施。去马奶酒厂找小潘,我还记得他白净瘦高的样子。他的蒙古媳妇应该有娜仁花的电话,因为她们是在禾木时的好姐妹。但是找到娜仁花并不意味着我就能够找到我的弟弟。也许她会冷漠地拒绝我与他的相认。她不愿意她现在的平静生活因为我的出现而掀起波澜;她不愿意她的孩子突然卷入到尘封多年的往事中而影响到学业。那么我只能前往阿勒泰到他的学校去找他。请一个有关系的熟人带我去这所重点中学的教务科查学生档案。只要找到家在和布克赛尔而出生地是禾木的男孩,那就应该是他了。档案表上会有他的照片,“他”的儿子,我一定能认出来。
  而“他”在临死前始终保持着沉默,没有遗言没有嘱托。他固执地紧闭着嘴唇。还有他的心,皱缩成坚硬的一团,不愿向我们舒展。他其实是不信任我们的。他这么多年始终坚信如果我们三个女儿知道了他的禾木往事,一定会鄙视他斥责他,并不再把他看作世界上最慈爱温和的父亲。他要我们找来纸和笔。他的手已经没有一丝气力,完全拿不住笔。他放弃了,说,我说你写吧!他对我的姐姐说,你们三个中有一个不是我的亲生的孩子。
  姐姐按照他说的写了下来。然后他终于咽气离世。
  所以我的母亲从来不会冲到禾木山上讨一个正义的说法,难道是她的不对在先?于是有了他们这一生的相互折磨,直到他故去多年后的今日,我的母亲依然沉浸在他们共有的日子里隐秘的叹息和无尽的怨恨的阴影里。
  至于我们的身世,我已不想追问。想起最近一次我给格森写信。他回信说,文学的使命其实就是救赎。
  我说,是的,还有宽宥。我告诉他,因为这件事,我同时也原谅了我自己——十年前我自己的那场无知的风花雪月。之后漫长的日子里,面对缺损的自己时我常怀羞愧之心,我会再用十年的时间澄清血液里的渣滓,成为一个如布尔津美丽而纯洁的女人。
  文学讲座上,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会写作。
  我想了想,终于想起来我为什么会写作。我说,因为我的父亲的死。当然这不是直接的原因。我又想了想,说,因为他的懦弱,我不想做他那样的人,所以我写作,写作给我以勇气,无论回首从前,还是面向未来。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不知道这样说,你听懂了没有。
  最后我还说,只有找见了真正的自己,我才能向着那个真正属于我的人走去。
  这所地区重点中学多年前我去过,那时候我是去看望我的妹妹。现在我又来了,是看望我的弟弟。学校坐落在一片白桦林里,“克朗河”流经这里。巨大的黑色石头从山上滚下来,落在河道里。西西弗斯到哪里去了?看见那些石块我这样想。
  我站在一棵白桦树旁等他。他的电话我果真找到了。他同意见我。他在电话里说,他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到。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的父亲是布尔津县城里的一个汉人。
  他的名字叫“巴图”,是坚强的意思。
  我打电话给我的父亲唯一的小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姑。父亲去世前,她专程从沈阳赶到新疆见了父亲最后一面。我对姑姑说,我就要见到父亲的儿子。姑姑在电话的那一边声音哽咽,她说,他是我们张家的孩子,我们得认他。那个下午她在沈阳的家中哭了很久很久。
  
  这就是父亲曾经生活过的“禾木”。我站在一座低低的木桥上,底下是溪流,纵横在草海深处的漫天漫野的溪流,向着四面八方而去。从前这里生活着一个叫娜仁花的女人,有一个男人,我至今无法确定他是否果真是爱她的,我也不能确定,他果真就是我血缘的父亲。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在心里说,你听那溪流声多么珍贵,是不是再过不了多少年,这样清脆的声音就会永远消失。我继续在心里说,格森,有一天你会闻见艾蒿草浓郁的草药的香味。这就是禾木,只有这里有这样的风,在夜晚低低地盘旋,拂来荡起,就好像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悲欢离合。
  
  (责任编辑:郭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