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城”建设的豪赌

　　1999年，随着中国大学的普遍扩招，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圈地、大发展新时期。在短短的几年内，高校学生人数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趋势。同几年前各地大建开发区的现象如出一辙，如今“大学城”的建设风起云涌，中国大地突然间演绎出了一场“大学城”建设的豪赌。
　　
　　大学扩招风催生的“博弈”
　　
　　
　　大学刮起扩招风以后，使本来已经是饱和状态的高校教室、宿舍、食堂等教育资源超负荷运转。与此同时，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谁拥有足够的教育资源和办学空间，谁就可以吸纳足够多的生源，从而产生规模效应。因此，扩建校园、建设第二校区一下子成为大多数高校的头等大事。
　　大学扩招需要更大的空间，政府需要投资来拉动GDP，银行需要消化大量的存款，于是，合乎三方利益的“共赢”博弈上演了。以行政划拨方式而不是以市场机制提供建设用地，并可以减免各种相关费用。政府替大伙儿搭桥，银行找到了一个有信誉的客户，房地产商也捞到了可啃的肥肉，于是这种低成本的扩张方式自然受到各方喝彩。久旱逢甘雨的大学也骤然走上了教育产业化最佳捷径的发展“快车道”。
　　
　　“大学城”刮起巨大“圈地风”
　　
　　近年的“大学城”越建越大，如湖南“岳麓山大学城”6.6万亩，河南“郑州大学城”和湖北“黄家湖大学城”都是7.5万亩。已开工的“广州大学城”一期工程占地2.55万亩，二期规划6.45万亩……
　　各方面条件并不占优势的郑州高新区，以建设高科技高智力密集区为目标，吸引了几所大学进区。与此同时，当地全力打造的“郑东新区”，也相继吸引了十几所普通高校进入，郑州北区虽地理环境“先天不足”，但也吸纳了5所高校进入，眨眼间，郑州市形成了“大学城”建设的“三足鼎立”局面。
　　位于广州番禺区的小谷围岛上正热火朝天地打造“中国第一大学城”。之前，岛上基本是农田、民居，而今这座孤岛成了“投资热土”。对此，有关方面赞誉之词不绝于耳。然而，当地居民说：“‘大学城’规划的时候曾说‘房不上山，树不能砍’，如今小山丘推平了，树更不知砍了多少，岛上生态、气候都给破坏了，这可是污了广州的‘肺’呀！”
　　“大学城”被一些业内人士称为“教育地产”与知识经济时代的黄金组合。在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改革背景下，各地对兴建“大学城”热情高涨。据调查，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在兴建或拟建“大学城”项目，少则一两个，多则八九个，而且是集教育、商贸、房地产、娱乐等于一体。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在建的50多个“大学城”，都争先恐后在“大规模”上做文章：陕西的“西部大学城”占地6000亩；山东“菏泽大学文化城”占地7000亩；“辽宁大学城”占地8151亩；浙江的5个“大学城”规划用地面积为3.36万亩；重庆市正在打造的“重庆市大学城”和“江南大学城”占地总规模将超过5万亩；南京更是宣布投入50亿元巨资，打造全国最大的“仙林大学城”，其规划面积达10.5万亩，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的面积。廊坊“东方大学城”首期规划一万多亩用地中，高尔夫球场竟占据了6640亩，还随处可见别墅、度假山庄、美食街等，大学生难道需要住别墅、打高尔夫球、天天吃美食吗？人们质疑不已！
　　在各方豪赌“大学城”项目的幕后，自然存在巨大的利益驱动：“大规模”的高楼叠嶂带来的是大规模建设的利益，热闹的新闻广告宣传带来的是热闹的新闻广告利益，涌涌流入的各方大学生带来的是涌涌流入的各方利益。
　　
　　以地生财的新捷径
　　
　　目前“大学城”的开发建设，已经脱离了单纯解决高校扩招压力的初衷，成了诱人的“经济蛋糕”。在不少房地产商的眼中，开发“大学城”房地产的利润空间大、卖点多，什么“中央智力区”、“高等教育文化圈”，这无疑是业界升级的新捷径。
　　
　　按有关规定，经营性用地一律采取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但打着办教育的名义，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房地产商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这无疑对投资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大学城”建设带来的政绩是地方领导更为关注的，经营土地不像产业投资需要长时间才能得到回报，只要卖地，本届领导即可收到“实效”，招来了项目，就可以增加税收；与此同时，还能提高地方科学文化品位，给政府政绩贴金，可谓一举多得！
　　而被征占土地的农民得到了什么？调查表明，在我国的50多个“大学城”的建设用地中，有相当部分为耕地，用地多为行政划拨，农民因征地获得的补偿偏低。广州小谷围岛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大学城’的地是以每亩3万至5万元的价格收回去的，而政府再往外拍卖能赚几倍的钱。”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有关负责人认为，“大学城”建设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大学城”规模过大，大量圈占土地，浪费严重；二是有的“大学城”里用划拨地搞经营性房地产项目，严重扰乱了土地市场秩序。
　　
　　用土地去银行“圈钱”
　　
　　许多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大学城”大规模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府往往大量低价批租土地，开发商趁机进行圈地，成片储备。之后开发商便开始上演土地“圈钱”，将土地批文抵押给银行贷款，转回来向政府压价吃进土地，再向银行抵押贷款建房，如此反复敛财。
　　建设“大学城”所需投资有多种筹集渠道，包括以政府投入为主，以社会投入为主，多元化投入等方式。但无论哪种投资方式，其最终的资金来源绝大多数都是银行贷款，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南京市的“江宁大学城”先期投资为5亿元人民币，但远期投资高达40多亿元。从目前的经济现实可以看出，并没有太多城市具备这种持续追加投资的经济实力。
　　业内人士分析，“大学城”建成后对于建设资金的返还，主要靠配套服务经营、后勤社会化服务、教师和学生公寓的出售与出租、学生学费收入等，其中学生的学费和住宿收入是主要来源。“东方大学城”的开发者——东方大学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就已遭遇了严重债务危机。“大学城”二期工程完工后投资已达50亿元人民币，但众多施工单位的巨额垫资偿还遥遥无期。据初步估算，“东方大学城”总负债约为22亿元。人们担忧，“东方大学城”暴露出来的资金链断裂问题，绝不会不在其他大学城重演！
　　
　　“大学城”建设何去何从
　　
　　放眼全球，许多蜚声国际的大学城其实都不是像中国这样全国地市级政府联合房地产商“齐心协力”、大干快上建成的。欧美的大学城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的波士顿，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大学城”，它们都是经过百年以上的历史自然形成；另一种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建设起来的，如美国规模数万人的州立大学、日本的筑波大学，这又与当地政府的财力密切相关。英国牛津大学城、剑桥大学城是数百年文化积淀和自然形成的大学集群；美国斯坦福和哈佛大学城的高科技效应也是几十年的发展结果。而中国“大学城”建设的“一步到位”，简单地圈地扩建，带来的其实只能是校园氛围里各种商业行为的喧嚣，严重影响教育环境。
　　学校要建“大学城”，钱是个大问题，于是乎学校领导忙了起来到处拉关系找门路，美其名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建设“大学城”成了增添大学学官们政绩的砝码，而所谓的长远计划就只有白纸一张。不光大学的学官为“大学城”奔忙，学校下面的各院系的头头脑脑也坐不住了。有些教授出去搞承包，接项目，说的是与国际接轨走出象牙塔，实际是耐不住坐冷板凳的寂寞，搞一些华而不实的研究就号称所谓的“世界一流水平”。人们不反对让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但本末倒置将教书育人放在一边，一味地赶潮流，实在有违“百年育人”的教师本分。
　　
　　“大学城”建设何去何从？有关专家认为，对于“大学城”问题应理性看待，既不要全部封杀，也不要夸成一朵花。他们认为，真正的“大学城”需要有许多配套设施，需要更多的文化底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所所长朱子瑜认为应该从投资规模、招生规模、用地规模三个因素来考虑，以规范其健康发展。首先，“大学城”建设要经过充分论证。建设一个“大学城”不仅要为一个城市服务，而且要为一个区域甚至全国服务。其次，“大学城”规模应严格实行规划用地。三是“大学城”的核心功能在于教育，尽量淡出企业主导“大学城”的模式，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
　　大学校园的建设挤占了大学本就不宽裕的经费，中国高校的学费已是一涨再涨。许多贫困学生面对高昂的学费束手无策，学费成为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只要想想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却因付不起学费无法去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校园。事实上，“豪华”和“一流”并无关系。
　　
　　
　　大学“首脑”纷纷落马“大学城”下
　　
　　自高校扩招以来，各校通过融资、贷款、圈地等多种渠道，开始大规模建设“大校园”、“大学城”等基础和豪华设施。在资金使用过程中，一些高校在基建工程、设备采购、招生考试、职称评审、科研经费管理环节屡屡出现腐败现象。高校职务犯罪部位相对集中，基建、后勤、采购等财权事权集中环节，是职务犯罪的重灾区。因而近年来不少高校“首脑”纷纷落马“大学城”下。
　　浙江高校领导腐败案和职务犯罪频发。浙江省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基本建成6大高校园区，新增建设45所高校。截至2004年，浙江省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浙江教育系统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273件297人。2005年以来，杭州下沙高校园区14所高校中有9所发案，共查处13个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4名高校干部落马，其中厅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7人。西湖区检察院的统计也表明，近三年来，该院共查处辖区内高校反腐大要案17起，17名高校干部受惩处。
　　陕西高校3年有7名厅级校领导因腐败“倒下”。2004年7月陕西一位“厅级”高校贪官黄祥生被捕。之前，陕西教育学院原院长高安民也因受贿被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9月21日批准逮捕，成为首位落马的正厅级“校官”；2002年7月，刚刚担任延安大学校长3个月的惠延德（正厅级）因在任榆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期间受贿62万元被批捕免职，次年被判刑13年；2003年，两位副厅级“校官”相继落马：先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李良晨因受贿14万元被捕，接着是陕西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化勇因受贿10.1万元被捕；2004年，落马的厅级高校贪官增加到3人，除了黄祥生外，宝鸡文理学院副院长海焕智（副厅级）和宝鸡文理学院党委副书记董建英（副厅级）均因受贿被捕。
　　
　　湖北高校领导因大学开发和基建腐败前仆后继。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利用主管后勤工作的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开发商、建筑承包商贿赂共计人民币86.2万元、美金0.9万元；湖北大学原校长助理吴永祥、校规划建设处处长张胜利、财务处长彭茂国等人也因在基建工程招投标活动中受贿被查处，涉嫌受贿总额达200多万元。原武汉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郭学理，在负责学校网络建设工作期间，先后收受网络工程承建单位、网络设备供应商提供的贿赂款30多万元。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刘其泰，利用分管医院后勤、基建等工作的职务之便，先后收受业务往来单位及个人贿赂人民币22万多元。2006年6月和8月，武汉科技大学原校长刘光临、书记吴国民因涉嫌重大受贿，两人先后被刑事拘留。2001年至2006年上半年，吴国民在任武科大党委副书记、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承建工程及工程款结算等方面牟取暴利，多次收受贿赂总计折合人民币67万多元。同时在刘光临的家里，检察机关搜出现金300多万元，加上各种存款，总计超过500万元。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因涉嫌挪用公款、受贿总计折合人民币1400多万元，2008年8月22日，被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100万元。
　　基建投资巨大，在权力监督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仅此一条，就足以令许多高校负责人心存冲动。更何况，贷款来自于国有银行，高校也是国家的，一些校长确信，无论高校欠债多少，国家也不会将高校关掉。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高校的扩建乃是一种必然，一些一手遮天的高校校长因财力膨胀而伸出黑手也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