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背景看时政类电视谈话节目的回归

　　电视谈话类节目是指主持人与访谈对象就预先设定的话题在演播现场进行讨论,并可以通过现代通讯手段与场外受众沟通交流共同参与的节目形式。这种节目形态最早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在美国，因其通常不事先背稿，讲究脱口而出、临场发挥，在国外通常又被称为“脱口秀”。根据话题选择不同，电视谈话节目又可分为时政类、体育类、综艺类、生活类等等。
　　一、时政类电视谈话节目为主流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平台
　　主流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文化。它决定了节目的基本价值取向、具体的指导原则以及整个节目的基调。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正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其他文化形态持日渐宽容的态度。主流文化以政权作为强大后盾，将它的一系列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有利于既有统治体系的“共识”，以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主流文化的发展，需要大众传播媒体进行意识形态当面的宣传，时政类电视谈话节目正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平台。
　　时政类电视谈话节目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以正面宣传为主，嘉宾多为政府官员。通过访谈的形式，对于热点的新闻时事进行评论解读，就政府的方针政策为百姓答疑解惑，解决问题。节目旨在发挥电视媒体的喉舌功能，为领导和群众之间、党委政府和人民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交流的桥梁，其节目定位决定了时政类电视谈话节目必将弘扬时代的主旋律，宣传社会主流文化。这样的节目无疑是宣传主流文化的最好阵地。如何在节目的官方色彩和多样化的观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怎样将主流文化、价值观念以市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受众传播？对此，笔者认为，选题至关重要。角度低、立意高的民生话题是目前时政类电视谈话节目的首选，也是时政类谈话节目回归的前提。
　　二、时政类电视谈话节目为精英文化的传播与展示提供了平台
　　精英文化在我国也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文化，它是与大众文化相对而言的一种文化形态，确切地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目前，中国社会还处于转型期，精英文化并没有充分适应时代的变化，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精英文化陷入尴尬的境地。面对危机，精英文化开始分化，一部分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与大众文化融为一体，而另一部分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承担起提高民族文化水准和唤起社会良知的重任。
　　精英文化的主体即知识分子本身具备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和修养，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对于电视媒体有着自己的期望和要求。他们希望能够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希望电视节目具备一定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
　　以郑州电视台开播9年的时政谈话类节目《周末面对面》为例，在2009年曾制作播出5期有关郑州市政府各个局委进行政风行风评议的特别节目。节目筛选出部分知识分子作为特邀嘉宾或者特约评论员，与政府各部门一把手面对面交流，对政府的相关政策进行评论，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了自己的意见，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时政类电视谈话节目满足了大众文化的本质需求
　　大众文化主要指的是一个地区、一个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以都市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文化形式。从实质上说，大众文化是一种市民文化，它一方面是同与其共时态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的，另一方面也是同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着一些原则差异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从本质上说，大众文化是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归宿点和最高价值目标的人文文化形态，它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一种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和昭示着人文价值理性。
　　如今，多数时政类电视谈话节目中处处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正是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所需要的。无论是在策划过程中，还是在制作过程中，目前时政类电视谈话节目的热点已经由事件和生活流程向人的生存状态过渡，开始关注人的命运，人的内心感受，关注他们深层的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关注人”使中国的电视传媒与观众前所未有地贴近，而电视谈话节目采取平民化的视角，展示出一种平常心态，使得节目充满了人情味。
　　综上所述，目前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种文化形态相互冲突的背景下，时政类电视谈话节目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文化空间，顺应了三种文化的发展要求，必然会迎来它的回归。
　　（作者系郑州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