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化的蝴蝶——王蒙传

　　作者简介：於可训，一九四七年出生于湖北黄梅，一九七七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一九八二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文艺新观察》丛刊主编，《长江学术》执行主编。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主编《中国现当代小说名著导读》（上、下）、《小说家档案》等论著。
　　
　　引言
　　
　　很多人说过，给一位仍然在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当代作家作传，是一件很不明智甚至是十分冒险的事。这道理不言而喻，自然是因为他（她）的创作连同他（她）个人的一切，包括他（她）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和社会，都还在不断发生变化；变化着的事物很难料定，因此也就很难给传主下一个盖棺论定的断语。这也可能犯了传记类文字的大忌，因为一切记录历史的文字从来就是为过去的人、事预备的，当代的人、事是不配享受这样的待遇的。
　　当然，问题也有另一方面。这正如争论了多年的当代文学能否成“史”的问题，争论归争论，分歧归分歧，当代文学仍然在许多场合要以“史”的面目出现。而且论述当代文学“史”的论著，数量越来越多，质量也日见提高。似乎就偏有那么一些人，不怕冒这份风险。我想，这原因不是别的，实在是因为对当代文学做“史”的研究，存在着太多的诱惑。而且一切文学研究，也离不开“史”的基础。“史”、“传”本为一体之物，对“史”的诱惑，捎带着也影响了传记写作，使当代作家传记，也成了一个如法朗士所说的灵魂“探险”的场所。
　　如果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是与过去时代的人、事对话的话，那么，这种对话的距离自然是越近越好。虽则近距离的对话因为置身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情境，难以保持适当的审视距离（似乎又犯了史家一忌），但毕竟看得真切，看得实际，可免雾里观花，水中望月之弊。这样，相对于与时空距离久远的古代人、事的对话而言，与当代人、事的对话，自然就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历史的研究因此也就不能拒绝当代人、事的诱惑，当代的人、事于是也就具备了进入历史的条件和依据。
　　这也许就是我当初决定写作这本《王蒙传》的一个最主要的、也是最能满足我的当代文学研究兴趣的理由吧。
　　一部希望显示出某种特定历史价值的文学传记，它的理想对象，极有可能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些作家，即他（她）自身的创作既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特点，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成就，同时又体现了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某些共同性趋势，是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某种独特性的标志。通过他（她）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不但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面貌和趋势，同时也可以探究一个时代的文学理想和追求。因而，与他（她）的对话，就不是与一个时代的个别作家的对话，而是与他（她）置身其中的整个文学时代的对话。因为在他（她）身后，有丹纳所说的他（她）“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和“在它（按：指该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笔者）周围而趣味和他（她）一致的社会”。
　　根据这样的写作目的和选择标准，为当代作家作传，你不能不说，王蒙无疑是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对象。
　　作为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位怀有很深的“少共布尔什维克”情结的当代作家，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解放斗争，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特定时期的缩影。同样具有这种“微缩”特征的是，他在五十年代中期所遭受的政治厄运，以及在七十年代末的复出和此后所走的人生道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这种典型性不仅仅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人生道路的坎坷和革命信念的坚定，还有在这坎坷的人生途中，为坚守这种革命信念而付出的身心代价，以及在这种“坚守”和“付出”中，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所激起的复杂的精神回响。鉴于这是一个有关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话题，因此，我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设定为我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
　　作为一位当代作家，王蒙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如他的人生和命运一样，充满了无穷的变数。五十年代，当他凭着一个“少共”单纯的理想和热情，挟带着一篇在艺术上还远未成熟的短篇小说，在百花竞放的文坛初露锋芒的时候，无意间却冲击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的短暂时间内已经建立起来、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巩固的文学信条。这个文学信条同时也联系着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在四十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中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同时也被新的文学实践改造过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一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滥觞和发展演变，同时还联系着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苏联、东欧和中国正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又复杂多变的微妙“形势”。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和一篇无足轻重的短篇作品，无意间也就闯入了一个高墙深院、门禁森严的政治和文学的禁宫。王蒙自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也让他成了五十年代中期兴起的这股渊源复杂、影响深远的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
　　如果说，五十年代的王蒙，是以他对生活的善良愿望和善意批评，因为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对于现实的“批判性”，而无意间冲击了某种业已形成的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信条的话，那么，在七十年代末复出以后，乃至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来，他对于长期以来被遵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和主导潮流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冲击，就是有意识的和逐渐自觉的。这种有意识的自觉性虽然是他个人对于生活和文学的深刻反思的结果，但同时也顺应了这期间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和趋势。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恢复和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到八十年代初革新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艺术实验，乃至此后在文学的体裁和样式，尤其是小说的文体、语言和叙述方式等等方面所进行的种种革新和实验，都是王蒙在这期间为更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推进文学变革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而且这些革新和实验又因其具有相当的先锋和前卫色彩，也因其取得了众所公认的实绩而具有独特的代表性，他在这期间的文学革新和实验，因而也就成了新时期新的文学革新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蒙所走过的这一条挑战和革新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并非完全出于他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历史和时代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虽然就其必然性来说，是时势使然，但就其现实性来说，却又取决于个体的条件。这其中就包括作为一个作家的全部生命史和生活史的内容，以及这个作家在他的全部生活实践和文学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接受的社会文化（包括文学）影响。就王蒙作为一个“少共布尔什维克”的人生历史和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文化和文学影响，尤其是“五四”新文化（包括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影响而言，他走上文学道路，注定要与现实主义结缘，他的创作，注定属于主流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范畴。但是，也正是“五四”新文学和苏联文学中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温情，使王蒙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主流的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思想和艺术特色，甚至对主流的现实主义形成了一种挑战和冲击。虽然他因此而蒙受了长期的人生苦难，但复出后的创作仍然没有偏离他所认定的这一现实主义的文学轨道。只不过在恢复和重建这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过程中，因为吸收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包括苏联文学中的西方传统和现代主义因素）的影响，而使早期对主流的现实主义的无意识的冲击和挑战，变成了对其中的某些僵化的教条的自觉的扬弃和“反叛”。但是，“反叛”后的王蒙又没有如这期间以反传统相号召的某些先锋和前卫作家那样，走上一条模拟西方的现代主义道路，而是使现实主义在容纳异质因素的同时，变得日益自由和开放。
　　
　　半个世纪以来，王蒙的创作和文学活动，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以现实主义问题为中心的曲折行进的历史，和现实主义经由内部变革和外部冲击日渐走向开放的发展趋势。鉴于王蒙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当代文学历史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和复杂联系，我把追寻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发展演变的规律性，进而通过这种追寻，透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曲折行进的道路和历史轨迹，也设定为我写作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
　　而且，就王蒙从五十年代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到八十年代在保持这种影响的同时，又接受欧美文学的影响而言，这种变化本身也是极有意味的。接受前者的影响，对王蒙来说，无疑是同构同质的，接受后者的影响，则是异构异质的。但是，无论是同构同质的还是异构异质的，都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外文化和文学的交流碰撞，这种剧烈振荡，甚至也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和文化时尚的因素，影响到王蒙的创作，使他的创作也带有这期间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复杂的文化色彩，以及隐含于其中的复杂的现代性因素，这些同样也是我在写作本书时所感兴趣的重要问题。
　　无论是作为一位知识分子，还是作为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位作家，王蒙都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激烈动荡、复杂微妙的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因而时代和社会也就不能不在他身上打下许多深刻的烙印。这种烙印除了在政治和文学上对他的人生和事业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外，也见之于他所特有的一种思想性格和精神气质。王蒙是一位有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文学智慧的作家。他的人生智慧不仅表现在应对日常生活包括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灵活和机敏，以及由这种灵活和机敏而生发出来的灵动感和幽默感，同时也表现在他凝聚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中西哲学的生存智慧所形成的独特的人生哲学。他的文学智慧同样不仅表现在他的创作在文体、语言和手法、技巧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多变，同时也表现在他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融合中外古今文学思想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学观念。这种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文学智慧，也使得王蒙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都变得异常的复杂和多面，是佛斯特所说的那种充满着多样的矛盾统一体的“圆形人物”，而不是单一的平面化的“扁平人物”。王蒙曾用一段戏谑性的文字归纳“评论者”对他所下的“互相矛盾的断语”说：
　　王蒙是“现代派”的风筝。王蒙是停留在五十年代的古典。是幽默。是象征。是荒诞。是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是永远的“少共布尔什维克”。是乡愿。是尖酸刻薄。是引进了西方的艺术手法食洋不化。是党官。是北京作家群的“哥们儿”。是新潮的保护人。是老奸巨猾。是智者。是意识流。是反官僚主义的先锋。是一阔脸就变。是儒。是老庄。是魔术师。是非理性。是源于生活。是“三无”（无人物、无情节、无主题）……
　　王蒙对这种“互相矛盾的断语”是十分“得意”的。这虽然不是他的真实写照，但也表明，要描画出一个相对真实的王蒙，谈何容易：“因为我作为小说家就像一个大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我的腰。你扣住腿，却抓不着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地知道王蒙是谁。”于是，我记起了作家陈村关于为王蒙作传所说的一段话：“假如日后我改行写传记，很愿写写王蒙。他对写传的人无疑是个圈套，还是个诱惑。”
　　我所面对的，正是这个“圈套”和“诱惑”。
　　
　　第一章命运的暗示
　　
　　一
　　
　　中国现代革命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发动者和参加者的年轻化。
　　从近代以来，一批一批的少年英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的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化的现代革命的历史主体。不管这些少年对此是否有自觉的意识，也不管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如何，是以何种形式参加革命的，以及他们在革命的历史中，处于何种实际的位置，他们一无例外地都成了现代中国革命“天命攸归”的对象。
　　王蒙在四十年代末的历史转折期成为“少共布尔什维克”，无疑也是这种“天命”选择的结果。
　　
　　二
　　
　　对革命历史的这种选择，作为当事人的王蒙，显然是没有自觉意识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当王蒙在故都北平出生的时候，他后来颇感浪漫的革命，却在经历了五次残酷的“围剿”之后，刚刚突出重围，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王蒙自称是出生在北平沙滩的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家庭。出生时，他的父母都在北平上学。他的名字还是他父亲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时的同室舍友、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学者的何其芳起的。何当时喜读《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作阿蒙，于是就把这“阿蒙”二字移用在他的同学新得的贵子身上了，后来因为父亲认为阿猫阿狗是南方人给孩子起名的习惯，“去阿存蒙，乃有现名。”他姐姐王洒的名字，则是他父亲的另一个同室舍友、后来也成了著名文学家的李长之起的。典出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洒（萨）》。
　　如果按出生地算，王蒙是地道的北京（北平）人，但他的祖籍却是河北沧州的南皮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很认真地每次都强调自己是河北省南皮县沧州市（原地区）潞灌乡龙堂村人，我乐于用地道的憨鲁的龙堂乡音说：‘俺是龙堂儿的。’我一有机会就要表明，我最爱听的戏曲品种是‘大放悲声’、苍凉寂寞的河北梆子。我不想回避这个根，我必须正视和抓住这个根，它既亲切又痛苦，既沉重又庄严，它是我的出发点，我的背景，我的许多选择与衡量的依据，它，我要说，也是我的原罪，我的隐痛。我为之同情也为之扼腕：我们的家乡人，我们的先人，尤其是我的父母。”可见王蒙对家乡的感情的复杂多义。
　　沧州近海，古属边鄙贫瘠之地。但沧州古来又是尚武之地，在民间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因为《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不少人都曾发配沧州，所以，说沧州是个出英雄好汉的地方，也不为错。最近的一个证明，就是在清末闹义和团的时候，还是拳民的一个重要“基地”。这也正应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古话，只不过这句话日后应在王蒙身上，却是他“慷慨”西行十六年的“自我发配”。有趣的是，在这“自我发配”的途中，偏偏在万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又历史地遭遇了当年同他一样倒霉的大同乡（据说与他的母系还沾着一点亲戚关系）——河北献县的纪昀大学士。纪昀当年风头正健却因“漏言”获罪，被谪戍乌鲁木齐，在新疆当了近三年的“贬官”。但因为他待人宽和、性情坦率、学识渊博、幽默风趣而与当地的官绅士子过从甚密，想来也没吃太大太多的苦头，所以，他在新疆流放的那几年，除完成他职责内的“佐军务”，干些类似于今天的秘书工作外，还可以游山玩水、建言奏事、交朋结友、勘测地舆、考究民情等等，日子过得还算滋润，身心也是比较舒畅的。这虽然与王蒙在新疆十六年的遭遇不尽相同，但心境毕竟也有许多近似之处。
　　如果说纪昀的人生和命运，对王蒙来说，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暗示和预警的话，那么，他的另一位乡先贤张之洞的功业和思想，对王蒙来说，就有一种潜隐无形的启示和规约作用。这位祖籍南皮、在清末名重一时的洋务派大臣，不但通过兴办实业、改革教育、培养人才，把他的“洋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而且还以一部 《劝学篇》，系统地概括了整个“洋务派”的思想，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思想利器，也是近代中国协调中西文化冲突，追寻现代化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思想理路。
　　王蒙生活的时代，当然与张之洞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西方文明的挑战依旧存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尚未结束，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致力于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处在这样的一个性质不同但结构相似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无论王蒙自己是否有明确而清醒的意识，他此后的思想和艺术追求，似乎仍未走出他的同乡在一百多年前所“规划”的这一逻辑理路。只不过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都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也不复是旧日的格局。对王蒙来说，今天的“中学”，自然不是古老的儒家经典，而是现代的知识系统。具体而言，在哲学和思想文化方面，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学方面，则是“五·四”以后所形成的新的现代文学传统。今天的“西学”，也不完全是当年的格致、算学和声、光、电、化等各科技艺，而是形形色色的现代科技、现代哲学乃至文学艺术的观念和方法。王蒙在这两者之间折冲中、西，以前者为“体”，以后者为“用”，在新的一轮中西文化冲突中，建构了一种新的“体”、“用”关系。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冥冥之中的“定数”呢？
　　
　　在张之洞一代的“洋务运动”失败后，王蒙的祖父王章峰，还参加过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组织过“天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脚，也算是当时的一个“改革派”了。王蒙后来回忆说：“我家原是孟村回族自治县人。后因家中连续死人，为换风水来到了离南皮（县城）远离孟村近的潞灌。本人的一个革新意识，一个与穆斯林为邻，密切相处，看来都有遗传基因。”
　　王蒙与他的上述两位乡先贤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亲缘关系，更因其生也晚，隔着一个时代，无缘得睹尊颜、亲聆謦欬，但他们对王蒙所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更何况王蒙与他们一样，自幼都以天资聪颖著称，属于那种既早慧又早熟的少年英才：他未满六岁便考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小学未毕业又提前跳级考入私立北平平民中学，乃至不满十二岁就与地下党组织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不满十四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等等，就算那是一个“英雄出少年”的时代，毕竟也属凤毛麟角。因其早慧，故日后期有大成；因其早熟，故对时世忧患必深。无论是纪昀的受命编纂“四库全书”，还是张之洞矢志推动“洋务运动”，都是表达对文化和历史的一种忧患，他们因此也成就了自己的一生功业。王蒙所投身的革命事业虽然是属于一个更大的阶级和群体，但那其中毕竟也有他的一份努力和贡献，他因而也在历史和文化的年轮中留下了自己的一点痕迹。
　　
　　三
　　
　　提到王蒙的父亲，根据王蒙后来的回忆提供的材料，我们大致可以为他的父亲编制如下这样的一份简历：王锦第，字少峰，又字曰生，出生于河北南皮。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毕业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三年毕业。回国后从教，曾任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风光过一时，生活也很优裕。校长不得续聘后，靠翻译养家糊口，生活一落千丈。曾在北师大与北大任过讲师。后离开北京，在山东兖州、徐州短期任教，最后到了青岛，任李庄师范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结识共产党人李新，后随李新去解放区，入北方大学任教，后任华北大学四部研究员，曾受聘辅仁大学哲学系，解放后经院系调整到北大哲学系任教。其间与妻子离婚，不久再婚。此后的遭遇一如一个普通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直至一九八三年辞世。
　　因为父亲的“一事无成”，常不归家，且有外遇，“家中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常常须靠典当旧物维持生计。实在拮据时，母亲就带上四个孩子到外祖母家去寄住。”
　　王蒙的外祖父是沧县二中校医，家道小康。母亲本名董玉兰，后改为董毓兰，解放后参加工作时正式命名为董敏。她与王蒙父亲的婚姻虽然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定下这门婚事之前，毕竟满足了王蒙的父亲要求亲自“目测”和对方“必须上学”的条件。王蒙母亲在沧县二中毕业后，上过大学预科，读过不少新文学作品，受过“五四”新思想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她对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就倍感痛苦。尤其是对她的丈夫，更觉深恶痛绝。所以，尽管她也爱好文艺，生活节俭，喜欢读书，但精神却“相当紧张”，不得放松，“她直到很老了还多次说过，越懂得一点新思想，她就越是痛恨痛惜痛苦，她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人家就能过那样的人生，而她的人生是这样倒够了血霉，她的人生只有痛苦，屈辱，恶劣……”
　　在这样的家庭，自然谈不上融洽的感情和气氛，所以父母之间“经常发生可怕的争吵”。而且，在他的父亲失去校长的职位，外祖父过世之后，他的外祖母和寡居的二姨搬过来与他们同住。她们与王蒙的母亲，“三个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地研究防范和对付父亲的办法。”有时候，在这个被他的父亲称为“三位一体”的三位长辈之间，“也常常陷入混战”。王蒙的童年如同他笔下的倪藻和倪萍一样，就是在这样“激烈的家庭纷扰中度过的”。
　　王蒙曾说他“从小就颇有些感伤”，我想，这感伤也许就是来自这种激烈的“家庭纷扰”给一个少年的心灵所造成的一种创伤和孤独吧。父亲虽则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也是一个不称职的家长和丈夫，但身当乱世，处于那样的一个国难深重、生计不保的年代，在这个身材高大的沧州汉子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却依旧是自古以来的血性男儿那一腔不甘屈服的滚烫的热血。一次吃饭时，父亲心情沉重地对他说：“你要记住，你小时候是生活在一个战争的年代，是给外国军队占领的年代。”虽然那时候王蒙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但我想父亲的这一段沉重的告白，在这个少年心里，一定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否则，在小学的课堂上，他就不会也不敢跟着老师和同学们起哄，一起去反对老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听的鼓吹“中日满亲善”的修身课。也正因为如此，在他考入中学的这一年，日本投降，才使他“兴奋若狂”。事隔半个世纪，王蒙回忆说：“因为我虽年幼，仍和其他儿童一样，具有反日的民族自尊心理。”这种心理，对一个“儿童”来说，如其说是来自一种民族意识的传承，不如说是来自环境和父辈的直接影响。从一个留学日本，学习东洋文明（西洋文明的变种）的留学生，到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亡国奴，要子孙后代牢记亡国之恨，历史在王蒙的父亲这一代人身上再一次上演了一场“老师打学生”的恶劣而无耻的悲剧，也再一次给了王蒙这一代人以民族的自立和自强的惨痛而深刻的历史警示。我们虽然不能设想少年王蒙在当时对这一切都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但他后来却异其父之道而行之，跳出了父亲深陷其中的历史和文化的怪圈，走上了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这是否就是今人所说的一种“审父意识”在王蒙身上所显示的一个历史的必然结果呢？
　　
　　四
　　
　　与世界上很多保存着深刻的乡土记忆，并以自己故乡的人、事为写作蓝本的作家不同，王蒙对自己的故乡，大到沧州，小到南皮，其实是没有什么印象的，似乎也不是那么的充满感情和无比眷恋。这当然主要是因为他在故乡生活的时间十分短暂，而且是在童蒙未开的时候，还没有建立起经验和感情上的联系有关。他说他在出生后回过南皮，但三年后的“七·七”事变爆发，为“避难”，举家迁入北平，从此就脱离了祖籍之地。虽然王蒙在迁家北平之后，小时候在家里还能说一点沧州话，算是与家乡还保持了最后一点文化上的联系，但一到学校，他就不能不放弃这仅有的一点话语权，改说老师和同学都听惯了的北京话。
　　我不知道这样的迁居，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是幸耶不幸。在一个城市化还不够充分的农业国度，从乡村迁居都市，应当是生存环境和生存质量的一种提升，但不幸的是，这样的迁居并非正常意义上由乡到城的乔迁，而是为避战乱不得已而为之的逃离。王蒙说他至今还依稀记得当年坐马车逃难，夜宿旅店，听到牲口吃草声音时的情形。那情形留给王蒙的，自然不是睡在自家的炕上听牲口棚里牲口吃草所有的那份踏实和温馨，而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在逃难途中所经验的那种莫名的刺激和亢奋。王蒙就是在京郊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后，带着这种莫名的刺激和亢奋，从此离开了本不是他的出生地的故乡，也从此脱离了本应是他的文学故乡的祖居之地。
　　也许是从小就没有领受过乡亲乡情的呵护，也没有经受过乡风民俗的浸染和民间文化的熏陶，王蒙的创作始终与故家和乡土无缘，只是在成年以后流落到新疆生活了十六年，才在万里之外的西域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故乡，这第二故乡的景物人事也因此而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源泉和滋养。
　　说王蒙与故家和乡土联系淡薄，在童年时代没有受过多少乡风民俗的浸染和民间文化的熏陶，并不意味着在王蒙的人生经验和知识构成中，就没有民间文化传统和比这个传统更大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影响。王蒙接受这种影响，自有他独特的来源和渠道。这个来源便是他的姨母对他的文学启蒙，这个渠道便是他在一个民间图书馆的文学阅读。
　　
　　王蒙的姨母董芝兰。十九岁守寡，大部分时间与王蒙一家在一起生活。王蒙说她“一生孤苦伶仃，喜读闲书，智商不低，是我的启蒙文学老师”。她不但有比较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能背诵很多古典诗词、格言警句，毛笔字写得不错，喜欢读带有一点传统意味的流行小说，如张恨水、耿小的、刘云若的言情小说，郑证因、宫白羽、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而且也受过“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对冰心、庐隐、巴金、鲁迅这些现代作家，都极表尊敬。王蒙从他的二姨那儿所接受的影响和熏陶，虽然主要是传统的和民间的，但二姨在辅导他的作文时，也教他使用一些新文学的语句，如“潺潺的流水”、“皎洁的明月”、“肃杀的秋风”、“倾盆的大雨”， 和诸如“啊，风啊，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黑暗吹散吧！”之类的表达方法。常常受到老师的激赏。
　　在王蒙以自己的家族生活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有许多章节写到了少年倪藻和他的姨母之间的关系，这位在小说中被称作周姜氏的姨母静珍，“十八岁结婚，十九岁守寡”，虽然有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癖好和古怪的个性，但却给了少年倪藻以无穷的呵护和关爱，是少年倪藻的亲人，也是他在人生和文学上的启蒙教师。就是这位刁钻古怪而又可亲可敬的姨母，不但通过讲述诸如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以及其他许多有名无名的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向少年倪藻传递了丰富的传统文化道德和知识信息，而且还通过背诵千家诗、唐诗和《红楼梦》中的古典诗词，以及胡适、俞平伯、刘大白、徐志摩等的新诗和冰心的散文诗作品，给了少年倪藻以丰富的文学营养，也培养了他对文学的最初的感悟能力和审美兴趣。尤其是这位姨母所熟悉的家乡的风俗习尚、景物人事和童谣民谚，更给生长在都市的少年倪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同时也得以抚慰他对家乡在精神和情感上与生俱来的种种天然的饥渴。
　　王蒙从小就喜爱读书。在他的记忆中，小学二年级后半学期，为了作文课的需要，他买了一本《模范作文读本》，其中关于月亮、关于春天、关于母爱的描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描写，不但词句优美、感情真挚、景色奇丽，令人“沉醉入迷”，而且也引发了少年王蒙的许多遐想，此后，便常有一些人生问题过早地萦绕在他的脑际。随着学龄的增长，他又热衷于背诵《唐诗三百首》，背诵《孝经》、《大学》、《苏辛词》、《花间词》，甚至新文学作家冰心与巴金，还有鲁迅的《野草》等作品。“汉语的平仄四声，抑扬顿挫，句势的罗列反复，论述的大而无当，文字的美轮美奂却无定解，都使阅读与背诵，变得如此快乐迷人控制人，如歌咏如唱赞美诗，如颂咒语如祈祷上苍。”——王蒙后来回忆说。
　　在这期间，少年王蒙还做了一件他当时认定是“极风雅极有味道”的事情，就是照着《芥子园画谱》画起画来，还为他自己画的一匹“与老鼠无异”的马题了一首诗。诗曰：“千里追风谁能匹，长途跋涉不觉劳，只因伯乐无从觅，化做神龙上九霄。”这自然不是一首好诗，但出自一位十岁少年之手，亦颇为难得。而且，诗中所用的一个典故，当出自明人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初版名《古今小说》）一书。该书第五卷收了一则“穷马周遭际卖 媪”的故事。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山东博州有一个名叫马周的书生，“自幼精通书史，广有学问；志气谋略，件件过人。只为孤贫无援，没有人荐拔他。分明是一条神龙困于泥淖之中，飞腾不得。”后来蒙博州刺史赏识，聘为本州助教。又因好饮无度，屡遭刺史责辱，只好挂冠而去，到当时的都城长安去谋出路。在途中经人介绍，寄住于长安一个靠卖 （即蒸饼）为生的寡妇王媪家。经王媪推荐，做了中郎将常何府上的“家客”。适逢太宗皇帝为天旱事召臣下进言，马周为常何起草了二十条意见，得到太宗赏识，拜为监察御史，与王媪结为夫妻。三年后，迁吏部尚书，尔后“终身富贵，与王媪偕老”。那卖蒸饼的王媪在见到马周之前，“隔夜得一异梦，梦见一匹白马，自东而来，到他店中，把粉 一口吃尽。自己执箠赶逐，不觉腾上马背。那马化为火龙，冲天而去。”十岁的王蒙当然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如果真有“后眼”的话，这首他称为“酸溜溜”的题画诗，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谶语，不意间竟预告了他自己后来的人生道路。
　　在王蒙少年时代的课外阅读生涯中，较为集中且影响深远的，是他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叫做“民众教育馆”的民间机构的读书经历。关于在这里的读书活动，王蒙后来回忆说：这个图书室很小，但对他来说，却是一个吸引力很大的地方，一有空，他就到那儿去看书，一去就坐到闭馆时分。“最初，吸引我的是一批武侠小说，《小五义》、《大宋八义》、《七剑十三侠》等。我还借阅过《少林十二式》、《八段锦》、《太极拳式图解》等讲练功的书，也照书练了一阵子，但收效甚微。渐渐地，冰心、沈从文、丁玲的书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我越来越热爱文学了。”“我也在那里读了鲁迅、冰心、巴金、老舍。……我喜欢鲁迅的《祝福》和《故乡》，我更喜欢他的《风筝》与《好的故事》。我从一开始就感到了鲁迅的深沉与重压，凝练与悲情。我知道读鲁迅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读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看不懂。但我喜欢她的《水》，我觉得《水》在号召反抗，合我的心。”“最主要的是我在民众教育馆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对于社会的关注与忧思，对于阶级社会的不义的愤慨，‘左倾’（虽然雨果时期还没有当今的‘左’与‘右’的分野）意识，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此外，这期间，他在家里还读过曹禺的剧本《北京人》，其后又读过他的《日出》，读了《木偶奇遇记》与《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集》与《格林童话集》，以及“一本印刷精美的插图本《世界名人小传》，里边介绍了牛顿、居里夫人、狄更斯等人的事迹，这样的书对于我的立志有所成就，是起了作用的。”此后，则是初中阶段在北京图书馆的读书活动了。这期间王蒙的阅读兴趣，已经完全转移到中国和国外的新文学作品上面了，如鲁迅的杂文，巴金、许地山的小说，朱自清的散文，刘大白、胡适的新诗，以及一批世界文学名著，尤其是苏联的一些革命文学作品，如《士敏土》和《铁流》等。“在北图借阅的这段读书生活，对我一生的道路有着怎样的影响，在当时连自己也未曾想到。”——半个世纪后，王蒙如此感慨地说。
　　
　　五
　　
　　在王蒙的童年生活中，除了读书和在学校的常规学习（还是读书），似乎就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可记。尤其是游戏这项对一个人的童年来说的头等大事，在王蒙的童年生活中，似乎付之阙如，至少是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
　　而在现实生活中，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先生对体育锻炼的格外重视，似乎就包含有重视儿童的游戏活动的成分在内。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王蒙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塑造的文学人物倪吾诚，就不难明白，在作者的心目中，父亲是重视自己童年时代的游戏活动的。小说中的倪吾诚对倪藻的只知读书、没有游戏的童年深感痛心疾首。“一个文明的国家应该有一种一切为了儿童的观念。在完全没有这种观念的国家生存的儿童是非常寂寞的啊！”由此，他想到了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名言：“怎么救？就要把整个的世界交给孩子，还给孩子。世界本来就是属于你们的。”
　　倪吾诚对倪藻的这一番痛心疾首、慷慨激昂，然而又不知就里、莫测高深的说教，自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王蒙因没有游戏而可能寂寞的童年问题。但就王蒙而言，即便有这种“寂寞”，他似乎也未因此而感到人生的痛苦和对人类的未来失去信心和希望。恰恰相反，除了像小说中的倪藻那样，王蒙也“开始把自己的幼小的却是饱满的精力和幻想投向读书”，以读书代游戏，就是更加努力地学好在学校要学的每一门功课，他因此而各门功课成绩优异，包括枯燥的数学、几何，都令他如醉如痴，十分着迷。“从二年级，我次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深得老师“激赏”，尤其是小学二年级的一位名叫华霞菱的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更因欣赏王蒙的造句、作文的才能，而对他不无偏爱，成为他最佩服也最为敬重的一位学习和品德方面的启蒙老师。无论是学做功课还是学习做人，华老师对他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循循善诱，讲究方法。一次，他上“写字”课时忘了带老师规定的笔、墨、纸，要罚站壁角，一个同他一样犯错的瘦小而贫苦的女同学站起来，表示自己愿意受罚，说王蒙是好学生，不必受罚，王蒙当场高呼“同意！”事后，华老师把他叫到宿舍，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这种行为，使他受到了平生“第一次最深刻的品德教育”。又一次，他考试“作弊”，华老师虽然没有在班上公布他的这种不良行为，但取消了他的成绩，同时又找他个别谈话，让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从华老师那儿所得的知识和人格上的启蒙，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事情积累起来的，而不是倪吾诚式的“救救孩子”、“一切为了儿童”之类的高谈阔论。王蒙一辈子痛恨说大话和空话的奢谈家，不相信一切形式的大话和空话，尤其是在这种大话和空话的掩盖下的混乱和无知，更为他所深恶痛绝。这应当与他当年从类似于华老师这样的启蒙老师那儿所接受的启蒙教育的方式有关。
　　
　　尽管王蒙把一个孩子对于游戏的兴趣和爱好，都悉数转移到学习和读书上了，但因为学习和读书毕竟是一种带有受动性质（接受教育）的行为，无法像游戏那样真正使一个儿童自由而活泼的天性得到现实的满足。这种不满足很容易在下意识深处转变成另一种心理能量，即对一切受约束、受拘禁和被压抑、被灭亡，乃至一切生的欲望和灵的渴求得不到满足的事物，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感应和共鸣。于是，蚕吃桑叶，又快又多，吐丝时节，扬头摆尾，他会觉得它们的生命过于劳累、过于“紧张”；由蚕变蛹，由蛹成蛾，又觉得它们“是把生命收缩起来了”，“根本不考虑维持生命”，“匆匆地结束了一个轮回”，又令他“痛惜”，令他“难过”。甚至四时的更迭、生命的更替这些纯粹的自然过程，也会引起他的许多无端愁绪和感慨。所以春天的繁花盛开，在使他“惊叹”的同时也使他觉得“匆迫”，“常常觉得这盛开的繁花是凋零的预兆”；夏天则“心疼”那些被捉住的蜻蜓和黄昏的蝙蝠、夜间的萤火虫，因为它们“扑着翅膀却飞不出去”，因为它们“寂寞”，它们“不出声”，“它们的生涯太缺乏乐趣”。
　　因这种“感伤”或“伤感”而收获的多愁善感，一方面固然给从小缺少游戏的快乐和家庭的温暖的王蒙，带来了许多心灵的慰藉和感情的补偿，另一方面也培养和训练了王蒙对于自然景物和世间人事最初的艺术敏感。
　　在所有对外部世界的这些感受中，王蒙从小对声音就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他曾经无数次谈到过小时候听算命瞎子吹奏的笛声所得的感受：“寒冷的冬夜，萧瑟的生活，一声无依无靠的笛子，呜咽抖颤，如泣如诉，表达着人生的艰难困苦、孤独凄清，轻回低转，听之泪下。”他甚至把这种感受看做是他平生所上的“第一节音乐课”。他也喜欢听下雨的声音：“小雨声使我感觉温柔静穆和平，而又缠绵弥漫无尽。中雨声使我感到活泼跳荡滋润，似乎这声音能带来某种新的转机，新的希望。大雨声使我壮怀激烈，威严和恐怖呼唤着豪情。而突然的风声能使我的心一下子抽紧在一起，风声雨声混在一起能使我沉浸于忧思中而又跃跃欲试。”其它如胡同里小贩的叫卖声，春天卖小金鱼的，夏天卖凉粉的，秋天卖老玉米的，冬天卖水萝卜的，“都吆喝得有滋有味”。甚至除夕夜迎接诸神下界，他于朦朦胧胧、影影幢幢的夜空中，仿佛也听到了“神祇的庄严的声音”。
　　因为具有这样的一颗敏于感受的心灵，所以，少年王蒙在许多方面的行事作为，也就常常不拘一格，不遵常规，喜欢突发奇想、标新立异。小学二年级，第一次学造句，他就用老师给的“因为”一词，造了一个二十六个字的长句：“下学以后，看到妹妹正在浇花呢，我很高兴，因为她从小就不懒惰”——深得老师的“激赏”。雨中，积水上冒出一个又一个半圆形的小泡儿，“似水晶，非琉璃，又非玻璃，霎时间了无形迹”——姨母教给他的这个有关“小水泡儿”的谜语，让他“好奇”，让他“沉醉”，也唤起了他无穷的想象和联想。小学三年级的一次作文，题目是《假使》，他竟作了一首新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假使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富人吃掉……”他“崇拜一切交通工具，崇拜一切自己能动而且能负载着人运动的东西”。小时候，他因为在“劳作”课上造不出一只纸扎的小船而“急出了眼泪”。这样的遗憾竟激发了他的想象，让他通过一种虚构的事实和经验，获得了一种精神的补偿和满足。他想象后来似乎有一位长辈送给他一艘高级玩具船，船身是金属做的，漆着彩漆，用火柴点燃“发动机”，船就可以航行。但这艘船在水盆中航行的历史，却不过持续了五秒钟，就因机器坏了而成了一条“死船”——儿时的这一次哥伦布式的或麦哲伦式的“伟大航行的悲哀的故事”，留在他的记忆里，究竟是“实有其事、还是出自自己的虚构”，他现在已经分不清楚。——虽然对这段儿时“记忆”的虚构，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作者业已成为一个以虚构为职业的小说家之后，但在他的潜意识深处，当时无疑也萌发了这种想象性满足的企望与渴求。我相信，正是类似这种企望与渴求所激发的想象与幻想，给少年王蒙带来了在现实生活中，因缺少游戏的快乐和家庭的温暖而造成的单调与匮乏，使他获得了一种意外的陶醉和满足。这种陶醉和满足，也许就使这种通过想象和幻想虚构经验和事实的习惯，逐渐取代了一个少年的“诚实”而“单纯”的品质，成为一种极具创造活力的心理因素。这种心理因素的进一步生长发育，离一个作家的艺术创造，我想，大约也就没有太大的距离了。
　　
　　第二章 “少年布尔什维克”
　　
　　一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真理有时候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可是，有时候也不尽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俄国的革命政党就是因为在党的会议的选举中，以多数人拥护掌握了真理的列宁，而被称作布尔什维克的。Большевик这个意为“多数派”的俄语单词，此后就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学说的代名词。当王蒙在四十年代末成为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时，掌握着革命真理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全部国民中，仍然只占极少数，但由它所领导的革命队伍和聚集在这个队伍周围，追随、拥护和支持革命的群众，已然构成了一个“多数派”。
　　少年王蒙虽然喜欢读书学习，但无论是在校内校外，他都不是一个只知死读书、只会读死书的书呆子，而是同时也像这个年代的所有人一样，十分关心在他的周围所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局的变动。如果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令他“欣喜若狂”，还是一个儿童的心里潜藏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反日的民族自尊心理”）的自然流露的话，那么，当他满怀期望地“热烈地欢迎‘国军’的到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就“迅速”使他感到“绝望”，同时也萌发了最初的不自觉的革命意识：
　　我满怀热情地迎接“国军”、“美军”的到来，兴奋完了发现人们仍然是一贫如洗。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接收变“劫收”的贪官污吏，穷人无生计，一家四口服毒自杀，美军在横冲直撞，每天轧死多人，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大吃大喝完毕脑满肠肥的“狗男女”们从我从来不敢问津的餐馆里走出来，餐馆发散出来的是一股股鸡鸭鱼肉油糖葱姜的气味，我确实对之切齿痛恨，确实相信“打土豪、分田地”的正义性与必要性，相信人民要的当然是平等正义的共产主义。
　　也许是因为这种耳闻目睹所引起的直观反应，也许是王蒙这期间阅读的文学书籍所引发的思考，例如，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腐蚀》与《子夜》、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这些书都告诉我社会已经腐烂，中国已经濒危，中国需要的是一场大变革，是一场暴风雨，是铁与血的洗礼。”又从西方的一些“带有社会批判倾向的作品”和童话作品中，感觉“现实有太多的丑恶，理想是多么美好动人，能够把丑恶的现实变成美好的理想的唯有革命”。于是，王蒙的思想日渐偏于“左倾”。
　　尽管革命者不相信天命，但接下发生的事，你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天意”。
　　就在这时候，王蒙在平民中学结识了地下党员何平，从此，“和当时的地下党员建立了经常的联系”。 何平是比他“大四班”的高二学生，“是个性情活泼，机灵幽默，（运动）场风极佳的后垒（按：指垒球——笔者）手”。王蒙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说：“一天中午我在操场上闲站，等待下午上课。他走过来与我交谈，我由于参加讲演比赛有成（按：此前王蒙曾参加全市的中学生讲演比赛得过第三名——笔者)也已被许多同学知晓，他问我在读些什么书。我回答了一些书名后说道：‘……我的思想，’我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宣称：‘——左倾！’”“我的宣示使他两眼放光，他从此成了我的革命的领路人。思想起来，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向并非熟知的同学作这样宣布的目的，也许我完全不懂得其危险性。我只能说这是历史，这是规律，这是天意，当革命的要求革命的依据革命的条件成熟而且强烈到连孩子都要做出革命的抉择革命的宣示的时候，当这种宣示就像木柴一样一碰就碰到了电火雷击的时候，这样的革命当然就完全是不可避免，无法遏止的了。”
　　
　　结识何平后的王蒙，通过地下党组织，“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毛泽东著作和革命（包括苏联的）文艺作品。”《论联合政府》、《社会发展史纲》、《大众哲学》、《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尤其是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关于时局的那篇著名的谈话，包括前面提到的《士敏土》和《铁流》等，都是在这时候“悄悄阅读的”。何平的家，简直就成了他和另一个进步学生的“家庭党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令我豁然贯通，无往而不利。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令我参尽天机天条，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必然规律，谁能违反？谁能改变？一读此书立即觉得是正义在胸，真理在手。杜民等的新知书店社会科学小丛书，使我遍览天下大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认识到革命道理的明快简洁，胸有成竹。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使我内心充满希望与对革命的拥戴。苏联小说《孤村情劫》（卡达耶夫著，原名《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瓦西列夫斯卡娅著）、《妻》（卡达耶夫著）都使我心向往之。尤其是水夫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青年人革命的圣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立即被我服膺，背诵，令我热血沸腾。朱赫来、保尔·柯察金都是我的偶像，对冬妮亚我也十分喜爱。”
　　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在“地下”状态下，秘密地阅读这些“禁书”时的心情，一定是十分复杂的。激动、亢奋，伴和着几分紧张和神秘，几分破坏旧世界的欲望和创造新世界的冲动，都是跟姨母背诵古典诗词，和在民众教育馆的图书室里读书所未曾经验过的。这些不同寻常的书籍和这段不同寻常的读书经历，使少年王蒙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此后，他又参加了地下党举办的“寒假补习班”——“请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来给他们这些进步的中学生讲述革命道理”，进一步丰富了王蒙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与此同时，他也参加了“地下党”在学校组织和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例如驱逐“三青团”分队长、反动的“公民”课老师，自办“手写的传抄刊物”——《小周刊》等。少年王蒙就这样跟着高年级的“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引导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关于这一段“地下”革命活动的经历，王蒙后来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中，有许多具体生动的艺术描写。他写到了主人公钱文参加驱逐“公民”课老师的请愿斗争，“为了不使校方抓住‘首犯’，他们的请愿签名签成圆环形，无首无尾，无前无后。”“这种行动和这种行动的方法极大地吸引了小小的钱文”，使钱文觉得，“革命竟是这样有力而有趣，壮怀激烈而又花样翻新，令人亢奋而又令人如醉如痴。”他也写到了钱文联合“几个好友”自办壁报的遭遇：在壁报的发刊词中，他写道：“让海燕在暴风雨中翱翔！让青春在旷野上燃烧！让火炬照亮无涯的黑暗！让雄鸡高唱嘹亮的晨曲！让热血沸腾成时代的巨浪！让身躯建筑成民族的屏障！我们欢呼，我们歌唱，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结果，不但壁报连同这篇慷慨激昂的发刊词在贴出去的第二天便惨遭撕毁，而且它的主持者钱文本人也受到了校长的严厉批评。“校长越严厉他就越有志于斗争。原来一张小小的壁报，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写的‘发刊词’就可以把他们刺激成那个样子。”他感到，“他的斗争敢情伟大得很哩！”在写到钱文参加党的一个秘密的外围组织，到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办的图书馆阅读进步书籍的感受时说，这儿不但有上海苏侨办的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士敏土》与《青年近卫军》，有新知书店、生活书店等进步书店出的华岗、艾思奇、胡绳、杜民等人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小册子，而且有用假标题假封面掩盖起来的延安新华书店出的书，其中有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与《<共产党人>发刊词》等。
　　尤其是写到钱文参加大学生举办的“寒假补习班”，遇到一位给他们补习数学的女大学生吕琳琳，更把他对革命的这些感受和经验、想象和幻想、期待和向往，都集中外化（对象化）于这位普通的女大学生身上，这位“样子很白净也很温顺，黑睫毛与黑眼睛在白白净净的脸上给人以强烈的难忘印象”，却又因“上唇两端接近嘴角处有几根黑色的短髭”而略有微瑕的女大学生，虽然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出闻不到革命色泽革命气息”，但在此后的日子里，却被钱文在心目中塑造成了一尊庄严而圣洁的革命女神。他希望吕琳琳也成为一个革命者，成为他的革命路上的同志和战友，在梦中，他甚至把吕琳琳与风尘仆仆、勇敢而又神秘的职业革命家、也是他的革命领路人沈大哥“混同起来”，完全看成了一个人；他也希望吕琳琳成为他的人生途中的伴侣和亲人，甚至为此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多年后，直到吕琳琳来信宣布她将要结婚，仍然割不断钱文对她的幻想和思念。这是少年钱文第一次经验“初恋”的感觉，也是他第一次把对革命的热情和对爱情的渴望，都集中寄寓于一个女性身上。革命、青春、爱情，在年轻的钱文身上，已经水乳交融地汇成了一个整体，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幻中，都是如此。“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一个东西”——这就是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全部生命和整个人生。
　　何平高中毕业后，把王蒙这个“进步关系”介绍给了一位 “职业地下工作者” 刘枫（本名黎光）。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初中毕业已考入河北高中（简称冀高）的王蒙，在离冀高不远的什刹海岸边，由已成为冀高地下党领导人的刘枫介绍并宣布，即日起吸收他和冀高的另一名进步同学秦学儒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差五天才满十四岁的王蒙，成了北平党的地下组织的一个新成员。
　　发展我们入党的提议出乎我们的意料，我本来以为共产党对于我是高不可攀的，共产党员是钢铁所炼成的，是真正的仁人志士，是大无畏的英雄，是身经百战的斗士，是人民群众的带路人，是火炬的高擎者与人民的旗手。而我深知自己的幼稚与软弱。我感到了些许的惶惑，乃至失望，如果我都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是太一般了吗？
　　我更感到了革命的圣火的燃烧，已经不容惶惑，已经不容退缩，已经不容怀疑斟酌，号角已经吹响，冲锋已经开始，我只能向前向前再向前。
　　这天，王蒙一路流着热泪唱着冼星海写的一首尚未流行开来的革命歌曲：“路是我们开哟，/树是我们栽哟，/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好汉子当大无畏，/运着铁腕去，/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步行返回西四北小绒线胡同的家。“我觉得再没有比这首歌更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的了。这可以说是我的入党誓词。”
　　
　　二
　　
　　一九四八年秋天，夺取全面胜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打响。在王蒙入党后的三个月零二十一天，他就看到了三大战役的最后胜利，迎来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古城北平的和平解放。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因为美国货物在中国市场的大肆倾销和美军在中国境内制造的种种暴行，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在京、津、沪、宁，以大、中学生为主体，就已经掀起了无数次反美抗暴的斗争。后来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导致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进一步激发了更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到了一九四八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限制、扼杀和镇压学生运动的新的“规则”、“条例”，使这场斗争更趋白热化，乃至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抗浪潮。对这一段学潮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钱理群说：“从四月到六月，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潮席卷校园：这又是一个‘偌大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学生运动，也就是毛泽东说的“第二条战线”：“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就处在这“两条战线”的内外夹击之中。
　　
　　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争不同，北平城内的学生运动，自有其作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特点。除了罢课、集会、游行、请愿、演讲和呼口号、撒传单、贴标语等常规手段外，还调动了青年学生所熟悉和热爱的一些校园文化和文学艺术形式，如社团、刊物、壁报、漫画、歌曲、诗歌朗诵和戏剧表演等等。“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像四十年代末这一时期这样，校园内涌现出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壁报、刊物，有如此名目繁多的自发的与有组织的集会，以及这样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就这样，歌和诗，画与剧，伴随着学生运动，从校园飞向街头，工厂，农村，监狱……”所以，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在大军压境、势如累卵的危城中，自有一幅不同寻常的历史画面：一方面是军警密布、特务横行，白色恐怖遍于大街小巷，另一方面，则是口号激越，歌声飞扬，红色浪潮涌动校园内外。这样的生死搏斗、这样的红白对比，该给王蒙这个年龄的中学生带来几多的新奇、几多的刺激，也给王蒙这个刚刚加入到党的战斗行列中来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几多的亢奋、几多的激励。这个年代的斗争之所以给王蒙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除了它本身所显示的新旧转折的历史意义外，恐怕还与这种高度“文学化”和“艺术化”的斗争形式有关。这种斗争形式，不但从一开始就在王蒙这样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心里，为革命涂抹了一层浪漫色彩，而且还使这种浪漫色彩始终伴随着这一代人对于革命的历史记忆。王蒙在许多涉及到这个年代的革命斗争的各类作品中，总离不开对歌声和与歌唱有关的集会、朗诵、演剧等文艺活动的描写，显然与这一段特殊形式的斗争历史有关。这甚至也决定了他们这一代“少年布尔什维克”普遍具有一种理想的和浪漫的革命气质：他们始终把革命这个流血与牺牲、破坏与毁灭的字眼，与充满诗情画意的青春和爱情、甚至无比宝贵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把它们看作是一个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整体，看做是全部人生和整个生命的最终归宿。一些研究者所说的王蒙的“少共”情结，大抵导源和孕育于此。
　　
　　三
　　
　　即使是这种“文学化”和“艺术化”了的斗争，像王蒙这样的中学生，也不能像大学生那样充当战斗的主力，所以，在王蒙的作品中，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具体的斗争细节和战斗实绩。也许在这些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革命活动中，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参加者”，还不可能具备“单兵作战”甚至“指挥作战”的力量和权力。甚或只是“站在路旁，怀着尊敬的心情，远远望着那些冒险游行示威，和用油漆到处写上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口号的大学生们”。但在那样的一个激动人心的革命年代，像王蒙这样年轻的革命者，“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语），耳濡目染，身历心受，无一不是革命的时代气氛和革命活动的动人场面，哪怕他们在这其中，只是照亮夜空的火把中迸发出的一粒火星，只是响彻晴天的革命口号声中的一声微弱的呼叫，甚或只是在街头挥撒传单的那一瞬间的一个晃动的身影。
　　在王蒙的回忆性文字中，写到过他入党后参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类革命活动，他把亲身经历过的那些斗争故事，后来都融进了自己的小说创作，成为他的一些带有“自叙传”性质的文学作品创作的生活素材。如《布礼》、《相见时难》和《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长篇，以及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甚至散文作品等，都写到了这一段战斗经历和亲身感受。尤其是在中篇小说《布礼》中，更具体地写到了作品的主人公、“入党已经两年半的十七岁的候补党员”钟亦成，在北平即将解放的前夕参加的一次“护校、护城”斗争，使我们得以窥见王蒙在这期间参加革命斗争的历史身影：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人民解放军向P城发动总攻的两天后，钟亦成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组织和带领着一支由三十多个年轻的中学生组成的队伍，每人拿着一根“童子军”军棍作武器，在料峭的寒风和稀稀落落的枪炮声中，沿着死一般寂静的街道，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沿着干涸了的旧河道，仓皇逃过来两个国民党败兵。其中的一个大个子，满脸络腮胡子，手里端着步枪，像个凶神。“钟亦成连思索都没思索，大喝一声‘站住！’就从两米高的桥端向着这个大个子扑了过去，他和大个子一起摔倒在地上，他闻到了大个子身上的哈喇子和霉锈的气味，他举起了‘童子军’军棍，又喝了一声：‘缴枪，举起手来！’这时，男学生和女学生也都冲了过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押到那边去！’他下令说，像战场上的指挥员”。“然后集合起自己的队伍，转身前进了。”
　　正是通过这些谈不上惊天动地的具体而微的革命活动，把钟亦成这样的少年，汇入到了一个时代的洪涛巨流之中，使之成为汹涌奔腾的时代大潮的一分子。同时，也使他们融入到一个比家庭、学校更大、更有力量的社会群体，从这个群体中，他们也感受和吸取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伟力，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和人生的最终归宿。
　　在一些小说和回忆性的散文中，王蒙多次写到了北平解放后，他或他笔下的主人公参加的第一次公开的党员集会：“在顺城街宣武门附近的北大四院礼堂举行了北平市地下党员大会，会场上震响着《国际歌》的歌声，主席台上挂着我们还相当陌生，所以更加令人激动的镰刀斧头红旗。”“还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生（或学校）工作委员会召开过一次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大会。我看到被介绍给大家认识的大学委的委员、中学委的委员这些原先绝对秘密的身份的同志的公开亮相，我佩服羡慕到了极点。”《布礼》写到主人公钟亦成走进这样会场礼堂，“一下子看到这么庞大的队伍，堂堂正正地坐在大礼堂里，”“倏地一下，他惊呆了。”雄壮的国际歌声，夹杂着相互之间热烈而惊喜的问候、无所顾忌的开心的大笑；不无简陋但却庄重严肃的会场，回响着报告人操着不同口音但却一样明确坚定、铿锵有力而又鼓舞人心的话语，包括在主席台上和他的周围坐着的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报告间隙为“解决肚子里的矛盾”、简单至极却又充满互助友爱精神的临时午餐，以及散会后一位部队首长的一声“小同志，你不冷吗？”的问候，和随手披在他身上的一件带着首长体温的新军大衣等等，都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和新奇、亲切和温暖。“他好像一个在一条小沟里划惯了橡皮筏子的孩子，突然乘着远航大轮船行驶到了海阔天空、风急浪高的大洋里。”
　　这样的集会，无疑给了王蒙一种归家的感觉，这种感觉既是个体的肉身对一个群体的依附，也是一己的灵魂对一种信仰的皈依。年轻的王蒙从此走出了一个缺少温暖的旧家和一个缺乏乐趣的童年，踏上了一条充满了激情和欢乐的新生活的道路。王蒙在他的作品中后来又多次写到了类似这样的群众集会，如党的生日的集会和庆祝国庆的游行集会等等，足见这种革命群体的集会，在王蒙的心目中，真正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盛大的节日”。这种充满热情和活力，凝聚智慧和勇气的集会，对一个从寂寞的童年走出、满怀渴望寻找新的人生归宿的少年来说，诱惑和吸附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难怪王蒙会发下这样的宏愿：“在这样的年代，我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我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大大革起命来，胜利起来，凯歌行进起来。世界已经是我们的了，中国已经是我们的了。北京或北平已经是我们的了。我已经知道北平即将更名为北京了。三月，我参加了工作，戴上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胸标与袖标，值夜班的时候我配备了左轮手枪……无限光荣，无限自信，无限骄傲。
　　
　　四
　　
　　“北平解放后，王蒙担任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不久被调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专职做团的工作。”后来又到中央团校学习。“在中央团校学习期满后，分配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第三区（后改为东四区）工作委员会”，“从担任‘干事’开始，到担任副书记。” 王蒙后来回忆他的这一段工作经历说：“这几年的大部分时间我联系几个中学的团的工作。在中国翻天覆地、高唱革命凯歌行进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少年——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是非常动人和迷人的，特别是其中那些政治上相当早熟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给我终身难忘的印象，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我的周围有一大批这样的充满阳光的青年骨干……这些‘学生干部’既是工作同仁，也是青春革命伙伴。男男女女的团干部，人小心大，重任在肩，读书求知，才智出色，一心革命，豪情如火，功课好，能讲演，善分析，同时具有组织能力指挥能力，优秀得很……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互相传递各种鼓舞人心的消息、思想、语句……与这些青春革命好友一起开总支书记联席会，汇报情况，传达指示，总结工作，交流经验，不但是公务是工作，也是友谊、学习、‘充电’和享受。我们共同享受着革命，享受着荣耀，享受着青春，享受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王蒙所说的“那些政治上相当早熟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他们在从事团的工作之前，没有也来不及接受专门的理论培训和业务训练，更没有也不可能具备足够的过去经历和工作经验，除了对革命的热情、理想和信念，他们所有的就只是对自己所经历过的这个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转变的时代的自觉的革命意识，以及建立在这种革命意识之上的“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式的主人公的革命责任感，和为这种革命的责任感所驱动的忘我的革命精神和工作态度。所以王蒙后来回忆他在东四区团委工作时的情形说：“那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大家都废寝忘食地工作着。”“那个时候除了工作大家做得最多的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提意见，互相帮助提高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坏毛病。”这个简短的回忆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里，是如下一段对应的艺术描写：“然后人们纷纷走了。去上级机关汇报的便去汇报。去工厂的便去工厂。去学校的便去学校。去做调查。去开座谈会。去传达和宣讲上级的最新指示。那时候晚上人们都工作，礼拜天也工作，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尤其喜欢在例如阳历年和旧历大年初一开会。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一种推着、跟着历史车轮全速旋转行进的劲儿。”在这一群“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中间，王蒙又是“最年轻的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十足的人小心大的革命家”，他刚刚从中央团校毕业回来，“在团校上了那么多课，这段时间又读了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读得心潮激荡，摩拳擦掌，只想赶快投身团的工作，一显身手。”为此，他甚至“有家也不肯回家住”，宁可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里。在工作中，他虽然也存在着“丢三落四、马马虎虎”的毛病，但聪明好学，头脑敏捷，工作热情高，善于分析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且有很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因而深得当时的领导刘力邦同志的欣赏。在这期间，他已经开始显露自己的文学特长：一九五○年秋天，就本区中学生的暑假生活情况，他写给《北京日报》的一篇通讯稿被摘要采用，成为他“解放以后第一次给报纸投稿”被采用的文章。而最早从这件事中发现他的“文学才能”的，也是这位刘力邦同志，所以直到现在，王蒙仍然把刘力邦同志引为他的文学“知音”。
　　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中，王蒙借描写钱文等年轻的“职业革命者”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对自己在区团委做团的工作的那一段“美好的日子”，进行了深情的回忆：“拉一个布帘男女同志住在一间房子里；第一次生活检讨会上把自己批得千疮百孔，念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痛哭流涕”……在生活上实行的是供给制，享受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待遇。这种类似于清教徒式的区团委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是极为平凡的也是极为琐碎的，有时甚至是极为刻板的和极端无聊的。但是，正是在处理这些平凡而琐碎的日常工作，在面对这些刻板的工作程序和某些无聊的生活现象，包括自己队伍内部和自身的问题和不足、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在这群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身上，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纯洁和忠诚、正直和勇敢、坚强和毅力。他们是一群执著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群极端的唯美主义者，他们希望、同时也相信这个世界是因他们、也会因他们而有一个新的开始，“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诗语），都因革命而得到了“更生”，都变成了从革命的烈火中、从旧世界的死灰中腾空而起的新鲜而华美的凤凰。
　　
　　第三章“青春万岁”
　　
　　一
　　
　　在解放后的短短几年间，从王蒙在政治上的不断进步和工作职务上的不断上升的趋势看，他完全有可能走上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生活道路，实现他“做一个职业革命家”的人生理想。事实上，他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止高中阶段的学习、离开学校，专职从事各级团的工作，就已经是一个年轻的“职业革命家”了。但孰知冥冥中孽缘未了，最终还是放弃了“职业革命家”的人生目标，走上了一条文学创作的道路。
　　说到底，这一段孽缘仍然是与王蒙在这期间的“职业革命家”生涯有关。世界上任何形式的革命，都不会旷日持久地永远“革”下去，历史也不是士兵的队列操练，永远处在不停顿的“转变”之中，革命在高潮过后，便要像海水一样地退潮，社会于是进入到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革命的结果，是让王蒙走出了冰冷的旧家和一己的天地，将自己汇入到一个巨大的群体和时代的洪流，这已属生逢其时，是难得的一种幸运。革命又让他的激情、理想和才能，得到了尽情的发挥，也现实地或潜在地满足了他对于光荣和梦想包括友谊和爱情的渴望，使庸常人生充满了一种浪漫气息，这又不是人人都能遭遇的一种人生境界。所以，革命胜利后的王蒙，不仅没有丝毫的失落感和幻灭感，相反，却充满了一种胜利者和主人公的自豪感；不仅没有丝毫的失望和怀疑，相反，却对革命的发展和革命的前途满怀坚定的信念。更为重要的是，像王蒙这一代革命者，不但在参加革命前后，都接受过一种有关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和知识启蒙，而且对自己投身其中的革命的性质和意义，都有比较明确而自觉的意识，对这场革命给中国社会已经带来的历史性巨变，也都有一些切身的体验，这样，他们对革命胜利的感受，也就不完全是凭借身体力行和耳闻目睹，而是同时还有着革命理论和历史知识作为背景和基础。王蒙在回忆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参加过的那些标志着革命胜利的国庆游行的情景时说：
　　我们本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本来是“东亚病夫”，本来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本来是男人的长辫、女人的小脚、叉麻将的官员和抽鸦片的兵将……我们充满了悲愤，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去“向着法西斯蒂开火”，去迎接黎明。……多少先人望枯了双眼，多少烈士梦断了魂魄，终于，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摧枯拉朽的进军中，在秧歌和腰鼓声中到来了，中国的上空，从此永远是“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到处是飘扬的五星红旗，到处是和时间赛跑的工农，是最可爱的人……而且有游行。在一盘散沙、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废墟上，巨人般的新中国已经神速地挺起了腰！
　　只要不怀政治偏见，或刻意将极左年代的某些极端的政治表现归咎于整个革命，你就不能不承认，王蒙的这一段类似于台阁体颂词的回忆文字，虽然不过是用形象的语言诠译了毛泽东当年向全世界宣布的那句“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名言，但他对中国近代以后的屈辱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巨变所作的描述，毕竟是一种历史事实。王蒙有幸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并亲眼得见这一历史巨变所呈现的全部结果，他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喜悦和欢欣，乃至对未可预知的革命发展和革命前途充满坚定的信念，都是以这样的历史事实为基础的，都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情感，而不纯粹是一己的“私情”（即后来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这与鲁迅当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的感受和心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王蒙的这种感受固然是那个新旧转变的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感受，他的这种感情也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感情。但以这种感受作基础、为这种感情所支配，眼见的就只能是一体的光明，所持的也就只有一味的自信；不仅鲁迅式的“怀疑”没有立足之地，甚至连这感受和感情的程度，也不会稍打折扣。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这是王蒙这一代人的幸运，但作为一个“智识者”，在这幸运之中，又似乎隐伏了未来的不幸。革命胜利了，时代日进，社会日新，自然无须“失望”，更何谈“颓唐”，所以鲁迅眼见的那种“不过如此”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但革命就是那种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吗？后来的事实表明：那也未必。因此，对革命的变异，尤其是对假革命之名复现的“旧物”，依旧要保持一点鲁迅式的“怀疑”。因为有了这“怀疑”，才不会轻信和盲从，才会保持一点思想和行动的“独立”。鲁迅那一代“智识者”的不幸，是遭遇黑暗，无论怎样折腾，社会的黑暗依旧，所以就生出了许多深刻的怀疑和尖锐的批判。王蒙这一代“智识者”的幸运，则是欣逢光明，既然黑暗已经过去，光明照耀大地，自然就容易忽略地上的死角和阳光下的阴影。事实上，在王蒙开始写作他的那部歌颂光明、赞美青春的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的时候，这地上的死角和阳光下的阴影，就已经存在，只不过他那时要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所有的日子”，而将这些死角和阴影忽略不计罢了。或者，他也看到了这些死角和阴影，却将它们全然归结为腐朽的旧制度和黑暗的旧社会的残余，并没有意识到，即使是“残余”，那也是借革命的肌体得以存活和再生的。他后来的那部“重写五十年代历史”的《恋爱的季节》，在涉笔这些死角和阴影的时候，就不全是如此。这部作品虽然也写了旧制度和旧社会的残余，但更多的却是革命自身已然发生的变异，或借革命的躯体、假革命之名存活和再生的“旧物”。这当然是要说的“后话”，当时的王蒙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写《青春万岁》的时候，他刻意要做的是：洗尽黑暗的底色，为革命留下青春的靓影。
　　
　　半个世纪以后，王蒙在追忆《青春万岁》的创作初衷时，曾不无感慨地说：
　　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学生生活在新旧交替的大变化、大发展时期，生活在我们共和国的童年，大家都充满了希望、朝气、信念，大家都相信从这一代人起将会过一种全新的、无私的、非常光明美满的生活，我们需要清洗的，只是旧社会残留下来的污垢，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种清洗未必比做几次大扫除更困难。
　　所以我要写《青春万岁》，我要让人们知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怎样生活、思索、学习、激动过的，我们曾经万分珍爱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新中国，我们的党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曾经万分珍爱青春和友谊，我们曾经都愿意使自己变得更完美些也更高尚些。
　　生活是美好的，这是《青春万岁》的主旋律，也是我至今的许多作品的主旋律，虽然我也经历过坎坷、挫折，虽然我已经深深知道了生活里不仅有盛开的鲜花与洒满阳光的道路，而且也有许多黑云迷雾、凄风苦雨。
　　
　　二
　　
　　对革命的胜利欢欣鼓舞、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的王蒙，在这个时候，也不是完全没有他的担忧。他有一种“预感”：“眼看着我所熟悉的那批从地下时期就参加了人民革命运动的‘少共布尔什维克’也都转向了和平建设时期的文化科学与各门业务的攻关学习，我预感到了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结束与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我怀恋革命运动中的慷慨激越、神圣庄严，我欢呼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绚丽多彩、蓬勃兴旺，我注视着历史转变当中生活与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与大千信息，我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旧社会的土崩瓦解、解放的欢欣、解放初期的民主改革与随后的经济建设的高潮的一代少年——青年人感到无比幸福与充实，我以为这一切是不会再原封不动地重现了。”王蒙的这一种看历史的方法，自然是一种进化论的眼光，而且是一种革命的历史进化论，但历史既要进化，就免不了要有所淘汰，有所分化，鲁迅曾有感于“五·四”过后，《新青年》团体的“散掉”：“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这“散掉”的结果，使鲁迅颇感寂寞和孤独，他既自觉“战斗的意气”“冷得不少”，“是很不好的”，却又不知道“新的战友在哪里” ，于是，只好在“寂寞新文苑”和“平安旧战场”之间“荷戟”“彷徨”了。
　　王蒙在革命转变年代的心态和处境，却不是这样。尽管他的“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也发生了分化，但无论是“高升”，是“退隐”，还是继续“前进”，在他看来，都是在革命斗争当中，尤其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和革命转变时期，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正如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可能由这一个阵地转移到那一个阵地，或战斗结束之后由前方转向后方一样。无论怎么转移和变化，大家还是“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所以也就无须寻找“新的战友”，更没有散兵游勇、“布不成阵”的感觉。相反，他这时却感到自己已被融入了一个更大的战斗群体，一种新的、更加壮阔、也更加激动人心的战斗生活，正在向他发出深情的召唤。他为此而感到从来未有过的充实，也为此而感到从来未有过的坚定。革命的转变和时代的变迁，对鲁迅那一代人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倒退，一次又一次的断裂，而对王蒙这一代人来说，则是一个完整的持续不断的呈梯级上升的历史过程。置身于这个历史过程之中，也就无须像鲁迅那样，承担那么多的寂寞和孤独、彷徨和苦闷、虚妄和绝望，只管随着革命的步子前进，沿着革命的阶梯上升就是了。
　　话虽如此，在这转变的途中，王蒙既不能重操旧业，再去干他的“地下”工作，新的工作对象又都各自坐稳了“自己的座位”，埋头向文化、科学进军，甚至连当年“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也都在学习建设新中国的本领。如果不适应这个转变，跟上革命前进的步伐，王蒙就要由一个革命的少年先锋战士，变成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了。在这样的时刻，他不能不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出新的选择。王蒙向来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充满自信，也为自己“既喜欢文科也喜欢理科”、文理科成绩都好而颇感欣慰和自豪。“有感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的大好形势”，国家急需新的建设人才，他决定继续他因革命而中断了的学业，“申请去考大学”，“学土木建筑”，“到建设第一线去”。他甚至找来了高中各科课本，开始“自学”、复习。王蒙那时大约也读过苏联作家写的反映建筑工地生活的文学作品，深深为工地、脚手架、卷扬机与搅拌机所“吸引”，“对建筑工地充满神往”之情。也许是王蒙在这期间干团的工作确实干得出色，一时无人能够替代他的位置，也许领导觉得他压根儿就是一块干团的工作的材料，希望他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发展”，也许还有其他政策、规定之类的原因，总之王蒙的这一“申请”未获批准。“到第一线搞建设的愿望无法实现，小小年纪的我产生了一种开辟新战线的跃跃欲试的情绪。”
　　我不知道王蒙在这次“开辟”人生“新战线”的选择中，是否经验过某种挫折感和失望感，是否有过某种“情绪波动”和“思想斗争”。面对他今天在回忆此事时的几个客观的也是刻板的陈述句：“我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于是我决定写小说”等等，我实在很难想象王蒙当年也有如此的“客观”和平静。我想，他一定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为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尤其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的大好形势”所鼓舞、所激励，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于是决定投身到这个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大潮之中，做一个有用的栋梁之材。就像当年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投身革命一样。他后来的回忆也证明了，他当时就“相信自己应该有更大的学问，更高的能力，更精彩的成果，更宏伟的成就”。更何况他们区的一个团员杨建忠，后来改名叫蓝翎的青年，因为与李希凡合写的一篇挑战红学权威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重视，一举成名，也令他“心潮澎湃”、“艳羡”不已。这样，他一定是鼓足了勇气，充满了信心，向领导和上级组织或主管部门提出了报考大学的申请。在等待批准的日子，他一定不时地按捺住自己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在工作之余为即将参加的高考做各种应试的准备；在夜深人静之际，想象着自己在未来的日子为获取文化、科学知识而“攻关学习”，毕业之后像苏联小说中穿着工装的年轻工程师那样，奔走在沸腾的建筑工地上的情景——或许，在这当中，还有一位同样穿着工装的年轻漂亮的姑娘呢！……所有这一切，怎么不叫他浮想联翩、心驰神往！然而，等待的最后结果，却是“没有被批准”。即使是在那个十分强调组织观念、服从革命需要的年代，这个结果，对王蒙这样满怀热情和希望的年轻干部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想，王蒙在今天回忆这段往事时，似乎无须掩饰这个“打击”在他的心理和情绪上所引起的反应，但从他的那些客观而冷静的回忆文字看，这个结果当年又似乎真的没有让他感到不可理解、难以接受，或因此而产生抵触情绪、灰心丧气。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表现显然不是因为麻木和绝对服从，也不是需要回避或故作姿态，即不是因为人格倾斜或人格面具所致，而是因为，这种被抑制的欲望，已经因为“产生了一种开辟新战线”的情绪，而内在地发生了转移，在下意识深处，被转换成了另一种心理能量，结果竟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使这种被抑制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就在这时候，那个“诱人而又折磨人的文学之梦”，乘虚而入，在冥冥中向王蒙发出了遥远而朦胧的呼唤。他在《译文》上读到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一篇文章《谈作家的工作》，文字如诗如歌，“把文学创作的美丽与神奇写得出神入化，他嘲笑那些文学教条主义教师爷主义入木三分，他的文章让我感动得喘不过气。”
　　
　　原来作家的工作是这样美好，创造，构思，风格，设计，夸张，灵感，激情，个性，想象，神秘，虚构，朦胧……所有这些平常要慎之又慎的用语，对于文学都是最最起码的素质。如果你从事文学，如果你在文学上有所作为，你就整天是创造和灵感，神秘和想象了。再往高处要求呢？文学是真正的永远。文学比事业还要永久。谁那么清晰那么缅怀汉唐皇帝的文韬武略？谁能为几千年前的一场战役或一个工程而激动不已？谁又能不为楚辞、乐府、汉赋、唐诗而拍案叫绝？什么都怕时间，除了文学。
　　突然，一个想法像闪电一样照得我目眩神迷：如果王蒙写一部小说？长篇小说，长篇小说……
　　
　　三
　　
　　一九五三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在离北新桥不远的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楼里，当时担任共青团的干部的十九岁的我，怀着一种隐秘的激情，关好那间办公室兼宿舍的终年不见太阳的小屋的门，在灯下，在一叠无格的白片艳纸上，开始写下了一行又一行字。旁边，摆着各种工作卷宗，没有写完的汇报、总结，如果有人敲门，我准备随手把一分（份）汇报草稿压在白片艳纸上，做出一副正在连夜写工作材料的样子。
　　这是王蒙决定“开辟”人生“新战线”后，提笔写作他的长篇处女作、也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处女作《青春万岁》时的实际情形。这一“隐秘”，除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女友崔瑞芳，他当时没有告诉任何人。这种“隐秘”心理，可以有如下几种解释：一是怕别人说自己不安心或影响本职工作，事实上王蒙后来真的为此事失去了一次提级的机会；二是初学写作的“激动”、“恐惧”和“羞怯”，也包含有害怕失败、遭人耻笑的心理；三是对这件事情的“神圣”性和“庄严”性的意识：“我意识到这是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的一生命运的事情。我觉得神圣，觉得庄严，深知自己是在努力把美好的、却也是稍纵即逝的生活记录下来，是在给热烈的、难以把握的激情赋以固定的形式。”在“参加高考”、“到建设第一线去”的理想没有实现之后，王蒙就是怀着这种“隐秘”心理，在这种“隐秘”状态下，实现自己的“隐秘”的愿望的。
　　按说，以文学的形式释放这种被现实的力量所抑制的心理欲望，既然是对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某种愿望和要求的一种精神补偿，作为一种替代物，这样的文学创作就应当是对这种无法满足的愿望和要求、包括在这种愿望和要求中包含的激情和理想、意志和力量的一种对应的虚构和想象。虽然精神分析理论并没有在被压抑的欲望和想象性的满足之间构造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在诸如“恋父”、“恋母”情结等欲望原型和相应的艺术表现之间，事实上仍然存在着一种意念上和形式上的相互关联性。以此类推，王蒙想通过学习建筑专业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在这种愿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之后，转向文学创作，在文学创作中按理就应该张开想象的翅膀，或通过“深入生活”，去想象、虚构和反映有关建筑工地、至少是广义的经济建设方面的生活景象，正如在这一时期许多反映“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的“新的人民的文艺”作品那样。更何况，早在一九四九年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就已经向文艺界发出了明确的号召：“现在全国革命已取得基本胜利，中国正迈入一个广泛从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继续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并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更多地更好地来反映这个斗争和建设。”王蒙虽然当时还不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但却不可能没有学习周扬在文代会上的这个重要的报告，当他提笔写作，立志做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时候，不可能不想起、也不可能不响应周扬的这个实际上已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的普遍共识并为之努力实践的重要号召。然而，年轻的王蒙似乎在提笔创作之初，从一开始就“背离”了这个“大的方向”。他不但没有像这个新旧转变时期的大多数作家那样，或驾轻就熟、顺理成章，或跌跌绊绊、勉为其难地追踪生活前进的步伐，去表现和反映生活中已经出现的或将要出现的新的萌芽，像周扬在上述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时代的步子走得太快了，它已远远走在我们前头了，我们必须追上去。”相反，却产生了一种“怀旧的情绪”：“我非常怀念地下党的那些同志，那些在解放前后积极投入了革命斗争的青年人，那些热情地迎接解放，又热情地投入了建设新生活的青年人。”“我在欢呼中学生的新生活的同时，又十分怀念处在解放前后历史的大变革的风暴中的激越的年轻孩子，于是我决定写《青春万岁》。”就是在这种“怀旧的情绪”的支配下，他把关注生活的目光投向了那些即将逝去的岁月和人们，也包括他自己即将逝去的年华和青春。
　　当然，你也可以说，王蒙在这儿所怀的“旧”，不过是刚刚过去的一段斗争岁月（解放前夕的“地下”斗争时期），有的甚至就是正在行进中的当下生活进程本身（五十年代初中学生的生活和人生），大体上仍然是属于“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的范畴。更何况周扬在上述文代会上同样也讲过，用文学“记录”已经结束的抗日战争和将要结束的解放战争，“现在正是时候”，所以，王蒙的这点“怀旧的情绪”，也有它的理论依据。但是，如果深入探究一下在王蒙的这种“怀旧的情绪”背后隐含的一些深层的心理因素的话，你就会发现，王蒙的这种“怀旧的情绪”，毕竟深深地打上了他个人的精神印记。如前所述，王蒙从小对事物就敏于感受，因为敏感，所以颇多“感伤”，尤其是时间的流逝，季节的转换，草木的枯荣，更容易引发他许多莫名的忧郁和感慨。如果说这样的感伤，还只是一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年尚未完全成熟的脆弱心理的自然流露的话，那么，在经历了解放前夕的“地下”斗争和解放初期的历史巨变之后，当他再一次面临着一种新的历史转换和人生抉择的时候，他感到即将过去的那一代青年人，“是难以重复地再现了”，过去了的一切，也“是不会再原封不动地重现的”，因而决定“要表现他们、描写他们”，用文学“把这样的生活和人记录下来”，就不是“为赋新辞强说愁”，而是有其实在的生活内容和人生感受作基础的。更何况，在这些即将逝去的岁月和人们当中，不但留下了他自己青春年华的足迹，而且也有他在寂寞而单调的童年所未曾经验过的那种激情和冲动、热烈和亢奋、紧张和神秘的丰富多彩的人生体验。这些，对王蒙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都是值得珍惜的。至少，他是不愿看到它就这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地消失的。王蒙曾把他的这种感受，归结为对新旧转变的时代的一种历史意识，和对流逝的时光的一种时间意识，说他害怕因“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结束与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而使美好的岁月和人生难再，也害怕因“时光流逝，当人们成熟起来的时候，当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和学识的时候，人们有可能失去年轻人身上的一些极可宝贵的东西” ，因而执意要留住逝去的岁月。但究其实，他的这种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的深刻的心理根源，仍在于他害怕失去在他的整个童年时代所未曾拥有但革命却给了他的那一切人生的经历和体验！当然，在这一次新的历史转换和人生抉择中，因“同一战阵中的伙伴”的“散去”，和未遂“参加高考”、“到建设第一线去”的心愿，难免留下的孤独和失落，也会激起他对于过去的岁月和人、事的留恋与怀念。所有这一切，都使《青春万岁》的创作动机带有极为浓厚的个体心理补偿的性质。
　　用今天的话说，王蒙当年的这种心态，是一种典型的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从常识的角度看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了的一切，自然不会再度出现，过去存在过的人、事，到后来也都要发生改变。但问题是，如果他们在过去年代的革命斗争中所创造的那些社会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殆尽，或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改变了性质的话，那他们这些在过去年代创造了这些意义和价值并因此而显示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人们，就难免要变成一堆无意义、无价值的空壳，或因为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变异而变得身份可疑或含混不清。正因为如此，所以王蒙必须把他在心目中所珍视的、但在现实中却无法挽留的“青春”，通过文学创作这种创造性想象的方式，再次植入一个更大的也是更有生命力的实体，借助这个实体的力量，使之超越现实的时空，得到历史的延续。王蒙说：“‘青春万岁’，不仅是指一代人的青年时期，而且是指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凯歌行进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干部和人民将永葆的精神的青春！”就是这个意思。为此，王蒙在创作中尽可能地“编织”所有的“日子”，包括过去了的“日子”和即将到来的“日子”，以及正在行进中的“日子”：“生活是以‘日子’的形式展现在我的眼前，以‘日子’的形式敲打着我的心灵、激发着我的写作的愿望的。”“时间是生活的一个要素，是生活最吸引我的一个方面。” 他要把这些“日子”“编织”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历史的链条，以此来系牢过去的岁月，拴住逝去的青春，使他所珍视的那些社会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都有所附丽。这种通过“编织”“日子”的方式（或曰编年史的方式）留住历史（或曰“反思”历史），此后甚至成了王蒙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当由《青春万岁》的创作肇其始。
　　
　　
　　
　　四
　　
　　要用文学记录稍纵即逝的生活，给“热烈的、难以把握的激情以固定的形式”，谈何容易！所以，王蒙在写作《青春万岁》的过程中，最大的苦恼，便是找不到这个“固定的形式”：“最大的苦恼在于结构，而相反，种种情节片断、生活细节、情绪抒发、人物性格、生活场景，写起来似乎倒还自然而且丰富。可是，怎么把这些片片断断的东西联结在一起呢？仅仅在纸上画结构表就画了不知多少次，越画越觉得千头万绪，头昏脑涨，脑袋简直要爆炸。”年轻的王蒙对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写作能力，是非常自负的，加上忙于实际工作，一心想做一个“职业革命家”，对“开辟”文学创作这个人生“新战线”，其实事先并无多少准备。一九五五年春天，在听取文学评论家萧殷关于《青春万岁》的修改意见的时候，萧殷送给他一本与青年习作者谈创作的“小册子”。在此之前，“他从来没看过这一类的书”，为了走“自己的路”，不受他人影响，他甚至有意避开当前的文学杂志，也“从来没有读过一期《人民文学》”，即使是在写作《青春万岁》前后，“五三年以来，狂热地读起古今中外的大量名著”，进行了一番填鸭式的恶补，那也是临时抱佛脚，对解决作品的结构问题，似乎依旧“无济于事”。
　　只有在动笔以后才知道写一部书有多么伟大、艰难、捉襟见肘、黔驴技穷、殚精竭虑、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你要考虑人物，你要考虑人物间的关系。你要考虑事件。你要考虑天气、场景、背景、道具、声响、树木、花草、虫鱼、日光和月光，朝霞和夕照，一年四季，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是非功过……
　　而且你东想西想，一分钟一个主意，你徘徊犹豫，时刻站在十字路口。任何一段都有几十种可能的选择，每一句话都有几十种上百种说法，每一个标点符号你也可以想上一次两次八次十八次……这是多么恐怖，多么伤神撕肺！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为《青春万岁》的结构而苦恼、而左冲右撞、不得要领的时候”，王蒙去当时的中苏友协文化馆听了一次唱片音乐会。从交响乐的结构中，他深受启发：“我所向往的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应是这样的呀，引子、主题，和声，第二主题，冲突，呈示和再现，一把小提琴如诉如慕，好像是某个人物的心理抒情。小提琴齐奏开始了，好像是一个欢乐的群众场面。鼓点和打击乐，低沉的巴松，这是另一条干扰和破坏书中的年轻人物的生活的线索，一条反抒情线索的出现。竖琴过门，这是风景描写。突然的休止符，这是情节的急转直下。大提琴，这是一个老人的出场……”王蒙“悟到了”：“小说的结构也应该是这样，既分散又统一，既多样又和谐。有时候有主有次，有时候互相冲击、互相纠缠、难解难分。有时候突然变了调、换了乐器，好像是天外飞来的另一个声音。”得到了这样的启示，王蒙就可以放心大胆、随心所欲地“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去“编织”那些“转眼过去了的”“单纯、“多变”、“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去“召集”那些曾经在一起共同生活、并肩战斗的“同一战阵中的伙伴”；去“掇拾”那些踏雪“行军”、冒雨“踏青”、冷静“深思”、热烈“争论”、放声“歌笑”、纵情“欢舞”的难忘的生活细节和场面。王蒙本来无意于“集中写一个故事”，他所要反映的“这一角生活”，本来也没有什么“特殊事件”，他“要写的不是一个大故事而是生活，是生活中的许多小故事。”因而这样的结构无疑给了他极大的创造的灵动和自由。同时，也因为对音乐结构的这种创造性的转换，进一步激活了他对于音乐的爱好和悟性，也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文学的音乐性的体验和追求。此后，在他的创作中，音乐，或作为作品的一个情节片断，或作为作品中的人物的一种情趣和修养，或作为特定情境中一种情感和情绪的表现，甚或作为整个作品叙事的节奏、旋律乃至气氛和基调，总之是，音乐这个神秘而又美丽的幽灵，就常常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在他的笔下徘徊，在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变幻着摇曳多姿的身影，成了他的创作活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他后来回忆他与音乐的关系、总结他对文学的音乐性的追求时说：“从整体来说，我在写作中追求音乐，音乐的节奏性与旋律性，音乐的诚挚的美，音乐的结构手法。”“音乐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的作品的一部分。有时候是我的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头等重要的部分。”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往往是歪打正着，王蒙在他读过的古今中外的小说中，没有找到《青春万岁》的结构的摹本，却意外地从交响乐中得到了有关小说结构的感悟和启示。这种感悟和启示的获得，自然不能完全归结为一时的心血来潮和灵感突发，而是与王蒙开始写作时的那种带着一点“少年人的狂妄劲儿”的艺术追求一拍即合：“我希望我写得与众不同：生活气息、诗情、哲理……我企图打破那种以一个贯穿的戏剧性的故事来结构全篇的惯常的写法。”交响乐的结构无疑是他实现这种艺术“企图”的最恰当的表达方式。这种散文化的音乐结构，同时也便于感情的抒发，适时地满足了王蒙在创作中对“激情叙事”的渴求。他后来回忆《青春万岁》的写作时说：“在开始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初稿写作的时候，我刚满十九岁，十九岁当然是一个抒情的年岁，一写起来，我就充满青春和革命的激情，我觉得，我是在写一首诗。”青春、激情、音乐和诗，这些要素集中凝聚于王蒙的这部长篇习作，就使得这部作品无意间成就了被今天的学者称之为“青春叙事”或“青春文体”的主要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种文学规范正在确立之中，虽然此前也有一个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解放区文学在起着导向作用，但毕竟不像后来那样归于一律和尊于一统，尤其是在具体的文学表现方法和技巧的层面，相对显得比较自由和开放。这期间长、中、短篇小说叙事中出现的诗化和散文化倾向，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这种创作现象和这样的“青春文体”，在此后的二十余年，再没有出现，王蒙的这部在艺术上还十分稚嫩的长篇处女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竟从出现之日，就成了“绝唱”！
　　
　　五
　　
　　从“一九五三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开始，到一九五四年底，《青春万岁》的创作历时一年。完成后，王蒙把书稿交给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潘之汀。潘之汀看了以后，给他写了一封信，称赞了他的文学“才华”，并把他的书稿转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等待出版社的“裁决”期间，王蒙的心情的焦虑和忐忑不安，是可以想见的：“我曾经几度骑着自行车走过北京十二条老君堂，走过这家出版社的大门，以敬畏的心情看着在门口出出进进的戴眼镜的与虽不戴眼镜但显然是极有学问的编辑老师们，他们对我的稿子会说些什么呢？我极力揣测，也揣摩不透。”对这些“戴着深度眼镜、微驼着背、斯斯文文、说话带南方口音而且满嘴的‘题材’呀、‘提炼’呀、‘主线’呀、‘冲突’呀的编辑”，王蒙是“怀有一种敬畏之感的”。
　　终于，“差不多一年之后”，等到了一九五五年的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负责人（副主任）吴小武（即作家萧也牧）约他去谈书稿，地点却是在老资格的革命作家也是文学评论家萧殷的家里。也许因为萧殷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负责青年作家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同时又担负着以培养青年作家为己任的文讲所的负责人（副所长）的职务，所以，萧也牧也把王蒙的这部书稿转给萧殷看过了，这样，这次约见，虽是以出版社的名义与他谈书稿，实际上是听取萧殷对书稿的阅读意见。根据王蒙后来的回忆，萧殷对他的作品虽然也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他用王蒙至少有百分之十听不懂的广东味的普通话半是“欣慰”半是“叹息”地说：“看了你的作品，叫人感动……虽然片片断断，但是发光……”“它零零散散，但却能吸引我读下去。”但听得出来，在萧殷的这种断断续续的肯定中，显然也有一些保留意见，尤其是对王蒙颇为得意的“片片断断”、“零零散散”的音乐化的结构，似乎略有微词：“关键问题在于主线……”但恰恰是这个“主线”问题，既让王蒙“神往”，又使他十分“气馁”：“主线这个词儿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伟大神秘、令我神往又令我气馁的小说主线啊，我到哪里去找你？”
　　
　　尽管如此，王蒙对萧也牧安排的这次会见还是心存感激的，毕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第一次会见一位知名编辑和一位资深作家！他甚至把这次会见称作是：“文学的殿堂向我打开了它的第一道门，文学的神祇物化为一个和颜悦色的小老头，他慈祥地向我微笑，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只是萧也牧在经历过一九五一年文艺界对他的“创作倾向”的批判之后，显然还没有缓过劲来，座间不免显得有些“沉默”，谈起创作问题，也是“用一种深知个中甘苦的、带有几分悲凉的口气”。经过这次会见之后，王蒙不但成了萧殷家的“座上客”，从萧殷那儿，听取了有关《青春万岁》的修改问题的“许多指点和鼓励”，为此，萧殷还通过中国作协为王蒙请到了半年创作假，让他安下心来修改作品，而且，从此也与萧也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王蒙被划为“右派”远赴新疆前夕，同是“戴帽”之身的萧也牧，仍不避嫌疑，登门“惜别”，借车送行。王蒙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称萧也牧是“一个甘于沉默的人”，说他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提出了‘甘于沉默’的口号”。但“他‘沉默’着，却发现了、又帮助了那么多作家，使那么多作家得以引吭高歌，声震云霄！” 只是他到死都未能看到被他“发现”的和受他“帮助”的王蒙的这部长篇处女作的出版，到底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点难以弥补的遗憾。
　　《青春万岁》尽管经过了一年的修改，但定稿之后的发表和出版，依然费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周折。初稿的清样打出后，虽然在上海的《文汇报》和《北京日报》上连载或选载过其中的章节，尤其是《文汇报》的浦熙修和梅朵，为此颇费心力。但这部作品当年在定稿之后，终究只发表了这部分章节。其间在一九六二年曾有过一次出版付印的希望，又因时运不济而“再次搁浅”。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八年，才“重新提出了这部书的出版问题”，终于在一九七九年秋天得以正式出版，距王蒙在一九五三年秋天动笔写作这部小说，已二十又六载矣！王蒙说，“它出版的时候我已经不那么激动了”，甚至连等待这部书出版的耐心也已到了“根本不予等待”的程度了。对比当年王蒙“怀着一种隐秘的激情”写作《青春万岁》时的心境，其中所包含的人生况味，真是一言难尽！
　　
　　第四章“恋爱的季节”
　　
　　一
　　
　　二○○○年秋天，我和妻子在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休假。某个傍晚，我们出门散步，走出我们住的那栋楼的大门，迎面就看到楼前空场上的一棵枝叶婆娑的大板栗树下，坐着一位衣着朴素的妇女。看那神情，似在纳凉，但又似乎是在向远处的目标眺望；似心不旁骛，但身边的一切，又似乎全在她的视听之中。那气定神闲的样子，很自然地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往后的日子，在这棵板栗树下，我们便经常见到这位衣着朴素的妇女，有时候，也有她的孙子和丈夫——正准备下海游泳的作家王蒙。
　　我在《王蒙文集》和崔瑞芳写的书，包括最新的自传《半生多事》中，见到过几张崔瑞芳与王蒙恋爱和结婚前后的照片。那些照片给我的深刻印象，除了那个特定年代的审美趣味的烙印外，就是崔瑞芳从长相到神态都未完全脱尽孩子气的形象。王蒙当年在一篇与他和崔瑞芳的爱情有关的短篇小说《春节》中，是这样描写书中的一位名叫沈如红的女主人公的：“她的脸形，穿的衣服，都特别像小孩子。如果打上红领巾，和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睒一睒，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她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虽然这个睒眼睛的细节是源自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对娜斯嘉的形象描写，但就总体形象而言，我想，这个沈如红就应该是以王蒙当年对崔瑞芳的印象为原型的。无独有偶，半个世纪以后，在崔瑞芳的回忆中，最初走进她的视野的王蒙，也是这样的一副“孩子”模样：“远远地只见一个男孩，身穿一件不合体的过长的灰色棉袄，小小的脸庞上托着一副淡黄色边（近乎白色）的圆圆的眼镜，直奔我们的宿舍。”
　　用今天的一个颇带港台味的用语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和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或这样的一个“男生”和这样的一个“女生”），在那样的一个充满了孩子气的年代，不意间走到一起来了。然后，便是半个世纪“风雨无阻”的人生旅程：“幼稚无知在一起，成熟入世在一起；苦在一起，乐在一起；好在一起，坏在一起……”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你确证了我，我确证了你——这就是王蒙为之骄傲的他与崔瑞芳之间的爱情：
　　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憾事，人间没有比爱情和文学的成功更令人骄傲的了，我是一个幸运者。
　　我平生最得意的两件事，一是爱情的成功；二是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王蒙眼里，是一个“恋爱的季节”：“每一天都是盛大的节日！是胜利的季节，是青春的季节，也是恋爱的季节！共产党来了，恋爱的季节开始了！第一次听到周围的同志讲到自己的爱情，连悲伤也那样甜蜜，连‘背叛’也那样光明！”这不仅是他写在他的那部以《恋爱的季节》为名的小说中的文学语句，同时，也是他在这期间实实在在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
　　王蒙和崔瑞芳“相识”在一九五○年夏季，这时候的王蒙正在东四区团区委做中学团的工作，崔瑞芳则是他的直接工作对象——正在北京女二中读书的学生干部。如同王蒙一样，崔瑞芳也算得上一个“少共布尔什维克”，她一九四七年就是“地下盟员”，一九四九年夏入党，担任过女二中首届少先队大队长、学生会主席。崔瑞芳在回忆中是这样描写王蒙当年与他的工作对象之间的关系的：
　　那两年，王蒙联系中学的工作更密切了。他是他们的同龄人。他有满腔的工作热情。他结识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中学生：有的是埋头读书的男学生，有的是欢蹦乱跳的女学生；有的是勤奋用功、胸怀远大志向的才子，也有的是能说会道的佳人；有的是才识卓越、性情温和的有志者，也有的是善解人意、性格开朗的公关活动家……他爱他们所爱，恨他们所恨，跟他们有同样的向往、追求，有同样的喜怒哀乐。他在他们中间，不仅是打成一片，甚至是纠缠在一起。
　　因此，在他的工作对象中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几乎成了王蒙的爱情追求的一个温柔的宿命。当然，他与崔瑞芳的恋爱，也并非我们在这类小说或电影中看到的，在两人共同完成一项工作任务，或在长期的工作接触中，渐渐地由同志之情或战友之情发展而来的一种爱情，而是源于两颗年轻的心灵之间发生的一种微妙的心理感应。这种心理感应，在王蒙一方，是那样真切自然，形同真实的人生经验，以至于一九五○年夏天，在团区委召开的一次学生干部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崔瑞芳的时候，就表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并且认定见面的时间、地点，是在哪一年春天北海公园前门的一株大柳树下。在崔瑞芳一方，虽然也有所触动，却又难免满腹狐疑：即使是自己真的在这一年春天游过北海公园，从公园前门的一株大柳树下走过，但此前二人并不相识，又何来见面的印象？
　　五十年代初期，对王蒙来说，不但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同时，也是一个创造的季节，事实上，在他决意“开辟”人生“新战线”、着手《青春万岁》的创作之前，因为环境和性格的原因，他从小就养成的那种“耽于想象”、“喜好幻想”的习性，就已经把他的整个情思都导入了一种“前创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会把他因为某种希冀和欲望的驱使，在想象和幻想中出现的事物，与现实中的人、事混为一谈，使之完全等同于一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更何况王蒙自己就曾对崔瑞芳说过，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把一个女电影演员作为他理想中的爱人，可见对爱情的渴望在王蒙的潜意识中萌发之早、潜藏之深。当这种“无形”的心理渴望，一旦被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赋予一个相应的形象之后，这种内在的渴望，也就被现实地“物化”或“对象化”了。一九五○年夏天的崔瑞芳，无意间就成了渴望爱情的王蒙眼里这样的一个似曾相识的“对象”。
　　
　　无论如何，一九五○年夏天的这次“相识”，对崔瑞芳来说，是既感“亲切”，又觉“滑稽”。感到“亲切”的是对方对自己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感到“滑稽”甚至难免尴尬的是，此前两人并不相识，这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又从何而来。就是在这种矛盾状态中，基于一个少女所特有的敏感，她已经从这个“个头不高”，穿着一件“式样太旧，又不合体”的白衬衫，“一张瘦瘦长长的脸”，“在高高的鼻梁上架起一副镜片小而又圆的眼镜”的团区委的年轻干部的眼里，感到了一种异样的关注：“他很忙活，由于天热，汗水模糊了镜片，他边擦眼镜边记录。而这张很庄重、严肃的面孔，还不时要望望我。”
　　老天好像有意在成全这对年轻人，这年寒假，崔瑞芳被临时调到中共东四区委协助当时正在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报到那天，正碰上在同一个大门里办公的王蒙，自然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对王蒙的这种一见如故的“见面熟”的习惯，因为有了上一次经验，崔瑞芳已不以为奇，相反，却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对人真热情”。这次巧遇，显然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相互印象，也加强了两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关注，爱情的火花不经意间就在这两颗年轻的心灵之间撞击出来了。以下，是崔瑞芳回忆这次相遇后，他们在某一次排队“打饭”时相互关注的细节：
　　沿着暖廊队伍还很长。我站在队伍里，抬头就望见王蒙已打好饭，正往前院走。他隔几步就回头往队伍中看看，这时他并没看见我。当他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时，我没料到，他并没有立即进去，而是把头大幅度地转过来，刚好我们的目光相撞了，他朝着我笑了笑才进屋。
　　不久，他追求了我。
　　有了“对象”的王蒙，对他的爱情目标的追求是不遗余力的。正如他一旦确定了文学创作的目标，就把他的所有经验和知识、智慧和才华都投入进去一样，在与崔瑞芳恋爱的过程中，也充分地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个性特点。只不过这种个性特点，在文学创作中，是通过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包括艺术的修辞和风格表现出来的，但在恋爱这门最能激发创造力的艺术中，尤其是在这门艺术的中心人物——作为恋爱对象的崔瑞芳面前，王蒙却无须任何情节和人物的中介，也无须任何修辞和风格的文饰，只需在他心目中的女神面前，敞开心灵的世界，尽心尽意地做一场赤裸裸的自我表演就是。王蒙后来回忆说，“当我想到崔瑞芳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呼啸和旋转。当我想到她与我都生活战斗在这一个大院里的时候我觉得十分温暖。我当然找得到一种适当的方式表达我的感情。我与她说话，我借给她书看，我找她散步，我给她写了极其美丽动人的信。”
　　在那样的一个崇尚理性、讲求规范的年代，王蒙在恋爱中的一些表现，已属别具一格，出人意表。比如，和崔瑞芳第一次约会，他竟捧着两只梨（“离”的谐音）在马路边上等着初恋的情人，见面后一个劲儿地让人家吃梨，自己也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又比如，和崔瑞芳一起在大街上漫步，离目的地还有两站地，崔瑞芳提议坐电车，他不同意。但当电车进站的时候，他却把崔瑞芳推上了电车，自己竟跟着电车跑完了这两站路。再比如，有一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从外面开会回来，当着正在同崔瑞芳一起工作的陈大姐，单独邀请崔瑞芳一个人出去散步（而且是第一次）。经过一个小跨院时，见那里有一副双杠，他腾地一下跃上去，晃悠了几下之后，又做向前翻，还要问崔瑞芳“你练吗？”“怎么样？”如此等等。在与崔瑞芳初恋的日子里，作为一个同时正在从事最初的创作活动的文学青年，王蒙已经表露出了他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中所惯有的个性和作风，这种个性和作风可以概括为：喜好表现，别出心裁，再加三分饶舌，一点卖弄。
　　
　　三
　　
　　毫无疑问，王蒙的初恋是一见钟情式的（至少在他这一方是如此），因而较之那个年代在他们这个人群中普遍流行的“组织关心”式的恋爱，更接近爱情的真谛，也有更高的成活率。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恋史仍然不是风平浪静的，仍然不能不经历所有的恋爱中人都必得以各种方式经历的“失恋”这个永恒的劫数。对于王蒙和崔瑞芳之间中断了一年之久的恋情，现存的文字记载，都没有说明原因，属于传主的这种个人隐私，即使是传记作者，原也不该详加查问。按照崔瑞芳的说法，他与王蒙在恋爱中一度发生过的“裂痕”和“悲伤的告别”，是因为自己的情绪的“多变”和“不稳定”：“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情绪极不稳定，时好时坏，一会儿阴天，一会儿晴天。”“我自己正处在多变的情绪下，我的心像海涛一般没有平静过。”王蒙后来回忆说：“芳情绪波动，没完没了，当然她只是个中学生，她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与我定下一切来呢？一会儿她对我极好，一会儿她说我不了解她，说是让过去的都永远过去吧，一会儿边说再见边祝福我取得更大的惊人的成就。”这显然不是问题的全部。在王蒙这一方，也可能还有与他“打成一片，甚至是纠缠在一起”的那些“欢蹦乱跳的女学生”、“能说会道的佳人”、“善解人意、性格开朗的公关活动家”所造成的情感上的误会和纠葛。以王蒙在这期间写作短篇小说《小豆儿》的那股“左劲儿”，和作为一个团的工作者所坚守的政治原则与立场，在那样的一个敏感而又多变的年代，也许还有某种政治的因素从中作祟，总之是，他们之间一度发生的这种关系上的“裂痕”，也让王蒙像他艳羡的那些“周围的同志”那样，着实经验了一回“光明”的“背叛” 和“甜蜜”的“悲伤”。
　　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王蒙和崔瑞芳“有一年时光中断了来往”，王蒙把这看做是他的“初恋的结束”，“初恋最美好。初恋常常不成功，这大体上仍然是对的。”就在王蒙与崔瑞芳“失去联系”、“中断了书信和往来”的一九五六年春节，王蒙创作了短篇小说《春节》。这是他在完成了《青春万岁》的创作后，继一九五五年《人民文学》第十一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小豆儿》之后的又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号的《文艺学习》杂志上。
　　尽管王蒙后来提到他在这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春节》时，并未把这篇小说与他的这段失恋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他说“我只是写一个青年人在过完舒舒服服的春节之后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他向往生活的更大的充实。”这篇小说原本是投给《新观察》杂志的，但该杂志的一位不知名的编辑在退稿的时候却附信说，作品虽写得“很有感情”，但“显得太散”，于是，王蒙在修改的过程中，“没费什么力就编了一个故事”，“改写了一下”，转而投给《文艺学习》杂志，“立即就发表出来了，反响还不错。”就这个在王蒙看来是“随手一编”“并没有多大新意”的“故事”，即作品的主体情节而言，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一个正在太原上学的大学生，春节回到北京，从中学时代结识的一位女附中的同学沈如红那儿，听到了许多中学时代的同学在各自的学习和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和优异成绩，也亲眼目睹了沈如红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深受孩子们的爱戴，因而按捺不住投入新的学习生活的激情，提前结束了假期，离家返校。诚如崔瑞芳所说，“这篇作品并不出色，原本不是他的什么了不起的著作，构思这篇小说的初衷和激发他一定要提笔写的由头，正是他本人在生活里有所触动，有所伤感，有所遐思。他原无意想通过创作、发表小说与我恢复关系。而他发表的这篇小说，却对我的感情的取舍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这种“扭转乾坤”的作用，究其实，却是源于一位文学编辑对一个叙事学细节的“创造性”的曲解和误读。
　　编撰一九五六年文学史实的文学史家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叙事学的学者，一定不要忽略如下的一个文学史的细节，或曰一桩叙事学的公案：王蒙的短篇小说《春节》本来是发表在北京出版的、属于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学习》杂志上，这期间的崔瑞芳因为与王蒙“失去联系”、“中断了书信和往来”，并未及时读到这篇作品，但由当时的中国作协山西分会主办的《火花》杂志的文学编辑，却先于崔瑞芳读到了这篇小说，因为小说中写到的“我”，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这位编辑同志便把属于作品主人公的“我”，与作为叙述人的作家本人，混为一谈，误认为作者王蒙也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结果是，这位惜才敬业的编辑同志还不辞劳苦地到太原工学院去找王蒙组稿，找不到他认定的会写小说的工科大学生王蒙后，便在校门口传达室的小黑板上留下寻人启事：寻找王蒙。于是便引起了意外地看到这则寻人启事的崔瑞芳的一番心灵的驿动：“三月末的一天上午，课间我来到了学校的前门庭院，忽然眼前一亮，黑板上显出‘王蒙’两个大字。我很奇怪，真是出乎意料。”等到她下课后，顾不上吃饭，一口气跑到解放路的新华书店，在阅览架上找到了当年三月号的《文艺学习》，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我看着看着不知怎的就沿着阅览架坐在了地上，一颗心激动得简直都快跳出来了。小说中的‘我’，不正是在呼唤着我吗？”
　　
　　如果是一个局外人今天来读这篇小说，会因为这个主体情节而忽略许多具体而微的细节描写，尤其是渗透在这些细节描写中的种种复杂而微妙的感情。崔瑞芳毕竟是个中人，却从中读出了别一番滋味，她说：“他在小说中表达的那种寻觅和失落，期待和梦想都不是偶然的，是只有我才能理解的。”
　　我从他写的《春节》中，又一次听到了他那亲切的声音，这小说简直就是专为我写的。话语听起来还是那么醇厚、诚挚，字字句句是那样的熟悉，每一句话无不在打动着我的心，这分明是在对我的呼唤。之所以说是亲切，是指他在这篇小说中用的第一人称“我”，偏偏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而那时我正在太原工学院学习。我想，这不正是在引起我的注目，在跟我说话？他没忘记我，他是如此地思恋着我，我被感动得泪流不止。全中国读过王蒙早期作品《春节》的人大概有不少，但能读出这么多东西来的人，可就只有我一个人了。于是我立即作出反应，火速给他写去了信，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从历史的长河来说是短暂的）时间差后，终于我们又恢复了旧情，连接起这两个等弧度的圆弧，完成了它的圆。
　　崔瑞芳后来说，这件事给她带来了一个读小说的重要“启事”：“小说给读者所带来的影响决非千篇一律,而是因人而异。说见仁见智未免太简单了，它的可塑性太大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世界，都有自己的敏感区。”读了上述文字，你也不能不惊叹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的深刻和高明，对《春节》的所有这些感受和理解，无一不是以同样处于失恋状态中的崔瑞芳的阅读“期待”和种种痛苦、愧悔、思念和渴望的感情为前提的，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期待视野”或先在的情感“图式”和理解的“结构”，因而都打上了崔瑞芳个人的烙印，带有极为强烈的主观色彩。就连崔瑞芳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也许就这篇小说给我带来的感情上的波澜而言，我纯属自作多情。” 但“当自我感觉膨胀时，异想天开，怎么想怎么觉得对，无法控制住自己。我仿佛从睡梦中忽然惊醒，天气那么晴朗，一切都变得那么亲切、美好、可爱，旧日的恋情，悠然在心中荡漾。” 但作为当事人的王蒙，对这一点，虽然是“并不自觉”的，也“意想不到自己这篇小说会带来这种效果”，但当一九五六年夏天，他们重归于好，再度重逢时，他的感觉却是“如遭雷电击穿，一种近似先验的力量，一种与生命同在或者比生命还要郑重的存在才是值得珍惜与不可缺少的。”“这一年暑假，……芳去看了我，她的到来，挽救了乾坤，挽救了我的一生，没有这个挽救，我根本经受不住后来的考验。多少个画面，多少条街道，多少次接触，多少次想念，一时间纷至沓来，谁能不热泪盈眶？感谢生活，感谢上苍，一切都挽救过来了！”他甚至把这次重逢看做是“真正的青年人的恋情”的开始。如同所有无法解释的人类生活现象，最终都不能不求解于命运一样，对这种悖谬“现象”，崔瑞芳的解释也是“命运”：“有些现象，当自己无法解释时，我是相信命运的。这是爱神降临在我们中间，为我们安排的；而他的小说，正是爱神的信物。”
　　当然，在“爱神”的作用之外，崔瑞芳也承认：她又一次受了王蒙在文字上对她的“诱惑” 。
　　
　　四
　　
　　恢复了往日的关系，梅开二度，重温旧情，再一次点燃了王蒙追求爱情的冲动和激情。在一九五六年暑假过后，崔瑞芳离京返校不久，王蒙就出其不意地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上太原去看望崔瑞芳，他们在一起参观了校园、照了相，也逛过公园、去过晋祠、听过晋剧、品尝过风味小吃，说了许多话，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以至于最后在五一广场话别时，因为喝了一点汾酒，四目相对，彼此都有些“泪花迷离”。崔瑞芳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王蒙用一双“笨拙、朴素的眼睛”望着她，使她深受“感动”，有一种“异常亲切的温柔”在她的心中“静静地荡漾”。当王蒙登上火车，汽笛一声鸣响之后，她感到“他已经把我的心带到了北京” 。
　　就在这次“微醺”的惜别中，王蒙在车站广场的报刊亭里发现了载有他的新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人民文学》杂志，他买了一本送给崔瑞芳，自己则怀着一种“陌生感，神秘感，和生动感”，匆匆翻阅着自己的作品。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太原车站广场“依依惜别”的这对年轻的恋人，正沉浸在一种难言的幸福之中，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本薄薄的刊物，这篇小小的作品，将会给他们的人生和命运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次太原之行，甚至让王蒙暂时淡忘了这篇小说，在回京的火车上，他“回想着新出的刊物，带着汾酒与酱香、大曲香等不同的香气，怀着终于爱我所爱的对于上苍的感激，转着念头想回京后就提出来与芳结婚的请求”。当火车钻过山西境内石太线上的一个又一个山洞，越过一道又一道桥梁的时候，“夜色压过来了，正在吞噬一切。”而此时的王蒙，却一无所知，他正在听着一首湖北民歌，心境像车厢里的灯火一样光明。
　　回京之后，王蒙就用书信的形式向正在大学三年级读书的崔瑞芳发动了求婚攻势。按照崔瑞芳的说法，“王蒙接连的一封一封的来信，竟让我无法也无力去抵挡。”这期间，他们之间的通信是十分“频繁”的，有时候“是早上发完了一封，下午又来一封”。这种猛烈的书信攻势，即使是在今天，无论是摆在任何一个恋人面前，也一定是无法招架。更何况当年的崔瑞芳还“很接受这一套”：“我喜欢读他的来信，仿佛他在悄悄地对着我说话。他的话说得又活又文雅又体贴，读着他的信就像听到他的声音，是那么亲切，那么有韵律。”“每每读到他的来信，总是反复地回味着字里行间的韵味。他的来信或多或少地总要影响着我”，“我信他的话，我信他的语言，我喜欢读他的文字”，“我不能不感到他的语言的威力”，“我曾不止一次地被他的美好的言语所征服”。她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之所以我能和他维系这样持久的爱恋，是因为他的文字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他频频的求婚书攻势下，我无力阻挡了。我们商定的结婚日期是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旧历腊月二十九，春节前夕）。
　　在王蒙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之前，他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辉煌胜利，我想，该无过于这次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以百十书信，一举而俘获了一位姑娘的芳心。
　　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语言和文字的作用，也不是无边无际的。即使是像王蒙这样操纵语言文字的能手，无论怎样的巧舌如簧、妙笔生花，也只限于在情书这类属于私人生活空间流行的媒介中发挥威力，一旦进入公共空间，用别一种形式，例如文学作品作语言文字的载体，就不但不能有效地征服观者、听者，相反，却有可能被这些人数众多、构成复杂、变化无常的受众弄得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王蒙在一九五六年创作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这年九月，当王蒙在太原五一广场与崔瑞芳一起，读着他的新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篇本应给他们重归于好的恋情锦上添花的作品，却不意给他们不久举行的婚礼笼罩了一层“冷清”的气氛。
　　他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正在社会上酝酿着一场风波，主导的舆论对王蒙是不利的；而且，很多人喜欢把生活中的人物和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喜欢说谁谁是小说中的某人物的原型，那么在他所熟悉的人群中，自然也因此产生了许多流言飞语。他们选这个时候结婚，很多人不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王蒙也未发出邀请，这种情况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婚礼是在王蒙家当时的住地——北京小绒线胡同二十七号的前院南屋举行的。根据崔瑞芳的回忆，“那是两小间破旧歪斜的房子：纸糊的顶棚上常常有老鼠爬来爬去的喧嚣，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与邻房一点儿也不隔音……”但总算有了新房了，而且还有几样比较体面的家具：软椅、转椅、一头沉和玻璃门书柜，包括一个手摇留声机，等等。在那个年月，这已经算是齐全的了；他们陡然间竟有一种“发达了的感觉”。
　　
　　“婚礼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主婚人，没有证婚人，更没有伴娘、伴郎和牵婚纱童”，崔瑞芳身着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王蒙着一身藏蓝色海军呢的中山服，就算是新娘、新郎的结婚礼服了。婚宴则是自家做的炸酱面，举行婚宴时，除了自家人之外，竟没有一个来宾。
　　尽管如此，当天下午，毕竟有崔瑞芳在京、津两地的一些同学好友赶来祝贺。没有贵重的礼品，但所有的礼物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没有繁缛的俗套，但所有的表示都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客人来了纷纷为我们庆贺，大家说说笑笑。我们桌子上摆的除了些喜糖和低劣的花生、脆枣以外，没有什么好吃的。”当礼节性的问安、祝福之后，大多是第一次参加婚礼的年轻客人都有些矜持和拘谨的时候，王蒙提议：“我们一起听听唱片吧！”霎时鼓动了大家的热情，于是，随着唱片在手摇留声机上转动，婚礼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而深沉的歌声。他们唱过了欢快明朗的苏联歌曲《列宁山》，又唱温柔缠绵的中国歌曲《四季歌》、《天涯歌女》；听过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又听他的《意大利随想曲》。沉浸在幸福中的王蒙这时还乘着兴头，跟着唱片中播放的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用他所特有的男高音，高歌一曲，引起了大家的鼓掌喝彩。最后，是大家齐唱他们在学生时代最喜欢唱的一支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
　　深深的海洋，
　　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的爱人，
　　那一颗动荡的心。
　　……
　　歌声驱散了笼罩在婚礼上的“冷清”气氛，把客人的庆贺和祝愿、新人的幸福和甜蜜，连带着欢歌和笑语一起，都推向了高潮。
　　“在我的同学的一片祝福声中，我们欢度了自己的比较冷清的婚庆！”这个“比较冷清的婚庆”，同时也让崔瑞芳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一帆风顺”、“风头正健”的王蒙，似乎正面临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突然“事变”。
　　
　　第五章“轩然大波”
　　
　　一
　　
　　一九五六年以后，围绕王蒙的一个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所发生的“事变”，既在崔瑞芳的“预感”之中，但这其中有许多事情，又似乎全在她的意料之外。说在“预感”之中，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就懂得一种盛极而衰、乐极生悲的生活逻辑和人生哲理，王蒙在与她相识直至恋爱、结婚期间的人生道路，实在是太顺利了，太顺利了就难免要让人生疑。加上王蒙打小儿就命运不济，这样的“一帆风顺”，怕是消受不起。更何况，这怀疑也不是没来由的犯疑心病，而是有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不能不让人肉跳心惊。崔瑞芳虽然不是文学圈中人，对文学界的情况未必有很多了解，但从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随后又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唯心论，直到揭出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些在文艺界发生的或与文艺有关的斗争，都不是藏着掖着的，都是摆在纸面上的，任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不知道。而且，这些斗争，不管你懂不懂，会不会，上面都一律号召你要“积极参加”，而且又一律与政治挂在一起，最后又都成了政治问题。这就不能不让崔瑞芳为如今也在搞文艺的王蒙悬着一颗心。更何况，在与王蒙交往的极为有限的几个文艺界人士中，有一位名叫吴小武的编辑，因为用萧也牧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叫着《我们夫妇之间》的短篇小说，就被批得灰头灰脑的，几年都不敢写作品。王蒙在“地下”状态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就是经他的手推荐给老作家萧殷听取修改意见，即将交付出版的，没准儿也要沾上一点挨批的晦气……
　　王蒙在与崔瑞芳恋爱的这四、五年间，在工作上的进步和创作上的成绩，崔瑞芳是亲眼得见的，即使是中间有一年左右中断了联系，她也不难得到王蒙在生活、工作和创作上的一些信息。这期间，王蒙虽然一直在做团的工作，但他的职务，已由崔瑞芳刚刚认识他时团区委的一个普通的干事，迁任团区委的副书记，到他们结婚时，又调到一家部属工厂任团委副书记。即使是在那个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为革命工作的年代，这毕竟也是工作成绩和政治上的进步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自从王蒙“开辟”了文学创作这个人生“新战线”以后，无论工作多么忙碌，他都要挤出时间来写作，这种业余的或工间的写作，虽然大多是处于“地下”状态，但它的最后结果，即写出来的作品，却是完全公开的。早在王蒙自称是“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小豆儿》之前，在他向崔瑞芳“表示爱情”的一九五二年，他就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过短篇小说《礼貌的故事》。也许是这篇作品和其后发表的一个姊妹篇《友爱的故事》太过小儿科，所以王蒙并没有将它们算作自己的处女作。但这篇作品的发表，毕竟把王蒙发表处女作的年龄提前到了十八岁。虽然与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发表文学作品的刘绍棠相比，王蒙在十八岁发表文学作品已不能算作“神童”，但在那个不像今天这样盛产“少年文学军团”的年代，毕竟也属凤毛麟角。而且，就因为这些小儿科的“儿童文学”（主要是《小豆儿》）的创作成绩，王蒙参加了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被“编在儿童文学组”。也许在文学创作之外，主要还有他在团的工作中的成绩，随后，他又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这些，对刚刚走上新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的王蒙来说，都堪称殊荣。接下来，在这一年，又有短篇小说《春节》、散文诗《新年》等作品的发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也已修改完毕。尤其是这一年的九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某些机关和学校里，人们在饭桌上、在寝室里都纷纷交换着各种不同的意见。”虽然那个年代反对名利思想、成名成家，但一篇作品受到组织和群众如此热情的关注，总是一件好事。王蒙也因此而名声大振，由一个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陡然间变成了一个才华出众、“风头正健”的青年作家。这篇作品甚至也惊动了最高领导层，党和人民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一些重要会议上，还多次谈到这篇小说，对小说的作者表示了支持和鼓励的意见，话语间竟透着一股师长般的宽容与大度、亲切与随和……放在旧时代，这就叫做躬逢盛世，遭遇明主，加上文榜题名，洞房花烛，对一个文人来说，人生的得意，莫过如此。王蒙虽然是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但一九五六年的这些美事凑在一起，也够把他撮弄到人生旅途的一个峰巅上了。
　　但接下来的一切，即使是已有“预感”的崔瑞芳，也想不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逆转，更想不到结果竟会是这样！《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虽然京沪两地的报刊发表的评论或讨论文章，说咸的说淡的都有，但都属于正常的文学批评和文学争鸣的范畴，并未有任何批判斗争的迹象，更不用说像前几年的那几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批判斗争了。而且，对这篇作品的评论和讨论进行到一九五七年初，不同意见的对立也趋于缓和，逐渐统一到一种“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客观分析但却在总体上持肯定态度的立场上来。当然，这种变化主要是得益于毛泽东这期间在几次重要讲话中提及这篇作品时的分析和评价。按说，有了最高领袖的讲话这个护身符，这篇作品在以后的政治风浪中，也该进保险箱了。但恰恰相反，这种缓和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发表这篇作品的《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者对这篇作品所做的例行修改，又成了一个“错误”，在有关会议上，受到了质疑和批评。接着就是这年夏天的“反右”斗争，虽然没有抓着王蒙的什么“右派”言论，但这篇作品却成了一个现成的靶子，又被人拉出来不加分析地批评否定了一通。更奇的是，到了一九五八年的五月，“反右”斗争的高潮已过，快要接近尾声，王蒙却被稀里糊涂地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连他本人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三十多年后，他甚至还在说：“定我为‘右派’的过程和内情到现在也不知其详”。
　　
　　当然，说“稀里糊涂”，只是当时，说“不知其详”，也只是定“右派”的具体“过程和内情”，其实王蒙后来也明白，根子还在这篇小说。要不，他怎么说，这篇小说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毛主席的过问，一九五七年初作者幸免于难。‘反右’开始后终不免，个中奥妙非我能知。这篇小说‘推出’了王蒙也‘毁灭’了王蒙，思之怃然。”
　　问题就在这“个中奥妙”四字上面，这个“奥妙”，即使是某些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和满腹经纶的学者，在当时也弄不明白，更何况像王蒙这样的一个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文学青年，就只能是一头雾水，满心狐疑，叹世事难料，潮起潮落，白云苍狗，变幻莫测。
　　
　　二
　　
　　我不知道将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会怎样评价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前后，以当时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说它是在苏联解体之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冷战年代最为动荡也最为敏感的时期，当不为过。这期间发生的一些国际国内的大事，今天已成为人们的政治常识和历史常识，无须多论。但有一个需要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文艺界的许多事情，又与这些大事尤其是以这些大事为背景的“反右”斗争搅和在一起，最后竟成了这次运动的“重灾区”？如果说前几次与文艺界有关的斗争和运动，都是由文艺问题引起的，或借文艺问题发动的，但这一次分明没有这个迹象。斗争既非因某一部文学作品或某一个文学理论问题率先发难，也不是某些文艺界人士或宗派团体出马挑战叫阵，而是在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文艺百花园中，陡然袭来一场猝不及防的政治风暴。
　　当然，关于这桩历史的谜案，原初的解释是明确的，即认为是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出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狼子野心”，乘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之机，跳出来“兴风作浪”。也有一种后来的说法，是毛泽东运用政治谋略，在“反右”斗争中，施展“阳谋”、“引蛇出洞”的结果。这些说法似乎都不适用于王蒙。原因之一，是王蒙这时候虽已“人到青年”，但仍自命为是一个坚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他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不辱这个身份，所以不会心生反骨，突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狼子野心”。原因之二，是王蒙这时候虽然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也参加了文学界的一些会议和活动，但毕竟不像刘绍棠和丛维熙那样，属文艺界或新闻界但与文艺有关的人，可以参与文艺界的“鸣放”活动，发表对文艺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所以，也就没有“兴风作浪”的机会与可能。原因之三，是王蒙这时候正在一家部属工厂担任团委的领导工作，按照这次运动的部署，不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物质生产部门，似乎不是这次“反右”斗争的重点，所以王蒙也相对远离了这次运动的中心，“引蛇出洞”的“阳谋”，就不易作用到他这个“洞”（工厂）口。至于最终仍让他不免于“毁灭”之灾的那个短篇小说的问题，就不是一口气能够说得清楚的了。
　　王蒙创作这篇小说的初衷，诚如他当时所说：“最初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时标明的创作时间，是“一九五六年五月——七月”：“五月份我寄去了稿子，六月份责任编辑谭之仁老师向我传达了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老师对此稿的欣赏之意，并提出了原稿写得粗糙的地方，要我修改。我很兴奋，像写诗一样地把全篇背诵了下来，改了又改，推敲了又推敲，我体会到了改了再改，精益求精，像绣花一样的自得其乐的趣味，我再也不是初学写作者的‘小豆儿’的面貌了。我终于觉得闹得像一篇精美的‘大作’了——约两万字，放到以后该算中篇了——我二次送去了稿件。”然后，这篇日后惹起“轩然大波”，甚至影响了王蒙终身的小说，又经过了秦兆阳的修饰加工，就在当年第九期《人民文学》上发表出来了。
　　这期间，王蒙正按照“二萧”（萧殷、萧也牧）的意见，在萧殷为他联系的创作假中，集中精力修改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为了不受“干扰”，他常常住到郊外父亲在中关村的公寓里。《青春万岁》的修改完工，也在这一年的九月。在修改《青春万岁》的同时，王蒙还腾出手来创作这个短篇小说，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他做任何事情的一种习惯：“我一直是这样，同时做一两件事情，互相调剂互相补充互相变化，避免单打一，避免重复与疲劳，互相促进又互为休整。” 但我想，更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受了在刚刚开过的“青创会”上，团中央领导号召“为社会主义事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和老作家的一些讲话的激励与鼓舞，另一方面自然也是有感而发，与他在这期间的生活体验和理想追求密切相关。王蒙虽然没有在组织部门工作的直接经验，但在团区委的工作经历和感受、见闻，却足够让他按照文学的或然律去构想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更何况区工委各部门都在一个大门里办公，没准儿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还真的就有生活的原型呢。他后来的回忆也证明确实如此：
　　我可以以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奥维奇金名作之题）写成小说了，我可以大大地诗化浪漫化我的日常经验了，我可以提出娜斯佳的故事的可信性这个问题来了。我可以把我在剧本（按：王蒙此前曾写过一部以区委的机关生活为题材的剧本，未发表——笔者）中没有完成却已酝酿于心田的故事终于弄出个样儿来了。我可以表现我的经验，我的成熟，我的政治化，我的非同一般“文学青年”，我的入世与我的惶惑我的多情我的叹息我的艺术细胞来了，我可以把日子与事情写成诗篇，把诗心灌注到日子和事情上去。我相信我的忠诚和我的勇敢，相信我的世事洞明和我的摇曳多姿，相信我的“少共”风度和作家才气，我会成就一篇怎样的小说啊！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初，整个社会都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如同所有转型期的社会和人生，都不能不呈现为一种新旧交替、杂糅的状态一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虽然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规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的，但也不能保证它的每一个细节和环节，尤其是它的阶段性转变状态，都像它在理论上说的那么明确和单纯。王蒙在创作《青春万岁》时，曾设想“旧社会残留下来的污垢”，通过“几次大扫除”，就能清除干净，从此，就可以“过一种全新的、无私的、非常光明美满的生活，”“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凯歌行进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干部和人民将永葆”“精神的青春”！这种设想的依据，显然是革命改造旧世界的力量和想象未来社会的理想，与他现实地感受到的“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和与这些“消极现象”作斗争却常被碰得“焦头烂额”的矛盾状况不相吻合。相反，他在创作《青春万岁》时所担忧的“时光流逝，当人们成熟起来的时候，当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和学识的时候，人们有可能失去年轻人身上的一些极可宝贵的东西”，却不幸成为事实。面对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我不知道王蒙作何感想。要知道，从创作《青春万岁》到创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其间不过隔了三年的时间，而且，对《青春万岁》的修改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创作，还是同步进行的。很难想象王蒙在修改《青春万岁》的过程中，全身心地沉浸于一种单纯而又热烈的生活氛围之中，在创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同时又面对许多难以忍受的复杂和冷漠。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作家创作不同作品时的心理状态，都是完全一致的，但一个作家在同一时空内，如何在自己身上调和这两种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创作心理，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也许根据文艺学的提示，作家就像他们自己笔下的成功的人物形象一样，是一个“圆形”的多面的人，在创作中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进入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身份，讲述不同的故事，因而本来就可以把许多不同的事物统一起来，无所谓矛盾和分裂的问题。但对于王蒙这一代作家来说，似乎很难。他们不但把文学看作自己的生活，等同于自己的生命，而且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一种被称作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视文学为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心灵的真实表现，所以，要他们在同一时空中对生活做这种矛盾或分裂的反映，进而让自己的心灵也处于这种矛盾和分裂的状态，是很难想象的。如果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和人生发生了矛盾和分裂，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勇敢地面对。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会始终不渝地坚持他们觉得应当坚守的东西，同时也将不断地同与他们所坚守的东西、相矛盾和分裂的现象作斗争。我想，一九五六年的王蒙，就是以这种理念和方式，“调和”在《青春万岁》的修改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创作中出现的主体的矛盾和分裂的。一方面，通过《青春万岁》的修改，他使自己所坚守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和为这种理想所照亮的壮丽的青春与宝贵的激情，在文学中得到更加完美的表达；另一方面，当新的现实迫使他面对生活中出现的诸如“官僚主义”等“消极现象”的时候，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创作中，他又把他在《青春万岁》中精心培育和呵护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理想，寄托在林震、赵慧文这样的青年身上，以之为化身，去同与这种理想相矛盾、相分裂的“消极现象”作无情的斗争。这样，《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所反映的诸如“官僚主义”等生活中出现的“消极现象”，不啻是作者在《青春万岁》中所坚守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理想的一块现实的试金石。它可以测试出《青春万岁》中的那群中学生（“少年布尔什维克”）是否还能像清除旧社会的污垢那样，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清除新生活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在清除新生活中出现的“消极现象”的斗争中，是否还能像他们在《青春万岁》中为建设新生活、追求人生理想那样，焕发出青春的激情和力量。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则王蒙在修改《青春万岁》的同时，创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其意仍不在暴露生活的矛盾，而在高扬生活的理想。
　　
　　三
　　
　　有一部苏联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适时地成了为理想而斗争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一个人生的榜样。
　　这部由翻译家草婴翻译的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无论是在苏联文学史上，还是在作家的个人创作中，都不是艺术的上乘之作，但却因为它的出现，介入了苏联文学界在清算战后长期以来盘踞文坛的“无冲突论”后兴起的一股“干预生活”的创作潮流，而格外引人注目。一九五六年年初，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就这部作品和其他两位同样以“干预生活”著称的苏联作家奥维奇金的特写集《区里的日常生活》，和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开头几章，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中，一致肯定了这三位苏联作家“勇敢干预生活的精神”，认为他们“大胆地揭露了生活中的矛盾”（马烽），“大胆地提出了许许多多农村工作中的问题”（康濯），“大胆地揭示了生活中真实的东西”（刘白羽），是“勇敢干预生活的一个榜样”（康濯）。这个座谈会是“双百”方针提出之前，中国文学界第一次集中而明确地提出“干预生活”的创作主张的一次会议，因而产生了较大影响。结果是，不但这些作品的“榜样”，在文学界引起了一种“示范效应”，而且作品中的某些人物，尤其是《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女主人公娜斯嘉，也成了一代青年的“榜样”，“像娜斯嘉那样生活”、“按照娜斯嘉的方式生活”，是这些青年人向往的人生理想。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林震，就是作家在文学中塑造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典型。
　　即使是在那样一个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年代，仍然也有一个苏联的经验，是否全都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比如娜斯嘉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经验，照搬到中国来，就要大打折扣。这位刚从大学毕业、毫无工作经验的总农艺师，虽然敢于“坚信自己的真理”、并且“顽强地追求真理”，但她所坚信和追求的那些 “真理”，毕竟只是一些普遍的原则和道理，并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她奉“书本上和报上写的话”为“金科玉律”，固然是针对那些无视书本知识、不按原则办事的官僚主义者的，但她的这些原则和道理，也有一个如何应用于实际的问题。她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勇气诚然可嘉，甚至为此也敢于挑战并非官僚主义者的省委书记，但她实行的那种“单枪匹马”的斗争方式，如果不是作者根据某种政治理念，“卒章显志”，有意让它暗合党的会议精神，就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自身发展的逻辑而言，并不一定能导向最后的胜利。正因为如此，所以王蒙觉得“娜斯嘉的性格似乎太理想化了些，她的胜利也似乎太容易了些”。
　　如同娜斯嘉一样，王蒙笔下的林震也是一个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也怀有如同娜斯嘉一样的生活理想和人生信念，有娜斯嘉一样的单纯和勇气，希望“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做一个娜斯嘉式的革命青年。但当他“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兴高采烈地登上区委会的石阶，”走进区委组织部的大门，在热烈、紧张而又严肃的工作气氛中，又分明感到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官僚主义和庸人习气。他虽然也试图像娜斯嘉那样，同这种官僚主义和庸人习气作斗争，但结局却远没有娜斯嘉那样圆满，那样光明：他的意见在党的会议上不但没有被采纳，寄望于同区委书记谈话、“争取领导的指引”，在作品的结尾，作者也只留给他一个“高大的侧影”。——王蒙显然无意于把林震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因为在他看来，不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比林震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读到的要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而且，就是敢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林震们自身，也存在很多同样需要斗争的缺点和问题。“如果生活里一边是娜斯嘉、正确的同时坚信自己的正确的娜斯嘉，一边是阿尔卡琪、显然可鄙的阿尔卡琪，新与旧的斗争就会简单和顺利得多。不遂人愿的是，往往一些热情学习娜斯嘉的人竟全然不像娜斯嘉那样无可指摘，因而他不可能像娜斯嘉那样坚定、正确；他们正在成长，正在战胜周围的落后势力的斗争中战胜自身的缺陷。”对林震“自身的缺陷”，王蒙曾做过一番饶有意味的艺术分析：
　　林震所奉为神圣的那些新的工作和道德原则，还没有经过生活实践的锻炼和丰富，林震本人，也没他的追求、斗争，便显得空洞、浮泛，不切实际，他往往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惶惑起来。他的对于一切失误的追根究底——像他说的，“……不容许党的机关有缺点……”，虽然表现了可贵的政治责任感，却也是过分天真的幻想，生活的激流本来不是消过毒的蒸馏水。因此，他也就无力提出改正工作的有效建议，除了在区委会上喊几个口号以外。很明白，如果林震不好好锻炼自己使自己变得成熟，他虽然不乏某些可爱的“精神”，却也终无大用。
　　既然如此，王蒙就没有必要在自己的作品中，依样画葫芦地再造一个苏式的反官僚主义的典型娜斯嘉，也没有必要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重演一遍娜斯嘉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方式。“生活不止一次地提示”给他的，是“热情向往娜斯嘉又与娜斯嘉有相当区别的林震”，是“林震式的‘斗争’，林震式的受挫”。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尼古拉耶娃在作品中号召“走着娜斯嘉同样道路的男女青年们”，“你们人人都可以像她那样地干去”的时候，王蒙却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二十多年后，他称他的这篇小说“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尼古拉耶娃的小说的翻案文章”。
　　
　　
　　四
　　
　　这个认识，对王蒙来说，是从写作《青春万岁》到写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转变，也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这个转变和进步甚至带有一种自我批判的性质。曾几何时，在写作《青春万岁》的时候，他笔下的那群中学生，不啻就是一群还未走上社会的娜斯嘉，也是尚未“使自己变得成熟”的林震。只不过他们的斗争对象，不是新式的官僚主义，而是旧制度的各种残余影响。同旧制度的各种残余影响作斗争，如同与整个旧制度的斗争一样，新与旧的界线较为分明，况且旧制度的躯体已经灭亡，阴魂怨鬼无所附丽，虽难免执著缠绵，但凭借新生命的力量，终究易于取胜。同新式的官僚主义斗争，则全然不同，因为肌体是新的，而且是由革命创造出来的新的生命的肌体，只是其中的某些地方发生了病变，要在这新的社会政治肌体中分离出官僚主义的病变，割去痈疽又不伤大体，谈何容易！且不说像林震那样在现实中要“碰得焦头烂额”，就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编织这个反官僚主义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情呢？
　　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写作中，王蒙就碰到了一大堆这样难以处理的思想和艺术上的闹心问题。就说其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吧，首先作者就吃不准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区委组织部的第一副部长刘世吾。他既把他作为林震所反对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来描写，又说自己“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中怎样的‘官僚主义’”，甚至认为“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他要写的“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至于造成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王蒙归结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缺少锻炼，“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生活”的结果。对刘世吾这样的一个“精明强干”、“富有经验”的领导干部来说，这个判断又似乎并不完全切中肯綮。至于真正导致刘世吾的“热情衰退”的“职业病”，作者在作品中又只用了一个炊事员做饭菜的比喻，其实“想得不太清楚，写得也不清楚”。究其实，作者认为：“刘世吾在工作上，不少地方是正确的、可敬的”，一点也不令人“憎恶”。只可惜，“他运用自己对于工作规律的掌握来保护、掩盖自己的冷漠，他的优点和缺点是联系着的。”既然刘世吾的官僚主义表现这么复杂，年轻的林震自然是“不可能了解分析清楚”的，因而他对待刘世吾就不能不是“初而尊敬，继而惶惑，后来就要笼统反对了，”但“反对当中却又没有把握，”这就难免要使他“常常陷于思想混乱之中”。林震的这种“思想混乱”，实际上也是作者的“思想混乱”。因为作品对于刘世吾的批判“主要是通过林、赵的嘴巴”完成的。既然对官僚主义者的认识“思想混乱”如斯，这就难怪作者自己要坦白地承认，他在作品中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是有些含混的、说服力不够的”。
　　其次是就是被作者称为刘世吾的“对立的一方”和他的“见证者”林震。作者既然对林震有如上述如此透彻的认识和分析，在创作中，就理应“站得比自己的人物更高”，“清醒地、全面地、恰如其分地理解、评价与表现自己的人物”，但不幸的是“由于作者的心灵深处还存在着一些与林震‘相通’的东西——它们是对于生活的‘单纯透明’的幻想，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与狂热心理的玩味，不喜欢‘伤感’却又以伤感点缀自己的‘精神世界’等等，又由于作者放弃了自觉地评价自己人物的努力；——于是，违背了作者的初衷，作者钻到林、赵的心理，一味去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渲染地表现他们的情绪，替他们诉苦……，掌握不住他们，反而成为他们思想感情的俘虏。”这就难怪作者虽然不想把林震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不想让他成为青年学习、效法的“模范”和“榜样”，也借此向“娜斯嘉方式”提出“质疑”，表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但是作品所引起的效果，却是对林震以及赵慧文的无批判的美化、爱抚和同情。同样，作品给人的不是对于林震所了解的‘娜斯嘉方式’的保留、质疑，而是盲目鼓吹。”二十多年后，王蒙在谈到这两个人物时，有一段话，颇能说明他当时的所遭遇的复杂情况：
　　我毕竟是从少年时代就有做基层工作、实际工作的经验的，我从来不赞成把生活简单化，把人简单化，不赞成把生活的某些缺憾仅仅归咎于某个人的品质恶劣。在我写的年轻人林震与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之间，感情上我更多地同情林震，但我丝毫无意把林震写成革命闯将，也无意把刘世吾写成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者。其实我写了林震的天真与热情、直率，也写了他的幼稚、软弱，我写他口袋里揣着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去区委会报到，这时包含着轻微的揶揄。而且即使在当时，在我还不满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也知道刘世吾有许多正确的地方，可惜，这些正确的地方是和他整个的冷漠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可悲之处更在于，他不能更好地了解和帮助林震，而林震的轻举妄动，既不完全公正，也于事大无补益。
　　对这种动机和效果的背离，王蒙深感苦恼。除了从自己的“心灵深处”查找思想感情方面的原因外，他也感到了“一系列艺术表现上的困难”。诸如是否需要和如何表现作者对林震的“批判性”的倾向和态度问题；是否需要和如何表现能够提供一个“正确的表率”且“大大增加作品的乐观气息的”“有血有肉而又完美无缺的”正面人物的问题；是否需要和如何表现作者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最终评价与结论的问题，作者在作品中是否可以只提出问题而无须解决问题、暂不给出问题的答案，等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如何在文学作品中“写真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蒙说他“对于生活真实，有一种孤立的、片面的看法，有一种‘迷信’”。这种“迷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过分地相信自己的艺术感觉，”以为“靠这种艺术感觉，忠实地、大胆地再现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矛盾，就是为读者做了最好的事情。”“大胆地去写真实，把真实写出来，让读者去做结论吧。”其二是“以为有了生活真实就一定有了社会主义精神”；“以为有了现实的艺术感受就可以代替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为反映了生活就一定能教育读者”。虽然“作者是坚决反对把社会主义精神与生活真实隔裂开来的，反对作品中外加的‘教育意义’的”，但因此却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之中，即“只要‘生活真实’，不要社会主义精神”，结果也就难免要“把社会主义精神与生活真实隔裂开来，把‘生活真实’孤立地‘圣化’起来。”
　　
　　五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给王蒙带来的这些思想和艺术上的闹心问题，并非发生在创作过程之中或创作的准备阶段，而是在作品发表以后，由读者反映和文学批评提出来的。虽然王蒙在谈及这些问题的时候，已带有一点检讨和自我批评的性质，但大体上还是反映了他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真实的看法，不似后来那种上纲上线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不着边际、假凤虚凰。稍稍熟知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以后的一段文学历史的人，都不难看出，王蒙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这个时期的文学中引起广泛讨论和激烈争论、十分敏感又十分重要的一些文学理论和创作问题，同时也是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在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核心的理论问题。即使是在胡风的问题已由文艺思想闹成了“反革命集团”以后，这些问题实际上依旧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而且用那个年代的话说，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跳出来说话，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为诸如“写真实”之类被批判过的理论观点鸣冤叫屈，但乔装打扮地夹带禁物，改头换面地做“翻案”文章的，却大有人在。远的不说，就说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就有秦兆阳、周勃、陈涌、刘绍棠等人的文章，或以反对文学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为名，或借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之机，都或直接或间接、或深入或具体地涉及到了王蒙在创作中为之苦恼的，“写真实”和与“写真实”有关的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真实性与倾向性、动机与效果之类的问题。有的文章，如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与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发表在同一期的《人民文学》上，而且，秦兆阳作为王蒙的这篇作品的“编者”，还对作品做了许多重要的修改。这些，都应当看做是王蒙在这期间所获得的理论（包括理论家本人）支持。有了这些理论依据，按说，王蒙的这篇作品在思想观点和艺术观念上，应当是可以成立的，是能够获得读者和评论家的广泛认同的。但问题是，连这些理论本身，也是自它提出之日（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时期）起，就争论不休、至今悬而未决的一些“历史”问题，而且，这些“历史”问题还常常要与一些敏感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纠结在一起，这就难怪王蒙在创作中自以为是符合某种正确理论的东西，在受到来自不同意见的批评和质疑之后，又不得不予以检讨和放弃。以至于在对这篇作品的整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中，要陷入一种左支右绌、缠夹不清的尴尬境地，最后仍免不了要来一通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完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解除了思想武器，能够更‘没有拘束’地再现出生活的真实么？不，痛切的教训给我一百个不！”“当自觉的、强有力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被解除了之后，自发的、隐藏着的小资产阶级（或其他错误的）思想情绪就要起作用了，这种作用，恰恰可悲地损害了生活的真实。”
　　
　　其实，王蒙的这番自我批判并不是问题的要害，甚至，他为之闹心的那些思想和艺术问题，也非关键所在。在整个《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中，除了少数肯定或否定的意见，是在艺术鉴赏、文学批评或审美分析的层面上提出问题，大多数人都是从这个年代的文学批评（包括假文学批评的名义进行的政治批判）所习用的一种方法论武器，即文学与现实的同质同构关系，来分析和评价《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尤其是对这篇作品的那些否定意见，更把作品中的人、事，与现实中的人、事完全对应起来，以至于胶柱鼓瑟地认为作品所写的，就是北京市的某一个区委组织部。一九五七年年初与陈其通等人联名发表文章，反对实施“双百”方针的马寒冰，在他的评论文章中说：“在北京市任何一个区委会中，个把官僚主义者，或是具有衰退现象的人，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如此整齐地，从书记到区委的常委们，都是这样的人物，则是完全不可能的。也许这种官僚主义者是满天飞的，干部的衰退现象到处都是的党的区委会，在离开中央较远的地区，或是离开其直接上级领导机关较远的地区，还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果然有这样的区委会，中央和北京市委居然不闻不问，听其存在，这是不能相信的，也是难于理解的。”有的甚至将这种胶柱鼓瑟之论扩而大之，从中得出了一个“隐射”全党的结论。几年前，因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由一个“小人物”一夜之间成了“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的大人物的李希凡，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就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激烈地批评了一个党委机关，一直具体化到北京的一个区委，甚至在它隐射的锋芒上，还不止于此。”“人们不可能从这种揭露性的描写里，得出第二个结论，结论只有一个，在党中央所在地，党的生命核心的北京，党的工作的各个环节，和站在这些环节上的所有领导干部，都是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者，都是粘结成这个区委组织部工作错误的‘一系列的缘故’。根据作者的描写，这种现象还不仅存在于这个组织部，这个区委，甚至于市委，而是普遍地存在于我们党的机关里。”
　　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任何辩解都是无力的。不要说王蒙本人的解释和检讨是苍白的，就是王蒙的文友如刘绍棠、从维熙等说破了嘴皮，赌咒发誓地认定这篇小说是“严酷地、认真地忠实于生活”，“王蒙同志没有一点歪曲这个作为典型环境的党组织，他逼真地、准确地写出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只有真实，才能有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也无济于事。包括文艺界众多的知名作家、评论家以及某些领导人的赞扬与肯定，或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分析与批评，也都难以抵消这种批评的杀伤力量。这倒不是说马寒冰和李希凡个人有多大的权力和能量，恰恰相反，作为对王蒙的这篇作品持否定意见的一方，他们也不过是一些普通的文学工作者或曰批评家，而且，他们在文章中的否定意见，还一无例外地受到了最高领袖毛泽东的驳斥与批评。毛泽东甚至因此要求李希凡的领导将李调离意识形态的工作岗位，马寒冰则因为承受不了年初的文章反对实施“双百”方针受到毛的批评和这次的双重压力而自杀身亡。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这种批评意见，尤其是构造这种批评意见的分析方法，已然露出了后来的“反右”斗争的一条铁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以某些领导个人或某个领导机关，代替整个党的领导；给领导个人提意见，批评某些领导机关，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既然文学作品后来也被人看做是“大鸣大放”的手段，尤其是像《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样的揭露生活矛盾、描写生活阴暗面的“干预生活”的作品，更被人看作“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武器，王蒙就注定要被这一条逻辑的铁绳捆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就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文艺学习》、《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等报刊上的讨论，从一九五六年底进行到一九五七年春天的时候，仍然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双百”方针的毛泽东，开始在几次重要会议的讲话中，谈到王蒙的这篇小说，借批评马寒冰、李希凡等人对这篇小说的极端否定意见，在表明他对这篇小说及其作者的保护态度的同时，也表明他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坚定不移的开放立场和态度。这位具有浪漫气质的革命领袖在他的那些天马行空式的讲话中，就王蒙和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个话题，谈到了一些与之有关的人和事，但中心仍然是他从“整风”以来所特别关注的官僚主义问题。他说：“反对王蒙的人说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中央还出过王明、出过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我也不认识王蒙，不是他的儿女亲家，但他反对官僚主义我就支持。”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毛泽东从他特别关注的政治角度谈论一部文学作品，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但饶有意味的是，他的这一段话既然是从北京有无官僚主义的角度驳斥“反对王蒙的人”，也就意味着他实际上也是以王蒙反对的是北京的官僚主义为前提的。这样，英明如毛泽东者，无意间也着了“反对王蒙的人”习用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的道儿，也把王蒙的这篇作品坐实了是针对现实中的某个具体的官僚主义对象的。只是毛泽东这时候还没有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官僚主义还是整风运动所要反对的“三风”之一，所以他的这番讲话，自然是对王蒙及其作品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保护。但到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一九五七年夏季，既然所有向各级领导和组织提意见的人、事，都有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王蒙的这篇被认为是反对北京某区委的官僚主义的作品，自然就在劫难逃。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动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在运动中，他也出面保护了不少受冲击的各界人士。当然，像王蒙这样有始无终的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这倒不是毛泽东个人的疏忽或过错，而是他所发动的这些运动，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背离了他的初衷。《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王蒙在反右斗争中的这番遭遇，倒也印证了中国古代的这句诗语。
　　
　　第六章“去新疆好不好”
　　
　　一
　　
　　四十多年前的一九六三年秋天，在北京市一○九中学任教的崔瑞芳，课间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王蒙从西山八大处打来的，他正以“摘帽右派”的戴罪之身，被破例邀请参加全国文联举办的一个以“反修防修”为主题的读书会。根据崔瑞芳的回忆，电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正在会上，号召作家们到下面去，我们去新疆好不好？
　　——我太赞成了，新疆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能歌善舞。
　　——你同意，我就请新疆的代表王谷林给联系了。
　　——太好了，太好了。那么孩子呢？
　　——一起去啊，全带上。
　　……
　　如果不了解当时的背景和其后的历史，今天的读者读到王蒙夫妇当年的这一段对话，或许以为他们是在计划一次假期的远足或举家出游，抑或是王蒙以作家的身份携眷深入生活或参加笔会活动。殊不知，就是这样的一段简短的颇带一点随意性和浪漫色彩的对话，竟隐含着王蒙的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同时也决定了王蒙及其一家其后十六年在西部边陲的一段“自我放逐”生涯。
　　王蒙后来在回忆中谈到他当年去新疆的动机时,说过如下的一些话:
　　我想来想去,觉得在北京高校干不出什么名堂,尤其是我明白,我们的文学要的是写工厂农村,实际主要是写农村农民,在高校呆下去,就等于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炎热的斗争,永远别想再创作了。而写作是多么迷人。……我只想再接触一下文字工作，我只想再使用一下修辞技巧，我只想再在文字中说几次“你好”，“快乐”，“缤纷”和“想你” ……此生无憾。我不能就这样在小小的校园里呆下去，我要的是广阔的天地，我相信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
　　我之所以提出去新疆是由于我对生活的渴望。渴望文学与渴望生活，对于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我渴望大千世界，我渴望男女老幼，我渴望日月星辰，我渴望阴晴雨雪，我渴望爱怨情仇，我渴望逆顺通蹇，我渴望喜怒哀乐，我怎么能才二十多岁就把自己囚禁在校园里？我渴望遥远的边陲，相异的民族与文化，即使不写，不让写，不能写，写不出，我也要读读生活、边疆、民族，还有荒凉与奋斗，艰难与快乐共生的大地！这是一本更伟大的书，为了读它，我甘愿付出代价。
　　
　　二
　　
　　一九五七年，尽管毛泽东说过那些话，但最终却没有起到护身符的作用，王蒙在“反右”斗争的浪潮中，仍然不免于灭顶之灾。
　　根据崔瑞芳的回忆，王蒙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的某一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受命去北京团市委参加“学习”的。当时，王蒙正在七三八厂做团委的工作，领导上对他说：“这次要解决你的思想问题。”于是，他就结合学习不停地检讨自己，最后还是开了整整一天对他的批判会。虽然“会开得规模很小，只有五个人”，“也开得很文雅，大家说话都细声细气地，只是对一切‘问题’都是猛烈地上纲上线，非把刚满二十三岁的王蒙搞成什么分子不成。”——这是在现有的文字材料中，我所见到的在“反右”斗争中专门针对王蒙个人的一次批判会的记载。较之专门针对他的同龄文友如刘宾雁、刘绍棠、从维熙等的批判会的规模与声势，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尽管如此，王蒙最后还是被戴上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了党籍；一旦戴了帽子，开除了党籍，就成了革命的罪人、阶级的异己，这是与摘帽和除籍前批判会的规模与声势毫无关系的。结果虽然如此，但在三十多年后，当王蒙谈起毛泽东当年对他的“保护”时，却依旧心存感激之情：“幸亏他老人家说过那些话，虽然给我定为‘右派’，讲老实话对我还是比较客气，对我的处理也是最轻的，报纸上也没有大张旗鼓地要把我批倒批臭。”
　　对王蒙来说，这位向来以“少年布尔什维克”自命的年轻的革命者，从少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跟着比他年长的革命者和共产党员，在残酷而又复杂的“地下”斗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建立新中国，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殊死搏斗，在斗争中，他自己也锻炼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和共产党员。除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他没有给自己的头脑里灌输别的什么人生理念和社会理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额外需要坚持的“真理”可言；他的一切言行都听从党的号令，也不存在与党之间的“误解”问题。王蒙后来在一篇带有自叙传性质的中篇小说《布礼》中，借解剖主人公钟亦成“定‘右派’的过程”，谈到了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一段“内心体验历程”：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大量的工作，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其结果却是早已注定了的政治的、思想的、心理的过程，其中包括宋明同志（按：作品中的一个人物——笔者）的耐心的、有时候是苦口婆心的推理与分析；钟亦成的一次比一次详尽、一次比一次上纲上得高、一次比一次更难于自拔的检讨；群众的最初并无恶意、但在号召之下所作的揭发批判，当然其中也有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加大了嗓门和挑选了最刺人的词句；到后来，由于宋明的深文周纳的分析和钟亦成的连自己听了也会吓一跳的检讨，更由于周围的政治气温的极度升高，这种揭发批判变成了无情的毁灭性的打击、斗争，最后，作出了上述结论。
　　定“右派”的过程，极其像一次外科手术。钟亦成和党，本来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钟亦成和革命同志，和青年，和人民群众，本来也是这样血肉相连的。钟亦成本来就是党身上的一块肉。现在，这块肉经过像文艺评论的新星和宋明同志这样的外科医生用随着气候而胀胀缩缩的仪表所进行的检验，被鉴定为发生了癌化恶变。于是，人们拿起外科手术刀，细心地、精致地、认真地把它割除、抛掉。而一经割除和抛掉，不论原来的诊断是否准确，人们看到这块被抛到垃圾桶里的带血的肉的时候，用不着别人，就是钟亦成本人也不能不感到厌恶、恶心，再不愿意用正眼多看它一眼。
　　对于钟亦成本人，这则是一次“胸外科”手术，因为，党、革命、共产主义，这便是他的鲜红的心。现在，人们正在用党的名义来剜掉他的这颗心。而出于对党的热爱、拥护、信任、尊敬和服从，他也要亲手拿起手术刀来一道挖，至少，他要自己指划着：“从这儿下刀，从这儿……”
　　王蒙被划为“右派”，是有争议和反复的。用丛维熙的话说，是“翻了几次烙饼”：“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经过了这样的“几个回合的反复”，作为当事人的王蒙所受的精神折磨和思想上的痛苦可想而知。王蒙曾多次谈到，这期间他“常常在睡梦中哭湿了枕头”。崔瑞芳形容王蒙“划右”后的形象和表现是：“他的面颊越发的消瘦，面色蜡黄，情绪一落千丈，几天里食无味，睡无眠，前思后想，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几个月后，被发落到离北京有百十里路的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大山沟里参加基建劳动的丛维熙，见到同样是来参加劳动“锻炼”的王蒙时，他的印象依旧是：“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他本来就像竹竿般的身子，变得更为颀长。”
　　
　　三
　　
　　在九十年代出版的《王蒙文集》的最后一卷（第十卷），载有王蒙的秘书王安编定的一份“王蒙年表”，“年表”中列有王蒙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参加“劳动锻炼”实则是劳动改造的几条简要的经历：
　　一九五八年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同年下放在北京门头沟区斋堂公社军响乡桑峪村劳动。
　　一九五九年改赴檀（潭）柘寺乡一担石沟市委造林大队劳动。
　　一九六○年改赴南苑三乐庄市委生产基地劳动。
　　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
　　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听候处理”期间，王蒙就在北京市少年宫开始了体力劳动，他在工地上与临时工、小工一起，学习“和泥递灰、抛砖供瓦、抹墙抹地”，已经进入了一种劳动改造的状态。曾几何时，王蒙“对建筑工地充满神往”之情，“想学建筑，到建设第一线去”，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想不到，五年之后，他竟以这样的一种被动接受改造的方式，实现了他早已残破的梦想。
　　“文革”结束、尤其是“右派”问题改正以后，在迄今为止发表和出版的数量众多的虚构性的文学作品和纪实性的回忆文字中，许多人虽然都写到了“右派分子”当年所承担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写了他们在劳动中身心所遭受的磨难和摧残，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们最终一无例外地都不厌恶他们所从事的体力劳动本身，更不厌恶和他们在一起朝夕相处、艰难与共的体力劳动者（即所谓“劳动人民”）。恰恰相反，他们在被迫接受劳动改造期间所从事的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接触到的那些体力劳动者，最终都成了他们净化灵魂的甘露、强健身心的良药，乃至此后全部人生追求取用不竭的精神资源。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中，于是也就有了一类可以称之为“苦难拯救”或曰“苦难升华”的文学题材和文学主题。究其实，这“拯救”或“升华”的力量，与其泛泛地说，是来自他们所经受的“苦难”，不如具体地说，主要是来自他们在苦难的经历中所从事的体力劳动。
　　王蒙自然也不例外。直到九十年代写作“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时，在他的那种已经被有的学者认定是“狂欢化”和“戏谑性”的文体中，透过那些嬉笑怒骂、夹枪带棒的叙事间隙，我们仍然不难读到他衷心赞美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描写。王蒙在《布礼》中，曾用诗化的语言，不厌其烦地描述了钟亦成在下放地一年四季的田间劳作，并将钟亦成在此过程中的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感受，进行了抒写：
　　
　　刚起步两分钟，就像做豆腐的最后一道工序——用石板压一样，汗水像豆腐水一样地从四面溢了出来。他爬梁越坡，沿着蜿蜒崎岖的山径前行。他的腰弯成七十度，尽力学着老农的样子，两腿叉开，略略拳屈维持平衡。两只手是自由的，有时甩来甩去，觉得上肢轻松得令人飘飘然。有时交插手指放在胸前，一副虔诚的样子。有时用手拢成一个圆环，这是一个练气功的姿势，为了拔步陡坡，必须气运丹田。每走一步他都觉得腿在长劲，腰在长劲，他确实是脚跟站稳、脚踏实地，在把自己的体力和热情，把饱含着农作物所需要的氮、磷、钾和有机肥料，献给哺育着我们的共和国的农田。
　　
　　四
　　
　　然而，劳动只是为了惩罚他们的“右派”罪行，改造本身也只是一种惩罚的形式，而一经戴上“右派”的帽子，便是人民的敌人，无论改造与否，结果怎样，都注定改变不了这种性质。
　　伴随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包括在这期间所经历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等社会变动的冲击，还有其他形式的诸如学习、检讨、揭发、批判、辩论、斗争等等，也是“右派分子”在劳动改造期间不可或缺的一些思想改造的重要内容。对“右派分子”来说，真正可以称作精神的炼狱，具有灵魂（思想）的杀伤力的，也许正是这种形式的改造活动。整个“反右”斗争中的攀扯、诬陷、出卖、罗织、捏造的批判、斗争和打击使本已日渐扭曲的灵魂、日益崩溃的精神，迅速滑向无望的深渊。生性豁达开朗、单纯乐观如王蒙者，也未能免。
　　在崔瑞芳的回忆中，有两则旧事，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王蒙在这样的改造过程中已迹近扭曲的精神状态。
　　一九五九年春节，正在农村劳动的王蒙有几天休假，就建议崔瑞芳与他一起去看望老乡，在那儿与农民一起过个春节，一来让她也能接近那些可爱的阶级兄弟，同时也表示王蒙自己的一种积极改造的态度。但当崔瑞芳不顾亲人的强烈反对，与他一起坐了百十里地的火车赶到了目的地，一进村口，他却又“显得慌张起来，很不自然，不停地催我快走。”进村以后，又不允许崔瑞芳“说这道那”，不允许她对人“表示亲昵”，最后匆忙把她领到了老乡家里，默默相对地领受老乡的招待。面对这样的尴尬，崔瑞芳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为了什么呢？也许我们在一起使他觉得惭愧？也许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利与妻子共同欢度春节？也许事到临头他也觉得与我一道到他改造的地方来不大合适？”
　　又是一个节日——一九六一年的五一节，因为保卫工作的原因，像王蒙这样的一些“有问题的人”照例是不允许回城过节的。于是，崔瑞芳又准备到他劳动的生产基地去看他。当她精心收拾打扮停当，又买了王蒙爱吃的点心，一早起来，转了几次车，兴冲冲地赶到目的地的时候，遭遇的是比上次更难堪的“冷遇”和尴尬。以下，是崔瑞芳回忆在生产基地见到王蒙时的情景：
　　当我走到他的面前，我兴奋不已。我说：“真巧，你在这儿，挺好找的。”
　　他看了看我，面部平平，很严肃，没有什么喜悦。只是愣愣地说：
　　“你怎么来了？”
　　“我来了看看你。很方便，坐上车就找到了。”
　　他心事重重，听不进我的话。
　　“你们住在哪儿，我还给你带来了点心。给！”
　　他踌躇着，一时不知怎么样好。
　　接下来是王蒙紧张地要崔瑞芳快点离开。当崔瑞芳提出要看看他们住的地方，王蒙更加胆战心惊地提醒她，里面住的都是“右派”，让她看一眼就走，对他们不要太热情。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崔瑞芳只好在一群“右派”同样冷漠而又麻木的反应中，默默地从王蒙的住处退了出来。当崔瑞芳拖着沉重的脚步，一个人孤零零地离开王蒙的劳改地的时候，她不能不惊叹劳动改造的力量：王蒙确实是“脱胎换骨”了，他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王蒙的这种惊惧状态，在从维熙眼里，是对人群的高度戒备：当王蒙和从维熙所在的两支劳动改造的队伍，在一担石沟会合在一起的时候，从维熙发现一向爱说爱笑的王蒙把自己“包裹”得很严，他“不苟言笑”，好像“真是到这大山里来大彻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是到了晚上，才流露出一点真情。从维熙的地铺曾一度与王蒙的地铺相邻，寒冷的冬夜，他俩常你一口我一口地对着酒瓶以酒御寒，也以酒浇愁。一次，从维熙在酒后提起鲁迅的一首诗，随口背诵道：“……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王蒙却接上话茬，用一种带点插科打诨的语气说：“我也需要告诉你两句，老弟：树林子大，这儿什么鸟儿都有！”说完扭头便睡。
　　“这就是王蒙划右后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貌似在合眼睡觉，其实在睁眼看着四周，与其说他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说他对这个冷酷的世界有着相当的警觉。”
　　四十年后，从维熙的这番话，准确无误地表明了在这种扭曲的改造中，王蒙的整个思想性格都在发生变化，这同时也是王蒙的精神人格的一次蜕变，在这途中，他蜕去了与生俱来的那层嫩皮，换上了一层坚实的外壳与鳞甲。
　　
　　五
　　
　　也就是在这次从、王“会师”中，围绕以后还搞不搞创作的问题，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记录了这两位因文罹祸的年轻作家的如下一段对话：
　　“怎么样，老弟！”我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和他相遇。
　　“和你一样。”他说，“不然咱们怎么能到这儿聚会来呢？”
　　“还写吗？”
　　“不干那行当了。‘划右’以后，我打报告要求自谋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卖糖葫芦什么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认为他是讲笑话，便笑了。他没笑。
　　“职业病很难治，我还有创作冲动。”我说。
　　“算了吧！别自作多情了。我是没这份心思了！只想当好地球修理工！”
　　你当然可以认为这是王蒙的愤激之言，但从中毕竟也可以窥见他经过此番折腾之后，对文学已经心灰意冷的落寞心境。
　　说归说，做归做，到了六十年代初，文艺界出现了短暂的复苏迹象，王蒙竟不惮自食其言，果如从维熙所言，“职业病难治”，在“摘帽”之后又重操旧业，再度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已经发表出来的两个短篇《眼睛》和《夜雨》，已与他“划右”前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准，不可同日而语，但对他个人来说，毕竟是一个重要的转机。更何况他发表作品的消息，对尚在接受改造的从维熙们来说，也是一种希望和鼓舞。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就有多处写到了王蒙和刘绍棠发表作品的消息，在他们当中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只可惜好景不长，不久，由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的风声渐紧，而且这回主要是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文艺界的天空复又彤云密布，王蒙发表作品的可能又被历史地阻断了。甚至连“经韦君宜、黄秋耘同志关心，经冯牧同志再次仔细审读，确定可以出版”的《青春万岁》的书稿，也“再次搁浅”。这时的王蒙只好听从像邵荃麟、萧也牧这样的文学前辈的劝告，把书稿“摆一摆”，把创作也“摆一摆”，自己则力争去当一个“沉默的人”。
　　如果愿意沉默，王蒙这时候完全可以像萧也牧说的那样做一个“甘于沉默的人”。因为他这时候不但获得了一个普通人的生存权利，而且也具备了一个普通人的生存条件。一九六一年底，在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翌年秋天，就承当年北京团市委的一位老领导、时任北京师范学院（即今首都师范学院）院长的杨伯箴同志的关心，王蒙被调到该院中文系担任教学工作。学校还为他们在院外“临时租用”了一幢教工宿舍，让王蒙和崔瑞芳“结婚以来首次单独有了自己一个家”。他们的日子过得“单纯又愉快”：王蒙白天在学院上课或听课，晚上在家批改作业或接待学生来访。崔瑞芳虽然上班的地方离家较远，但她总是尽量在上班的时间内做好自己的工作，尽快回家，好多一点时间与王蒙在一起，以便弥补这几年被剥夺了的在一起的宝贵时间。在王蒙下放劳动锻炼期间，他们又添了两个新的家庭成员——一九五八年十月出生的长子王山、一九六○年七月出生的次子王石。虽然这两个儿子出生，王蒙都不在崔瑞芳身边，但他毕竟也把自己当时正在山里劳动、背石头上山的遭遇嵌进了两个儿子的名字，算是与刚出生的儿子共了一回患难。为了也给孩子一点爱的补偿，假日，他们就把孩子们从幼儿园里接回来，一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或一起散步、喝茶、聊天、购物、品尝小吃，仿佛又回了他们的“恋爱季节”。四十年后，当崔瑞芳回忆这一段生活时，那种幸福和甜美的感觉，还禁不住要溢于言表：“自这时起，我可以和王蒙单独在一起过日子了。阳光又是如此的明媚，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尽管如此，王蒙的内心却没有他们的生活那样平静。一天晚饭后，有两位自称是北大学生的陌生青年慕名来访，言及他们很喜欢读王蒙的作品，早听说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但跑了很多书店，却被告知到现在还没有出版。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两位大学生的问题，正好触着了王蒙的“痛处”，“他无言以对，只是又难过又神经紧张而且羞愧难当，倒好像是他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北大学生的访问，扰乱了他的思绪，暂时平静了的一池清水，又荡起了涟漪。”
　　这当然只是生活中的一次意外的刺激，类似的甚至比之更为强烈的刺激，在这座到处都留有王蒙的青春印记的城市里，触景生情，感物伤怀，当不在少数。但这些刺激对已然经历过沧桑之变的王蒙来说，充其量也不过是激起一片感情的“涟漪”，引发一点情绪上的波澜，并不妨碍他像崔瑞芳一样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生活的平静和甜蜜。真正让王蒙感到一种深沉的痛苦，在内心深处扰乱他的灵魂的平静，并因此而促使他做出新的人生抉择的，是他在这期间对自己的人生历史所做的深刻反思。虽然这种反思不像他复出后的创作那样，有明确的标志，但有一篇属于文学赏析性质的文章，却意外地透露了这种反思的一点微弱的信息。
　　这篇名为《<雪>的联想》的文章，写于王蒙在北京师范学院任教的一九六三年夏天，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篇通过作品的个案分析，说明如何在文学作品的鉴赏中正确地运用联想的文章，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学院派的“研究文字”，但在具体分析鲁迅笔下的雪景时，作者显然做了许多与自己的人生感遇有关的联想和发挥：他说鲁迅借写南方的雪，在怀念童年和青春的美丽的同时，“也沉重地感到、清醒地懂得：童年和青春虽然美丽多姿，却也有它软弱、不定、短暂的一面。”“美好而又软弱的事物常常在毁灭着、流失着。”因而鲁迅“对于童年和青春，对于一切美好、但还不够坚实的事物”，虽然不乏“深情”的怀念，但却是持一种“冷峻地评价”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所以“鲁迅爱惜童年和青春，但是并非‘爱不释手’。‘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鲁迅笔下的春温，永远是饱尝秋肃的人心头的春温，是被秋肃严酷地锤炼过而又坚决地对抗着秋肃的春温，是一切暖室鱼缸里的春温所不能比拟的。”与此相对的是，他说鲁迅写北方的雪“是一曲苍凉悲壮的赞歌”，鲁迅说北方（朔方）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虽然“这‘精魂’没有江南白雪那样叫人舒服，其实，它更独特也更有分量得多。它是江南白雪的对立面和合乎逻辑的发展，它扬弃了江南白雪的形象，它是受了伤的、蜕变过来的、甚至是曾经‘死掉’过的，但仍然没有污染，仍然不失其纯洁的生命（这是江南的雪的形象的核心）的童年和青春。”从江南的雪到北方的雪，在对鲁迅的笔下的雪的形象所做的联想和阐释中，不也隐含着王蒙自己的一段艰难蜕变的心路历程吗？
　　经过这场艰难而痛苦的蜕变，王蒙既已将自己化着死雨的“精魂”，托身于北方的雪，那就到北方去吧，此外，他别无选择。
　　
　　第七章“两间余一卒”
　　
　　一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王蒙和崔瑞芳带着五岁的王山、三岁的王石，一家四口登上了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六十九次列车，告别了“各方饯行”的友人，告别了他们所熟悉的生养之地，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了一个未知的西部边疆。
　　我不知道当时会有多少人来给执意西行的王蒙夫妇送行，他们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即使全都出现在车站月台上，那也是带着未被他们接受的“质疑”、“劝阻”和“忠告”，来做最后的祝福和道别的。
　　——你们的工作安排得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又要动？
　　——在北京，你们才安顿好家，还不好好地过几天安定的生活。多好的地方也不如北京好。
　　——怎么还要带孩子去？你们太年轻，异想天开，胡作非为，考虑问题这样不实际。
　　——如果一定要去，先让王蒙一个人走，看情况，再考虑下一步。
　　——你们可要深思熟虑啊，不可这样轻举妄动。
　　……
　　家人和亲朋好友的这些“好心”，既然已阻挡不住他们的去意，无论送行者的有无多寡，他们的这一壮举，都属“一意孤行”。所幸有与王蒙同病相邻、惺惺相惜的萧也牧，在行前居然还想到上门话别，第二天还从他所在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要了一台车，把王蒙一家送到车站，然后“挥手从兹去”，算是让王蒙夫妇多少也体会到了一点理解的温情。
　　离别是感伤的，何况是这种不悲不壮、不尴不尬的离别，在感伤中还隐隐透着那么一丝难言的苦涩和沉重。尽管如此，他们踏上旅途之后的行程，却是轻松愉快的，甚至还有那么一点诗意的浪漫色彩。这种诗意的浪漫，甚至在行前的准备工作中，就已经透露了出来：“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了正在北京上映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卡拉之歌》，想象着新疆的异域风光。我们专程去新疆餐厅吃了烤羊肉串，与在那里服务的维族姑娘饶有兴趣地交谈。”——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无可救药的单纯和天真烂漫的幻想，竟让这对京门“逐客”忘却了所有的不快与苦难，全身心地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想往之中。对比丁玲夫妇几年前离开北京，前往北大荒的情况，虽然准备工作的周到细致，大体相近：他们也通过订阅的《人民画报》，看北大荒林区的图片，熟悉那儿的自然风光；一星期吃一两次粗粮，以适应下去后的生活习惯，但却对未来的日子不存多少幻想，所以也就少了王蒙夫妇的这份诗意的浪漫。而且丁玲行前向中国作协领导写信，请求指示，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更不用说他们亲临车站送行了。她是在“专人陪同下乘火车北上的”，类似于变相的“押送”，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王蒙一家人这样的旅游心态。对比曾经沧海的丁玲，王蒙到底是“少共”的童心未泯，离京在即，仍不知“放逐”的沉重。
　　除了必要的行李包裹，上车时他们还带上了一瓶小金鱼。虽然养鱼养鸟，在那年月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因而颇招来了一些不屑的议论和目光，但还是得带上，而且还得精心地保护好，因为那是王蒙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添置的，曾经在茶余饭后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生活的乐趣，这回，这几条小金鱼又成了自由的象征，它们那自由自在的状态，不正是王蒙夫妇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的吗？对，就把它们安置在紧靠车窗的小桌上，让送别的亲友祝福他们此去也能像这些小金鱼一样，能够在一片新的天地里自由自在地遨游。
　　从首都北京到古城西安，从河西走廊到玉门关外，这漫漫行程何止是空间的跨越、时间的流逝，也是历史的延伸和心灵的回溯。从古到今，不论交通状况如何，在这条从中心到边缘的线路上，不知道走过多少贬官逐客，包括王蒙的乡邻纪昀大学士。在告别帝京、踏上漫漫长路的时候，不管他们各自的心境如何，大约都没有王蒙的这份豪情和自信，因而也不可能有王蒙一家这么好的兴致。一路上的自然山水、古迹名胜，凡在视野所及之内，或在转车间歇能得空一访的，王蒙都要与家人借此机会领受一下在这条线路上留存的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精神洗礼。就好比朝圣者在奔往圣地的路上，要朝拜各种圣迹和圣灵之物一样，他们要考验自己的虔诚，见证自己的决心，也要从中吸取一种精神的伟力。在西安，他们仅用三个小时的转车间歇，去参观了大雁塔，虽然年久失修、无人管理，已经破败不堪，但与这座古塔有关的“唐僧取经”的故事，却历久弥新，于是他津津有味地向儿子们讲起了这个尽人皆知的古老故事，仿佛不是来观看古迹，而是来听古典文学讲座来了。同样是这个“唐僧取经”的故事，在过火焰山的时候，又被重复了一遍：“快到火焰山啦！孙悟空不怕火炼……”——怎么老是“取经”、“取经”的，难道他们四人真的成了唐僧师徒了！是的，在做出远赴新疆的决定的时候，王蒙就是怀着这种“取经”的心态踏上通往西域的漫漫长路的。唐僧的精神早已在他的心中复活了，他也要做一回现代的唐僧，要从新疆的劳动人民和艰苦的劳动中取得真经，然后重返京华，再展雄才。“三五年，顶多十年”，我还要回来的，再回来就不是今天的王蒙了，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炼，终将洗尽宿孽，修成正果。给孩子们讲完了故事，窗外的景物又勾起了他们的歌声：盐湖、达坂城，这些在王蒙、崔瑞芳的学生时代爱唱的歌曲里出现的地名，如今以其真实的面目在他们的面前一闪而过，又叫他们怎么能禁得住内心的激动：“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啊，西瓜大又圆啊……”歌声把他们带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又把他们带进了一片陌生的天地，透着那么一点感伤、那么一点忧郁，又有那么一点憧憬、那么一点欢快。一路上心潮起伏、思绪不断变幻着的王蒙，拿起笔来，在摇晃的车厢小桌上，以他所喜爱的古体，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一）
　　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
　　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它梦巍峨。
　　（二）
　　嘉峪关前风噭狼，云山瀚海两茫茫。
　　京华渐远西陲近，笑问何时入我疆。
　　（三）
　　乌鞘岿峰走铁龙，黄河浪阔跨长虹。
　　多情应笑天公老，自有男儿胜天公。
　　（四）
　　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意弥坚。
　　春光唱彻方无恨，犹有微躯献塞边。
　　
　　二
　　
　　经过了五天四夜的旅行，终于在第五天的傍晚，也就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当地时间五点二十分，火车到达了西部边陲城市、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车外是一片冰天雪地，北风搅和着雪花，也夹带着风格旋律迥异的歌声。迎面扑来用长短大衣、帽子、围巾和口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男女老幼，在站台上急匆匆地走动。远处的建筑，涂成蓝黄粉绿各种颜色，在风雪中闪闪烁烁，令人有一种恍兮惚兮的感觉。一切似曾相识，一切又这么陌生。到了，到了，从北京到新疆，他们终于一脚踏进了向往已久的这实实在在的梦境。
　　新疆作协分会的同志们早就等候在站台上了，负责“联系”王蒙此行的作协秘书长王谷林也已安排好了一应接待工作和王蒙一家来疆后的住房等基本的生活条件。住房就在自治区文联家属大院内，家属院的食堂就在房前，吃饭非常方便。住房是一进两间方方正正的里外屋，中间的夹层火墙已经烧了两天了，所以进屋以后就有一股氤氲的暖气环绕。因为行李要过几天才能从车站取出来，所以还特意为他们租赁了被褥枕头，甚至连床也给他们铺好了，花花绿绿的，布置得像“新房”一样。热心的人们七手八脚地帮他们整理行李物品，七嘴八舌地向他们介绍新疆的风俗物产、乌鲁木齐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情况，在他们这间“新房”里说了许多话，留下了许多表情和手势，也带来了无数的关切和问候。王蒙在“划右”前后，见多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听惯了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也学会了防人噤口，避祸全身，陡然一下子走进这么些真诚坦率、热情好客，亲如兄弟姐妹的人们中间，才算真正找到了一种到“家”的感觉。到家后当晚的一顿饭是吃饺子，新疆的羊肉又肥又嫩，羊肉馅的饺子又大又鲜，王蒙吃起来没个完，结果当晚就闹肚子疼，进疆以后，丰盛的招待晚宴，给王蒙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也让他吃了一顿鲜美可口的“杀威棒”。
　　热心的人们及早地告辞了，奔波了一路的家人也该休息了，王蒙一个人在炉灶前不厌其烦地拨弄着煤火，黑色的煤炭在炉中燃烧，蓝色的火焰熊熊腾起，在这寂静的夜晚，不时发出一些清脆的、哔哔剥剥的爆裂声。他不停地在给炉灶添煤，把烧尽的煤取出来，又把新煤添进去。在这种机械而又单调的重复中，他会想些什么呢？是从这炉中煤得到了某种人生的启示，还是想起了郭沫若的《炉中煤》中那些“眷念”故国的诗句：“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抑或什么也没想，就像那火焰的中心，是一片燃烧的空白？！
　　当然，初来乍到，随后也会有许多生活上的问题和不适应：第二天晚上，从北京带来的几条小金鱼，就因为受不了新疆的“水硬”，全都死了。没过几天，火墙也因为王蒙添煤过勤，燃烧不充分，导致烟道不畅，室内寒冷如冰，只好赶紧添置御寒用品。出门如厕，厕所全被冰封，茅坑深约数丈，望之如临深渊。上街步行，原本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但大街小巷，处处是坚硬、光滑、污浊的冰面，形同冰场，寸步难行。王蒙后来在一篇散文中写到乌鲁木齐街面上的冰雪和泥泞，还发过这样的一番议论：“在乌鲁木齐，和一些北疆的城市，冬天的冰雪就够惊人的了。一层又一层的积雪，使公路变成了夹层冰道。汽车与自行车的车轮，在冰道上刻印下了千道万道冰的辙沟，辙沟重叠、并排一顺或者纵横交错。它似乎有一种象征的意味，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错综繁复而又难离旧道。”“旧道”是什么呢，不就是那不变的人生理想吗?那错综繁复、纵横交错的辙沟又是什么呢，不就是人生道路的条条辙印吗?王蒙现在正走在这错综繁复、纵横交错的辙沟上，他能找到其下覆盖的理想的“旧道”吗？
　　所幸有这么多热心的同志和朋友相帮，王蒙很快就安好了家，孩子们上幼儿园的事解决了，崔瑞芳的工作也安排了，虽然让她这个中学物理教师到市立三中去教了地理，似乎有点张冠李戴，但人家不缺物理教师，也占着了一点理由，何况物理、地理都沾一个“理”字，好歹也说得过去，她也就暂时去当了一回地理教师。安排好了家事，王蒙就到《新疆文学》编辑部去上班了。他离开北京，带着家人来到边疆，不是来旅游度假的，也不是来体验生活的，而是要在新的环境中，进一步锻炼和改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未竟的文学理想。在“反右”斗争前，他充其量是一个业余作家，在做专职团的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反右”斗争以后，倒真的让他归了文学的队伍，成了一个专业的文学工作者了。王蒙曾在一篇名为《买买提处长轶事》的小说中，写到过一位买买提处长，“文革”前本来是一个业余的文艺爱好者，“文革”中七斗八斗，阴错阳差，竟把他斗到文艺队伍中来，成了一个真正的文艺工作者了。这不活脱脱地就是王蒙自己的写照吗？虽然一个演的是正剧，一个演的是喜剧，但过程和结局却何其相似乃尔。这真应了一句古话——因祸得福。早知如此，他当初也就不会向从维熙说那番改行的话了。但话又说回来了，那毕竟是牢骚，牢骚归牢骚，要他王蒙放弃文学搞别的，除非他已经不是王蒙了，否则，他也不会乘“摘帽”后的那一点喘息之机，一口气写了几篇作品，还有幸发表了两篇呢！现在好了，他已是文学队伍中人了，可以名正言顺地从事文学工作（包括编辑和创作）了。如今又获得了这新的安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时机呢？他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待在大城市里而不及时地下到生活的底层去呢？他还有什么理由过这种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日图三餐夜图一宿的安居生活呢？是的，应该尽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到毛主席说的文艺工作者唯一丰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去。
　　来年开春，当乌鲁木齐的冰雪尚未化尽，还是满街泥泞的时候，王蒙就去新疆有名的火州吐鲁番“寻春”。“春节才过，乌鲁木齐登车的时候还冷得不住地跺脚，下车的时候却是汗水涔涔了。尘土和着汗水，在我们的脸上印下了春的痕迹。”同行者告诉他，这脚下扬尘的干路将铺上水泥，从此就不会有尘土的威胁了。从脚下的道路开始，他以饱满的热情写公社社员的筑路劳动，写阿尤布老人对新社会的热爱，写规划队规划条田设计的劳绩，写塔尔郎沟修水渠的战斗。由点到面，由近及远，由个体到群体，全方位地展现了吐鲁番农村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这就是王蒙到新疆后发表的第一篇纪实性的散文（或许也可以称之为报告文学）作品——《春满吐鲁番》。这样的作品，不但是王蒙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的一个新的起点，而且，也是他在“反右”斗争后，开始以一种比较自由的心态从事创作的一个表现。这种创作心态的获得，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王蒙此行所结下的一个初步的果实。
　　从吐鲁番回来后，王蒙又马不停蹄地去了更边远的地区——南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红旗人民公社。在那个地处叶尔羌河南岸、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偏远但却富有民族色彩的地方，一呆就是五个月，与那里的少数民族农民兄弟生活在一起，创作了两篇报告文学作品，一篇名为《红旗如火》，顾名思义，是歌颂红旗人民公社战天斗地的英雄业绩的，另一篇名为《买合甫汗》，是介绍这个公社“三八”大队女大队长买合甫汗的先进事迹的。其间，他还因为有幸在一个名叫民丰的小县“稍事停留”，后来写了一篇名为《民丰小记》的散文，记下了“有关她的诸多印象”：这是一个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紧边缘、只有一万三千多人、被数以百里计的茫茫沙丘分割为三个公社的小县，在地图上，标志这个县的小圆圈儿，有时就标在沙漠的密密麻麻的小黑点里。从乌鲁木齐到民丰，要穿天山、绕沙漠，沿昆仑走上五千里路，坐班车净走十一天才能到达。就是这个小县的人民，仅用一年的时间，日夜苦战，修筑了一条底宽六米、长达十余公里的干砌卵石渠道，“活像一条苍劲的巨龙，稳稳地卧在戈壁滩上”，征服了干旱的沙漠，获得了农业的大丰收，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这个小县留给他的“印象”，近一个月了，还萦回在他的“脑里、心里、梦里”，挥之不去，“一想起这个遥远的小县，便感到说不出的温暖，而且有那么一种力量，向人冲激，使人振奋，促人深思。”——这篇散文，是王蒙继《春满吐鲁番》之后，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发表的第二篇文学作品。他的创作成绩，受到了编辑部领导的称赞，一位负责人给远在南疆的王蒙写信说：“你来了，很快就下去了，而且写出了作品，东西写得好，区党委和大家都很满意……”照这样的势头下去，过不了几年，王蒙很有可能成为像闻捷或碧野那样，以创作边疆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作品著称的汉族作家。这只在北国的飓风中折翅的雏鹰，看来真的要在这辽阔的西域天空中一飞冲天了。
　　
　　
　　三
　　
　　中国有句俗话叫“在劫难逃”，即使像王蒙这样远离京都，自动“放逐”到西域边鄙之地，也难逃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那场阶级斗争的劫数。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经过十几年频繁开展的阶级斗争，中国人已经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敏感，这种政治敏感甚至无须某种外力直接触动，仅凭一种政治嗅觉和心理感应，就能洞察形势，指挥言动。虽然政治形势和文艺形势的转变，在这期间，还没有直接危及王蒙的生活和工作，但新疆的文艺界在根据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就已经有人在“窃窃私议”，认为王蒙在这个时候继续发表文学作品不合时宜：“王蒙这样的人是不能用的……右派帽子虽然摘了，但仍然是‘摘帽右派’……”于是，已经排好版的报告文学《红旗如火》，在付印前又被抽了下来，其他作品的发表自然也成了泡影。像《青春万岁》两年前在北京有望出版时所遭遇的命运一样，王蒙再一次因为文学作品的不能发表而被拒之于文学的大门之外。对这种毫无政策依据仅靠一种过敏性的政治嗅觉和心理感应，就随意决定他人命运的作法，王蒙既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他称“这种事情”为生活中的一种“毒素”：“这种事情真是毒化我们的生活啊！什么时候生活里能够消除这些毒素呢？”——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王蒙，也只能对着一样愤怒和无奈的崔瑞芳徒发这种无谓的感慨。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虽然这一次的中止写作比“划右”后的中止写作，对王蒙的打击更大，但既有了前一次的打击，毕竟也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用一句市井俗语来说，这就叫做死猪不怕开水烫。但问题是，接下来的打击，就不只是剥夺了王蒙的写作权利，而是同时也剥夺了王蒙的政治权利。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决定在城乡开展一场旨在“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先是派城里的机关干部下乡去宣传发动，像土改那样扎根串联，与农民兄弟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的工作虽然艰苦，但政治上要求高，能够参加是一种光荣。王蒙虽然顶着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但毕竟还没有被逐出干部队伍，加上进疆后的表现，所以也给了他这个光荣的锻炼机会，并且还参加了下乡前的集训，算是作品不能发表后得到的一点精神补偿。但临到出发前却又传出消息，说是不够资格，从社教干部队伍中被退了回来。同时被取消资格的，还有一位画家，原因是有海外关系，另有一位则是个维族的女同志，据说是因为在“反修”斗争中说了怪话，有思想问题。王蒙的问题自然还是他头上的那顶“摘帽右派”的帽子。这就好比是孙悟空头上的那道金箍，到紧要关头被唐僧念上一咒，不死也要蹭掉一层皮。这一次的被清除出社教干部队伍，虽然并不是说因此就宣判了王蒙政治上的死刑，但却也明白地意味着，从今以后，王蒙在人们的眼里，永远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从北京到新疆，实指望换一个环境，通过进一步的锻炼改造，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没曾想，结果竟是：既无法认认真真地写作，又不能清清白白地做人。说是作家却不能发表文学作品，说是干部又不让参加政治运动，就算是群众吧，也不是属于工农系列的基本群众。在北京找不着自己的位置，到新疆来同样也没有自己的位置，不知觉间自己在北京和新疆、在常人和作家之间，竟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如果剥用鲁迅的一首《题<彷徨>》的诗来形容王蒙此刻的处境，正所谓：寂寞新放地，平安旧时乡，两间余一士，荷笔独彷徨。
　　鉴于已经开始的政治运动和日渐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想让王蒙在编辑部正常工作和从事文学创作，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就让王蒙这样闲置下去，又似乎有悖于当初让他来新疆的初衷，且对他的思想改造和文学创作，都极为不利，甚至在运动中还有可能连累文联和区党委，于公于私，都难脱干系。当然，更不能让他退回北京，对他个人、他的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想不到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到这时竟成了文学的一个累赘：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把王蒙怎么办才好。终于研究出了一个结果：就是让王蒙到农村去，长期蹲点，同时也兼一点基层工作，而且还可以把家搬去，在农村多呆几年。这样，既不失通过劳动锻炼继续改造思想的本意，又便于深入生活，到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真是一个万全之策，既在政治上保护了王蒙，又在文学上成全了王蒙，而且还缓解了因王蒙的问题可能招致的种种诘难和压力。在这样的敏感时期，自治区和文联领导对王蒙所作的这个安排，真可谓煞费苦心。日后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安排不但改善了王蒙目前的尴尬处境，而且也使得王蒙在“文革”浩劫中免遭迫害。更为重要的是，让王蒙这只两度折翅的雏鹰，能在茫茫大漠、莽莽天地之间，舔尽自己的伤口，养息自己的精神，为日后的奋起腾飞积聚起足够的力量和智慧。
　　一九六四年的整个冬天，王蒙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除了每星期六按例下厂劳动，没有任何工作可做。在等待中，他过起了一种完全的居家生活。为了避免王蒙整日价像一个“游魂”一样出没在文联大院里，崔瑞芳从她当时工作的乌鲁木齐七中申请到了一套简陋的住房，又把“远在东北农村的亲家奶奶”接了来，帮助照料孩子。为了满足老人好热闹的习性，王蒙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和家人一起陪老人到电影院去看当时正在上演的一大批战斗片，在“机枪哒哒与手榴弹抛掷的‘弹光枪影’中”，度过这些多余的日子。王蒙还经常为老人代写家书，所以也常得老人的称赞。下雪了，王蒙就让儿子冒着风雪去取报纸，为的是锻炼孩子的勇敢和意志，有时候，也跟孩子们一起打雪仗，“父子双方交战，激烈万分”。或者，爬到房顶上去扫雪，“站在高高的屋顶上，眺望四方，到处都有雪的美丽、清新、洁白，而且还有和自然界融为一体的正在劳动的人群。他们以各种姿态，扬起雪花，把雪抛到地面上，发出‘卜、卜、卜’的声音，一声连一声，好听又好看，人也被刺激得十分精神”。过年了，为了不让络绎不绝来拜年的人干扰大年初一睡懒觉，预先就准备好了糖、豆、大红枣和小点心，再备些红酒、烧酒，以便不时取用。有时也带孩子到老乡或朋友家作客，只是孩子太闹，有一次竟把北京老乡、歌词与剧作家刘家琪家的餐桌“搅得天翻地覆”，这又不免让王蒙感到难堪和沮丧。乌鲁木齐的冬天实在是过于漫长了，在这个漫长的冬季，王蒙都像《等待戈多》中的那两个流浪汉一样，在做着无谓的等待。这些居家生活的细节，正如流浪汉的无聊的废话和动作一样，不过是在等待中打发时光的一种填充剂罢了。崔瑞芳也曾劝他学点什么、写点什么：“别管那么多，要拿起笔来写，不能发表也要写！”但王蒙的回答是：“不行，没有那种情绪，没有那种胆识。”崔瑞芳说：“他是从小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党让他改造他就改造；党说××不能用，这个××自己也不敢用、不想用、没有兴致用自己了。”存在和写作都是要以一定的意义为依托的，一旦这意义无法得到确认，则存在既失去了意谓，写作也就成为没有必要的了。正如崔瑞芳所说：“这不但是政治的、社会的废黜，更是个人的自我废黜。这才是那种年代里最可怕的呢！”
　　
　　第八章“逍遥游”（一）
　　
　　一
　　
　　一九六五年四月，王蒙终于结束了一个冬天的等待，只身一人先行来到自治区和文联领导为他精心安排的“劳动锻炼”之地，距乌鲁木齐近七百公里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一小队。地名巴彦岱。巴彦岱是蒙古语“燕子飞来的地方”，或言“富庶之地”。这是一个以维吾尔人为主，有七、八个民族的群众杂居的小村镇，就在乌（乌鲁木齐）伊（伊犁）公路老线的一侧，距伊宁市五公里，交通比较方便。说来这也是有关方面领导的一片苦心：既让王蒙到农村去接受锻炼，下去的地方又不可太差。这毕竟不是对“右派”的劳动改造，下去“蹲点”的干部，是要给他创造基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
　　
　　依照当时的惯例，王蒙要与下放地的农民群众实行“三同”，于是就被安排在一位维吾尔族老农家落户。房东大爷名叫阿卜都热合曼，是一小队的水利委员，“个子矮矮的，留着漂亮的胡须，两眼炯炯有神。”房东大娘名叫赫里其汗，“瓜子脸，眉清目秀，穿一身玫瑰紫大方格的西式套装，一看就让人感觉到，她年轻时一定相当漂亮。”房东家的人口很简单，除了二老，还有一个他们在三年困难时期收养的从兰州孤儿院疏散到伊犁来的汉族孩子，已按照穆斯林的习俗行了割礼，改了一个维族名字叫阿卜都克里木，成了房东二老的养子。此外，就是房东大娘与前夫抱养的女儿，已经独立成家的萨蒂姑丽夫妇和他们的五个孩子，住着大娘前夫留下的隔壁的正房，他们就住在旁边的小院里。
　　王蒙初到伊犁的时候曾经写过几句旧诗，算是小院的即景，题名就叫做《即景》：
　　濯脚渠边听水声，
　　饭茶瓜下爱凉棚，
　　犊牛无赖哞哞里，
　　乳燕多情款款中。
　　他曾住在这座小院的“一间放东西的不到六平方米大的小库房里”，墙上挂着一个面罗、九把扫帚和一张没有鞣过的牛皮。来到这个语言不通的地方，陪伴他的“只有梁上的两只燕子”。他“亲眼看见燕子做窝，和后来他们怎样勤劳地哺喂着那些叽叽喳喳的小燕子”。在小燕子学会飞翔的时候，他已经向维吾尔农民学了不少的维吾尔语，与他们相处得也愈来愈熟悉、愈来愈亲热了。他们也从燕子在他住的小屋筑巢这个自然的也是生活的细节中，判定王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于是房东建议他搬到正屋里，和他们住在一起。从此，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六年，“情感胜过了亲生父子。”
　　在巴彦岱六年，王蒙学会了一年四季的全套农活，从播种到收割，从除草到放牧，乃至需要一定技术的打埂浇灌、脱粒扬场，样样都会。冬天，还要与农民一起在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戈壁滩上钻“地窝子”，兴修水利。一到劳动的时候，王蒙就换上最破最破的衣裳。他的那身衣服洗了又洗，补了又补，后背部全是汗渍。不说是在城市，就是在贫困的农村，放在穿破衣服的农民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虽然崔瑞芳为此“悲哀至极”，觉得不必用这副衣衫褴褛的叫花子相，来表示自己的艰苦朴素，或低头认罪，接受改造，但王蒙却依然故我。当这身衣服在劳动中沾满泥土，甚至连头发上、眼镜上、脸上和鞋子里外，都满是灰尘和泥土的时候，连崔瑞芳也不能不由衷地感叹：“那种土中求食的形象，着实耐看。”
　　除了参加直接的生产劳动，他还担任了二大队一年的副大队长，参与大队的领导工作。以至于他在十几年后重访巴彦岱，人们仍旧亲切地称呼他为“王大队长”。在劳动中，他与巴彦岱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结交了许多亲密的朋友。他复出后的许多回忆性的散文，如《故乡行——重访巴彦岱》、《我们“大队”的同事们》，和“在伊犁”系列小说作品，如《哦，穆罕默德·阿麦德》、《虚掩的土屋小院》等，都是取材于他与这些农民群众的交往，有的直接就是以他们的经历和生活为原型的。在劳动之余，王蒙还经常帮助农民挑水、扫雪和泥建房，尽一个下放干部联系群众的义务。也经常应邀参加一些婚丧嫁娶活动，在这种场合，王蒙虽然不是一个穆斯林，但却十分尊重穆斯林的礼俗，包括一些行为和语言的细节，他都力求做到符合一个穆斯林的要求。事实上，因为王蒙的聪明好学，对这些穆斯林的礼俗，他不但了然于胸，而且像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一样，做得十分地道，毫不走样，以至于除了相貌、衣着，你很难从这些人中分辨出王蒙这个“异教徒”。
　　正因为王蒙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融入了巴彦岱，所以巴彦岱的乡亲们也就把王蒙当作自家人来看待。他们称王蒙为“大队长”、“老王哥”、或者“王民”、“老王”，在这些亲切的称呼中，寄托了巴彦岱的乡亲对王蒙亲如家人的一片深情。在巴彦岱，王蒙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听到“房子去，房子去”的招呼和笑脸，王蒙也“已经可以任意推开某一家的门，而觉得如同自己的家一样了”。经过六年的“劳动锻炼”，王蒙俨然成了一个“巴彦岱人”，巴彦岱俨然成了王蒙的“第二故乡”。王蒙回到北京后，一直与巴彦岱的乡亲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他们夫妇也多次重访巴彦岱，与乡亲们叙说别绪离情。以下，是崔瑞芳笔下记载的，一九九○年他们夫妇重访新疆和巴彦岱时的动人情景：
　　事隔许多年后，一九九○年我与王蒙重访新疆，在伊犁和巴彦岱乡，当地农民、知识分子，仍都把王蒙当做自己的亲人。每到一处，就有欢乐和泪水交织着。主人杀鸡宰羊，倾吐衷肠；分手时，依依不舍，洒泪话别。伊犁河畔一个庄子里，公公婆婆都已去世的古丽尼莎见到王蒙，一面叫着“老王哥哥”，一面抱住他痛哭失声，在场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同样在乌鲁木齐的文联宿舍，已故维吾尔著名诗人克里木·霍加的妻子高哈丽雅（塔塔尔族），一个当年的金发美人，见到王蒙也是抱住他放声大哭达五分钟之久。在场的陈柏中同志说：“做人能做到这样，一个作家能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临别时，高哈丽雅把诗人生前最喜欢佩戴的一条可可色的领带送给了王蒙。
　　
　　二
　　
　　在新疆生活十六年，王蒙最感骄傲的事情之一，是他学会了维吾尔的语言文字。一有机会，就不免要表现、“炫耀”乃至“显佩”一番。早在“文革”后期，他重新回到自治区文联工作期间，就开始担任维语的翻译工作。一些维族同志开会发言，都愿意找他当翻译，说王蒙的翻译能帮助他们的发言成功，能使他们的意图得到更好的表达，更易于为汉族的同志所接受。“文革”后回到北京，因为说维语的机会少了，崔瑞芳说他无论是走在马路上还是在商店里，只要遇到维族同志，他就要凑上去用维语搭腔，好过过维语的瘾。有时候还自己创造这样的机会说维语，一九八四年王蒙去前苏联的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访问时，就坚持用与乌语相近的维语与当地人士直接交谈、回答记者的提问。在他后来当文化部长的时候，一次与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联合招待西藏歌舞团，司马义·艾买提同志本来可以用汉语讲话，王蒙却硬要他用本民族的维语致词，由自己来担任维语的现场翻译。他自己也坦言：“我爱听维吾尔语，我爱讲维吾尔语。……还有，没办法隐瞒的是，我不愿意放过任何可以使用维吾尔语言，可以练习提高维吾尔语言，乃至可以‘显佩’自己的维吾尔语言的机会。一讲维吾尔语，我就神采飞扬，春风得意，生动活泼，诙谐机敏。”维吾尔语“是我的一段难忘的经历，还是我的一大批朋友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友谊，他们的心”。正如新疆是王蒙的第二故乡一样，维吾尔语也成了王蒙的又一门重要的母语。
　　西方现代哲学有一种流行的理念，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句话如果用到王蒙身上，你会发现，王蒙在巴彦岱六年乃至在新疆的整个十六年间，他不仅是通过自己的劳作和与周围群众的交往，找到了一个实在意义上的家，同时也通过学习语言，从本体的意义上，找到了存在的家园。
　　王蒙初到巴彦岱，由于语言不通，无法与人正常交往，因而颇感孤独和寂寞。虽然房东一家和周围的群众待他亲如家人，但这毕竟不能代替通过语言的直接的心灵沟通。而且，到新疆来后，与维族群众在一起生活久了，他对这个塞外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习，都十分着迷，甚至对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他们那种独特的语言来表达的，或与语言的表达有关。
　　正是怀着近乎崇拜的虔诚和热情，王蒙开始了维吾尔语的学习。他找到了一本解放初期新疆省人民政府行政干校编印的《维语课本》，又读到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一本杂志上介绍维语知识的入门文章，有了这些文字的材料作铺垫，王蒙对维语就算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剩下来的就要靠在实践中勤学苦练了。在巴彦岱，王蒙每天就干两件事：劳动和学习维语维文。所有的维吾尔农民都是他的维语教师，包括他们的刚会说话的孩子。房东大娘的外孙女、当时只有八九岁的拉依赫曼，就是王蒙学习维语的一个小老师。拉依赫曼说话的口齿特别清楚，维语的发音十分标准。她常常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为王蒙做读音示范，校正王蒙的语调和发音。有时，遇上两个维族农民的孩子在路上说话，王蒙也要凑上去在旁边“灌耳音”，心里羡慕得不行。一次在伊宁市搬家的时候，“赶车人”与房东发生了争执，他不去调解，反而在一旁欣赏“他俩的拉长了声音的富有表现力的应答，像是欣赏一出歌剧里的对唱”。还是这位与“赶车人”发生过争执的维族房东，一次又与王蒙发生了争执。她借口电费不好摊算，竟向房客王蒙提出了不准用电灯的无理要求，王蒙非但不生气，还为她的维语发音所吸引，从中细心体味她说出的维语的韵味，比较自己在发音和构词造句方面与一个真正的维吾尔人的差距。这场争执虽然是以王蒙的妥协告终，但他却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学习维语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中，王蒙学习维语几乎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程度。一有空闲，就打开收音机，收听维语广播，开始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却从欣赏音乐般的陶醉中，接受了一种语感的训练。每天睡觉前，他都要反复背诵数十个单词，以巩固和加强记忆。甚至夜间起床方便，也忘不了说维语：扶着床就说床的维语单词，开开门就说开门的维语单词，沿墙走路就说沿墙走路的维语单词……如此等等，总之是做什么说什么，遇上什么说什么，直到进入梦乡，在说梦话时还连连喊着维语单词，以至于常常使崔瑞芳从睡梦中突然惊醒，于是“彻夜无眠”。“文革”中，他又利用“天天读”的机会，借背诵维文的“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学习维语维文。同时又教授大队干部学习拉丁化的维吾尔新文字，在做学生的同时，又做了普及拉丁化的维吾尔新文字的先生……
　　
　　由于王蒙的勤学苦练，一年以后，他终于可以比较熟练地运用维语、维文交谈、阅读，甚至还可以为大队干部担任同声翻译。“我终于可以说我多了一个舌头了。和维吾尔人在一起我同样可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可以语言游戏，话外含音……不仅多了一个舌头也多了一双耳朵，你可以舒服地听进另一种语言，领略它的全部含义、色彩、情绪……多了一双眼睛，读曲里拐弯由右向左横写的维吾尔文字。更多了一个头脑一颗心，获得了知识、经验、理解、信任和友谊。……总而言之，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凭借这样的语言优势，在此后的日子里，王蒙不但在生活与劳动中与维族群众的交往如鱼得水，而且还阅读了大量的维文书籍。
　　这期间，巴彦岱一位叫肉孜·艾买提的青年，不但是王蒙阅读维文书籍的主要供应者，而且还帮助王蒙解决了许多文字上的疑难，与他一起对书的内容进行热烈的讨论……十几年后，当生活中的肉孜·艾买提已经化成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穆罕默德·阿麦德的时候，王蒙还禁不住要满怀深情地回忆他的这一段阅读维文书籍的经历，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那位热心的维族青年所结下的深厚友谊：
　　我从他那儿还借到过高尔基的《在人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中诞生的》（维文译名是《暴风的孩子们》）的维文译本。……就这样，穆罕默德·阿麦德帮助我认识了维吾尔乃至整个中亚细亚突厥语系各民族语言、文化的瑰丽，他教会了我维吾尔语中最美丽、最富有表现力和诗意的那些部分。我将永远感激他。
　　
　　三
　　
　　王蒙通过阅读维文书籍，开始进入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通过南北疆那些别有风味的民族歌曲，王蒙也开始触摸到了一个民族的心灵世界，在那里体验他们的幸福和痛苦、欢乐和忧伤，同时也把自己的心灵融入了这个歌曲的世界，与他们一起品尝种种难以言说的人生况味。
　　王蒙虽然自称不谙音律，不通乐器，但却终身喜爱歌唱和音乐，尤其是伴随他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的新疆民歌，更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说“以《阿娜尔古丽》为代表的南疆民歌似乎更具有节奏性，人们唱这些歌的时候似乎正迈着沉重有力的步子，似乎正在漫漫砂石戈壁驿道上长途跋涉，四周杳无人迹，远山上雪光晶莹，干峻的柴草在风中颤抖，行路者的歌声坚毅而又温情，我好像看到了歌者的被南疆的太阳烧烤成了紫酱色的脸庞”。一次，他听见建筑工地上两位来自农村的年轻女人一边劳动一边在唱《阿娜尔姑丽》。他感到“她们的唱歌就像呐喊一样地自然、朴素、开阔、痛快，她们的唱歌就像呼唤一样地响亮、多情、急切、期待着回应，她们的唱歌又像是一种挑战、放肆地发泄，自唱自调，如入无人之境。”
　　对他生活的伊犁地区的北疆民歌，他更是赞赏有加。他说伊犁的民歌“似乎更散漫，更缠绕，更辽阔，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抒不完的感情连结如环，让你一听就陷落在那里，痴醉在那里”。在伊宁的家中，他常常有机会在深夜听到有人在唱着《黑黑的眼睛》这首最有代表性的伊犁民歌，“是醉汉吗？是夜归的旅人？是星夜赶路的马车夫？他们都唱得那么深情。在寂寥而寒冷的深夜，他们用歌声传达着对那个永远的长着‘黑黑的眼睛’的美丽的姑娘的爱情，传达着他们的浪漫的梦。生活是沉重的，有时候是荒芜的，然而他们的歌是热烈的，是益发动情的。”在水利建设工地上，他与农民们一起住在地窝子里，寒冬腊月，掀开食堂厚重得惊人的棉帘子，他与农民兄弟一边喝酒一边歌唱，“随着每一句的尾音，吐出了无限块垒，”他“傻傻地跟着唱，跟着呀，却总觉得跟不上那火热的深沉与辽阔寥阔的寂寞。”也有时候，他不跟着唱，只是听着，看着人们那种“披心沥胆”的样子，“就觉得更加感动”。直到八十年代初，王蒙重返新疆，在一次聚会上听民间的盲艺人司马义尔唱这首歌时，依旧感慨万端：“他的声音非常温柔。他的歌声不是那么强烈，却更富有一种渗透的、穿透的力量，那是一首万分依恋的歌。那是一种永远思念、却又永远得不到回答的爱情，那是一种遥远的、阻隔万千的呼唤，既凄然、又温暖。能够这样刻骨铭心地爱，刻骨铭心地思恋的人有福了，能唱这样的歌，也就不白活一世了！”
　　 “一声‘黑眼睛’，双泪落君前！”只要一听到这些歌声，王蒙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以上的文字，都是引自王蒙的一篇名为《新疆的歌》的散文。也是在这篇散文中，王蒙引用了中世纪维吾尔族的伟大诗人、政治家纳瓦依的话说：“忧郁是歌曲的灵魂。”他对新疆民歌如此钟爱，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都是一些散落在民间的艺术精品，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新疆的一片乡土之情，而是因为，他从这些发自内心的歌唱中，深深地触摸到了新疆各民族兄弟姐妹的那些饱经忧患而又善良美丽的灵魂。虽然他始终不解弥漫在新疆民歌中的“谜一样的忧郁”。但是，他却敞开了心扉，用自己的心去贴近这些忧郁的灵魂。因为，在他的心灵深处，也有这样的一份言说不清的忧郁，只有在这些歌声中，他才能体味得到这份忧郁的深切浓重而又复杂微妙，也只有通过这些歌唱，他才能够把这份言说不清的忧郁，化作一种精神的慰安和享受。在歌声中，他让自己的心灵向世界自由地敞开，也用自己的心灵，自由地拥抱这个世界。在失去了诸多自由的岁月，“新疆的歌”是王蒙所能得到的唯一宝贵的人生自由。
　　
　　四
　　
　　相对于“新疆的歌”给王蒙所带来的心灵的震撼，与他朝夕相处的新疆少数民族父老兄弟的人生观念、生活态度和生存智慧，在这期间，给予王蒙的，却是刻骨铭心的省悟和启示。这是比歌唱更深沉更厚重、也更坚稳更持久的一种人生的力量。
　　王蒙在新疆生活的十六年尤其是在巴彦岱生活的六年间，接触过众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群众，由于文化、历史和地域、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少数民族群众不但在生活习俗上，与汉族群众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对人生问题的看法和为人处世的原则、态度，与汉族群众，也有许多根本性的不同。这些差异、区别和不同之处，不但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塑造了西部各民族独特的思想性格，而且也培育了他们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这种独特的思想性格和生存智慧，长期以来，是他们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历史局面的精神武器，也是他们赖以安身立命和繁衍生息的精神资源，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发生的“文革”动乱中，这种独特的思想性格和生存智慧，更以其自由不羁的表现和超然豁达的情态，放出了一种异样的光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独特的思想性格和生存智慧，正是西部各民族贡献给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王蒙置身于这些少数民族群众之中，耳濡目染、身历心受，无一不受他们的影响、熏陶和渗透。这自然同时重塑了王蒙的思想性格，也让王蒙得以更深入地领悟这种文化精神和生存智慧的精妙，以缓解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加诸自身的心理重压，在人生不得自由的“文革”乱世中，全身心地潜入西部的民族民间文化，做一次无遮无盖、本色本相的精神漫游。
　　王蒙复出后，曾在“在伊犁”系列小说和相关小说作品中，写到过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在“文革”期间，以他们独特的生存智慧和表达方式，与帮派分子作斗争和抵制极“左”思潮的故事。这些故事一无例外地都充满了在传统的汉族文学中所极为少见的幽默和喜剧色彩。虽然作为小说，这些故事会有许多虚构的成分，但毕竟是王蒙在这期间的现实生活中深刻的人生体验的结晶。事实上，这其中的许多故事，都是以王蒙的经历为原型的，有的直接就发生在王蒙身上。从这些生活故事中，他不但深深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荒诞，而且也深深地体验到了自身存在的尴尬。在崔瑞芳的回忆中，王蒙“文革”期间在巴彦岱所经历过两件既有几分荒诞同时又不无尴尬的人生“故事”：
　　
　　一件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庄子上有几个从甘肃来新疆的“自流人员”给王蒙贴了大字报。其中一个人外号叫“泡克”（大粪），他的几只母鸡吃了农药毒死了，他坚持认为是某个老农投的毒，理由是那老农和他吵过架。这件纠纷找到了“王大队长”，王蒙认为吵架不能作为判断投毒的依据，但“泡克”不听，认为王蒙没有为他做主，便忌恨起王蒙来。王蒙对此多次叹息过，说不学习形式逻辑的起码规则，真是有理说不清，无理也搅三分。还有一位社员，动辄写信控告别的社员，王蒙对他态度也比较冷淡。这两个人突然贴起大字报，大致内容是：“王益民是大右派，要把这条毒蛇揪出来！”他们连王蒙的名字都没有写对，就祭起了“右派”这个杀手锏，王蒙只好保持沉默，也做好了应对质问、批斗的思想准备。幸好这两个人平时就不得人心，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没有一个人响应，王蒙的房东还为之打抱不平说：“怎么能无缘无故地给一个人抹锈（即抹黑）呢？这难道是‘造反有理’吗？如果这样地造下去，早晚会变成造反无理的。”虽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但王蒙也因此而失去了大队领导的职务：“公社领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王蒙不宜再担任大队的领导职务，便悄悄停止了王蒙的大队长工作。”
　　另一件是：一九六九年初，王蒙所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委”给巴彦岱公社革委会写来一封信，说王蒙是没有改造好的××分子，应冻结其所有存款。公社革委会研究了一下，认为王蒙在巴彦岱“表现很好”，如果自治区某方面认为王蒙有问题，要杀、要剐请你们自己来做，我们没有义务听你们什么“大联委”的指挥。结果自然也是不了了之。但这回王蒙不但没有失去什么，相反，却得到了接踵而来的由新疆建设兵团派驻巴彦岱公社的“斗、批、改”宣传队的“重用”。他们起先也例行公事地把王蒙找去“训诫了一通”，“过了几天又对王蒙说：‘经我们研究，认为对你仍是可以利用的，我们准备留你在大队搞文字与口头翻译。’这样，王蒙不但没有在‘清队’中挨整，反而成了与闻机要的工作人员。”宣传队员与大队干部关系不协调，王蒙尽量帮助他们沟通。一位宣传队员要申请入党，甚至让当时没有共产党员身份的王蒙替他起草入党申请书。王蒙还帮助写过许多标语，写过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的解说词。宣传队和大队干部与王蒙合影的照片上的题字，竟然是这次“清队”斗争的主要口号：“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曾几何时，还被当作阶级敌人（“毒蛇”）看待的王蒙，转眼间，竟成了阶级斗争的主力。
　　由于王蒙一贯的工作表现和办事能力，在“文革”期间，他虽然仍不免“戴罪”之身，但在巴彦岱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心目中，却是一个大大的好人。一个下乡插队的锡伯族女高中生称赞王蒙说：“像老王这样的，人又好，又有本事，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受人欢迎的呀！”房东大娘干脆说王蒙：“真是人民的好干部，我们都喜欢他，他是我们的老王。”以至于在一九七一年，当王蒙离开巴彦岱去乌鲁木齐“听候安排”的前夕，他所在的二大队的支部书记阿西穆·玉素甫还对他说：“不要有什么顾虑，放心大胆地去吧！如果他们（指当时乌鲁木齐的有关部门）不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如果他们不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你随时可以带着全家回来，你需要户口准迁证，我这里时刻为你准备着。你需要房屋，我们可以立刻划出九分地，打好墙基。一切困难，我们解决。”王蒙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在巴彦岱，成百上千的贫下中农都是我的知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最混乱的时候，我的心仍然是踏实的，我仍然比较乐观，我没有丧失生活的热情和勇气。”
　　
　　五
　　
　　王蒙复出后，曾多次借一位关心他的“老同志”的话，说十年动乱中他“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生侮辱”，能够“平安无事”，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发生，固然与他所说的“大乱避城，小乱避乡”有关：“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乱，政治性的乱子，越是大城市越厉害。我当时若在北京，不被揭掉一层皮才怪。恰恰是边疆伊犁，什么事都‘慢三拍’，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缓和得多。”但如果没有巴彦岱的干部群众对他的多方保护，即使是“避”到天边，恐怕也难逃此劫。
　　如果说王蒙在“文革”中受到的这种政治保护，无意间使他逐渐偏离了运动的中心，即作为斗争对象的位置，在从北京“自我放逐”到边疆之后，再次被“放逐”到政治运动的边缘地带，因而获得了一种相对的自由的话，那么，当他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以一个边缘人的身份，即既非斗争的对象又非斗争的动力的身份，在日常生活中与普通群众尤其是与房东二老朝夕相处的时候，他所得到的，该是别一样的关爱和呵护。王蒙在巴彦岱六年，吃住都在房东家里，白天，他和农民一起下地参加各种农业劳动，晚上，盘腿坐在毡子上与大爷、大娘聊天：古往今来的故事、天南地北的新闻、长长短短的笑话，里里外外的家常，随心所欲，无所不谈。每日三餐喝大娘给他烧的奶茶，吃大娘给他煮的曲曲（馄饨），泡大娘给他打的馕。日子久了，王蒙渐渐地融入了这个维族农民的家庭，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以至于这个家庭的大事小事，都要有王蒙的参与，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他甚至为阿卜都克里木的婚事做过决定，也为他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四处奔波。他们不但平时待王蒙亲如家人，而且在“文革”动乱中，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武斗”的枪弹，把王蒙夫妇接到乡下避难。在王蒙心目中，这对年老的维族夫妇，就是他远在北京的父母，他就是他们的汉族儿子，他们生活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维汉融合的民族家庭。
　　房东大娘对王蒙的关心、照顾，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上，房东大爷给予王蒙的，就主要是一些人生哲理上的省悟和启示。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当王蒙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两位老人以后，房东大爷“沉默了许久”，“思索着，思索着”，然后“断然”地说：
　　老王，不会老是这样子的，请想一想，一个国家，怎么能够没有诗人呢？没有诗人，一个国家还能算是一个国家吗？元首、官员、诗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或缺的。老王，放心吧，政策不会老是这个样子的。
　　王蒙无疑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与鼓舞。他复出以后，把房东大爷、大娘的故事和自己与他们一起的生活经历，写进了一篇名为《虚掩的土屋小院》的小说。就是在这篇小说的结尾，他不但用巴尔扎克式的笔法，详细地描画了小院的风光，而且也以一腔赤子之情，深情地记录了他从房东二老那里得到的慰藉和启示：
　　……虽然我早已远离伊犁，虽然这些年我是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下与完全不同的人打交道和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虽然我由衷地欢呼和拥抱这新时期，包括我个人的新的开始，新的生活，但我一想起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老妈妈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心、责任感、踏实和清明之感。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我觉得如果说我二十年来也还有点长进，那就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他们不贪、不惰、不妒、不疲沓也不浮躁、不尖刻也不软弱，不讲韬晦也不莽撞。特别是穆敏老爹，他虽然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却具有一种洞察一切的精明，和比精明更难能的厚道与含蓄。数十年来我见到的各种人物可谓多矣，但绝少像老爹这样的。我常从回忆他们当中得到启示、力量和安抚，尤其是当我听到各种振聋发聩的救世高论，听到各种伟大的学问和口号，听到各种有关劳动人民的宏议或者看到这些年也相当流行的对于劳动人民的嘲笑侮弄或者干脆不屑一顾的时候。
　　
　　
　　第九章“逍遥游”（二）
　　
　　一
　　
　　在这场由一人发动全民参与的“文化大革命”中，最后除了极少数忠实的追随者和既得利益者，绝大多数被动员参与革命的人民群众，竟在不知不觉中都选择了放弃革命或疏离革命，成了不属于任何对立派别或超然于这些派别之外的“逍遥派”。对王蒙而言，在革命未来之时，他既已成了革命的异己，在革命已来之时，自然也就不能充当革命的主体；既非革命的主体，革命也就是非已之物，因而也就无所谓疏离和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倒是一个天生的“逍遥派”。除了这一层历史的原因外，还有一层现实的原因是，正如运动中那些虽则被打倒、“靠边”但却没有真正在组织上最后确认其敌对身份的新老运动对象一样，这个时候的王蒙，还自认为是一个革命派，或力争在运动中做一个革命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对革命的信仰和追求。只是在这场“继续革命”中，自感已派不上用场，没有用武之地，硬要侧身其间，又难免像屈原那样遭遇“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命运，于是只得作壁上观，加入了这个无人发起，但却全民参与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逍遥派”。
　　事实上，在王蒙来伊犁之前，他就已经成了这样的“逍遥派”，只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派别，也没有这样的名词。况且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正处在酝酿筹谋之中，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蠢蠢欲动，谁逍遥自在，那就意味着他已经被或将要被革命历史的车轮所抛弃。不幸然而又有幸的是，王蒙正好在这时候被正在启动的革命历史的车轮抛到了伊犁河畔，在那儿当了六年的桃花源中人，着实逍遥了一把。虽然巴彦岱的乡亲们的深情厚谊，让他乐不思蜀；远离政治斗争中心的巴彦岱，也让他有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觉，但他毕竟不是陶渊明的文学想象中的渔夫，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介凡夫俗子。况且王蒙在来巴彦岱的时候，与崔瑞芳临别之际，就已经给了她一个承诺：“要不了多久，很快我就会接你们来，等我的消息吧！”如同从北京来新疆一样，王蒙总要拖家带口，免不了儿女情长。而崔瑞芳又似乎总是恪守夫唱妇随的古训，无论有多少艰难困苦，都愿意跟随王蒙走到天涯海角。对于古人所说的家室之累，王蒙似乎另有别解。虽然这别解是他复出以后才发表出来的，但由此也可以反观他当时的一点心迹：“特别是在严峻的日子里，家庭的功用实在是无与伦比的。我个人有一个发现——仅仅政治上的或者工作上的压力是不会把一个人压垮的，凡是在那不正常的年月自杀身亡的人，几乎无一不是身受双重压力的结果，即是说他们往往是在受到政治上的打击与误解的同时又面临了家庭解体、在家里受到众叛亲离的压力。”“有许多宝贵人才、可爱的人物身处逆境而终于活过来了，健康地活过来了，我想这应该归功于他们的家庭和家人。是家庭和家人使身受严峻考验的人得到了哪怕是暂时的温暖，得到了喘息，得到了生活的照顾，得到了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活下去的信心和耐心。”我相信王蒙的这番大道理，是他的“夫子自道”。他在新疆十六年，尤其是在伊犁的六年间，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的亲情，确实缓解了他所感受到的政治压力，给了他难得的喘息之机，同时也让他在日常琐事和家居生活中，领受了一份从未有过的自由和乐趣。家于是又成了王蒙在这个非常年代又一片逍遥自得的精神飞地。
　　
　　二
　　
　　把远在几千里外的乌鲁木齐的家再次搬到伊犁，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诚非易事。这次搬家，让王蒙夫妇又经历了一次艰难而又浪漫的西部之旅。早在王蒙只身去伊犁之后，就“隔三差五”地给崔瑞芳写信，“他说，伊犁是我们所向往的美好的地方，那里已经不存在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大花园。小巷两旁杨柳成荫，在俄式典雅的小屋前有潺潺的流水；姑娘们一排排手拉手唱起令人陶醉的歌；到处是哈萨克、维吾尔人的纯朴、热情……”对王蒙笔下的伊犁的“共产主义风貌”不无夸饰的艺术描写，二十多年后，崔瑞芳还不无感慨地说：“真是奇怪，已经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了，这个王蒙仍然那样透过玫瑰色的色彩描绘着、感受着边疆大地，用无比光明与欢乐的胸怀去拥抱生活。究竟还要付出多少代价，他才能真正懂得生活的复杂与严峻呢？而且，在懂得了生活的复杂与严峻以后，他还能这样向往光明和快乐吗？”
　　尽管崔瑞芳对王蒙描绘的美好前景将信将疑，但这一次旅行的心境却依旧是“光明和快乐”的。两个半大不大的孩子和亲家奶奶，已经按照王蒙的安排，由崔瑞芳利用暑假的空闲，送回了北京。大件、易碎的物品不能带，只好忍痛割爱；写字台、书柜和许多书籍，连同他们结婚的纪念品——一台手摇唱机和若干唱片，都分别存放在朋友家里，只带上他们平时品茶、聊天时常坐的一把转椅和一套简易沙发，加上一些日用杂物、“细软”，就是这次搬家的全部行李了。临行前，仍然有许多在乌鲁木齐的朋友为他们饯行，“尽管形势严峻，他们还是认为我们下去是一件好事。他们对王蒙充满信心；频频祝酒，举杯高歌，情意满怀。”
　　一九六五年九月五日，王蒙身着一件墨绿色卡其面料的风衣，崔瑞芳也穿上了王蒙从南疆为她买回的一件银灰色的款式新颖的风衣，坐在一辆接运水泥的巨型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内，凌晨五时出发，奔向北部边陲城市伊犁。如果不是车后的拖斗里堆放在半车水泥上的那些蒙着一层草绿色帆布的家具杂物，仿佛一尊大炮似的庞大身影，你会以为，这是王蒙夫妇某个假日的一次便车旅行。你怎么也不会想到，王蒙在离开北京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竟是他再次“举家西迁”的壮行。如果说，第一次“西迁”，他还怀着一腔“犹有微躯献塞边”的壮志豪情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继续“西迁”，就有可能使他的这一腔报效边疆的激情成为泡影。“‘阶级斗争’的弦越拉越紧，报纸上除了批就是斗，文艺问题更是紧张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到了基层，政策怎样？积累了生活，还能有权利拿起笔来写作吗？‘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问题已经提出，《人民文学》只登‘活学活用’题材，不登任何成名作家的作品了。这样的气候，还怎么搞写作？离开了孩子，什么时候再能团圆？离开了北京，又离开了乌鲁木齐，越走越远，这代价是否太大了？何时何日有返回的一天？”真是忧心忡忡，“疑团重重”，征途漫漫，“前景茫然”。
　　好在自然万物、人间万象永远是一位心气平和又善于化解烦恼的旅伴，何况从乌鲁木齐到伊犁，沿途又都是最富有北疆风味的自然、人文景观，那些普通的地名，还联系着许多令人激动、感奋的人物和故事，都足以让王蒙夫妇乐而忘忧、大饱眼福。二十多年后，崔瑞芳回忆说：“一路上，王蒙充当了热心的导游，不仅介绍地理、气温、特产、风土人情，还时常有所发挥，说明它的由来及发展。他有一种由衷的地理热情，对于新地域、新城市、新乡村、新生活、新事物、新环境、新人以及新的一草一木，都抱有极大兴趣。哪怕是在逆境中，他的心态仍是如此佳好。”
　　车过昌吉、呼图壁，这就意味着已经离开他们刚刚熟悉的乌鲁木齐了。接下来的石河子，是新疆建设兵团的所在地，周总理曾经视察过，对这里的知识青年给予了许多赞扬和鼓励。岔路口还有通向油城克拉玛依与通往独山子、奎屯的路标，“这一带有许多上海支边青年！”让他们有一种引为同道的亲切感。当天下午五点，到达乌苏，在那儿的旅店过了一夜，消除了一天的疲劳。第二天中午路过以治沙著名的精河县，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沙丘，在公路周围起起伏伏，着实让人经历了一回《沙漠历险记》的感觉。然后又是夜晚，到了一个名叫五台的地方，他们在兵团农五师经营的红星旅店度过了旅途的第二个夜晚，入睡前去农五师食堂要了红辣椒炒的回锅肉和丸子汤、米饭，还要了二两白酒，一口下肚，疲劳顿除、万虑皆消，真有说不出的兴奋与痛快！接下去的旅途，集中了天山北麓最美丽的景色，让人感觉似乎进入了世外桃源：“没有人烟，两侧都是高高的山岭，原始森林、雪松、野生植物、山峰上积年不化的冷傲的白雪……山坡上还时而看到羊群与护林人盖的木房子。往下看，是流水潺潺的山涧。”他们在这个美丽的二台林区拍了一张照片，作为永久的留念。然后便是藏在深山里的谜一样的赛里木湖，通往赛里木湖的公路依山傍水，一个九十度的转弯之后，沿坡直下，好似直向湖里冲去。沿湖有哈萨克牧民的小毡房和木制的小屋，空气清凉如洗。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赛里木湖的水是咸的，不能喝，最后只能让湖风吹散了头发，用相机拍下一张“临渊羡鱼”、望湖止渴的身影。过了赛里木湖，就是李瑛的诗中写到的果子沟，正是收获季节，小贩就地摆摊，一堆堆的苹果就摆在公路边，迎接过往的旅人。“到果子沟了，就只剩下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了。”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就越过了天山，穿行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在中苏边境霍城县的一个名为清水河子的镇稍事休息后，就进入了王蒙“蹲点”的巴彦岱。快到“家”了，王蒙的情绪更加高涨，一边指点着一闪而过的景物，一边不停地向崔瑞芳作着解说：“你看，这就是我的房东阿卜都拉合曼的家！”“你看到这个水磨房了么？伊犁一带都是水磨，格林童话集里写过的水磨房！再看，这是多么大的苹果园，园门锁上了。契诃夫写过《樱桃园》，将来，咱们写个《苹果园》吧。这是皮革厂，伊犁的高腰皮靴，穿起来神气活现，像顿河的哥萨克……”
　　
　　
　　三
　　
　　经过了三天“几近于补度蜜月”的长途旅行，王蒙夫妇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十五时五十分，终于抵达此行的目的地——西部边陲城市伊宁。伊宁俗称伊犁，是西北边陲的一块绿洲，也是当年的禁烟名臣林则徐的流放之地。
　　在伊犁，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已对王蒙夫妇的到来做了安排。经过与州文教局的交涉，准备把崔瑞芳安排在市内离巴彦岱较近的一所学校，以便王蒙经常回家探视。对伊犁这座被王蒙誉为“共产主义型”的城市，崔瑞芳早就按捺不住“一睹芳容”的好奇心，所以，当天傍晚，夕阳快要落山，她就让王蒙带她去市内逛逛。以下，就是这次游览伊犁市容在二十多年后给崔瑞芳留下的一点印象：
　　我们从解放路拐向斯大林大街。我目不暇接地望着，走着。走过红旗百货商店、市银行、市图书馆、文化馆，再往前，便是一片片的私人摊贩了。卖羊肉的，把羊腿高高挂起，吆喝着招徕顾客。从正面看，肉又厚又新鲜，翻过来，里面却藏着筋头马脑的劣质货；另一边，打馕人盘腿坐在地下（馕是新疆特有的一种面食），巨大的“馕坑”边沿，许多刚烤好的馕堆成一座小宝塔，香喷喷的，好诱人。打馕人高声叫嚷：“不要粮票，一角伍一个！”这里的东西显然比乌鲁木齐便宜，鸡蛋也才要六分到八分钱一个。卖货的维族同志说的汉语大都带有西北腔，又夹杂着维族特有的发音，en和eng不分，p和f也常混淆，听起来别有一种味道。
　　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小汽车，偶尔走过一辆苏联吉普“嘎斯六九”，便算是豪华车辆了。马车、牛车和驴车很多，还不时有哈萨克牧民骑着大马走过。车马过处，尘土飞扬，空气中充溢着牲畜粪的气味。
　　街头巷尾常能见到几座俄式建筑。褐色的拱形屋顶，屋檐延伸出来，由四根柱子撑着，形成一把美丽的伞。王蒙说，这里受俄罗斯影响很深。沙皇时期，伊犁曾被帝俄侵占十年，后来经清政府力争，特别是左宗棠率大军开过来，才收复失地，但仍留下不少俄罗斯居民，十月革命后又有些“白俄”迁过来，现在他们都成了中国的俄罗斯族，伊宁西部的“努海图”地区，便是俄罗斯与塔塔尔族聚居的地方。我仔细观察，确实看见几个披着大披肩的俄罗斯妇女在那座屋檐下进进出出。
　　伊犁自然没有王蒙在信中描写的那样美好，以至于“走了没多久”，王蒙就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崔瑞芳说：“其实，你已经走完了伊犁的主要街道。这里就这么一条大街。伊犁的市容我们已经欣赏完了。”这样的结果虽然让崔瑞芳感到十分失望，甚至在心里还有点抱怨王蒙“太会吹牛皮了”，但她终究没有说出口来。因为她知道，那个“共产主义型”的伊犁，只是王蒙饱经忧患的心灵所构造出来的一个美丽的天堂，他要借这个天堂般的伊犁来抚平内心的创伤，在这个山雨欲来的年月，为他和崔瑞芳营造一座精神的避风港，同时，也给他们的生活注入一点信心和希望。既然如此，除了心领神会，作为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崔瑞芳还能说些什么呢。
　　几天以后，崔瑞芳确定调到伊宁市二中任教，“家”也落在那里。因为家属院的住宅尚未建成，所以先在学校的一间办公室过渡一下。新到一个环境，加上王蒙的特殊身份，自然引来了许多好奇和议论。因而这期间慕名来访的不速之客既络绎不绝，怀疑猜测的流言飞语亦不绝于耳。甚至还影响到崔瑞芳在这年国庆期间参加迎接贺龙元帅的“政治活动”。虽然经过崔瑞芳的“强烈抗议”和“据理力争”“取得了胜利”，但毕竟给他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冬天到了，学校的家属住宅也建好了，他们于是结束了这短暂的过渡时期，迁入了位于解放路二巷的新居。
　　笔者近年造访王蒙夫妇的这间旧日的新居时，虽然早已是人去屋空，只留下一片残垣断壁，但依稀仍可辨出当时的模样。就是在这间“简易的土房子”里，王蒙夫妇度过了一段“男耕女织”、夫妻恩爱的蜜月般的时光。王蒙平时在巴彦岱参加劳动锻炼，节假日或晚间，就回到城里休息。他们通过那扇“临街的窗”，感受伊犁街面四时变幻、晨昏易样的景致：扬尘的土路、来往的行人、淙淙的渠水、挺拔的杨树、聒噪的鸟雀、嬉闹的儿童、沉重的煤车、疲惫的车夫、清脆的铜铃，以及深夜里醉汉嘶哑的歌声、春日里姑娘们色彩缤纷的衣裙，和伊犁特有的怀抱妻子的骑马人与勾肩搭背地行走的少女……“感谢这面临街的窗。它使身处逆境，独在异乡的我们迅速克服了陌生感，使我们分外觉得伊犁河谷是真切而美丽的，伊宁市的土路是真切而美丽的，伊犁人的生活是真切而美丽的。”——王蒙在《临街的窗》中如是说。
　　
　　四
　　
　　这间新居“临街的窗”，给王蒙夫妇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增添了不少的烦恼。
　　“维吾尔人盖房往往喜欢把窗子开在临街的一面，他们说从窗内眺望行人诸景，是一种‘塔玛霞’，即欣赏自娱。他们的窗子上一般挂有白色或淡蓝色的挑花窗帘。一块布，在它的周围边缘‘雕刻’上蝴蝶或树叶图案，看起来栩栩如生，它几乎成了维吾尔人的表征。在伊犁，常见到一些妙龄少女用手工做窗帘，既显示她们的心灵手巧和好美习性，也表现出一种民俗文化。”为此，崔瑞芳也请几位维族女同事做了几个挑花窗帘，挂在她家“临街的窗”上，结果招来了不少探亲访友或上门乞讨的维吾尔人，他们一边敲门一边叫着“阿衣霞姆”或“米吉提”等，等进了门，看到王蒙夫妇的汉族面孔，“他们才大吃一惊，紧接着是抚胸行礼，连声道歉，且退且疑。”甚至连王蒙的房东大娘有一次来看望他们，也误以为这是一户维族家庭，她们在门前房后转悠了半天，不敢敲门，等到进入室内，就径直走到临街的窗前，“高兴得脸色发红”，指点着他们的窗帘，“尖声尖气地连连叫好”。
　　当然也会有许多麻烦。因为临街的窗大都开得很低，几乎与街面齐平。加上是新落成的简易宿舍，又没来得及安木窗扇。“一层薄薄的玻璃，几根歪斜的木条，只要轻轻一敲一捅，玻璃就会稀里哗啦，任何想跳进室内的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跳进来，不需要事先练习跳跃或者武功。”王蒙去巴彦岱“劳动锻炼”的时候，夜晚，崔瑞芳一个人睡在家里，“这扇窗便成了她的心病”。听着耳畔清晰的脚步声、说话声、车轮声、马蹄声、歌声、笑声，“夜夜难以成眠”，“觉得缺乏安全感”。果然，一次，一个歪戴着肮脏的硬顶帽的顽童，突然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砸到窗户上，把玻璃砸开了几道大缝，险些伤着了室内的王蒙夫妇。王蒙目睹了顽童的这桩恶行，既感无可奈何，更为妻子的安全担心。
　　在《临街的窗》中，王蒙在叙述这次“顽童砸窗”事件之后，紧接着有一段心理独白：“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我每天都等待着灾难的降临，诸如收到某个‘革命组织’的勒令，被揪回乌鲁木齐、被关入‘群众专政队’之类。但截至窗玻璃被砸的那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专门针对我的事。我只是在一种‘雷霆万钧’的威慑下，‘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罢了。而且这种‘规规矩矩’是完全自觉的。我小心翼翼地思量了一下，认定多回几次家，照看孤身处于玻璃被砸的临街的房室的妻子，也许尚不能算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大罪，便自动增加了每周回家的次数。”从巴彦岱到伊宁市，骑自行车要一个多小时，夏季农田里干活的时间长，九点收工，到家就十点多了，有时甚至更晚。收工以后，稍事清洗，王蒙就骑上他的那辆“杂牌破自行车”，直奔伊宁市。他的这辆自行车还是一九五六年新年买的杂牌车，“车身已经锈得一塌糊涂，车把断了又焊上，大梁也断过焊过一次，车条常常缺俩少仨。”他骑着这辆自行车，在夜深人静之时，“离开村镇，走上公路，穿过碱滩，穿过坟茔，穿过臭味扑鼻的沼地，经过一个又一个黝黑的大果园，经过星光和伸手不辨五指的黑暗”，“在下地劳动十小时之后，在骑车一小时之后，终于依稀看到伊宁市萧疏的灯火了，终于自行车拐弯、拐进我家所在的胡同了，终于进家见到从愁容满面转为喜形于色的妻了……”
　　
　　就是这点“卑微”的“快乐”，在那年月，也是有条件的。因为社会形势日趋紧张，家属院的后门在晚上十点以后，就从里面反扣上了。王蒙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夜归早遁”，于是，就与崔瑞芳约定暗号，遇上王蒙十点以后回家，就在窗户上当、当、当地敲三下，崔瑞芳便迎出去开门。一次，因为夏收紧张，王蒙本来与崔瑞芳说好本周不回家的，但三天以后，王蒙又放心不下，“我想象着不远万里从北京随我来到新疆来到伊犁的妻，惊恐地注视着已被砸烂的窗，不得入梦、辗转反侧的情景，一种说不清的柔情和歉疚感使我觉得哀痛。即使有被枪决之虞，在枪决之前，我还是要多回去几次陪伴她，我含泪下了决心。”但是，当他加完夜工，差不多下半夜一点左右回到家的时候，家属院的大门却从里面反锁上了，找人家要钥匙开门，深更半夜，多有不便。王蒙急中生智，见大门底下有半尺多高的空隙，便把破车往当街一撂，自己从门下爬了进来。至于那辆破自行车的命运，王蒙在《临街的窗》中安排的结局，是由离他家不远的州法院巡夜的人代为收捡了，第二天早晨去取回来的。
　　一九六六年秋后，地内“文化大革命”的狂涛也波及到了边疆城市伊犁。崔瑞芳所在学校的“革命小将”，也开始了“破四旧”、“大串联”，而且还罢了课，闹着要上北京去。这使崔瑞芳感到十分紧张，生怕什么时候一场灾难会降临到她和王蒙身上。一天深夜，她家门外忽然响起一阵喊叫声，门上也发出了“唰！唰！”的声响，好像狗在扒门。第二天早晨费了好大劲才把门推开，原来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已经把她家的门严严实实地给堵上了。当天，又有几个红卫兵闯进门来抄家。先抄走了室内的一些装饰布，然后，又抬走了转椅和沙发，加上别的维族老师的高筒丝袜，堆在一辆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一圈就给还回来了。这样的冲击虽然有惊无险，但毕竟让崔瑞芳和所有关心王蒙的人，都悬着一颗心。尤其是在一九六七年伊犁的两派发生武斗后，临街住着的王蒙夫妇就显得更加不安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王蒙的房东大爷用一辆驴车把他们夫妇接到了巴彦岱的家，在那儿一住就是五十天。等到他们重返临街的家时，门上的锁已被撬坏了，一听四鲜烤麸和一匝挂面也不翼而飞。
　　回到伊宁不久，他们就把远在北京的孩子接回到身边，同时接来的还有王蒙的二姨。她年轻丧偶，无儿无女，孤苦伶仃。在年近六十时，毅然投奔新疆，愿意与王蒙夫妇一起度过晚年；王蒙也很想借此机会对她的这位姨母尽一份孝心。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王蒙的二姨来伊犁不到两周，竟突患脑溢血，“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就默默地与世长辞了。”王蒙悲痛万分。“她不仅是他的姨母，而且是他的第一任文学教师，是二姨教五岁的王蒙写毛笔字，也是二姨帮助他造长句、做作文。”如今，她的灵魂却永远地留在了这个她还来不及熟悉的“异乡”！
　　
　　五
　　
　　一九六七年秋天，伊宁市的这种世外桃源式的宁静被破坏了，“临街的窗”外，巷子里的土路上匆匆过往的尽是些戴着柳条帽、拿着大棒或者扎枪，后来干脆扛起了步枪和冲锋枪的小将。两派红卫兵的大规模武斗已经迫在眉睫了。王蒙家所在的解放路二巷，就是两派对立的红卫兵组织武斗的“接火”处。刺耳的高音喇叭在不停地吼叫，每天深夜都能听到一方在“告急！告急！”地广播，另一方则用功率更大的高音喇叭，对着对方大放“语录歌”。土造手榴弹的弹片狂飞乱舞，有一次竟飞到王蒙的门前，炸掉了他们自己种的刚刚坐果的小南瓜。“临街的窗”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诗情画意，变成了你死我活地厮杀搏斗的血肉战场。“再也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在外面找间房子吧。”王蒙首先提议，崔瑞芳也早有这个想法，从一九六六年以来，他俩都患上了严重的“恐小将症”。
　　找到的新居是一处私人宅院，一间半北房，年租金八十元，沿他们现在所住的解放路往南，靠近伊犁河边，地址是新华西路一巷五号。这是一个连房东在内共住有六户人家、但却分属于维、哈、满、汉四个民族的小杂院，王蒙在中篇小说《逍遥游》中，曾详细地描述过他们在“文革”期间相处两年的许多沉重而又不无趣味的生活故事。虽然房东茨薇特罕对房客总有那么一股子“唯我独主”的霸气、常常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或些微小事斤斤计较，甚至蛮不讲理，房客之间有时候也会因为心理的或日常生活的原因，产生一些误会和猜忌，甚至因此而爆发一些口角和争吵，但是，包括房东在内的小院居民毕竟都是一些善良的城市平民，都是在这个“文革”乱世之中偏安一隅的芸芸众生，他们有的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有的遭遇了现实的生存困境，有的纠缠于复杂的家庭关系，有的面临着无奈的人生选择，有的虽无衣食之忧但却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空有七尺之躯却靠变相乞讨为生，有的好管闲事难免对邻里常怀警惕，有的与世无争就图个夫妻自得其乐……
　　如果说王蒙从巴彦岱的乡亲们那儿学到的，是生存的韧性和智慧的话，那么，王蒙在这个小杂院里所品尝的，则是甜酸苦辣杂拌的多种生活滋味。在“文革”造成的“全面无政府状态”下，王蒙在这期间也自动减少了去巴彦岱“劳动锻炼”的次数，他怀着与这些小院居民一样卑微的生活愿望，心安理得地过起了“逍遥派”的居家生活：“除了读维文书、看维文报、听维文广播、干家务劳动以外，我还养鸡、养猫、自制酸牛奶。当雄鸡第一次啼鸣报晓，当小母鸡被自己的第一个鸡蛋激动得咯咯大叫，当小猫捉了老鼠或者麻雀，衔着它的战利品跑到主人面前报捷，当牛奶变浓变酸、酸得恰到好处或者酸得倒牙的时候，我简直能笑出眼泪。”
　　这次搬家，说是躲避武斗，结果仍难逃此劫。离新华西路不远的第六中学，是卫生学校“红炮兵”和六中“血战红师”所占领的“据点”。“连日来，他们与另一派短兵相接，真枪实炮，‘战斗’十分激烈。入夜以后，枪炮声更响，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甚至加上大炮，轰隆隆地，似乎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战场。”为了安全，崔瑞芳把两个儿子安排在桌子下面睡觉。这一招还是从她母亲那儿学来的，战争年代，她就是这样安排崔瑞芳的。即使如此，仍有不安全的时候，有一次，他们的大儿子王山大约是受了“武斗”气氛的感染，也拿起玩具手枪，冲到院门前，一边喊着“冲啊！杀啊！”，一边“啪！啪！啪！”地左右扫射，结果招来了一阵真的冲锋枪的射击，“哒！哒！哒！”枪声过后，发现院门口的电线杆子已被子弹打穿了一个洞，真把他们吓了个半死！
　　武斗期间定时供水，供水龙头在新华路南面，他们住的小院却在北面，历来挑水都是要横穿新华路的。现在，新华路已被一派“群众组织”武装封锁了。王蒙中午一点出门挑水，半个钟头仍不见回来。大家正在着急，却见他挑着一担水回来了，水面上还浮着一些青苹果。原来，等着挑水的队伍太长，遇上卖苹果的，他就买了二斤倒在水里，既顺便把苹果带回来了，又防止水从桶里溢出来。大家都夸这个法子好。王蒙也不无得意地说：“街两旁都站着持枪的人，我是在枪口前挑着水桶走过来的！”
　　虽然有过这样的一次“冲破封锁线”的壮举，但仍然不能减轻王蒙内心的苦涩和悲哀：“这究竟是打的一场什么仗啊！” 他常常“彻夜难眠”、“百思不得其解”。
　　
　　六
　　
　　陷入这样的精神困境，任谁也得寻找一种解脱。就在这期间，王蒙开始亲近烟、酒、牌。
　　今天的王蒙，既非酒徒，亦非烟民，即使上了牌桌，充其量也只能算个“票友”。但在“文革”期间，这些，可都是他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寄托。他后来说：“‘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在新疆，我不但穷极无聊地学会了吸烟，吸过种种牌子的烟，置办过‘烟具’——烟斗、烟嘴、烟荷包（装新疆的马合烟用）；也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喝醉过若干次。”谈到这时的心情，他说：“穷极无聊，是的，那岁月的最大痛苦是穷极无聊，是死一样地活着与活着死去。死去你的心——创造之心，思考之心，报国之心；死去你的情——任何激情都是可疑的或者有罪的；死去你的回忆——过去的一切如黑洞，惨不忍睹；死去你的想象——任何想象似乎都只能带来危险和痛苦。”
　　
　　按照崔瑞芳的说法，“别人抽烟是一种享乐，是过瘾，是提精神，调节情绪。王蒙抽烟却纯粹是催眠，是无聊和无趣。”“他抽烟有个特点：点燃起来刚吸几口就睏得不行，有时甚至睡着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以抽烟聊以解闷，却始终没有上瘾。而且根据崔瑞芳的回忆，“是在打倒‘四人帮’后没几天，他坐在写字台前，满脸凝聚着一种庄重的责任感。他忽然郑重宣布：‘不抽烟了。从今天起再也不抽烟了。’”从此告别了这一段抽烟的历史。
　　与王蒙的这一段乏善可陈的抽烟历史相比，他在这期间饮酒的历史，就堪称有声有色了。崔瑞芳说：“这时期，王蒙经常喝酒，饮酒量比过去增加了好几倍。”“王蒙喝起酒来，不拘形式，不分场所，也不讲究下酒菜。”
　　在王蒙的自述中，有过几则关于醉酒的记载：
　　一则是说他有一次喝醉了酒后仍然骑上自行车穿过闹市回家。他当时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醉酒了，也意识到这样骑车回家很危险：“今天可一定不要出车祸呀！出了车祸一切就都完！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平衡！一定要躲避来往的车辆！看，对面的一辆汽车来了……”他一边骑车一边这样提醒自己，忘记了其他的一切。等回到家后，把车一扔，又是哭又是叫，好一阵宣泄……
　　一则是说他一次小醉之后，骑着自行车看见一株大树，便弃车扶树，俯身笑个不住。——这该是把这株大树引为知己或同道了吧。
　　还有一则是说他又一次小醉之后异想天开地去打乒乓球，结果每球必输。直到最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王蒙后来在谈到醉酒问题的时候说， 酒是人类的自慰的产物。酒是存在的痛苦的象征。酒又是生活的滋味、活着的滋味的体现。撒完酒疯以后，人会变得衰弱和踏实——“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酒醉到极点就无知无觉……
　　在新华西路的小杂院躲避武斗期间，王蒙夫妇也常常与同处一院的工人王世辉夫妇打打牌。王世辉夫妇是个牌迷，但在那个大破“四旧”的年代，却是买不到麻将牌的。于是，心灵手巧的王世辉就自制了一副麻将牌，“精雕细刻，色彩鲜艳，美观实用”。他们夫妇与王蒙夫妇“正好是一台戏”。在牌桌上，崔瑞芳可是老手，王蒙却常常运气很“背”。按照约定，三把不和就要钻桌子，虽然这样的惩罚有些欠雅，但王蒙说这样也可以活动活动身体。玩腻了钻桌子，有时候也用旧报纸糊上几顶高帽子，谁输了就给谁戴上。“大家说这也是配合形势，内外结合。街上曾给走资派、黑五类、臭老九之类戴帽游街，那么在家给王蒙戴上一顶也是为了免灾消祸，把本来‘文革’中难免的戴帽之灾从游戏中消解”了。在中篇小说《逍遥游》中，王蒙记述了一次在家躲避武斗期间，“我们”与工人赵自得夫妇（以王世辉夫妇为原型）整整玩了一天——十四个半小时麻将牌的情节。但“当四面枪声不断，玩完麻将牌后只觉头昏脑涨、天昏地暗的时候，我和妻子相对苦笑惨然，一种莫名的恐惧从背脊梁处向周身放射。”
　　在这些暗淡无光的日子里，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女儿王伊欢的降生，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欢乐。王蒙用他的那辆破自行车推着即将分娩的崔瑞芳，在一路武斗枪炮声的“护送”下，送到一家少数民族医院，两天后，就生下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女儿。“伊欢，伊欢，伊犁的欢乐！”尽管在女儿出生的这一年，王蒙的所在单位无缘无故地冻结了他的工资，只发给他每月60元的生活费，弄得他们一家的生活十分狼狈，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毕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转机和希望。
　　
　　第十章 “再也不能等下去”
　　
　　一
　　
　　但对王蒙来说，真正的人生转机的到来，毕竟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等待。从一九六九年冬天到一九七一年春天，王蒙就是在这种漫长而又焦急的等待中度过的。
　　既然搬到新华西路也没有逃脱武斗的惊扰，加上昂贵的房租，就没有继续住下去的必要。于是，王蒙夫妇接受了崔瑞芳的同事、一位维吾尔族教数学的女教师萨黛特的热心建议和安排，在一九六九年冬天，搬到了她丈夫当时正担任革委会主任的伊宁市一中的家属宿舍。萨黛特一家对王蒙夫妇十分热情，她的妹妹曾帮助照看过他们的女儿小伊欢，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给了王蒙夫妇许多实际的帮助。在这一段时间，王蒙的处境是十分尴尬的。崔瑞芳说：“王蒙所在单位——自治区文联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造反派’们组成了‘大联委’，他们记得起王蒙的，只有扣工资一项。王蒙好像被彻底抛进沙漠中‘挂’了起来，既无人问津，又不通任何消息。他为此苦恼万分，情绪低落。”
　　为了排解苦恼，也为了照顾崔瑞芳，为她分担一些家务，王蒙在孩子出生后，开始挑起了哺育、照看女儿的重担。两个儿子出生时，王蒙因为在北京郊区“劳动锻炼”，都不在崔瑞芳身边，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自己自顾不暇，也无力过问。这次可就不同了，按照崔瑞芳的说法：“当时的社会环境，伊犁两派正在武斗，教育系统依旧是瘫痪，‘复课闹革命’喊了一阵，仍然是只‘闹革命’不复课。这样我的产假时间可以任意延长，而王蒙在巴彦岱公社的‘三同’，也处于无人管理、无人过问的状态。”老天既然给了他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乘此乱世“赋闲”在家，得以在女儿出生和成长的过程中，照顾她们母女的生活，他就理所当然地要担起这份责任，以弥补以往身不由己的“过失”。崔瑞芳这次坐月子，就完全是由王蒙亲自照顾侍候的。喝着王蒙亲手煨的鸡汤，吃着王蒙亲手煮的巴彦岱的乡亲们送来的鸡蛋和羊肉，崔瑞芳感到前所未有的惬意与满足。只不过王蒙做事，无论大事小事，都过于认真，而且喜欢一边做事一边讲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在理论的现场指导下进行实践。甚至连喂两次牛奶之间要加一次水这样具体的事，他也要宣讲半天加水的必要性。因为言与行同步进行，同时发生，而且还常常要支使他人配合行动，比如递个水，拿个毛巾什么的，有时候就难免让人觉得聒噪得慌，甚至大呼小叫的，弄得大家都不得安宁。崔瑞芳的这次产假，就是在王蒙制造的这种“热烈的气氛，混乱的环境，大人的咋唬声，婴儿的啼哭声和不大不小两个儿子的吵闹声中”度过的。
　　说到王蒙的“育婴”，崔瑞芳后来用了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个成语就叫做“惊天动地”。因而“王蒙育婴——惊天动地”，也是王蒙在“育婴”的同时创造的一个“歇后语”。喂养哺乳期的婴儿，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喝的牛奶要稀释，长到一定的时候还要加喂鸡蛋黄，到什么时候又得加喂蔬菜，有时还得想法补充钙质，等等。所有这一切，王蒙都严格按照书本上的要求去做，一点也不敢打折扣。而且还做了详细的日记，把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和女儿的成长过程，一笔一笔地记下来，在不能写作的情况下，别的都可以不写，为女儿记日记却是必不可少的，这甚至成了他这期间唯一的写作活动和“笔耕”行为。崔瑞芳说：至今打开女儿的婴儿记事簿，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六九年×月×日会笑；×月×日哭了几场；×月×日去医院注射；×月×日会叫“妈妈”……“这都是王蒙当年的杰作。”
　　当然，在哺育女儿的过程中，王蒙也常常犯教条主义或主观主义的错误，有时候又难免失职或失察，以致有几次险些造成重大的“责任事故”。一次，王蒙因为给女儿过量增加补充食品，竟弄得孩子消化不良，腹泻不止。又一次，王蒙因为要去巴彦岱乡下，就把给女儿喂饭的任务交给了只有十一岁的大儿子王山，王山为了按规定在上午十一点给妹妹喂一个煎鸡蛋，误把一瓶润滑自行车链条用的机油当作食油用了，幸好小伊欢因为机油煎的鸡蛋有股怪味不肯吃，只被哥哥强行喂下去半个，否则，就会弄出一场食物中毒事故。王蒙经常让两个儿子轮流抱妹妹去户外进行“日光浴”，说是要给孩子补充维生素D 以利于钙的吸收。新疆属大陆性气候，早晚较冷，中午的日光却相当厉害。两个儿子轮流抱着妹妹，在烈日下晒得头上直冒油汗。一次，九岁的王石抱着妹妹大约是被太阳晒晕了，一不小心跌进了人防工事，险些闹出了人命。如此等等，伊欢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既教条又主观、既民主又专制，忽左忽右，亦动亦静，一惊一乍的哺育下，逐渐学会了走路、说话，和她的两个哥哥一起，茁壮地成长起来了。
　　
　　女儿在自己的精心哺育下茁壮成长，无疑给王蒙带来了无穷的欢欣和乐趣，但却丝毫也没有减少他内心的惶惑和焦虑。这时候，他不再唱他本来喜欢唱的维文抒情歌曲，改用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两句唱词来表达他这种等待中的惶惑与焦虑：“听对岸，响数枪，……这几天，多情况，勤了望，费猜详……”崔瑞芳说“他没结没完地重复这两句唱词，似乎反映了他自己内心的苦闷——他也在‘勤了望’，却什么也望不到；他也在‘费猜详’，却什么也猜不着。”因为女儿一天天长大，照料她的担子一天天加重，崔瑞芳的工作越来越忙，王蒙也随时有可能被召回原单位参加“清队”，他们决定把大儿子和小女儿送回北京交给他们的姥姥和姨照料。在崔瑞芳利用暑假把两个孩子送走后，回到伊犁，她与王蒙一起又度过了一个沉闷而又难熬的冬天。在这个冬天，王蒙口中的那两句样板戏唱词越唱越起劲，越唱越凄凉。崔瑞芳说：“他每唱一遍，我们就讨论一回：是不是该回乌鲁木齐去？这样呆下去，怎样算个了？这不是又多了一个祖农·哈迪尔吗？”何况，王蒙的工资无缘无故地被扣发，总非长久之计。这一切，都得王蒙亲自出面去解决。于是，他们最后决定：“还是自作主张回去吧，否则，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绝不会有任何人想起你来。”
　　
　　二
　　
　　事实果然如此。王蒙到了乌鲁木齐，就给崔瑞芳来信，说他一到自治区文联，就被留下参加学习，“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学习告一段落，就准备下“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开始五年来，文联这个不足百人的小单位，一直在忙于“揭阶级斗争的盖子”，今天斗过来，明天斗过去，听说还抓进去几个人。但“阶级斗争的盖子”，似乎至今仍没有揭开。而王蒙作为这个单位的一个正式成员，自从一九六五年下放到巴彦岱“劳动锻炼”之后，仿佛已经被沙漠上的阳光从人间“蒸发”了，除了还能记起从工资单上扣发他的工资外，已经没有人能记起王蒙这个大活人了。直到王蒙自作主张地跑回来了，活生生地站在人们面前，他们才记起来在下“五七”干校的名单中，还应该添上这么一个人。这真像崔瑞芳后来所说的那样：“六年多无人过问，回来了也就回来了，真是有他不多，没他不少。” 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多余的人”。
　　一九七一年四月，王蒙去了位于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文教系统的“五七”干校。干校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要自己盖房子，住的地方很简陋。有一次同住的维吾尔族诗人克里木·霍加看见一只老鼠爬到熟睡的王蒙身上，很亲昵的样子，竟不忍心赶走它。乌拉泊的风大，遇上暴风雪堵了门，好长时间都出不去。劳动的艰苦就更不用说了，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值夜班浇水。加上“早请示”、“晚汇报”等“文革”程式和各种学习、讨论、思想总结等等，真称得上既紧张又忙碌。但所有这一切，对先后在北京郊区和巴彦岱持续参加过八、九年“劳动锻炼”的王蒙来说，都已经是“小菜一碟”了。重要的是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个“五七”战士的身份，这可是继他“摘帽”以后，又一次政治上的解放和新生。要知道，这时候文联的许多老作家如刘肖芜、王玉胡、王谷林、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等，虽然也下到了干校，但却还没有获此殊荣。而且这期间竟把王蒙被扣发三年的工资全部补齐了。说来也是鬼使神差，匪夷所思。但无论如何，这都不能不让王蒙感到“皇恩浩荡”、“受宠若惊”，所以他每次在给崔瑞芳的信中，总是“报喜不报忧”，“一再说参加体力劳动如何如何好，饭量增加了，觉睡得香了，觉悟也一天比一天高了……”弄得崔瑞芳连一句体己的私房话也不敢说，只能一味地鼓励他“好好劳动”。有一次竟套用了一句流行的政治俗语，要他“以林副主席为榜样学好毛泽东思想”。想不到三天后，忽然传来了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消息，令崔瑞芳惊恐至极，也狼狈至极。
　　林彪事件后，“五七”干校的管理逐渐松懈下来，虽然白天的劳动、学习照常，但晚上却下象棋、打扑克直至深夜。而且这时候王蒙的个人境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受到领导的重用，成为炊事班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厨房这种“机要重地”的领导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不但学会了和面、炒菜等基础性的炊事工作，而且还发明了一种“荤素丸子”，即用剩下的包子馅儿炸的丸子。虽然吃起来名实不符，但却颇有特色。工作之余，王蒙还是改不了爱管闲事的习惯。文联有位哈萨克青年，正和一位乌兹别克姑娘谈恋爱，但女方的家长却坚决反对，还组织人暗中“警告”过这位男青年。王蒙深为他们真诚的爱情所感动，他这时虽然在工作中不小心崴了脚，但却拄着拐棍一颠一跛地为他们奔走，出谋划策，站岗放哨，直到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每逢干校休息日，家在乌鲁木齐的人都纷纷回家，王蒙却主动要求在乌拉泊的戈壁滩上值班，他只能与几位家在伊犁的少数民族学友用谈论伊犁来排解对家的思念，表达对他们所在的“一连”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和揭发批判的厌倦，并且相约干校“毕业”后，一定要回到他们所热爱的伊犁去。这一年的古尔邦节，王蒙照例在干校留守，一天，他和一位锡伯族、一位维族干部、与一位哈萨克青年一起喝酒，都喝得酩酊大醉，一个个含着眼泪捶着桌子大叫着：“回伊犁！回伊犁！”突然，王蒙大吼一声说：“不！我想的并不是回伊犁！”众人面面相觑，一时愕然。事后，他们告诉王蒙说，他们从他的话中“体味到了一些别的含义”，但王蒙本人在大睡一觉醒来之后，却完全、彻底、干净地忘掉了这件事。对自己所说的话，他“不但不能记忆，也不能理解，甚至不能相信”。只是因为看到了自己受伤的右手和被敲坏了的桌面，才意识到这一切可能都是真的。
　　俗话说：酒后吐真言。不管王蒙记不记得自己在酒后所吐的“真言”，在他的潜意识深处，都隐含着一种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的愿望。也合该王蒙苦尽甘来、时来运转，林彪事件后，由于整个形势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一些有专业特长或被落实了政策，得到“解放”的“五七”战士，陆续回到原单位或异地安排了工作。干校方面表示可以让王蒙回到伊犁去，而且有意向安排在伊犁戏剧团工作。王蒙写信征求崔瑞芳的意见，信上说：“调回伊犁，去戏剧团也好。我们可以很快团聚，就在这个地方安家落户吧，这是个美好的地方……”崔瑞芳在与他们的好友宋彦明商量之后，虽然老宋对王蒙来剧团表示欢迎，但崔瑞芳的心里“总觉得忐忑不安”。“这些年，尽管处境恶劣，我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王蒙的信心。我相信他在文学上迟早会发挥出积蓄的能量。因此，我认为，从长远来说，他需要一个更广阔的环境，更宏大的舞台。”于是，她给王蒙回了一封长信，十分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不同意王蒙调到伊犁的戏剧团工作。随后，又请宋彦明帮忙把调函退回，就算了结了此事。
　　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几个月后，王蒙的工作分配终于有了一个理想的结果：果然应了他酒后的“真言”：“我想的并不是回伊犁”，而是重返乌鲁木齐，分配在自治区文化局创作研究室工作。为此，王蒙盛赞崔瑞芳的“英明决策”，对她的“远见卓识”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过了多少年后，王蒙还总爱提起这一段经历，称赞崔瑞芳有主意，“在关键时刻能够作出正确决策。”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崔瑞芳也调回乌鲁木齐，从此结束在伊犁的“劳动锻炼”生涯，接续中断了六年之久的文学梦想。为此，王蒙使出了浑身解数，拜托了一切可以托付的朋友和熟人，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关系和力量，见庙拜神，逢人说事，以至于他一推开伊犁市教育局人事室的门，那里的办事人员就会对他说：“您是来谈方老师的调动问题吧？××、××已经谈过了……”尽管如此，事情的进展仍然十分缓慢，崔瑞芳又担心新学期开始后，一旦分配了课程，就更难以脱身，即便同意，也得一个学期以后才能放行，十二岁的小儿子王石甚至天天掰着手指头占卜他们调回乌市的前景。当崔瑞芳把这份担心和他们母子焦急等待的心情写信告诉王蒙，谁知很快就收到王蒙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只有三个令人振奋的汉字：“速来乌”。于是，在一九七三年初秋新学期开始之前，崔瑞芳带着他们的小儿子和几件随身物品，匆匆告别生活、工作了八年的伊犁，赶去乌鲁木齐与王蒙团聚。当她坐在去乌鲁木齐的班车上，想到这八年来在伊犁的种种经历，真是五味俱全、百感交集。
　　
　　原来崔瑞芳的调动工作并未最后办妥，“不等划上最后一个句号就把你们叫来了。咱们真行！”早就等在乌鲁木齐汽车站迎接他们母子的王蒙不无得意地说。乌鲁木齐方面是同意接受崔瑞芳了，几经周折，调函也已经开好了，但伊犁那边却不肯放人，于是，他们又到处找人做工作，一直找到州长那里，才算最后解决了问题。
　　然后又是崔瑞芳的工作安排，又是到伊犁搬家和在乌鲁木齐再度安家。回到乌鲁木齐以后，崔瑞芳原本想到离市区较近的市一中去工作，但一次偶然机会，在大街上遇到了她在七中任教时的老校长，他现在在十四中（原高级中学）工作，表示欢迎崔瑞芳到十四中去，而且答应给她解决一套两居室的住房，为此，十四中还放走了一位有相当资格的化学老师，于是崔瑞芳就毫不犹豫地去了十四中，他们的家也随之安在十四中的家属院内。中秋前夕，王蒙只身一人去伊犁搬家和办理崔瑞芳的调动手续。说是“我想的并不是回伊犁”，但一旦真的回不了伊犁，而且要永远地离开伊犁，又免不了要生出许多感伤和留恋。白天，王蒙一家一家地去赴宴告别，也代表崔瑞芳向她的同事和朋友们表示不辞而别的歉意，同时，也领受他们真诚的惋惜、善意的埋怨和深情的眷恋，包括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在动身那天前来送行，协助王蒙搬运家具杂物，和为王蒙准备路上食用的食品等等，这其中的深情厚谊，让王蒙夫妇感念终身，永志难忘。离开伊犁前夕，正值中秋之夜，他们的家早已从寄居的一中宿舍重新搬回到二中的家属院里，现在就剩下他独自一个满怀惜别之情，辗转在“临街的窗”内那间住了八年的土屋的卧榻上。窗外又传来了他所熟悉的那富有南疆风味的歌声：
　　你羊羔般柔顺而美丽的眼睛！
　　你永远消失了的温柔而明澈的眼睛！
　　他代表崔瑞芳也代表孩子们，在心里暗暗地说：“再见了，可爱的‘临街的窗’！再见了，可爱的伊犁！”
　　
　　三
　　
　　崔瑞芳的工作是安排好了，送回北京的大儿子也接回到身边，两个孩子都在崔瑞芳工作的十四中上学，合家团圆，总算又可以安居乐业了。但问题是，在回到乌鲁木齐的整个一九七三年冬天，王蒙除了像前几年在伊犁那样，整日价操持家务以外，他所在的那个创作研究室，是既无研究也不创作，依旧是没有正经的事可做，更不要说重续中断已久的文学梦想了。既然如此，王蒙也只能随遇而安。好在他这些年已练出了一身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与世无争的刀枪不入的逆来顺受的本事，所以也就不在乎再多当几天“家庭主夫”的角色、再多过几天“侍奉”妻儿的日子。他带领两个儿子，自己搭盖了一间厨房，挖了一个两米多深的菜窖，备足了冬天烧饭取暖的用煤，就等舒舒服服地过冬了。在这段时间里，王蒙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崔瑞芳每天下班回来，都能吃上热腾腾的汤面。家里的油、盐、柴、米、酱、醋、茶，也都及时置办周全，一样不缺。有时候为买粮食，还得早早骑上自行车，出去排上半天队，回来时背上两袋面粉或玉米面，弄得满身满脸都“挂彩”。有时候，在乌鲁木齐买不到的食物和日用品，还得托人请跑北京的列车员从北京带过来，否则，只好看着手中的肉票、油票、茶票、肥皂票等各种票证干着急。如此等等，林林总总，一摸十杂，烧火引伢，也真够王蒙忙活的了。也许是这些家务实在太杂太累，也许更重要的原因依旧是王蒙对他心中的文学放心不下，而且是已经回到了文学女神的身边却可望而不可及，怎叫他不愁思百结，心急如焚！正因为如此，所以王蒙在这段时间的家务活动中，也不如在伊犁那样心气平和，而是“脾气见长”。崔瑞芳说他常爱带着情绪在家人面前“表功”：“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不是我买的？”遇上诸如买粮排队、“挂彩”之类不顺心的事儿，甚至还要气势汹汹地耍脾气、发牢骚，找碴子大声吼叫：“把我的时间全给耽误了！我的生命细胞不知又死了多少！……是谁买的粮食？不买，你们吃什么？……”搞得大家都非常紧张。每逢这时候，崔瑞芳和孩子们都悄悄站在一旁，尽量不去招惹他。孩子们为了逗他高兴，也故意“阿谀逢迎”：“是您买的粮，是您买的油，您别说了，都是您……”有时候，崔瑞芳如果在下班的时候带个朋友、同事回来谈天说地，王蒙的脸色马上会变得十分难看。客人走后，他会埋怨崔瑞芳说：“好容易盼你回来了，还带个人来！做好的热乎乎的饭吃不上……再说，让人家看见我，一个男子汉，总在家里做饭，多难为情！”——原来“主夫”之意不在客人，而在身份之间！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爱讲究的一个面子问题。
　　如果说在伊犁，王蒙是用做家务来排解无事可做的烦恼的话，那么，现在，他就需要有一点别的什么东西来排解整日价做家务的烦恼了。根据崔瑞芳的回忆，这排解的方法，除了与一些新朋旧友相聚，喝酒聊天以外，就莫过于睡觉和游泳二事了。回到乌鲁木齐以后，崔瑞芳与她青少年时代的朋友王菊芬夫妇联系上了，王一直在新疆医院外科任护士长，她的丈夫则是一位地质学家。他乡遇故知，总有叙不完的旧，说不完的话，所以他们那一段时间常在一起相聚。那位地质学家的烹调手艺十分高超，经常能让他们尝到一些美味佳肴，酒足饭饱之后，有时还要放开喉咙来上几段京戏，唱完京戏，大家就一起去登鲤鱼山。站在山顶，微风从四面徐徐吹来，真让人“大换了精神”。
　　王蒙这期间因工作关系，也结交了一些文学作者，其中如在新疆建设兵团文工团搞创作的姚承勋，也是他的座上常客。姚承勋也是北京人，他听说王蒙十九岁时写过一部名叫《青春万岁》的长篇小说，就坚持要拿给他看，王蒙只好把暗中保存的唯一的一份校样给了他，谁知姚承勋拿回家去以后，不但一口气读完了这份校样，而且还一页页按照一定的规格裁好，用银色缎子和硬卡纸做成封面，像线装书那样用大针装订成四册，自己用毛笔在封面题上“青春万岁”四个大字，然后告诉王蒙说：“你的书，我已经为你出版了精装本了！”后来，他们单位的一些更年轻的同志发现了这部“线装奇书”，纷纷向他借阅，“读后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一致感叹说：‘小说原来还可以这么写……’”
　　这期间，王蒙结识最多的新朋友，是被文化局拉去为参加全国戏剧调演和曲艺调演准备剧本时认识的一些演员和剧作家。其中有尚九骖夫妇、陈书斋夫妇、王华轶夫妇、郑策夫妇和贡淑芬夫妇等。这些人不但是新疆文艺界的精英，而且一个个正直善良、豪侠仗义，他们不但给王蒙许多情感上的慰藉、精神上的鼓励，而且还帮助解决了许多具体的生活问题，因此在这期间与王蒙夫妇过从甚密。王蒙与他们在一起研讨、修改剧本，帮他们想“点子”、出主意。因为政治形势变化无定，文艺界常常风波陡起，加上王蒙本人顾虑重重，生怕因为他的参与，给剧本审查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崔瑞芳说他“常常是一面讨论剧本修改方案，一面琢磨万一这剧本将来挨了批，一查，有他王蒙的修改意见，那还不是活活要了他的命！想到这里，他目瞪口呆，额头冒汗，哪儿还有心思搞什么剧本！”结果自然是什么剧本也没有搞成。虽然如此，但每次在工作完后大家就聚在一起饮酒放歌，随心所欲地高谈阔论，毕竟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王蒙的顾虑并非多余。大约是在一九七五年年初，全国话剧调演，新疆选中了陆天明编剧的《扬帆万里》，王蒙为这个剧本的修改出了不少力，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却不能让王蒙随剧组到北京去参加调演活动。为此，尚九骖夫妇、陈书斋夫妇、王华轶夫妇和郑策夫妇甚感不平，也对王蒙深表同情。为了安慰王蒙的情绪，特地在旧历除夕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晚宴，邀请王蒙夫妇去玩了个通宵。就是在这次晚宴上，王蒙夫妇才第一次亲耳聆听到郑策的夫人陶思梦演唱的歌曲《新疆好》，这支在他们学生时代曾风靡一时的歌曲，当年曾由陶思梦录制过唱片，如今在新疆亲耳聆听陶思梦的歌唱，真让他们“感慨系之”，有“恍如隔世”之感。
　　
　　王蒙虽然生性好客，但对待客人，也常常有不近情理的时候。像在伊犁时一样，每当这些朋友中有人来访时，总是遇上王蒙在蒙头大睡，常常搞得人家进退不是。有一次，常来他家作客的贡淑芬就对王蒙直言相问：“我什么时候来你不睡觉？”王蒙一时无言以对。来新疆以后，王蒙就养成了一个爱睡觉的习惯，尤其是在伊犁的那几年，更是如此。崔瑞芳说：“那些年，不知是由于无事可做还是精神恍惚，王蒙极喜欢睡觉。一从巴彦岱回到伊宁市，不论是刚吃过早餐还是晚餐前后，他倒头便睡。”以至于他们的好友宋彦明每次来访，总赶上王蒙在睡觉。有一年夏季的一天，刚刚吃过晚饭，宋彦明不期来访，王蒙竟已睡下了个把小时，只好忙不迭地穿衣起床，为客人沏茶、点烟，然后坐下来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如今，他又创造出了一个按黄金分割法来安排睡觉时间的最佳方案，这就更便于他理直气壮地随时高卧了。一天24小时，什么时候睏了就什么时候睡，所以朋友们来了，就难免常常要吃他的“倒头羹”。弗洛伊德说文学是白日梦，不知在王蒙的这些白日觉里是否有梦，如果有梦，他的这些白日梦是否就是他未能遂愿的一种文学创作？！
　　说到游泳，那更是王蒙从小就养成的一种爱好。他曾说过他的父亲“酷爱游泳”，从小就给他灌输了“游泳乃人间第一乐事”的认知，青年时代开始学习游泳，在北京曾与黄秋耘一起游过昆明湖。到新疆以后，虽然因为“夏日短促”和条件限制，“一年也难得有机会游几次泳”，但他还是见缝插针，遇水必游。崔瑞芳就曾说过他在巴彦岱劳动时，在麦收打场之后，浑身是土，跟着当地一些光屁股小孩跳进路边的一道小渠沟或一个小水坑中去“游泳”的情景，“每当他说‘今天下水游泳了’，我就为他难为情，路上那么多行人，还有过往汽车上乘客的眼睛呢。唉，你真是！”——崔瑞芳常常无可奈何地说。如今，王蒙在干校结识的这批新朋友回到乌鲁木齐以后，一到夏天，就把他带到乌鲁木齐的游泳天堂——一个名叫红雁池的水库。那里的水都来自高山积雪，虽然水温偏低，但却水质纯净，没有一点污染。水面晶莹剔透，状若明镜，蓝天、白云、雪山倒映其间，四周全是悬崖峭壁，见不到一个人影，仿佛人间仙境。在这里游泳，十分方便，用不着更衣室，随便找个地方换上泳装就可以下水。想跳水也用不着跳台跳板，站在山崖边缘就可以扑通一声往下跳，也不会触到暗礁。有这样好的天然游泳池，又有这样“无事可做”的天赐良机，难怪崔瑞芳要说，从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五那几年，“王蒙游泳都游疯了。”他不但自己游，还要把两个儿子也带上。往往是头一天爷仨蒸好一大锅伊拉克蜜枣窝头，第二天上午就带了窝头出发，中午就在那儿吃那些大约已晒馊了的窝窝头，一直游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回家。虽然在“批林批孔”那会儿，每天下午要开会，也没能挡住王蒙游泳。他经常是游完泳匆匆换好衣服就直奔学习会场，于是头发蓬乱，嘴唇青紫，眼眶发黑，眼球上布满血丝，大家还以为他生了什么病，纷纷围过来问长问短。这时候，王蒙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心中得意地暗笑。崔瑞芳说王蒙“只要游过泳，就神采奕奕，心情特别好。每次从红雁池回来，即使遇到再不愉快的事也从不放在心上”。仿佛这种“神仙般的日子”，就可以这样永远地过下去，仿佛回到乌鲁木齐，也就是为了过这种交朋结友、高卧畅游的“神仙般的日子似”的。
　　
　　四
　　
　　直到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过四十岁生日那天，他才真正受到了触动。那天，我们很难得地买到了啤酒，我和孩子们举杯为他祝贺。他百感交集，一下子想了许多——十九岁风华正茂，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二十九岁而立之年，举家西迁来到新疆，还不是为多积累些生活，写出有分量的能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作品来。如今年满四十，却一事无成，能不让人痛心！但同时，他也有了一种不能再耽误下去的紧迫感，特别是读了一篇安徒生童话之后。那童话描写了一个人的墓碑，墓碑题词大意是：死者是一个大学者，但还没来得及发表著作；死者是一个大政治家，但还没来得及当上议员；死者是一个运动员，但还没来得及破纪录。童话讽刺了那种空有大志，等待明天，终于一事无成的悲剧性格。这篇童话给了王蒙相当大的刺激，他一再向我复述它的内容。就在过四十岁生日这一天，他庄严宣告：再也不能等下去，必须从今天而不是明天就开始努力写作！
　　以上这一段话，是崔瑞芳回忆王蒙度过四十岁生日时的一番心灵的忏悔。这番心灵的忏悔，既是王蒙过去的一段生活历程和创作历程的结束，也是王蒙新的一段生活历程和创作历程的开始。崔瑞芳说，“文革”期间，王蒙除了给女儿记婴儿日记以外，就没有写过别的什么。他甚至也把他心爱的钢笔丢到一边，从不带在身上，遇到要填个表格什么的，就临时向儿子借用一下。而且常常以此炫耀自己，为没有钢笔而自豪。她曾多次劝导王蒙：你已经积累了那么多生活，应该把它写出来，就算暂时不能发表，放在那儿也行，总比这样空耗着强。王蒙仿佛听不明白似的，无动于衷。这期间，他常常把“不写作了，不写作了”挂在口边，当作一句口头禅，而且还发明了一套“不写作好”的理论，列举了“不写作有益身心健康”、“不写作有利家庭和睦幸福”、“不写作有利人际关系和谐”、“不写作有利于自身修养”、“不写作有利于食欲。不写作有利于安全。不写作有利于教育第二代。不写作有利于提工资”、“不写作有利于评论与指责写作的人。不写作有利于治疗牛皮癣（脱敏嘛）。不写作有利于母鸡下蛋。不写作有利于防暑降温（心静自然凉）。不写作有利于节约纸张……”等等。根据王蒙的自述，在那些年里，他不但不写作，而且还每天体味着、“实心实意地给自己也给别人讲、反复讲不写作的好处。”如果听到有朋友说“你王蒙将来还是要写点什么”，“就觉得这人不但是痴人说梦而且是居心不善”，就觉得这话形同戳自己的伤疤，要自己的小命。他会红着脸和他辩论：“我其实什么也不会写，什么也写不了，压根就不想写，永远也不去写的……”
　　这套“不写作好”的理论出自王蒙之口，今天的读者或许以为只是一种幽默、一种玩笑，或者是一种自嘲、一种调侃，殊不知王蒙却自认是自己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而且事实上王蒙也做好了最后放弃写作的思想准备。在这期间，他又恋上了他年轻时喜欢过的数学，又捡起了他中学时代喜欢解的几何题，遇到孩子们在数学作业中碰到什么疑难问题，王蒙就趁机大显身手，一边演算，一边还要大讲特讲他独特的解题方法，吹嘘他小时候几何学得如何之好。有一次，有人“慕名”请他去给自己的儿子当“家教”，王蒙又用他小时候学过的美国课本上的方法辅导他的学生，偏偏这个聪明绝顶的学生不吃他那一套过时的洋玩意，当场与他争得脸红脖子粗，把王蒙弄得下不来台，最后只好自认晦气地败下阵来。看来，不写作，王蒙是吃不了教数学这碗饭的。这期间，王蒙也常常叫嚷不写作就去学理发。一九六八年春节，在伊犁，宋彦明请王蒙一家一起吃年饭，王蒙趁着酒兴大谈自己要学理发，学中医，说以后就靠行医或理发吃饭。两人越谈心情越黯淡，一口气竟喝完了两瓶伊犁大曲酒，完后还一起到大街上去跑步。过了几天，老宋真的带了他的小儿子来让王蒙给理发。王蒙也真的就用自己买来给儿子推头的推子，在老宋的小儿子头上足足“蹭”了四十分钟，最后，崔瑞芳说“理出来的头简直像狗啃的一般”，弄得老宋只好窝囊地连声“噢，噢”着，半天说不出话来。看来，不写作，王蒙同样也不能靠理发或行医吃饭。
　　
　　从一九六四年最后发表《春满吐鲁番》和《民丰小记》两篇散文以后，在这十年间，王蒙就再也没有发表过其他的文学作品。乍一提起笔来，真不知道从何写起。于是，他便想到利用这期间学习维语维文所得的收获，先做一些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据崔瑞芳回忆，他翻译的第一篇维文作品，是一位维吾尔族的青年作者马合木提·买合买提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奔腾在伊犁河上》，内容是反映在伊犁河上放木排的知识青年的生活的。此外，他还翻译过被他称为“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维吾尔大诗人”，也是他的亲密好友铁依甫江的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都是诗人在“文革”中被“落实政策”之后写的一些“应时”的诗，没有什么思想和艺术价值，他们也各自都为自己竟写了和译了这样的诗而深感“遗憾”，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相约由诗人写出十首最好的爱情诗让王蒙翻译。可惜天不假年，他们的这个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诗人就撒手人寰，到天国里去寻找他的美丽的诗句去了。
　　就是王蒙所知道的这位“第一个维吾尔大诗人”铁依甫江，无论是“文革”前夕与他在文联同事，还是在“文革”中同住一所“五七”干校，王蒙和他都“很谈得来”，“文革”结束后，铁依甫江经过了王蒙所描述的“青年诗人——天才——可疑分子——运动员——敌我矛盾——落实政策——宠臣——非宠臣……”的曲折坎坷的人生历程之后，复又成为重新主持新疆工作的赛福鼎同志的“座上客”，用王蒙的话说，是又开始“由‘黑’变‘红’”了。有这样的一位能与“上面”说话的朋友，王蒙就想到请他帮忙请一段时间的创作假，以便能更好地安心写作，实现他在四十岁生日那天发下的宏愿。为此，他还托人弄到了一瓶广西出的自认是质量较好的酒，请诗人吃了一顿饭，婉转地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谁知诗人竟“满口答应”下来，“不久，他就与创作研究室负责人阿不拉尤夫谈妥，告诉王蒙不用坐班，安心在家写作。”只是，请诗人喝的那瓶广西出的酒，因为有一种浓重的药味，诗人只喝了一口，就十分礼貌地“温良恭俭让”起来，让王蒙夫妇哭笑不得，又莫可奈何。
　　
　　五
　　
　　获得了创作假的王蒙，在整个一九七五年，就伏在他家的斗室内，“沉下心来”创作一部后来名为《这边风景》的长篇小说。根据一九七八年选载这部小说部分章节的《新疆文艺》的“编者按”说：“《这边风景》是王蒙同志近年来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反映了六十年代新疆伊犁农村在四清运动中与苏修代理人及其社会基础的斗争，描写了伊犁的山川景色及维吾尔族的风土人情，全书约六十万字，初稿将于近期完成。”嗣后，一九八一年，同样是选载这部小说部分章节的《东方》杂志有一则王蒙自撰的《前记》则说：
　　一九七二年的冬天，当时我还没有发表著述的权利，我开始尝试写作一部反映新疆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因为从六五年到七一年，我曾在伊犁农村生活、劳动了六、七年；我的家则在伊犁地区落户了八年。伊犁河谷的山川大地，风土人情，是非常迷人的，难忘的。伊犁人、特别是当地的维吾尔农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给了我那么多友谊、温暖、力量和全新的经验，使我获益终身。我觉得，正是在对于边疆、对于少数民族、对于农村和农民有所接触、有所感染和理解之后，才启发、推动了我进一步去认识中国，认识社会，包括对于内地、对于汉族、对于城市的干部、知识分子及青年，也似乎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发现。边疆——内地，农村——城市，少数民族——汉族，这些对比和联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源泉。
　　说到反映新疆农村的生活，虽然近年来我写了几个短篇，但主要的还要靠上述七二年开始悄悄地写起来的长篇。不难理解，这部书稿的写作是断断续续的，直到七八年，才完成了它的初稿，并取名为《这边风景》。
　　从这两段介绍《这边风景》创作情况的文字中，我们不难得到如下的印象：这部小说是在“地下”状态下开始创作的，即作者所说的“悄悄地写起来的长篇”，亦即是今天有的学者所说的“潜在写作”。而且，“写作是断断续续的，直到七八年，才完成了它的初稿。”对比崔瑞芳在她的回忆文字中多次说到的王蒙在“文革”中除了给女儿记婴儿日记以外，什么也没写，甚至连钢笔也扔到一边，以及王蒙自已发明和奉行的“不写作好”的理论主张，显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现象一方面表明，即使是在“文革”那种毁灭一切，甚至连作者本人也心如死灰的情况下，文学的火种依旧不灭。另一方面也表明，这种压抑状态下的所谓“潜在写作”，毕竟不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因而在作品中也必然会留下被压抑和被扭曲的时代的印记。崔瑞芳在谈到王蒙创作这部作品的心态时，就曾说过：“当时，‘四人帮’正在肆虐，‘三突出’原则统治着整个文艺界。王蒙身受二十年‘改造’加上‘文革’十年‘教育’，提起笔来也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作品中的人物又必须‘高大完美’，‘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在生活中，他必须‘夹起尾巴’诚惶诚恐，而在创作中又必须张牙舞爪，英勇豪迈。他自己说，凡写到‘英雄人物’，他就必得提神运气，握拳瞪目，装傻充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不是‘个中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正因为是在这种状态下的创作，“因此，尽管王蒙有深厚的生活功底，也写得很苦，很下工夫，作品却仍然不能令人满意。”结果，这部作品虽然被崔瑞芳带到北京交给正向王蒙约稿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黄伊，中青社随后也邀请王蒙到北戴河去修改这部书稿，但终因“这本书写成于‘四人帮’统治时期，整个架子是按‘样板戏’的路子来的，可以说在胎里就受了病，先天不足。尽管有些段落很感人，有些章节也被一些刊物选载过，但总的来说是个不正常的产物，怎修改也挽救不过来，最后只好报废。”崔瑞芳后来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有一些人总认为王蒙在写作上顺利得很，似乎写什么都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他们哪里知道，王蒙还真有过这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却搞成了个废品的经历。”说来这也是历史跟王蒙玩了一个“先抑后扬”、“欲擒故纵”的把戏，让他在重新戴上文学的桂冠之前，先经受一点挫折的考验和洗礼。
　　
　　第十一章“回到文学界”
　　
　　一
　　
　　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日，我在办公室随手翻开第五期《人民文学》杂志。上面竟赫然印着王蒙的名字，《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发表了！我马上放下正在批改的作业，抱起那本杂志就往家里跑。天正下雨，我把杂志揣在怀里，浑身上下淋成了落汤鸡，杂志却安然无恙。离家门还有八丈远，我就放开喉咙大叫：“王蒙，你看，你的作品发表了！……”王蒙正包饺子，那沾满面粉的手一把把杂志抓过去，嘴里念念有词：“真快！真快！”二十年了，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兴奋——他终于又回到了文学界！
　　这是崔瑞芳对王蒙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在中国当时最高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上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时的一段回忆文字。事实上，在这篇小说之前，王蒙已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在《新疆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短小的散文《诗，数理化》，这篇散文借人们开始恢复写诗和学习数理化，欢呼文艺和科学的春天的到来，虽然是一种应时应景的文字，但却是王蒙在“文革”后真正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也是他来新疆以后，自一九六五年中断文学创作以来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在这篇作品之后，他还在一九七八年第一期《新疆文艺》上发表过一篇名为《向春晖》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写了一位汉族女技术员向春晖在“文革”中顶着极“左”思潮和帮派分子的干扰搞科研的遭遇，虽然王蒙自认为“这篇东西充满了‘三突出’之类的违反艺术规律的清规戒律的痕迹”，甚至“后来一直为之感到羞愧，不敢示人”，但其中却分明隐含了王蒙的创作在新旧转变时期的一些重要信息。从向春晖献身革命事业的理想和热情中，读者不难看出林震、赵慧文的影子，而她在工作中的高度原则性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甚至还留有娜斯嘉的某些思想和性格的痕迹。如同《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一样，这篇作品也是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叙事的，只不过在《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作为作家的“我”和作为故事叙述人的“我”，只是一种迭合在一起的叙述和聆听叙述的“对话”关系，而在《向春晖》中，这种第一人称“我”，却是由作为记者的“我”、作为作品主人公的“我”（向春晖）、和作为主人公的事迹和遭遇的“见证人”（玛依拉）的“我”等多种身份的叙述人构成的，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相互重叠的“对话”关系，而是一种平行的多角度的透视关系。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小说艺术革新的初潮中，有一些作品例如北岛的《波动》、戴厚英的《人啊，人！》和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等，曾经尝试过被有些论者称之为多重第一人称叙事的叙述方式，王蒙的这篇作品虽然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留有一些旧的痕迹，但就其叙述方式而言，无疑也属于这种多重第一人称的叙事范畴。而且从作品发表的时间次序上看，王蒙的这篇作品要先于上述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这时候虽然还无意于也不可能进行小说艺术上的革新试验，但却无意间使他的这篇作品充当了这种多重第一人称叙事的始作俑者。
　　
　　据崔瑞芳回忆说，《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写于一九七七年岁末，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定稿，二十四日寄往北京《人民文学》杂志，五个月后就出人意料地发表出来了。按照一个时期某种流行的文学分类法，这应当是一篇“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或曰代理人）的作品，作者用的是“故事”体裁，通篇充满了这类作品中少见的幽默和讽刺（一般都应当义正词严、声色俱厉），而且这种幽默和讽刺，同时也浸透了新疆少数民族所特有的聪明和智慧，与几乎是同期创作的《向春晖》相比，虽同属“揭批四人帮”的题材，但在风格上却大异其趣。这篇作品的发表，对王蒙来说，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从此，他的写作一发而不可收”，他自己也因此“又回到了一个巨大的、有魅力的世界中来”，感到了“一种空前的充实感”。在一九七八年这一年，他还发表了后来获得该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最宝贵的》，和短篇小说《光明》，以及后来被称作“微型小说”的《故事二则》等作品。除了上述小说，这一年，他还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作品《火之歌》，内容是报道为悼念周总理而激起的“南京事件”的带头人李西宁的斗争事迹的。主人公李西宁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青年，在“文革”中，经历过由单纯到盲从，由狂热到失落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逐渐学会了独立思索，走出了迷信和盲从，克服了彷徨和迷惘，终于在一九七六年这个与四人帮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成了一个点燃群众怒火的“点火者”。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也把自己炼成了一块革命的“合金钢”。王蒙在这期间发表的另一篇名为《敬礼，合金钢》的散文，也应当是源于《火之歌》的创作启示。
　　虽然《火之歌》不是王蒙回到文艺界的第一年在创作上的代表作，但却也代表了他回到文艺界之初的一个主导的创作倾向，即通过自己的创作“揭批四人帮”，同时也歌颂与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作斗争的英雄人物和斗争事迹，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坚持正义、探求真理、团结斗争、争取胜利的精神和意志。王蒙的这种创作倾向，是“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学所经历的一个短暂的过渡期（或曰转换期）的典型的创作特征。王蒙就是带着这个年代所特有的这种文学的印记回到阔别了二十年的文学界的，而且复出之初，就拳打脚踢，发表了如许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有的还在首次开展的全国性的短篇小说评奖，也是集中展示“文革”结束后短篇小说创作成果的评奖活动中“金榜题名”，这对于一个与文学隔绝二十年的“作家”来说，诚非易事。中国民间有一句英雄气很足的话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二十年后回到文学界的王蒙，果然还是一条好汉！
　　
　　二
　　
　　一九七八年的中国文学界，在结束了一段灾难性的历史之后，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跑线上。这一年，王蒙的人生、事业和家庭生活也开始发生了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在《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发表之后，不久，他即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到北戴河修改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的初稿。六月十九日，他抵达北戴河，住在黑石路四号共青团中央招待所。这期间，他每天上午写作，下午游泳，既在文学中做精神的畅游，又在大海中做身体的畅游，身心两方面都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惬意和满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来没有过过这样舒服的神仙似的生活。”他后来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有关大海的描写，“多变的海，平静的海，嬉闹的海和欢腾的海”，大半是出自这次在北戴河改稿的经历。他生性爱海，对大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海的梦”曾经编织了他许多人生和文学的理想，也给了他许多战胜困难、实现理想的勇气、信心和力量。但曾几何时，他就像一条被大海的风暴抛掷到沙滩上的小鱼一样，空怀海的梦想，如今，却伴着缪斯女神在大海里自由自在地遨游，重新回到了大海的怀抱，所谓“龙归大海虎归山”，这是否也是一种命运的象征呢？
　　北戴河是中国的“夏都”，离首都北京很近，加上正是消夏避暑的季节，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信息传播也更加灵通。王蒙在写作之余，自然免不了要与旧日的朋友交往，参加朋友的聚会，乃至文学界的一些重要活动。“文革”结束后的北京，正如解放初期的那一段日子，也有一个文艺界和文化人的“大会师”。只不过这次“会师”已不是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大军，而是被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浩劫击溃了的散兵游勇。他们从四面八方重新聚集到一起，带来的不是各自的战斗经历和文学业绩，而是身心两方面所受的磨难和痛苦，以及那最后一点不灭的文学火种和对于未来的信心与期望。这是一些充满了握手和拥抱、泪水和欢笑、惊喜和意外的日子，也是一些相对把盏、挑灯夜话和促膝长谈的日子，在这样的气氛中写作，王蒙该经历了多少感情的波涛的冲击。他在给崔瑞芳的信中，曾向她描述过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文学界朋友的一次聚会，参加者有邵燕祥、从维熙、林斤澜等人，熟悉当代中国文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些都是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尤其是一九五七年的那场“反右”斗争，像王蒙一样，被迫中断了文学创作二十多年的文坛骄子，也是与王蒙一起走上文学道路，怀着共同的人生志向和文学理想的挚友。劫后余生，久别重逢，自然免不了有诸多沧桑之慨、忧患之思，与此同时，也免不了要畅叙别后离情和各自的遭遇，其欷歔感叹、顿足扼腕的情态可想而知，连崔瑞芳这个身处八千里外的“旁观者”，都受到了感染，也禁不住要为之怦然心动、悄焉容改。
　　如果说，这种文学界朋友间的别后重逢，还是在私人生活空间中出现的一种历史转换的迹象的话，那么，一种更具本质意义、影响也更为深远的文学历史的转换，在被称作文学界的公共生活空间，也在悄然发生。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被压抑、禁锢、扭曲、摧残达十年之久的中国文学，也开始全面复苏。在这个过程中，被打散了、搞乱了的文学队伍，在重新集合、重新组织，文学的组织机构和文学活动的秩序，也在重新建立、重新恢复，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政策在逐步落实，冤、假、错案不断得到平反昭雪，各级文联、作协开始恢复活动，各种文学报刊纷纷“复刊”、“创刊”，文学创作在正常进行，文学作品在陆续发表、出版……不久前还是满眼残垣断壁，到处百孔千疮的文学界，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展现在王蒙面前的，就已经是一片秩序井然、人气兴旺的升平景象。这不能不让王蒙惊叹政治这根魔杖拨乱反正的神异和奇妙，也不能不让王蒙感到历史这位老人判别功过是非的严厉和公正。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文学界自身也经历了许多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变化。先是被“天安门事件”窒息的诗歌二度崛起，发为先声，欢庆十月的胜利，而后是“喜极生悲”，为悼念和歌颂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张志新、遇罗克等新一代真理的斗士而创作的诗歌、散文汗牛充栋，紧接着的便是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代表的、更大规模的也更具冲击力的“伤痕文学”涌起初潮。与此同时，文学界在“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也开始系统清算“文艺黑线专政论”和《纪要》的流毒，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恢复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历史的本来面目。极“左”的妖魅渐去，历史的面目既清，文学的价值得到了肯定，艺术的规律受到了尊重，理论和创作自然就走上了轨道，得到了繁荣。虽然这期间仍难免有“文革”的余毒尚未完全肃清，某些极“左”的思想的影响依旧阴魂不散，以至于崔瑞芳一九七七年寒假在北京时，曾代表王蒙去探望一位多年来十分关心他的老同志，但当崔瑞芳推开她办公室的门时，只见她目光呆滞，竟不敢正视。她向她介绍了王蒙这些年在新疆的情况和处境，她也是支支吾吾地答应着，脸上没有一点表情，看得出她存有很深的“戒备”心理，弄得崔瑞芳只好怏怏告退。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人们心中的“余悸”还至于此，这不能不让他们感慨良多。但这些“文革”的阴影，毕竟已经遮挡不住光明的大地和敞亮的人心，更何况这时候的思想理论界已经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的历史序幕。坚冰已经打破，航道正在开通，等待复兴中的中国文学的，必将是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三
　　
　　历史和文学的这些巨大的变动，王蒙都是最直接的受惠者。他不但因此获得了重新创作和发表文学作品的权利，而且他的那篇在当年受到不公正批判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也已被正式平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由《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北京新侨饭店联合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为在“文革”及其前一个时期遭到错误批判的一批文艺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最令人振奋的”是，被“搁浅”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在一九七八年，有关部门又“重新提出了这部书的问题”，终于在一九七九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虽然因为“当时还处于‘抓纲治国’时期，战战兢兢，删掉了认为可能被认为感情不够健康的个别段落和词句”，但毕竟了却了一笔历史的宿债，也是王蒙个人的一桩多年的心愿。既自觉欣慰有加，亦可告慰于那些关心过这本书的命运和为之付出过代价的人们。这本书在一九八一年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喜爱的十本书之一，也算是物有所值，实至名归，真正回到了拥有青春的年轻人的怀抱。
　　与此同时，王蒙个人的政治待遇和家庭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文革”结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邀请作家参加一定级别的文学活动或学术会议，包括由有关部门为作家提供一定的写作条件，让作家为完成某一创作任务集中时间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等，照例都是一种难得的政治待遇。王蒙从接受中青社的邀请到北戴河改稿之日起，在大约半年的时间内，是充分地享受了多年来已让他感到陌生的这些特殊的政治待遇了。而且，这期间，他还以《人民文学》特派记者的身份出席了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让他重新体味了一回已经逝去的青年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不久，北京市文联即出面联系，着手把王蒙调回北京。王蒙当年在团区委工作时的老上级、当时主管东城区教育工作的刘力邦同志得知此事，也想把崔瑞芳调到东城区的中学任教，但崔瑞芳去新疆前的原工作单位本是崇文区一○九中学，当年的校领导又非要她回原校不可，她在北京的接受单位也就这样解决了。而且，这一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家庭大事，是他们的两个儿子在恢复高考后，都考上了大学，大儿子读的是新疆大学，就在乌鲁木齐，小儿子则去了西安，进了当时还很讲政治条件的空军第二炮兵学院。这些，都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他们都大了，又赶上了这么好的时候，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前途，一个美好的人生图景已经在他们面前渐次展开了……
　　一九七八年年底，中共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如同一九四九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就做好了迎接新中国的准备一样，对于这个历史的新时期的到来，可以说，王蒙和崔瑞芳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剩下来的就是母亲对游子那一声殷切的呼唤了。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夕，农历腊月二十八，王蒙从北京回到新疆，与家人一起度过在新疆的最后一个春节。虽然也包了饺子，做了年糕，忙忙碌碌，喜气洋洋，但大家的心中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莫名的惆怅。“新疆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在这里整整生活了十六年。十六年！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十六年！我们把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都献给了边疆。天山的雪莲，伊犁的河水，巴彦岱的乡亲，众多的挚友，一切都那么让人依恋。如今真的要离去，我们怎么能舍弃忘怀！”春节过后，王蒙“在‘沉冤’二十余年之后，‘反右’中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改正”，恢复了党籍。当他“从北京市委开出了迟开了十六年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新疆”的时候，心中真是“感慨万分”。“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意弥坚”，好在这二十年的风吹雨打、生聚死别，他对文学的热情未冷、痴心不改，对革命的理想未变、信念未灭。有了这份对文学和革命的精诚，即使是把他“放逐”在文学和革命队伍之外十六年，他自信也能“唱彻春光”，“不应有恨”。更何况这十六年，“放逐”的只是他的身体，他的心仍在文学和革命的队伍之内。如今，他就要重归文学和革命的队伍，把身和心统一在一起，不再经受那种难堪的身心分离的痛苦，真是快何如哉！所以，春节过后，虽然送行的人门庭若市，却没有丝毫的悲切之气，相反，却隐隐透着一种喜庆的气氛。崔瑞芳说，“朋友们有的来祝贺，有的来倾吐衷肠，还有的索性动手帮我们料理家什，准备行装。”王蒙夫妇几乎天天去人家家里吃饯行饭，直到临出发的前一天，还没有吃完。
　　一九七九年六月，王蒙奉调回北京工作，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六月十二日，他们夫妇登上了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七十次列车，那天到火车站送行的竟有四十余人，与当年他们夫妇离开北京时凄切冷清的临别场面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火车徐徐开动，车上车下泪水洒成一片，一只胳膊伸进车厢，最后再送来一网兜苹果。我实在忍不住，望着那逐渐远去的人群，不禁失声痛哭。王蒙比我会控制自己，他连连说：‘我们还会回来，我们一定会再来的！’”——二十多年后，崔瑞芳回忆当年依依惜别的情景，依旧历历如在目前。
　　
　　四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社会上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把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尤其是像王蒙这样被耽误得太久的知识分子，更感到争分夺秒地抢时间的紧迫感。回到北京以后，王蒙很快就投入了紧张的文学创作活动。刚回北京时，因为没有房子，暂住在市文化局的一间只有九平米的小屋里。对面是盥洗室，昼夜流水哗哗；窗后是电视室，每晚响起性能良好的高低音喇叭。时值盛夏，天气闷热，他只好“赤膊上阵”，每天只穿一个短裤衩写作。《布礼》、《友人与烟》、《悠悠寸草心》、《夜的眼》和许多评论、创作谈，都是在这间小屋写成的。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蒙夫妇搬进了“前三门”的新居。除了创作之外，王蒙这期间的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也日渐增多。这年十月，他出席了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的标志的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一九八一年十月，又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这期间，他曾多次出国访问和参加国内外的一些文学活动。与此同时，创作也如火山喷发，岩浆四溅，除中、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外，还有大量散文、杂文、“综论”、“代言”、文艺杂谈、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以及通讯、序跋、自述和创作谈等各类文章问世。这真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积之愈久，其发必速。王蒙这座积蓄已久的文学火山，到这会儿才算有了一个能够自由喷发的喷火口。以下，是他在答某刊编者问时，为他这几年的主要创作和文学活动所开列的一份“清单”：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搬入新居，写下了《说客盈门》与《风筝飘带》。
　　一九八○年初我回新疆参加了一个活动，并在乌鲁木齐写下了《买买提处长轶事》，回京后，我写了中篇小说《蝴蝶》。这一年六月我去西德访问两周，同年八月底，又应美国衣阿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芩女士之邀去美国访问了四个月。
　　一九八一年初我访美经香港归来，带回一个在衣阿华“五月花”公寓写的中篇小说《杂色》，然后写了短篇小说《深的湖》。同年夏天，我写了中篇小说《湖光》和《如歌的行板》，微型小说《不如酸辣汤及其他》。秋天，我重返新疆，重访巴彦岱公社，又去了特克斯县牧区。在新疆，写了短篇小说《心的光》与《最后的陶》，散文《故乡行》。《故乡行》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甚至一个美籍华人来信告诉我，说他读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一九八二年，我发表了近十万字的中篇小说《相见时难》……我觉得《相见时难》并未尽其意，也许我还会写个续篇或再续篇的。
　　一九八二年我还写了短篇小说《惶惑》、《听海》和《春夜》，中篇小说《莫须有事件》和《风息浪止》。还有短篇小说《青龙潭》，是发表在一九八三年初的。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再次访问美国，参加了纽约圣约翰大学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讨论会，并顺访墨西哥一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我去西沙群岛和海南岛深入海军部队的生活，写了一篇散文诗：《西沙之行》，发表在《昆仑》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上。
　　不难看出，王蒙在回到文学界这三、四年的时间内，在文学创作上可谓笔不停挥，在文学活动方面可谓马不停蹄。看来，这期间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一系列旨在纠正“文革”错误、肃清“文革”流毒的政治举措，按照那个年代的说法，确实极大地调动了王蒙的文学生产力。而且，这些调动文学生产力的政治举措，对王蒙来说，其效果不仅仅见之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量的方面的增加，同时更重要的是见之于对这位作家的内在的文学创造力的激活。在修改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时，王蒙曾说：“在我回到文坛以后的这两、三年，现实对我的冲击是太强烈了，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创作反映当前生活的中、短篇小说上了。”这些“反映当前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涉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期的社会人生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包括王蒙自己在内的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人生蜕变和心灵蜕变。其中既有作家本人在经历这场历史大变动的过程中，身心两方面的真切体验，也有从作家的个体经验出发，对革命历史和革命者的人生道路的深刻反思，同时还有对历史转折期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的深入剖析，以及对过去年代生活的深情的回忆和追寻，等等。除去最初大约半年多的转换期的创作还“相当拘谨”外，王蒙后来的创作，从中篇小说《布礼》开始，很快就进入了一个比较自由也比较自如的状态。即使是在写小说还“相当拘谨”时候，他说：“在《最宝贵的》的结尾时所写的严一行（市委书记）的内心独白里，已经充满了我的血泪。”尔后，当他从北京市委开出了迟开了十六年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时，他又把他的感慨写进了《布礼》这部中篇小说，成了《布礼》这部中篇小说的思想感情的“由来”。这同时也表明，当王蒙不仅仅把小说当作一种反映外在现实的工具，而是也作为一种表白内心感受的方式；当他把自己的人生“血泪”灌注于小说之中，与自己的人生“感慨”联系起来，他的创作就获得了一种生命的活力，就容易摆脱新旧教条的拘宥，很快进入一种自由挥洒的状态。
　　从北京到新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在经历了这些人生的磨难和历史的变动之后，复出的王蒙，已经不再是“旧日模样”，他早已被迫离开了“组织部”，也不再是林震那样的“年轻人”了，八千里的空间，三十年的时间，二十载的生聚教训，早已把他从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打造成一个成熟的共产党人了。虽然他“对于青春，对于爱情，对于生活的信念，革命的原则与理想”，“仍然忠贞不渝，一往情深”，但却“现实得多了”，因为他“看到了生活的艰难，看到了一切美好的东西还需要成熟，需要成长，需要锻炼和完善自身，需要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考验”。而这些促使他走向成长和成熟的严峻而又残酷的现实的锻炼和考验，正是他复出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全部生活的和思想的“支点”。“我无时不在想着、忆着、哭着、笑着这八千里和三十年，我的小说的支点正是在这里。”与此同时，为适应这种“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和生活”的变化，从短篇小说《夜的眼》开始，王蒙这期间也在文学的形式和技巧方面，进行了一种比较自觉的艺术探索和实验：“我尝试着在作品中运用复线条、甚至是放射线的结构，而不拘泥于一条‘主线’。我试图用突破时空限制的心理描写，来充分展示前面说过的‘八千里’和‘三十年’，展示这八千里和三十年中的不同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对比。”这种自觉的艺术探索和实验，同样也是王蒙这期间被激活的文学创造力的表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回到文学界以后的王蒙，就是从他的这个新的文学“支点”出发，参与重建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并通过他的大胆的革新创造使这一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孕育了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全部思想和艺术的基因，他此后的创作就是由这个最初的文学基因发育成形并日渐成长壮大的。
　　
　　五
　　
　　在“文革”结束以后的中国文学中，有一些颇带政治隐喻性质的文学意象，在这期间的文学创作中颇为流行。这些文学意象因为颇能象征某些特定人群的人生和命运，而在这期间的文学创作中被广泛使用。例如“归来派”诗人艾青“归来”以后所写的两首诗《盆景》和《鱼化石》中的“盆景”和“化石”就是。
　　虽然我个人认为这两首诗的所指，与它所应具有的确定的现实含义之间，还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游移，但我依旧认为其中的片断对例如诗人这样的“归来者”及其群体的命运，仍不乏象征意义。
　　《盆景》的片断所描述的，是包括王蒙在内的“归来者”这个特定的文学群体，长期以来被政治和社会所压抑和扭曲的命运。《鱼化石》的片断所描述的，就是这个群体在经历了政治劫难的压抑和扭曲之后的死而复生。也许“盆景”在解除束缚之后依旧不能恢复常态，“鱼化石”在被发现之后，也不能真正具有生命的活力。但“归来者”作家和诗人却与这些自然界的生命完全不同，当历史重新翻过一页，苦难已成了昨夜的梦魇，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甚至那些压抑和扭曲，也都变成了对自己的人格和意志的一种磨炼和考验。他们也因此都很乐意把这种磨炼和考验，比喻为炼狱的圣火，认为经过了这场炼狱的圣火的熬炼，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才可能有文学上经冬腊梅的二度绽发。这种将苦难道德化和神圣化的倾向，同时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结束“文革”以后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王蒙复出后也在许多场合，以多种不同方式，包括借他作品中的人物，无数次谈到过一九五七年的挫折和此后的磨难对他的人生和文学的意义。当有人问及他的写作曾经中断了近二十年时间，这种中断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时候，王蒙对自己的文学“前途”，甚至作过如下这种“设想”：
　　从政治上来说，对我个人很好。因为如果不中断的话，在那种环境里，势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绝对的沉默，这并不太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积极参加革命，做布尔什维克，做党员，一心一意跟党走，假如一九五七年以后我没有被划进去，设想我就清醒看到这一切都搞错了，我就保持沉默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也不可能。相反的有一种可能就是跟着“左”起来。但“左”到姚文元的程度也不可能，因为我心里毕竟有善良的一面，我下不了手，我现在写小说对很反面的人物也下不了手。但起码柳青式的悲剧在我身上会出现。就是我以很大的力量努力把当时的政策、口号变成我自己的思想感情，再把它写出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写出来，可不久发现是写错了。
　　在这里，王蒙所面对的，无疑又是一个“鲁迅活着怎样”的问式。对这样的问式，包括当事人在内，任何人依照一定的必然性逻辑所设想的回答都是无效的，历史不能容许可能和假设，历史只接受一种确凿无误的事实和结果。这个事实和结果就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王蒙在艰难曲折的人生路途中，经历了一场痛苦而又深刻的灵魂蜕变，而后又如佛徒涅槃似的奇迹出现，在一个新的人生境界上，再续前缘，重新走上了文学道路。
　　王蒙复出后，在一篇自述性的文字中，对他这期间的思想和心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剖析，袒露了他从青少年时代起漫长曲折而又艰难痛苦的人生追求和文学追求的心路历程。在追述了他由热爱文学而走上了与文学一样“追求光明，向往真理，渴望发展和进步”的革命道路的历史之后，他说：
　　我始终认为，文学与革命天生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所以，当人们用革命的名义、用辉煌的、一时难以辨认的革命的言辞向文学大张挞伐的时候，最后甚至用这种名义来强奸文学、消灭文学的时候，我感到撕裂心肝，撕裂身体和灵魂的痛苦。
　　……于是，我“自觉地”，努力地去否定文学，抛弃文学，首先是否定自己。
　　……在这一段时期，对于我来说，神圣的、永恒的、郑重的和伟大的文学确实变成了渺小的、软弱的、可怜的、任人宰割、任人驱使的文学了。
　　……然而与此同时，我认识了真正的伟大与崇高。在生活的最底层，在最边远的地方，与人民同甘苦，共呼吸，站在人民的立场看那些年的戏法魔术、风云变幻、翻手云雨，孰是孰非，孰胜孰败，洞若观火！
　　挫折和失败锻炼了、丰富了我们。于是乎，迎来了一九七六年的十月，中国终于发生了注定要发生的、人民期待已久的事情。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也是最有情的。我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因为历史的规律是人民一定要自己解放自己，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
　　拨乱反正就是起死回生。党重新把笔交给了我，我重新被确认为光荣的、却是责任沉重、道路艰难的共产党人。革命和文学复归于统一，我的灵魂和人格复归于统一。这叫做复活于文坛。复活了的我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寻找我自己。在茫茫的生活海洋，时间与空间的海洋，文学与艺术的海洋之中，寻找我的位置、我的支持点、我的主题、我的题材、我的形式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