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与“思辨”：德性的载体，天人相通的途径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江苏 徐州 221116

“中庸”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中庸》中讲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谈到所说的“致中和”，我们首先要探讨“诚”及其与“中庸”的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1]这句话中提到了一个“诚”与“中庸”连接的桥梁——“天性”。万物都有天赋的本性，本性与天性是相关联的，实现了本性即实现了天性，同时，实现本性的过程也便是在实现天性。而“人与人的关系正是这一总体关系中的一个特殊例子，并体现为‘诚’。一个‘诚’者实现了其内在善性，并因此体现了天道。” [2]又如“‘致中和’的前提是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恢复人固有的善的本性。要恢复人的善的本性，首先要努力做到‘诚’，因为‘诚’是‘物之终始’，是沟通人道和天道的桥梁，因此‘诚’是中庸的关键所在。” 这样来看，在“天”与“人”的同一中，天性与人性的沟通中，“诚”是至关重要的。“诚”者“言”“成”也。无疑，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起很大作用，在通过对自我善性实现中、实现后来实现天性，以达统一。这提示我们，这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是品格、修养、“德性”的内化，成为身体或自我的一部分的过程，它由内向外彰显，具有稳定性、影响力。那么“诚”内化与外显的过程是否便是在实现“中庸”呢？“致中和”是“达道也”，是本性与天性、人道与天道的统一，自我内部的协调，自我与他人、个体与世界的“和”。“中庸的‘诚’有三个难度：一、连接天与人（‘天命之谓性’）；二、‘诚’是贯通天、地、人的一种普遍规范，使天和人、地和人、人和人、人和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理性状态；三、‘诚’强调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诚’既是道德本性，也是道德实践，是个人自身的修养、人际关系充分协调的原则、国家间交往的原则。”这样，终达到“中和”境界。我想，这种“和”是和中有异的，用今天的哲学语言说是“矛盾的”“辩证统一的”，非“合”，非“同”，这才推动着世界的运动、变化与发展，才“万物育焉”。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通过“诚”来实现“中庸”，通过“中庸”来求“和谐”，这是一个渐进、由内向外的寻求理想状态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本身也就符合其本义。中国通过“诚”来求人和天的统一，而西方，是通过“思辨”来求得人和神的统一。

“神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实是，所以生命与无尽延续以至于永恒的时空悉属于神；这就是神。” 在亚里士多德那，“神”是“第一推动着”，它是万物趋向不朽的动力，同时“自然独立于万物之上，抑即为万物之秩序”，即也使宇宙成为一个良好的秩序、有机统一和生机勃勃的世界。他认为，神的生活由完全的思辨活动构成，神的生活就是思辨活动，“‘神’除了是纯粹理性活动之外什么也不是。” [3]而人作为神之下中“万物”之一，也理应被“第一推动者”推动，那么达到这种不朽，除繁衍后代外，还具有一种更高尚和更高级的不朽之路是“思辨”。当然，我们必注意这个“神”已被人格化，因为人、神可以通过“思辨”、相同的方式而“共在”，那么无这个前提，则“思辨”不存在，“人与神”统一不可能，也更不用说之后“德性”与“神”的联系了。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中国的“诚”还是西方的“思辨”，是“德性”与个体“净化”的载体，是一种人与“天”、“神”相通的途径，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内向外的渐变的过程，而不同之处在于“对孔子而言，我们一旦拥有了德性（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第一种实现），我们也就与神圣存在联系在了一起。相反，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我们只是在运用德性的活动时才与神相连。” [4]

参考文献：

[1] 《孟子·尽心上》第一节。

[2][3][4] [美]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290页，第183页，第296页，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