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创作风格改变之缘由初探
摘要：冼星海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两百多首群众歌曲，四部大合唱等。他的作品深受好评，这与他创作风格的改变是不可分割的。而探索作曲家创作风格改变的原因，也可以知道一位具有时代影响力的音乐家是如何炼成的，这对于后世创作型音乐家的养成有很好的借鉴之用。
关键词：创作风格 缘由 冼星海
冼星海创作风格前后的不同，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作曲者本人对中国社会音乐的不断探索而导致的音乐观点看法的转变。
一、受“印象派”影响的前期创作风格
冼星海早期的作品创作深受西方“印象派”音乐的影响。1930年春，冼星海自费去巴黎学习音乐，希望能在音乐上得到深造。他曾先后跟随奥别多菲尔、丢卡等名师学习音乐，并于1934年考入巴黎国立音乐戏剧学院（即通称的“巴黎音乐院”）的“丢卡作曲大师班”。在巴黎的学习生活中，他创作了女高音、单簧管与钢琴《风》，《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以及艺术歌曲《游子吟》等。这些作品无论是从艺术思想上，还是从创作方法和技法上都有着印象派的烙印。
1929年，冼星海《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到：“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的或私人式的音乐，中国人需求的是普遍音乐。”从此句话可以看出，冼星海对于音乐享有的受众群已经具有很明确的态度。即音乐是服务于大众的，而不是贵族私有的享受品。贝多芬不投俗人之好，不附权贵之意，不为权力，不为名誉的创作精神更是深深的影响着他。他要做的音乐作品是他认为与艺术本身有价值的，为自己的理想所赞许的，与真和美的道理相符合的。这与他反对“贵族式”和“私人式”的音乐主旨也是相应的。
二、受“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后期创作风格
冼星海认为，学习音乐的目的应该是“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并且提出了“中国所需要的是普遍的音乐”的思想。
1935年冼星海回国后，在“左翼”文艺界的帮助下，积极地投入到当时的救亡歌咏运动和进步的电影音乐创作中。这一时期的冼星海接触到了国内各个阶层的音乐创作者，他尤其欣赏聂耳的革命歌曲，因为聂耳是拿音乐作为斗争的武器，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所以他对聂耳的歌曲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给聂耳的逝世纪念文章中，冼星海充分肯定了聂耳的艺术观点，对其是发自内心的赞许和赞同，也为中国有这样一位早年逝世的音乐才俊而惋惜。从他对贝多芬“普遍音乐”的认同到丢卡印象派风格的影响，再到聂耳的新音乐运动，无不表露着冼星海创作观念的变化和作曲风格的转变。其中的《夜半歌声》、《战歌》、《茫茫的西伯利亚》等歌曲，都带着中国的现实主义色彩。冼星海的《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一文中，曾这样说道：感觉到自己“已找到了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们的感情；自己的作品已经前进了一步，它和实际斗争初步地联系起来了”。这条路就是把印象派的创作技术带入到中国风味的新音乐作品，来反映中国社会广大的受苦群众及被压迫的民族觉醒，是挽救祖国危亡的一条出路。
在创作的道路上，冼星海并没有完全放弃印象派的技法，影响最大、最杰出的一部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对此就是很好的说明。全曲包括序曲和八个乐章，以群众歌曲作为基础，吸取了许多民间的音乐因素。用朗诵词和乐队音乐加以贯穿，各个乐章在内容、形象、主题、表演形式等方面即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整个套曲音乐的发展是具有非常严密的内在同一性的。而且还借鉴了西方近代多声部合唱技术，使其音乐既有中国传统音乐的风韵，又有新时代的特征，同时还具有交响性和史诗性。
冼星海的社会价值观也同样影响着他的音乐创作风格。他是一个爱国的共产党员，在音乐运动中特别强调：“现在中国音乐界需要密切的团结，取消一切成见或派别，采取互相帮助的态度，互相善意的批评来密切团结起来，努力于新音乐理论与创作······集中力量去给侵略者一个打击，把他们赶出中国的土地。让我们在抗战艰苦过程中来锻炼出我们的新音乐吧！”这样的爱过情操和理论见解，在当时显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及积极的现实意义。
另外，对于中国传统的民歌，冼星海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他的《民歌研究》中，提到“我们音乐工作者研究民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真正的目的还是创作，研究民歌不过是创作的参考材料与根据，必须吸收民歌的精华”。另外，冼星海还强调了学习民族音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研究民歌就正是为了要去更真实、更生动的反应大众的生活、习惯、语言。”。从对民歌的重视，我们也能看出冼星海对于祖国对于人民的爱，他用音乐语言叙述了自己的祖国情怀与爱国之心。
结语
冼星海作为一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他对聂耳的革命音乐传统进行了发展，从而创作了一些具有“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统一艺术”的作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冼星海在音乐创作上结合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音乐发展的道路，把西方的作曲技巧运用到带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中，四部大合唱与许多群众歌曲都深刻反映出了冼星海作曲能力的成熟。在其音乐思想上，又集中体现在了“新音乐运动”、“民歌研究”和“音乐评论”这三个方面。正是有这样的理念觉悟，才会有今天的新音乐局面。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三次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
[2]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
[3]杨师帆.《论冼星海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历史贡献》，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胡婧（1987—），女，浙江杭州人，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