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塘不落的太阳

　　作者简介：张荞，一九七二年生，北京人。中文文秘专业毕业，曾进修三年心理学。从事过近十年旅游及计算机软件公共关系和市场策划工作。二○○五年进藏游历，专注牧区教育及藏文化学习。现居拉萨。
　　
　　上 篇
　　
　　楔 子
　　
　　入夜，背包客云集的拉萨八朗学旅馆三楼，我正犹豫，这次去藏北是不是需要带雪套？
　　楼道里隐约有人在谈论纳木措。无论听到任何人提起任何湖泊，我总是想起躺在天边，依偎着达果尔雪山，迥然不群的当惹雍措。绿松石一般色泽的湖水，那些沿湖宛若地中海C型湖湾的怀抱，南村成片的传统藏屋，还有一直萦萦绕绕于我脑海中的那对大眼睛——龙尼村一个小姑娘的眼睛，和她身上穿着的有些破烂的藏袍。
　　这不是第一次去藏北，而对于再次上藏北，并决定在那里过冬直至藏历新年，我总有种莫名的兴奋与不安。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在这次旅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自从二○○五年春天自云南骑单车到拉萨，我一直计划冬天去尼泊尔消磨时光——看看书，写写路上的见闻感悟，享受一下南亚的温暖湿润，安慰一下我这带着些小资的心灵，也算是对自己近两个月独自进藏骑车旅行的犒劳吧。但只是因为夏天去看了一趟一直向往的藏北当惹雍措和象雄王国遗址，我觉得自己一下就被那片幽蓝迷住了，还有生活在湖旁小小龙尼村的大眼儿小姑娘。一种久违的，对某种事物经久不息的执著爱恋仿佛被点起。
　　当我对尼玛县文部乡的小秘书——桑珠，说我决定冬天再来文部，并询问他是否有合适的地方居住时，他真的惊愕了。甚至到十一月份通电话的时候，他还有些怀疑，因为我本来打算十月中下旬起程去尼玛。但的确一些事情接连不断，所以不能按既定的时间起程。十月中旬，一个朋友在云南的车祸，使我不得不跟随另一位朋友一起去探望。而后，我订购的几样装备在无数次的催促电话下依然杳无音信，尽管他们一再答应说很快把东西邮寄到拉萨，可最终，还是妈妈亲自去店里取回才寄到。在认为该走的时候，弟弟又说，可能有人对我的藏北之行有兴趣，我可以等两天对方的回复——也许他们愿意赞助一些装备。这又引发了我把本次藏北生活用DV录下来的想法。于是，开始写计划书给有兴趣的人，等邮购的DV带。等，等，等，东西都到了，我却因为中间去了趟热振寺，生病，居然还失声。哑巴了五天后，医生告诉我，这是声带水肿。又打了五天点滴，终于不再指手画脚，也并没有获得任何赞助，可还是力排众议起程出发了。
　　“别人都是去暖和的地方过冬，你怎么非要往最寒冷孤寂的地方扎呀？”出发前，一个朋友问我。
　　“我当然也喜欢温暖的地方，很久没有看到过大海，还有一直惦记的潜水考证。但就是想先看看藏北的冬天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些牧民们是怎么生活。”好像爱一个什么东西，无论好坏，都不觉得似的。何况，本来就没有什么特殊目的，无非就是把看书写东西的地方从尼泊尔换到藏北，所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这使我想起了远在瑞典的Chris，算是一个特殊的朋友吧，我们一向聊得愉快。尽管远隔万里，却经常通电话，甚至对将来的事情都有些商量打算。他喜欢在泰国消磨假期，完全享乐腐败的那种。但也非常羡慕我能够在西藏这样旅行。我们计划——春天，他生日的时候，一起去尼泊尔旅行。想着可能会发生在高原上的种种，他很憧憬。
　　初冬，拉萨的夜晚并不很冷。我在旅馆的房间里收拾准备带到藏北的东西。除了背囊，又搞了一个巨大的编织袋。背囊里放的自然是睡袋、户外棉服和速干保暖内衣，还真是占地方，再加上帽子手套围巾，几双厚实的毛袜子，一个六十升的背囊顷刻就满了。而七八本关于藏学的书籍，总觉得不够吃的真空包装食物，几大包为了应付不能经常洗澡的湿纸巾，甚至还有不少女性卫生用品，一个编织袋也塞得差不多了。
　　想起夏天因为找不到回县城的车而滞留在文部乡，刚好赶上女人最麻烦的那几天，乡里唯一的商店竟然都没有卫生用品卖。最后，还是一位嫁了外来做生意的康巴人的当地女人，神神秘秘地给了我一个小包才勉强坚持几天。那是她“珍藏”的（原版用词），我万分感激地接过那东西，心里觉得这叫一个丢人。可现在收拾东西时再回想，倒觉得很是好笑，甚至自己都笑出了声儿。
　　“你几次不得不推延出发日期，也许就是因为冥冥之中有什么安排吧，为什么非要去呢？”同宿舍的北京女孩看着突然失笑的我觉得有些奇怪，不过她觉得更奇怪的是，我一定要去藏北过冬。
　　“我相信命运，就跟相信生命轮回一样。第一次去藏北，就觉得，自己一定有某个时候是在那里的，或者说到过那里，不知道是哪辈子的事儿。反正，如果说有冥冥之中的安排，那也一定是发生在藏北的。”我很少有如此唯心的感觉。
　　“你是说那个小女孩吗？是不是因为她，你才一定要去的？”她提到龙尼村女孩——第一次去藏北遇到的，因为我经常想起并提及她。
　　“也许吧，我不知道。但那女孩真的和我小时候很像，相貌、秉性。”我肯定地说。思绪已经飞到藏北，仿佛再次看到了小丫头倔强黑红的脸蛋儿。
　　“惨了，长得像你也就罢了，怎么也算个美人；可秉性像你，那不完了。”耳边又传来另一个同宿舍的河北女人的调侃。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八朗学旅馆住了快一个月，在她们眼里，我是个对人不肯迁就、说话刻薄、特立独行的女人。当然，她们也认为这是我至今未婚，甚至连男朋友也没有的原因。所以，一提到秉性问题，担心那藏北小丫头就不足为奇了。
　　“那是她自己的DNA决定的，完不完连她父母都说不定，你倒替人家说了。”其实，对于别人的一些玩笑，甚至嘲讽，我并不介意，好坏都是自己的事儿，反正谁也不能替谁活着。有时她们说我是冷性，可能就是因为我向来认为每个人首先要把自己独立于社会、独立于他人来看，没有任何人可以对其他人负责，包括父母、兄弟姐妹。
　　“一定是有什么小帅哥，你不是说那小秘书不错嘛，还有他那高大威猛的兄弟！”她开始乱猜测，甚至笑声中都带着抑制不住的色情味道。“你身体受得了吗？你可是刚刚结束点滴治疗，万一到那曲再有什么问题怎么办？那里可都是四千五百米以上的地区呀！”还是北京女孩说得真切些。
　　“呵呵，现在感觉还可以，我完不完要老天说了算，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向来对身体和安全问题考虑不多，总有种天之骄女、生来就要到处飞的感觉，认为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自小，妈妈就说我是没有家的人。那时总觉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现在想到这些，也还是不免伤感，毕竟父母都日渐衰老。哎，要命的伤感总是不经意地蹦出来，如影随形。古人说的真是不错，“人生百年三万六千天，不在愁中即在苦中”。
　　“人总是要懂得取舍，不是计划好的事情就一定得去做。适当的放弃是成熟的表现。”这是一位我在拉萨认识、年长十几岁的朋友在我走之前说的。但我还是那个不成熟的我，所以，没有放弃，再次固执地去了魂牵梦绕的藏北。
　　因为要过冬，因为经历过藏北，所以这次我绝对是有备而去，至少在食物方面。朋友们分别从北京和上海给我邮寄了两大箱食物——各种鱼制品，豆制品，干果制品，山上的木耳海里的贝，安利的维生素，德芙的巧克力。反正，只要一回想起上次在文部乡的饥饿感觉，我怎么都嫌带的东西少。
　　“我饿，找点瓜子也成吧。”这是上次我去藏北说过的最丢人的话。就因为这句话，还有饥饿中带着期待的眼神，使得文部的副乡长不得不在晚上快十点的时候出去帮我找吃的。最终还真拿回来几袋瓜子。刚嗑到嘴里，差点没吐出来。乡长说，这是乡里一年多前开小卖铺剩的，实在没别的，就拿这顶顶吧。我当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因为不忍我的样子，那天晚上桑珠又出去了一趟，快十一点才回来。“知道我有什么吗？”他语气神秘，满脸得意的笑容。“还能有什么呀，总不能是鸡蛋吧，切。”我已经饿得懒得说什么。因为不吃肉，所以在乡里滞留的几天一直在念叨，要是能吃个鸡蛋就好了。当时，那几乎是我最朝思暮想的事情。他什么也没有说，咯咯笑着，缓缓地把背在身后的手拿了出来，五个鸡蛋。
　　“啊，桑珠！你哪里搞的？不会是刚才出去下的吧？”我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就是这五个鸡蛋，在当时使我万分狂喜。
　　“靠，都饿成这样了还不忘记损人！”他也实在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以为你会感激得以身相许呢！不谢我，还说我下的蛋，成，明儿不给你下了。”桑珠假装有些生气，可马上又笑着说，“还不快去打水煮呀！”“好，马上就煮，这五个我今天吃两个，明天吃两个，后天要是还没车，再吃一个。”我一边到门口的桶里舀水一边唠叨着。
　　当天晚上我们就把五个鸡蛋都吃了。桑珠告诉我，那五个鸡蛋是动用了“乡秘书的面子”，找在乡里建卫生所的工人要的。那些鸡蛋其实就是八九天前和我一起搭大卡车从县城来的。第一次的文部印象中，那个晚上是唯一一次饱饱地进入睡眠。
　　尽管行李已经很多，但因为总是觉得邮寄的食物可能不够，我从拉萨又买了一些零食。心满意足地打点好一切，我默默地念叨着，藏北尼玛，我准备好了——物质、精神，勇气、意志。
　　
　　一
　　
　　那曲的天气很恶劣，好像是要下雪吧，厚重的灰云布满天空，时而呼啸的疾风刮得脸生疼。我买好了第二天去尼玛的班车票，然后去找桑珠的姐姐拿酥油什么的。我很爱喝酥油茶，但尼玛县因为环境决定的畜牧结构，使得当地酥油产量很少，或有也大多是山羊奶做的酥油。那里人吃的牦牛酥油大多是从那曲运过去的。上次在文部，我就时常要求桑珠去乡长家讨酥油茶喝。这次要住那么久，自然不能还跟上次似的，乡长也是拿工资的，又不是地主老财。
　　回到尼玛县招待所，看着那些忙着往班车上装行李的人，觉得自己这次还挺幸运，至少现在有班车了。夏天第一次去的时候，得满地区地打听找车，赶不好等上十几天都是有的。尼玛县的交通是全那曲人都知道的老大难。
　　夏天那次，我曾经在那曲地区等了五天，每天就那么游手好闲地在地区上转悠。因为去地区军分区问了几次有没有上尼玛县的车，门口侍卫官差点儿当我是间谍。我也去过地区邮政局。他们告诉我，每个星期有一趟跑班戈、尼玛、双湖的邮车。可现在是夏季，有四辆车正陷在路途中的泥潭里，所以——下一辆邮车什么时候出发谁也不知道。望着空旷的邮局停车场，我觉得这是真的。每天除了在街上晃荡两趟吃饭，就只能靠在房间门口傻傻地晒太阳。和我住在一起的，是一位在尼玛县畜牧局工作的藏族女人。米玛——刚休完产假，要回县里报到上班。她比我沉着得多，主要是比较了解当地情况。按她的话说，等个十天半个月也不奇怪，羌塘草原的夏天就是这样，也许我回了拉萨过雪顿节再到那曲，还是没有车呢。不过，那次最终我们还是很幸运地搭上了一辆拉货回尼玛的卡车。司机贡加，小徒弟，米玛和我。四个人挤坐在老式东风卡车的驾驶室里，后车厢那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货物顶上，还坐了六个尼玛县牧民。两三天的路程，我们走了整整六天，磨人的劲儿就别提了。等大家看到尼玛县城时，都只是呆呆地说，“哦，到了”。
　　和米玛同行的那次旅途千辛万苦。离那曲班戈县还差四十公里的时候，老式东风的马达终于再也打不起来了。颇具经验的贡加师傅发现，卡车的六个钢板坏了四个半，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修车。配件是他徒步近十公里，找了户有摩托车的游牧，雇上又骑了几十公里到班戈县买回来的。趴在我们卡车旁边，还有三辆青海湟中的十五吨载重卡车，他们也坏在那里了。由于运送的是蔬菜水果，所以在等配件的几天时间里他们有吃有喝。我想到路途遥遥，于是厚着脸皮上去要了一棵圆白菜和几个梨。那个傍晚，看着在羌塘草原苍凉壮丽的落日余晖中盘旋的鹰，倒觉得车坏得还挺是地方。晚上，我和米玛就睡在卡车的驾驶室里。旷野中辨不清什么方向传来的狼嚎，因为阴雨而清寒的空气都在其次，只是睡觉姿势跟练瑜伽有一拼。当黑夜慢慢褪去，太阳从远处的地平线雀跃而起的时候，我们几乎是打着滚儿下了车，胳膊腿儿腰，就没有能伸直的。
　　第四天，终于把马达和钢板都换了。上路没多久到了一个山坡，下面的景象是我至今在羌塘草原上见到的最壮观狂热的一幕。可惜随身只有普通傻瓜相机，非常遗憾不能记录那震撼的场面。漫无边际的红色泥潭，千沟万壑，在强烈的夏季阳光照射下，好像愤怒张狂的魔鬼之脸。而几十辆大大小小东倒西歪在其间的货车，又好像正在被这魔鬼吞噬一般——其中就有三辆邮政车。贡加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不走运，我们今晚就又得住驾驶室了”。虽然是说玩笑，但明显听得出他有些烦躁紧张。缓慢地行驶在那个号称红泥潭的地方，看着周围因为陷车而干什么都有的人们，聊天晒太阳的，条件好还有喝酒吃东西的，拴钢缆拖车的，也有埋头苦挖的。看着一辆被挖得一半车身都已经深深陷入泥坑里的大型油罐车，贡加自言自语道，“再挖就彻底出不来了。”沿路还有找我们要水要烟的，贡加发了不少香烟，甚至还拿出他本来要运回县里的可乐给那些人，藏族回族都有。后来才知道，贡加是生长在甘南藏回混住区的藏族，对回族还是很有感情的。所以，他不像路上其他一些藏族人，对藏回族区分得那么清楚。我们基本属于安全离开红泥潭。只是，贡加卡车的备用油箱在一次强行开出泥沟时刮掉了。六十升汽油眼瞅着花花地流掉，贡加的眼泪都下来了。骂天，骂地，又算计着这次拉货拉人挣的钱，还不够这些配件和油。但藏族人的习气还是在他身上体现无疑，即使如此，他一路依旧开开心心地照顾着我们——给大家买羊肉，毫不吝惜地打开打算带回家的整箱啤酒畅饮。
　　班戈到尼玛的路出现了很多野生动物。贡加指指点点地告诉我，什么是黄羊，藏羚羊，藏野驴。看着我兴奋不已，他觉得好笑。又说，也许我们可以看到野牦牛。他颇为认真和自豪地说，野牦牛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
　　那时我还不怎么习惯藏族人的思维方式。有些打趣儿地问他，见过鲸鱼没有。他好像是仔细地想了想，突然说，那是海里的，不算。我接着问，那大象呢？他又是很认真地说，没有；不过，一定是野牦牛最大，反正是他见过的最大。我有些忍俊不禁，他立刻说，因为我也没见过野牦牛，所以，不能说大象最大。我突然觉得，也许就是藏族人这种对于自己已知事物的执著，才能够活得像天上的神仙一般，简单、轻松、幸福。
　　那次到尼玛县的最后一个山坡，我们还看到一辆因为路滑而翻下去的十五吨载重卡车。贡加侦察了一下痕迹，很有经验的样子判断，就这两天翻的。他望着茫茫无际，与天连成一片的草原，幽幽地说道，羌塘草原上这样的事故太多了。
　　班车到尼玛县时已经日落黄昏。因为出来前两天没有能够联系上桑珠，所以当车刚一停到县政府广场，我立刻就下车跑到对面超市询问是否可以打电话，连行李也没顾得上管。次旺——桑珠的哥哥，他的电话依旧是停机，这是我联系桑珠唯一的方式。无奈，只好又拨了米玛家的电话，但也是没有人接。再硬着头皮找税务局的小耿——也是夏天在县里认识的。当时有人听说我是北京的，马上就招呼了他，因为他的家也在北京，算是老乡吧。连续两次才有人接，可不管怎么样，终于找到一个还算接触过的人。小耿寡言但很热心，他说马上就可以过来接我。这让我很开心，觉得起码先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住过尼玛县的招待所，或者旅店。第一次刚到的时候也曾经问过旅店住宿，在放下行李准备入住时，四川老板却又说搞错了——那个唯一的床位并不是空的。在路上奔波了六天，我实在不想再到处询问住宿。想起同来的米玛，她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可以到她家。没想到，尼玛县的交通那么困难，以至那次我竟然在她家前后住了十几天。而这次，本来桑珠安排直接去学校住的，而且路上就听人说，县城已经断电十天了，所以根本就没想去找旅店。
　　从超市出来迎面看到一个很面熟的人，想起这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上次在文部南村碰到他带队检查普六工作组，好像和次旺很熟，连忙上前打听桑珠和次旺。副局长也认出了我，答应帮忙找一找次旺。在傍晚的狂风中，我实在是费了一通死劲儿，才从山一样的行李中倒腾出自己那两件已经沾满黄土的行李。这时，小耿刚好开车过来，我心怀感激地带着行李上了他的车，又一起到了县中学对面的回民餐馆。
　　进去的时候，他那些朋友正在聊县里停电的事情。据说是因为县民用柴油供电系统出现了问题，而且负责该设备的人员休假去了，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供电。
　　“你们县不会就这么一个负责设备的人吧？”我玩笑地问他们。除了税务局的小耿，还有检察院的小土，一位中国电信的职员和一个县中学的老师，都是分配到县里的汉族。在这里，基本也是按民族聚头儿；主要是饮食习惯问题——藏族人喜欢去茶馆，而汉族人喜欢扎餐馆。
　　“能有一个人管已经不错了，”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了我，表情极其认真。
　　我愕然。
　　“不是说中海油要投资建一个电站吗？”检察院的小土一口的青海话问着其他人。
　　“是吧，好像有一千六百万的投资，是国家的，不是中海油吧？”小耿回答着，语气有些犹豫。
　　“如果真能建电站，那不是一下就解决这边的供电问题？”我插话，“可你们这里能建什么样的电站呀？水电？好像破坏环境吧，风力加太阳能？造价应该不低，一千六百万肯定不够。”
　　“你知道还挺多。还风力加太阳能呢，国家这一千六百万能不能给还是回事儿呢。”那个中学老师笑着说。
　　“就算真给咱们投了，也建了，就这地儿，谁来管这电站呀？”戴眼镜的电信职员推了一下眼镜缓缓地说道，语气极其深沉，好像我们刚才说的都是瞎掰，他这个问题才是最应该发人深省的。
　　就这一句话，还真让大家沉默了半天。回民老板正好端了肉菜和炒面上来，几个人同时吃了起来。
　　“好像负责供电系统的人是和我一趟车来的。”我九不搭八地接了一句，盯着桌上蹿蹿的蜡烛苗又说，“应该这几天就会有电了。”
　　“你们说县里干吗不多请个人回来管这些呀？”中学老师有些不忿。据说他那时正在写什么长篇大论，因为没电，每天只能秉烛疾书。
　　“你不就是着急写东西嘛。请人？你们学校的专职教师缺口多少？几十人吧。你自己都琢磨怎么调走呢，让人家来？谁愿意呀。县里有几个心甘情愿在这儿工作的？再说了，人家领导使用的是二十四小时太阳能供电，你停电人家那里可有电。”眼镜电信有些嘲笑他。当时我觉得那“眼镜”的语气不太好，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位中学老师曾经有过一次震惊县城所有人的举动，一些人因此对他说话颇为轻佻。
　　在所有问题都咽到肚子里之后，我们离开了饭馆回到黑漆漆的尼玛县城。再瞎侃也得把桑珠找到，不然我那些邮寄到乡里的食物全得便宜了他。刚才问了一起吃饭的中学老师，他也不知道次旺现在什么地方。我征求了小耿的意见之后把行李留在了税务局宿舍，决定带些简单的用品先去县中学找人——次仁旺堆。
　　在拉萨生病之前我还和桑珠联系过，他说在县中学等着一起下乡。可后来他哥哥的电话停机，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我只好凭着夏天到这里的记忆，在月黑风高的夜里沿着县里唯一的街道来到尼玛宾馆，左转上山坡，看着远处略有摇曳光影儿的地方，应该就是县中学了。转到山坡上后，本来顶着的风变成顺风，头灯在这样的旷野几乎起不到什么照明作用，大约也就是眼前三四米的视线距离。逐渐地，我可以依稀辨别出中学楼房的影子，偶尔有黑影儿在周围晃着，那是藏北的散装狗。对于藏狗，自从在怒江桥被咬之后，哪怕只是想想，都能让我腿肚子转筋。记得夏天在尼玛县赶早上六点下乡的卡车，就是黎明前最昏黑的那段时间，我被满处晃悠的野狗影子吓得差点在看到卡车时跪到地上。
　　朝着耸立的黑影壮着胆子走走停停大约二十分钟，终于看到了中学的小门。进到院子后右拐就是次旺的宿舍楼，拼命地喊了一声桑珠，却发现扯破了嗓子也盖不住呼啸的风声。个别闪现出摇曳光芒的窗户没有一个有反应。我发誓，当时恨不得臭扁桑珠一通——只要能见到他。气喘吁吁的我硬着头皮爬到三楼，开门人好像是次旺的同事，八月份见过的。当我问到桑珠时，他有些犹豫，然后马上又好像想起来的样子。同一时刻，屋里墙面上突然影出一支吉他，接着，从摇曳的烛光里出来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二
　　
　　“进来，进来。”一个男性粗犷的声音。
　　“天呀，终于找到了。”听出那是次旺的声音，疲惫的我都有些激动了。
　　次旺穿着一件休闲抓绒夹克，略带自来卷的头发有些凌乱。即使光线不好，他脸上那两片高原红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那对像新疆人一样的眼睛一直天真地眨巴着，他又重新抱起吉他，一边热情地让座，一边坐回床边开始弹一些简单的和弦。
　　藏北，冬季，没电，这间夏天暖融融的屋子现在冰冷昏暗。狂风肆虐着草原，把窗户也拍打得咣咣乱响。原来空着的客厅现在已经满满当当，墙角一个藏式炉子正半死不活地烧着，中间放着台破旧的木制办公桌，两张铁架床对着木制办公桌进行了半包围，靠墙另一张简易的桌子上摆放着电视机和DVD机。办公桌上点着三四支蜡烛，乱糟糟地放着简易小音箱，很多碟片，一把近尺长的银鞘藏刀，几个凝着污渍的杯子，还有从一进门，他们就谦让我吃的一大块黑黄黑黄模样像蛋糕的东西。后来听说，那是藏北人的至爱——奶渣酥油糕，是次旺的两个苯教出家喇嘛舅舅带来的。
　　“我听我们局长说你来了，然后去招待所找，他们说没有新来的人登记。”他调了调弦说道。
　　“县里没电，我没打算住旅馆。桑珠呢？我出来之前打了几次电话，可都是关机。他说，在找到下乡车之前我可以住在中学。”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桑珠并不在宿舍里。
　　“他前天回乡了，好像有事找他。他说过要在这里等你，都住了一个多月了。”次旺点了支烟，“我没钱交话费，停机了。”
　　“噢，我因为生病，所以迟了。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再上来？你能帮我找下乡的车吗？”我有些不知所措。
　　“刚才拿着行李不方便，又不知道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县里没电，我觉得一个人出去住不太安全。桑珠也没告诉我，他回乡了。”我继续说着，觉得自己这次实在太大意，怎么满脑子就只想着吃，而忘记，如果桑珠回乡，我自己是很难解决下乡交通的。
　　我恳求次旺帮忙打电话给桑珠。他只好又借别人的电话，但乡里的卫星电话一直占线。“估计是风大，电话打不通。明天再打，应该没问题。下乡的车，我明天帮你在县里问，”他满口藏普，温和干脆，“那你去不去招待所，还是就住我们这里？哦，这里有些脏呀，你别笑话。”他依旧抱着吉他，当说到脏的时候自己先笑了，脸上的两朵红雀跃着，可听不出有什么羞愧。
　　
　　我知道自己绝不能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县招待所住。我当然马上告诉次旺，最好能够在学校宿舍，希望可以有地方住。他还是没有放下吉他，笑着说，可以，他和老吉睡一张床——刚才开门的人就是老吉，今年刚分配下来的老师。望着他憨实的笑容，我觉得踏实很多，事情好像都没有问题了。尽管屋里很冻，但也许后天，最多大后天，我就能到文部乡了。
　　“为什么炉子不能烧得旺些？你们不觉得冷吗？”我把手放在脸颊上，希望可以暖和些。
　　“这房子的烟道设计有问题，炉子就只能这样。今天还没倒烟呢。”虽然是这样说，可次旺还是立刻起身走到门口卫生间的地方，几下折腾的声音过后，他拿了些牛粪出来扔到小小的藏式炉子里。转身坐回床上，又抱起吉他，弹的还是那两下。
　　“你该多穿些，看，看我们。”其实他根本没穿太多衣服，一件橘黄色的套头抓绒衣罩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毛衣，外套是件蓝不蓝黑不黑的厚夹克衫。而我当时穿着两件抓绒，一件冲锋衣，外面还有一件棉警察大衣。老吉穿得也不是很多。旁边那两个一直默不作声的喇嘛舅舅身上就更只有一件棉藏袍而已。到底是那曲本地藏族，没得比。
　　次旺终于放下了那把怎么也不舍得放下的吉他，开始介绍他的喇嘛舅舅们。两位苯教喇嘛舅舅是和我一趟车从那曲上来的，难怪瞅着有些眼熟。他们早上在车里不停地念经，我记得后面嘟嘟囔囔的声音。次旺告诉我，他的舅舅们说我不停地在车上拍东西。我告诉他，因为总是听到后面有念经声，就用DV拍了下来。次旺又说，舅舅们是到当惹雍措、穷宗神山和达果尔雪山转山绕湖的，因为那是苯教的神山圣湖。通常这样的话题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决定第二天要好好向苯教喇嘛打听一下转山绕湖的行程，琢磨是不是也跟着走两天。
　　那夜，大家休息得比较晚。凌晨我觉得身体有些缺氧反应——虽然还不至于头疼，但明显呼吸开始急促，一定要半坐起身才会缓和。我用的是自己的睡袋，但次旺说夜里寒冷异常，又给我加盖了一个休假回家老师的被子。那味道可真不怎么样，而且极其厚重，感觉压得不能呼吸。但为了不冻着自己，忍了。因为房间里用的藏式炉子使用牛羊粪做燃料，所以不能长时间保持火种，入睡后炉火就会熄灭。室内温度可想而知，这里的清冷比起那曲和班戈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三个人分别睡在客厅的两张床上，不到一米的距离就是开放式的法式玻璃窗。白天有太阳的时候温暖明亮，入夜，飓风刮得窗户咣当作响，天地苍穹倍显诡异凄凉。
　　一宿半梦半醒，干燥和稀薄空气在冬季的尼玛县很容易感觉到。天一点点地放亮，县中学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半上班。宿舍楼距离教学楼不到三百米，所以，一般老师们都九点起床。也许是因为我住的宿舍里都是藏族男老师，也许是因为用水比较困难，总而言之，我迷迷糊糊地感觉，他们早上几乎都没洗漱就去上课了。
　　老师们上班之后，我觉得自己也该赶快离开那个有味道的被窝儿立刻起床。虽然他们不洗漱，我可是不想省这点儿水。打开面对山坡的大玻璃窗，可以刷牙，洗脸，废水都是泼到后墙根那边——这就是变通的尼玛式给排水。一切收拾妥当后下楼，准备去教学楼找次旺老师——看看上课的学生们，也希望能够尽快联系到下乡的车。白天的尼玛县，阳光永远是热烈充沛，一点都不糟蹋“尼玛”的称号！
　　刚出宿舍楼门，就碰到昨天晚上一起吃饭的那位眼镜老师。他好像有些疲惫的神态，我笑着打了招呼。也许是因为尼玛县物质匮乏，这里的人经常看上去带些菜色，不过他的样子显得有些格外孤单不合群。后来和次旺老师很熟悉以后才听说了一点关于他的事情。那时刚过完元旦，从文部乡到县城置办点东西。学校早已放假，但次旺“不幸地”被轮到要教为期一个月的成年人扫盲班。天寒地冻，我们待在怎么也生不起旺火的宿舍，聊起了在县城里工作的青年们谈恋爱的事儿。尼玛县恋爱速度之快比比皆是，无尽的荒原，那些整日被太阳厚爱的人们实在不喜欢独自面对清冷孤寂的夜晚。
　　当时我问到学校里汉族老师的情况，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解决成家问题的。次旺说，基本上在县里工作的汉族家属都是外面的汉族，外族很难在这里找到对象。接着又似笑非笑地说，学校里曾经有个老师包养过“三陪女”。当时这句话听得我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首先，我怀疑这一条街的县城是否有三陪女；再有，也不太相信一个老师能够和三陪女搞到一起。我笑他说话太夸张，又问他怎么知道的。有谁愿意自己包养三陪女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呢，何况还是个人民教师。
　　“你不信呀，切，全县人都知道。他还背着那个女人去医院看病，据说当时满医院跑着找大夫。而且，因为这件事在学校挨了处分。还有别人说的更多呢，不过我没那么八卦。”可我还是感觉出他语气神态中的鄙夷。次旺的确不八卦，但我却忍不住问是哪个老师。他简单地回答说，戴眼镜，好像经常和小耿一起。
　　对于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听说后，也实在没能对那位老师产生什么同情。后来，为了赶回拉萨过藏历年而在县城等班车滞留时，意外地碰到了这位教师。那天晚上，和小耿、小土一起正在吃饭，看着他进来我很吃惊。那时中学已经放假快两个月了，除了看门大叔和我，并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学校。而且，当时县里又是停电，有两三天吧，关闭的学校很难找到燃料，也没有水。我奇怪，他依旧留在县城。当然，再次遇到也勾起对其之前传闻的好奇。
　　“你怎么放假没回家？现在住在哪里？是学校吗？”
　　“是呀，想有个清净的地方写书，就申请寒假在学校值班。我也住在学校，你从乡下回学校的那个晚上我看见了。”他微笑着，神态平和。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里呢。”的确有些意外，“那你写什么书呢？是小说还是论文什么的？”我知道这东西一定对他很重要。不然，一个年轻的汉族小伙子，经过了一年的工作，春节还不肯回家休息，主动申请留在这个好像天尽头一样的地方，必然是需要意志和一些想干什么事情的原动力驱使的。
　　“是一部关于藏北教育状况的报告。”他说到报告时神情凝重。可当时旁边的小耿和小土都在窃窃地笑。
　　“看来你对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很负责任呀。”我心里有些怀疑，眼前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次旺说的那个老师？
　　“我在这里工作两年多，对现行的藏北教育有很多看法。现在年轻，想多做些事情，也能够多学些东西。”依旧是比较凝重的态度，烛光映得他的面孔发红。
　　“靠，你丫不就是想借着给教育局提意见引起重视嘛，说得那么高尚干嘛。写好了，交上去，如果有反应，能很快调走就可以了。”
　　“尼玛这里的学生，有几个能真的认真学习呀，国家花钱买个心安而已。”小耿和小土一边夹着炸烤出来的羊肉，一边前后地说着。他们的态度多少有些像当前城市里的小青年，对什么都认真不起来。
　　“我可不计较他们说的。”估计是眼镜老师看出我听到他们的话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解释起来，“我们在一起都是这样的，有什么说什么，无所谓。也不真较真儿。”
　　小耿和小土在一旁笑着，不再说什么。
　　“其实这就是藏北的好，说什么，做什么都坦诚。大家都没心思藏着掖着。”我很想赶快把话岔到关于包养的事情上。“听说这里有个老师，连三陪女都敢包养，也算是至情至性了。”因为有些犹豫是否传闻中的人就是眼前人，我采取了迂回。但一看到小土满脸戏谑的笑，我知道，没错，应该就是这个眼镜老师了。
　　
　　“你笑什么，就是我。不过，我得声明一下，那不是包养，我也没那么多钱包养别人。”眼镜老师全然没有羞愧就承认了，他的口气很坦荡，好像那不过是一件最正常的事情一样。
　　“啊，实在对不起，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没搞清楚就是你。真不好意思。”他的坦然使我有些羞愧自己耍的花花儿肠。
　　“没什么需要对不起。不过，这中间的确没有包养。我家是农村的，全都是农民。我的工资省吃俭用后都是要寄回去的，你也知道尼玛县的物价，哪里还拿得出闲钱去包养女人。倒是她，还经常照顾我一些，晚饭什么的，都是她弄。不就是送她去趟医院嘛，有什么。”他对于是否被别人认为包养女人很在意，但并不介意别人议论那曾经轰动全县的行为。
　　“爱情有时很奇怪，你为它做什么都心甘情愿。我相信你们不是金钱关系。而且，我觉得你能够背着她去医院，到处找医生，不计较别人怎么说，可见你们还是有真感情的。”说这话的时候，我眼前突然浮现出夏天在县里见到的那个和康巴男人有感情纠缠的四川女人——她那被暴打后结在人中处的痂在脑海中一下变得特别清晰。我得承认，在这地方，就这个荒漠中凸竖出来的小镇子，什么奇怪的感情好像都有可能发生。
　　“那还真是这样。外面来的人就是不一样。一下就可以理解。她是我们老家来的，但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只是在这里碰到了，一聊知道是一个地方的。老乡嘛，她后来经常叫我去吃饭，说话聊天什么的。我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但她从来没有找我要过钱。慢慢地，我开始在那里过夜。靠，经常夜里从县城走回学校也挺累的。”他好像因为我的话来了精神，点了支烟后继续说道，“我平时不怎么抽烟，那花费太大。”
　　“你丫就见到我们抽。”小耿笑着也点了一支。他是全县人都知道的经济富户，尽管平时话不多，可也算是个豪爽的人，并不真的和别人计较那些和钱有关的小事。
　　“可我没想过和她真怎么样。也就是说，我没想过娶她。她也知道，而且从来没提过。说白了，就是两个人都觉得彼此对对方不错，在这样的地方，搭帮凑合取个暖，解个闷罢了。真要说以后的事儿，谁想那么远呀。”他深深地吸着烟，吐烟圈儿的时候神态有些迷茫，我搞不清楚是眼镜反光，还是他有些开始怀念那时的生活。
　　“那后来呢？听别人说去医院不是普通的病，她后来怎么样了？”我有些在引导，虽然这也许算不得什么清白感人、伟大热烈的爱情故事，可你很容易想象出两个孤寂又年轻的男女相依在一起的画面，那至少代表了温暖，很实在。
　　“本来日子也没什么，都是那样过的。有一天她突然说肚子疼，而且一下就疼得连路都走不了，一直出汗。我害怕有什么事儿，哪里还顾得许多，背起她就到医院了。当时是晚上，还要找大夫，是有几个人看到，可那是人命攸关，如果我怕别人说，要是人真的出什么事，那怎么办！”他开始有些激动，“何况，我们在一起，她对我那么好，你说，哪个女人愿意干那事儿呀！她这么远从家乡跑出来挣钱，又没有读过什么书，咳，就这样呀，反正是赚点男人钱吧。”他又点了一支烟。
　　回民小饭馆里好像弄了个发电机，刚才的蜡烛已经被一盏二十瓦左右的日光灯取代，它散发的青色光芒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有些变形。而老师的眼镜看上去更像是两片白玻璃。
　　“那到底是什么病？而且，你们住在一起……”我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问出了口，“如果有人找她，你怎么办？”
　　“其实很少人找上门，即使有什么她也会直接告诉我。尼玛县就这么大，想通了也没什么。那次去医院是胆囊炎。我知道你听别人说什么，不就是流产嘛。上嘴皮碰下嘴皮，说什么都成。”他对流言很是不屑。
　　“其实我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这样说过，大家都很隐讳。不过，我知道胆囊炎有时也很危险。她对你好，你这样也算回报了。”
　　“那次几乎算是救了她一命，没做手术，稳定了之后她就离开了，再没回来。”没想到结局如此简单，就像事情的发生。也许就是因为太简单了，才会有人猜测。连绵的山丘静静地接着广阔的天空，大家也真是闷坏了。
　　“你们后来还有联系吗？据说你因为这事儿受了处分？不过，学校是以什么理由处分你？”
　　“没有联系。她应该根本就不知道我受处分的事儿。还要什么理由呀，我是人民教师。也就是‘发配’到乡里教书半年呗。不过我从来没后悔过。汉族人在这里生活不容易，你看这里的汉族，干脆说，除了分配来的藏族，如果不是在学校有女朋友，想在这里找对象，那就不可能。我承认，这事儿放在教师身上是有些不太合适，但这样的事情，又不是事先安排的，有就有，彼此对得起就够了，其他还能计较什么呀。”他一直狠狠地吸着烟，聊天这会儿工夫好像抽了四五支。
　　那天，后来因为我想去小耿家上网，所以他一个人默默地回了学校。我不知道自己的刨根问底会不会使他陷入某种伤感之中。但我觉得，自己明白了最初见他时那种无奈落寞的神情因何而起。
　　想起自己还经常和女朋友们讨论什么是爱情，找什么样的人最合适——爱我的人还是我爱的人。这些问题在尼玛好像都显得有些可笑。出了县城那条唯一的街道，离开尼玛镇，方圆几十公里都难得见到人烟，爱情在大片大片的衰草中无迹可寻。可感情又真实得如同空气，随时贯穿于所有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后来又从米玛那里知道，与康巴男人有情感纠葛的四川女人最终死掉了。这些压迫着我的习惯思维，原始的感觉像牙膏一样慢慢地被挤了出来——从来就没有什么伟大的爱情。生活在这里的人，无论藏族，汉族，还是其他什么民族的人——在这个离太阳最近，却又异常荒凉的地方，男人、女人，有血有肉，真挚热烈地惺惺相惜着。他们的日子甚至比我们任何一个在繁华都市里的人都更让人激动。
　　县中学的教学楼、老师宿舍楼、学生宿舍楼都是国家投资。高大敞亮的水泥楼房矗立在羌塘草原的旷野上，甚是瞩目。目前除了中海石油援建的县政府办公楼和尼玛宾馆可以媲美外，还没有什么建筑能胜过这些楼房。漂亮的教学楼里很安静，只有若即若离的讲课声音在回荡着。楼道并不是非常清洁，大风带来的沙尘，一些随手扔弃的纸张，有些像假期中。
　　楼道很宽，上到二楼，隐约听见一阵语速很快，语气类似责骂的藏语。当时我正拿着DV，寻声而去，看到一间空荡的办公室里站了三个学生，他们低着头，明显地在偷偷嬉笑。学生对面坐着一个黑脸身穿黄色羽绒夹克的男老师，手提一根一米半长的木棍，边说边不停地敲打着地面。面相粗犷好似武僧一样的老师看见我举着DV站在办公室门口，并不问我是干什么，先用藏普说了一句“不要拍”，然后赶紧把棍子往身后藏。可坐着的他无法完全挡住，棍子的小半截露在外面，而那几个学生也从窃窃之态转成明目张胆的大笑。阳光从后面洒过来，老师的脸显得更黑，有些滑稽。
　　“我是来找次旺老师的，您知道他在哪里吗？次仁旺堆老师。”我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连忙收起DV。
　　“在前边的办公室，不过他好像不在，是不是去县里了？”男老师还是一脸尴尬。
　　我谢过他，笑着离开直奔旁边的办公室。而他却紧随着过来，“刚才你是不是录了什么？给我看看可以吗？我可没有打他们，你看到的。”他丢下那些学生紧随上来，并积极地解释着。
　　“我又不是记者，不过是拍着玩的。可那几个学生怎么了？如果不是要打他们，你为什么拿那么大一根棒子呀？”我不想他紧张，何况本来也就是拍着玩而已。
　　
　　“你是次旺老师的朋友，那几个学生不好好上课，捣乱。我是班主任，正在教育他们。棍子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他那样子真跟做了什么错事被当场抓住的孩子。
　　“那棍子看着好暴力呀，小孩子会吓着的，”我不太能够接受老师体罚学生。不过，想到那几个学生被骂时还调皮的嬉笑，又觉得自己说的话也挺可笑，“嗯，还好，他们也没给吓倒，是挺调皮的。”
　　“就是就是，你都看到了，这样还笑呢。”他终于有些如释重负。
　　次旺老师的办公室是空的。办公室里其他的老师说次旺老师应该是去县里了，也许一会就回来。我猜，可能是去帮我找下乡的车吧，真希望能够尽快离开这没电没水没火的县城。
　　武僧老师还是一直解释着刚才的事情，那些学生是因为私跑到县城玩而受到责罚。老师一直嘟囔着说，很多学生，尤其是男学生们，就算你真的打了他们，他们也还是那副无所谓的样子。也许知识的重要还没有能够根植于他们的意识当中。而我在琢磨，为什么这些从来都不需要花钱就能读书的孩子们就是不珍惜机会呢？在内地听到无数次关于中小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得不辍学的事情，也看到很多辍学孩子的照片，那无奈忧伤却又饱含期待的眼神，显示了他们对学校的渴望。但在西藏，从路过昌都地区的然乌镇，第一次看到两个镇长亲自出马挨家挨户通知放虫草假的学生回校上课开始，就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惑着。为什么那些被国家“三包”的藏族学生们，大多不喜欢学校的学习生活。
　　外面已经开始喧嚣，是课间休息的时候了。次旺老师刚好也回到办公室，他告诉我，去县教育局办事的时候顺便问了下乡的车，没有。而且，桑珠的电话依旧打不通，可能还是大风的缘故，那些卫星电话没有信号。
　　我很失望，又问他知道不知道县里什么时候可以来电。他说，如果他会维修，那马上就给我电。这话让我更加郁闷，开始有些怀疑自己——没事找事，如果去尼泊尔过冬一定没有这么倒霉。可一想起当惹雍措的湛蓝，想起小丫头曾经甜甜地媚笑，我知道，我只能在尼玛，在文部，在当惹雍措。于是，自己的心好像也因为惦念的一切而平静下来。
　　一时不能离开县城，我决定先去探望一下米玛。她的家是一间简易的土坯房，集合了厨房、卧室一起，艰苦却温馨。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了饭。她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依旧浑圆结实，脸上挂着温和且憨直，又略带羞涩的笑容——非常典型的日喀则人。她很快就能够调离尼玛县回到拉萨和家人团聚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也觉得很开心。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我们都想往外走，你却要在大冬天跑过来。很冷的，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第二个菜没炒出来，第一个菜就都凝上了！”我当然理解她认为的不可思议。我记得夏天曾经用水井里的水洗衣服，八月份，还把手冻得紫红紫红的。当时曾经问过米玛，她是怎样在冬天洗衣服的。她说，戴着棉手套。那时，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可现在，我马上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了。
　　饭后我们一起随便走了走，她的家离县液化气站比较近，那里已经是县城的边缘，公路从那个地方是往申扎方向去的。“还记得我曾经和你提过的那个和康巴男人搞在一起的四川女人吗？她死了，就埋在这液化气站旁边。”米玛突然冒出了一句。
　　“啊？就是那个被康巴人老婆把上唇打裂的女人？”她的话使我震惊了，一个正直青壮的人，说死就死了？
　　那个女人是我在夏天来的时候就听说过的。还在县城唯一的街道上见过她一次。当时，她上唇的伤痕还没有完全好，黑红的结痂在白皙的脸上十分醒目。据说，她和老公一起从四川到西藏谋生，开了个小卖铺，落户在这个羌塘草原上的小镇。后来认识了一个阿坝的康巴藏族，那康巴男人也是在尼玛县找营生的，有个泼辣彪悍的康巴老婆。据说康巴女人通常在家里的地位并不高，很多甚至都不能上桌喝茶吃饭，但对于老公是否有外遇可看得很紧，不乏大打出手的事件发生。不知是什么原因，反正听说是白皙柔弱的四川女人和高大粗犷的康巴男人相好了。也许是康巴男人看腻了英姿飒飒的康巴女人，也许是四川女人在这个天边小镇尤显娇弱，反正街上那场身体和心里的羞辱也没能够把他们的关系结束。
　　“他们后来还是有来往，可那女人几乎在街上看不到了，估计不怎么出门吧。入冬没多久就死了。据说是因为怀孕，自己找了药吃，结果大出血。她丈夫送她去了医院，已经不行了。我们这里的医院你也知道，看不了什么病的。当夜就包了一辆车准备上那曲，出去几十公里就回来了，人已经死了。她丈夫一直陪着。现在就埋在这儿了。”米玛对着液化气站努了努嘴。
　　“那康巴男人呢？他知道吗？她的丈夫居然就一点话都没说？他老婆死了！”我一直半张着嘴，因为这实在令人诧异。尽管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不过是件女人红杏出墙，男人偷情风流的丑事，但还是觉得有些心酸。不知是四川女人付出的代价太大，还是因为米玛的叙述太平淡，竟然没一点要感叹悲情的劲儿使我有些失望。这事情莫名其妙地使我联想到草原上的野兽，几天，游荡在方圆几十公里，偶尔碰到同种的异性，相互蹭蹭舔舔毛，慰藉一下彼此的孤寂与寒冷。
　　“很少见那康巴男人，四川女人的丈夫后来很快就把店转让给别人，离开尼玛县了。听说他们在四川老家还有孩子。”米玛还是那种平静的口气。仿佛一个人的死亡在这样的地方不足为奇。我们开始往回走，一路也没怎么说话，也许都觉得刚才无意中说起的事件太让人伤感了。
　　当我回到中学宿舍的时候已经十点了，宿舍楼的一些窗户映出摇曳的烛光，恍如隔世。半喘着上了三楼，次旺弹着吉他，老吉无所事事地坐在旁边听着。这间宿舍有三个男老师居住，其中一位已经有了女朋友。老吉和次旺一样，也挂单呢。所以，这样黑灯瞎火的夜晚，通常只有次旺和老吉在，而索朗——那位女朋友是小学老师的人一般就去约会了。进了屋，我自然也加入了次旺这半发呆半萎靡的音乐之中。
　　次旺是西藏大学艺术系毕业的，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够成为一位像Kurt Cobain一样的乐手。当然，他可从来没想过去自杀。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和本系同学组成了一个摇滚乐队——羚羊角，据说是为了表明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的决心。他们也曾经为此专门写了首歌，我在桑珠那里听到过，是藏语的，尽管听不懂，但曲调不错。毕业后，因为是那曲考上去的学生，所以，在没有找任何关系的情况下，他理所当然地被分配回了那曲。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工作的地点在那曲西边最偏远的县——尼玛。
　　乐队有四个人，次旺是贝司手，另外三个人分别在墨竹工卡、日喀则和察隅。无论气候、交通，还是物质丰富程度，尼玛县都无法和其他三个地方相比较。据说他刚分配到尼玛县时，觉得自己将很快离开，因为他从来不觉得自己能够离开心爱的音乐，离开乐队的朋友。可一年很快过去，之后又很快地过了这个学期，可他离开尼玛县的事儿不要说八字没一撇。
　　夏天在文部的时候，我喜欢坐在乡政府的后墙根看当穷措。中午过后，我和桑珠经常都会傻呆呆地坐在那里懒散地晒太阳。对着美丽的湖水，他时常谈起次旺。那时我还没有见过他，但已经知道他是如何在西藏大学读书，如何喜欢摇滚乐，如何组建了乐队，如何“倒霉”地分配到那曲尼玛县中学工作，还经常被叫去为接待各种上来检查工作的工作组唱歌。还有他喜欢的乐队，Nirvana，Slash，Metallica，Beyond，黑豹什么的。他高大剽悍的康巴人体形，他对音乐的执著。桑珠总是略带崇拜的口气讲述这些，尤其说到次旺从来没有过老师教如何弹贝司，靠着一点点看书，看碟片自己苦练出来时，一向自负的桑珠总结说，“反正我是干不了，他真能下工夫。”桑珠还告诉我，次旺的乐队那时刚刚在拉萨录制了第一张专辑，也经常去酒吧演出，反应都很不错。
　　
　　忽明忽暗的烛光把次旺脸上的两朵高原红映得一会发红一会发黑。“我弹得不怎么样，以前就没学过，只是弹贝司的一点基础。”也许因为我们那时还不很熟悉，他看到我微露的浅笑，以为是因为他弹吉他不熟练。“我觉得还不错，起码能把和弦弹得八九不离十。”看着他的认真劲儿，本来没怎么笑的我反而大笑出来，“那你能不能找个能听的歌弹弹？不然老吉都要睡着了。”旁边的老吉听到我说的话，连忙换了个姿势，以表示他也很认真。
　　“好吧，那就《光辉岁月》，这里有谱子，可我从来没弹下来过。”次旺依旧还有些羞怯，烛光映出他脸上高原红中的一些血丝，也许因为紧张，感觉有些血丝似乎要爆出来。就是那些舞着的烛光，窗外吼叫的狂风，几张破旧的摇滚乐队海报，和我们一起听着次旺半生不熟地唱起了《光辉岁月》。
　　对于学校学生及老师用水这件事，得当成一个工程来看待。首先，县城里的大多数人吃水、用水基本还是需要到水井里打。而学校距离县城一公里，曾经打过两口井，可惜，都不出水。所以，老师、学生们的用水都是从县城里买回来的。移民到尼玛县的那些善于开动脑筋的回族人做了这门生意。据说，开始是因为回族人要满足自己的宗教信仰的需要，必须开设淋浴室。后来，逐渐对外营业，因此需要大量的水，于是有了自己的拉水车。县中学二○○四年在县城外建好后，他们也就顺带着做起了送水的生意。
　　送水车是时风牌小蹦蹦改装的，车后斗上固定了一个一吨装的油罐桶，用来装水。桶的底部还有个胶皮的简易出水开关。一般每天中午前后过来送一次水，水车会开到学校宿舍楼门口。需要水的老师大多会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就把家里的水桶放在楼门口儿，到水车来的点儿，老师们就回来打水再拎回家。一般从教学楼上就可以看到蹦蹦跳跳进来的水车。一桶好像是两块钱。
　　中午，次旺上课的时候水车来了，他派了学生到宿舍帮我提水。本来最高愿望只是洗个脚的我，到了中午突然想去洗澡。全尼玛县有两个可以洗澡的地方，都是回族人开的，就在县城和尼玛镇的岔口。夏天曾经去过两次，条件很简陋，但这样的地方还能够淋浴真是不错了。我依旧去了夏天那家。老板娘是个非常和蔼的回族妇女，她永远都用黑色的头巾把头发连带发迹围得严严实实。白净缺油的脸和当地藏族呈鲜明对比，但永远带着有些怯怯的笑容。她一见到我就问是不是夏天来过，我点头，她的样子好像很开心。因为有夏天用井水洗衣服的经验，这次我出来就决定，和老板娘商量多给些钱，在洗澡时把衣服也洗了——为了几件衣服，冻出冻疮来可不值得。在尼玛县洗澡绝对是件体力活儿，再加上洗衣服，折腾了快两个小时。当听到次旺在外面喊我名字的时候，我已经累得连穿衣服都费劲了。刚一出来，他马上说道，“秃子明天要到县城了。”
　　“秃子？”我不确认自己在尼玛县还认识个秃子。“桑珠呀。”次旺的样子很开心，“‘十一’从拉萨回来就是秃子了，你不知道吗？他说是在拉萨剃的。”
　　是了，桑珠在拉萨碰到了以前的女朋友。他以剃掉齐肩的头发来表示沮丧。我当时甚至以为他会出家做喇嘛。
　　
　　三
　　
　　秃子也好，桑珠也罢，只要他到了县城，回乡的车就比较容易找些。在县城已经傻等了四五天，每天都是日头照着看书，晚上就着烛光听次旺弹吉他唱歌。他好像没有夏天那么经常出去，据说是没钱了。这个小小的尼玛县城，消费可是不低。
　　这些还没有成家的男教师，自己通常不在家开火做饭。因为，做饭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需要用更多的水，炉子、燃料也非常麻烦。老师们大多是两三个凑在一起出去吃饭，平均每人每天在外面的饭钱就要三十元左右。通常在回民饭馆是一斤羊肉三个人吃，再各自来碗面片儿；如果在汉族人开的馆子，那两三个菜四五十块钱很正常。这些千里之外运来的东西，没有最好，只有最贵。
　　夏天时县里有两个朗玛厅，三个茶馆，一个网吧。冬天再来，朗玛厅只剩一个，茶馆也少了一个。网吧还在，算是我见过西藏最贵的收费，每小时六元。县里的年轻人通常晚上不是在茶馆喝酒，就是去泡网吧。而朗玛厅，尽管设备简陋，可还是只有条件比较好的人才能够去。次旺告诉我，他每个月几乎有超过五十个小时在网吧，现在已经欠了一千多元的上网费。
　　“我们明天自己买菜做饭吧，那面片儿中午晚上天天吃，我都快吐了。”从回民饭馆回到宿舍后，我有些恳求的口气对次旺说着。
　　“菜要你去买，我现在可是没钱。”次旺向来说话直接。“那当然，而且还给你们买肉罐头，到时让桑珠去挑你们喜欢吃的，不过得分开做，我只能吃菜。”次旺说话虽然直接，可想他那么大男人的性格，终究是要难为情的，我便把话又岔开了，“听桑珠说你还经常寄钱给两个弟弟呀？”桑珠不是次旺的亲弟弟，他们是姻亲，准确地说还差了一辈儿，只是因为次旺的块头太大，所以才一直叫哥哥。
　　“其实主要是我乱花钱，还有就是上个月值班的时候跑了十一个学生。”他突然骂起人来，而且是瞪着眼睛咬着牙，我看着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学生跑了你也不用这样骂呀，追回来不就完了。”我半笑半埋怨地对他说。“你知道什么。现在是冬天，早上六点多发现学生跑了，骑着摩托车去追，你以为好玩呀，冻死不说，还没有追回来。那帮东西可不是跟出操一样排队一二一地走路，一出校门就散了！后来又去找车挨个追，我×！”这次继续在骂人，一只手拿起了吉他，另一只手攥成拳头在我眼前挥舞。
　　“那后来呢，到底追回来没有？”说话时我突然想起上次在教学楼里看到举着大棒子的老师，“那你有没有打他们呀？我最恨体罚了！”“不打他们？不打他们，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威严！不打他们，他们下次还得跑。不打他们，那我平白地被扣了一千一百元工资！还贴钱受冻去追，找谁呀！”看来那事儿真把他气着了，说这话儿的时候脸都有些变形，大手还重重地在吉他上划了一下，“跑一个扣一百，这是学校的规矩。打还跑呢，要是不打，那他们就更觉得没人管了！”
　　“你这是什么逻辑呀，要是打都能解决问题，那国家为什么还要杜绝体罚学生呢。你们学校也怪，学生跑了扣老师的钱，那难道学校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何况学校条件够差了，再扣钱还怎么让你们这些老师干呀？这种方式对待老师其实等同于老师体罚学生的行为。”我正琢磨着学校、老师和学生都有问题的时候，猛然想起早上看到的一位老师，“对了，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老师满身灰尘地推着摩托车进来，是不是又有学生跑了？”
　　“你看见了，那样儿不怎么样吧？哈哈，昨天晚上就是有学生跑了，你看见的是值班老师。还是个汉族呢，没追回来。他还得下乡去找，够他受的。”次旺好像终于发现了典型一样，半嘲弄地回答了我。“哎呀，反正我的钱没了。不说了，要练习了。今年藏历年，我们乐队很可能会再次上拉萨电视台举办的晚会演节目。”钱是怎么也回不来的，次旺显然也不愿意多想，眼下练习吉他是他最热衷的，他希望能够表现得更好些。
　　桑珠也曾经告诉我，次旺所属的羚羊角乐队去年拉萨藏历年晚会被邀请上台演出。他还给我看过那次演出的录影光碟。那时我才知道，大部分藏族艺人对于能够获得上藏历年晚会演出机会是非常珍视的。因为语言和民俗的缘故，藏历年晚会，尤其是自治区电视台的晚会，在藏区的影响还是很大。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我听过几首，旋律还算朗朗上口，但说不上是摇滚。我和次旺提起这些，他自己也承认，但很无奈。读书时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摇滚乐比较少，而且能够进行学习或者交流的机会基本也是没有。更不用说乐队成员四散在西藏几个地方，想要集合练习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早上听索朗说你们今天要抽签，决定谁值班负责假期扫盲班，抽了吗？万一要你值班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我感觉他这次不一定能够按时放假回拉萨。
　　“没有，改在下个星期抽签。我才不要值班，抽到我也要走。一月份还有去日喀则的演出，都联系好了，谁也别拦我。”他又开始断断续续地弹起了和弦，说到谁也别拦他的时候，活脱脱一副土匪的样儿。
　　“呵呵，没人拦你，你能放下那些学生走吗？我觉得你不会。”
　　“你看我会不会，我在这里干的事情够多了，放假还不能回去，耽误我的演出怎么都不成。不过，即使加班好像也就是到这个月底，还来得及。”他已经开始给自己打圆场，“何况还不一定就抽到我呢。”
　　每天晚上的大风和次旺那时准时不准的和弦已经开始使我有些麻木。对着蜡烛发呆，偶尔拉开窗帘看看后面山坡，又都要被次旺提醒。他说，学校里的孩子们最喜欢晚上到后面的山坡上坐着——看老师宿舍。我不相信，谁那么神经病地在寒夜里，蹲在大风中干这么傻帽的事儿。可次旺说，那些都是牧民的孩子，早就习惯了寒冷；不然他们也不会总是在深夜里逃跑。而且，牧民还有夜里打狗的习俗，无论冬夏。
　　在我离开县城独自下乡之前，米玛就提醒过我，我这样一个人只身前往，被打狗的几率很高。据她说，即使她和同事们一起下乡，而且是男同事，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藏北乡里的接待条件是非常一般的，乡政府的会议室通常有很多卡垫床，下乡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是住在这里。有时，牧民白天看到乡里或者村里有新来的女性，半夜就会摸到他们休息的乡政府接待室，以期可以有打狗的机会。米玛单位的副局长甚至曾经因为厌打狗者反复敲门之烦，而举着扫把追出去过，可见当地牧民对于打狗的执著。
　　听说过最搞笑的打狗是次旺那天晚上给我讲的。学校的几个老师下俄久乡置办过冬用的冬宰肉。其中一位老师比较新潮，留了一头长发，细软滑顺，从侧面和后面看都难于辨清男女。都是头发惹的祸，半夜招来打狗郎。开始，几个男老师并没有对摸进来的人太在意，都是大老爷们，谁能想到这些呢。可等来人开始踅摸那长发老师的时候大家才明白。照次旺的话说，那次可真乐坏了。
　　其实打狗这事儿只是藏北牧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藏北的特殊气候环境条件所造成的。你可以说它是陋习，也可以说是特有的民俗。积以千年，当地人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积极投入这项“运动”，可以给他们带来排解昼短夜长苦闷的原动力，还可以解决藏北因地广人稀产生的生理问题。游牧，男人没有绝对固定的居所，物质匮乏，气候恶劣；妇女孩子经常不能随时跟着男人一起漂泊，所以她们有相对固定的地方；一般这些地方就是牧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简单点儿说，打狗——就是一个男性牧民，无论在何处放牧，如果碰到有心仪的女性，就会趁着黑夜，战严寒斗风暴，不畏路途艰辛，不惧房前帐后凶猛的藏狗，独闯该女性与家人共处的卧房与之极尽鱼水之欢。游牧民们为了延续生命，解决一些客观存在的生理问题，就采取了一种相对松散的态度对待男女关系。这里最清楚的是母子女关系，而父子女关系就略显模糊了。记得有个工作人员曾经开玩笑对我说，为什么人口普查把“已婚，未婚”，“离婚，复婚，再婚”分这么清楚，知道孩子他（她）妈是谁不就完了。
　　也许就是因为这已经是藏北牧民的一种正常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甚至不太避讳孩子的存在。次旺告诉我，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曾经跟着舅舅一起去打狗。当然，他只是在外面等着，有点望风的感觉，想象那样的场面实在很有意思。
　　快到中午，一个人半躺在床上看土观大师的《宗教源流》，突然听到楼道里沉重的脚步声，但没有歌声，那一定不是次旺。“开门，大姐！”是桑珠垮垮的声音。
　　我立刻去开门，终于把他等来了。这意味着不久将可以到文部，去看当惹雍措，看龙尼的小丫头——总是想起她那对倔强的大眼睛。
　　“你怎么回乡里也不通知我一声呀，”我有些想埋怨他，可又抑制不住兴奋，连忙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下乡呀？”
　　“我说姐姐，我今天早上八点就起床，饭都没吃，现在刚到县城，你就问我什么时候下去，气儿还没倒过来呢！”桑珠说话是地道的内地北方腔，真没辜负他在内地读的九年书。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样子，差点没笑晕过去。像喇嘛一样的头蒙着灰尘，身上裹着“十一”在拉萨买的军绿卡其布棉夹克，已经看不出一点新样儿。身后背着的黑色大背囊中估计是塞满了要洗的脏衣服，一些布角儿都露了出来。而最醒目的莫过于肩膀上前后搭着的一对崭新的长毛老虎拖鞋，上面的玻璃眼珠儿还亮亮的。他三道弯儿地站在客厅里，也许为了博得点儿同情，一直没有把东西卸下来。
　　“好好好，你喘气，不过我真的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下乡。”我本来还想说那怪味被子，可又觉得明明是人家怕我冷，特意给我加的，还是算了。看着桑珠一副浪荡的土样儿，全然没有夏天时的轻逸潇洒，我又气又笑地连忙帮他把东西拿了下来。
　　“怎么了，我哥对你不好呀？别怕，有我给你做主呢。”他见我欲言又止，以为次旺怎么了。
　　“不是呀，他才好呢。我就是想下乡，想踏踏实实看书，写写东西什么的。而且这里的炉子生不起来，你知道我不吃肉，不自己做饭真不方便。”我随便扯了两句。后来又想到我那些邮寄来的食物，得在下乡前确认一下，万一有漏掉，还可以在县城邮局打听。于是又问桑珠，“对了，东西都到了吧，三箱我自己的食物，还有一大箱从广州邮寄上来的东西，尤其是广州的，那是朋友们给小孩子的捐赠！”
　　“嗯，两箱北京的，一箱上海的，还有一箱广州的，没错。回乡的车当然要找，不过我还是得在县城呆几天，总而言之，有事才上来的。”他突然诡异起来。看着他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你不会是有女朋友了吧？来看她的？”我试探着问。
　　“俺也是人呀，俺也要生活呀！”他还是那么怪腔怪调，跟着就唱起了郑钧的《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
　　“十月份你回到县里，好像差不多一直滞留在这里，现在上来又不马上回去，乡长书记不说你吗？”我记得夏天在乡里的时候，他曾经很认真地说过，要如何努力工作，为自己挣个好前程，也好让拉扯他长大的姐姐放心，就差对着当穷措发誓了。
　　“他们这几天都不在，哎，我说，你怎么那么啰唆呀，是不是我姐让你来盯着我？”他有些故意表现出不满。“我才懒得管你呢。你姐姐有东西带给你，不过我放在小耿家了，准备下乡的时候再去拿。反正你联系好了车提前通知一声。”我自己还怕别人管呢，可一直觉得他像弟弟一样，不免多说了两句。
　　“那你给我带什么了？哎，还是俺姐疼俺。”他一个劲儿地嬉皮笑脸。
　　夏天认识的他明明是很内向斯文的，我们经常一起默默地坐在乡政府办公室的后墙根发呆。有时他会讲一些他的事情，在内地读书，初恋的女朋友白玛，他们如何黯然分手。而有时说到九岁双亲接连去世，他的言语变得极其缓慢，神情忧郁。显然，那种幼年失扶的痛苦积淀成了他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偶尔也会激动地诉说他如何喜欢音乐，还有当时最热爱的超级女生周笔畅。但现在怎么感觉好像有些不认识了似的——夏天那头彰显忧郁气质的半长头发，因为“十一”在拉萨无意撞到白玛而变成了秃瓢，现在说话语气也成了一个任性、自大又调皮的孩子，好像还有些玩世不恭的成分。
　　
　　中午一起吃饭，他甚至开始调侃我和次旺，问我们有没有这几天暗度陈仓，简直让人发晕。饭后，他爽快地甩下了钱，又答应下午陪我一起买菜后立刻就不见了踪影。我有些奇怪地看着次旺，“他到底怎么了？夏天的时候不这样呀，‘十一’在拉萨也挺正常的。”“交了个女朋友吧，‘十一’从拉萨回来后就这样了，还经常喝醉呢。”次旺很平淡地说着，现在是十二月中旬，明摆着，桑珠这样已经有段时间了。
　　“还真交女朋友了？‘十一’在拉萨的时候还说一定要等小白回心转意呢。他怎么在县里认识那些喝酒的人的？”桑珠以前除了和次旺，还有一起的几个老师以外，并不太接触县里的其他人。
　　“就他现在那个女朋友，小猪似的，难看死了。喝酒的都是今年分来的新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到一起的。”次旺的样子有些不耐烦，但语气却带出无奈可惜。不知道是因为桑珠那小猪一样的女朋友，还是因为他夜夜宿醉。
　　“这样喝酒的确不好，不过你怎么这么说他女朋友，也许那女孩还能管管他呢。”我倒是觉得交女朋友没什么大不了，“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鲜肉？”我把话题岔开，“或者你们喜欢吃罐头的？”
　　“你真打算在家里做饭呀？冬天就没有卖鲜肉的，只能买罐头。炉子可不一定能行。”次旺有些疑惑地望着我。
　　“有索朗呢，他答应回来生火。可为什么县里冬天没有肉卖？”
　　“也许菜站有冻的猪肉，但新鲜的肯定没有。这里的人冬天都是吃冬宰期买的肉。一冬天的，甚至春夏的肉都是那时买好放着。藏北就这样。”他简单解释了一下。
　　“我下午去县里看看吧，反正有桑珠一起，你们吃猪肉牛肉都行吧？”我一想起牧民们整年的食谱，糌粑、干肉，干肉、糌粑，真觉得和次旺没什么好研究的。
　　“你做什么我都吃。”次旺淡淡地说了一句。只要有销路就成，我是一定要自己做饭，两天了，几乎没吃下去一点外面的食物。
　　菜很难挑，大多是冻过的，而且很多因为寒冷干燥而蔫头搭脑。老板娘说，几天没有运菜车上来了，也许明后天会来。看着那些发黑或者有些烂的菜，我的脑子飞快地想着到底晚上吃什么？最后还是买了白菜，土豆和青笋，都是计划经济时期北京冬天的贮藏菜种，好赖是能够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做。在超市，我们又挑了些西藏最流行的军用红烧肉罐头，桑珠拎了一箱百威啤酒。出来时，我正要付账，他突然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大沓百元钞票，半玩笑半得意地说，“老子现在有钱。”
　　“你哪里来那么多钱？”前几个月还听他说要卖些东西来抵烟钱呢，据说那时一直没有发工资。在乡里几乎没有花钱的地方，但到县城后，我看到他从次旺那里拿钱。当时次旺的经济状况非常好，据说是录唱片得了些钱。在西藏，亲属间相互帮助或者周济一下非常正常。他们很少会有难于和亲戚开口借钱的时候。当然，亲戚一般也没有回绝的，这恐怕和内地的情况有些差别。
　　“工资补发了，哈哈，而且还有两个月是按涨薪以后发的。”他的睫毛很长，而眼睛是那种藏族人特有的大而长的形状，但也许因为经常喝酒，所以并不明亮。
　　“那给你姐姐了吗？”我比较关心这个，谁让他总念叨姐姐是如何含辛茹苦地照顾他，如何尽一切可能让他在内地读书的时候手头上有些零用钱。而且，因此他姐姐比一般藏族女孩子都结婚晚一些。当我们坐在乡里那个水泥后墙根的时候，他曾经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一定要好好报答姐姐。
　　“嘿嘿，还没有，我跟她们说得买家什，你知道，尼玛县什么都贵。”他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作息时间不正常而蜡黄的脸带着一丝羞愧，“是不是咱姐看上你做她弟妹了，让你来管我。”可马上，他又恢复那股无所谓的样子。
　　“去你的，少胡说八道。”我笑着斥责他，但发不了脾气。也许是因为在乡里滞留时听他讲述的痛苦太多，也许是因为知道他比我小十岁，认真生气不值得。反正一想起他郁郁寡欢地望着当穷措，我就不忍埋怨了。
　　虽然我邀请了桑珠新结识的女朋友过来吃饭，但女孩并没有出现。
　　等我把菜都准备好才发现，几乎所有的锅碗都是脏的。我连忙吆喝着桑珠赶快去洗，结果又发现，前天买回来放在厨房的水都结冰了。我知道宿舍到了夜晚是零下的温度，但还是没想到那些水真的就能都冻起来。没辙，只好把装水的桶放在炉子旁边，所有做饭的冲动都缓慢下来，在次旺的吉他声中，我们等待着冰融化。
　　终于，计划中的三个菜出来了——大锅土豆烩罐头猪肉，海米烧白菜，素青笋，主食是从县里买回来的馒头。几个人凑在一起做饭吃的感觉很好，尽管还是没有电，但锅碗瓢盆热火朝天地碰撞，嘻哈吵闹地吃饭喝酒，前几天那种冷清和桶里的冰一样，融化了。除了次旺，大家都频频地碰着杯，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夏天见他三次，两次都是醉着，今天怎么斯文起来了？“你怎么不喝酒？以前好像也很能喝嘛。”我问次旺。
　　“他还喝，再喝这些大窗户就全砸没了。”桑珠把话接了过去，而且显然带有嘲弄的口吻。次旺没什么特殊的表情，开始调琴弦。
　　我猜也许有什么事情发生，于是没再多说。九点多，索朗又准备去位于县城里的小学校看女朋友，老吉也说要出去串门遛遛。桑珠带着喝酒后特有的狂妄，把自己包装得跟个粽子似地也要出去，他说还得继续喝。出门的时候又带了那把尺长的刀，我有些担心，跟了句“少喝点。”“我喝了至少不会砸玻璃。”他留下这么句嘲笑别人的话儿一溜烟儿下楼了。
　　因为桑珠也住在宿舍，从那天开始，老吉就跑到二楼另一个宿舍的客厅去睡了。桑珠几乎每天都是喝到三四点钟才回来，醉醺醺地砸门。
　　周末，早早地起床，随便吃了些零食后，我靠在床边看书。快中午一点，桑珠睡着睡着突然大喊，“饿！”我没有理睬。他继续喊着。为了好好看书，我只得扔过去一些饼干。可他居然说因为喝酒太多，要吃稀稀的东西。见我依旧不理睬，他马上转身对躺在一旁的次旺说，“哥，我想吃方便面。”次旺迷迷糊糊地答应着好，然后真的就起床开始穿衣服。
　　我当时气愤不已，觉得他这是在惯纵桑珠夜夜外出喝酒的恶习。可最后，还是我给他们两个煮了方便面。但也没让桑珠好过，想着他讲述父母去世时双眼直勾勾的样子，我忍不住又教训他应该懂得规范自己的生活。次旺听着一直在旁边笑。桑珠问我为什么从来不说次旺。我说，次旺生活得非常有规律，每天上班教书，下班回宿舍练琴。桑珠一脸的不屑，“你怎么不问问他玻璃为什么碎？他为什么来县城两年从来没有女朋友？他从来就没有真心的在尼玛县生活过，哪里像我，这么与民打成一片。”
　　“我就是想离开，怎么了。鬼才要在这里呆一辈子。”次旺一点也不介意桑珠的不屑，就这么简单坦然地说了出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尼玛县的一切对次旺来说，不过是刚刚步入社会所必经的隐忍，工作生活，好像只是为了保证身体机制的正常运转，为了以后他那些完全和尼玛县没关系的期待。
　　“你不在尼玛县找女朋友不会是因为想离开吧？你知道很难离开吗？也许除了辞职，没有任何机会。”尽管天寒地冻，我不得不给他泼些冷水。“找了女朋友那不是害人家嘛，我是一定要离开的。我喜欢音乐，这里没有任何我能够发展的空间。大不了就是辞职。”这些事情他也许已经想了千百遍，在很多个尼玛停电或者没有娱乐、没有温暖的夜晚。我甚至可以想象，他孤单地坐在宿舍里发呆，发愁。就像这几个烛光虚晃的夜晚，他经常出神儿地弹着莫名其妙的旋律一样。
　　
　　我不能再说什么，任何想说的话还没有出口，自己就已经觉得虚伪了。我怎么能说，他应该面对现实，应该安分在县中学教书。即使才几天停电，才吃了几次没菜的面片儿，六天中洗了一次澡，一次脚，我已经不能忍受了；而这里的人要年复一年。更何况，次旺是那么热爱音乐，执著他的乐队演出。
　　“次旺有他想要追求的东西，你有什么，就是混日子！每天出去喝酒到三更半夜，交了女朋友又天天回来骂，那么不痛快还交什么，别害人家了。”我看着旁边偷笑的桑珠，觉得他简直就是没良心的混混。
　　“大姐，我闷。我又没打算离开尼玛，也没有乐队等着我。你知道乡里什么样，县里什么样，我们怎么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发呆发得都傻了。”桑珠的样子总是让我又气又笑。但我不能不承认他说的，虽然他也算不得见过什么世面，可一个年轻人，尤其是曾经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想要耐住性子，天天只对着山水，还真是不容易。
　　夏天到尼玛县时听说过一件事情，是关于桑珠的前任。在桑珠分派到文部乡之前，那里本来有一个秘书。据说那男孩子毕业后就考了公务员，分配到那曲地区尼玛县，又由尼玛县将其分派到文部乡。本来，刚毕业的孩子到基层锻炼一下是件好事，现在内地也不知道有多少大学毕业生都是在各个地方端茶倒水当“学徒”呢。可这位后生只在乡里呆了不到两个月，据说就这段时间，终日郁郁寡欢，而且经常和乡其他领导发生矛盾。终于，利用一次到县里开会的机会就再没回乡。每天都是泡在县政府，到处寻求帮助，希望能够留在县城工作。因为后生的文笔还算可以，滞留期间经常帮一些机关的人写文书，因此被一个部门的领导看中，最终如愿以偿，上调到县城工作了。后来我曾经在县里见过他，很普通的一个藏族孩子，看上去也很腼腆，言语中依旧还流露出对那两个月乡间生活的厌恶。
　　“不就是在内地读了几年书嘛，就这么耐不住寂寞？你们也挺有意思，这些工作你们不愿意做，那总还是有人要做的，人家就不闷？谁比谁高一等呢。而且，你们到底对于外界生存竞争环境了解多少？”两个小我十岁的大男孩就这么无奈地听着，而我说话又从来没遮没掩，但这样的方式反而使我们之间更容易沟通。
　　其实，很多时候我并不是想教训他们，而是一种思维观念。在西藏，你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情况。他们对于工作，对于时间的稀松态度，对于商业经济，职位竞争的无意识和不理解。而西藏年轻人有着和内地年轻人一样的毛病，一味强调自我需求，忽视社会生活中最简单朴素的一面。当然，也忽视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但他们并不因此就对金钱的需求减少，相反，他们对于金钱的需求要比很多为生存而奋斗着的人还要大。这是整个中国年轻人的状态，即使在天边的尼玛，风中也带着空虚、个性张扬、物欲的气息。
　　“大姐，俺们知道了。可能不能今儿在县里上上网呀？”桑珠每次觉得辩解不下去的时候就立刻转话题。次旺因为经济原因，一个星期都没有出去玩过了；我也一个多星期没有上网收邮件；而桑珠从来就是待不住的人。所以，我们决定下午一起到县里上网，怎么说也算个娱乐的地方。一直没有电，估计全县的年轻人都慌着往那里跑呢。
　　四
　　
　　县城只有一个网吧，是一对湖北父子开的，在邮局二楼，条件很简陋，但有自己的发电机——这对于在尼玛县做生意的人来说很重要。夏天去过两次，二十几台旧电脑摆成三排，配置基本都是为了满足打游戏和看电影。县城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太多，所以那里总是满坐。
　　也许去的时间刚好合适，有几个空位子。通常次旺都是玩游戏，桑珠看电影或者和朋友聊QQ。我收了几封邮件。两位邮寄食物的闺密问我是不是已经到了尼玛，有没有收到她们邮寄上来的东西。还有Chris的问候邮件，询问春天去尼泊尔的安排，他需要查机票。我有些犹豫，真不知道自己的行程到了来年春天会不会又有变化。回复了邮件，我开始看桑珠介绍的电影——《求求你，表扬我》。坐在我旁边的次旺全神贯注地打着游戏。我无意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全满了。那些在街道上看着有些木讷的人，现在都两眼放光地忙活着什么；仿佛整个尼玛县的生气活力凝聚在了这里，而出这个门——外面的一切都是静止的。
　　我没有注意到桑珠已经不在网吧了。直到突然听到一阵凄厉的警笛声——这样的声音把人拉回了现实，尽管这声音在尼玛县可能整年都不会响起一次。我拉了拉旁边的次旺，他不情愿地摘下耳机。我带着诧异说，外面有警笛声。他有些茫然。
　　“大姐，您还在这里琢磨什么呢？那边出事了，带DV了吗？你不去看看？”我正想着，桑珠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身后。
　　“啊，什么事儿？刚才听到警笛声，后来还出去看了看，但没看清楚。”我连忙问他。
　　“刚抓回来几个偷猎的，在广场开会呢。”桑珠一脸的兴奋。
　　我没说话，拿起DV拉着他就又出了网吧。正在往县广场疾步，就看到一些人慢慢地从广场那边散开了。戴着眼镜的桑珠拉住我说，“不用去了，估计结束了，刚才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正在献哈达。”
　　“怎么这么快呀，这才十几分钟呀！”我有些不相信，还想继续往下走。
　　“车子停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有县领导站着等了，人下来，相互慰问了几句，又从东风卡车上拿下来皮子和头看了看，再就是献哈达；这大冷的天谁还打算发表演讲不成。”桑珠有些嘲笑着说，“我知道您老从不凑热闹，这次知道还是有热闹值得看了吧。”
　　我望着已经散得差不多的人有些无奈和后悔，真想给桑珠一巴掌，可我还是很想知道事情的原委。“其实这事你没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时县里盛传，说有几个康巴人纠集着要去戎马乡打藏羚羊，可林业局和公安的人并没有得到准信儿。结果还是自治区，也可能是地区下来几个公安，这样他们才出动去抓人。刚才回来的有一辆是康巴人的东风车，还有是林业局和公安的车；县里领导就是给上面下来的人献哈达呢。”桑珠说着，我们又回到了网吧，次旺依旧在打游戏。
　　“你说有皮子和头，那就是说偷猎其实已经进行了？他们并没有成功阻止？”我有些疑惑，到底又有多少动物这次遭殃。
　　“那是，东风车上不少呢，一叠一叠的皮子，还有不少羊头。好像有个康巴人受伤了，我看到公安带着去医院，不过没看清楚。”
　　“只是藏羚羊吗？”“皮子”和“头”两个词总使我有些心惊，觉得那残忍的一幕就在眼前。我知道戎马乡还有很多野牦牛，赶忙又继续问。
　　“应该只是藏羚羊吧，别的东西他们也觉得不值钱呀。天有些黑，当时没有看得非常清楚。不过，一般这里听说的偷猎都是打藏羚羊。”桑珠说到正经事儿的时候还是很认真诚实。“以前都是些回民在偷猎，现在很多康巴人也干起这事儿来，真丢人！”
　　“管他们是什么人，就是讨厌这些偷猎者。”旁边的次旺突然加了句话。我以为他不关注这些，没想到他一直知道发生了什么。
　　“次旺他们乐队还专门写过一首保护藏羚羊的歌曲，专辑里有，我给你听过。”桑珠很得意地介绍着，好像他也有什么功劳在里面似的。
　　“早就听你说过了，乐队叫‘羚羊角’，歌，我记不得了。”
　　“嗯，我的QQ里还放有藏羚羊的介绍，还有图片。”次旺已经结束了游戏。
　　“等有电了，一定要好好再听听你们的专辑。夏天桑珠给我放过一次，因为是藏语，没记太清楚，对不起。”
　　
　　“差不多了吧，今天你们是做饭还是怎么着？我有安排，不管你们了。”桑珠好像自说自话一样，我和次旺还没明白他就已经走了。
　　“你先陪我去买点儿东西，然后吃饭。”次旺简单地说了一句，领着出了网吧。骑上摩托车，带着我来到一家烧柴油发电机有灯的小百货店。“老板，有好的五十支铅笔吗？”当老板笑呵呵地拿出大半捆笔的时候，他让我帮忙仔细挑选。
　　“你买那么多铅笔干吗？”
　　“考试用，经常有学生没笔，干坐在那里不写卷子。”
　　“这些不是自动笔，你还要现场给他们削吗？”
　　“鬼才买得起自动铅笔，有这个不错了；到时我会带着刀子，又不是第一次。”
　　“是学校出钱吗？”
　　“你就想得美，学校哪能管那么多。哎呀，别说那么多了，赶快挑好走吧。”次旺有些不耐烦我傻乎乎的提问。
　　刚出小店儿，学校就有人找他——一个男学生在宿舍心脏病发，还有一个女学生胃痉挛，已经在去医院的路上。原来，今天是他值班。结果，其他吃的也没顾得上买，我们就赶回了学校。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就从学校又来到医院。那里有电，但值班医生和护士并不多。我们进去先看了提前送来的胃痉挛的女生。当时，医生正在询问另一位已经看守在那里的老师情况。日光灯下，女学生黑黄的脸没有一点青春的颜色，痛苦略有些变形。她捂着胃部蜷缩在铺着白色床单的病床上，两个陪伴的女生不停地抚弄着她的头和肩。但显然，那并没有缓解任何痛苦，一切都是在无言中，女生甚至没有发出任何呻吟，只是紧紧地团在一起抽动着。
　　从进医院起我就打开了DV，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记录——这些和我现实生活有着天壤之别的生活。我觉得医生动作很慢，而次旺则不停地问着学生的情况，是否需要打针等等。我猜想他心里还惦记着另外的男学生。后来因为医生认为需要清场，我不得不出来等待。隐约听到次旺用藏语对陪护女生交代了些什么，他出了病房说要去看看那个男生。
　　“今天事情可多了，我先送你去吃饭，晚上你自己照顾自己吧。”他一边说一边往医院外走。这时老吉进来了，他听说有学生生病，所以过来看看。
　　“我和老吉一起走，你别送我了，先忙吧，要不要打包些饭回来给你？”我看着次旺一脸焦急，觉得无法帮他什么忙，很无奈。
　　“好吧。你们就去检察院边的那家，估计也只有那里开着，一会我过去，不用打包了。”次旺又和老吉用藏语说了两句，很干脆地回身进医院了。
　　我和老吉在黑夜中往检察院的方向走去。“次旺怎么这么紧张？不就是两个学生生病嘛，你们也可以通知家长呀。”我觉得刚才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匆忙，而次旺的神情仿佛还要有什么更重大的事情发生。
　　“学生生病很正常，不过他可能担心今天晚上会有学生逃跑吧。我们这里的学生生病基本是不通知家长的，都是牧民，也没办法通知；哎，就算你通知了，家长也觉得这是学校的事情。”老吉今年刚刚从咸阳民族学院毕业，但说起学生的事情俨然一个很有经验的教师。“今天晚上可真够他忙的。”
　　“他怎么知道今天晚上有学生要逃跑？难道也跟那些偷猎人一样，这事儿还提前放风出来？而且，学生生病怎么能只是学校的事情呢，做父母难道不着急吗？”我无法理解他的话。
　　“呵呵，他如果知道就容易了。这是猜测，一般学生也会趁着老师忙的时候搞些事情出来。今天晚上有两个学生生病，老师自然要学校和医院两头跑。一般值班是男生女生各一个老师，几百个学生，很困难的。平时那些想跑的学生如果知道了，就会寻这样的机会。次旺一个月前值班的时候跑了十一个学生，这次当然很紧张。”老吉笑着继续说，“那些学生有时很滑头。”
　　“那次跑学生我听次旺说了，他很恼火，追回后他还打了他们。”我想起次旺愤怒的样子，那次真让他损失了不少钱。“可问题是，他们没有交通工具，就靠两条腿儿跑呀？”
　　“他们都是牧区的，平时放羊放牛还不是一样走路，几十上百公里的，习惯了。他们的父母觉得学生在学校就都是老师和学校的责任，如果出了什么事儿，都该是学校来负责。你说他们着急，我看他们还不如我们着急。”
　　这时次旺突然从后面骑着摩托车上来，和老吉说了两句然后马上就走了。
　　“怎么了？”我看到次旺的神情有些焦急无奈。
　　“他说听一个学生报告——好像有学生已经跑了。现在，他先在县里看看是不是躲在什么地方玩呢。”老吉给我翻译。
　　一路说着，我们到了检察院边的饭馆，里面油烟缭绕在昏黄的烛光中。刚随便要了两份炒饭，次旺就进来了。我连忙问他事情怎么样？
　　他先骂了几句，然后说是一场虚惊。学生当时没在宿舍，但也没有跑，现在已经回去了。而他要赶快吃些东西，再回医院——有心脏病的男学生可能有些危险。就这样，眼前的次旺已经完全不是那个对着蜡烛，抱着吉他弹唱的次旺。他一边很快地扒拉着炒饭，一边有些恨铁不成钢地骂着学生。然后，又不忘记嘱咐老吉，一定把我送回宿舍，跟着就急急地跨上摩托车走了。
　　从网吧出来之后一股脑发生了那么多事儿，突然觉得自己离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县城如此之近。前几天，一直盘旋在脑海中下乡的事情使我忽略了周围的一切。次旺每个晚上的吉他声和歌声也使我总觉得他不是这里的一分子。但他是，当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也许他真的非常希望能够离开这里，可眼下，他尽心尽力地在照顾着生病的学生。
　　外面又是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我想只有次旺那巨大的身躯才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果然，他回到了宿舍，黑暗中默默地卷起床上的铺盖，准备再次出门。“医院的学生怎么样？今天晚上要住在学生宿舍吧？”我在黑暗中发出声音。
　　“哦，是；医院里还好，你还没有睡觉呀？”他有些诧异。
　　“嗯，那你多带些东西，别冻着。”我突然一阵心酸，仿佛那个在黑夜里到处奔波的人是自己。
　　“哦，都拿了；你好好睡。”说着关上大门，又是一阵远去的沉重的脚步。
　　一夜不曾安睡，想着一定要让次旺带我好好看看这所学校。尽管夜晚的飓风使人烦躁恐惧寒冷，但尼玛的每一个晨曦又总是那么容易使人产生希望——它们一缕缕地照进房间，唤醒着被黑暗压制的一切，甚至灰尘。
　　桑珠也终于蓬头垢面地起了床，宿醉后的疲惫使他年轻的面孔显得异常苍老。我告诉他有热水，那是早上索朗回来后生火煮的，好好洗洗脸收拾一下自己。他一边嘲弄地学着次旺说“你好好睡”，一边穿插着讲述他和小姑娘分手的事儿。太阳暖洋洋地晒着，我把他这次短暂的恋曲定义为——荷尔蒙分泌旺盛及年少轻狂醉酒综合症。他听了很不忿，恼怒地对我说，看你在这里整年整年地呆着会不会荷尔蒙分泌旺盛。
　　“你是不是找银行借了两万元？”我可不想和他讨论太多荷尔蒙的问题。尤其是，我一直觉得他根本就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你怎么知道？到银行查我去了？还是你关心我，是不是我姐姐答应咱俩的事儿了？你要是喜欢次旺我也不介意，我们哥儿俩都是你的。”他听着我认真问银行的事情，又开始嬉皮笑脸。
　　“少没正经，前两天我帮次旺收拾桌子看到了银行担保证明。你都领了补发的工资，干吗还借那么多钱？下一年你怎么过呀？”想起在那曲时，桑珠姐姐温和又有些无奈地告诉我，桑珠有什么事都不愿意和家里讲。我觉得自己不能不提醒他，实在做事太没谱。
　　
　　“我记得‘十一’回去休假时和你提过这事。朋友要用钱。”可能看我的确认真，他也收敛了一些刚才的嬉皮。
　　“朋友要用钱，要这么多？这估计有你三分之二的全年工资。我不是说你该吝啬或者不帮朋友，但，你想清楚了吗？现在这样借钱不还的人太多了。”我记起在拉萨的时候，他好像是提过朋友要用钱之类的话。
　　“钱上个月已经都给出去了，那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有难，别说是两万，就是四万我也得帮他。这是男人的事儿，你不懂。”尽管他比我小很多，可经常还是要充面子，话说得很坚决。
　　“明年你每个月还完银行恐怕就没什么剩余了吧？怎么过呢？”我想着他现在每天喝酒排解寂寥，如果连买酒的钱也没有了，怎么办？“你也知道，在乡里生活没什么要花钱的，没饭吃就来点糌粑，少到县城不就成了。俺们藏族人，有就花，没有也能过。”他看出我的想法。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这个冬天不是还有你嘛，哈哈，你给我带的那个什么鸭肫干，我已经都吃完了。”他又开始耍赖。鸭肫干，还有一些肉类食品是我特意托朋友从上海和北京寄上来送给桑珠的。
　　“那本来就都是给你的。不过，其他吃的你不能动，要是没了，等我饿得没吃的时候，杀了你。”想想那三箱食物，我心里觉得挺踏实。像我这样的七○后，很难会有饥饿的经历，可夏天在文部真体会到了。桑珠笑着告诉我，别的都没敢动，只是开了一包雀巢果珍。我表示很满意。这时，楼道传来歌声，一定是次旺中午下课回来了，所有老师，只有他每次上楼都唱歌。尽管余音绕梁，满脸的疲惫却是藏不住。“还有热水吗？我要洗头。”
　　“有，不过只一壶，够用吗？不够再烧点儿水。桑珠，生火，你不是经常吹牛说生火比索朗还好。”
　　“你的次旺洗头凭什么让我烧水呀，好女人怎么连这点儿活儿也不会干。”桑珠一脸诡异地笑着说，他开始烧水。
　　水烧好了。“洗完了出去吃饭。”次旺动作很快，水一倒入脸盆，整个脑袋也扎了进去。
　　“昨天我听老吉说学生们的医疗费用都是学校负责，那你们老师呢？”我突然想起忘记问老吉的事情。
　　“我们当然都是自己掏钱，请假还要扣工资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抹了抹手上灰黑的泡沫。“那你们的医疗保险呢？”
　　“什么医疗保险？我不知道，我们只有每年一次的体检是可以报销，其他什么也没有。”他好像并不清楚医疗保险是什么，“反正看病都是自己的事儿。”
　　看着次旺满不在乎地边说边抓着脑袋，我拿出了相机和DV。也许是清洗一番改善了心情，他故意用毛巾把头包了起来，摆起了可笑的动作，又换上特别喜欢的T恤衫，一通上蹿下跳……那个午后，我有种居家其乐融融的感觉。
　　“明天中午到我们食堂来看看吧，或者今天晚上交班时你过来也可以，那也是打饭的时间。”次旺终于不觉得让我看学校是什么难为情的事儿了。
　　桑珠无聊地学弹着吉他。
　　“真的不去找小朋友了？”我有些戏谑地问他。
　　“吹了。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就和她表白了，靠！”他挺愤怒，“你说，他妈的，她敢当着我的面对她家里人发火。”
　　“您是人家什么人呀，现在就管上这些了？”我只能用好笑来形容他的恋爱。
　　“可我最烦就是女孩子不尊重家长。一副被娇惯坏的样儿。靠，老子这么帅，才不吃她这一套呢。”估计还有其他一些琐碎小事儿，但桑珠始终念叨着，“就这样，怎么和我姐姐相处呀。”
　　“既然吹了，那还不赶快找下乡的车。是等人家再给你机会呀，还是打算继续在这里夜夜宿醉？”我借着时机催促他。
　　“得了老大，我今天已经去县里打听了，还给乡里打了电话。估计明后天，科考的车会上来办事，到时就搭回去。”他有些不耐烦，“我这么痛苦，也不说关心一下，就知道下乡。”
　　“恋爱是为了快乐，之前你每天回来都骂不开心，我早就觉得该分。呵呵，既然吹了就别多想，天下何处无芳草。姐姐回到乡里给你做好吃的。”只要他能尽快找到下乡的车，安慰安慰又有什么了不起。
　　傍晚，我依时来到学校食堂。次旺正在门口站着，他是昨天到今天的值班老师。同时，也是学校后勤主管，所以一定要在这里盯着工作。旁边停着他那辆已经有些破烂的摩托车，车座被藏北那些比鸡还大的乌鸦啄得不成样子。次旺带我进了食堂——再次意外。 靠墙一溜并排的锅，三个高压的——用来煮糌粑肉粥，正在哧哧地响着；两个普通的——煮茶水，大茶包正在里面滚着。中间一个巨大的藏式炉子，上面也搁着一口巨大的茶缸。对面墙边是一溜平台，也许是用来切肉的，但现在干净得什么也看不到。再没有其他了。“就这些？”我有些不大相信地问次旺，“供应四百多个学生吃饭？”
　　“你还想看什么呀，这里有糌粑粥，有茶，他们不需要其他。”次旺随手拿了藏式炉边放的一个碗，示意工人给他舀点热茶，又问我喝不喝。“不喝了。”我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总怀疑这些真的够学生们吃吗？
　　“不脏。”他自己吸溜着喝了一口。“废话，我当然不是嫌脏，刚才在家里喝了很多水，这么冷，怕上厕所。”我有些没好气儿地对他说，“你确认这些够他们吃？”我不得不问出来，这和想象的差距太大。
　　“我们这么做两年了，当然够。现在粥还没熬好，你先和我一起去宿舍交班吧，出来正好学生们打饭，你再来看。”次旺把剩下的茶喝了抬步出了厨房。
　　我和次旺来到男生宿舍。这时的宿舍已经很热闹了，进出的学生一看到他们的老师，立刻簇拥上来。不过，我觉得他们更大的好奇是在我身上，因为DV和相机。一些学生围住我，扒着DV看。那些男孩子们大多是灰黑的脸，发黄或者带着血丝的眼睛。躲在后面的那些明显年纪小的学生，还带着浓黄的鼻涕。夕阳西下，大部分房间已经开始昏暗，有些还因为生炉子而弥漫着呛人的烟雾。也许这就是他们眼睛发黄有血丝的原因吧，我不能完全确认。草原上的牧民因为经常置身飓风沙尘中，眼睛也经常是混浊的。
　　次旺又开始训斥一个低头站着的学生，我甚至听到隐隐的啜泣声。背光站着的高大的老师，连珠炮一样的话语，我有些愣愣地拿着DV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你不要拍！”他甚至有些严厉地对我也吼着。“你们知道他怎么了？”我关了DV，指了一下那个可怜的学生，低声问着跟在身后的其他学生。
　　“他哦，偷东西。”一个小男生一边说着一边窃笑，好像那也不是什么特别坏的事儿。大约三四分钟，次旺拍了两下被训斥的学生的头，语气似乎平和下来，又指着旁边几个好像是住在这个宿舍的男生说了几句就走了出来。我依旧跟着他，没有多问。次旺检查并和另一个老师交代了二楼的学生后，我们出宿舍楼又回到食堂。
　　“别酷了，刚才怎么了？你对学生那么横，还呵斥我。明儿把你的英雄形象给别人看看。”我假装不满地对他说，可还是没忍住笑出来。
　　“那学生偷同宿舍同学的东西。你拍什么！什么好事呀。拍食堂，拍宿舍条件差，也许给别人看了还能有人帮助我们，拍这个做什么。”他像是在发牢骚，又像是在提醒我什么。我突然想到，是呀，为什么不能够让朋友们看看这里学生的艰苦呢，也许真有人会慷慨解囊。
　　“那你也不能迁怒于我呀，而且，教育学生是靠有理有据，不是你骂人家就能使人信服的。”我依旧觉得不能接受他的态度。
　　
　　“我们的学生我知道，不骂是一点用也没有的。下次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不要举着DV。”想要他承认点儿错误，那几乎是不可能，这也算是藏北男人的通病吧。
　　学生们在外面排着对，手里都拿着脸盆和铝制水壶。我再次跟着次旺到了食堂里面，那些刚才盖着的大锅都打开了。脸盆是用来装肉粥的，黄褐色的糌粑粥里有几块牛肉，没有蔬菜。铝壶是装茶水的，但这里并不提供酥油茶。我问次旺，如果学校不提供酥油茶，饭食中也没有任何蔬菜，那学生们连起码的维生素和纤维都不能获取，营养健康怎么保证？次旺说，学校没有足够的钱供应酥油。他还告诉我，中午也是同样的饭食，整学期都是。
　　一般学生们都是轮流来食堂打饭，有时碰到岁数小的学生，是很辛苦的。在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几个个头很小的学生，正困难地端着盛满糌粑粥的脸盆，同时还要拎着水壶。这个食堂供应四百多个学生的伙食，大约六十个左右的学生排着队打饭，有时一轮还没有结束，最先打饭的学生已经再次排队来打第二次饭了。次旺说，他的确不能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吃饱，但同时也告诉我，学校从来都是最大限度地提供糌粑和茶，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
　　看着那些满脸菜色，目光有些涣散游离的学生们，我真的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我不能确定，但我想，肯定能够通过努力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我不知道能不能搞到粮食，但也许能够找人捐款购买些被褥回来。无法想象他们就是靠着毯子和藏袍在学校过冬。”我下意识地说着，因为我亲眼见到的那些没有被褥的铁架床突然蹿到了脑海中。
　　“真的？真能吗？”次旺的眼睛一下闪亮起来，竟然和他谈论乐队时的神色一样。
　　“我只是说也许，但我会尽力和朋友们说的。可我的朋友并不多，呵呵。”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真的找到。但他那种期待的神情我看着有些难过。
　　因为中午买了菜，所以晚上又是在家煮饭。桑珠没了女朋友，挺认真地留在家帮我生火，炉子都让他烧得快化了。后来才发现家里没有了蜡烛，次旺从里屋拿出一个粗壮有浮雕花纹的红蜡烛点了起来。
　　“你哪里搞到的这种蜡烛？呵呵，通常男女约会才点这种特殊的蜡烛呀。”我有些意外，在星星都能被吹跑的地方，居然还有城市小资玩浪漫用的东西。
　　“同事送的。”
　　“是那个英语老师送的吧？哈哈，我哥有的是人喜欢，那女的主动约过好几次，我哥都没搭理她。”桑珠又开始在旁边敲边鼓。我看着次旺的神色判断，桑珠应该没有说错。
　　“其实你也不用完全拒绝这些呀，即使你认为自己一定会离开；现在总还是要生活吧。不过如果你觉得这样刻意回避不是问题的话，那也无可厚非。”我怎么才能看清楚眼前这个小伙子呢？有哪个青年不向往爱情，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忍受孤独寂寞——为了一个很有可能一辈子也不能实现的目标。
　　“我不喜欢她们这些女孩子。”次旺抱着他的吉他又开始消磨起这个黑夜来。
　　“我们都要找懂得音乐的人，还得贤妻良母知书达理。”桑珠永远是话最多。
　　“成了，你自己先多学习学习，等进步了再要求别人。不论次旺怎么想离开尼玛，他对工作还是认真负责的，你呢？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县里喝酒了吧。”我总觉得桑珠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什么叫走入社会，什么叫责任。
　　“我算好的，今天刚从乡里上来个秘书，知道为什么吗？他前两天在乡里闲得喝多了，平时就和乡长有些矛盾，这次借着酒劲儿，半夜拿刀追得乡长满乡跑。哈哈，牛吧。”桑珠一提起这样的事情永远是眉飞色舞。
　　“对，你明儿个回去也操刀追你们乡长去。”有时我觉得和他说话就是白费。
　　不过想想桑珠说的话，其实他也算分配到乡里工作不错的。之前的人大多难于安稳待下去，一段时间后就要“长驻”县里，这好像都成了不能避免的事实。地广人稀的藏北，如果不是本地牧民出身，恐怕就是神仙也难以适应这样的清冷荒寂。
　　记得夏天在文部，有一天我非常想喝可乐。桑珠说，买可乐要往返八公里。在花了半个多小时思考到底值不值后，我还是决定徒步去买。一路没有碰到人，到村里用了两分钟找人开小卖部的门买可乐，不到五分钟把可乐喝完，甩着空手回来。为了不让自己这次行动只局限于一听可乐，我决定沿着当穷措回乡，也许还能有什么新发现。结果，遇到大雨，在湖边又走岔了路——上了一个不能下来的水滩。全身湿透的我只得原路折回，才回到乡政府。
　　进屋急忙学着副乡长的样子生火，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在牛粪炉子里生起火。桑珠问我，可乐好喝吗？雨后那双层彩虹美丽吗？在湖边都冥想了什么？我知道他是在嘲笑我。但那次我终于明白，在羌塘草原上生活更多需要的是意志。也许你可以没有钱，没有浪漫主义思想，没有完美主义追求，没有物欲，甚至没有想象，但你必须有种能够忍耐的意志，忍耐没有一切的意志，忍耐一切好像被定格的日子。当时，我觉得自己如同滞留在外太空一样，一切事物在羌塘，都那么容易凝住，静止。
　　
　　五
　　
　　又是暖暖的午后，想着也许这两天就要下乡了，我决定还是再洗一次澡，因为谁也不能确认下乡后什么时候能够再上来。老板娘见到我总是眉开眼笑，次旺说，估计只有我洗澡这么勤快。衣服还没完全脱，就听到桑珠在外面吼着我的名字，他看到乡里上来的车。还好，因为是科考的车，他们要等税务局下午上班报税。洗完澡，我马上赶回宿舍收拾东西。然后，又去了菜站。依旧只有那些便于冬储的菜还算新鲜。文部乡往返县城大约两百公里，我不吃肉，只得尽力买些容易保存的蔬菜，白菜，土豆，青椒，搞了一箩筐，还有一盘鸡蛋。没想到，之后近两个月，再也没有鸡蛋卖了。
　　在尼玛县等待了十一天后，我终于盼来下乡的车。可事情总是磕磕坎坎，税务局的小耿不知到哪里下乡去了，存放的行李拿不出来；科考的人也没能报税。不过，这不影响下乡，我实在厌倦没有电的县城。离开之前，次旺给了桑珠一把宿舍钥匙，如果我们之后到县城买菜或者有什么事儿，可以住在宿舍。学校二十号放假，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会被抽签留下为扫盲班补课。他期盼着早日回拉萨，和乐队的伙伴们练习新歌。
　　尽管我通常都会晕车，但这次却因为终于等来车的兴奋，支持着完全没有呕吐就来到了文部乡——我想往了几个月的地方。路上才想起问桑珠，副乡长是不是也在乡里。桑珠说，他去那曲学习，可能还要回一趟林周老家，怎么也得元旦后才能回来。
　　“那你的意思是只有我们两个了？”我问他。
　　“怎么着，天天和我哥一起都没事，现在怕我了？放心，只要我不出去打狗，一定会保护你的。”还是一贯的戏谑。
　　“你就不能说点正经的，我是琢磨，这些菜够吃多久。”我白了他一眼。
　　“反正张工他们过两天还要到县里办事，再买呀。”坐在副驾驶的张工笑了笑表示默许。
　　夏天在文部时就认识了张工，尽管已经五十多岁，但还是常年在西藏荒原上做地质矿产考察。他总是愉快地讲述着若干年来在荒野上的种种，班公措泛舟，改则羌塘上开车和野驴、黄羊赛跑，随手就能拣到水晶矿石和海洋生物化石的可可西里腹地。这些别人听着无比神奇的经历，他都津津乐道。拣化石这事儿在尼玛县还有个笑话。据说已退休的县政协主任是个摄影和旅游爱好者，很多到尼玛考察的外国专家都佩服他置办的器材。因为经常出没尼玛县各个乡镇，他曾经拣过一些不错的古化石。那些专家们看了，比羡慕摄影器材还要羡慕他手里那几块石头。后来事情传开，很多尼玛县的人出门都低着头走路，大家本着一个原则——宁可撞一千次人，也不能错过脚下一块石头。
　　
　　当车子翻过当穷扎拉山口，再次看到那片不大但幽蓝深邃的当穷措，我有些激动。太阳已经完全落到山后，只留下几道绯红的霞光虚绕在远处的山腰。当穷村那些错落有致的房舍隐隐绰绰于湖水泛起的淡淡薄雾中。下山的路在傍晚的余晖中显得没那么陡斜，临近当穷寺，寺庙红墙被逐渐映上来的青黑反射成绛红，神秘幽怨地使人有回到古代的感觉。古代是真回不去，但文部——我真的回来了。
　　“是不是很快又可以见到龙尼村的小女孩？”我兴奋地问桑珠。
　　“如果你徒步去，从现在算起到明天这个时候，应该就能见到了。”不用说也知道这话从谁嘴里出来，“呵呵，什么时候能见，要看乡里什么时候有事下村儿，方便你就搭车过去看了。”桑珠见我斜着眼看他，立刻说了句正经话。
　　车子迎着一阵犬吠声开进了那座熟悉的小院儿——乡政府曾经的所在地。一圈儿土坯房，现在租借给了科考人员，里面点点昏黄的灯光在荒野中显得十分温馨。我有些迫不及待，奔向后面，穿过新起的乡政府的水泥房子，洒满皎洁月光的草滩和远处的达察同色山再次映入眼帘。常年戴着“雪帽”的达察同色是当穷措的伴侣，和西藏其他地方的雪山神湖一样，这个达察同色也有自己的情人。按照当地人讲，因为对情人的依恋胜于它的伴侣，所以，山的正面已经转向坐落在后面的情人——另一座小山。据说深邃凝重的当穷措和当惹雍措原本是一个湖，但由于地壳和气候的变化，湖盆地日益抬生，湖水大量蒸发，就此变成了大小不一的两个湖。通常别人会说，当惹雍措是母湖，而当穷措是子湖。不过桑珠告诉我，其实子湖的本名叫“染塔措”。而“染塔”是一种宗教用的法器，具体能降什么魔除什么妖他也搞不清楚。后来，因为村子叫当穷村，时间长了，来这里的人也就都把原来的“染塔措”叫成“当穷措”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惹雍措里波光粼粼生机盎然，而当穷措却连水藻都长不了，寂静得如同一块宝玉。可用张工的话说，没有鱼有其他东西呀，锂含量很可观，大有开发前景。
　　当我再次进到桑珠的宿舍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偌大的玻璃房还残留着一丝温暖，里面的套房干净整齐，桑珠说是特意为我收拾的。这间宿舍其实是副乡长阿若的，因为阿若已婚，所以分配了套房。但阿若的爱人在县里工作，乡里的房子自然是空一半。单身的桑珠，为了生活方便，也为了不那么寂寞，觉得没必要申请单独的宿舍，所以就和阿若住在了一起。外屋一进门是个藏式炉子，中间屋顶上有一个出烟孔儿。靠墙两侧分别放着床，旁边还有两个简易的藏式小柜桌，上面通常放些随手用的物品。里屋也有一张床，一个简易衣柜，满地的锅碗瓢盆，还有两大块牛骨头。这几乎和我夏天来的时候一样，甚至骨头摆放的位置。夏天时还有一个驻乡公安特派，不过也是耐不住荒芜，申请调走了。这里的一切都是简陋但实用的，因为每一样家什都得从那曲运过来。经历了坑坑洼洼，颠簸崎岖的上千里路途，一切浮华尽被洗去，剩下就是四个字——能用即可。
　　尽管大部分东西都是简陋不堪，但如果去到当地牧民家里，你会发现一个很共同的家具装饰。几乎只要有能力布置出一个佛堂的家庭，都会尽力购买结实，涂刷着鲜艳颜色，有着绚丽图案的藏式立柜。上面会摆放着同样华丽的佛龛，甚至有光鲜的玻璃柜门。这些和他们其他简陋的家什，破旧的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经常想，这也许就是精神寄托吧，他们把对其他物质的需求降到最低，只为了能够更好地供奉心灵中那些不可亵渎的神祇。
　　因为已经折腾了一天，我也不想再麻烦做什么特殊的饭食。打开里屋放着的三箱食物，随便挑了个罐头，告诉桑珠晚上煮些粥就好。他以最快的速度把火生了起来，又跑到隔壁乡长家要了些清水以备做饭洗漱使用。清水在文部乡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如果在冬天，下午五点之前你没有准备好，那也是很麻烦的。水是后面山上的山泉，为了使用方便，乡政府从山上接了条三公里左右的管子到山脚。但因为地冻天寒，每天在日落之前必须要关掉出水口防止结冰。所以，一般下午五点后就没有水了。
　　“大姐，咱商量件事儿，我知道您爱干净，可这水今儿晚上就省着用吧，明天打回来随便你。”桑珠有些企求的口吻对我说道。我看了一眼那桶大约五公升的水，“要煮稀饭，总得弄点青菜吧，我还要洗脸，洗脚，还有，总得洗碗吧。”我琢磨着到底需要多少水。“碗明天再洗。你今天都洗过澡了，能省就省吧。”那时我还没有非常节约用水的习惯，也不知道打水的辛苦，对桑珠的话只是将就听而已。
　　有电有炉火的夜晚真好。尽管外面的风声大过县城，尽管这里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或者小灵通信号，但房屋明亮，又有牛粪炉传递出的阵阵热潮，我竟然有种回家的感觉。曾经因为没有灯的夜晚无法看书而抱怨，可现在又因为温暖舒适而看不下去书，不停地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再去当惹雍措，什么时候可以见到那大眼睛眨眨的小姑娘，什么时候桑珠可以帮我把县里其他的行李带回文部，什么时候可以喝到自己打的酥油茶。
　　喝了一些水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厕所。在藏北上厕所也需要学习。刚开始的时候，我几乎不能很好地解决，因为干扰太多。比如，油画般的美景，很容易使人有犯罪感，或者说是一种亵渎；还有周围经常徘徊的藏北野狗，如果你不了解它们的性情，那神经紧张得什么事也别想干。入冬后，倒是不需要像春夏一样，担心夜半解手碰到狗熊，算是少了份后顾之忧。后来我学会了享受那份恬淡，学会了无视徘徊的野狗。然后，一切都那么舒适自然，就好像我从来如此。
　　那天晚上，桑珠很让我感动。他已经把我要睡的床都准备好了，上面铺着他自己都没有用过的床单，底下还多垫了一层羊毛卡垫。被套和枕头也都是新的。绿油油的卡通小狗后来把我的内衣都染得十分可爱，但那些东西几乎算是全文部最高档的。
　　“谢谢，真的很感谢！”我由衷地对他说。
　　“这有什么，你把去尼泊尔休息的计划改成了文部，证明我们这里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谨代表乡政府，乡人大，及全体南村北村村民对你表示欢迎，并乐意照顾你的一切生活起居。”这就是桑珠。
　　在经过十个蜡烛陪伴的夜晚之后，我对着电灯按捺不住兴奋。因为带了MP3，又催着桑珠从办公室拿来了小音箱，感觉非要享受一下所谓现代化的东西不可。当电声音乐又回响在耳旁的时候，桑珠告诉我，乡里每天晚上大约两点钟开始停电，第二天中午左右来电。和县里其他乡一样，这里供电使用的是捐助的太阳能蓄电器。桑珠每次说到这个总是很得意，俺们这可是德国进口的。而乡里村民由于居住分散，基本没有集体供电。一般村民使用的是国家配发的小型太阳能蓄电箱，每户一个，仅供每日基本照明。
　　文部乡的夜晚较之尼玛县冷得多，估计是靠近当穷措的缘故。乡里没有室温表，但我感觉入睡炉子熄灭后，室内温度应该在零下。就因为这里的寒冷和湿度问题，到文部的第二天起床就闹了个笑话。
　　因为睡觉时室内温度极低，我把被子和毯子拼命地裹在身上，只露个脑袋在外面。隔天中午醒来，我感觉紧挨着下巴的地方有些冷硬潮湿，好像水湿了冻住的一小块儿。迷糊中，我看了一下屋顶，有条裂缝。当时竟然想都没想就喊了起来，“桑珠，这房子漏雨！”桑珠睡在有一桌之隔的旁边床上，他也是迷糊地还没有清醒，“下雨了吗？”但接着就又说道，“大姐，别说雨了，这里连水都没有，您糊涂了吧？”
　　我也开始有些清醒，但摸摸下颌处的被子，明明是略带湿意，而且还冻得有些硬。“就是，盖在下巴上的被子有些湿，还冻住了呢。房顶上有裂缝，就算不是下雨，那也是有漏水。”我觉得自己的分析很具逻辑性。
　　
　　“不可能，这里绝对没水；你还没醒吧？别刚到乡里就给我找事。”桑珠说着转身又继续睡了。
　　当时我和他都没有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也总是习惯地喊桑珠说漏水。再后来，因为身体有些不适，沉重的呼吸使我夜半醒来，这次终于知道，起床时经常发现的冷湿原来是呼吸和夜里的冷空气造成的。为此，桑珠笑话了我好几天。
　　夏天的时候曾经学过如何使用藏式炉子，不过一直没有自己亲自完成过。开始两天是桑珠生火，后来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当然也是非常乐意地把这件差使交给了我来做。几次实验后，我总结出一套生藏式炉子的步骤。首先要挑选一些巴掌大小的干牛粪，如果太大，那也许需要很久才能燃起来；之后把那些牛粪交叠成一堆儿摆放在炉膛的中间；再找一些包装箱的纸壳，撕成巴掌大小几张，好像城堡一样在牛粪堆儿外围起；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堵放在出烟口，然后就可以点火了。但不要以为这样就完成了生火的过程，至少在藏北，这还没有完全完成。尤其是那曲西三县，气候原因使这里牧民养畜结构以山羊为主，牦牛为辅。所以，羊粪要比牛粪多很多，并成为实际的主要燃料。但羊粪是无法直接点燃的，通常是先烧着更易燃的牛粪，然后再添加羊粪。不过添加羊粪也是有学问的，尤其是牛粪燃起来后第一次加羊粪。刚开始学着点炉子的时候我经常犯一个错误，总是忘记均衡炉膛里的燃烧物。结果，很多加进去的羊粪都从炉底的粗缝中漏出去了。
　　工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生火的技艺大长，十几分钟就可以把炉子拾掇好，让屋子热乎起来。甚至，有时炉子红火得连放在炉臂上的茶壶都可以沸腾。看着加过的羊粪快要燃起来时，从炉子透气孔儿中冒出来的一个个烟圈儿，特别得意，仿佛那些烟圈儿就是我的成就。
　　不过这炉子也会犯毛病。在我们回到乡里四五天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它突然发脾气撂挑子了。每天都是半死不活地，连用高压锅压米饭都不行，炒菜就更别提了。桑珠说可能是因为烟囱的缘故，于是，到处求要烟囱加上去，也还是不见有缓儿。又连续两天，饭菜做得费劲，桑珠决定换另一个小一点儿的炉子。因为他固执地认为，这炉子也有灵气，知道不是它的主人在用它。原来使用的大炉子是阿若的，再换的小号炉子是桑珠自己的。我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可居然换了炉子之后就又红火起来，甚至比原来还要旺。看着桑珠把小号炉子生得整个炉膛都泛着一种接近钢水儿的颜色，我也开始怀疑这炉子是不是真的认主人。后来到了汉历春节，桑珠离开乡去县城一个星期，我一个人留下过年，那小炉子竟然也是每况愈下。到我离开文部乡，炉子几乎就是莫名其妙地不能燃起火苗。又想到沿途看到那些朝拜的人，都是带着自己的炉子，我甚至考虑，自己是否也应该买个炉子下乡用。
　　回到乡里的第三天，因为怕晕车，桑珠替我又回了一趟县里拿行李。最终，我的电脑，藏学书籍，我在拉萨采购的食品，电热毯，还有桑珠姐姐送的酥油都一起来到了当穷措。桑珠取行李的那天，我早早就煮好了茶汁，等着晚上能够用那曲最好的酥油打茶。为了感谢桑珠替我跑两百公里取东西，从他一进门，我就忙前忙后把饭热好，打酥油茶，还特意从电脑里找出预备好的电影。准确地说，我的幸福乡村生活就从那个晚上开始了。
　　因为我吃素，所带的食物也都是素食，终日围着白菜、萝卜和各种豆制品，桑珠终于有些忍耐不住了。尽管我说白菜木耳清润肠胃，萝卜香菇补气养颜，紫菜虾皮汤补充维生素，可他始终觉得藏族人就得吃肉。没办法，最终他决定出去找乡里书记，问问是否还能够买到整羊。牧区冬宰的习俗使得那些没有在冬宰期准备好肉食的人很是恼火，因为村里没有肉卖。
　　桑珠和书记说了两天后的上午，我们还都在梦乡中，外面的大门已经被砸得咣咣响——桑珠的羊来了。书记和乡长分别给他拿来了整羊，一百四十元一只。我觉得那两只羊都很瘦，但他们说，这就是本地羊——吃了不上火。桑珠看着躺在玻璃房里的羊有些兴奋，立刻转身进屋拿了我平时切菜的刀出来，他说终于可以吃肉了。我当时差点没仰过去，他竟然要直接吃生肉。不过后来还是觉得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桑珠开始扯着脖子喊隔壁的乡长女婿——全乡卸羊的高手。
　　一会儿，乡长女婿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乡长那个七八岁大小的儿子。小男孩穿着一件蓝色的卡布外衣，灰色棉布裤子。他进门时双手背后，颇有些乡干部的风范。还有，我不得不提一句的是，乡长还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第一个孩子已经结婚，而最小的还在襁褓，这种情况在藏北牧区是很普遍的。乡长女婿不愧是全乡第一刀，也就二十分钟，整只羊就已经按照桑珠的要求，成条成块儿的堆在那里了。
　　就在乡长女婿操刀卸羊的同时，桑珠在旁边已经随手吃了两小条肉了。
　　“好吃吗？”我虽然可以吃三文鱼刺生，但怎么也没办法接受对着整只羊吃刚刚割下的羊肉。不过，据后来副乡长阿若说，藏北冬宰期屠宰山羊还是很人道的。好像是用针一类的东西，在山羊头部连接颈椎的地方扎一下，就把羊解决了。可牦牛通常没有这么幸运，一样是用刀子割断脖子上的动脉，流血而死。
　　“你尝尝？跟西瓜似的，只是有点咸味，不是甜的。”他的样子仿佛在享受什么绝顶美味。
　　我当然不会尝试，但还是禁不住想，这样的饮食方式到底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能量？也许，这就是藏北牧民在这片荒寂贫瘠的土地上生存的基础吧。即使他们不是直接吃刚刚割下来的鲜肉，即使那些肉被晒晾一段时间成为干肉，但依旧是生的。也许现在很多牧民已经开始习惯吃煮过的肉，但千百年来的习俗，他们主要摄取的还是生肉，无论新鲜或者风干。而桑珠告诉我，吃生肉更容易获得力量。
　　刚到乡里天气还好，白天艳阳高照，风轻云淡。但也就是两三天后，狂风骤起，这一刮竟然到我离开尼玛县也没有停止。每一个白天都是随时可以把人吹倒的大风，乡长女婿正在卸羊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刮过来一块石头，居然砸到玻璃房顶上，然后又飞走了。我看到弹起来又被刮走的石头，还有留在玻璃顶上的碎痕，惊得嘴都合不拢。当时乡长女婿就在碎痕玻璃下面，他抬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又继续低头卸羊。
　　“吓着了吧，这里的风就是这样。现在还不算风灾，没什么了不起。”桑珠看着我一阵窃笑。“这里每年都会有风灾吗？那，刚才如果石头掉下来，会砸到人的。而且，现在也很危险呀，你看那玻璃，也许一会就会碎了掉下来；还是让他挪个地方卸吧。”我真的很担心，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势。
　　“这样的风刮上一个两个月都不稀奇；风灾是以牧民的帐篷被吹飞了多少，牛羊损失多少来决定的。那石头不会掉下来，它会被风吹着走。”他笑着和乡长女婿说了两句，旁边乡长儿子马上和乡长女婿，还有桑珠一起挪开垫在羊身下的编织袋。正在这时，玻璃顶又是一阵裂开的声音，一块手掌大小的玻璃条瞬间就飞得无影无踪。我觉得自己身上都有些出汗，桑珠也抬眼看了一下，冲我吐了吐舌头，而乡长的儿子却笑得跟中了什么奖一样，仿佛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些潜在的危险。
　　“旁边还有一块已经裂开但没有掉下来的玻璃。桑珠，你上房把它拿下来吧。太危险了，我可是经常要在玻璃房里洗衣服的。”一想起前一天还坐在那下面，觉得不寒而栗。
　　“你怎么那么不懂得心疼人呀！等傍晚风小些吧，现在太大了，上不去，大姐。”除了我不懂心疼人这事儿，桑珠说的是实情。这风通常是中午十二点左右开始刮起，一般到晚上六七点逐渐转小。而夜里是不定时地刮。不过，无论风怎么刮，这里的太阳却永远傻愣愣地挂在天上，热烈地晒着赤裸裸的一切，以显示它在天地间不可撼动的威严。因为空气稀薄，也更容易感受到强烈的紫外线。在太阳下，皮肤会有一种轻微的刺痒。所以，虽然外面滴水成冰，可玻璃房里有时可以热得人出汗。也因此，这样的玻璃房在藏北已经成了建筑典范。只要有些经济能力的人家，一定会盖间玻璃房。其实这样的建筑在西藏比比皆是，只是在藏北，尤其可以感受到它的实用性。
　　
　　当文部第一快刀手把羊卸好后，桑珠就迫不及待地挑选着可以晒晾成风干肉的鲜肉，和那些要拿来晚上煮的。不一会儿，我晾衣服的绳子上就挂上了他的羊肉，其他那些带大骨头的零件都被桑珠堆到玻璃房阴面的一间小屋子里。还有另外一只没有卸的羊，尽管已经没有了头，但可怜的羊依旧摆出一副奔腾状，看着很滑稽。整个送羊、卸羊的过程，始终被一两条乡里的野狗窥视着。桑珠收拾完一切之后就叮嘱，以后他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记得把门关好，不要让狗叼了他的口粮。
　　乡政府大约有十几条野狗，它们经常徘徊在科考和乡政府工作人员的家门口，而且，基本有自己固定的地盘。我来之前，阿若和桑珠是在科考队入伙吃饭，所以他们的门前没有固定的野狗。但乡长、书记、还有乡人大主任家的门口都是有固定驻守者的。它们一天的行为规范基本是这样的，上午通常十点半左右“醒来”，吃饭时间，忠实地蹲在各家各户门口，等候着那有一口没一口的剩饭；其他时间偶尔会跟随如厕的人出去转一圈儿，或者在大路边溜达；入夜回到地盘，到了深夜开始围着乡政府不知疲倦地狂吠。
　　我经常奇怪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因为这里并没有太多东西吃。大多数野狗都是瘦骨嶙峋，可它们几乎每个夜晚都能精神抖擞地吠个不停。对一切都没什么要求的文部野狗最终啃到了桑珠的羊。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那天，桑珠说去科考院打听打听元旦前有没有上县里的车，因为我一直恳求他找车去县里洗澡。他出去的时候门没有关好，而我又一直在房间里看书。我得说，新编的《西藏通史》不错，我完全被吸引了。后来听到桑珠在大叫，跑出去看到他追了条狗出去。那条狗我认识，就是常蹲隔壁乡长家的。等桑珠再回来检查，发现一个膀子和大半条腿，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排骨都有狗牙的痕迹。
　　“这些不能吃了，单独放着。你在家里看什么呢，以后什么人娶你呀，肉都能让狗吃了，败家子儿！”桑珠非常生气，因为那是他又厚着脸皮找姐姐要钱才买的羊。但以我的经验，他发脾气，后果不会太严重。
　　“对不起，我没注意门没关好。不过你可以放心，这一定和我嫁什么人没直接关系。那些被狗啃过的不如就喂了它吧？”
　　“不行，靠，吃老子的肉，就不给它。放着，我不能吃了，它也别想吃。”他还在赌气，然后冲进屋里翻箱倒柜地找了根破布条出来，三五下地就把放羊肉的房门把手捆上，又愤愤地回了房间。
　　“科考的车可能二十五六号到县城，我和他们说留两个位子。还有，明天乡书记要带着县里下来的工作组，人大主任和宗教局的头儿去南村，你去不去？要是去，我现在就过去和书记说说，但可能得在南村住。”尽管还是有些恼，但桑珠并没有太责怪我。
　　“好呀，我当然去，朋友们给孩子们捐赠的玩具和衣服这次就正好送下去了。而且我得去看龙尼村的小女孩，还给她带了很多东西呢。今天中午倒灰的时候看到上面来了辆车，原来是县里下来的。呀，书记会不会觉得麻烦？”我如果想去南村或者龙尼村，几乎只能等这样的机会。
　　“应该没什么问题。书记今天还问我，如果我去，你是不是也得去，又问你愿不愿意去；所以放心吧，他知道的。”桑珠说着就走出房间，估计是去书记家确认一下。
　　那天晚上，尽管我依旧和平时一样写写东西，看看书，可心里却没有往常的平静。就觉得毛躁，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收拾的东西，但还是翻腾了几遍。那些给南村小孩子们的玩具和一些衣服，我给龙尼村小女孩买的巧克力，还有一些送她的卫生用品，自己下乡带的睡袋，食物，反正总是觉得怕落下什么。桑珠问我，怎么就那么喜欢那个女孩？我也有些语塞，也许是因为她倔强的眼神吧，一种说不清楚的原因，心里觉得似曾相识。
　　桑珠立刻开玩笑，他怀疑我几年前是否曾经来过藏北尼玛，搞不好那孩子本来就是我的。对于他这种超级幻想能力，我只能归咎于乡里生活太枯燥。
　　夏天，第二次见完龙尼村女孩之后回到乡政府，也许是我流露太多对她喜爱的言辞，晚上喝酒的时候阿若副乡长突然问我，“你会不会收养她？”
　　“应该不会，我觉得她应该在她本来的生长环境下长大。”我想都没想就回答了他。
　　“这样还差不多，如果你打算把她带走，我是不答应的。”阿若当时应该已经喝多了。
　　“为什么？我不收养她，是因为觉得她和家人在一起很好，而且这里也是她的乐土；我不收养她是因为我不认为在城市里长大就一定比在这里好，就一定比在这里幸福。可你没权力说答应不答应，你又不是她的父母。”本来说话直接的我再加上也喝了不少酒，说出来的话更冲了。
　　“反正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就是喜欢奇怪，不，好奇。总觉得自己很有爱心，总觉得自己能帮助别人，根本就没想到过别人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你知道她今天为什么哭吗？”阿若说话带着埋怨。
　　“我怎么知道，你们说藏语，我听不懂呀。”
　　“你想给她照相的时候，他们对她说，这个人要把你带走，到大城市去。然后她就哭了。”
　　“真冤枉人，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说她怎么哭得那么厉害，而且看我的时候还带着愤恨。没错，她一定是心里在恨我了。你得和她解释解释，我才不要带她走，我要她好好在这里长大，可以到处撒欢儿地跑、玩。”我那时急得就差当时拉上乡长再跑一趟龙尼村找小女孩洗脱恶名了。
　　回想那个白天，阿若副乡长下龙尼村办事，我抑制不住自己想见那个小女孩的冲动跟了下去。桑珠说我，就为了第一次的“惊鸿一瞥”，再累也要折腾这一趟。是的，所以，我又见到了她。
　　开始她和村里其他孩子们一样，高高兴兴地冲过来。我给了他们一些糖，她甚至还特意在拿糖的时候冲我妩媚地笑了笑。那天在龙尼村的事情很快就处理完了，我恳请阿若乡长在村口稍微多停留一下，因为我看到小女孩正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晒太阳。下车，我微笑着走近她，轻抚着她的小脸蛋，又塞给她一块糖。当时，她没有任何拒绝的样子，而是略带疲倦但温和地看着我。这时，一些围观上来的村民开始说话，当我转身想叫桑珠告诉小女孩，我希望能拍照片的时候，她突然拧起身子大哭起来。看着她使劲地把头埋到妈妈的怀里，同时把手中的糖甩到地上，我惊愕住了。
　　“她怎么了？”我不解地问后面的桑珠。
　　“没事儿，估计你今天不能给她拍照片了。”桑珠笑着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只能遗憾地离开龙尼村。谁想到，晚上，阿若酒后道出了真情。我有些怨恨那些村民，破坏了我和小女孩之间美好的关系，失去了能给她照相的机会。那种特殊的感觉之前在任何其他小孩身上不曾有过。尽管不同民族，生活环境也是天壤之别，但她使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可阿若对于外界对偏远贫困小孩的关注的态度有些令我费解，我不愿意枉自揣度其中的原因，但很明显，他比较排斥一些人冲动的关爱行为，更担心那些会对孩子成长产生影响。
　　无论县中学，还是文部南村，那些曾经接触过的孩子们，我知道他们需要帮助。尽管他们对于物质的需求很低，但不能说他们是可以被漠视的。这也不是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冲突的问题，而是一种获得进步的权利。这些本来在县中学就产生的问题现在又跳了出来，那个晚上我竟然因此夜不能寐。
　　
　　六
　　
　　和书记一起去南村的那天起得很早，出发时才九点多。清晨的当穷措是一块凝住的冷翠，而白天，还有夏天，它是深蓝的。远处的山峦被朝霞映照得成了红铜色，一切是我想象中的定格景象。在藏北，你见不到那种小巧精致的图像和颜色，这里有的是苍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是幽邃深澈的圣湖。几种浓重单一的色调就这样堆砌成天野一隅，豪放粗犷，又厚重深沉。而那些牧群，或者藏北的那些野生精灵，点点其间，时而动若脱兔，时而静如处子。
　　
　　书记头顶灰黑色礼帽，掩盖了他那颇为可爱的，几乎是撮到脑瓜顶儿却又厚密齐耳短发；身着白色镶有艳丽彩边儿的藏袍，仿佛去南村是件很隆重的事情。一路熟悉的景象，永远湛蓝的天，与山脉连绵，柔弱却倔强的稀疏草皮，高原植被和更高处裸露的土岩。夏天那些流淌着混浊雪水的沟壑现在干涸了；青绿的草原被金黄色代替，倒显得更加璀璨。从乡政府到文部南村大约五十公里，开始沿着当穷措，然后就是两措之间那曾经汪洋，现在已经变成草场的湖盆地，周围矗立着各样被当地牧民想象出来的，有着兽名的山峦，再过去就是我钟爱的当惹雍措。接近当惹雍措的一个岔路，往北是去来多乡，向东南上去大约四五公里是龙尼村，径直向东大约七八公里就是文部南村。
　　中午饭是在南村村委接待站吃的——一间有些歪斜的土坯房，所有食物都是自备。据说，下午开会，晚上住宿也是在这间房子里。村里的工作人员远远望到我们车子的时候就燃起了炊烟。下车后，一行人都是大包小包地把东西往土坯房里扛。县人大和宗教局工作组的人甚至连炒菜油和调料都带了。他们煮了些牦牛肉骨，还有酥油茶和糌粑。藏族人煮肉和汉族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放什么葱姜呀，八角桂皮小茴香或者其他什么香料，只是用清水，感觉快熟的时候放盐巴而已。之前也看桑珠煮过，那味道闻起来有些与众不同，没有许多香料味道，简单纯粹的肉味儿。我就势蹭了一些人大主任从县城带下来的青菜，和着糌粑油茶，说什么也比自己带的方便面好吃。
　　就在我们吃得差不多的时候，从外面进来一位老者。他低身躬背，后面还背了半扇又冻又干的羊。头上一顶青黑色毛线织的带毛球的帽子，一身已经沾满污垢的白色皮袍，下面的裤子也几乎看不出质地，脚上蹬着一双现在只有老年人才会穿的传统毛粘藏靴，原本应该鲜红的边已经完全变成了深绛色。
　　“他是徒步三十多公里来开会的老党员，七十多岁了。”桑珠小声在我旁边说道。
　　“啊？三十多公里？那不是一早就出来了？”当时中午快一点，我的脑子飞快地算计着自己徒步的速度。
　　“那是，别琢磨你的速度了，人家可还背着羊、糌粑和铺盖呢，怎么都比你快。”桑珠嘲笑了我几句又继续介绍这位老者，“据说这个老党员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即使在文革期间，只要是乡里召集党员开会，或者过组织生活，无论他放牧到什么地方，都会赶过来的。能通知到的情况下，从来没有缺勤过一次。”
　　听着桑珠的话，我仿佛感受到了一缕理想主义余光，老者的面目也开始渐渐显露。他依旧是半躬着身走到书记和县人大主任的跟前儿，一张刻满风霜雪雨黝黑的脸，有的纹路甚至感觉比眼睛缝还要深，肩膀上拖着一根两指粗细的灰白麻花儿辫儿。一切都和很多照片上的老牧民一样——他本来就是无垠的羌塘草原上的普通牧民。老者神态中带着欣喜，好像有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觉。
　　书记和人大主任连忙让了旁边的座儿给他。他们之间在大声地喊着什么。
　　“他的耳朵很背，必须要别人非常大声地说话才听得到。不过每次基本都是开完会他才问别人会议内容。”桑珠继续介绍着。
　　“你们开会不是都有文件吗，他也可以学呀。”我问桑珠。
　　“以前哪里有那么好的条件。而且，即使现在有条件了，大姐，他老人家七十多岁了，不识字的。你以为他跟你一样还有机会去学校读书呀。”桑珠的回答使我觉得自己有些白痴。
　　“那你说他怎么就能一直这样坚持？我真的不明白。”
　　“也许就是觉得参加这个好吧，觉得政府说的都是好的，就得来听听。”桑珠好像也开始有些迷惑。
　　我看着老人有些出神，突然感觉到一种对精神追求的执著。如果说很多牧区的藏族人不远千里，排除万难到拉萨或者西藏那些圣地去朝佛是一种信仰的支撑，那现在面前的这位老人——一个共产党员，也同样为他的信仰做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这也许说明了某种民族性格，这个民族对追求心中理想的坚韧不拔。突然又想起曾经和一个外国人的对话，一段非常刺伤我的对话，“我终于去了中国。”那个巴西生物学家在MSN上对我说。
　　“感觉怎么样？”我当然喜欢外国人能够来我的国家，这样更有利于他们了解中国。
　　“好像很欣欣向荣。”他用了“好像”，我觉得有些不善。
　　“什么叫‘好像’，我觉得我们正在努力地向一种更好的更和谐的方向发展。”我回答他。
　　“别人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我觉得错了。”他同时还发了个笑脸过来。
　　“中国有很多种信仰，而且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也非常重视。”我一直对待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很不屑，因为我知道国人心中都有自己最关注的一片天地。
　　“呵呵，中国人最大的信仰就是‘money’，‘money’万能。”当他发过来这条信息的时候，我顿时觉得脸上一阵烧热，好像我们是在面对面地对话。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里面的偏颇和刻薄。
　　“你不能把我们努力发展经济当作‘一切向钱看’。这样讲不公平。”因为当时手头本身有事情在做，又感觉这样的对话很不愉快，于是，我马上关掉了MSN窗口。但这些一直残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经常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对所谓的精神追求产生怀疑。就像很多人因为看到社会丑陋的一面，而对行善产生畏惧一样。但我眼前的这位老共产党员，不识字，经历过文革，年长后听力也有问题，他是如何能够始终如一地坚信他所追求的共产主义呢？桑珠说的不无道理，“就是觉得好”，这种认同的感觉已经演变成一种信仰，一种植根于头脑中的精神。而藏族人对待信仰和精神的执著又在他身上表露无遗。就是从这个简单的人身上，我感受到人对于事物执著的重要，它使人能够坚韧不懈地生活。也许质疑使社会进步，推动人脑智慧的开发；但谁也不能否认，坚定的信仰使人更容易获得幸福感。
　　随着附近几个村党员的汇集，他们准备开会了。桑珠应我的要求找来了一辆摩托车，并叮嘱村民把我送到龙尼村——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朝思暮想的小女孩。背囊里装满了送她的用品、食物和衣服。坐在摩托车后架，我一手扶着开车人的肩膀，一手抱着巨大的毛绒史努比，心早就飞出去了。
　　想起第一次见她，那完全是个偶遇。当时我正滞留在当惹雍措边的南村，在这个出入只能靠搭车的地方，我非常走运地巧遇了一切。完成徒步象雄遗址的心愿后，在南村只发了两天呆就碰到乡政府和县工作组下南村进行普六教育检查的车。因为之前在乡政府和乡秘书桑珠有一面之缘，所以，并没有太费劲就搭上他们回乡的车。
　　从南村出来大约四公里左右，上一个山坡就是龙尼村，工作组刚好有事要去那里，我自然也就跟着了。他们在一间随便进入的破旧平顶土坯房里开会，而我只是无聊地在外面晒着太阳瞎溜达。这时跑过来一群村里的小孩，那花里胡哨的打扮可真是逗人，有穿藏袍的，有穿汉式小袄的，还有的穿着完全不称身的学校校服。颜色也是鲜艳稳重各显其彰，但比较统一的是，他们的衣服大多破烂肮脏，让人看着又好笑又心疼。有几个孩子还拿着破旧的可乐瓶子，里面放着黄色的起了很多泡沫的液体，他们不时地仰头喝着那奇怪的液体。我从包里拿出一些糖果随手分发给他们，看着一个个调皮的笑脸，我却感觉不到高兴。而孩子中的一个小个儿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梳着和我小时候一样的娃娃头，只是那头发已经脏乱干枯地缠绕在一起。小前帘儿下面那双大眼睛冷冷地固执地眨着，好像她很想要另一个男孩子手里的糖。她不说话，只是把自己拿着糖的手伸着，看着旁边的那个男孩。小男孩不知道咕叽咕叽和她讲了什么，可她就是保持着沉默。眼睛直巴巴地看着男孩，好像有种你不给也得给的意思。我觉得有些好笑，但因为无法交流，也只能当成乐儿一样看着，心里猜测，到底女孩能不能拿到糖，如果男孩就是不给，她会不会哭。出人意料的是，那男孩几乎没有太多坚持就把糖给了小丫头，女孩拿了糖之后满意地抿了抿嘴，斜着眼儿冲着男孩笑了笑走开了。
　　
　　“真没出息，要是我，什么美人计也不成。”后面突然传来桑珠的声音。我不用回头就知道是他——整个尼玛县，藏族人里讲汉话最好的就是他；而且他的普通话比大多数县里的汉族还要标准；甚至也可以学说几种方言。
　　“看你说的，那小女孩多可爱呀。她和我小时候长得很像呢；脾气也有些像，只是，如果是我，拿了糖也不会对那秃小子笑的。”
　　“嗯，那还是这丫头比你厉害，看来前途不可限量。”他嬉皮笑脸着，然后又认真地问我，“里面的会差不多完了，我们一会还要给一户牧民送太阳能电池板；你挤在后排没事吧？”
　　“没关系，能搭到车回乡已经够幸运了，不然还不知道要蹲在村里几天呢。”尽管我有些晕车，可对于不容易碰到的事从来不挑剔。
　　“主要是我们书记一坐车就晕，不然可以换个座位。”他还想说什么的时候，牧民们和工作人员陆续从土房里走了出来，会已经散了。
　　回到村口停车的地方，那里对着当惹雍措，午后的阳光洒在湖面上，万点金光，晃得人不能直视。还有些牧民追着书记不知道在反映着什么情况，我们就站在车子旁边等着。“那小丫头又来了。”桑珠眯缝着眼睛对我说，“还装乖乖女呢。”
　　一向眼睛不好的我四下寻了半天，才看到一个头带艳粉色三角头巾，身穿一袭绿色到脚面藏袍，脸上还涂了些不知是白粉还是糌粑的妇女。在她怀里依偎着一个楚楚动人的小东西，准确地说，那时，她可真是个脏孩子。黑红有小块结痂的脸蛋儿，眵目糊沾在浓密的眼睫毛上，小翘鼻子里面有呼之欲出的鼻涕，一身黑不黑黄不黄、破得哩哩啦啦的藏袍。可就是那双眼睛，天真无邪，又依稀隐着些许迷茫忧郁，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去疼爱。我慢慢走近她们，伸出手想要逗弄一下这个刚才还很厉害，而现在已经温柔蜷缩在母亲怀里的小女孩。但她把头一下深埋在妇女的臂弯里。这时旁边又上来了一些小孩，有的拉着我的衣服，有的直接比划拍照的样子。桑珠对他们说了几句，从态度来看，我感觉应该是在驱散他们。
　　“我这里还有糖果，你不要对他们说话那么横。”我又开始掏糖果分发，还暗自庆幸，这次专门带了很多糖果是正确的。可抬头看到躲在妈妈怀里的女孩，发现她居然没什么反应，根本就不理会我手里拿着的糖。甚至后来在我给其他孩子们拍照片的时候，她也只是有一搭无一搭看着，小手儿不停地拨弄着她妈妈的头巾角儿。因为不能吸引她的注意力，我很有些郁闷。
　　“她怎么跟我小时候一样呢？按我妈说的，我小时候应该也差不多就这样儿，别人怎么希望引起我的注意力或者兴趣，我都不理。一般情况都是别人最终放弃兴趣。”我有些无奈地对桑珠说。
　　“她倒真是有些特别，别的小孩都那么好奇，拿着糖也那么高兴；可她怎么就完全冷若冰霜呢？不然你给她照相试试？”桑珠看我那么失望，开始出主意。
　　结果是，我刚拿相机对着她，她索性把整个身子都蹭转过去，留了个小后背。我还顾不得烦恼就被桑珠叫着离开了这个村子。从后车窗看到她的母亲依然抱着她站在村口，而她依然是背对着。想着不知自己以后是否还能够再见到她，突然有些心酸。随着她们的影子逐渐消失，我甚至懊悔自己为什么就没拍张照片，哪怕是生硬地来一张也好。
　　而第二次见面，更是闹出误会，但两次见她的那种亲切熟悉的感觉，加之对当惹雍措幽蓝的迷恋，我终于决定冬天再来藏北，希望自己不会有遗憾。从南村出来的时候，天空飘着大片大片灰黑的云朵，我使劲抱着绒毛玩具生怕它掉下，心里开始担心，她会不会不在村子里？有没有可能去其他地方，也许跟着父母放牧？不然到什么地方朝圣？
　　当再次站在龙尼村口——小女孩家的木门紧闭，一把大锁静止在我的视线之内。我觉得自己也随着冷空气凝在那里，不知所措。搭载我的牧民说着藏语，可我听不懂，他把摩托车支好就向村子后面走去。一会儿，土坯墙垛后传来一阵女性的喧哗，接着，几个妇女带着孩子出现在面前，但里面并没有我心仪的女孩。不得已，我对他们指着上了锁的大门，又比划着小孩子的样子，可那些村民只是笑。他们相互说着什么，我想也许是我当时的样子太卡通了——因为那个差不多有我上半身大小的绒毛史努比。
　　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不相信我的眼神，从十四岁之后就没看清楚过什么东西，而且还坚持不肯戴眼镜。但这次，我发誓，尽管不是用眼睛看清楚，可当又一对母女从土墙后面走来时，我感觉到——那个被抱着，穿着军绿色藏袍，扎了两根羊角辫儿，正欢快笑着的小丫头就是她，我一直想再见的女孩。尽管母亲抱着孩子，可看见我还是差点跳了起来。她非常高兴，那一时刻，女孩也很高兴。可我隐隐觉得，女孩并不是因为看见我而高兴，也不是因为刚刚得到一个玩具；她高兴只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笑，尤其是她的妈妈。母亲把女孩放下，连忙从腰间拿出钥匙，急急地打开那个刚才还挂着大锁的木门。这时我才看清楚女孩，军绿色的藏袍凝着大片的污渍，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撕裂下来，黑黄色的人造毛凌乱地外翻着。还是绛红色带着冻皴儿的脸蛋儿和黄浊的鼻涕，明亮的瞳孔——闪着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光芒。
　　刚刚进屋，我还没有坐稳，母亲一把就将小女孩塞了过来，然后双手拍了拍，满意地笑了——她知道我是来探望她的女孩，并因此非常开心。虽然，我不知道逐渐堆进来的满屋子人都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看到我来非常好奇。可情不得已依在我怀里的小女孩却再没有那么开心了，她甚至有些欲哭无泪。许多男孩女孩像雨后的蘑菇，不停地从我身旁冒出。他们一会儿抚弄着小女孩的头，一会儿又使劲地往我怀里推着她。女孩这时已经完全惊恐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听不懂汉语。慌了一阵后，我才想起来把东西拿出来。几包婴儿用的湿纸巾，一瓶婴儿油，我始终记得她那带着皴儿泥的小脸蛋儿。还有巧克力，可可粉，果珍，毛衣，小外套。当我剥了一块巧克力塞到她的小嘴儿里，她才勉强地挤出些笑容，但牵强的样子使我心疼。
　　我知道这样不好，甚至我自己都有些不能忍受了，何况她是那么个小人儿。十几个孩子一直压在我和小女孩的周围，完全听不清楚也听不懂的各种声音。看着那脏乎乎的小脸儿，我忍不住打开湿巾为她擦拭。简单抹了几下之后，清丽的脸蛋儿大致露了出来，我情不自禁地亲了一口。终于有机会给她拍几张相片，我希望她能够因为看到相机里的自己而开心。但最终事与愿违，她像个道具一样被旁边围着的其他孩子摆来摆去，满腹委屈。而每当小小的嘴儿要噘起来有哭的意思时，站在对面——她的母亲就会面带愠色示意要打她。我自己都快要哭了，我知道，如果换作是我小时候遇到这样的“压迫”，我会马上大发脾气并离开。我也知道，这都是因为我的到来，给她带来了莫名其妙的恐惧。尤其我发现，她开始用幽怨的眼神看我，里面包含着怨恨。我想，我得走，不然就甭想下次再得到她一点儿笑脸。
　　我努力地和丫头的母亲交代了湿纸巾和婴儿油的用法，又叮嘱她不能一次给孩子太多巧克力吃，尽管无法确认她是否真能听懂，可只能如此了。在小女孩的眼泪还没落下来之前，我们在众多村民和孩子的簇拥下起身出了土坯房。母亲流露出不舍的神情，但小女孩在眼眶中打转儿的泪水使我怎么也不能再多停留。当我挥手作别时，她突然笑了。我那时才叫真的委屈。
　　回到南村时，会还在开着。从阴冷的户外进入有炉子的土坯房里，想着刚才终于拍了些小女孩的照片，我觉得挺幸福。满屋或坐或卧的村民正在认真地听着书记的讲话。他们的年纪大多难于辨别，这也是藏族人的特点。与会的女村民也不少，她们大多是藏北女牧民的标准装扮，带着彩色滚边的巨大藏袍，腰间挂着银色的火石盒和女士腰刀。
　　
　　据桑珠翻译，书记讲话的内容是当时全国的宣传热点——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也许是书记的声音顿挫如歌，平白地居然从窗户缝中飞进来一只麻雀。按照桑珠的话说，这房子到处都是大缝隙，麻雀一会儿准能自己再飞出去。我环顾了一下这间晚上要留宿的房子，墙壁上的确有不少裂缝。
　　晚饭依旧，人大主任和村里的管理员看着我的饭食都认真地说，我就和他们草原上的羊子拉一样，只吃草。饭后工作组又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内容是合理利用草场问题。尽管我听不懂，而且整间屋子只点着一盏依靠九寸大小太阳能蓄电箱的十五瓦灯泡，但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些和牧民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使他们进入到一种亢奋状态。忽高忽低地辩论，桑珠告诉我，讨论的焦点在于如何与周围乡协调使用草场。
　　目前，文部乡自己的草场已经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到户——一般通过对人和牲畜的两种不同分配方法来核算每户草场的占有量。大约每人三百二十亩草场左右，或每头牲畜三十亩来计算（文部南村）。但这些并不能完全满足乡里畜牧的发展，所以经常会不定期地到邻乡放牧。在我看来漫无边际广阔寂静的草原，其实并不平静。牧民们的眼里，心里，有着自己明确的划分。他们可以把那些看似一模一样的山头区分出来，就好像区分各自家的牛羊一样清楚。哪一片是夏季草场，哪一块是冬季牧区，在什么地方扎营，在什么地方放牧容易引起纠纷，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而现在讨论的就是如何规避这些问题，毕竟草原上的牧民都是兄弟姐妹，大家不相互给个面子好像也说不过去。乡里算计着是不是能够利用南村土地优良的出产来换取些季节性的放牧区。
　　夜里，我们开始分配地方睡觉。这间三十平方米左右的土坯房里靠着墙有一圈儿泥巴砌的床，宽窄类似卡垫，可以分割成七个睡人的地方。我挑了墙角，书记在我的上方，桑珠在下面的拐弯处。他们说这样有利于我的安全，这位置是房间的最里面，绝对能够防止打狗。工作组的人还开玩笑说，如果我感觉有什么动静就一定要拼命大叫。后来幸亏没听他们的，因为房子里偶尔野鼠出入，叫出来岂不是笑死人。不过那个晚上也并没有人来打狗。
　　夜晚，风很大，不过那个有大缝隙的窗户刚好在书记睡觉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屋子里睡了七个人，并不感觉很冷。当然，这样的夜晚，我还是穿着保暖衣裤，而且睡袋也是在零下十度左右使用的羽绒睡袋，上面还盖了警察棉大衣。桑珠更把他的羊皮藏袍铺在上面，他说担心我受不了这里的寒冷。而其他人因为是藏族，都携带了一种藏族人出门习惯带的马皮套。据说以前的确是用马皮做的，不过现在大多采用黄绿帆布，耐磨耐脏。里面裹着棉被棉褥，甚至枕头。
　　虽然我自己裹得很暖，但后来才知道，DV电池在这样寒冷的地方是会出状况的。第二天早上，当我想拍摄清晨的南村，却怎么也启动不了。直到把机器放在怀里捂了十几分钟，才能够使用。这样的情况倒是第一次遇到。当然，之后每到苦寒之地，每次想在清晨拍摄，我都会放在衣服里一会儿，颇有点暖孩子的感觉。
　　在晨曦洒进屋子之前，木门轻轻地被打开了，村里的管理员悄然端着一盆半燃着的牛粪进来，而门口还从上到下露了一溜儿脑袋往里看。我有些半梦半醒，仿佛回到夏天从那曲到尼玛的路上。当时的一些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觉得非常好玩。每天清晨，和我一起搭车，但坐在车厢上的六个尼玛县牧民都会早早地起床。我们通常都在不同的土坯房里休息。他们很少叫嚷，但总是几个脑袋从下到上地排列在我们休息的门边，安静地巡视着屋内的情况，好像眼巴巴地在等着什么——驾驶室里搭车的人和司机师傅，起床。我问米玛，那些牧民为什么不叫我们。米玛说，牧民就是喜欢这样看。她还告诉我，如果下乡，你遇到多了，就见怪不怪了。至今我仍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是直愣愣、默默地看。
　　早上的当惹雍措并不像当穷措那样一片碧绿，它是湛蓝的，和夏天的颜色完全一样。只是眺望时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蓝溶在其中。好像那些深浅不一的蓝在不停地涌动着——告诉每一个注视着它的人，它生命的色彩。错落有致的藏式土房遍布山坡，一个个小小的黑色框边窗户，白色墙面，红色与黑色的顶边，大多的屋顶已经开始有炊烟升起，伴着屋顶四角高出的小泥堆上插满的经幡，在清晨的和风下向远处的神山和圣湖飘扬着，徐徐送去牧民们对美好未来的祈愿。
　　村口有一片嘛呢石堆砌的墙，在西藏，大部分村口或者交通要道上都有这样的墙。近一人高，上面堆满牦牛头骨和羊头骨，这是村民们的奉献。一个老人领着个孩子正在那里享受着清晨的阳光，老人手中还不停地摇着那看似古老的小转经筒。从经筒右转的方向可以看出，这里是苯教的势力范围。
　　尽管文部在古代曾经是苯教势力的中心，达果尔雪山和当惹雍措又是苯教的神山和圣湖，而南村至今还保留有苯教寺庙，并有苯教活佛住持，但还是处处显现了苯佛融合的景象。这是历史，也是现实。南村的苯教活佛是世袭的，而且有种姓。夏天来南村的时候，曾经听一个回来休假的拉萨学生讲，村里也分有几个种姓，最高种姓的人才有资格继承活佛，而其他种姓，无论经文学得多好，也不能成为活佛。
　　尽管苯教日趋没落，但村里人依旧虔诚。他们每天也会念经，主要是苯教的《龙经》，但所有的苯教徒也都信仰参拜佛教的释迦牟尼。那位学生还告诉我，他们也会去拉萨的大昭寺，因为那里有释佛十二岁等身像。但因为苯教是右转，与佛教相反，所以他们与大昭寺里滚滚的佛教徒人流格格不入，有时甚至因为转经的方向而受到叱责。当我问，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些而不去朝佛。他们说，不会，有时就按照佛教徒的方式转，但心里会默默念着苯教的经。
　　上午，我跟随工作组再次来到南村的苯教寺庙。南村分为上村和下村，中间有一条山沟相隔。寺院就在过了山沟去下村的地方。夏天参观这所简陋的依山势而建的寺庙时，曾经拜访过活佛。苯教活佛允许结婚，活佛一家就住在寺庙的后面。现在，活佛年事已高，只有一个女儿，而女儿目前也只生了一个女儿。尽管她们都非常漂亮，但没有儿子或者孙子，已经成了活佛最大的愁事。因为，这将意味着他自己的家族没有人继承这座寺庙了。据说，许多年前，在距离南村四十多公里的另一座苯教寺庙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致使那座寺庙住持的位置空置了很久。最后，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认了一位游方朝拜的年轻喇嘛为该寺庙的住持。可后来听说，宗教局不能承认这位从天而降的住持；毕竟宗教的传承是有特殊的秩序的。
　　宗教局的人也说，南村寺庙将来的前途很难预测。这次来寺庙是为了给活佛和喇嘛颁发度牒。度牒用俗话说，就是出家人的身份证，始于唐朝。以前领这玩意主要是为了免除徭役，还能获得些国家政府的佛事支持等等。而现在，估计也就是一个身份证明了。中国古代就有过多次假冒出家人扰乱佛事的事件发生。而西藏在十三、四世纪前后，也因为僧人众多，秩序混乱，使得民众怨声载道，并因此出现了宗教改革家——宗喀巴。而目前西藏最大的佛教派别——格鲁派，便始于伊。宗教局的人说，现在国家恢复废止以久的度牒制度，重新颁发这样的证件，就是为了更好地监督和管理佛教事物。
　　老活佛带着四个弟子在寺庙接待站招待了我们。其实就是一间和村委会接待站一样简陋的土坯房。据说我的朋友扎西达娃几年前到南村采风就是在这间土坯房顶上扎的营。土房里有个小小的藏式炉子，四张卡垫床，小玻璃窗旁的墙上还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位著名国家领导人印刷像。徒弟们好像有些兴奋，他们挤坐成一堆儿，私下偶尔打笑着。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们，村里人说，小喇嘛们通常都会在夏天外出几个月，念经、做法事、化缘。
　　
　　老活佛一脸凝重，又有些谦卑。他接过度牒，一直愣愣地看着。我猜想，这次宗教局来颁发度牒，一定又勾起了他的心病——继承人的问题。每个人都说，如果老活佛圆寂，又没有自己的继承人，那他的家人必须搬出寺庙。而他本身是世袭活佛，从小生活在寺庙里，除了寺院，他的家人没有什么其他家产；平时的生活大多依靠村民们的供奉。如果离开寺庙，可能很难保证现在的生活。而他也同样担心，最终有谁能够继承住持位置。宏扬苯教这话的确有些大，但起码要保住目前苯教在南村的地位吧。这可真是愁死老活佛了。
　　几个小喇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领取度牒的资格，据说这和出家年限、经文考试有关。这次宗教局只给两个小喇嘛发了度牒，可见国家对于出家人的管理还是很认真负责的。而那些没有得到度牒的喇嘛也需要再接再厉，起码得给自己争个正儿八经的身份吧。
　　寺庙上面是村里的水磨房，全村吃的糌粑都是从这里磨出来的。即使冬天，山泉还是大股大股地往外涌着，磨房里总是有水轮滚滚的声音。南村——就是藏北的一块风水宝地。一些生活在这里的人，即使孤苦伶仃无人照顾，也不愿意搬离。
　　从寺庙出来，我又跟着书记一起去探望了一个危贫户。这是一位独身的老阿妈，没有丈夫和子女，也没有自己的牲畜。她所有的一切都是依靠国家补助，还有村里人的施舍。而老阿妈居住的土坯房更是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房子里面昏暗得即使在白天也必须点灯。一些不知道堆放了多久，几乎没有肉的骨头，还有黑绿色干硬的糌粑散在屋里。书记一直不停地和老阿妈说什么。桑珠告诉我，乡里安排了住处给老人，已经劝说了几次，都没有结果，这次再来试试。可显然，老人依旧是不愿意搬走，书记最终无功而返。
　　据说不愿意离开这片土地的人很多，他们宁可忍受贫困，甚至是危险。远处，达果尔雪山在阳光下烁烁生辉，近前的当惹雍措波光粼粼。几个老者裹着厚重的老羊皮藏袍摇着经筒，一些年轻女子靠着墙，白色的围墙映衬着她们彩拼出来的藏袍分外鲜艳。一切像油画，而所有的村舍、牲畜和放牧者，又都好像只是这神山圣湖的点缀。他们只有在神山圣湖宁静而充满护卫的凝视下才能够感觉到幸福。
　　下午工作组还是开会，而我在桑珠的陪伴下来到夏天曾经借宿过的一户村民家。带着朋友们邮寄上来的衣服和玩具，我敲开了那扇熟悉的木门。里面冲出来六七个花花绿绿的小孩，藏北的牧民孩子总是喜欢穿着颜色艳丽的衣服，也许衣服因为不能经常洗涤而污渍横生，但色彩差了可是他们不答应的。“这家老阿妈特别好，所以总是有很多村里的孩子堆在这儿。”我笑着转身对桑珠说。
　　老阿妈看到我非常高兴，连忙准备油茶和油果儿。她还是夏天的那件碎花儿的确良衬衫配着藏袍，只是衬衫里面好像鼓鼓囊囊的多了件毛衣。我谦让了这些食物给旁边的孩子们，尽管这里自产青稞，但终究是块贫瘠的地方。随着桑珠帮我一件件地拿出衣服和玩具，孩子们发出了一阵阵大呼小叫。可他们并不轻易动手，只是双眼充满惊喜地看着，相互间悄声嘀咕。直到桑珠把东西一一递到他们的小手里，他们才带着感激的神情开始轻抚那些衣服和玩具。
　　老阿妈的小儿子是个残疾人，很小的时候因为生病而失聪，他不能上学。开始我总是不能相信，因为，夏天经常看到他快乐好奇地打开收音机，频道总是不经意地放到一片忙音段。尽管村里甚至没有卖电池的地方，但家人从来不阻止他的行为。老阿妈面带微笑地看着同样乐呵呵的儿子，任由忙音嗞嗞喇喇地响。几天的接触，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他还是带着憨直的笑容，顶着一头和绵羊一样的毛卷卷头发，一言不发，举着飞机模型快乐地上下晃动。我有些心酸地对桑珠说，真想尽可能地为这个孩子找到合适的助听器。
　　这次探访并没有看到老妈妈的三儿子——他是县中学初三的学生。夏天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在当惹雍措边，男孩望着幽蓝的湖水和水面上时而飞起落下的水鸟，有些自言自语地说，希望毕业后能够跟着马帮到日喀则买卖羊毛；等赚到足够的钱就买东风汽车，这样可以做其他更多更大的商品生意。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像他两个哥哥那样继续学业，也许还可以得到一份好工作？他低头腼腆地笑了，“我的成绩不如他们好，读不下去。”
　　南村之行在小孩子们争着拍照中结束了。依依不舍，一种恨不能投身到深邃幽蓝的当惹雍措的冲动。我总是心中默念，我将再次回来。
　　
　　七
　　
　　到乡里没几天，桑珠的家就成了“托儿所”——乡里几户人家的孩子每天中午，当我还在梦乡，他们就会准时来敲门报到。除了好奇地看电脑和DV上面拍摄的画面，朋友们寄来的阿胶蜜枣和德芙巧克力也是他们的最爱。在温暖的玻璃房中挨个发零食，给我和孩子们都带来快乐。通常乡长儿子排在第一，然后是乡司机的几个孩子。往往在乡长儿子飞快地把零食送到嘴里的时候，司机的儿子却在犹豫是否把自己的一份再分些给他的妹妹们。尽管女孩们从来不客气，可哥哥总是充满怜爱欣慰地看着手里的零食被“瓜分”。可惜，我们之间语言不通，无法真正的交流，最多也就是彼此相互看着笑。桑珠说，这些孩子们从来没这样和汉族人亲密接触过。我和桑珠商量，圣诞节可以邀请他们来家里吃饭。
　　圣诞的夜晚，我尽所能地做了更多的菜——咖喱土豆、白菜木耳、孜然羊肉、番茄酱菜花、紫菜虾皮汤，还开了两听鱼罐头。结果，西藏人永远吃不腻的咖喱土豆首先被消灭；孜然羊肉——孩子们只吃了一半。桑珠说，藏北人还是更喜欢白水加盐煮的羊肉。至于白菜呀，菜花呀，汤和罐头，除了乡司机的儿子像小猫一样尝了尝，其他人只是闻闻，这些从来都不在牧民饮食结构里的东西始终还是不被接受。
　　我经常和桑珠讨论关于藏北人的饮食。他也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牧区人的饮食结构过于简单，而且主要是那些食物不新鲜。但即使是他自己，在内地读了九年书，还是不太爱吃蔬菜和水果。而肉永远是不离不弃。另一个不能否认的是，因为运输的艰难，这里的蔬菜和水果的确也不那么招人喜欢——无论价格还是品相。牧民们只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维持自己传统的方式，过早地衰老和年轻人满脸的锈色又能怪谁呢。
　　圣诞节后我搭上了桑珠之前联系好的车回县城，洗澡，买菜，这是元旦前最后一次机会。
　　收到许多邮件，很多人关心我的乡村生活。而我也迫不及待地要告诉每一位朋友，再次见龙尼村小女孩的情况，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小女孩和我的前世兴许有着什么关联。还有每天生火做饭，看书写东西的忙碌，异样的油茶圣诞节，这些都是我非常想告诉朋友们的。Chris的邮件描述着他在斯德哥尔摩的圣诞聚会，再次问我来年春天是否可以陪他过生日。我的家人也决定去香港新开业的迪斯尼过新年，妈妈说了句让人心酸的话，“全家的旅行只缺你一个”。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又开始流动，告诉你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网络上扑面而来的信息把我从文部的画面上扯了下来。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多么渴望家的感觉。但这熟悉的藏北又是曾几何时的邂逅呢？关掉网络，不去理会之间的距离，当下的时光既是梦幻也是现实。
　　没有当天跟车回乡，因为桑珠说两天后县里还有下乡的车可以搭。于是，我们去了中学宿舍。再次见到次旺我居然没有太多意外，仿佛早就预料到他会很不幸地被抽到——为扫盲班上课。有些颓废，有些无奈，他依旧是每天抱着吉他，时断时续地弹着各种和弦。好在县里通了电，虽然只是从晚上七点到十二点，可原来摆设一般的电视却派上了用场。停留的三天中，我们有了各种摇滚演唱会，那些都是次旺从拉萨带上来的碟片，也是他学习乐器和作曲的唯一途径。
　　
　　桑珠当然是抓紧时间出去喝酒。我突然又想起上次说次旺酒后砸碎玻璃的事情，忍不住好奇地直接问起来。“我在拉萨的女朋友提出分手。她又有新男朋友了。同事，一个汉族。”次旺拨弄着贝司。
　　“我说怎么不在这里找女朋友。你夏天不是回拉萨了吗？那时你们怎么样？她不能等你，是吗？”
　　“那时就不太好；休假在拉萨，只见了她一次，还是路上碰到的。像我们这样分配到尼玛的人，还能有什么指望。我调不回去，她说一个人很闷，说那个男同事很关心照顾她，她需要这些。不就是有人在旁边照顾嘛。”次旺说得很无奈。随着碟片画面出现那个叫阿修罗的乐队，他仿佛也逐渐进入状态，有些痴迷地用力弹着贝司并开始跟着音乐唱起来。那天他穿着件仿皮夹克，卡其布裤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的迷彩三角巾包住了头，很有些朋克的味道。
　　第二天晚上，我偶然翻出了视频摄像头，这下可有的好玩。我用电脑连接了摄像头为他们拍了些片段。次旺不停地更换吉他和贝司，上蹿下跳地学着碟片里外国乐手的动作。又会突然把四川话加进歌曲中，或者“有感情地”演唱《让我轻轻地告诉你》。而桑珠也因为我们的感染而推迟了外出喝酒，极其投入地跟着电视里的卡拉OK唱了首《Melody》,仿佛手中那把带皮套的藏刀真的是麦克风，高低音过渡时还不停地拉动着胳膊。我是唯一的观众，一边是卖力地作秀，一边是无法克制地笑得前仰后合。三个人拼命地把这天边小屋变成了最激动的舞台，直至午夜十二点县城断电的信号发出。
　　告别时，次旺很不情愿地说着“下次见”。其实我知道，他并不想下次再在县里见到我们。因为，那意味着他还没能够回拉萨和乐队会合。很难想象他一个人在学校，除了白天两节课，几乎没任何其他事情。平时极少到县城社交的他，到底是如何面对和承受这种清冷孤单的？吉他、贝司还有为数不多的摇滚乐碟，差不多是他的一切。
　　县里菜站依旧是那些半黑半蔫的菜，买了几个苹果，看上去也都像老太太的脸。我不指望能在元旦还做什么好吃的，因为科考队的主管张工已经邀请了我和桑珠元旦同他们一起会餐。
　　尽管这里全是野地儿，野到野生动物比人多，但因为买不到烟花，元旦如往常一般寂静。这样的节日对于藏北牧区的牧民来说没一点反应。如果不是因为桑珠在内地读书，如果不是因为刚好有个科考队驻扎在乡政府的老房子，也许这个公历年的概念对于我来说也会和当穷措一样，和周围黄巴巴陡立的山峦一样，凝固了。
　　科考队有六七个人，其中两个技术工程师，剩下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司机和厨师。夏天时就经常听那里的司机“吹牛”，什么在藏北草原上跑的司机可都不是一般水平之类的话。开车技术自不必说，他们大多还会汽车修理。想想也是，如果车子在外面抛锚，不能自己修修对付着开回来，可实在是件麻烦事。而羌塘草原上的沟壑坑洼又是最毁车的。也难怪这里四个司机配合两个技术员工作了。
　　他们在调研当穷措的矿产，数据表明，这里锂矿丰富。因此，已经有公司愿意投资开发。尽管这个湖完全是个死湖，没有任何生物，而当地的老百姓却固执地认为——这是个能给予他们庇护的湖。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虽然现在当穷措还没有进入正式开发，仅仅只是探明储量，有了开发意向和方案，但村里的一些牧民已经开始担忧了。他们说，湖水现在正在逐渐变红并有些下降，这就是因为外来人对神湖不敬造成的，是非常不吉祥的征兆。因为当地牧民固执地不能接受有人竟敢打神湖的主意，乡政府已经和村民协调了几次，把关于开发中涉及科学的部分浅显化以使得他们明白——锂矿开发对于湖本身并没有任何破坏，因为只在本地进行蒸馏粗加工而已。可村民们好像并不能很容易地理解这些，也许他们担心，他们尊贵的神祇有可能在蒸馏的过程中和水一起消失，那谁还来庇佑他们呢？
　　反正这样扯皮的事总是随处可见，又总是能够不了了之。当穷措的命运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相信村民早晚可以看到，开发并没有影响环境，相反，也许还能促进道路的修缮，带动乡里的物质丰富等等。邀请我们吃饭的张工对这些事情很是乐观。
　　元旦的那个晚上我可没少喝，红的白的黄的灌了一堆。在这样几十甚至上百公里都见不到人烟的地方，能凑在一起庆祝新年，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儿。四川师傅的手艺不错，菜很快就被扫光。席间有敬酒的、划拳的、吹牛的，别看就这不到十个人的聚会，气氛却不亚于大都会里盛大的party。大家很珍惜，也很尽兴。
　　每天看书写东西非常缓慢。房子里经常出入的乡里孩子，总使我想起龙尼村的小女孩。几次见到她都是穿着肮脏的衣服，实在令我心痛；和桑珠商量了一下，我决定再去趟县城，看看是否能够给她买件新藏袍。
　　桑珠听了我的决定异常高兴，兴奋得马上联系县里的次旺，好像要去县城的是他。夏天他留给我的那种茫然失落的感觉太强烈，所以总有种想要管教引导的心理；尽管我觉得自己和他说这样的话实在有假道学的嫌疑，但还是开口了。我认为他不适合总往县城跑，乡里的领导会质疑他在这里的工作态度。也许是我比较认真地和他谈论这个问题，也许的确有理有据，桑珠寻思了一个晚上后告诉我，这次不去县城了，要在乡里好好地看《西藏通史》。
　　元旦过后，科考队要送回家过春节的两个工程师去拉萨，我决定搭车到县城。就在张工通知我马上要出发的时候，桑珠突然说，既然车子去拉萨，他要搭车到那曲看姐姐。我觉得自己不能说什么，他的家在那曲。尽管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放藏历年假，尽管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尽管如果他搭了那辆车，我就没可能去县城，可他执意要跟车走，而且不能保证什么时候回来。他知道我的想法，之后没再多说什么。
　　最后，因为另一辆科考勘测车突然决定在同一天也离开文部赶往拉萨，满怀无奈的我才终于在深夜得以来到县城。又是一片漆黑，次旺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停电两天了。他还告诉我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宿舍里完全没有牛粪和羊粪了——也就是说，即使是那种半燃不燃的温火也没有了。因为知道我将会上来，次旺提前准备好了水，还买了我喜爱的花生和酥油茶。坐在昏暗熟悉的宿舍，看着次旺又开始玩命地用卷子生火煮水，下午对桑珠的不满顷刻间转化成了对次旺的感激，好像突然有了依靠一般。
　　谁知道这一住就是十几天，尽管中间也有过两次下乡的车，但都是七八个人挤在一辆核定五人的小皮卡车里，再加上他们巨大的藏袍，除非变成相片，否则我根本无法找到可以把自己塞进去的缝隙。而桑珠始终没有回来的消息。宿舍里的卷子已经全部被我们烧完，寒冷的夜晚，我和次旺穿得像两只狗熊，他依旧弹着吉他唱歌，我却因为想着乡里火热的炉子，还有不能按原来计划看书写东西而郁闷。
　　后来事实证明，我这次到县城没什么意义。县里藏袍的可选余地很少，式样就不必说了，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做工粗糙，用料也是糟糕的化纤。出来前那种一定要买件衣服回去的热情全没了，我甚至不想多看一眼。偶尔接到拉萨信息的次旺，忧郁得如同求生希望破灭的困兽。乐队成员不断地追问他回拉萨的时间，被邀请去日喀则演出的日期在即，而他们的贝司手却很可能不能如期赶到。尽管如此，次旺还是一天不落地坚持着那些让他恼怒的课，上课时对群老大不小的学生也很认真。
　　“我靠，你说这学生可怎么教，你讲了大半天，他们就是傻愣愣地不明白。”次旺很少主动对教课发牢骚，但那天，他一进门就开始不停地说。
　　
　　“怎么了？是那些扫盲班的成年人吧。你们扫的是藏文还是汉文？”看着他的样子想笑，一副国外朋克的打扮，不知道他的学生有没有觉得莫名其妙。
　　“扫盲当然是藏文了，连藏文都不会，还学汉文呢。我们都有课本，你看到过的，跟看图说话差不多。我站在那里讲了一堆自治区、地区和县，等你一提问，他们就只记得拉萨，或者是什么要朝圣的地方。一群牧民，除了朝佛什么也搞不明白，你说教他们有什么用！”他叽里呱啦地说着，就差把前几天关于扫盲班浪费资源的牢骚又说一遍了。
　　他一直绘声绘色，我在旁边乐得前仰后合。对于一群每天除了放牧，就只知道念六字真言的牧民，把所有积蓄都放在佛事上的牧民，你还能苛求他们什么呢。如果不去拉萨朝佛，他们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藏北草原。
　　住了几天之后，我又遇到麻烦事——脚开始生冻疮了。看着我的苦瓜脸，次旺什么也没说就下楼了。一会儿，二楼传来奇怪的锯木声。于是，我下楼——体硕的次旺正挤在狭小的楼道中锯一根好像房橼的木头，旁边还有小半张五合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今儿晚上就烧这个。
　　那个晚上，宿舍里非常温暖。因为烧的是干木，也没有那些呛人的烟，我们甚至还煮了热水洗脚。看着次旺用洗过脚的水洗袜子，而且没有再清洗，我开始嘲笑他。但他对着浑浊的泥汤儿好像并不在意，“如果在拉萨家里，我一定要再清洗的，洗得干干净净。但现在就是这样的条件，缺水少火，洗东西不方便。”
　　想起自己在乡里洗衣服，桑珠都辛苦地要去打两次水，每次四十公斤，突然觉得自己很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生活。那种刻意强调的卫生，饮食，娱乐，在这里好像变得格格不入。而这里原始的思维、行为方式对于简陋的生活条件，却能够使人们最大限度地获得实惠和快乐。
　　“那木头够我们烧几天的？要不要明天自己做火锅吃？可以从回民饭馆买些羊肉回来。”我是个很容易想到吃的人，更何况县里因为春节临近，几乎没有开着的餐厅了。
　　“能烧几天就烧几天，没有再找其他的。你做什么我都吃。”次旺打开他简易的小音箱，艾尔肯《快乐旅途》悠扬欢快的歌声一下泻了出来，炉子里面的木头热烈地燃烧着，对着蜡烛，我们颇有些苦中作乐的感觉。
　　几乎每个晚上，我和次旺总是固定地一起去楼下的厕所。放假后空荡荡的校园的确有些怕人。那天我在操场等次旺，丰腴圆白的月亮钉在仿佛洗过的天空。也许是因为刚刚吃火锅太温暖，一阵小风吹过，我觉得有些打寒战和头晕。这是经常会在尼玛发生的，自我感觉应该和海拔有关系。不知什么地方，时断时续地传来了凄厉的号叫，我脑海中隐约出现的是什么人在挣扎呼救。这种幻觉使我莫名地恐惧，甚至不由自主地喊着次旺的名字往宿舍飞奔。结果，一下绊倒在宿舍楼门口，真真正正地摔了个脆巴巴的大马趴。膝盖、肘臂和手掌同时着地。钻心的痛使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接着跟个孩子似地号啕大哭。好像也明白了，之前听到和感觉中的影子都是幻觉。大约二三十秒之后，次旺从后面跑上来，居然是一边笑着一边把我整个抱起来进了宿舍楼。我知道自己当时一定很狼狈，又想一直那样依靠着不离开，可他也不能笑得那么开心呀。愤怒的我忍着剧痛蹿了下来，自己上了楼。第二天还特意侦察了一下“事发地”，摔跟头的地方有根电线拉杆斜插地面，次旺告诉我，很多老师都曾经因为不注意吃过亏。
　　后来还有一次，幻觉出现在深夜。熟睡中的我突然醒来，感觉有一个人悄然进屋，并沉静地安坐在我的床边。我和次旺是头对头地睡在两张床上，又是极度恐惧，我下意识地喊着“有人”，然后使劲地把头凑向次旺的头，想真实地感觉人的气息。当然是没有任何人进入，次旺用巨大的手像哄婴儿一样拍着我的头，就差说“乖，别怕”了。这些以前都不曾有过的幻觉使我开始思索藏北人每天的祈祷。
　　在那个被惊吓的夜晚，我这个无神论者竟然神不守舍，竟然会莫名地惊慌失措。我开始怀疑这有些死气沉沉的冷寂荒原。我依旧不相信神怪，但一成不变近乎凄凉的自然环境，在麻木和固化人们头脑的同时，也容易使人产生荒诞的幻想——可能算是一种平衡吧。试想，如果这里的环境只是单一地对人产生迟钝定格的影响，恐怕这里的人早就被自然吞噬了。荒诞幻想、极度恐惧会使人疯狂无法生存，但这里的环境安抚了他们。这两种极端方式同时影响藏北的牧民，使他们的活力既得到控制，又不至泯灭。也许这就是他们能够在这片看似毫无生气、无边无际的贫瘠土地上生存的精神基础吧。
　　等车的这十几天，次旺几乎一直做着小木匠的工作，以保证睡觉前室内的温暖，直至宿舍楼里能烧的都烧完。可睡觉后的寒气依旧逼人，尤其是我的床刚好在次旺砸碎的那块玻璃窗下。那里好像空调的冷气出口，经常在半夜把我冻醒。冷空气在鼻腔，使鼻子痛得无法呼吸。为此，次旺又折腾着搬了一次床，让我睡到屋子的里侧，紧靠着炉子的地方，并且把他自己的毛毯让了出来——那是次旺妈妈在他来尼玛县工作时特意买给他的，也是全宿舍最干净清新的铺盖。这些都使我的冻疮情况有所好转，等到终于有车下乡，那种痛痒基本消失了。
　　再次收到桑珠消息的时候，他已经跟着科考的一车菜回了文部。也许是因为几次幻觉，也许是因为桑珠总要往其他地方跑，觉得不方便，我有些想离开尼玛回拉萨——我觉得疲倦了。次旺也在每个晚上念叨着二十几号的演出，他依旧期望能够赶得上。每次听到他用无奈，但又向往的语气谈论乐队，每次看着他有些发泄似地弹着吉他唱歌，我都有种恨不能替他代课的冲动。他几乎每天都到教育局找局长，询问是否能够找人代课。乐队演出的机会来之不易，可工作又是他不能不顾及的。
　　心身疲倦的我们商量着也许可以一起回拉萨，就算相互能有个照应吧。几乎每天我都希望能够听到次旺有好消息带回来——无论是他的请假，还是我下乡的车。无论怎么想离开尼玛，我终究是要回乡收拾东西的。被局长每天拒绝的次旺只能把无限愁苦发泄在音乐上，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写一首歌——旋律一如心境，听起来极其悲凉。终于有一天，在县里茶馆吃中饭的时候，我发现外面驶过一辆熟悉的皮卡——科考队的车，他们上来买卫星电话卡。
　　赶忙追了出去，和次旺相比我是幸运的，车上还有位置。急忙又买了些菜，因为我不能确定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再回县城的车。
　　这次回乡的车并没有使我太头晕，也许是因为盼望着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吧。进到桑珠的宿舍，居然摆了两碟做好的饭菜。桑珠说，大风使卫星电话中断，虽然不能通知我有下乡的车，但估计我看到科考的车一定会回来，所以把剩下的一点土豆炒了。“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这次回去突然觉得，你平时唠叨的都是至理名言。我一定要做得好好的，让姐姐放心。”桑珠见我并不和他说什么，于是主动来了这么一句。一听就知道，也许他姐姐说什么了。“以后不唠叨你了，如果有车，我就回去，和次旺一路也好有个照顾。”我并没有接他的话。
　　“啊，你要走？次旺的课都完了吗？不要嘛。我知道这次是我错了。本来说好的事我自己忍不住又跑出去，对不起。”桑珠说这话的时候倒是一脸诚恳，还带了些小孩子的撒娇。
　　“这次回去谁又让你感动了？”我开始吃他做的饭。
　　“其实也没有什么，有一天我躺在卡垫上闭眼休息，姐姐以为我睡着了，当时她在和别人聊天。我听到她说，‘我对弟弟什么要求也没有，只要他自己能过好就成。’当时背对着她们，都要哭了。你知道，姐姐为了我，付出太多；到现在也还是从来不追究我的那些所作所为。当时我就想，以后决不能再不务正业，照你说的，得好好在乡里工作，起码踏实呆着。领导看着高兴，以后前程也有些把握。”他忽地倒了一堆话出来，好像真是受了多大触动。
　　
　　“你自己明白就好，自己的日子早晚都要自己过。其实你和很多内地的年轻人比起来已经幸运很多了。同样的年纪和学历，在内地想当个公务员，还拿这么高的工资，几乎是没可能。想要发展，必须学习提高完善自己。这样的话夏天就和你说过了。怎么做真的只能看自己。就比如说，在西藏当公务员，必须有良好的藏文基础，你真该多花些时间在学习上。”
　　“我炒的菜好吃吗？再做个汤吧。你别和次旺一起走了，反正我藏历年也是要回拉萨休假的，我们一起走吧。从现在起到藏历年放假，我保证都好好地在乡里呆着，把你带的书看了，好不好？”我一直怀疑，他在家里估计也是这样的，挺能勇于承认错误，然后半耍赖地要求原谅。而且，这可能也和他年幼失扶，依靠姐姐无限关爱长大有关。
　　“过几天再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车去县里呢。”我没有直接答应他。
　　外面依旧是疾风呼啸，每天坐在屋子里，围着暖融融的炉子，听着音乐，看书写东西，乡里恬淡缓慢的生活再次开始了。
　　
　　八
　　
　　桑珠的确开始看书，不过总是节选地寻找他觉得有意思的，像个孩子。慢慢地，他开始提起上次到尼玛那天在县里停留几个小时遇到的姑娘——一个他感觉有些喜欢的女孩，好像是县医院的。
　　“你知道吗，乡里现在出现了疫情，是麻疹。”一天下午，桑珠从外面跑回来对我说。
　　“麻疹？国家不是有疫苗吗？一般很小的时候就都打过了，难道你们这里没有？你打了吗？”麻疹对于我来说有些陌生，可桑珠的表情更加奇怪，“哎，乡里出现疫情你怎么还这么兴奋呀？您那是大城市，俺们这里的娃子生下来不打什么疫苗。您老打得倒是全，几十种吧，可就是让狗咬了没辙。”桑珠习惯嘲笑我对牧区的无知。
　　“少来，反正多打疫苗没坏处。问题是，你们这里都不注射，那不是很危险？甚至防止小儿麻痹症、白喉，或者脑炎呀都没有吗？国家在这上面是有要求的！”我知道有些偏远地区的公共医疗卫生比较落后，但这些基本的疫苗都没有是我无法想象的。
　　“那些好像有吧，其实主要是牧民们自己不怎么注意这些。何况打疫苗都要去县城，麻烦得很。他们是游牧，不愿意折腾吧。不过这次听说县里已经派了医疗车下来，给乡里的人都打疫苗。昨天先去了南村，也许今天就到当穷。”桑珠又继续解释，但表情中有些诡异怎么也藏不住地在流露，“他们说，好像有个女的也下来了。”
　　“印象中这麻疹基本都是小孩才得吧？成年人也会有吗？”本来我正琢磨不打疫苗的危险，看到他的样子，突然明白，他的兴奋在于——也许那位整日挂在嘴边的小姑娘来了。“真没出息。”我白了他一眼，可又想起什么，“那我是不是可以跟着车一起回县里呀？”
　　“你还要走？不是说好藏历年我们一起回去嘛。舍不得你的次旺呀。对了，你的次旺知道你比他大多少吗？”桑珠从来就不喜欢正正经经地说话，讽刺、挖苦、嘲笑就像他的专业。
　　我已经习惯不怎么把他说的话当真，“你去问问次旺离开县城没有。”“等车子来你再决定吧，我去给次旺打电话，不然你上去他又走了，那不是很麻烦。”桑珠一副小可怜儿的样子边说边出去了。
　　县里医疗队的车很晚才到当穷，几乎快十点了。我想着南村那些美丽的石头房子，他们的工作一定很繁忙辛苦。而打给次旺的电话，因为大风，始终没能接通。桑珠吃过晚饭后就开始坐立不安，一会儿唱不着调的歌，一会儿稀里哗啦地翻着书，还净说些九不搭八的话。外面的大风带着哨音呼啸，可他还是跑出去两趟。最后，终于像个小喜鹊似地回来报告，医疗队里的确有个小姑娘。
　　“你还不赶快去村里看看，这时过去很让人感动的。”我直接劝他，年轻人挥霍激情是天经地义。“大姐，到村里快四公里；您听听外面这风，要不然你陪我去？”桑珠有些犹豫，小男生的那种羞怯竟然泛上了他黝黑的脸颊。
　　“我以为你不知道外面风大呢，呵呵没事吧，我为了喝可乐都能自己徒步往返八公里，你就不能为了看自己喜欢的姑娘跑这点路？”
　　“老大，你不知道，还有其他原因。”他开始磨磨唧唧，一副满怀苦衷的样子。
　　“什么呀，有话就说，真看不得大男人唯唯诺诺的样儿。”我斜了他一眼。
　　“对，我不是大男人，你的次旺是。切！我是因为家里已经介绍了对象，就跟你去相亲差不多那种，可我对那女孩没感觉。”桑珠说得莫名其妙。
　　“你的意思是，家里已经有对象介绍给你，但你不喜欢那个，而喜欢这个；可又怕以后中间有矛盾是不是？”我试着去理解他的意思。他点了点头。
　　“现在还有包办婚姻吗？如果你和这个可以，直接对家里人讲不就完了。”我还是觉得奇怪，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老大，你不知道。在西藏，还是有很多婚姻由家长决定。父母或者长辈看着有合适的，那就相互见一下，接触几次，然后成亲的有的是。在我们这里，人太分散，找对象很困难。您当跟您那大城市一样呀，人都摩肩接踵。万一这边刚开始接触，藏历年一回去就说要结婚，那我不完蛋了。”我得说，桑珠想得挺周全，也够远。一般我想不了那么多。
　　“真累。你现在知道人家姑娘是不是喜欢你？你们有没有接触的可能？啥都不清楚，先想着会不会有不好的结局，我看真跟你自己唱的歌差不多——洗洗睡吧，做梦找个姑娘和你相依偎。”与其说我是在开导他，不如说是在笑骂他。
　　桑珠一个劲儿地翻白眼。他决定要去看那姑娘了，我开始帮他找些能送的东西。一会儿，回来又紧张又兴奋地告诉我，科考的司机愿意陪他去。我交给了他一些巧克力，一包葡萄干。然后又拿另一个也装了不少巧克力的小包，叮嘱他让人带给次旺，如果他还在县城的话——我决定在乡里留到藏历年再离开。
　　我的日记不过才写了几句，桑珠便半声儿没吭地进了屋，跟我从县城买回来的蔫茄子一样。“不是她，他妈的，不知道是哪个部门派的。”他把东西甩到床上，气愤且郁闷。
　　我觉得他挺可笑。总是想摆出一种特酷的样子追求女孩子，恨不能所有的造型都要提前设计好。要是没有结果，或者有什么其他意外状况出现，马上就觉得丢面子。也许现在二十几岁的人都这样吧，反正我觉得自己有些不能适应。想想也真有意思，兴许应了桑珠平时说的话，有代沟。可能这不仅仅是听歌看书的差别，有些事情或许真的已经遗失在增长的岁月中了。
　　“他们现在正在乡里新宿舍那边注射疫苗，你去不去？”第二天下午，桑珠问我，“我打算打一针，以防万一吧。你要是需要，也可以注射。”
　　“我去看看，不过不打针了。他们是一会儿完事就回县城吗？”尽管联系不上次旺，可偶尔袭来的疲倦还是使我有些犹豫——留下或者离开。
　　“你还想走呀，别走了，都联系不上呢。车子应该是明天上午回县城。你要是想看他们注射疫苗，一会儿就可以过去，现在人太多。”
　　“乡里哪来那么多人？”听他说人多，我不太明白。
　　“医疗队来了三天，有些牧民当时不在村儿里，他们就相互转告，之前没打的，现在就都堆到这里了。有些还是徒步从放牧的草场过来的。你说，他们还能喜欢抱个孩子大老远跑到县城打针嘛。”桑珠说着就出去了。
　　还没进到打针的院子，就听到里面传出孩子的哭声，俨然跟个妇幼保健所似的。乡长儿子看见我过来，连忙拉着我的衣服往玻璃房里挤。里面一堆准备把肥厚藏袍脱下来的牧民，乡长、书记、桑珠也都在。有两个注射医师，尽管他们没有穿白色大褂，可小藏桌上摆的器具很全，碘酒，酒精，药棉筒，成叠的一次性注射器。一个刚注射完的小孩子还没来得及把衣服都穿好，浑身上下黑得跟小炭条儿一样，肉乎乎的，哭得又可爱又让人心疼。
　　
　　“你们怎么不发糖丸儿呀？”我挤过去问桑珠，“小孩哭得太厉害了。”
　　“就一粒糖丸儿，准备给书记留着呢。”桑珠没正经地说，不过我猜，他们根本就没有。满屋子混合着酥油、长年裹捂着的体味，还有酒精碘酒的味道。小孩子的哭声，年轻男子的窃笑，女子的私语，老阿妈的唠叨。挤闹的屋子使每个人的脸都红扑扑的，好像这里不是有什么疫情发生，而是一场欢快的聚会。
　　晚上，桑珠终于打通了次旺的电话，他还在县里，因为课没有完。
　　很快就要春节了。我们又开始找车去县城——洗澡，买菜。
　　痛苦的一百公里，几乎每次都有呕吐的感觉。而这次我们还说好当天往返，每当胃不停地翻腾时，我恨不得自己是在徒步。次旺已经结束了课程返回拉萨，县城冷冷清清，除了几家回民饭馆、两三个四川人开的菜站，几个青海或者康区藏族开的杂货店，其他地方基本都上了门板。网吧的楼下总是停着几辆摩托车，上面还是经常满座；好像除了这里，小年轻们再没什么其他地方可消磨时光了。
　　因为搭别人的车，所以，洗完澡后我赶忙又去买菜。菜站里依旧是老样子，印象中，自己就没赶上过运菜车刚好到的时候。这时，桑珠兴冲冲地走了过来，我明显有种预感——他的小脑袋瓜儿可能又有变化了。
　　“次旺走了，把摩托车钥匙找人留给了我；而且，还给我留了一千块钱。我哥就是我哥，多照顾我。”
　　“那不是照顾你，那是纵容你。你的这些亲戚娇惯你是对你的不负责。”看着他得意的样子，我一心要泼瓢冷水。
　　“还有，县里的几个朋友想让我在县里和他们一起过年。”他突然言语有些缓慢，开始试探什么，“而且，今天就可以不回乡里，反正只有不到一个星期就是春节了。”话说完，他已经完全低下了头。
　　“好像有人说过，有自己的藏历新年，所以不过汉族人的春节。”我心里突然来了气，“随便你，在哪里过是你的事儿。”我还在选菜，但心里已经恨得直痒痒。桑珠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傻愣愣地站着，估计在做什么思想斗争。
　　带着用箱子封好的菜，我站在县城唯一的街道上等车。桑珠在旁边还是一言不发。一会儿，车子办完事儿开了过来。他非常主动地把箱子放到皮卡车的后箱，还用上面的破棉被盖了盖，然后有些惭愧地笑着说，“这样盖好，回去的路上不会把菜冻坏。”
　　我白了一眼，觉得他可能已经决定要留在县城，于是自顾自地上了车。可等了一会儿，他也上车了，并告诉我，既然和我说过，要好好在乡里呆到藏历年放假，那就真的乖些呆着。这话当时让我很满意，认为毕竟是刚刚去那曲见过姐姐，心里还没完全无所顾忌。
　　可接下来的不到一个星期时间，桑珠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每天都念叨在县城过年的事情。那些朋友的期盼，如何喝酒耍乐，我觉得他已经不能从脑海中挥去这些场景。为了不使自己措手不及，尽管依旧每天生火做饭，看书写东西，但已经开始考虑一个人在乡里的生活。如果桑珠真的去了县城，而我一时也无法找到回拉萨的车，那当然还是留在乡里方便些，起码这里有水，有电，有燃料。只是每天这些体力活——打水、倒灰就只能自己扛了。
　　桑珠临走前两天甚至连打水倒灰的心思都没有了。他开始收拾东西，从乡里预支工资，找车回县城。为了不使自己太迁怒于他，那几天我几乎没有说话。而他也始终没有当面和我说要去县城。人就这样走了，好在之前我就已经开始锻炼着自己打水倒灰；耗时比他长，但还算能干。
　　打水的白色塑料桶提手终于在一个大风夜被冻坏了，刚一承重就撕裂开来。望着汩汩而出的清水，我不知道该和谁说。科考队的人已经在上次我去县城的时候换了新人，也许因为陌生，他们并不愿意把挑水桶和扁担借给我。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敲开乡长家的门。虽然语言不通，但通过比划，乡长女儿明白了我的意思。她温和地笑着指了指玻璃房的一个角落——那里放着简陋的扁担，还有几个容积五公斤的水桶。从此，我每天挑水两趟，并且简化了一些洗菜洗碗的程序。
　　除夕，为了奖赏自己这几天来的自力更生，我做了两菜一汤。虽然没有信号，没有电视，没有说话的人，可我很庆幸，自己并不怎么依赖那些。房子外面呼啸的北风和此起彼伏的犬吠，配着播放的音乐，还有木须白菜，豆豉鱼罐头和紫菜汤，这个新年我觉得还很令人满意。但因为这个冬天在尼玛文部食物的匮乏和单一，藏历年回到拉萨后至今，我竟然再也不想吃一点点豆豉鱼——尽管那曾经是很爱吃的方便食品。
　　我心里一直因为这件事情恼怒桑珠，但也因此真正体会到了一种冷清，或者说是孤独。无论我和次旺在县城，或者和桑珠在乡里；无论我怎么样想去感受他们在藏北的生活，都没有这十天真实。即使这样，我还是有电使用，可以听音乐或者看电脑里的电影，真真正正地自娱自乐。
　　我不想在大年初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倒灰，不过还是记着桑珠说过的话——不能在天黑后倒炉渣。所以等到下午，虽然风大，我还是去了。整箱的灰很沉，风使它们四下漫舞，回来时我也是土人一个。心里暗暗念叨着，以后再也不能攒那么满才倒了。快到宿舍的时候，我看到天空盘旋着两只巨大的鸟，类似雕一类。蓝天下，它们巨大的羽翼笔直地伸展着，偶尔从我的头顶带着一片阴影雄伟地掠过，着实让人激动得心驰神往。记得骑车过拉乌山的时候，曾经碰到过几十只秃鹫，也是这样在我头顶的上方滑过，当时是兴奋得几近恐惧。而这次，我感觉自己和它们很亲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碰到的牧民——那个向书记反映，很多羊被金雕叼走的家庭。会不会就是眼下我所看到的这种雕呢？不得而知。
　　傻呆着想了一会儿，连忙拎着灰箱跑回屋子，翻出DV，准备把它们拍下来。可再次出来，回到草场的时候，那对大鸟已经远去到后面的山峦，只剩下黑色的影子隐隐可见。非常遗憾，后来的几天，都是在倒灰时看到它们在天空盘旋，但再也没有像第一次那么近了。
　　一天正拿着DV无奈地在寒风中等待，乡里的几个小孩突然跑了过来，拉着我要走。比划了半天才知道，原来在大约三公里远的天葬台正有天葬。对于天葬，我听过很多传闻，也知道藏族人一生之中起码要看四次，据说也算是一种修行。可我始终没有勇气面对，所以，到西藏很久，却从来没有寻找过观看的机会。夏天来文部的时候听阿若乡长讲，这里的天葬台本来在路边就可以看到，如果眼睛好，甚至可以看到天葬的全过程。可因为乡里野狗太多，那些偶尔天葬不能完全解决掉的尸骨就成了它们窥视掠夺的对象。最严重的一次，一条野狗叼着半支胳膊蹲在乡政府门口晒太阳就餐。于是，乡里决定在天葬台外围建一圈围墙，起码保证野狗不能进去。
　　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让我有些难以承受，考虑一下，还是婉转地拒绝了孩子们。看着他们尖叫着向天葬台跑去，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因为心里着实感觉没有准备好。想着那些天真的孩子，他们看到那种凝重肃穆的仪式场面到底会是什么表情？也许，他们早已从大人的口中知道了关于死亡，关于轮回的事情，可能比我这样的成年人还更坦然面对吧。他们是欢快地奔去的，也许他们从来都不认为死亡会使生者产生一种悲伤，或者说他们知道必然存在的再生，所以，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灵魂离开某一个躯体的过程，因为灵魂还将寻找并进驻另一个躯体，无非是循环往复而已。
　　又是一个完全一样的傍晚，太阳还在西边半挂着，当穷措后边的山峦被飘带似的红霞裹缠，我拎着灰箱慢慢地往回走着。几个孩子冲向我，拉着我的衣服，指着远处从当穷村到乡政府的土路，喊着桑珠的名字。因为眼睛不好，我并没有看清楚什么，于是问他们，是不是桑珠回来了？
　　
　　孩子们告诉我，桑珠中午打电话到乡长家，说今天回来。而他们刚才看到一辆白色吉普车从当穷村开出来。说实话，我对当地孩子们的眼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我来说，从乡政府看当穷村不过是一片模糊的轮廓，可却经常听到孩子们说，看到什么人，或者什么车从村里出来往乡上了。他们甚至也经常告诉我，当穷措边有什么水鸥，有什么鸭子。我只能跟着附和，其实怎么也搞不清楚他们说的东西在哪里。
　　过了一会儿，我真的看到他们说的那辆白色吉普，大约在乡中心小学，还有差不多两公里到乡政府。我感觉应该是有人送桑珠回来，但不能确定他是拿东西，还是打算再住几天。回到屋里，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刚刚摆开的碗筷，没一会儿，他就进来了——满脸疲倦，还略微带着病容。跟在身后的是三个年轻人——我在县城见过。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信纸又出去了，而那几个年轻人坐在屋子里说着我听不懂的藏语。“请问，是你们送桑珠回来的？今天还回县城吗？”我试探着问其中一个女孩子。“哦，我们一起来的，晚上就回县里。”她笑着回答。“还有座位吗？我想跟着回县城。”“这个，问一下桑珠，我们就四个人，应该有位置。”女孩依旧笑着。
　　我给他们倒了酥油茶后，决定出去找桑珠。他正在书记家，是回来请假的，然后直接回县城，藏历年期间就不再回文部了。于是，我急忙跑回房间，飞快地收拾起各种东西。不能带走的食物、酥油都分别送了科考队和乡长。大约也就是半个小时，所有的行李已经放到了吉普车里。桑珠告诉我，锁好门把钥匙交给乡长，他因为胃痛一直半蹲半靠在车边不能动。我想，他这几天一定在县城没少喝酒。
　　回到屋里，我拿起随身的包，最后环视了一下室内和玻璃房的一切，突然想起，阴面小房子里还有很久以前被狗啃过的骨头，以及桑珠没来得及吃的另一只羊——依旧作奔腾状在墙角放着。病中的桑珠终于同意把那些狗啃过的骨头拿去喂狗，而另一只整羊，就放在墙角，春天回来再吃。两三只就近的野狗在那个晚上真真是饱餐了一顿美味。欣慰地看着旁边晃着尾巴的狗，我像离开自己家一样锁上门，平静地离开了住了近两个月的房子。
　　
　　九
　　
　　回到县城已经快十一点，我被直接送到黑漆漆的县中学——这里又停电了。上次离开时，次旺把另一串钥匙交给了我。而桑珠，可能是为了喝酒方便，住在了县城，直到终于有车回那曲，我再也没见到他。摸黑进了房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电。还好，曾经的几次惊吓，使我的胆子越来越大。只是宿舍里没有任何燃料，可真苦了那几天。每天裹着次旺的铺盖，像个饥寒交迫的迷途者，上牙打下牙地激灵着，才能够略微缓上些热气儿。有几个晚上，望着窗外的月亮，从来不想念北京的我，竟然开始怀念了。
　　到县城的第二天下午，我跑到县政府询问回拉萨的班车。政府办公室的人说，要一个星期；如果着急，也许可以搭邮车。这当然是我非常愿意的。邮车，可以满足一直想要到双湖的愿望——西藏最靠近可可西里腹地的行政地区。工作人员非常热心地替我联系了正在县里的邮车，他们说隔天就离开。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然而，当我按照工作人员所说的时间，一大清早提着行李走了一公里半，累得半死地来到邮局时，被告之，只有两个座位，已经满了。尽管邮车司机已经答应了工作人员，但因为另外要搭车的牧民是什么人的亲戚，于是，我被搁置。朝阳把我和行李的狼狈影子拉得老长，想着冰冷没电的宿舍，我的眼泪不停地在打转儿。考虑到过几天的班车是在旁边的尼玛宾馆候车，于是，我只得先忍住泪水，又转身央求邮局的工作人员，先把行李寄存在这里。我已经实在累得无法再背扛着它们跑来跑去。磨蹭了大约半个小时，一个夏天时认识的汉族工作人员终于答应暂时寄放一下。
　　安置妥行李，我去了畜牧局——之前答应米玛，如果藏历年回拉萨的时间合适就一起走。到了那里才知道，米玛一月份突然接到调令，回拉萨了。尽管少了个伴儿，却非常开心——她终于结束在“鸟不拉屎”的地方的生活，终于不用再坐着颠簸的汽车往返两千公里去看孩子和丈夫。这里所有的荒凉都将离她远去，前面是她一直期盼的自己温暖的小家。
　　从畜牧局出来，正在犹豫是否去网吧收邮件，一辆越野车驶了过来——那是税务局小耿的车。几句寒暄之后，我又回邮局取了电脑，在小耿家上网了。税务局是县里少有的几个全天候供电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整套太阳能供电系统。
　　我经常想，像小耿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在尼玛县生活？记得他曾经和我讲过刚到尼玛的情景。经过两个整天颠簸后，他头昏脑涨地在深夜抵达了这里，被领进宿舍后倒头就睡了。第二天上午蓬头垢面地起来，想要洗漱时，县税务局局长很平淡地递给他一个拴着绳子的铁桶，简单地说了一句，井在院子后面，去吧。这个从小在大院里娇生惯养出来的青年，一下就蒙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差点眼泪都掉下来。而现在，无论冬夏，白净细致的他永远穿得精神抖擞。雪白的衬衫带着闪亮的扣钉，薄厚适中的羊绒衫，外罩毛料风衣或者质量上乘的小牛皮夹克。完全没有藏北人那种臃肿，也不会因为用水困难而显露一点灰尘污垢。家如其人，一样的整洁明亮。使用的全是浅淡色调，在阳光或者柔和的灯光下，有些女孩子闺房的感觉。
　　他每个星期都会固定请人来打扫卫生。但请人打扫卫生在尼玛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只能请到藏族人，所以相互习惯差别很大。比如，有一次，打扫卫生的女孩拿着他的衣物准备离开税务局大院，以前他并没有注意这样的事情。后来才知道，原来女孩是要去河边洗晒衣服。他当时就有些晕，终于明白为什么衣服上总会有些奇怪的味道。之后，在他的要求下，女孩改变了去河边洗晒衣服的习惯。看着用井水洗过的衣服晾在玻璃房里，小耿终于放心了。
　　虽然小耿是个不错的年轻人，经济条件也非常好，但他扶贫的道路可走得不那么顺畅。按照他的介绍，来到县里之后，根据惯例，他接手了前任遗留下来的一个学生——负责该学生的学业和正常生活开支。可两年下来，他自己已经觉得哭笑不得。
　　那个学生是在尼玛县中学上的初中，因为有人资助，所以才得以到地区继续高中学业。可自从去了地区上学，费用一路飙升，学习成绩却每况愈下不说，还沾染上了一些在尼玛县没有的毛病。小耿第一次去那曲看他，孩子要了几百块钱之后就再也没见到影儿。
　　后来，几次因为工作去那曲，每次探望孩子，都是日渐变化。开始找他要烟，而且档次越来越高。小耿一个小伙子，虽然觉得学生吸烟不好，何况本身没有收入；但又觉得，终究是男孩，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更想不出该怎么教育，最终也只能该给钱给钱，有烟给烟。
　　秋天，孩子说希望有个手机，方便些。当时，小耿本来想着，一个牧区的孩子，家里穷得没几头牛羊，周围的亲戚也都不是很富裕，搞不清楚孩子要给谁打电话。可男人的粗心和大手大脚，使他再次满足了孩子的要求。当小耿拿着新买的诺基亚6110去学校，男孩嘟囔了几句，把他哽得说不出话来。
　　“角（哥），我不喜欢这个，我想要你那种。”男孩一脸诚恳。“你觉得哥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你喜欢像哥一样生活吗？”小耿觉得再不教育是不成了。“嗯，我也想像角（哥）一样。”孩子的确很羡慕他——怎么也算是县里的钻石王老五呀。“那你就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你读书，有哥帮你，要钱，哥有。可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回村里放羊去。一辈子也甭想过哥一样的生活。”据说，他这样直白地教训过男孩N次了，但从来没什么效果。
　　
　　二十多天没有收邮件，我正在忙不迭地回复时，Chris从MSN上发来了信息，“很久没有看到你，sweet；我很想你，在那里还好吗？刚刚看过你的Blog，那里很艰苦是吗？”他一下问了一堆，本来还忙于写邮件的我，不知何故，突然觉得万分委屈涌上心头，一阵酸楚。
　　“我也想你。一切还好吧。不过，sweet，我觉得很累，累极了。”我回答着。
　　“我可以想象，你能告诉我，是怎么累吗？之后还有什么打算？puss（瑞典语，吻）。”Chris向来说话非常温存。
　　“我不知道，从那个小乡村回到县城，非常想赶快回拉萨；但没有车，要再等三天。每天晚上很冷，有时我会幻想你说的壁炉，可这里什么也没有，没有燃料，没有电，没有水。”写着写着，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下来，想起早上刚刚被邮车司机拒绝，真是从来没有如此的悲惨过。
　　“那你现在在哪里？能不能尽快找到车回拉萨？”他还加了一个表示忧虑的图像。
　　也许因为和Chris的聊天，我的心情好了很多。其实，在尼玛和文部的生活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寂寞，何况我还有很多书和要写的东西。只是因为寒冷——那些漫漫漆黑的长夜，相处熟悉的人的离开，还有那些多少带些光晕的美轮美奂的山水，无限广阔的苍穹和草原——天地之大所映衬的渺小自我，这一切使人太容易感觉幻化无常的凄凉。
　　当我正在思索到底是独行者更容易感觉到悲凉，还是环境本身的悲凉时，小耿回来了。税务局上班的时间并不怎么太固定，反正宿舍到办公室也就是六七步路。他好像因为中午没怎么吃饱，所以想早点去县里吃饭。我们去了检察院旁边唯一一个还勉强营业的汉族小饭馆。白菜、土豆、青椒这几样尼玛的当家菜摆在菜台上，其他基本就没什么能够选择的。照小耿的话说，将就吧。我们正在犹豫吃什么，检察院的小土来了，一进门就喊着忙死了。
　　“那你们到底忙什么呀？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就是觉得他有事儿不愿意说。
　　“大不了的事？偷猎算不算大事儿？”小土反问我。
　　“那当然是大事，十二月中旬县里就有发生。你不会是现在在弄这事吧？”我终于听到自己想听的。
　　“我以为你那时已经下乡了，原来知道呀。是，我现在正在整理要上报的卷宗。”小土埋头吃着。
　　“能透露些吗？你们是不是准备起诉那伙偷猎的康巴人？”我讨好地问他。
　　“你知道是康巴人，还知道什么？”小土有些怀疑地看着我。
　　“是康巴人干的全县都知道，据说他们去偷猎前就嚷嚷得地球人都知道了。还有，那天不是在县广场开了个简单的庆功会嘛，可惜我没赶上，不然一定都录下来。他们一共几个人？准确的偷猎数字能告诉我吗？”我并没有太介意他的神色，自顾自地说着。
　　“你是干什么的？记者？不然就是要写什么东西。”小土现在已经完全用怀疑的眼光来看我。这时，小耿也在旁边窃窃地笑，恍然有些明白他的意思。
　　“我不是记者，但我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看你那样儿，这种事情难道不应该让世人知道吗？应该让外面人知道，现在在可可西里的范围内还是有偷猎者，应该提醒大家警觉。我觉得你们应该对他们这些人严惩不贷。还有，应该销毁那些藏羚羊皮和羊头。”我有些义愤填膺地连用了几个应该，这倒反而使他们笑了。
　　“哪里有那么多应该呀，如果你把上次的拍下来，我就告诉你。可惜，所以就别说了。”小土好像比我还遗憾。
　　“这不是白说，那次我开始以为是什么人打架，后来有人跑来说是偷猎，等过去就已经晚了。”我又叙述了一遍，想博得点儿同情。
　　“算了，吃饭吧，一会儿回去再说。”小土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然后和刚进来的一个公安打招呼。
　　我想，一会儿到小耿家再说也好，没什么其他人。突然又想起，刚来的时候听说这里曾经有个林业公安牺牲了，是被偷猎者打死的。估计小土也知道些情况。于是我很快地扒了两口饭，等着他们相互寒暄，巴望着赶快回到小耿家。
　　刚进小耿家，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追问起偷猎的事情。“你不可能知道具体事件，而且我也得遵守检察机关的纪律。”小土这次明显没有糊弄我，“而且，有些事情你知道了，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已经知道，这次偷猎有几十只藏羚羊，公安机关的人赶过去的时候已经晚了，被捕杀了。我不过是想知道准确的数字，还有，你们将怎么起诉那些偷猎者，他们会判多少年？”
　　“你怎么知道几十只？这你可不要随便出去说，我们卷宗上都不是的。我劝你就别问这么多了。”小土一脸真诚，看来坚守纪律是一定要做到的。
　　“什么叫我不要乱说，别人亲眼看到的，不是也在广场开庆功会了嘛。还有，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不是好事？”我想起原本还要问他的关于死去的林业公安，于是继续道，“我还听说这里曾经有个林业公安牺牲了，有点类似索南达杰的事情，你知道吗？”
　　我刚说完，小土和小耿同时笑了，“你说的那个人叫罗布玉杰，原来就住在隔壁。”小耿搭了一句。
　　“既然都有人亲眼看到听到告诉你，那就别问我了。你觉得什么是事实那就是什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上报的是六只。其他，你真的别问了。”小土是勉为其难地说出了一点点东西。
　　我惊讶得不知该怎么回答，一是因为那个牺牲的公安原来就在隔壁；再有，怎么那一堆的皮子就成六只呢？但眼见小土神色决绝，我也不好再追问什么，他有工作的操守，再问的确有些过分。“那你们能说说罗布玉杰吗？他已经牺牲了，这应该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吧。”
　　“网上好像有他的事儿，你干吗不去看看。”小土好像连这事儿也不愿意说。
　　“我不知道网上有，再说，现在就在尼玛县，亲耳听听你们说他的光荣事迹不好吗？”
　　“这我倒可以告诉你。他们一共是三个人，追到了那些偷猎分子。而且，当时偷猎还没有成功。双方进行了对峙。然后，枪战，罗布玉杰被打死，另外两个人回来，偷猎者逃脱。”小土用非常简洁或者说不带任何倾向性的语言把事情叙述了一遍。但说到“逃脱”时，他还是略微加重了语气。
　　“既然追到偷猎分子，那为什么没能成功带回来？他们可是经过训练的公安呀！居然不但没逮到，还有牺牲……不然就是后来抓到了？”我很认真地问他。
　　“大姐，我们这里公安的配备没那些偷猎者好。首先，能追到已经很不错了；再有，你以为追到了就能把人带回来吗？偷猎者向来都是团伙，从来都比追捕的公安多。所以，追到后通常是有个过程，也许能交涉，也许就是对峙或者枪战。那地方可没有旁观的其他群众帮忙。”坦白说，我真想把这城市户口改成农村户口，至少在尼玛县，可没少因为这个受人嘲弄。“我还可以告诉你，后来也没有抓到那些偷猎分子。”小土最后说。
　　我努力地回忆着《可可西里》的某些情节，脑海中已经出现了一幅场景。类似索南达杰一样，经过几天艰苦的跟踪，甚至在路途中都曾经遇到过生命极限的挑战，最终面对装备和人数都强于他们的偷猎者，利诱与枪口，罗布玉杰也经历了一场人性的较量。他做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选择。也许这只是我的想象，但面对默默无语的小耿和小土，我越发觉得自己的设想是真实的。
　　回来后，我阅读了网络上关于罗布玉杰的文章——简单提到枪战和他的牺牲，而对于偷猎者的下场完全没有表述。后来也曾经听另外一个当地人说起这件事，据说是先抓到一个走单儿的偷猎分子，通过这个人知道了他们要偷猎的地方。当公安人员驱车到了那里，立刻遭到隐藏在山坡土堆后的偷猎分子伏击。说实话，听上去不像是偷猎，倒有些专业打游击的感觉。而且，也有人说，罗布玉杰之前就因为严格执法，使得一些偷猎者很想除之后快。这到底是一件不幸巧合遇袭而后不了了之的悬案，还是另有其他隐情就不得而知了。
　　
　　而其他人为因素更是复杂。几乎每个来西藏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见到藏羚羊头——漆黑笔直，质感十足；尖利的长角冲向长天，俊俏秀美。而下面那张带着两个黑洞的白骨却诉说着多少残忍。按照自治区的规定，如果有林业机关发放的死亡证明，那无论是藏羚羊头，还是野牦牛头，或者盘羊头，就具有了合法手续——可以在世面上流通。但问题是，有多少这样的野生动物是自然死亡？我曾经亲耳听到县桥头的一位康巴女人说过，想要藏羚羊或者盘羊头，只要拿钱来就可以；她家男人能“捡”到。当时我并不是很明白，问朋友，他们是不是每次都能捡到？并开玩笑说，城市里捡破烂可以发财，这里捡羊头也能养家糊口。可朋友意味深长地告诉我，每次都能“捡到”，只是有时候标准不一样，尤其是盘羊，可能“捡”不到一般人想要的三圈羊角头，因为那的确太少了。而且，他们可不是简简单单地养家糊口。林业局对于这种“捡”回来的羊头通常也没有什么办法。
　　据说罗布玉杰的家庭条件很不好，这已经通过小耿和小土证实了。想来应该没有那些能“捡”羊头的人日子过得好。据说那些会“捡”的人，一个月平均怎么也要上万，这起码也是普通林业公安人员工资的两倍多了。万一他们要再顺手多“捡”些藏羚羊皮，奔小康的愿望指日可待呀。可我们的林业公安却拿着少量的工资，冒着生命危险去捍卫渺无人烟的莽莽荒原。面对生与死，金钱与苦难的选择，能有多少人凛然不惧呢？
　　离开尼玛的确是件困难事儿。本来说好三天的班车，又推迟了一天，它需要检修。好在下午看看书，晚上小耿那里可以上网，几天的时间也很快过去了。上车的前一天傍晚，提前把行李放到班车的行李箱，那时甚至来了电，不用摸黑收拾东西，真是幸运。
　　次日，车子终于迎着朝阳出发了。
　　
　　
　　下 篇
　　
　　一
　　
　　我算个行者吧，这过去的九个月又去了很多地方——尼泊尔、印度、亚东、蒙古国、甘孜、藏东北的317线，还回北京探望了父母，与上海的朋友聚会。当然，Chris也刚好到上海休假，他盼望着秋天在他开始中国的工作时，我也能够到上海生活。但这所有事情中最大的收获还是——一个朋友看了我在藏北拍的照片，便号召起周围的一些朋友的爱心；因此，我获得了一笔给藏北学生的捐款。
　　为了能够在冬天到来之前把捐助送到藏北学生手里，我甚至压缩了整个317线旅行的日程，在“十一”前回到了拉萨。本来计划“十一”休整完就可以再次上尼玛，可好事多磨，上旬已经溜过，我却依旧没有找到能够运送物资的车辆。提起这些，真觉得挠头。夏天听说有人捐款后，我立刻通知了次旺，他开始还有些不相信，后来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在征询了他的建议，又根据自己上次亲眼所见后，我们决定，先用这次有限的捐款购买学校学生最紧缺的物资——棉被、文具、字典。而最难的事情，莫过于运输。很多物资都是因为运输成本问题，才不能真正落实。譬如，如果这批物资按照正常的租车运输，费用几乎是三分之一的捐助款。所以，找低价车，或者免费搭运，等同到处找捐助。
　　运输问题惊动了政府，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一辆县某乡新购买的卡车要回尼玛，乡长跟着回去，他同意搭载物资。
　　临近尼玛县的地方并没有雪，天气晴朗少云，离县城四十多公里的小措，湛蓝的湖水包围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的草和褐黄的土中，浓烈的颜色反差使昏昏沉沉中的我有点忘记了梦中冒着热气儿的番茄蛋花儿汤。翻过土山远远看到县城口的加油站，还有旁边跃入眼帘的县中学那几栋精致的楼房——尼玛县终于又到了。
　　我急忙联系次旺老师，那是下午两点多，他正准备吃饭；因为途中生病的折磨，我通电话的兴奋劲儿就跟要淹死的人抓了根稻草差不多。在这样荒寂的草原上看到县城——意味着马上能够喝到番茄蛋花儿汤！搭送我的乡长把我和行李放在了学校门口，又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记得告诉县里领导，我和捐助物资都已经安全到达尼玛县了。开始我觉得有些多余，后来才知道，县上领导答应乡长，如果他把我和捐助物资运到县城，县里就给他们乡报销些油料钱。哎，想想也的确不容易，在偏远的乡村，由乡政府工作人员集资开办小卖铺，用了将近三年时间才攒出这买卡车的钱。这次本来是打算买了新车再多带些乡里需要的物资；结果，让正向县里要求调配车辆运送物资的我碰上，平白地，他们就少带了很多东西。而从拉萨和那曲跑一趟尼玛县的辛苦又有多少外人能够知晓呢？少带了物资，就等于少了相当的利润，我只能口头对他们表示一点歉疚了。
　　在学校门口等了几分钟后，看到次旺老师威风凛凛地骑着摩托车从县城方向飚来。想起去年冬天的时候，他手把手地教我骑摩托车，学习换挡加油带来的兴奋尖叫仿佛还在耳边回响，一切都好像就在昨天。而现在，我带着筹集的捐助再次回到尼玛县，恍然又回到那种艰苦而自由奔放的日子。
　　到达学生宿舍的时候，那些学生已经在学校书记的组织下卸东西了。孩子们非常兴奋，他们叽叽呱呱地叫嚷着，手舞足蹈着，或者有些好奇地看着我笑。次旺开始高声地吆五喝六，我在旁边一边查看着东西是否齐全一边给他们拍了些照片。场面虽然不大，但还是很热火朝天。
　　学生们整理好箱包后就开始围上来要看照片，但因为正是上课时间，所以立刻被老师们呵斥走了。他们非常喜欢我所选购的文具，彩色铅笔，几何套尺，还有其他东西，认为这些的确都是学生们非常需要的。对于我购买的篮球，他们非常开心。之前，学校也曾经买过一个很廉价的篮球，没有保障的质量碰到尼玛这样恶劣的气候，篮球很快就报销了。当彩色铅笔从箱子里被翻出来时，次旺甚至开始有些激动，他说学生们终于可以画彩色图画了。而对于我带上来的字典，他们恨不能马上就拿出去炫耀，因为县中学从来就没有一本编纂全面的正版藏汉辞典。后来甚至听说，整个县城也没有那样的字典。无论藏族老师还是汉族老师，碰到一些无法解释清楚的词语问题，大多只能糊弄过去。和老师们一起查看物品，让我倍觉心酸。那些孩子们到底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着呀！
　　大概整理了东西后我们就离开了仓库。出来时我很难为情地向书记提出，如果方便，能否安排一趟去文部南村的车。也许因为次旺之前已经和书记申请过这件事，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且也答应我希望次旺同行的请求。这真是令我非常开心的事情，马上就能见到心里一直惦念的女孩的愉快使我有些忘记了还在生病。不过，欢实了没多一会儿，发冷的身体还是提醒着我要马上回宿舍休息；上三层楼后我已经头疼欲裂了。
　　晚上，次旺终于找到一个有鸡蛋的地方吃饭——一个藏式茶馆；按照他们的说法，全县城也只有他家有鸡蛋了——因为藏族人很少吃。
　　这次还是住在去年冬天的那间宿舍，原来满满当当的客厅现在几乎完全空了。一张光板儿床和一个没有装起来的牛粪炉子——去年经常灌烟的那个又爱又恨的炉子，孤零零地躺在客厅。而去年一起住的老吉和索朗老师都搬到女朋友家了，只剩下次旺这个光棍。他目前住在其中大一点的卧室里，因为那里有大玻璃窗对着暖洋洋的客厅。因为知道我要来，他特意新装了一张床。
　　来之前，次旺就已经和我说了，今年冬天比往年来得早，并预测有雪灾；教育局也根据气象局的通报，下达了有关防御雪灾提前放假的通知。可土生土长在藏北的次旺，是个耐寒高手，他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打算折腾着把炉子烧起来——我非常能够理解那是怎样麻烦的一件事情。好在有去年抗冻的经历，何况才不过十月中旬，想着去年到最后，几乎烧光了学校里所有能烧的东西，我甚至有些愧疚；于是准备把这几天坚持过去，不再让次旺为此着急。
　　
　　也许，因为老吉和索朗都那么不仁义地丢下次旺去了各自的温柔乡，在县里工作三年都没有女朋友的他也决定开始行动了。尽管言语闪烁扭捏，我还是知道了他现在瞄上一个刚分来的大学生。热恋的人仿佛都像没头儿苍蝇，当他把生病的我送回宿舍后就开始迫不及待，连我提醒他别忘记明天下乡的叮嘱还没说完就看不到影儿了。而我也因为发烧和头昏很快就迷糊起来，依旧感觉是在卡车上一样，晃来晃去——喝不到那蛋花儿汤。
　　
　　二
　　
　　第二天，闹钟伴着晨曦把我们叫醒。清冷的空气并没有使我沉重的身体松爽，但想到安排车子下乡不容易，为了可爱的女孩，怎么也得咬牙起身。简单洗漱完，车子也刚好到楼下，我和次旺匆忙收拾了要带的东西就出发了。
　　我们先去了县城唯一的早点铺吃东西，因为清晨阳光带来的喜悦，加上食物的热量，我略微感觉轻松了些。而当车子上了那条熟悉的土路之后就更加令人雀跃。四个小时后，我将再次见到自己喜爱的女孩。
　　希望次旺和我一起下乡，是因为他比较懂得当地话；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叫上了一个我们将要去的文部南村的学生同行。次旺说，这里的人讲的是一种叫“刀把话”的方言。虽然地处那曲地区，但这里的语言和那曲话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和拉萨话更是天壤之别。他在刚刚分配到尼玛的时候，也没办法听得十分明白。其实，大部分那曲和安多地区，从十三世纪开始因为战争的原因，逐渐进驻了很多蒙古人。那时的蒙古还不是伟大的蒙古帝国，但为了生存，扩张草场，蒙古人大批迁徙到目前的青海。之后，又剑拔弩张地对着刚刚土崩瓦解不久的吐蕃。结果可想而知，后弘期开始，笃信佛教的藏族因为不愿意兵戎相见，当然也是因为那时已经基本不具备作战能力，所以在多次高僧大德出使和谈的促融下，化干戈为玉帛，蒙古人皈依了藏传佛教，而西藏也成为受到蒙古帝国保护的地区。因此，许多蒙古部落和军队驻扎在藏区也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由于全藏区对宗教的虔诚，军队的作用并不是很大。何况，人是铁饭是钢——在这样荒凉贫瘠的高原，不抓经济促生产可怎么维持生计呀！所以很多军人到后来就都成了兼职，好时节就放牧，老天不给脸呢就集合点卯。又过百八十年，虽然小事常有，但都没有大碍。逐渐地，许多留驻的蒙古人和当地的唐古忒融合了，说白点，就是通婚。几代下来，曾经的蒙古人零零散散地就都化在了莽莽草原中。据说这“刀把话”就是混杂了藏语、回纥语还有蒙古语。虽然我可以听得出这方言和拉萨话不一样，但还是一窍不通。
　　学校派的越野车性能不错，路上闲聊才知道，车是今年下半年教育局刚刚批准给学校专门用于追逃跑学生的。司机巴曾师傅是个对尼玛县各个线路都了如指掌的人，开车也生猛得很。据说当年曾经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一辆半旧的卡车从那曲飙到了尼玛县城。想来现在追起学生自然也算轻车熟路小菜一碟了。次旺笑着说，几次下来，学生们就学聪明了，见到这车就躲。
　　因为身体不好，又容易晕车，他们都谦让地把副驾驶位置给了我。坐在后面的次旺开玩笑说，这次如果有逃跑的学生看到车子，估计会奇怪，哪里来了新老师。不过，次旺接下来说的话真让我哭笑不得，“学生们逃跑也挺辛苦的，通常没有食物，还要受冻。”我正准备说几句同情话，他又跟着说，可他们也时常到牧民家里骗吃骗喝骗住，有时甚至一下就是一个月，还有在路上累了偷别人家马的。
　　我只能接着问，那能让他们怎么办呢？而且，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学校？是因为学习没有意思，还是因为条件太艰苦？
　　次旺说，他们本来就都不爱学习，跑着玩惯了，而且逃跑的都是那些年纪大的学生。
　　年纪有多大？我问。
　　有的十七八岁吧，还有二十一二岁的。他口气有些戏谑。
　　你们怎么有这么大的学生？他们不是上扫盲班吗，怎么也和这些中学生混在一起？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中学的生源状况。
　　他告诉我，现在还是处在普六阶段，而且普六也是这两年的事情。目前，中学多少类似扫盲的状态。今年地区下来检查，就是为了明年要普九，所以现在还是有很多超龄学生。他们岁数大，心眼多得很。
　　我回头问那个坐在次旺身旁的南村学生，你跑过吗？
　　也许是老师在旁边，他有些害羞，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他从来没有跑过。那样子倒把我逗乐了，看他好像年纪不小，于是又问他几岁几年级。男生还是那表情，回答道，十八岁上初三。我语重心长地说，都初三了，就那几个月忍忍吧，别跑。
　　远远地望见当穷措，文部乡将要到了。阳光照耀下的那条山路光秃秃的，更显陡峭。去年夏天我来之前翻掉的卡车现在还可以看到。巴曾师傅说，前两个月有辆车把卡车的一些部件拉到那曲卖掉了，现在只剩下空空的壳。这使我想起，在羌塘草原上偶尔会看到的散落被丢弃的坏车或是车祸后的车，还有一些明显报废的大型工程车；据说草原上有些回族人是专门倒卖这些车部件的，还很赚钱，也算清理保护环境吧。橘黄色的卡车后斗躺在山坡上，锈迹斑驳，很是刺眼。从去年我就担心它是否会滑下来砸到正在山路上行驶的其他车辆或过往的摩托车和人，还好，它始终都是静静地在那里。
　　几个转弯过去看到村口猩红色寺庙围墙的时候，也听到了隆隆的号角声和低沉的诵经声。我立刻回头问次旺，这里是不是有法会。他马上和南村学生说了几句，但好像学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转过山路旁的玛尼石堆和白色佛塔，车子缓缓来到寺庙前。透过车窗，我看到好像有许多人影隐隐绰绰在寺庙的地方晃动。天空有徐徐飘摇的烟雾，显然是在大量地焚香，念经声和法号声音非常清晰而有节奏。看着我左右张望，次旺问是否想下去拍几张照片。尽管身体非常不舒服，但吸取去年的经验，我不想再错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于是，我决定先在这里下车看看，然后再去乡里和文部南村。因为从北村到南村还有五十公里非常难走的山路，所以我对次旺说抓紧时间拍些照片就好。
　　车刚停好我就忙不迭地下去，眼前闪现的面孔都似曾相识；突然觉得时间如梭，上次看到这些沧桑朴实的脸已经是八个月前的事情。次旺也没能从村民那里搞清楚这到底是个怎样的法会，但看着村民大多正装，而且寺庙旁边还停了两辆装满日用杂货和零食糖果的大卡车，地上也铺得到处是商品，倒有些像北方汉族冬天里的赶集。
　　去年夏天到文部的时候它正在进行雕梁画栋的翻新，当时没有进去。今天来到院子，发现还是个很大的地方，至少和南村的苯教寺庙相比较大很多。由此也可见藏传佛教的兴旺和苯教的衰败。而且，据说文部乡的很多苯教徒乡民也拜佛教庙堂。哎，这也许更给许多认为苯教《十万龙经》源自佛教经典的藏传佛教徒留下口舌了。成群的牧民围坐在大经堂前面，阳光非常强烈，所以丝毫感觉不出初冬的寒意；这也算是藏北，乃至整个西藏冬天的一个惬意之处吧——只要有阳光，就不用担心挨冻。
　　当然，伴随温暖阳光的是强烈的紫外线。这里的妇女，脸上大多有一层白，好像是糌粑粉一类的东西，为了隔离紫外线。还有许多妇女涂酸奶，脸蛋儿上那两疙瘩白就跟唱戏的要上装前的样子。我经常担心酸奶会烧坏她们的皮肤，但好像上千年的光景，也没听说谁的脸被酸奶烧了；可见土方功效非同一般。院子里的场景有些像藏历年楚布寺跳神，再次问了身旁的次旺——这里也没有跳神。
　　看着这些似曾相识的景象，几个本地妇女就在身旁接连匍匐下去。近正午的阳光从她们的头顶洒落下来，在我的相机中形成了一片光晕。这不仅把她们的袍子照得异常艳丽，也使得她们的叩拜显得更加虔诚庄严。在藏北这片广阔贫瘠的土地，牧民们的生活大多是艰苦单调地重复原始需求。而寺庙曾经是他们精神的唯一所在——他们对轮回的寄托，他们的富贵贫穷，他们的欢喜悲伤，生生死死，无不在来寺庙朝拜时体现。捐赠供养的、乞求施舍的、新出生的要在这里得到赐福，刚离世的要到这里寻求超脱。他们生存的道理和意义全在寺庙里，经文是他们的天音，是他们最期望获得的知识。他们的文化、娱乐也是通过寺庙活动来表达。对于一个生活在都市的人，这样的事情也许只是片刻的点缀，怎么能够想象，这就是藏北牧民们的全部呢？
　　
　　那些就在我面前席地而坐的牧民们，正在享受着从大经堂里传来的天音，而我也开始犹豫是否进入大经堂。就在这时，突然有个人影闪近身旁抓了一下我的衣服。转身，看到一个当地妇女领着一个小孩儿站在我旁边，一下子觉得那妇女非常熟悉。女人面带喜悦，飞快地像拎起一只猴子一样地把站在她腿跟前的那个脏兮兮的孩子一把抱了起来，冲着我又指了指那个手上还拿了块不干不净饼子的小脏猴，叽叽呱呱地开始说话。倏地被搞糊涂的我猛然看到被抱起来的“小猴子”，突然觉得激动了，一下拉住身旁的次旺，有些语无伦次地说，看这丫头，哈哈，这就是我的女孩。
　　次旺一脸迷茫地看着兴奋的我，而我却只顾自己地叫唤着，“我最喜欢的那丫头，她怎么在这里呀，你看她呀，跟脏猴子一样！”一边说着，我就想伸手捏捏那小猴子的脏脸蛋儿；也许是我奇怪的表情，也许是我讲着奇怪的她所听不懂的语言，一见到我伸过来的手，她马上就躲进妈妈的怀里大叫起来。显然，她打算使用老招数，耍赖抹眼泪。我一下不知所措，虽然她每次见到我都不高兴，但今天我可是非常兴冲冲地专程从县里来看望她。想着从拉萨给她带来的藏袍、巧克力，还有好多好吃的，我觉得自己也挺委屈。回头不无遗憾地，好像要表白似地对次旺说，她每次都这样，你说，我对她多好呀。
　　可不管那丫头怎么瘪着嘴，她的妈妈是非常高兴的——每次见我都是眉开眼笑。想起车上的东西，我连忙拉着她往寺庙外面走，有些迫不及待地想把藏袍给小猴子穿上。她当时身上穿了件粉色小外套，可除了布料本身的小花儿以外，还有不知道在哪里蹭的各色东西，反正够脏的。那乱七八糟盖在小脑袋瓜上的，乱成团儿的土黄头发，还有小黑鼻子里稀里呼噜带血的浓黄鼻涕，真够人看的。就这样儿，那对烁烁有神的大眼睛还倔强地瞪着，哎，别提多叫人心酸了。
　　从车后座拿出妖娆彩艳得像当惹雍措湖水一样蓝的藏袍，小猴子的妈妈乐得嘴都合不拢，而旁边围观上来的大人小孩无不雀跃。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叽叽喳喳，应该是在赞美这件衣服，又或者催促赶快给那丫头穿上吧。可丫头不冷不热地歪着头，眼神中又带出了委屈。我满心无奈，她怎么就没周围人那种热乎欢喜劲儿呢？我觉得又心疼又有点难过。可我是大人，怎么也不能跟她计较。俯身拉过她来，拿袍子比了比那娇小的身段儿，大不少；不过总比小了强，小孩儿长得快嘛。她妈妈倒丝毫不觉得大有什么不妥，一把又拎起小猴子，三两下就把丫头身上那件白花儿黑花儿的，脏得一塌糊涂的小粉袄给扒了下来；然后，把只有两件薄衫的丫头放在地上，我连忙蹲下，赶紧把袍子给她套上。心想着，这丫头也够禁折腾。又拿出在拉萨配好的艳粉色绸带子，和丫头妈妈一起给她在腰上绑了两圈。
　　什么叫人靠衣服马靠鞍，虽然脸还是那么脏，头发还是那么乱，可穿了这藏袍站在地上，小人样儿就已经出来了。湖水蓝衬着她棕色的小脸蛋儿有些娇羞之态，刚才的横样儿好像也没了，全藏到袍子里了似的。旁边围观的牧民们不时发出啧啧的声音，我看着这小可人，听着认为是赞赏的“刀把话”，心里美滋滋的。
　　再后当然是照相。我想抱着她表示自己的亲密，可她依旧是不怎么乐意——以哭和打挺儿进行抗议。我自己爱哭，所以更怕看到别人哭，何况还是满心喜爱的她。女孩的眼泪一流，就跟滴了眼药水一样，真是一大颗一大颗的泪水从眼眶里滚淌到脸蛋儿上。奇怪她那么小的人儿，怎么就能顷刻间流出那许多眼泪。可泪水揪着我心疼。哎，不敢再造次了。
　　既然不能抱，却可以把小脏脸蛋儿收拾一下。我觉得自己像只小蜜蜂一样，不停地在她的身旁打着转儿，一切终于变得有些让人满意，甚至次旺都开始发出赞赏的语言。我正在琢磨下面干什么，她突然咳嗽起来；声音沉重，好像五脏六腑都跟着在震颤。我有些惊疑地让次旺询问她的母亲，妈妈说这是因为丫头吃了一些糖果零食，而这里的零食质量几乎无法保证，可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想着曾经看到的遍布那曲市面的伪劣三无食品，望着这刚刚拾掇出来的娇俏脸盘儿，我的心头涌起一阵无奈。
　　整个藏北的交通非常糟糕，虽然这里并不像西藏东部那样崇山峻岭峭壁悬崖，但绵延无际的草原平均海拔都在四千五百米左右，地广人稀。以前的牧民大多居无定所，分散各处，所以，公路建设一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没有可以保证的公路，就谈不上运输质量；当然，也就意味着整个藏西北地区运输成本的不确定。而这直接导致了商人不愿意采购有品质有保证的商品，因为那样的商品有明确的保存条件说明及生产保存日期；而且，进货和销售价格也几乎是全国统一的。但藏北不确定的运输条件，加大了商人对于商品售价的把控难度；有时，他们不能保证利润。因此，很多商人为了既有丰富的商品，又有可以获得的稳定利润，就经常从那曲采购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的三无伪劣商品或者过期商品，以代替那些正规厂家生产的、牧民们在县城或者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广告的商品。
　　眼前这几十个小孩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忙转身问次旺，为什么这么多适龄孩子不去上学？次旺用“刀把话”问他们，有几个大些的孩子异口同声说了句什么；次旺翻译，说是因为这几天老师们都去县上体检，所以，不用上课。
　　这里到县城单程一百公里，搭卡车要大半天，算上体检，来回怎么也得三天。这不禁使我再次感觉到，普及教育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是花钱盖两间房，给学生们发发书本就可以解决的，需要的投入实在太多了。
　　时近正午，因为那小宝贝总是对我爱答不理，而几十个大人小孩因为我们的到来又一直围绕着她，也使女孩儿异常烦躁。我只得先和她告别；又让次旺替我翻译，叮嘱女孩妈妈不要一次给她吃太多巧克力，虽然没有质量问题，但糖果吃多了终究不好。说再见的时候小猴子又立刻笑了，我气愤也没有用，她从来都是这样，“拜拜”两个字对她来说就是天音。
　　车子开出北村，路过一个有毒的山泉（据说喝了会成哑巴）、乡里天葬台和乡中心小学，我再次回到这个前后住了快三个月的乡政府。前两次因为是假期，从来没注意过那孤零零坐落在路旁的乡中心小学。中心，就是指乡里各个村儿的娃子们都要以这里为中心来读书。但这个学校只教到小学三年级，国家对于如此地广人稀的藏北所能够做的师资投入也就是这个程度了，后面的教育就要到县城。每个西藏的县城都至少有一个完全小学。完全——就是能把小学六年都读完的地方。七八岁、八九岁的小孩子离家百公里，甚至几百公里去住宿读书是必须的事情，但那里的条件与城市寄宿学校有天壤之别了。我也曾经想过几次，如果有机会，一定带外甥女到这地方给她做个言传身教；不然，北京的孩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对于牧区的孩子们来说，读书真正的辛苦并不是学习本身。
　　在西藏，在尼玛，在文部我总是很容易浮想联翩，尽管无法感受别人常说的关于生死或者大爱的启示，可却圆满着自己所理想的角色。那些琐碎、不经意发生的小事，那些我曾经因水泥林立的都市而麻木的平凡生活，在这个空寒的旷野，都变得那么清晰而又牵动我的心。曾几何时，和朋友们轻松优雅地坐在回荡着轻柔音乐的咖啡吧，不屑地评论着当今的所谓慈善；可当我满大街找性价比合适的被子文具时，当我一天几趟往返寻求他们帮助运送时，当我像个“力巴”一样背着整包的捐助物资时；我全身每一个运动着的细胞都传递着同样的信息到我的大脑——任何地方都不能给愚钝利己的人任何关于生命慈悲的启示。所谓在西藏能找到人世间的净土，只不过是虚伪做作的牵强附会。所有的小事堆砌出人的本质，平凡努力地活着，才最真实。
　　
　　熟悉的地方再次进入我的眼帘。从山上接下来的胶皮管流淌着略带细沙的山泉，被太阳晒得有些燥裂的泥巴屋墙，文部乡的院子到了。我得给车里的人指道儿。熟门熟路地带领他们来到桑珠的住所，曾经住的那间房子就好像是我的家。看着进出过无数次的大门，我不无感慨——能有这次的捐助还真不容易呢。次旺和桑珠有姻亲关系，我到文部旅行认识了桑珠，通过桑珠结识次旺，而在次旺的宿舍，我知道了关于县中学的种种艰苦，绕多大一个圈儿呀，好像也算是缘分吧。
　　头天晚上次旺已经给桑珠打了电话，而他现在应该正在房子里等候着我们。外面游荡几条老狗看样子还是以前那些，见到人来并没半点反应，依旧是懒散地躺窝在太阳地儿。不过，我已经搞不清楚是哪只偷吃了桑珠的羊。如果说全西藏还有我不怕狗的地方，那也许就是文部了；怎么说也喂了它们两个月，总得给点面子吧。
　　次旺在我的指点下扯开脖子喊了起来，里面立刻有了回音，那是桑珠的声音。我们推门而入，中间的玻璃房因为正午，非常暖和；那间曾经堆满牛羊粪的房间——年初已经被我烧得七七八八，而现在几乎见底儿空了。桑珠把我们迎进屋内让了座，我颇有些故地重游的感觉。副乡长阿若儿子的大头像也还贴在他那张卡垫床边的墙上。
　　“还是那间多功能房呀，来新人了？”我边看边问桑珠。
　　“是呀，乡长换了。新乡长没带家属，所以和我们住一起，还来了个新副乡长兼公安特派。”桑珠一边拿起茶壶往炉子的延臂上放一边回答着。
　　“他们人呢？”
　　“南村出了刑事案件，乡长、公安特派一起去处理去了。”桑珠很平淡地回答道。
　　这可是不小的新闻，但因为我知道马上要回县里，也就不再追问这段公案了。
　　“这几个月在乡里怎么样？”我已经感觉出桑珠现在的平静。
　　“能怎么样，就待着呗。学习文件，村里有事就下去看看。问得你好像不知道这里的生活是什么样似的。”
　　“有学藏文吗？”
　　“没有。你这次有没有什么东西能给我们乡中心小学的？别以为只有县中学的学生需要帮助。”尽管话这样说，可他并没有用埋怨的口气。我记得去年他说过，很想找些钱或者其他什么捐助以改善乡小学的教学。可想想自己这次带上来的有限的东西，我不知该说什么。
　　在桑珠家休息了近两个小时，他炖了土豆羊排，又特意给我素炒份白菜。据说，因为现在住的人多，他们也开始定期从县里采购蔬菜，自己开火做饭了。看着他熟练地拾掇着饭菜，应该是最近的日子过得很安稳。
　　次旺、桑珠边吃边自我开解地谈论着那曲西线的羊肉如何比东线羊肉好，吃了不上火等等。其实，这是因为那曲西线的生存环境比东线要恶劣许多，这里的草场没有东线丰美，所以牛羊大多羸弱——没有东线牛羊的肥膘。吃饭的时候次旺还津津有味地看着DVD。几乎没有任何信号的文部，除了DVD，就只能看自治区的两个台了。年初在这里时，科考的人曾经试着想调出中央电视一台看春节联欢晚会，结果不行。乡里的工作人员通常利用去县城出差的机会借换一些DVD碟片，在实行禁酒令之后，这算是他们唯一的娱乐。
　　乡公务员基本都曾经在内地读过书，对藏汉文化及新知识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理论上应该是能够更好地为生活在文化知识闭塞的乡村服务；而国家以优惠的待遇培养他们的根本原因也许正在于此。这些公务员是从孩提时起就被选送或者考到内地去读书的。普九中，他们的学费、医疗、住宿以及一些其他的杂项等都是国家负担。国家在各个省及直辖市都有专门定点的学校接收这些西藏学生——中学、中专、大学。毕业后，统一将学生们回分到西藏，因为这里实在太缺乏接受过高等教育及大信息量的人才了。说到毕业分配，内地大学或者中专毕业生也许会对他们羡慕不已。在内地激烈的竞争下，毕业就等于失业困扰着很多还在学校的学子，而大部分西藏学生却不用发愁工作问题。但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旱涝保收，加上基层条件的艰苦，乡甚至有的县政府工作人员都不带家属。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他们对于工作的尽心与认真，无法安心于基层工作的年轻人比比皆是。
　　我可以理解西藏环境和条件的艰苦，可有些人本来就是生于斯长于斯，就因为得到了一些机会，经历了几年其他人难有的经历，学习、感受到了更多的资讯和现代化文明；所以现在，他们不愿意再回到贫困艰苦中去服务于那些乡民了，颇有些忘本的感觉。像那位只分配下去几个星期就要死要活地不再回乡的公务员，尽管文笔还不错，但一个没有服务自己同胞意识的人，即使有做公务员的能力也没有做公务员的品性。也许这还能说明，目前国家教育上的一些偏差：从小对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教育成了纸上谈兵；加之在教育过程中没能很好地协调两种不同文化对于青少年确立人生观的影响——内地老师对西藏文化的不了解，而那些学生又都是处在思想及思维方式未定型的青少年阶段，由此所造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平衡与缺失也是显而易见的。
　　桑珠曾经告诉我一个读书时的笑话。他所在的西藏班的学生，经常借口藏族民族节日或者特殊习俗而不去上课，又或者以同样的借口做一些通常不是学生所允许做的事情。而老师面对藏族民族习俗及特色这一借口经常是哑口无言；最后，老师们只得对他们说，“你们是中国的大熊猫，随便吧。”于是，这些学生很高兴，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的是什么。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他们的认识大多只存在于某些表象，而真正民族文化的振兴是要靠知识和责任的结合做基础。当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在抱怨自己文化流失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扪心自问一下呢？
　　在藏北，你可以看到许多并不富裕的牧民那么热心地帮助别人，而那些本应该为他们服务的人，应该带给他们知识，并深入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人，却满不在乎地混着日子。也许我有些悲观，对他们的感觉——年轻的一代，矛盾的一代。
　　从桑珠那里出来已经是下午两点半了，尽管这次没能看到当惹雍措有些遗憾，但再次见到喜爱的女孩也算如愿。回来的路上刚翻过当穷扎拉山口，猛然从眼前闪出几只很大的羚羊，它们飞快地从车头跳跃过去。这里的野生动物保护还算不错，所以，像这样的景象并不难见。不过后来过了“文部大桥”，接连见到成群的藏野驴和黄羊，也使我有些惊讶。前后大约有近两百头，它们远远地看到汽车就开始奔跑；虽然没像传说中那样和汽车赛跑，但矫健的身姿和那骄傲高昂的头让人看得着实兴奋。偶尔还有一些母藏羚羊混在其中，金黄色连绵无边的草场，蔚蓝的天空飘着几朵傻呆呆似棉花糖般的云彩，身体又开始有些发冷的我迷迷糊糊地想着，这就是心中的藏北羌塘。
　　
　　三
　　
　　在草原上急驰的车突然偏离了主干车辙印记驶向旁边不远处的一间小土坯房。停在门口后，司机师傅巴曾就开始用藏语喊话，像是在叫什么人，不过没有任何反应。我感觉应该是有什么事情，于是问次旺。他简单地说，追一个学生，但据说那学生的家非常难走，车开不上去。我有些诧异，虽然经常听他们谈论学生逃跑的事情，而且就在上午我还问过这件事儿，可没想到现在——他们就要去追逃跑学生。
　　我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但听到这话，还是来了些精神，赶忙问，那你们打算怎么办？他说，车子不能上去就不去了，改天通过县里给学生所在的乡下发文件，让他们把学生送回来。
　　有些失望，但眼看车子又出了主干路向另一间土坯房开过去；我猜，他们也许并不甘心这次不能把学生带回去。经过再次询问，司机师傅基本可以肯定学生的住址，并认为可以开车到达。逃跑学生的家在俄久乡，据说那边的道路相对其他乡平坦许多，虽然在县城的另一个方向（文部乡在县城西南，俄久乡在县城西北），但距离县城并不是很远，大约六十公里左右。车子已经明显地掉转了方向，我知道，这是在往俄久乡去了。
　　
　　“县里今年怎么这么照顾你们，居然给车子来追学生？”
　　次旺回答得有些激动，“我靠，你知道吗，今年有一次值班，跑了两个学生；那时都要自己找车，我到学生家里去了两次才追回来。那地方特别远，道路难走得很，包车、骑马总共花了一千二百元！后来，我们几个老师商量了一下，给县里打了份报告。县里讨论后才决定把这辆车分派给我们使用。”
　　“怎么还骑马呀？”
　　“那地方在达果乡的一个山沟后面，车子也进不去，只能在当地找马，还得带向导才能去。还碰到狗熊了呢！”次旺声情并茂，“我们骑的马都惊了！”
　　“啊，那后来怎么样？”我一直听说藏北有熊患，也经常幻想自己能够碰到，但始终没有。
　　“也没什么，我们在山腰上骑着马，那熊是在沟底。当时向导正说这里熊多，他的马就开始倒蹄子，不过，我的马没有惊。那熊就在下面，后来走了。”看来是有惊无险。
　　“你现在一个月工资多少？听说好像今年春天涨了些吧。现在逃跑学生还扣工资吗？”我问，“扣了钱，再被狗熊追，你们的确够累。”
　　“两千四，”次旺有些不忿，“现在和以前有些不一样，改成负担汽车的燃料费。”想想，除了狗熊以外，总比他去年扣了一千一百元的工资，还要自己骑摩托车翻山越岭强。
　　“那现在要比去年好多了，起码燃油费比包车追学生便宜呀！”我安慰了他一下。
　　“是呀，不然这老师没法干。”
　　“你刚才说，可以找县里给乡里发公文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学生实在追不回来，县里有义务给乡里发把学生送回来的公文。”
　　“这样的公文有用吗？”
　　“怎么没用？不送就罚款，没收他们的牛羊。”他说这话的时候俨然带着很解气的口吻，听上去有些像小孩子斗气。
　　“怎么罚款？罚多少？”
　　“罚款他们基本都是没有了，所以就是没收牛羊。还有，国家下发的补助也不再给他们。罚多少，罚的就是九年义务教育国家花给他们的钱，都折合成钱算在他们头上。”
　　“这里的留级生多吗？”
　　“留级？我们这里从来没有留级的制度。”次旺的回答使我有些诧异，他又大笑着说，“要是有这制度的话，估计百分之九十的学生永远也毕不了业。”
　　“啊？那他们考多少分都可以毕业？”
　　“是呀，百分制的考试，考几分吧；怎么留级，一直在学校吃三包呀！”
　　“三包是实物吗？都直接发放到学生手里，还是你们学校统一分配？”
　　“是实物，除了一日三餐是学校统一，其他还有补助，按实物配额直接发到学生手里。”
　　我想，如果把这些都折算下来，对于普通牧民家庭来说应该不是小数目。他们当然交不起这样的罚款。不过我也知道，如果把牛羊拉走，那就等于要了牧民的命。不要说拉走，就算是关上几天不喂草，牧民都要心疼死的。
　　以我个人短暂的西藏经历了解，藏北牧民没有农耕，只依靠这点简单贫瘠的草场对牛羊进行自然放养；高寒地带的恶劣气候也使得他们养成了少动多静的习惯。以前对于牧民们来说，最多需要学习的就是那些积福求得来世好托生的经文；而那些东西对于普通牧民，好像也是不需要学习就能够掌握的。经文都是祖祖辈辈口传身教——从一出生就回响在耳边的东西。上千年，他们没有学习的意识，他们不认为不学习有什么大不了。而且，藏族人的习惯思维是——来世比现世重要，至少是都重要。念经是为了修来世，可学习科学知识能不能带到下辈子他们就没那么肯定了。不过，现在因为国家和当地政府的反复宣传，尽管大部分牧民不能理解什么是民族政策，但还是相当一部分人已经知道，虽然他们不认为这是错误，但终究要为不支持孩子学习受到惩罚。
　　这时，我们的车子又路过了一户牧民人家，巴曾师傅还在打听学生家的准确位置。
　　突然，次旺叫起来，“靠，我们的校服也挂上尽义务了！”随着他的声音，我向草场护栏那边望去；果然，在花花绿绿破破烂烂的围栏布条风景线中，隐约夹杂着一件有些破烂的蓝白中学校服。
　　“对了，校服国家也免费提供吗？”我随口又问回了关于学校的事情。
　　“也是免费提供，我就这么告诉你吧，有好多学生就是空手到学校来，然后放假大包小包的回去。他们是从来不拿一分钱出来，也没钱。”估计次旺觉得每次和我解释哪个是免费的有些费事，就一下把东西都笼统说了，“原来国家就一直这样不停地发，校服、红领巾、团徽；其他还好，就是校服，有的学生一个学期能领三四套，到了第二学期没穿的了……经常到毕业的时候他们是不穿校服的；国家、学校也没有那么多给呀。”
　　我有些诧异，觉得这样的做法很有些过分；毕竟都是纳税人的钱在支持着教育事业，“那政府应该有某些制度来杜绝这种浪费吧？”
　　“现在是有了，小学、中学都有了限制——他们的校服、红领巾、团徽，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必须在毕业的时候保证是完好的。这样才给发毕业证。有这规定后好多了，他们为拿到毕业证也开始注意了。”
　　想起刚才问路时，有个藏族妇女身上穿的也是校服，我禁不住笑了，“那这些牧民很在意毕业证书吗？”这个我有点怀疑，他们并不涉及找工作，考不上高中也无非就是回家放牧，要毕业证书有很大用吗？
　　“还是非常在意的，毕竟年年送到学校，回了家要是连个证书都没有，他们也觉得不好看。而且，现在国家、政府大力宣传，还有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呢，你以为。其实，现在很多牧民家长都开始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到地区，甚至内地去读书；他们已经逐渐有这样的意识了。尤其是，上次我们关于县中学一个学生考取那曲地区中考状元的宣传，第一名奖状，助学金什么的，他们听了都羡慕，也开始对自己孩子学习产生了信心。而且，现在到处都是普九教育宣传，他们听得多也比较配合学校工作了。”次旺这次的得意俨然有些不一样。我知道，对于地区检查普九准备工作的文件报告，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来的，而且很得好评。在县中学，相当一部分老师并没有什么教学经验，他们只是普通大学毕业，没有师范学习过程或者实习培训就分配到这里当老师了，都是一边摸索一边施教，而学校也是这样磕磕绊绊才逐渐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你们可真是功不可没。”听这样的话总比听又跑了学生老师赔钱要开心。
　　这时，车子又翻过一座土山，前面豁然一片绵延悠远的金黄色草甸子。期间散布着两三座牧民的院落，星星点点的牛群羊群，好像还有野驴群和羚羊群混杂着，一派恬淡安逸。当我对着美景发呆时，巴曾师傅已经开车冲着一个正在牧马的小孩子过去。经过问询，那个逃跑学生的家就是我们目所能及的那些院落中的一个。
　　坐在后面的次旺唠叨了一句，那是他弟弟。“你怎么知道是他弟弟？也在县中学上学吗？”我不禁问道。
　　“呵呵，他们一个模样的，不用脑子也知道了。”次旺非常肯定地说。
　　“那他会不会通知哥哥再跑呢？或者让家人把哥哥隐藏起来？”
　　次旺笑了说，一般不会，其实他们都知道，逃跑的学生早晚要回学校，大家最终也都会给彼此面子。
　　这可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车子很快就到了经过几次确认的学生家。那是一座很普通的藏北牧民家庭院落，黄色泥土墙包围着同样的泥房子。现在，藏北牧民已经基本改变了千年留传的游牧帐篷居住方式，每个牧民家庭都有一个固定的居住地。
　　
　　车子停在院墙门口，我随着次旺和巴曾师傅一起下了车。和藏北大多的院落一样，这里没有大门。天地缥缈，人烟罕至，这里的治安通常不是个问题；至少，鲜有主动和预谋犯罪。里面一排很普通的黄泥房，如果说还有什么是藏北特色的话，那就是整面墙的玻璃窗；尽管窗框有些破旧，玻璃也不那么整齐洁净，但基本不会影响室内的采光效果。院子里还摆放了一个小小的太阳能集电板，去年和文部乡书记下牧场发放的就是这玩意。
　　据说都是援助尼玛县的中海油给牧民们配送的，一家一个；主要是为了解决游牧家庭的基本照明，起码能支撑八瓦灯泡亮一晚上。藏北的供电始终是个问题，尽管日照充足，且太阳能发电又比较环保，但太阳能发电的使用技术要求相对比较高，而且还需要有风力发电相配合，后期维护也比较复杂；所以，虽然面对着这么大好的太阳，用电就是解决不了。不要说在这样游牧分散的乡里，就是各个县或者地区，整体供电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很好解决。
　　除了这个小小的太阳能，院子里还有一辆旧摩托车——这应该算是藏北除了太阳能蓄电器以外最普及的一样现代机械化设备。说家家都有那是吹牛，但两家一辆就准有多余的。
　　一位老妇人带着两个小女孩正蹲在院子中央晒太阳，还有一位中年妇女站在她们身后，几双空洞迷茫的眼睛对着我们这些好似天降的陌生人。他们完全没有主动问询的意思，就是目光散乱地看着。而一进院门的左手有一间单独的泥巴房，里面不停地传来念经和敲鼓的声音。面对不打算先开口的妇人，巴曾师傅首先说话了。
　　“他们在说什么？是这户人家吗？”
　　“是，她们说孩子去放牧了。”次旺好像不怎么高兴。但逃跑的学生去放牧也的确在我意料之中。
　　“那我们怎么办？等他放牧回来吗？”我问道，“一般放牧什么时候回家？”
　　“不知道，她们没有打算去找的意思。这里放牧不是每天都回家，有时放牧附近有其他牧民家，他们就住下了。”次旺望着远处散落的牲口群，有些心不在焉。
　　“啊？那怎么办？”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这时，中年妇女向那个传来念经声的房子走去。我跟在妇人身后径直走了过去，她进了房间，而我则站在门口往里张望。那是个不大的屋子，正面高处供奉着一个佛龛，西藏人喜欢把一些现世活佛的照片和佛像摆放在一起，而佛像和旁边的照片已经被常年的烟雾熏得灰黑，以至我这眼神儿完全看不清楚。旁边地上铺着两块卡垫，上面盘坐着一位老者，正低头对着面前小茶桌上的经书沉吟。老人手里拿了一根长而弯曲似勺状的细杆儿，杆头裹了些织物；而这时，我才看到房顶上悬着一个绿不绿黄不黄的皮鼓；那像问号一样的细杆头刚好可以够到皮鼓。所有的一切，很有遁世者的感觉。中年妇女进到屋里，半躬身儿和老者说了几句，老者微微抬起头回答了一下，妇女转身又出来了。老者看了我一眼，他满脸沧桑，戴着一副硕大且厚得像玻璃杯底一样的圆眼镜；脸上所有的纹路好像都糅合到了一起，终结的地方就是嘴角。他放下那根“问号”鼓槌，拿起身旁一根木杖缓慢地起了身。
　　看老者要出来，我连忙抽身回到院子中央。老妇人带着两个目光呆滞的女孩依旧蹲坐在那里晒着太阳——像雕塑。次旺和巴曾师傅看到老者出来，点了下头；老者双手把木杖杵到中央，有些领导的派头，几个人就这样默默地站了一会。然后，老者不急不缓地对次旺和巴曾开了口，他的话很长，语气也明显比刚才中年妇女说话的口气要认真严肃，腔调拿捏得也很好；我当时感觉他像是在做报告，应该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我的猜想没有错，后来次旺告诉我，他们之间的确有些问题。
　　学生这次正是因为挨打跑回了家，而这个打学生的老师就是次旺本人。但他不认为整个事件都是他的错，或者责任；因为，这个次旺班上的学生，按照次旺的话说，不好好学习，次旺就训斥批评了他；而后，学生选择次旺值班的时候逃跑了。这个学生很有意思，他第一次在次旺值班时逃跑，被次旺追回并动以拳头教育了一番；经过卧薪尝胆，等再一次轮到次旺值班时，他又逃跑了。这好像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又好像是学生和老师玩的猫和老鼠游戏。
　　前面提到过，学生在某个老师值班期间逃跑，这个老师是要负责任的。既要追回学生，又要被罚款。所以，通常老师会认为哪个学生如果在他值班时逃跑——就是跟他过不去。而学生有时也会选择和自己有过节的老师值班时逃跑，这样可以丢老师的面子，也达到折腾老师的目的。至于追回来要挨打，好像那些小脑袋瓜想不了那么多。
　　而逃跑的原因就多种多样了，因为读书不好挨老师打几乎是学生逃跑的主要原因。但按照老师习惯的说法，这些学生不打就不读书；听上去已经进入一种恶性循环了。还有，学习生活太枯燥，学生们几乎没有娱乐，宿舍里没有电视，也听不到音乐；因为教学设施不完善和气候条件恶劣，学生们也没有什么丰富的体育活动；书本知识远离他们的现实生活，难以引起这些本来就没有学习意识的游牧孩子的兴趣。想来，他们也只能寄希望于逃跑回家，对着太阳发呆放两天牛羊；这种在家散漫的日子仿佛对他们来说更轻松有趣。而学习多少总带着枯燥，获得知识的路程总是艰辛，这道理是这些自由惯了的牧民很难理解的。
　　而家长，他们认为把孩子交到学校就完事大吉，学校老师应该负责一切。由于大部分家长自身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所以对于孩子的教育也并不关心，或者说他们不懂得如何关心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这就使得学生们对于在学校的生活更不那么倾心接受。而学生们一旦逃跑回家，家长也并不责怪和追问，只是随着学生说一个理由罢了，然后就是出去放牧；直到有老师或是乡里干部来追要学生，顶多就是再收拾一下东西让孩子回去而已，还不免夹杂些对老师的埋怨。但好像所发生的事情都不重要，学生在学校或是在家不重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以至学生回家也不重要。有点像放牧，哪有合适的、好的草就上哪里去，不管区域，没有太多计划。甚至曾经发生过有学生两边都不在，而是不停地轮换着到几个牧民家住两个星期的事情。后来，老师因为觉得学生生病请假时间太长，到家里探访才发现学生从来就没回过家。
　　我半蹲在院子里看着老妇人和两个小女孩，听着老者铿锵有力的“刀把话”，猜测着等这两个小女孩长大，教育环境会不会改变。她们应该比小猴子要大些吧，突然又想到那倔强的小女孩，我真希望等到她上学的时候情况能够有所不同。老者的声音在一阵抑扬顿挫后戛然而止，估计是讲到老师打学生的气愤处；我偷眼看了一下次旺和巴曾，这其实也和巴曾师傅没关系，他只是教育局的一名司机而已，不过，相信因为经常带着老师追逃跑学生，应该也挨了不少家长们的埋怨。次旺一副无可奈何又虚心的样子，不过我还是看出他在压制着心里的忿意。几番对话过后，老者缓缓地步出院子，而中年妇女也转身回后面的泥巴房里去了。
　　“怎么样？”我问次旺。
　　“他们答应去找学生回来。”他好像松了口气。
　　“老者是学生的父亲？他是不是在责怪你们打学生？”我问得直截了当。
　　“应该是吧。他说我们不该打学生，让学生不愿意呆在学校，总是往家跑。”次旺回答得简单，好像不想解释太多，“学生这次带不回去我就要找县里下文，要罚他们的款，”又是罚款，“不过我答应，不再打学生了。”次旺还是很诚实的，尽管他提到罚款。但我想，可以安抚老者心中怒气的应该是关于他不再打孩子的承诺。
　　
　　这时，从后面的土坯房里走出一个年轻人，提着个皮子口袋骑上了那辆旧的摩托车。一直站在草地上的老者抬起手中的木杖，指了指远处的什么对年轻人说了句话，然后年轻人就一溜烟儿走了。
　　“是这个人去找学生吗？”我感觉判断应该没错。
　　“是，他们让他带上干粮给另外一个人，替学生放牧的，好把他换回来。”巴曾师傅给我解释。“刚才老者就是在说他看到了他们家的牛。”
　　“啊？他能够看到他家的牛？”
　　巴曾师傅笑笑点头。我知道自己视力不好，可那老者也是戴着厚厚的眼镜。我不是牧民，所以当然不能区分谁是谁家的牛。面对能够说“噢，这群牛是我家的，那群羊是谁谁家的”的牧民，我太仰慕了。
　　我们在等待。
　　“按照你说的，如果你们不能够自己把学生从家里带回学校，那就会要求县里出文件给乡里等等，把学生重新送回学校。既然这样，为什么老师还那么费劲地去追学生呢？直接下文件不行吗？”这是我心中的疑惑。
　　“一般我们只有实在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才会向校务会提出这样的请求，再由学校出面找教育局，教育局出面找县政府出文件给需要下发的乡政府。而且，如果哪个老师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必须确认他已经尽力去追了，实在解决不了才这样做。而如果一个老师根本就没有去追过学生，也没有到过学生家里和家长协商，就直接通过县里来解决，那这个老师就会受到处分。经常的办法是把这样的老师下放到乡里的中心小学任教一段时间，说白了，什么时候能再调换上来都不一定。而且，通过县里给乡里下文件的程序多，动静大，一般都是多少要真罚些款的。我们老师都不愿意这样做，更何况对自己的工作影响更大，别人会说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工作。”次旺进行了本次最长的演讲。
　　因为在外面站了太长时间，我感觉自己已经体力不支，周身烧痛，于是和次旺说了一声便回到车上。车里是那个一直老老实实坐着等待的南村学生。因为其他人都还站在院子里，我刚好寻了清净问这个学生一些很想单独问的问题。
　　“你挨过打吗？”
　　“挨过。”虽然已经没有其他人，他依旧有些害羞，不过回答得干脆。
　　“为什么？学习不好还是其他什么？”
　　“学习不好。可我从来没有跑过。”他表白着，似乎忘记曾经告诉过我。
　　“老师怎么打你们？用棍棒还是手？”我一边说一边比划着。
　　他笑了笑，“一般都是手，”他把手攥成拳头的样子晃了晃。
　　“他们打得狠吗？”我问。但他有些疑惑地看着我，好像没有听懂。我又比划着，“打得很疼，不疼？”
　　“就是用手打，有时疼，有时不疼。”他还笑呢。
　　“是所有老师都打学生吗？藏族的，汉族的？”我以为这问题很敏感，但后来发现，在藏北，并不似西藏有些地方那样，对藏族汉族区分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学生们，他们并没有特别的民族划分。
　　“是的，老师都打学生。不过藏族老师打得疼，用手，”他又攥了一下拳头，“汉族老师不疼，他们用书，这样，”说着就示范着拿东西拍打的样子，很可爱。“不疼。”然后又补了一句。
　　我咯咯地笑了，又问他，“是不是汉族老师教的课你们学得好？”
　　“不是，”他也呵呵地笑，“反正，很多老师说的我们听不懂，汉族老师说的。所以，他们就讲，也很少打我们。藏族老师的，我们懂，我们说，他们生气，就打。”
　　他的大致意思是说，因为汉族老师上课，讲的是汉语，他们不能完全听懂；汉族老师提问，学生们因为几乎听不懂而很少说话回答，所以，汉族老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能自己讲自己的——因为缺乏交流而没有矛盾。可藏族老师就不一样了，虽然很多藏族老师在初来的时候并不是很懂这里的方言，但一段时间后就差不多了，毕竟都是藏语；因为相互之间的语言大多可以交流，知道很多矛盾问题所在，所以也就更容易因此生气而加以拳脚。
　　我笑得很厉害，以至在外面的次旺看到觉得有些奇怪；他转过来也上了车，有些横地问我在说什么。我笑着反问他，为什么说话总是这么粗鲁。他有些不好意思说，有吗？
　　快六点时，出去找逃跑学生的摩托车终于回来了。除了摩托车手，后面还坐了一个目光有些木讷，身穿绛色藏袍头带红色棒球帽和黑色绒毛耳罩的男孩——那个逃跑的学生，的确是比牧马的小孩大一号。
　　次旺看着学生从摩托车上下来，便下车和一直站在院子里的巴曾师傅说了几句。学生跟在年轻人后面，并没有和他的老师打招呼。年轻人把摩托车放在院子里支好，他们一起进了后面的泥巴房。一会儿，中年妇女和学生前后走出了房子；学生身上已经多背了个小袋子，是非常传统普通的藏式皮袋儿，看样子里面装的是一些食物，孩子的母亲刚才已经准备好的。
　　外面的动静使经房里的老者再次停止念经蹒跚而出，学生见了老者也没有说话——直接地讲，他从头到尾只言未发。老者这次也沉默着，只是在中年妇女和次旺老师都点头的时候，也跟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非常平静地，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就这样简单地，老者和中年妇女站在院子门口目送着我们离去，就好像从亲戚家接一个熟悉的孩子一般。
　　
　　四
　　
　　车子在茫茫的草原上拖着长长的影子驰骋着，这一整天对于逃跑学生我们已经说了太多，而能够得出的结论是，学生不能在学校获得他们认为有趣的东西。记得之前看过一些书，讲述关于藏传佛教的体制，据说那些刚刚被送入寺庙的小喇嘛也有经常偷着往家跑，但进入青年期后大多能够安于寺庙生活，不再逃跑了。这恐怕只能用民族心理结构问题来解释了。一是他们传承了上千年的寺院教育系统已经根深蒂固非常完善；还有一个原因，寺院里学习的东西和他们出生后耳熏目染的文化息息相关。他们也许不懂得所谓的自然科学，例如牛顿定律或是化学课上的“精变”，但对严密的逻辑性的宗教仪规却耳熟能详；他们也许记不住现代经济商业原理，但却可以轻松地咏诵繁杂的经文。任何知识都生根于相关的文化，而文化没有交流就会衰败，就会寿终正寝成为历史。所以，学校对于学生教育也许首先应该根植于与当地文化的交流，结合已有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教育。这样，既不会使文化传承消失，也更容易让学生接受。而那些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和定义式的科学理论知识，难免会使这些生来“放养”的孩子们彷徨失措。也许那些切实能够运用于草原上的知识才能使他们感到趣味横生吧。
　　偶尔回头看一眼那个蹲坐在后车箱的学生，他的眼睛混沌而没有智慧的光彩。呆滞的眼神经常可以在这一地区看到，简单地说，那是没有知识造成的。尽管这也和恶劣生存条件有直接的关系，比如稀薄的空气、单调的食物链；但新鲜事物和信息的匮乏——是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群体对事物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的主要原因。而除了那些环境本身的不可抗力之外，其他因素，都是可以通过人为努力来解决的。但那需要巨大的付出，国家的、当地政府的，人力、财力，运用科学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获得提高自己的知识。我相信，时间会说明这些付出的价值所在。
　　回到学校正好下课，路过学生宿舍时，次旺把逃跑学生交给了当夜值班的老师。他没有多说其他，我猜这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一个两次在他值班时逃跑的学生，还得答应家长不再用武力进行教育，他还能怎么样呢？只能平静对待，期望这个学生改过自新，能够明白，这样的行为是给自己的学业带来损失。
　　
　　因为身体缘故，次旺直接把我送回了宿舍。我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多支持一分钟了，甚至当他问到晚饭吃什么的时候，我都没有任何兴趣回答，一心只想扑到床上昏睡到底。不过，最终我还是没能如愿以偿。在我还没有回到学校的时候，校书记接到县里领导电话，据说是一定要邀请我吃饭。当然，善于安排的县领导非常懂得节约，这顿饭是和地区下来检查牧民安居工程的工作人员一起吃的——那地方就在中海油援建的尼玛县宾馆。
　　知道前半个月，地区下来检查普六工作和普九预备工作的结果非常圆满。而且，本季度当地政府还拨款给学生们采购了一批床垫之类的东西。当然，这些我已经看到。
　　还知道县城附近要建水电站，这是去年的信息。但好像论证了几次，至今未能得到自治区发改委的拨款批复。按照县里领导的话，估计要“黄”了。
　　我发烧头晕，可还是听明白了这些——和牧民们学生们息息相关的事情。看着县领导张张黑红的脸，当时的感觉就是，谁都不容易。再次回到宿舍，我觉得彻底不行了。
　　第二天中午勉强起来，努力地让自己咽下了一些饭菜之后，我和次旺去打印了本次捐赠的证明及寻求下次关于电教设备捐赠的文件。
　　回到宿舍，我又开始头痛，低烧始终没有退去，喉咙的疼痛甚至影响唾液的吞咽，我着实开始有些担心身体了。迷糊中也不知道是几点，次旺回来了——问我要不要出去吃饭。沉重的身体怎么也不听使唤，只好勉强回答说不用了。又过了不知多久，次旺再次回来，恍惚中看到他放下一个袋子和水壶，好像说有方便面和乡巴佬鸡蛋什么的，然后又走了。
　　他最近在谈恋爱，尽管这是他最不愿意在尼玛县做的一件事。其实很多分配到这里的老师都不愿意在这里成家，但大部分新分来的大学生都会以最快速度找个伴儿。如何解释这速度呢？在县里听闻是这样的，认识、恋爱并同居，前后两个星期左右吧。我当时听得有些瞠目结舌。像次旺这样，分配来三年，却一直没有任何女朋友的人还是凤毛麟角。尽管他还是念念不忘外面的世界，他的音乐，他的乐队，他们将要灌录的唱片；但生活终究是生活，一个二十五岁正常男性一直没有女朋友，尤其是在交通困难、生活乏味的小镇，这是残酷的。他终于要面对选择，面对爱情，生活，理想，现实。这个冷风呼啸的夜晚他没有回宿舍。
　　
　　五
　　
　　县里运蔬菜的车始终没有来，我已经不报什么希望了。经过打听，那曲至尼玛的班车最早也要三天后才能到，之后还要维修（每次经过这样艰苦的跋涉后都需要两或三天的整修），可以再次返回那曲地区是一个星期后的事情了。我暗自下定决心要把这几天扛过去，无论感觉多么不舒服，都要吃东西，把身体所需的能量保证好。好像又有了去年夏天来尼玛的感觉，进，进不来，回，回不去。
　　吃晚饭的时候，次旺接了个电话，回来就告诉我，第二天有去地区的车，是县法院的，可以去问一下能不能带上我。这真是个喜讯，我都有些激动，毕竟这次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但学生们的课间操我还没有拍，这些可是捐款人很关心的学生生活。次旺摆出一副大男人的样子关怀地说，你都一直病着，下次再拍吧，身体要紧。我明白，如果错过这趟车，那真是要再等一个星期。因为发热带来周身酸痛，我也不再犹豫了。很快地，我们非常顺利地在另一家茶馆找到正在喝茶的法院司机，他说没有问题，车子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出发。一会儿又问我是到那曲还是拉萨，因为车是要去拉萨。这对于生病的我来说就更加方便了。
　　如此突然地就确定了回拉萨的车，而且是第二天一早就走，我倏地觉得有些失落。几次离开尼玛县，总有这种惆怅，要远离亲切、熟悉的感觉。当然，这话要是妈妈听到不知道多伤心呢，每次她想到我决定留在西藏生活就唉声叹气。照她老人家的话说，我就喜欢往野地里跑，哪儿没人钻哪里。其实她不知道，无论多荒凉绝苦的地方，都会有强烈的生存意识存在——这里即使是冬天也生机盎然。
　　在尼玛县的几天，我和妈妈也互通过几次信息，但并没有告诉她，我生病了。我只希望她知道，我喜欢的地方有多美，我喜爱的女孩有多可爱。可惜妈妈身体不好，不然我多希望她能够亲眼看到我热爱的藏北羌塘，亲眼看到那些骄傲的藏野驴，那些优雅敏捷的藏羚羊，那些卡通模样的旱獭，看到天空中雄伟翱翔的金雕。可是，她的身体不允许到如此高的海拔，即使拉萨也很困难。将要离开的怅然使我不停地想念着母亲，哎，还是再发条信息吧，告诉她，我马上就回拉萨了，请她放心。
　　躺上床，刚迷糊没多久，番茄蛋花儿汤又出来了，可还是喝不到。后来好像还梦到小猴子哭，梦到我发誓没打算把她从她妈妈身边带走。在梦里，尽管我们依旧说不同的语言，但好像彼此可以听懂似的。
　　一个月后的一天，当我刚收到电教设备申请通过的通知，桑珠突然来了电话，“我说姐姐，我现在龙尼村，得向您传达一下他们经过协商后的提议，如果你愿意，那女孩就送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