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焚椒录》看宣懿诬案的成因
摘要：《焚椒录》一书系辽代王鼎所作的笔记小说，其真伪问题历来备受争议。该书详细记载了宣懿诬案的始末，收录了辽代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存世的所有作品，可正《辽史》讹误并补其疏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本文意着重论述《焚椒录》具有可信性，并以之作为重要史料探讨宣懿诬案的成因。
关键词：宣懿诬案 《焚椒录》 萧观音 王鼎
宣懿诬案，即大康元年（1075年）耶律乙辛指使宫婢单登诬陷宣懿皇后萧观音与伶官赵惟一私通而令其致死的冤案。这一案件系辽代后妃三案之一，对研究辽代后期后权与皇权的争夺以及走向衰亡有重要意义。论者对造成宣懿诬案的原因看法不一，《辽史》对其记载亦有疏漏和讹误。《焚椒录》为辽道宗朝进士王鼎撰，记述辽道宗宣懿皇后被耶律乙辛诬陷冤死案件始末，并录入有关文献，是仅存的一部辽代私人记事书。其载萧观音作品共十五篇，是辽代文学发展到顶峰的代表之作。笔者通过对比《焚椒录》与《辽史》、《契丹国志》，认为《焚椒录》并非伪书，并以之作为主要史料，探讨宣懿诬案的成因。
一、《焚椒录》并非伪书
《焚椒录》的真伪问题一直备受争论，笔者通过对比分析《辽史》以及《契丹国志》得出结论：《焚椒录》虽为笔记小说，其内容应为可信。理由如下：
（一）通过《辽史》得知《焚椒录》作者王鼎确有其人
对于《焚椒录》是否为辽进士王鼎所作始终存在争论，而此直接关系到该书是否为伪书。《辽史·文学传》对王鼎其人有记载如下：“王鼎，字虚中，涿州人。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清宁五年，擢进士第……乾统六年卒。”其疑点在于《辽史》的记载未提到王鼎作《焚椒录》。《辽史》中记载的时间如下：清宁五年（1059年），擢进士第。按纪，王鼎擢进士第在清宁八年（1062年）；寿隆（应作‘寿昌’，1095年—1101年正月）初，升观书殿学士；乾统六年（1106年）卒。《焚椒录序》中有“大安五年春三月，前观书殿学士臣王鼎谨序”，大安五年即1089年。《辽史·文学传》与《焚椒录序》中关于王鼎生活年代的记载吻合，基本可知《焚椒录》为辽进士王鼎撰。《辽史·文学传》的记载提供了两条重要信息：其一、王鼎为进士，擅长作文章，又常伴君主左右，可知其有机会了解宣懿诬案的发生发展，并有才能记录下来；其二、他曾被夺官流放，仕途并不顺利，不能排除他生出对宣懿皇后蒙冤的同情之感，遂作文为其辩诬。《辽史》中对王鼎的记载证明王鼎有写作《焚椒录》的才能和动机，该文应为其所作。
（二）《焚椒录序》阐述了作《焚椒录》原因
《焚椒录序》展示了王鼎作文的四个原因：其一、王鼎于咸太之际，伴道宗左右，对宣懿诬案有所了解。但南北面官为趋附权势而不顾真相，使宣懿皇后蒙受冤情，王鼎不满于颠倒黑白遂作文；其二、王鼎妻子的乳母的女儿蒙哥是辽代奸臣耶律乙辛的宠婢，她对于耶律乙辛的奸邪勾当所知甚详，此为提供人证；萧司徒即萧惟信告知王鼎事件始末，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其三、此时王鼎已被罢官流放镇州，背井离乡，触景伤怀，百感交集，生出对宣懿皇后同情之感；其四、为还原真相，记录真实历史，以备后世良史参照。以上四点显示王鼎作《焚椒录》有因，非凭空捏造。萧惟信其人为北院枢密副使，对平定重元之乱有功，赐竭忠定乱功臣。由“枢密使耶律乙辛谮废太子，中外知其冤，无敢言者，惟信数廷争，不得复”可知，萧惟信反对耶律乙辛集团而支持太子，他向王鼎“道其始末”应为第一手材料，具有可信性。
综上所述，《焚椒录》一书内容可信，它为研究宣懿诬案始末及其成因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笔者将其与《辽史》与《契丹国志》相结合，力求更为客观且深入地探究宣懿诬案的成因。
二、对宣懿诬案成因的探讨
王鼎在《焚椒录》中叙述导致萧观音之死的四个原因：“鼎观懿德之变，固皆成于乙辛，然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宫帐。其次则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祸之所由生也”，“然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 能诗’、‘ 善书’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则《十香词》安得诬出后乎？至于《怀古》一诗，则天实为之。而月食飞练先命之矣”。即：其一、宫廷制度不严明，允许伶官进入宫帐；其二、叛家家婢单登得以近侍左右，造谣生事；其三、萧观音本人喜好音乐、作诗与书法，其才艺成为政敌的把柄；其四、月食飞练的天命使然。王鼎分析萧观音之死的原因主要从客观上被奸人诬陷、主观上自身的性情和天命使然三个方面出发，但只见其表象，未见其本质。尤其“月食飞练先命”反映的天命观更是受时代的局限使然，也不排除是为了增加小说传奇性而编造的可能。历来学者论者对于萧观音之死的原因看法不一，笔者认为对该问题的分析应该从时代背景和萧道二人性格不合导致感情破裂两个方面着手。
（一）宣懿诬案发生的时代背景
宣懿诬案的发生主要有两大时代背景。其一、辽后妃参政由来已久。后妃参政自辽建国之初就一直延续，《辽史·卓行传》有载：“辽之共国任事，耶律、萧二族而已。”耶律皇族与萧氏后族通婚是辽制所定，后族的政治势力不可小觑，而后权与皇权的争夺也引发诸多矛盾。因为后族可参政，萧观音心系朝政，关心国家大事，向道宗皇帝上《谏猎疏》，致使道宗皇帝对其心生厌烦，这是二人感情破裂之源；其二、辽后期党争日益加剧。主要是以耶律乙辛为核心的社会中下层集团与代表传统势力的皇族、后族和其他世家大族组成的集团之间的权力争夺，而皇位继承问题是斗争的焦点。时至道宗，朝政腐败，奸臣当道，以皇族和后族世代执政的政治框架受到来自社会中下层集团的动摇。重元叛乱之后，道宗对于皇族和后族成员更是失去了信任感，而对出身卑微的耶律乙辛予以重用。耶律乙辛集团权势逐渐扩张，欲谋权篡位。为达目的需废太子而自立，为废太子则需先除皇后，而萧观音便成为这场政治争斗的牺牲品。宣懿诬案纠其根本原因在于萧观音于辽末党争中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二）萧观音性格以及道宗“性忌”加剧二人的矛盾，致使感情破裂
萧观音自小受汉文化熏陶，精通音律诗词，且“姿容端丽，为萧氏之首”，她的才貌双全使她拥有自信、刚正不阿的性格。她不加掩饰地指责重元之妃“贵家妇宜以庄临下，何临如此”，与重元妃结怨，是重元之乱发生的导火索。家婢单登曾是重元之婢，萧观音与其竞技并将她“遣直外别院”，由此被单登记恨。萧观音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善变通，致使她宫中结怨过多，身边之人的离心诬陷是她被诬致死的直接原因之一。她直言不讳上疏谏劝道宗应少田猎，对于道宗的沉迷于游玩田猎、疏于朝政的行为加以责备，身为君王的道宗皇帝难免产生厌烦心理。可见萧观音为人正直，但缺少温和体贴的性格，在劝谏道宗之时也未采取较为委婉的方式。道宗皇帝本人的昏庸在《辽史·道宗本纪》有载，道宗在位46年，曾远游出猎达200多次，为史之罕见。《辽史·耶律俨》载：“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萧观音上谏猎疏正好犯了道宗的“性忌”，道宗生性多疑，而契丹民族本身“国俗君臣尚猎”，这是契丹作为游牧民族和与汉族区别之所在。萧观音劝谏道宗少田猎明显是劝他放弃传统，改从汉制。这对于崇武的道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以致他可能认为萧观音限制他的游乐，轻视他的勇敢威武，因而心生不满。道宗轻信家婢和臣子的话，而对于朝夕相处的皇后却心存怀疑，并“使参知政事张孝杰与乙辛穷治之”，可见道宗自身的昏庸失察也是导致萧观音之死的直接原因之一。可以说萧观音之死同样是一场爱情悲剧。
三、结语
辽代史料匮乏，得以流传至今的辽代人著述仅四部，《焚椒录》作为这四部作品之一，弥足珍贵。其详细记载了宣懿诬案始末，收录了一代著名女诗人萧观音的作品，为研究辽道宗时期的政治制度、风俗人情、诗词音律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其内容可正《辽史》讹误并补其疏误，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非常突出。对该书真伪与否历来论者看法不同，而笔者认为其为真，它是对辽代史料不可或缺的补充。笔者深入挖掘《焚椒录》，是吸收借鉴非正史材料，以充分探讨宣懿诬案这一辽末重要政治事件的成因的有力尝试。
参考文献：
[1][辽]王鼎：《焚椒录》，续修四库全书本。
[2][元]脱脱：《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3][宋]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