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狄浦斯王》“歌队”中两种文化精神的博弈与妥协
摘要：本文将《俄狄浦斯王》歌队置于古希腊悲剧歌队的大的语境之下，发掘其在悲剧歌队发展史中的独特地位和深远意义。而回到该悲剧歌队本身，其所承载的两种文化精神的形式外化则体现在为悲剧目的的实现、悲剧家的道德评判标准，甚至包括该剧本身对传统悲剧中歌队的形式改造等诸多方面。而《俄狄浦斯王》歌队所以能取得无比深远的意义也正源于两种文学精神的博弈和妥协。这两种文化精神的博弈与妥协及其形式上的外化则是整个歌队乃至整部悲剧的主题所在。
关键词：《俄狄浦斯王》 歌队 文化精神
亚里士多德称“悲剧起源于狄苏朗勃斯歌队领队的即兴口诵”） 。而尼采也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古代传说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悲剧从悲剧歌队中产生，一开始仅仅是歌队，除了歌队什么都不是。”在由无序的颂酒神活动转化而来的悲剧诗人比赛中，城邦会免费为诗人提供歌队。故，毋庸置疑，歌队在古希腊悲剧中有着万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悲剧的发展史就是歌队的发展史。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尤其《俄狄浦斯王》中歌队的创新式实践对后世悲剧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巨大的。
尼采说，“关于歌队的难题，早已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在他的剧中，悲剧的醉境基础已经开始崩溃了，他再不敢相信托歌队来负担戏曲效果的主要任务；反之，他限制它的活动范围，以致歌队几乎与演员处于同等地位…歌队地位的改变，索福克勒斯无论如何是以实践来支持的。”
对于“十全十美”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歌队，狄德罗说：“然而，又有谁能看懂他的合唱队呢？……我们花了多少年的探索和钻研才领略到这些美妙之处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的歌队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转折点。
观照《俄狄浦斯王》悲剧本身，不难发现其对后世悲剧的巨大意义来源于其自身乃至整个古希腊悲剧的文学精神抑或是文化精神。众所周知，古希腊悲剧所关注的是人与神的关系。神的观念或者说是神主宰的命运的力量与人的智慧和力量一直在古希腊悲剧中持续博弈和相互妥协，正是这种博弈和妥协使得诗人创作的古希腊悲剧纷繁复杂且具有魅力。
笔者以《俄狄浦斯王》中歌队为例，浅显分析其体现出的两种文学精神的博弈和妥协。
众所周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悲剧的目的是“净化”，而实现“净化”的手段和前提是“怜悯”和“恐惧”。 而在这三个阶段中，歌队都是观众群的直接引导者。可以说没有歌队，这三个阶段就无法完成。而歌队在每一个阶段又都时时体现着神和人的博弈与妥协。
1，“怜悯”阶段。亚里士多德说：“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该遭受的厄运引起的。”[4]这是悲剧目的实现的第一个阶段或步骤。
人获得好运或遭受厄运，是由神主宰的，即使是一个现世的好人，也可能遭受厄运。如俄狄浦斯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有智慧，体恤臣民，为人正直。但是无论怎样他也无法摆脱命运的折磨。这样观众就对“好人”俄狄浦斯产生了怜悯。如此的“好人”怎么能受到厄运的惩罚呢？歌队开始怀疑，没错，他们开始怀疑的正是“神”。而他们对于“人”又无法彻底的信任，于是当先知指出俄狄浦斯王就是杀父凶手时，歌队带领着观众开始了疑惑：
“那先知的聪明非常，非常地使我烦恼，我不能同意，也不能承认；不知说什么好！我心里忧虑，对现在和未来的事都看不清。”
歌队体现的人神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充分体现出来。歌队甚至大胆的唱到：
“如果这神示不应验，不给大家看清楚，那么我就不诚心诚意去朝拜大地中央不可侵犯的神殿，不去朝拜奥林匹亚和阿拜的庙宇。”
对于神，歌队是无法完全不信任的。当神惩罚了好人，歌队博弈和妥协出的结果是“不诚心诚意去朝拜”。
另外在这个怜悯的产生过程中，歌队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苦难啊，叫人看了害怕！我所看见的最可怕的苦难啊！可怜的人，是什么疯狂缠扰着你？是哪一位神跳得比最远的跳跃还远，落到了你这不幸的生命上。”
“有谁的身世听起来比你的可怜，有谁在凶恶的灾祸中，在苦难中遭遇着人生的变迁？比你可怜？”
在所有的谜团揭开以后，歌队发出了痛彻心扉的感叹，将观众的“怜悯”带到了极致。
歌队引导对人类的灾难产生怜悯，更引导对好人产生怜悯，而在索福克勒斯笔下，神又打破了好人好报，歌队对神产生了怀疑，而又仅仅止于怀疑，人又无法反抗命运，即使是“不诚心诚意”，也还是会去朝拜。人神的博弈使得歌队内心痛苦不堪，而越是浓郁、强烈的痛苦，越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俄狄浦斯王》这种震撼人心的怜悯正可以归结于人神的博弈。
2、“恐惧”阶段。 “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观众从舞台上所看到的那种遭受厄运的人物，往往是与自己十分相近（或相似），他（她）首先是好人，而且必然有缺点（过失）。正因为剧中人与自己十分相似，所以当观众看到舞台上的悲剧人物遭受苦难时，一种害怕类似的厄运有朝一日也有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心理油然而生。”俄狄浦斯王的过失是由“神”主导的，并且他自己没有办法避免，这就更加加剧了观众的恐惧，因为神的主宰无法猜测，且无法回避。
人的力量和神的主宰再次开始博弈，并在歌队中体现出来。由于恐惧类似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观众会站在俄狄浦斯王的立场上，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站在人的立场上，将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的不可饶恕的过失掩盖掉，然后沉浸在“人”身上。而此时，歌队却去引导、提示观众去不能忽视这个过错：
“不幸的人哪，你父亲播种的土地怎能够，怎能够一声不响，容许你播种了这么久？”
观众心中深深的伦理观念，被歌队所提示，不论他俄狄浦斯王多么值得可怜，他所犯下的乱伦行径不可原谅，罪无可恕！
对俄狄浦斯王从怜悯到控诉，怜悯出自人而控诉出自对神的主宰力量的观照。诗人索福克勒斯或者说歌队无法完全放弃神，虽然俄狄浦斯王万分无辜，对他产生怜悯就已足够，但歌队或者诗人不能接受观众因“恐惧”而过分“怜悯”俄狄浦斯王。
在《俄狄浦斯王》完成“恐惧”的阶段，歌队没有忘记人的无辜，更没有忽视神的主宰。两者的共存，是人神在歌队心中或者在诗人心中的又一次博弈和相互妥协。而结果和形式外化就是歌队在“恐惧”阶段的现状。
3，“净化”阶段。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是这种感情得到净化。”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净化作用，除了给人以审美快感以外，同时还有以此进行道德意义上的教育作用。本文着重讨论后者。
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要考虑到“满足我们的道德感”。即悲剧人物能引起怜悯和恐惧是在一定的道德规范的前提之下的。俄狄浦斯王能被观众怜悯是出于他的“无知”，对神谕的无知，出于他的父亲已经做了努力而仍旧无法归避悲剧。如果俄狄浦斯王知道自己所娶的是自己的母亲，甚至他的父亲不将他抛弃任由其发展，观众都会认为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即使是出于无知，歌队对俄狄浦斯王的态度还是很坚定的：“愿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不管是出自任何原因，对道德标准的破坏是无法令歌队忍受的，这也是诗人索福克勒斯的道德选择。
这种道德选择，来源于对神的敬畏，没有人敢说神谕是不合理的，敢说神不应该惩罚一个俄狄浦斯王般的“好人”。诗人和歌队还有所有古希腊人对于神是不会纠错的，只能把悲剧的原因归结到道德上来：无论何种原因，破坏了道德标准就是罪有应得。
无法背板神，人又确实无辜。两者的博弈在诗人和歌队内心中最终妥协成上述的道德标准。
此外，在全剧退场时，歌对告诫说：
“当我们等着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时候，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还没有得到痛苦的解脱之前。”
凡人一生的幸福始终是在神的手里的。对于不幸的人我们可以产生怜悯，对于神我们可以有时产生怀疑。可最终还是必须选择神，服从神。这才是全剧的主旨。
而这种“服从神”、“怜悯不幸人”的道德标准，正是诗人和歌队想通过《俄狄浦斯王》带来的道德意义上的“净化”作用。在道德选择的“净化”过程中，悲剧家和观众都进行了一次人和神的博弈和妥协。
《俄狄浦斯王》不止在歌队所演唱的内容中体现了人神对抗，歌队的外在形式和变化同样体现了这一点。
《俄狄浦斯王》中歌队相比与以前悲剧的歌队来说，变化是歌队人数增加至三人，而且歌队作为角色进入了舞台当中，推动人物情节的发展。在索福克勒斯之前，“悲剧‘缓慢地’成长起来，歌队当然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并且在悲剧的演出过程之中，自始至终在场。”然而这种在场似乎是隐形的，似乎是以神的身份俯视人间。在演员的生活中看不到歌队。
而《俄狄浦斯王》中歌队“真正”走进了“人”，与舞台上的人发生了交流，这不得不说是神与人在诗人心中的地位的博弈的结果。观众的心里，也不再漂浮着一个或一堆神，而在舞台上看到的是一群人。
歌队起源于对酒神的颂扬，在没有加入演员之前，可以说舞台上只有酒神一个主角。而自从舞台上开始加入演员，索福克勒斯甚至加到三个演员，表现人的比例越来越大。舞台也成为表现“人和人之间”的舞台。而作为神的最后一道防线，歌队在和《俄狄浦斯王》中的接触中使得人的舞台表现比例得到更大增长。
歌队出现了如此的变化，是人神博弈的结果，也是两者妥协的结果。悲剧始终是人神交流的工具。当一方占据了主导，就不能称之为悲剧。最初只有歌队的颂歌不能称之悲剧，而后来代表神性的歌队的消失，悲剧也从此不再是悲剧。所以尼采认为，索福克勒斯对歌队的变动是导致悲剧走向覆灭的第一步。
反过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缺少了人和神的博弈和相互妥协，才是使悲剧真正走向灭亡的原因.
参考文献：
[1]、[4] 亚里士多德 诗学[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 尼采 悲剧的诞生 [M]. 译林出版社，2007：43-89.
[3] 转引自 李兵·此曲品应天上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3（6）
[5] 罗念生全集第2卷：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 [M].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宋梦晨，男，1991.11，山东滨州人，重庆大学本科在读
